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莉迪亞·法恩，《大腦裡的8個騙子》，2006 最近，我和同事理查德·韋斯特合作完成了一項研究。實驗中，我們給被試呈現了下列問題情境： 根據美國交通運輸部發布的一項綜合調查表明，某德國品牌汽車在交通事故中致對方駕駛員和乘客死亡的數量是其他品牌家用汽車的8倍。美國交通運輸部現正考慮對該德國品牌汽車頒佈銷售禁令。 被試閱讀完畢後，需要在“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量表上回答以下兩個問題：①你認為美國是否應該禁止銷售該德國品牌的汽車？②你認為美國是否應該允許該德國品牌的汽車像其他汽車一樣在美國的街道上行駛？結果發現，多數被試支援禁售該品牌的汽車——78.4% 的被試認為應該禁售這個品牌的汽車，73.7%的被試認為不應該允許該品牌的汽車上路行駛。 上述問題情境中所出現的統計數字是真實存在的，但是，這些資料並不屬於某德國品牌汽車，而是屬於福特探險者汽車[1]！對於在馬路上行駛的其他汽車而言，福特探險者是一款相當危險的交通工具。 實驗中的第一組被試需要對上述情境做出反應，即評估一款危險的德國汽車是否應該行駛在美國街道上。第二組被試面臨的是一個相似卻又截然不同的問題情境——評估是否應該讓一款危險的美國汽車行駛在德國街道上。 第二組被試看到的問題情境是這樣的： 根據德國交通運輸部的一項綜合調查表明，福特探險者汽車（Ford Explorer）在交通事故中致對方駕駛員和乘客死亡的數量是其他品牌家用汽車的8倍。現在，德國交通運輸部正考慮對福特探險者頒佈銷售禁令。 ①你認為德國是否應該禁止銷售福特探險者？②你認為德國是否應該允許福特探險者像其他汽車一樣在道路上行駛？ 被試在相同的“同意”或“不同意”程度量表上對這兩個問題進行作答，51.4%的被試認為德國應該禁售福特探險者，而有39.2%的被試認為探險者不能像其他汽車那樣自由地行駛在德國的馬路上。第二組被試支援危險的美國車在德國禁售的比例，遠遠低於第一組支援同樣危險的德國汽車在美國禁售的比例。 在該研究中所呈現的現象稱為“我方立場偏差”，也就是說，人們傾向於僅僅基於自我的視角對情境進行評價。在評估證據、道德評判、評價他人時，人們常常會受到偏向自己的立場偏差影響。比如，在上述案例中，美國被試認為，相對於在德國馬路上行駛的危險美國汽車，在美國行駛的危險德國汽車更應該受到禁令的制裁。 我方立場偏差是一種極為常見的現象，很多設計精妙的心理學研究都證實了這種現象的存在。德魯·威斯汀（Drew Westen）及其同事使用一個非常有趣的任務，研究了言行不一偵測過程中的我方偏差現象[2]。研究者要求被試閱讀一段講述某位政治人物言行不一的文字材料。例如，一段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發表的一篇關於安然公司（Enron）CEO肯·雷（Ken Lay）的宣告。該宣告是布什在2000年作為總統候選人時釋出的，他說：“首先，我想說明的是，肯·雷是我忠實的支持者。我非常欣賞這個男人。我與雷相識多年，他對我的競選給予了慷慨無私的支援。如果我能夠當選美國總統，我將會像CEO管理企業一樣去管理政府。在這方面，肯·雷和安然公司無疑為我樹立了一個優秀的榜樣。”閱讀完這段資料之後，研究者給被試呈現了布什總統近期做出的有關肯·雷的行為，事實是：“現如今，布什先生在任何場合都盡力避擴音及肯·雷先生，而安然公司更是成了燙手山芋，避之唯恐不及。”隨後，研究者要求被試在1~4級量表上對布什的言行一致程度進行評價，1表示強烈不同意布什言行不一，4表示強烈同意他言行不一。
研究中還有一些關於其他政治人物言行不一的事例。例如，實驗呈現給被試這樣一段文字材料：“1996年競選期間，約翰·凱瑞（John Kerry）告訴《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的記者，應該對社會保障系統進行大幅調整，國會應考慮提高退休年齡，並深入研究這一系列措施所能帶來的經濟益處。他在報道中說‘我知道這樣做將會招致很多人的反感，但是，解決這個問題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隨後，研究者給被試呈現了另外一段論點截然相反的資料。“今年，凱瑞在媒體見面會上聲稱，他絕不會減少老年人的福利或對福利徵稅，也不會提高合法領取社會保障金的年齡。”閱讀完這兩段資料後，研究者讓被試在同樣的1~4級量表上對約翰·凱瑞的言行不一致性程度進行評價。 在上述偵測言行不一的實驗正規化中，我方立場偏差的威力極強。被試的政治立場直接影響了他們能否檢出政客的言行不一。例如，對於布什總統言行一致性的評價，自我認同是民主黨成員的被試給出的評分均值是3.79（強烈同意布什的言行不一致），而自我認同是共和黨成員的被試給出的評分均值為2.16（認為布什的宣告與行為是基本一致的）。而對凱瑞的言行一致性評價，自我認同是共和黨成員的被試給出的平均分是3.55（強烈同意凱瑞的言行不一致），而自我認同是民主黨成員的被試給出的評分均值為2.60（對言行一致性持中性態度）。簡而言之，人們可以看到反對黨派的言行不一，而當自己支援的黨派出現同樣的問題時，卻如同一葉障目，察覺不到了。 人們不僅會心懷偏見地去評價已有的論據，有時還會帶著偏見去製造論據。我和同事瑪姬·託普萊克等人在一項研究中讓被試為一些公共政策同時尋求支援和反對的論據。結果發現，如果研究者指示被試要消除偏見，儘量平衡正反兩方，或者被試對某個論題事先沒有太過強烈的主觀立場（例如，是否應該允許個人出售自己的內臟器官），他們提供的正反兩方論據在質和量上都基本均衡。但是，當被試（大學生）對某問題有著明確、強烈的個人主張時（例如，大學學費應該上漲，高等教育成本全部由個人承擔），即使研究者在實驗過程中告訴被試要儘量避免已有立場偏見的影響，被試提供的己方論據仍然遠遠多於反方論據。 我方立場資訊加工不僅會損害我們客觀評價證據的能力，對我們產生證據的能力也有負面影響。在保羅·克萊辛斯基和他的同事合作完成的一系列研究中，研究者給被試呈現了一些有設計缺陷的假設性實驗，實驗得出的結論與被試之前的立場觀點有可能一致，也有可能不一致[3]。被試群體年齡跨度較大，涵蓋了各年齡段的成年人。隨後，研究者讓被試評價實驗設計中存在的缺陷（通常都是非常嚴重且明顯的缺陷）。此時，強大的我方立場偏差效應出現了——當實驗結論與被試之前的觀點立場不一致時，被試能夠發現更多的實驗缺陷，而當實驗結論與被試自己的觀點一致時，這些實驗設計缺陷彷彿忽然隱身了一般，被試看不到了。 從他人立場考慮問題是一件很耗費認知資源的事情，這一點我們早已熟知[4]。因此，人們不願意從他人立場出發去考慮問題也情有可原，我方立場資訊加工是認知吝嗇鬼的基本屬性。然而，採用我方立場資訊加工方式所需付出的代價，有時會超出我們的預期。我們沒有意識到，這竟是很多非理性想法和行為的根源所在。另外，擁有高智商並不能讓個體對我方立場資訊加工方式成功免疫，詳情請看下文分解。 [1] 更多相關交通事故資料，請參考NHTSA（美國交通部國家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委員會）官方網上公佈的檔案，網址為：http://www-nrd.nhtsa.dot.gov/pdf/nrd11/doT_hs_809194.pdf. [2] 我們的研究來自：Stanovich and West，2008a。威斯汀的研究來自： Western，Blagov，Kilts，and Hamann，2006。我們實驗室中還使用過其他類似的研究正規化（Stanovich and West，2007），相似的研究還有很多（Kunda，1990，1999； Mele，2003；Molden and Higgins，2005；Perkins，Farady，and Bushey，1991； Thagard，2006）。更多本章涉及的研究正規化，請參見巴倫等人的研究（Baron，1995； Macpherson and Stanovich，2007；Perkins，1985；Toplak and Stanovich，2003）。 [3] 更多使用實驗評估正規化的研究，請參考：Klaczynski，1997；Klaczynski and Gordon，1996；Klaczynski，Gordon，and Fauth，1997；Klaczynski and Lavallee，2005；Klaczynski and Robinson，2000；Macpherson and Stanovich，2007。教育心理學家狄安娜·庫恩設計了一套結構化訪談，以評估非正式推理過程中的我方立場偏差
（Kuhn，1991，1992，1993）。我們使用庫恩訪談的研究發表在2005年（S et al.，2005）。 [4] 更多關於他人立場資訊加工的研究，請參考吉爾伯特等人的文章 （Gilbert，Pelham，and Krull，1988）。泰伯等人發表了一篇綜合介紹我方立場資訊加工的文章（Taber and Lodge，2006）。
過度自信：關於我們知道的那些原本不知道的事情開始這一節之前，讓我們先來看幾個小測驗。請閱讀每個問題，並寫下一個數值區間， 確保你有九成的把握讓準確答案落在該區間內。 好了，現在請開始寫下你的答案： 1.我有九成的把握認為馬丁·路德·金去世時的年齡是_____歲到歲之間。 2.我有九成的把握認為舊約全書的總卷數在_____卷至_____卷之間。 3.我有九成的把握認為沃爾夫岡·阿瑪迪斯·莫扎特誕生於_____年到_____年之間。 4.我有九成的把握認為亞洲象的妊娠期是_____天至_____天。 5.我有九成的把握認為已知的海洋最深點是_____英尺[1]至_____英尺。 這些問題涉及認知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這裡，人人都是“我方立場資訊加工員”。該認知領域關注人們如何調控自己對已有信念的自信程度。心理學家使用一種稱為“知識標尺正規化”的實驗設計完成了大量研究[2]。在這種實驗正規化中，需要形成對知識自信度機率判斷的集合。毫無疑問，單一事件的機率判斷是無法評估的。比如，你說你的外甥今年有95%的可能性會結婚，我們怎麼能判斷這個機率估計是否正確呢？但是，機率判斷的集合卻是可以被評估的，因為該集合必須遵循特定的統計標準。 舉例來說，氣象預報員說明天的降水機率是90%，而實際上明天卻是一個豔陽天。雖然天氣預報不準確，但我們也不能說預報員的判斷錯誤。氣象預報員也許已經充分分析了所能獲取的所有資料，並對資料進行了正確的處理。根據現有的氣象資料來看，降水機率很大， 只不過今天剛好沒有下而已。但是，如果天氣預報員預測降水機率90%的所有日子裡，其中有一半都是晴天，那麼我們就有理由質疑天氣預報的準確性了。在天氣預報員預報降水機率是90%的所有日子中，你會期望有90%的時間會下雨。雖然氣象預報員不能確定10%的晴天會發生在哪一天（不然的話就可以說是100%的降水機率了），但是，如果天氣預報員有 50天預測“降水機率90%”，那麼50天中至少應該有45天是下雨的。 對人們知識標尺的評估過程，就好比我們評估氣象預報員的準確性一般。研究者讓被試對一些多項選擇題或判斷題進行作答，每道題目都註明了被試對答題正確性的把握程度，即被試認為答案正確的主觀機率。只有當主觀機率與正確率一一對應時，才能說他具備了知識理性。也就是說，被試對標註為70%把握度的所有問題集合，答題正確率應達到70%；對標註為80%把握度的所有問題集合，答題正確率應達到80%，以此類推。如果比率一一對應，就可謂是擁有優秀的知識標尺。如果兩個比率差距較大，未達到一一對應，那麼他就不能稱為具有知識理性。知識標尺失準會導致個體無法選擇出最佳的行動方案。 在很多不同種類的知識標尺實驗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過分自信現象的身影。這些實驗發現，人們的主觀機率估計始終都高於實際的答題正確率。比如說，當被試認為自己有100% 的把握可以正確回答問題時，實際正確率往往只有88%；當被試說他們有90%的把握能夠回答正確時，實際正確率大概是75%。在判斷正誤題中，通常來說，當被試對自己的答案有七八成的把握時，他們的實際表現和瞎猜差不多，正確率只有50%左右。 對於知識標尺的過度自信效應，部分源自於我們對首先跳出腦海的念頭的執著。我們會對這個念頭是哪兒來的稍作思考，之後，本著節省認知資源的原則，我們會快速得出答案： 這個想法是“我自己思考後得出的”。被試會將這個首先跳出的答案作為焦點假設（類似於我方立場偏差），並將注意力著重放在這個焦點假設上，進而忽視了其他的非焦點答案。簡而言之，“導致過度自信的原因之一，是未能找到自己錯誤的理由”（Baron，2000）。對最終答案的信心，來自於排除其他答案的證據，但是被試並沒有意識到提取證據的過程是存在偏差的——只有首選的答案才有機會獲得認知資源的垂青，為其尋找支援的證據，那些非焦點答案只有少得可憐的認知資源可供使用。這種做法的結果就是被試對於他們的答案信心爆棚。 下面是本節伊始提出的那些問題的精確答案，你可以對照答案瞭解一下你是否也是過度自信現象的受害者[3]： （1）39歲； （2）39本； （3）1756年； （4）645天； （5）36.198英尺。 請回想一下，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實際上本節的標題已經警告過我們要小心過度自信現象，在已經收到提示的情況下，你還會不會中招呢？我們拭目以待！由於所回答的問題都是你有九成把握回答正確的，按理說，你的答題正確率應該有90%。10道題中應該只有1題的答案不在你給出的數字區間。由於我們只出了5道題，因此你給出的數字區間應該全對， 最差的情況也是僅錯一道。基於我們過去的研究經驗來看，如果你給出的數字區間錯誤數多於一次，說明和多數人一樣，在進行機率判斷時受到過度自信的影響（雖然本節題目已提出過警告）。 研究者在知覺、運動領域以及知識標尺實驗正規化中都證實了過度自信效應的存在。過度自信現象不僅僅只出現在實驗室中，在現實生活中也非常常見。比如，人們會高估自己對體育比賽結果、行為後果、經濟走勢等未來事件的預測準確性。過度自信在稱為“計劃謬誤”的現象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所謂計劃謬誤，是指人們常常會低估自己完成某項任務（比如完成一篇優秀論文、完成當年的稅務表格、完成一項基建專案等）所需的時間。諾貝爾獲獎者丹尼爾·卡尼曼曾經講述過一個有趣的故事，告訴我們計劃謬誤有多麼棘手，甚至連決策研究領域的專家也難免中招。數年前，卡尼曼加入了一個由決策研究專家組成的委員會，該委員會致力於開發一門適用於高中生的決策與判斷課程。這個委員會成員每週定期開會以商討課程內容並完成教科書的寫作。在一次會議上，卡尼曼讓大家估計課程設計和教科書寫作全部完成所需要的時間。包括教務長和卡尼曼在內的專家給出的答案是最短為18個月，最長為兩年半。當時正值20世紀70年代，很多課程和教科書都處於重新設計階段。卡尼曼問教務長，他負責過多少門課程的開發工作？那些和當前課程相似的課程大概用了多久才能全部完成？教務長想了一會兒，面帶羞愧地說，他負責的課程中，大概有40%的課程建設半路夭折，從未完成。聽聞教務長這句話，房間裡立刻瀰漫著尷尬的氣氛。卡尼曼覺察到這一點， 為了緩和氛圍，問教務長：“那些完成的專案呢？用了多長時間？”教務長再次陷入尷尬，告訴課程編撰委員會，那些已完成的專案，用時全部是7年以上[4]！ 對知識標尺過度自信的認知偏差帶來了很多嚴重的現實後果。那些自認為懂得很多、實則並非如此的人，繼續學習或修正錯誤的動機和意願較弱。那些自認為擁有卓越的動作與知覺技能的人，常常會對他人的表現吹毛求疵，但對自己的錯誤卻渾然不知，也不願意接受批評。舉例來說，很多調查表明，絕大多數人認為自己的駕駛技術處於中上游水平。加拿大安全委員會的一項調查表明，75%的駕駛員承認他們曾經有過駕車時打電話、吃東西、刮鬍子或化妝的行為。奇怪的是，同一批被調查者中有75%的人報告說，當他們看到其他駕駛員一邊駕車一邊吃東西或打電話時，會因此而抓狂和害怕。成千上萬的駕駛員過度自信地認為， 自己開車時打電話對駕駛行為不會造成干擾。這些“自信”的駕駛員為自己缺乏知識理性所付出的代價是慘重的。資料表明，由於駕駛環境中增加技術性干擾而導致的交通事故在逐年增加。缺乏精確的機率標尺是人類缺乏知識理性的一種表現形式，它無處不在，往往會帶來深遠的後果。例如，醫生群體中的過度自信現象就是廣泛存在且非常危險的[5]。 人們對自己的駕駛技術標尺失準和社會心理學研究中的自我評價偏差有著密切的聯絡。 人們常常會扭曲對自我的知覺，雖然並非每一次的扭曲方式都相同，但絕大多數時候，扭曲的結果傾向於自我提升[6]。在一項以參加SAT測試的800000名學生為調查物件展開的評估中，僅有不到2%的學生認為自己的領導能力低於同齡平均水平。有超過60%的學生認為自己與人交往的能力位居同齡人中的前10%。賈斯汀·克魯格（Justin Kruger）和大衛·唐寧 （David Dunning）的研究發現，在一項邏輯思維測試中，得分為倒數25%的學生的自評成績平均是年級前38%，也就是說，即使是得分最低的學生也認為他們的測驗成績高於平均水平！ 最後，為大家介紹我方立場資訊加工的螺旋迴圈。普林斯頓大學的心理學家艾米麗·普羅寧（Emily Pronin）透過調查研究發現，人們的自我評估偏差還表現在對自我評估偏差程度的評估[7]。普羅寧對研究社會和認知心理偏差的文獻進行了總結歸納，比如光環效應、自我服務歸因偏差（成功時歸因於自己，失敗時逃避責任）等。在這些研究中，讓被試對自己受到各種偏差影響的易感性進行了自我評估，同時，也評估了他人的易感性。普羅寧和她的同事發現，在8類社會認知偏差研究中，人們一致認為他人對認知偏差的易感性高於自己， 也就是說，認為他人比自己更容易受到認知偏差的影響。簡而言之，人們承認認知偏差的存在，但卻堅信自己是不受影響的特殊個例。 為何會出現這種稱為“偏差盲點”的現象呢？根據普羅寧的推測，當估計他人的認知偏差程度時，人們依賴的是對通俗心理學理論的膚淺瞭解。可是，當評估自己的認知偏差時，他們卻栽在了對意識層面內省過程的監控上，這也是我方立場資訊加工的一部分。現代通俗心理學理論的傳播讓人們對各類認知偏差略知一二，認為自己可以預測他人的認知偏差。可是，絕大多數社會和認知偏差是在被試對偏差毫無意識的情況下發現的。因此，當人們在意識層面尋找自己的認知偏差時，會一無所獲。在預測他人的認知偏差行為時，我們依據的是心理學理論；而在預測自己的認知偏差行為時，使用的卻是內省法，因此會得出他人更易受認知偏差影響的結論。 我方立場資訊加工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人們對事件控制力的不合理自信。心理學家艾倫 ·蘭格（Ellen Langer）對“控制錯覺”（illusion of control）現象進行了研究。所謂控制錯覺，是指個體相信透過個人的能力和努力，可以控制隨機事件的結果。在一項研究中，兩名員工在兩家不同的公司向同事兜售彩票。他們賣給一部分人的彩票號碼已隨機選好；而賣給另一部分人的彩票則可以自選號碼。毫無疑問，在一個隨機抽獎的獎池中，自選號碼和隨機號碼的獲獎機率沒有任何區別。第二天，這兩名員工告訴那些買彩票的同事，他們希望買回昨天賣出的彩票。結果發現，自選號碼被試開出的價格比那些分配到隨機號碼被試的價格高出4倍！朗格透過一系列類似的實驗設計進一步驗證了她的理論假設，即人們誤以為自己的能力、技巧可以決定隨機事件結果。 那些屈從於控制錯覺的人，常常會基於錯誤的因果關係理論而採取行動，最終導致差強人意的結果。在馬克·芬東-歐克裡夫（Mark Fenton O扖reevy）及其同事的一項研究中，為我們充分展現瞭如果依控制錯覺行事，會產生怎樣的實際後果。他們對倫敦4家投資銀行的 107位交易員進行了研究。首先，研究者讓交易員完成一項實驗室任務，以評估他們的控制錯覺特點。在該任務中，交易員被告知按鍵行為也許會對一個即時變化的指標產生影響。而實際上，按鍵並不會影響任何指標的變化。被試認為按鍵對指標變化的影響程度，即代表了該名被試的控制幻覺特徵。芬東-歐克裡夫發現，被試的控制幻覺特徵與他們的績效指標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絡。交易員的控制幻覺水平越高，年度收益越少，控制幻覺水平每增加一個標準差，平均年收益減少高達58000英鎊[8]。 [1] 1英尺＝0.3048米。 [2] 知識標尺正規化已有30餘年的研究歷史（例如Fischhoff，Slovic，and Lichtenstein，1977；Griffin and Tversky，1992；Koriat，Lichtenstein，and Fischhoff，1980；Lichtenstein and Fischhoff，1977；Schaefer，Williams，Goodie，and Campbell，2004；Sieck and Arkes，2005；Tetlock，2005；Yates，Lee，and Bush，1997），很多文章對這種正規化的研究結論和方法論進行了綜述（Baron，2000； Fischhoff，1988；Griffin and Varey，1996；Lichtenstein，Fischhoff，and Phillips，1982）。 [3] 這5個問題來自普勞斯等人的研究（Plous，1993；Russo and Schoemaker，1989）。 [4] 過度自信效應也存在於知覺和運動領域（Barenski and Petrusic，1994，1995；West and Sanovich，1997；Wright and Ayton，1994）、競技運動結果預測（Robins and Yates，1987）、閱讀理解（Pressley and Ghatala，1990）、根據筆跡猜測性別 （Schneider，1995）、預測某人的行為或生活（Hoch，1985；Vallone，Griffin，Lin，and Ross，1990）以及經濟和政治形勢預測（舠tebro，Jeffrey，and Adomdza，2007；Braun and Yaniv，1992；Tetlock，2005）。更多關於計劃謬誤的研究，請參考比勒等人的文章
（Buehler，Griffin，and Ross，2002）。卡尼曼的軼事源自他發表於2007年9月27日的演講“A Short Course in Thinking About Thinking”，來源網址為： http://www.edge.org/3rd_culture/kahneman07/kahneman07_index.html. [5] 開車時使用手機，無論是手持手機還是使用耳機，都會使個體的駕駛能力下降，增加車禍的發生風險（Mcevoy et al.，2005；Strayer and Drews，2007；Strayer and Johnston，2001）。百樂對加拿大安全委員會的研究進行了更為深入的討論 （Perreaux，2001）。斯文森對多數司機認為他們的駕駛能力高於平均水平的現象進行了研究討論（Svenson，1981）。Groopman（2007）研究了外科醫生的過度自信現象。 [6] 以800000學生為被試的研究來自弗里德里希（Friedrich，1996）。克魯格等人對參加測試的被試進行了研究（Kruger and Dunning，1999）。關於自我評估偏差方法論和統計學複雜性的討論參見摩爾等人的研究（Moore，2007；Larrick，Burson，and Soll，2007）。圍繞該研究的結果，近些年不斷有新的爭論，可參考唐寧等人的文章（Dunning，Heath，and Suls，2004；Dunning Johnson，Ehrlinger and Kruger，2003；Friedrich，1996；Kruger and Dunning，1999；Larrick et al.，2007；Moore and Small，2007；Myers，1990）。 Larrick等人研究了自我評估以及以他人為參照物的自我評估兩者之間複雜的關係（Larrick et al.，2007；Moore and Small，2007）。儘管存在著很多理論爭論，但這些現象似乎都是由我方立場資訊加工導致的，這種資訊加工方式使得個體以自我信念為焦點對後續資訊進行處理。 [7] 近期出現了很多關於偏見盲點的研究（Mcevoy et al.，2005；Strayer and Drews，2007；Strayer and Johnston，2001）。 [8] 控制幻覺的研究來自朗格的文章（Langer，1975）。芬東等人完成了交易員的研究 （Fenton-O扖reevy，Nicholson，Soane，and Willman，2003）。
我方立場資訊加工：溝通與知識假設中的利己主義我方立場資訊加工會干擾我們的溝通意圖，在特定場合中尤甚。克魯格（Kruger）及其同事對電子郵件溝通中的利己主義進行了研究[1]。眾所周知，由於缺乏音調、表情和著重音等溝通線索，任何形式的書面溝通都需要一定的我方立場資訊加工。從這個角度來講，電子郵件尤其危險，因為它的便捷、非正式和互動性可能會讓我們誤以為它與面對面溝通很相似。在他們的第一個研究中，克魯格讓第一組被試給第二組被試發電子郵件，並詢問第二組被試如何對郵件內容進行解讀。這些郵件中有一半是用譏諷的口吻（例如：“我真的好喜歡約會啊，因為我喜歡自己侷促不安的樣子”），而另一半電子郵件則是非譏諷口吻。收信人需要判斷這封郵件是否含有譏諷的意思，發信人則需要預估收信人將郵件成功歸類的準確率。研究結果發現，發信人的預估非常樂觀，認為收信人的分類準確率能達到97%，而事實上，收信人的分類準確率只有84%。發信人如果不調整自己的我方立場觀點，很難理解對方在沒有表情線索和音調的情況下，成功辨認出譏諷口吻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人們難以認識到使用電子郵件進行溝通有可能會造成誤解，究其原因是自我中心主義在作祟，克魯格等人透過實驗研究證實了這一點。在這個實驗中，要求發信人大聲地讀出他們即將傳送的電子郵件內容。不過，這個音訊版郵件內容並沒有發給收信人。同上個實驗一樣，收信人需要獨自解讀這封電子郵件的內容是否具有譏諷意味。之所以要讓寄信人讀出郵件內容，目的是要減少部分寄信人的自我中心主義傾向。實驗要求一組寄信人讀郵件時使用與郵件內容相符的語氣。也就是說，如果郵件內容含有譏諷意味，則使用譏諷的語氣；如果不是，則使用較為嚴肅的語氣。另一組寄信人被要求使用與郵件內容相反的語氣大聲朗讀。 克魯格研究團隊這樣解釋他們的實驗設計：“我們的設計原理很簡單，如果人們高估自己使用電子郵件能力的原因之一是由於難以站在收信人的角度考慮，那麼，透過迫使被試站在與自己觀點截然不同的立場進行思考，可以降低被試對電子郵件有效性的過度自信。也就是說，郵件內容與朗讀語氣不一致的被試的過度自信程度應該會弱於內容與語氣一致的被試。 ”
實驗結果發現，郵件內容與朗讀語氣一致的被試表現出了較強的過度自信效應。這一組對應的收信人對郵件的判斷正確率僅為62.2%，而寄信人預估有81.9%的人可以準確地解讀他們的電子郵件。反之，郵件內容與朗讀語氣不一致組的被試就沒有前一組那麼樂觀了，他們對應的收信人對郵件的判斷正確率為63.3%，而這一組寄信人認為只有62.6%的收信人可以準確地解讀郵件內容。 克魯格的研究為我們展現了人們將自己頭腦中的想法投射到他人頭腦中的自動化過程。 克魯格的系列研究受到了伊麗莎白·牛頓（Elizabeth Newton）博士論文的啟發。在伊麗莎白的研究中，人們的自我中心傾向展現得更為淋漓盡致。伊麗莎白讓實驗被試用敲打的方式打出一首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曲的旋律，並預測如果有一群人聽到這個旋律，大概有多少聽眾可以識別出這首歌。被試估計大概有50%的聽眾可以正確識別出歌曲的名稱，而實際上只有 3%的聽眾可以聽出這是哪首歌。這種現象我們並不陌生。一曲熟悉的旋律在我們頭腦中異常清晰，我們堅信其他人可以透過聽我們哼曲兒或者打擊旋律很容易地識別出這首歌。人們常有這樣的錯覺，認為自己頭腦中的影音能夠原樣重現在他人的頭腦中，這種錯覺的力量是如此強大，即使在知道了存在我方立場偏差的情況下，人們也難以對這種錯覺免疫。 我方立場資訊加工與電子裝置消費行為研究中的“特徵蔓延”（feature creep）和“功能疲勞”（feature fatigue）現象有著密切的聯絡[2]。研究發現，隨著電子裝置的功能越變越複雜，這個裝置反而越來越無用了，人們不願意花費太多的時間去學習如何使用這個複雜的裝置。飛利浦電器公司對退回商品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發現有一半的退貨商品本身並沒有任何質量問題，消費者之所以退貨是因為他們沒有掌握正確的使用方法。 很多公司都致力於讓他們的商品擁有更多的功能，而這樣做的結果卻是讓商品變得越來越無用。作家詹姆斯·索羅維基（James Surowiecki）曾以微軟文書處理軟體（Word）為例來說明這種現象，在2003版Word軟體中，總共有31個工具條和超過1500個操作指令。為什麼會出現特徵蔓延現象？緣由在於產品設計者陷入了我方立場資訊加工的泥潭無法自拔。認知科學家奇普·希斯（Chip Heath）曾經描述過一個出現在設計師身上的我方立場偏差的經典例子：“我注意到自己家中的DVD遙控器上竟然有52個按鍵。之所以有那麼多的按鍵，是由於某個工程師知道該如何使用這些按鍵，並且堅信我會和他一樣想使用複雜的遙控器。但是，產品設計師是這方面的專家……他們意識不到我這樣的電器菜鳥會和他們的想法完全不同”[3]。 [1] 電子郵件溝通研究是由克魯格等人完成的（Kruger，Epley，Parker，and Ng，2005）。 [2] 關於“特徵蔓延”和“功能疲勞”詳見瑞伊登人的研究（Rae-Dupree，2007； Surowiecki，2007）。 [3] 需要譴責的並非只有電器設計師。當人們在選擇電子產品時，他們並不知道使用什麼樣的產品可以讓他們感到愉快（Gilbert，2006）。索羅維基的研究發現，人們通常認為電子產品的功能越多，用起來越滿意舒心，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當把商品買回家後，消費者才發現他們真正需要的其實是“簡單”二字。透過對那些因為商品太過複雜而退貨的顧客進行研究發現，他們在決定退貨之前，平均的嘗試時間只有20分鐘。
智力與我方立場資訊加工在本章中，我們僅僅討論了心理學家研究發現的我方立場資訊加工傾向諸多形式中的幾個個例[1]。我方立場資訊加工普遍存在於我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那麼，智商高的人可以對此免疫嗎？ 我和同事理查德·韋斯特在完成了很多類似於本章伊始提到的福特探險者難題研究之後發現，智力與我方立場偏差程度之間毫無關聯。在我們的研究中，智商高於中數水平的被試與智商低於中數水平的被試表現出了相似程度的我方立場偏差。比如說在製造論據研究正規化中（“大學學費應該上漲，高等教育成本應該全部由個人承擔”），被試無論智商高低，製造的我方立場論據均多於對方立場論據[2]。克萊辛斯基及其同事的研究發現，高智商被試與低智商被試在評估實驗中的證據時，會採取相同的偏差方式。為數不多的幾個研究發現，過度自信效應與智商之間存在中等程度的相關，高智商被試的過度自信水平較低。不過，這僅僅是統計學意義上的中等程度相關，現實生活中依然存在著很多智商與過度自信水平無關聯的情況（高智商人群也會出現不合理的過度自信）。 多數旨在證明智商與我方立場偏差無關的研究，採用的是被我和韋斯特稱為“自然我方立場偏差”的實驗正規化。這種正規化是人們在沒有任何明顯的指示或線索提示需要謹防我方立場偏差的情況下，從自己的視角出發對情境進行評估。需要注意的是，在這種正規化中，被試在實驗前不知道自己即將面臨我方立場偏差的挑戰，研究者也沒有告訴他們思考問題時採用多種視角可以降低犯錯的機率。如果有這些提示的話，高智商被試更有可能遵循這些提示的建議，減少思維偏差的出現。 在這方面，我方立場偏差的研究發現與上一章框架效應相似，即聰明人只有在被告知該如何做的情況下，才會表現得聰明。如果你告訴一個聰明人對其理性思維有哪些方面的要求 ——比如你告訴他們要小心我方立場偏差或是框架效應的影響，然後讓他們完成一個會涉及這類理性思維的任務，與低智商的個體相比，高智商的個體會更好地遵循並執行這些理性思維要求。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教育領域中有大量的文獻資料都在強調批判性思維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其實就是在關注如何避免自然我方立場偏差。根據我們的觀察，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很多人在完成批判性思考任務時常常會失敗。這些大學生都是經過了層層的測試篩選才進入高校，但是，這些考試工具並沒有涉及對批判性思維的測量。理論上講，批判性思維和理性水平是可以透過考試測量出來的。我在本章中所提到的這些任務，僅僅是用於測量我方立場資訊加工的諸多工的冰山一角。除此之外，還有大量可用於測評的任務，它們為測量被智力測試工具所忽視的理性思維提供了可能。我方立場偏差，是被智力測驗忽視的一個重要認知方面。 [1] 更多我方立場資訊加工的研究請參考巴倫等人的文章（Baron，1995，2000； Kunda，1990，1999；Mele，2001；Molden and Higgins，2005；Perkins et al.，1991； Thagard，2006）。 [2] 關注個體差異的研究發現，不同智力水平的被試在福特探索者汽車難題上的表現並無顯著性差異（Stanovich and West，2007，2008a）。在製造論據研究正規化研究中，智力與任務表現之間也不存在相關關係（Macpherson and Stanovich，2007；Toplak and Stanovich，2003）。在評估正規化研究中，發現任務表現與智力之間存在著微弱的相關 （Klaczynski and Lavallee，2005；Klaczynski and Robinson，2000；Macpherson and Stanovich，2007）。庫恩訪談研究發現，我方立場加工的某些方面與智力存在中等程度的相關（S et al.，2005）。過度自信效應和智力之間存在中度程度的負相關（Bruine de Bruin et al.，2007；Pallier，Wilkinson，Danthiir，Kleitman，Knezevic，Stankov，and Roberts，et al.，2002；Parker and Fischhoff，2005；Stanovich and West，1998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