——羅伯特·斯滕伯格，《智慧、智力、創造力》，2003b 我非常認同本章引言中羅伯特·斯滕伯格的觀點。當前，“智力即認知能力的總和”這種觀點大行其道，讓我們錯失了一些重要資訊。10年前，我提出了“理性障礙”這個概念，希望引起大家對智力測試所忽視的重要認知領域（理性思維）的重視。智力測試無法全面衡量人類能力，這個觀點並不新鮮，廣義智力理論家近些年一直在關注這個問題[1]。在一定程度上， 我是“停止高估MAMBIT（智力測試測量的心智慧力）批評家陣營”中的一員。但是，我迎戰 MAMBIT的策略與陣營中的其他盟友不同。比如霍華德·加德納和羅伯特·斯滕伯格[2]，他們試圖拓展智力這一概念的內涵（提出了實操智力、身體運動智力等），以此來說明MAMBIT 並非智力的全貌。雖然我贊同這些批評家的部分目標，但我認為他們挑戰傳統智力理論的策略是錯誤的，原因如下。 智力的概念與內涵在廣義理論家的“鼓吹”下越來越豐富。之所以稱之為“鼓吹”，是因為他們將智力測試沒有涉及的能力也統統劃入“智力”的概念內涵中。當前最流行的做法是： 在“智力”二字前加一個形容詞，這樣就把新提出的智力概念與傳統的“智力”區分開來了。比如，斯滕伯格和加德納作為廣義智力理論家的代表性人物，他們提出了實踐智力、創造性智力、人際智力、身體運動智力等概念。按照他們的說法，“智力”的意思就是“擅長某一領域”。例如，在斯滕伯格看來，高實踐智力可以理解為擅長實踐操作；高身體運動智力是指在身體運動領域有上佳的表現。“智力”這個詞實則成了花架子。然而，他們的這種做法只不過給原本就存疑的領域加了一個狀態定語。換句話說，可以這樣來理解他們的做法：智力是一種寶貴的特質，我們希望身體運動天賦也升級為一種寶貴的特質。將“智力”和“身體運動天賦”融合在一起，變成了“身體運動智力”，這樣一來，可以給“身體運動天賦”增值不少。這也是教育者們如此熱衷於“多元智力”理念的重要原因之一。教育者們看重的並非是這種理念的科學價值，而是把它用作一種激勵工具向世人宣告：“每個人都是某個領域的天才！”同理，提出“情緒智力”和“社會智力”概念也是基於相似的考量[3]。 這種策略卻帶來一些意料之外卻又極具諷刺意味的後果，而這些後果的重要性尚未被充分認識到。將不同的心理元素冠以相同的名稱，其實是在為廣義智力理論家的批評物件搖旗吶喊，反而助長了MAMBIT的志氣。在某種意義上說，廣義智力理論家正在做的事情打破了結構效度的規則，違背了基本的常識：有著相同名字的概念應該歸於一類。如果這些心理屬性具有本質性區別，我們希望強調它們的獨立性和差異性，那麼，就不應該將它們統統稱為“某某智力”。廣義智力理論家致力於將智力從智力概念中分離開來，只將其作為一種重要的認知品質（其他重要的認知品質還包括空間能力、創造力、操作能力等），但是，由於他們自己對“智力”概念的濫用，使得這一目標越來越難以實現。人們會不斷地提出各類研究假設，聲稱MAMBIT與很多認知能力有關係[4]。 廣義智力理論家的目標是區分“智力”與“智力測驗所測量的智力”之間的不同，並削減後者的影響力。然而，透過不斷地鼓吹“智力”概念，並將“智力”與越來越多的心理活動和行為聯絡起來，廣義智力理論家成功地向著自己目標的反方向一路狂奔。如果“智力”的概念不斷擴張，那麼與“智力”相關的概念勢必會跟著膨脹起來。心理測驗100餘年的積累與發展，成就了一個簡單的歷史事實，即與“智力”關係最為密切的非“智力測驗評估的智力”莫屬。 [1] 廣義智力理論包括日常用語中“智力”二字所包含的所有心智功能，而不僅限於智力測驗所測量的範疇（Ceci，1996；Gardner，1983，2006a；Perkins，1995； Sternberg，1985，1988，1997a，2003b）。與之相對應，狹義智力理論把智力概念的範疇限定於智力測驗評估的心理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狹義智力和廣義智力並非是二元對立的，主要原因在於學者對廣義智力的概念尚存分歧。比如，加德納（1999）曾經說過：“我和斯滕伯格對現有的智力理論都持批評態度，但我們就智力理論未來的理論發展方向並未達成共識。” [2] 例如，斯滕伯格認為要打破社會對MAMBIT的過度關注（1988，1997a，2003b），我非常認同他的觀點。但是，我們為了達到該目標所採取的策略完全不同。他提倡透過擴充套件“智力”概念內涵的方式以降低社會公眾對MAMBIT的重視度，而我的觀點是將“智力”的概念內涵限定於智力測試所評估的能力範圍內，以此來突出那些在大眾心理學中本已存在的概念，防止他們被忽視甚至消失。由於我們兩個人對傳統智力概念的批判策略存在本質性差異，因此，我們對智力的概念內涵依然存在爭議（Stanovich，1993a，1993b，1994b； Sternberg，1993，1994）。然而，斯滕伯格提出的實踐性智力、創造性智力和智慧等概念與我強調的“理性”概念所涉及的心智屬性有很多重合之處（參見Stanovich，2001b； Sternberg，2001，2003b）。認知心理學家的關注點一直以來只聚焦於演算法心智，直至近期才開始稍稍垂青反省心智。包括斯滕伯格在內的少數心理學家（例如Ackerman and Heggestad，1997；Baron，1982，1985；Keating，1990；Moshman，1994，2004； Perkins，1995；Perkins，Jay，and Tishman，1993；Perkins and Ritchhart，2004； Stanovich，1999）強調“思維傾向”的概念（Sternberg，1997c；Sternberg and Grigorenko，1997；Sternberg and Ruzgis，1994）。總的來說，心理測量工具（比如智力測試）只對認知能力進行了評估，而忽視了對認知風格、思維傾向和智慧等進行評估。巴倫 （Baron，1988）提出，由於智力測試忽視了對思維傾向的測量，因此智商的概念“扭曲了人們對思維的理解，使人們認為影響優質思維的決定性因素是能力。這種態度導致了對一般性思維傾向的忽視”。斯滕伯格在自己的論著中也多次提到類似的觀點（例如，Sternberg，1997c，2001，2003b）。 [3] 將智力概念作為動機性工具的做法參見貝萊德、克萊恩和威林厄姆的著述 （Bereiter，2002；Klein，1997；Willingha，2004）。社會智力、情緒智力和實踐智力等概念的一致性在很多文獻中依然存在爭論（Brody，2003，2004； Cherness，Extein，Goleman，and Weissberg，2006；Gardner and Moran，2006； Goleman，1995，2006；Keating，1978；Kihlstrom and Cantor，2000； Klein，1997，2003；Matthew et al.，2002；Sternberg，2003a，2006； Visser，Ashton，and Vernon，2006；Waterhouse，2006）。 [4] 當然，加德納（1983，1999）的初衷並非如此，他關注的是不同“智力”之間的差異性與獨立性，比如邏輯數學智力高的人，並不意味著他的音樂智力也高。加德納（1999）還強調了智力的不可替代性，一種優勢智力並不能彌補另一種智力的不足。不過，威靈厄姆 （Willingham，2004）認為，加德納提出的多元“智力”理論所收到的成效，恰恰與他的目的適得其反。“有些讀者會認為，不同的智力之間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互換的。這種看法完全可以理解。試想，沒有人會期望一個音樂天才也擅長數學。當我們提到有音樂天賦的孩子時，對他在數學方面的要求自然就低了很多，認為他在數學方面的缺陷可以被音樂天分彌補。不管是數學還是音樂，它們都是‘智力’嘛。”（Willingham，2004）
智力霸權主義在霍華德·加德納提出多元智力理論之初，他曾經考慮過使用“技能”或“能力”這些概念。 但是，他認為“這些概念都潛存著各種各樣的問題。最終，我邁出了大膽的一步，從心理學領域選擇了一個已存在的概念，並從多個不同的方向對這個概念進行拓展……我提議擴大‘智力’概念的範疇，納入一些之前不在其內的人類能力”（1999）。與加德納類似，羅伯特·斯滕伯格認為：“是時候拓展我們對‘聰明’二字內涵的認識了”（2003）。顯而易見，兩位學者的目的都在於重視MAMBIT（智力測試所評估的心智）之外的人類認知能力。同許多廣義智力理論家一樣[1]，我非常支援他們的目標。但是，我搞不懂為什麼要將人類認知的所有方面都貼上“智力”的標籤，尤其是那些原本就有標籤（包括民間的或科學的）的認知領域（如理性、創造性、智慧、批判性思維、思想開明、自省、明察秋毫）。 斯滕伯格、加德納和我一直致力於抨擊社會和學界對MAMBIT的神化。然而，如果當前這種將每一個積極認知特質都與“智力”聯絡起來的趨勢繼續發展下去的話，只會不斷地給 MAMBIT的神化過程添磚加瓦。讓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實驗。試想，如果有人反對在評價汽車時太過於強調馬力這一指標的做法，於是，為了降低“馬力”這一概念的重要性和受重視程度，他們提出了制動馬力、轉彎馬力、緩和馬力等一系列概念來描述汽車的特性。請問，這種策略可以讓人們在評估一輛汽車的效能時，忽視發動機功率的重要性嗎？我認為不行。反而，這種做法會使得本來希望被低估的特徵得到更多的重視。當我們提及“好車的特徵”時， 人們會關注馬力值，表示重視汽車的發動機動力。同理，當人們說起“卓越認知”時，智力概念的頻繁使用會催化MAMBIT的神化過程[2]。 透過教育的方式培養認知特質的努力與嘗試會受到這種策略的阻礙。例如，批判性思維這項重要認知技能就消逝在“智力”的廣義概念框架中。假設“智力”概念繼續不斷擴張，批判性思維或者理性判斷都將成為智力的一部分。智力測驗的開發者們將受益於廣義的“智力”概念，因為人們不斷地將“智力”的廣義概念與智力測驗聯絡在一起。這些測驗帶著“智力”的標籤，測驗的開發者也不反對將智力測驗與廣義智力概念聯絡起來。例如，大衛·韋克斯勒
（David Wechsler）在他的書中肆無忌憚地將智力定義為“個體執行有意行為，進行理性思考，以及有效應對環境的整體能力或能力集合體”（1958），並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他開發的智力測驗。然而，這個韋克斯勒智力測驗根本沒有測量他提出的這些能力！ [1] 廣義智力理論家的觀點彼此之間並不相容，這一點我已反覆強調過了。例如，有些廣義理論家提出了創新智力、道德智力和情緒智力等多種“智力”，加德納（1999）對此不以為然，拒絕接受這些概念。他還向其他的廣義智力理論家提出警告：“我們不能‘綁架’智力二字，使它無所不包，以致其成為心理測量學領域中的‘聖盃’。”然而，事實上，如果我們彙總一下不同的廣義智力理論家所提出的多種理論中涉及的所有“智力”，我們會發現，在“智力”這把大傘下幾乎涵蓋了所有的心理活動。智力實則成為“所有的大腦活動”，成了一個大而空洞的概念。 [2] 廣義智力理論家也許會認為我的比喻欠妥當，不同智力之間的相關度遠遠高於汽車效能之間的相關。而我認為，目前還沒有充足的資料可以支援上述說法，（Klein，1997； Willingham，2004），即使有資料可以證明不同智力之間的確存在高度相關，我也不認為這會從本質上削弱我所提出的論點。當加德納（1999）提出“從認知角度來說，我提出了一種全新定義人類本性的方式”這一觀點的時候，他就在給“智力”概念新增砝碼，與此同時，也惠及了與智力關係密切的MAMBIT和智力測試。
另闢蹊徑：用理性障礙馴服智力概念與廣義理論家不同，我認為應該區分出MAMBIT可以評估測量的內容，給它們貼上“智力”的標籤，並且嚴格限制智力概念的適用範圍。針對大眾心理學領域智力概念被濫用的現象，我們可以告知非專業民眾，有更為合適、準確的專業名詞和日常用語可以用來描述生活中涉及的某些認知功能。並且，這些概念也有相應的測量工具。智力測驗在短時間內不會發生任何改變[1]，這一事實讓智力測驗的批評者們痛心疾首。不過，我們的策略恰好可以利用這一點。只要給各種測試貼上“智力”的標籤，那麼MAMBIT將永遠統治大眾心理學領域中的智力概念，這一點是不容忽視的。 與加德納、斯滕伯格等人的做法相反，我的策略是在心理學學科中為“理性”謀求一席之地，希望以此來對抗智力概念。我之所以提出理性障礙的概念，是為了阻止智力概念把“理性”也吞噬掉，因為在智力測驗中全然沒有評估理性。關於理性行為和信念形成，兩者都有學界共識的操作化概念，MAMBIT也是如此。由於理性與MAMBIT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因此，將它們融合在一起沒有任何科學意義。相反，對不同的概念進行區分辨別，正是取得科學進步的重要途徑。理性障礙的出現及高發生率，充分說明了“好東西”並非總是與MAMBIT 有關。 智力的廣義概念在不同領域中不斷擴張。造成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在於，有些人希望可以透過這種方式打擊智力測驗的價值和威望。這種“稀釋策略”透過拓展智力概念的方式，淡化智力測驗的重要性，使得它看起來只是龐大智力概念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但是，把許多有價值的積極概念丟到智力中，並不能成功地切斷智力與智力測驗之間的聯絡。原因如下：首先，過去一百多年來，MAMBIT都與智力概念緊緊地繫結在一起，這種濃厚的歷史血脈關係不會說斷就斷；其次，在廣義的智力概念中，MAMBIT是最容易被測量的部分。無論概念的內涵有多麼豐富，最可測的部分最終會獲得最大的影響力，進而統治智力概念。 如果我的猜想是對的，廣義理論家的這種策略會帶來極為糟糕的後果——智力概念將具有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因為廣義理論家把智力跟很多有價值的概念聯絡到了一起）。因為 MAMBIT與智力概念關係密切，它的價值也將隨之膨脹。更為重要的是，理性的概念也許就將壽終正寢，因為它沒有從智力概念中剝離出來，而是與智力合併在了一起。終有一日，理性將迷失在宏大的智力概念中。這樣一來，也沒有必要對理性進行評估了，因為它的語義空間已經被智力的廣義概念所吞噬。屆時，再去強調MAMBIT不能對理性進行評估，將難上加難。雖然多數人都認同智力測驗無法評估所有心理能力，但從人們的言行來看，卻好像完全無視這一事實。如果認為理性與智力不是同一體，當聰明人做蠢事時，為何人們會如此驚訝呢？理性障礙概念（實證證據表明，理性障礙絕非鳳毛麟角）的提出，應該可以減少人們面對此類事件時的驚訝。理性障礙建立了新的概念空間，使得人們能夠對理性信念形成及理性行動的能力進行評估，而這種能力的重要性絕不遜色於MAMBIT。 [1] 此處，我忍不住寫一些“內行評論”。過去幾十年來，心理學領域一直受到臨床訓練課程的拖累，一邊大聲尖叫一邊拖拖拉拉地被拽進科學世界（Dawes，1994； Lilienfeld，2007）。我想請廣義智力理論的支持者想象這樣一幅場景：在不久的將來，學生在學習如何施測韋氏量表時，他們的臨床導師叮囑他們：“大家請記住，千萬不要把這個測驗稱為‘智力測驗’，而是要稱它為邏輯語言能力測驗或是分析能力測驗。”上述情境有可能發生嗎？由於智力測驗在臨床心理學領域的影響力太過根深蒂固，“智力”一詞根本不可能與 MAMBIT脫離關係。除了從心理測量學領域對這個問題進行思考之外，我們還應該考慮到臨床心理學中使用“智力”一詞的巨大慣性力量。
MAMBIT：沒有司機的大腦引擎我認為應該將智力的概念內涵限定在MAMBIT所能測量的範圍之內，這種觀點對於資深心理學家來說並不陌生。他們會認為，這不就是把博林（E.G.Boring）提出的那個聲名狼藉的觀點換個說法重述一遍嗎？有些人可能會因此而反對我的提議。博林認為，我們應該根據智力測驗的測量範圍來定義智力。由於他所處的年代（1923年）沒有人知道智力測驗能測量什麼，因此，博林的觀點一經提出立即招來一片抗議的聲音。正因如此，博林對智力的定義實際上陷入了自證迴圈。現如今的情況與當時大不相同。我們現在已經從資訊加工和認知神經科學的視角，對智力測驗的測量內容有了更為深入的瞭解。 與一些批評傳統智力概念的觀點不同，在探討智力測驗和（狹義）智力概念所發生的變化時，我認為應該考慮到心理測量學研究的發展慣性。在科學哲學家看來，傳統智力是一個不斷發展進步的研究領域。種種跡象表明，傳統研究正規化如同庖丁解牛一般分解了人類智力。[1]首先，智力研究領域對流體智力和晶體智力的區分達成了共識。隨後，許多研究都試圖揭示流體智力的認知子成分。現在，我們已經知曉流體智力（Gf）與工作記憶容量之間存在許多重疊之處[2]，工作記憶的計算功能也在同時期得到驗證。最為關鍵的發現是：工作記憶任務的研究發現，人類的中央認知功能是認知去耦，即次級表徵的操控能力，而次級表徵並非像初級表徵那樣，以一一對應的方式解讀外部世界。 認知去耦是導致個體一般智力產生差異的關鍵認知操作，加之在模擬和假設性思維方面的重要作用，決定了它的關鍵性地位。傳統的智力測驗以及MAMBIT匯聚於心理生活的重要方面，它們是一系列科學研究成果的代表，在恰當、重要的節點上逐步對智力進行分解[3]。 我不希望弱化認知去耦的重要性，這是MAMBIT中造成個體差異的主要部分。去耦操作幫助我們執行認知改革：它評估信念，批判欲求。然而，這些測試所評估的認知去耦能力依然隸屬於演算法心智。這些方法並非評估個體參與去耦操作的典型操作；不評估反省心智使用去耦能力進行認知自我批評的傾向性；也不評估個體在問題解決時使用假設性思維的傾向。
擁有認知去耦能力並不意味著這個人也可以產生理性的想法，做出理性的行為。當我們對流體智力（Gf）進行測量時，就好比是對汽車引擎進行了充分評估，卻絲毫沒有考察駕駛員的水平如何。 [1] 我提出“種種跡象表明，傳統研究正規化如同庖丁解牛一般分解了人類智力”，這並非是在否認加德納（1983，1999）的以下觀點：“也許還有其他分解人類智力的方式，卻被研究者所忽視了；我們目前僅僅強調了傳統研究正規化所取得的進展。”此處，我所關注的是智力心理測量學領域中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個體差異。認知科學家在分析個體在特定任務上的表現時，他們往往會聚焦於研究資訊加工過程，而心理測量學家則關注於能夠導致個體差異的心理操作。當一位心理測量學家說：“加工過程X是完成任務Z的關鍵步驟。”他/她的意思並非是說探索過程X是理解任務Z的關鍵所在，而是個體在完成任務Z時的表現差異，主要源於在過程X上的差異。完成任務Z也許需要若干個資訊加工操作，但是，沒有產生個體差異的操作不是心理測量學家的關注重點。 [2] 並非100%的重疊，結構方程模型中的迴歸加權係數是0.7～0.8。 （Kane，Hambrick，and Conway，2005） [3] 對於心理學初學者來說，在學習智力理論時可能會對這一結論感到費解。心理學導論教科書會介紹廣義智力理論和狹義智力理論之間的論戰，教材中的觀點通常會傾向於前者。在智力相關章節中，教材還會寫道“對智力這樣一個如此複雜的心理概念進行測量是何其困難的事情。”這種做法似乎有些前後矛盾。狹義智力概念其實很容易測量，廣義智力才是評估的難點所在。如果僅關注個體的資訊加工能力，我們不僅有量表、實驗室測量方法，還有非常精確的MAMBIT指標，在這種情況下，狹義智力概念由於其穩定、可靠的結構而更受青睞。
智力被誤讀為適應智力的廣義概念具有強烈的帝國主義傾向，其代表性特徵是強調智力是“對環境的適應”（援引韋克斯勒的原話）。這種定義把工具理性也劃撥到了智力的概念範疇中。將智力定義為“適應環境”，而最廣為人知的韋氏智力測驗卻並未對理性進行測量，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做法著實令人困惑。 弗林效應是智力研究領域中的一個有趣現象，在圍繞著該效應的激烈討論中，這種困惑體現得尤為明顯。20年前，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對標準化智力測驗的結果進行系統分析後發現，人類的智力測試得分在過去幾十年呈顯著上升趨勢。自19世紀30年代開始， 智力測試的成績平均每10年提升3個百分點。相較於晶體智力，流體智力的增幅更大。受美國心理學會委託，由認知心理學家烏爾裡克·奈瑟（Ulric Neisser）主編了一本從不同角度解釋弗林效應的書。書中提到可能導致弗林現象的原因包括：營養、程式化、學校教育、電視、學前家庭環境等[1]。弗林本人也參與了本書的編寫，他對心理學家們提出的各種原因不置可否。他認為，智力測驗所表現出來的智力提升是一種“假象”。簡而言之，他認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人類的智力測驗成績提升了，但智力水平並未發生改變。弗林指出，真正的智力增加會帶來文化繁榮，而現實似乎並非如此。在過去幾十年中，偉大發明的增長速度非但沒有增加，反而有所減少，世界名人錄上的偉大科學家也並沒有驟增。 弗林期望MAMBIT分數的增加能夠帶來發明增長、科學家數量激增，這種想法是不切實際的。智力測驗沒有評估人類的理性或創造力，而理性和創造力恰恰是“文化繁榮”所必需的要素。實際上，弗林也多多少少接納了智力概念的環境適應論，而MAMBIT並未達到全面評估人類適應環境能力的要求。因此，很多人認為弗林效應是悖論（智商增長與社會成就不匹配）。不過在我看來，智商成績的增長與社會成就不匹配並不矛盾。大眾普遍認為智力的概念包括環境適應，但智力測試沒有評估個體的環境適應能力。如果上述關係未能釐清，人就很容易因弗林現象而感到困惑。智力測試評估的是認知去耦能力，不可否認這種心智技能非常重要，但是，它只不過是理性思維和行為所必需的三個要素之一。另外兩個要素是心智程式和思維傾向，這兩點才是滋養理性思維的溫床。弗林效應被認為是一個未解之謎，這種看法足以證明把智力測驗範疇之外的領域也納入到智力概念中，企圖擴充套件智力的概念以“去神化”智力概念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 [1] 更多關於弗林效應的介紹，請參見：Flynn，1984，1987，2007；Neisser，1998。我自己對弗林效應的看法是，教育和現代化增加了去語境化的思維方式，另外，語言也被用作一種去耦化工具（Evans and Over，2004）。這些機制透過增加心智程式（比如短時記憶中的複述策略）的自動化程度，使其操作時佔用更少的認知資源，進而提升心智程式增加演算法心智功能，尤其是去耦化操作的功能。在Neissa這一章中，斯庫勒（Schooler，1998）對相似的假說進行了探索（參見Greenfield，1998；Williams，1998）。有趣的是，在一本近期出版的書中，弗林（Flynn，2007）修改了他早期提出的觀點，認為人類智商的提升是真實存在的，這種提高是科學思維傳播使得假設性思維習慣化的結果。
神化智力概念的陰暗面神化智力會導致不合乎情理的道德後果：人們會在不知不覺中詆譭MAMBIT低分者的尊嚴。說起這段詆譭的歷史，可追溯到心理測量學的誕生之初。弗蘭西斯·高爾頓爵士（Sir Francis Galton）認為低智商個體無法感知到痛苦，他曾說過：“傻瓜的辨別能力非常低，他們不能區分冷與熱。有些人的痛覺遲鈍，有些人甚至都不知道痛為何物。在他們愚鈍的生活中，痛苦對於他們來說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這些傻子會把痛苦當作驚喜去接受。” 時至現代社會，對低智商群體的誹謗依然屢見不鮮，只不過呈現方式更為溫和微妙罷了。2004年，作家邁克爾·丹東尼奧（Michael D扐ntonio）出版了一本題為《州立學校男孩的叛亂》的書，該書講述了招收精神類殘障兒童的沃爾特E.費納德學校虐待學生的醜聞，以及該校的一群男學生與非人道療法抗爭的故事。令人深感不安的是，針對這本書的評論大多聚焦於那些被誤診的正常智商兒童。紐約時報的述評專欄（2004年6月27日）曾發表了一篇題為《折翼天使的分類賬：20世紀50年代發生在學校中的低能兒童誤診與虐待》的評論文章。看到這樣的題目讓我不禁想問問這位作者，為何將“誤診”與“虐待”相提並論？兩者之間有何關係？此處的潛臺詞是說，那些被“正確診斷”的低能兒受到虐待就不是人間悲劇了嗎？ 就是理所當然可以發生的事情嗎？智力神化的陰暗面在讀者對此書的反饋中展現無遺。 羅伯特·斯滕伯格注意到了人們會“將智力測驗分數與個人價值混為一談的歷史傾向”（2003b）。在現代社會中，此類傾向並未消失，而是改頭換面之後以不同形式粉墨登場。斯滕伯格認為，智力被認為是預示個人價值的核心指標。神化智商以及詆譭低智商人群的思維傾向根深蒂固，絕大多數人希望自己擁有超高智商，而非卓越的生理條件或其他優秀心理品質。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三四十年間智力障礙的診斷病例減少了近一半，同時期，強調智商正常的診斷病例數量卻持續激增（例如學習障礙、多動症、艾斯伯格症等）[1]。造成這種轉變的原因主要是社會的變革和使用者至上主義對診斷分類的影響，以及學校、臨床醫師和父母引入的測量偏差。例如，很多父母更願意接受未貼有“低智商”標籤的診斷分類，全然不顧某些情緒和行為障礙通常會比輕度的智力障礙給生活帶來更多的困難和挑戰。內科醫生羅伯特·德隆（Robert DeLong）曾經說過：“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遇到過很多同時深受智力缺陷和行為障礙困擾的年輕人，最終對他們的生活產生關鍵性摧毀作用的往往不是智力發育缺陷，而是他們的行為問題。這種現象說明‘心智缺陷’的概念存在著本質性問題：智力能力（智力測試所測量的內容）並非是構成‘心智’生活的全部。”（2004） 德隆醫生的評論提示我們，接受廣義智力概念的後果可能會極具諷刺性意味。如果接受了智力的廣義概念，特別是以“適應”作為智力的區分標準的話，那麼，近些年來診斷率暴漲的很多障礙分類都要被重新審視。許多情緒障礙、行為障礙、多動症都應該被劃分為低智力，因為環境適應力差是這些障礙的標誌性特徵。如果智力的廣義理論家在幾十年前就有今朝的影響力，不知這些障礙分類還會不會像今天這樣流行？試想，如果大眾心理學根據多動症兒童的行為表現，把他定義為“智力低下”，普通民眾對此會作何反應呢？人們的回應可能是：我覺得多動症兒童和智力低下兒童之間好像“有些不同”。這樣的回答意味著什麼呢？這表明，大眾可以注意到MAMBIT的存在，並對其進行標籤化。正如在本章伊始提到的那樣， 科學證據表明，MAMBIT確實能夠對一些非常重要的心理操作進行評估篩選。但問題在於， 普羅大眾遠遠高估了這些量表評估出的心理操作。流體智力（Gf）只是一種心理機制，而非靈魂。 [1] 一旦涉及發病率，事情就變得複雜起來了（參見：Barbaresi et al.，2005； Friend，2005；Parsell，2004；Gernsbacher，Dawson，and Goldsmith，2005； Gordon，Lewandowski，and Keiser，1999；Kelman and Lester，1997；Lilienfeld and Arkowitz，2007）。此處，我想插入幾條額外的注意事項。第一，研究發現ADHD在一定程度上與低智商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相關（Barkley，1998），但是這些實證研究發現並未在網路上大規模普及，多數父母對此並不知情。第二，過度關注學習障礙患者群體中的高智商個案的輿論傾向有失公允。在學習障礙被正確診斷的前提下，高智商群體和低智商群體中的診斷率應該相差無幾（Stanovich，2005；Stuebing et al.，2002）。
民間心理學能夠區分智力與理性綜上所述，如果在對待“智力”二字時研究者的態度能更謹慎一些，不隨便給非智力（比如理性）概念貼上智力的標籤，不讓“智力”概念繼續膨脹，MAMBIT就會如很多智力研究者所期望的那樣持續貶值。民間心理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區分理性與智力的不同之處。並且， 在一定外力的協助下，民眾對這兩個概念的區分能力還有提升空間。 我之所以對民間心理學的區分能力充滿信心，源於多年前與理查德·韋斯特合作開展的一項研究。在研究中，我們讓被試寫下他們所理解的智力是什麼。具體的操作過程如下。 請談一談你們對以下問題的看法：當我們說一個人言行聰明時，意味著什麼？當你使用“智力”一詞時，請解釋一下你想表達的是什麼意思？聰明人思考和行為的特徵是什麼？ 隨後，我們又在學習過廣義智力理論的學生中施測同樣的問題，這些學生常常會把理性納入到智力概念範疇中。但是，如果在回答問題前，先讓被試回答幾個有關理性的問題，接下來的智力概念測試中，被試對智力範疇的定義就很少會包括理性了。比如，我們會問這樣的問題：“當我們說一個人思維和行為方式很理性時，具體是指什麼？當你使用‘理性’二字時，請解釋一下你想表達的是什麼意思？理性思考和行為的特徵是什麼？” 更有說服力的證據來自於問卷的第三部分。當被試分別對智力和理性給出個性化的定義之後（一半被試先回答智力的定義，另一半被試先回答理性的定義），要求他們回答智力和理性之間的差別。具體來說，他們需要回答如下問題：“理性和智力有沒有關係？請回答並做出解釋。”絕大多數被試都能夠發現兩者之間的不同，他們常常會提到在前面討論過的“聰明人做蠢事”現象（理性障礙）。以下摘選了幾個典型答案。 被試9：理性和智力肯定有一定程度的相關，它們定義的含義範疇有很多重合之處，兩者都包括推理或理性思考的能力。智力和理性通常相伴相生。理性的人通常是聰明人，但是，如果把這句話反過來說，就能發現兩者之間的差別了。例如，一個聰明人的行為有時是毫無理性可言的。在很多人看來，薩達姆·侯賽因就是一個非常聰明但不理性的人。理性和智力的表達方式也存在差異。個體的理性或非理性更多的是透過外顯行為表現出來，而非想法。 被試10：理性和智力可以說既有關係又沒有關係。我感覺一個人如果想理性地行動，那麼他必須具備一定水平的智力作保障。因為理性行為是由頭腦來控制的，智力在其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而我覺得兩者沒有關係的原因是幾乎所有的聰明人都會做出非理性行為。當聰明人被情緒所控制的時候，言行舉止就不經大腦了。 被試13：理性和智力在某些方面是關係密切的，不過，一個人可以非常理性但不聰明， 反之亦然。很多人的行事風格非常理性，但是，並不是每一個理性的人都十分聰慧。雖然他們有很強的推理、思維和行為能力，但他們在理解、知覺、處理資訊時也許會遇到困難（也就是說，他們也許不擅長學習，但有很多街頭智慧，善於解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另外，有很多聰明人很擅長理解、加工外在刺激和資訊，但他們的思維僵化，不能靈活地運用知識。我認為理性和智力肯定是不同的概念，但它們之間又有著一定的聯絡。 被試17：由於理性和智力都涉及推理能力和理解力，所以兩者之間關係密切。但是，我認為智力水平，或者說一個人獲取知識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與生俱來的，而理性則是可以習得的。隨著閱歷的增加，人們可以透過學習使自己的決策越來越趨於理性。我覺得聰明人可以更快地掌握理性思維和行動，從這個程度上來講，理性和智力之間是有關係的。如果一個人不夠聰明的話，他理解概念、經歷的方式都會有所不同。 被試30：理性與智力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兩者都要求個體具有多角度看待事物的能力，以及對事物進行分解並分析的能力。理性表現為在決策過程中絲毫不摻雜情緒化的因素。基於此，有些聰明人可能會時常做出不理性的行為。有些理性的人在做事時可以不受情緒的影響，但是他們也許對於決策結果的預見能力稍差。在某種意義上，理性和智力似乎相關，但在很多方面卻又十分不同。 這些答案表明，民間心理學可以覺察到理性障礙的存在，其標誌性訊號就是普通人也可以區分出智力與理性之間的差異。在我們的實驗中，由於前面提出的問題會引起被試對理性概念的特別關注，有可能會提高被試對理性與智力的分辨能力。不過這也恰恰是我要重點說明的問題。如果先誘導被試思考“理性”的概念（通常我們都不會立即想到這個概念），他們可以輕輕鬆鬆地區分出智力與理性的不同，但在解釋為何聰明人常做蠢事現象時會遇到一些困難。 行文至此，希望大家對本章題目“給智力概念瘦身”已形成了直觀認識。需要“瘦身”的是智力的概念內涵，即將所有重要的心理品質都整合到智力概念中，或是將備受推崇的積極心理品質附加到智力概念中的理論發展傾向。我們應該根據MAMBIT約束智力的定義範疇。透過壓縮智力的概念內涵，給那些由於智力測驗未涉及而備受輕視的心理品質（比如理性思維）留足發展空間。由於我們的文化一直以來都只關注智慧、智力這些概念，以至於其他同等重要的心理品質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理性障礙的發生原因正是由於這些心理品質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和發展。在接下來的幾章，我們將瞭解到理性障礙發生的原因，以及它為何如此普遍。簡而言之，我們將瞭解高智商無法對非理性行為和思維產生免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