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每位經濟學家而言，最可怕的噩夢莫過於和其他人同時發表劃時代的新理論。然而，這樣的事情還是發生了。1930年，亨利·舒爾茨、簡·丁伯根、翁貝託·裡奇這3位經濟學家各自發表了後來所稱的“蛛網理論”。這3位學者的理論都是用德文發表的，而且，丁伯根與裡奇甚至是在同一份雜誌上發表了研究相同問題的論文！ 蛛網他們的思想其實很簡單。設想有一群農民，要決定用多大比例的土地來種植馬鈴薯。如果某一年的馬鈴薯市場價格非常高，那麼每一個農民都會搶著種植更多的馬鈴薯。但是到了第二年，當他們在市場上銷售那些堆積如山的馬鈴薯時，過量供給將會大幅度壓低價格。經歷失望之後，他們便減少種植馬鈴薯，這樣做的唯一結果是減少下一年的馬鈴薯供給，從而使其市場價格再一次上漲。這樣，他們一直在努力地進行調整，卻永遠不能獲得令人滿意的結果。 很清楚，對於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這一假說而言，這個蛛網設想造成了不止一次的扭曲。亞當·斯密假設商人能夠很快判別有利的市場機會並獲得收益，而這是正確的。但是，有兩個因素會造成整個系統的震盪：一個是從投資到產出之間的時滯問題，另一個是制訂競爭計劃的資訊是不完整的。 顯然，這兩個條件都符合實際情況。 圖14-1 蛛網理論。該圖顯示，進入市場銷售的生豬數量總是比生豬-玉米價格比率的增長滯後。這說明，貧困農戶一再受到按當前條件決定將來產量這種模式的戲弄。
蛛網描述了商品市場的一種現象。然而，細想起來，它實際上與約翰·斯圖爾特·穆勒1826年所提出的一般經濟理論非常相似。如果市場上存在太多對價格水平不滿意的競爭者，他們同時決定削減各自的供應量，那麼就會出現一個“經濟蛛網”。或者，許多公司由於受到未料到的高價格刺激，比如說面對某個新市場，就決定對該市場進行生產裝置投資。這種錯誤被稱為“競爭性幻覺”（穆勒則稱之為“競爭性過度投資”），那麼它顯然也會導致生產過剩。 我們引入蛛網這個概念後，就可以這樣說：當某個重要部門出現地方性的蛛網現象後，它可能會推動整個經濟，使人們與各種產業在群體心理學的黏合作用下，一起陷入一個巨大的蛛網。甚至如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所提出， 在中央銀行努力對貨幣供應進行適當調整的過程中，也有可能出現在蛛網中掙扎的情形。 挪威的膨脹蛛網理論的重要之處實際上並不是對資訊不足的假設——畢竟，這個假設無足輕重，而且已經滲透到所有的經濟週期理論之中。（如果每個人都對一切瞭如指掌，投機者就將透過套利交易立刻把週期消滅掉。）這個理論的重要之處在於它提出了時間滯後性。該理論表明，在一個非常簡單的系統中，甚至某些非常簡單的時滯也會導致系統的明顯波動。但是，蛛網並不是對這種內在不穩定性作出簡單解釋的唯一例子。另一個例子是所謂的“造船業週期”。1938年，挪威教授約翰·恩納森發表了一篇論文，《挪威造船業的再投資週期及其證明》。在這篇經典文獻中，他描述了所觀察到的挪威造船業的一種現象：在船舶建造業出現一輪繁榮之後，每間隔一段時間建造業水平似乎也表現出了明顯的“回聲”現象（見圖14-2）。他選擇對挪威產業進行調查是經過仔細考慮的：首先，該產業有很好的統計描述；其次，挪威的船隊規模位居世界第三；再次，挪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損失了大約一半的船只，而後在1920～1921年僅僅兩年的時間裡，又重新建造了大部分船隻。他所得到的曲線表明： 存在一個明顯的5年週期，其巔峰年份分別是1884年、1890年、 1895年、1899年、1906年、1912年、1916年、1920年、1925年和1929 年。 似乎有理由假設船隻的修理或者銷售造成了這些回聲——在這兩種情況下，時間間隔都取決於船隻發生嚴重磨損與消耗的平均時間長度。為了弄清情況，他對那些剛剛出售舊船隻而後又購買新船隻的業主進行了調查。他把這類投資稱為“置換”。在置換情形中，他發現存在一種很明顯的模式，在初次購買之後的第9年達到高峰，並且到第19～20年再次出現——這與朱格拉周期和庫茲涅茨週期的長度相同。換句話說，因為這些交疊置換回聲，所以產生了5年週期現象。由此，在投資與再投資之間存在一個時滯，它和蛛網現象非常不同，但也能夠導致系統性的波動。就像蛛網現象一樣，這種時滯現象至少可以部分解釋經濟週期中的拐點。恩納森寫道： 在我看來，純粹的再投資週期理論似乎很好地解釋了拐點是如何發生的，以及它如何自動地發生。 圖14-2 挪威造船業的回聲現象。圖形顯示了挪威船主的所有船隻建造、置換和新投資的情況。上一幅圖涵蓋了1883~1913年的情況；下一幅圖則是1902~1932年的情況。在船隻置換與建造上似乎存在一個明顯的5年週期。 在經濟週期的研究方法論開始轉變的10年裡，經濟學家提出了蛛網理論與回聲理論。此前，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強呼叫米切爾式的“耗竭”來解釋經濟拐點問題。照此說法，經濟增長遵從自我增強的趨勢，直至出現某些耗竭機制的阻礙，經濟增長才會停止。對經濟處於高位階段的拐點，可以透過資本匱乏（貨幣理論）、缺少儲蓄（投資不足）、生產資源或需求不足（過度投資）等加以解釋，而經濟處於低位階段的拐點則大都可以看成是與之相反的情形。由於存在大量便利而且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以及各種創新，人們會到處進行積極投資。至此，人們已經描述了越來越多的有助於形成拐點的內在過程，並且透過簡明的數學模擬就能最好地說明這些內在過程的作用機制。 瓦爾拉斯、帕累託、馬歇爾、費雪以及其他許多經濟學家已經對經濟學作了數理化的整合，但是今天，幾乎每一個經濟學家都在運用數學模擬方法—— 至少時不時會用到。他們正在為“計量經濟學”鋪平道路。 夜行列車分析完整的計量經濟學模擬思想通常與荷蘭人簡·丁伯根（即蛛網理論的三位貢獻者之一）和拉格納·弗裡希聯絡在一起。如果運用丁伯根和弗裡希的計量經濟方法對經濟進行模型化處理，首先要努力把調節經濟的規則描述清楚。 這不能用語言來描述，而是把每一個規則描述成一個數學方程式，就像馬歇爾當初為了加強自己對經濟學的理解所做的那樣。這種方程式都是“恆等式”，可以簡單地定義其中某個變數的構成——例如，定義“國民生產總值”。 或者，它也可以是一種數量關係，比如國民生產總值（GNP）和消費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列出關於GNP的方程式： GNP=C+I+G+X-M 其中： C＝個人消費 I＝私人投資 G＝政府採購 X＝出口 M＝進口在這個方程式中，GNP是恆等式。定義完這個方程式之後，下一步便是估計引數值。比如，可以從現有的資訊來預測以下引數值： 私人投資（I）＝1000 政府採購（G）＝1200
出口（X）＝800 當涉及消費和進口引數時，你會發現有點棘手，因為這些引數尤其依賴於GNP——而GNP又恰恰是需要估算的。因此你可以定義這兩個引數各自與 GNP之間的關係，可以採用歷年儘可能多的資料，或者找到相關資料的平均值來計量。這裡我們假設你經過研究庫茲涅茨和米切爾的美國曆年資料，發現存在如下的歷史相關性： 消費是GNP的70%，或者C=GNP×0.70 進口是GNP的15%，或者M=GNP×0.15 在此基礎上，你總共得到3個方程式。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可以對其作簡單合併後代入引數值。現在，這個方程式變成了下面的形式： GNP=GNP×0.70+1000+1200+800-GNP×0.15 即GNP=3000+0.55GNP 計算得出GNP=6666.7 瞧，這有多棒！然而，現實情況當然要比這複雜得多。起初，重要的初始經濟方程式的資料會很大，而且有些方程式中存在指數、平方根等等。不管怎樣，當你掌握了全部的方程式後，就要一步一步地進行整合，直到最後剩下一個較大的方程式。這種消元的過程被稱為“夜行列車分析”，因為你會經常發現此前在白天行進的列車上從未被注意到的相互關係，但這些關係一定是真實的。當你研究數學的時候，可能一開始會獲得一些新的東西。有時候這些新東西非常好，可以用它們作為構建一個新理論的基礎材料。 不管怎樣，下一步的工作便是將模型動態化，可以透過構建微分方程來實現，也可以把未來條件下具有先導性、同步性和滯後性的各種元素彼此聯系起來。最後一步工作是用統計資料來檢驗模型，力圖發現某種模式。這就是經濟模擬研究的兩位先驅者之一拉格納·弗裡希的真正過人之處。 木棒與搖擺木馬拉格納·弗裡希1895年生於奧斯陸的一個金銀匠家庭，父親名叫安東·弗裡希，母親叫拉格納。小弗裡希最初打運算元承父業，於是便在奧斯陸著名的大衛·安德森作坊裡當學徒。但是很快，他的母親就強烈感覺到這份工作不能滿足他追根究底的喜好，所以堅持讓他去讀大學。他成了經濟學家，後來又學習了數學，隨後就開始沿著瓦爾拉斯與帕累託的路徑整合經濟學與數學這兩門學科。他提出將這門混合學科稱為“計量經濟學”。 1930年，他與熊彼特、費雪一起建立一個計量經濟學論壇，於是“計量經濟學會”便誕生了。首要的問題就是尋找資金支援，但是，結果令人驚奇。有一位股票經紀人想要更好地理解經濟市場的基本性質，這個人就是阿爾弗雷德·考爾斯。他不僅僅是一位股票經紀人，還是論壇報業公司（Tribune Company）的第二大股東，他已經連續多年發表關於股票市場預測的時事通信。但在1931年的一天，他做了一件非比尋常的事情：他給訂閱通訊的讀者寫了一封信，表示認為股市預測已經失靈，所以要停止這項服務。同時，他並不認為其他人可以做好市場預測的工作，在研究了其他時事通訊所預測的記錄之後，他發現這些預測全都非常糟糕。因此，他決定投入經濟科學的發展上來。在對自己的市場模型的複雜性進行了一番深入研究之後，有一天， 他撥通了在印第安納大學工作的數學家哈羅德·戴維斯的電話，問了戴維斯一個不同尋常的問題：你能創造一個數學模型來描述包含24個不同變數的系統的行為嗎？ 戴維斯回答說，他不清楚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都想要這樣一個模型，但是，原則上他可以幫這個忙。於是他們決定見面談一談，面談的氣氛非常融洽。他們商議的結果是，由富有的考爾斯為計量經濟學會提供贊助。此外， 考爾斯還提出贊助學會出版一份雜誌，並且設立“考爾斯委員會”，以支援計量經濟學方面的工作，組織安排各種科學研討活動。他所贊助的雜誌名為 《計量經濟學》，拉格納·弗裡希擔任該雜誌的編委。 第一期《計量經濟學》雜誌在1933年面世。弗裡希撰寫了編者按，說明該雜誌的宗旨在於把抽象的理論與對實踐的觀察二者結合起來，這樣理論才不至於脫離現實。他宣稱，雜誌將聚焦於一般的經濟理論，也將涉及經濟周期理論、統計理論與統計資訊。其時，弗裡希已經對引發經濟週期問題的基本原因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像之前的諸多經濟學家一樣，他專心鑽研了以往商業波動的有關圖表資料。從大多數的圖表來看，經濟週期實際上似乎表現出某種程度的規律性——雖然這種程度有限。當然，這種規律性儘管並不能用日期來準確預測，但還是比純粹的隨機現象要有規律性。因此，經濟週期並不表現為純粹的“噪音”；它們是獨立的“事件”，是需要進行單獨解釋的現象。弗裡希想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弄清楚經濟週期為什麼呈現出相對的規律性。難道是因為存在造成周期重複發生的簡單的內在動態，或者是因為經濟過了一定間隔就會受到外部衝擊（像傑文斯所提出的可疑的“太陽黑子”理論）？他雖然並不相信這些解釋，但又該如何解釋這種相對具有規律性的現象呢？他做了多個模型，直到最終認為自己找到了問題的答案。因此，1933 年的一天，他坐下來開始撰寫自己的論文。 刺激與傳播他的這篇題為《動態經濟學中的傳播問題與刺激問題》的論文，已經成為一篇研究經濟週期理論的經典文獻。這並不是因為其所論述的問題非常復雜或抽象（實際上並不複雜或抽象），而是因為他首次清楚地說明了一系列的隨機衝擊如何刺激經濟出現看似有某種規律性的波動，換句話說，也就是經濟如何從混亂中產生秩序。他請讀者思考，假如用木棒隨機敲擊一個搖擺木馬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木棒敲擊的動作快速利落，然而，隨後的木馬運動則完全不同。它是週期性的，而且會持續較長的時間。他後來繼續提供了一些帶有經濟變數的簡單數學模型，以說明經濟衝擊（“刺激”）是如何造成週期（“傳播”）的。弗裡希經常向他的學生們演示這個理論，他會教你如何把一系列完全隨機的衝擊新增到他的模型之中。結果則是隨機衝擊產生了周期性的運動，這種週期性的運動與引發它的衝擊截然不同，而且更有結構化的特點。最有趣的觀察結果則是： ·週期性波動的振幅依賴於衝擊的強度…… ·……但每次週期的時長又與內在的傳播機制存在更為緊密的關聯。 在經濟是否穩定這個問題上，弗裡希所持的意見幾乎與同時代的其他任何經濟學家都不相同。他相信經濟自身是穩定的，當且僅當存在外部衝擊時，搖擺木馬才會出現搖擺。如果沒有木棒的敲擊，那也就意味著不會有周期，但在現實中，總是存在大量類似木棒敲擊的情形；由於這些大量的外部衝擊，搖擺木馬也就總在以一種具有週期性但又複雜的模式搖擺。 計算尺與座標紙對於拉格納·弗裡希與簡·丁伯根來說，運用數學模型方法有一些明確的理由： ·它們能夠揭示現有的理論是否完善； ·它們將使經濟學家對理論的闡述完全明晰；
·它們為找出理論家之間的思想差異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方法； ·它們使得對任何理論的檢驗成為可能。 簡·丁伯根運用他的方法對經濟週期進行了模型化處理。如果他仍然運用瓦爾拉斯的原始方法，就需要大量的方程式（他的同事帕累託曾經估計，瓦爾拉斯在處理100個人交易700種商品時就使用了70699個方程式）。丁伯根有一個優勢：當時已經建立了一些相當確定的宏觀經濟關係——當然這也並不全是凱恩斯的功勞。因此，必需的方程式數量就大大減少了。 他首先試圖處理本國的經濟。準備好計算尺與座標紙之後，他開始為荷蘭經濟建立一個數學模擬模型。他知道這項工作並不容易。首先，要運用魏克塞爾的階段分析，就需要深刻理解經濟動態關係。舉例來說，如果消費依賴於收入，那麼它依賴的是過去的收入、當前的收入抑或是預期的將來收入？其次，他不能只是運用一大堆方程式，即使這些方程式都是正確而且切題的。變數的個數必須等於方程式的個數，這樣他就能夠分離任何一個變量，並且檢測其模擬現實的情況。然而，最大的挑戰還在於其全盤思考的精髓，如果他在某個地方犯了一個明顯的錯誤，哪怕是唯一的錯誤，那麼全部的結果也將是一個徹底的錯誤。這就像把科學本身擺到了檢查臺上一樣。經濟學家是否理解經濟系統的全部重要方面呢？計量經濟學將會給出說明。 國際聯盟的一個專案對於子孫後代來說，很顯然他們並不理解經濟系統的全部重要方面。但是丁柏根發表於1936年的研究結果仍然是一座科學里程碑。他的經濟系統包含24個方程式，其中有8個恆等式。把估計的引數值代入這些方程式之後，就可以估計整個系統的行為。這引起了國際聯盟的注意，它有一個長期的研究專案，即在6年前就已經開始的研究解決經濟週期問題的方案。國際聯盟挑選了兩位荷蘭經濟學家來承擔該項研究任務。馮·哈伯勒負責調查與評價現有的全部經濟週期理論，後來他在1937年結集出版了《繁榮與蕭條》。後來，丁伯根負責運用統計資料來檢驗這些理論是否符合現實。丁伯根把全部現象進行了分組，然後檢驗圍繞每一組的假設。1939年，他發表了兩篇論文公佈研究結果。得出的結論認為，到目前為止在大多數部門中，對總投資波動最重要的解釋是利潤波動。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對丁伯根的第一篇論文作了評論。他很不願意寫評論，但一旦寫出來，就能成為經濟學史上被引用最多的文獻之一。下面是一段摘錄： 丁伯根教授顯然不急於作過多的斷言。只要他能夠繼續下去，他就有足夠的準備而且很樂意去經歷一段長長的路程，最終則會帶著讓人動容的謙遜姿態，承認其結果可能毫無價值。他最糟糕的地方就是過分沉迷於他所從事的工作，而不願意花一點點時間去判斷這項工作本身是否值得去努力。他喜歡算術勝過邏輯，這一點表現得如此鮮明，所以我請求他寬恕一個多年來對統計理論有體會的人從反面所作的批評。 他指出丁伯根的方法存在一些弱點，例如，必須要了解每一個重要的參數，識別隱藏在實際結構下面的虛假振盪。還有，丁伯根所作的線性假設也是不切實際的。他認為，從本質上講，只有在假設受到其他外生週期推動的情況下，丁伯根的模型才能解釋經濟週期。要想解釋經濟內在的拐點，丁伯根還需要引入非線性的相互關係。凱恩斯總結道： 我有一種感覺，丁伯根教授可能會大體上同意我的評論，但是， 他對此作出的反應則是僱用另外10位計算員，並在計算中淹沒他的悲傷。 這正是他做的事。他僱用了若干計算員（即從事手工計算的人），並在 1939年發表了分析美國1919～1932年經濟波動的經濟週期模型。這一次，他利用明斯基與金德爾伯格所提供的線索，在模型中加入了金融部門，用一系列方程式描述了有關債券、股票、貨幣利率與貨幣供給的行為。整個模型包含了48個方程式（是荷蘭國家模型方程式數量的兩倍），結果認為存在時長為4.8年的週期振盪，且只在連續的興奮狀態下才成立。但是，這個模型並沒有受到多少人的關注。誠然，這個模型似乎也表現得很不理想，例如，它不能解釋大蕭條。 然而，凱恩斯並沒有就此停止。當丁伯根在1940年發表對他的評論的回復時，凱恩斯對丁伯根作了一番禮貌性的評論之後，便對計量經濟學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評： 就人的才能所及而言，沒有誰會把自身的安全託付給巫術。
事實上，凱恩斯所接受的經濟學基礎教育並不十分廣博。他在劍橋大學的4年時間主要花在了數學和其他一些愛好上。相比之下，他自身的商業與貨幣管理的經歷很可能比一般的學院式教育對他的影響要深得多。這些經歷使他認為，現實太過複雜，以至於用宏觀經濟方程式並不能正確地將其模型化。就在丁伯根公佈他的美國經濟模型的同一年，有一篇文章也鄭重地提到了經濟的複雜性。該文的作者是一位24歲的哈佛大學畢業生。 兩個領域的融合 1939年，阿爾文·漢森已經是哈佛大學的一位老教授，他開始考慮一個重要的問題。漢森是美國凱恩斯主義的領軍人物，他非常希望整合凱恩斯的思想和早前的古典經濟學。因此，他問自己最出色的學生保羅·薩繆爾森，是否能夠設計一個可將凱恩斯主義的乘數與古典經濟學的加速原理進行整合的理論框架——加速原理是克拉克較早提出的，但也有斯皮索夫、羅伯遜、米切爾、阿夫塔里昂、庇古以及哈羅德等其他經濟學家的功勞。 激起漢森和他學生興趣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加速數與乘數在原則上是兩個簡單的概念，但是沒有人研究過把這兩個簡單概念融合在一起可能會發生什麼情況。合成向量的動態學會表現出振幅減弱的週期嗎？或者是加快增長？或者出現完全不同的情形？會與所觀察到的事實完全符合嗎？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就真正遇到麻煩了！年輕的薩繆爾森於是開始設計一個簡單的表格把模型中的這兩種效應結合起來。他設定的一些規則如下： ·政府支出每年固定在“1.00”； ·消費總是等於上一年國民收入的一半（當時，經濟學家發現“消費傾向”更多受到過去收入的影響）； ·投資總是等於當年消費較上一年消費的增加額的一半（這符合凱恩斯關於投資者使用後視鏡而非望遠鏡的假設），這種消費增長與投資之間的關係用術語來表示，就是“加速數”； ·總的國民收入等於政府支出、消費和投資之和。 表14-1說明了在這個簡單的模型中所發生的情況。 表14-1 乘數與加速數的合成這些是薩繆爾森計算的數字。第6、7、8期的投資為負數是因為邊際效應，意味著每年政府額外支出1.00，將使投資在第6～8年比在政府從未盡力刺激經濟的情況下還要低。 該表用固定引數（消費傾向為0.5；加速數為1.0）表示了經濟的時間進程。按照薩繆爾森設定的規則，該模型表明，如果受到持久的財政刺激，國民收入會經歷振幅減弱的週期（週期振幅減弱直至最終消失，這與蛛網系統的行為恰恰相反）。這些波動產生的基本原因是薩繆爾森在方程式中插入了時滯，即投資與消費依賴於過去的收入，而不是現在的收入。 然而，薩繆爾森並未就此止步。他用自己的引數值，即邊際消費傾向與加速數，在這個模型中又進行了一系列實驗，被稱為“因子分析”，結果如圖 14-3所示。 圖14-3 薩繆爾森對乘數與加速數模擬的因子分析。橫軸表示加速數，縱軸表示消費傾向。圖形顯示了不同行為的因子合成的邊界。A區表示穩定，B區表示振幅減弱的週期，C區是爆炸性的週期，D區則是極端性的增長。
於是，這位年輕的畢業生找到了教授所提問題的答案：依賴兩個引數的實際值，該模型中的收入表現出以下4種情形： ·穩定 ·振幅減弱的週期 ·爆炸性的週期 ·極端性的增長新古典綜合薩繆爾森的文章成為後來出現的“新古典綜合”理論的濫觴。這是20世紀發展起來的一個新的思想脈絡，它有4個基本的簡單假設： ·所有人（或者是所謂的“代理人”）始終是理性的； ·建立經濟行為模型的最佳方法是，對單個代理人如何最大化其自身收益進行模型化，然後把這些單個行為加總即可得到宏觀模型； ·自由市場機制為實現經濟協調提供了最佳的解決之道； ·自由市場通常本身較穩定。 新古典模型主要受到古典模型的啟迪。理性人將其快樂原子最大化來創造一個達到自我平衡的系統（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從個體開始，經濟被模型化：個體行為的總和創造了總量行為（瓦爾拉斯與帕累託）。 該理論在科學與實踐上表現出了一些優點。一個明顯的優點就在於其精妙的模型方法基礎。任何以模擬最小個體行動為基礎的模型，比起那些依賴宏觀層面總量假設的模型，如凱恩斯和弗裡德曼所建立的宏觀模型，都可能更加準確，而且更富彈性。其次，該系統能夠發現自身的均衡。可以改變模型中的任何引數，在經過一段過渡期之後，它就會達到一種新的均衡。這意味著，對任何問題都可以找出明確的答案，比如：“如果我們把稅率提高3% 將會產生什麼影響？”另一方面，其假設應該切實簡明，這是為了使模型具有實用性。例如，它的基礎假設包括人是理性的，市場是有效的——凱恩斯對此有些不贊同。新古典綜合理論經過多年的發展，按照保羅·薩繆爾森（1955 年）的說法，“其大概的理論輪廓後來已經被經濟學者廣泛接受，除了大約 5%的極端左翼和極端右翼之外”。
阿羅、德布魯與新古典理論諾貝爾獎得主肯尼斯·阿羅與傑勒德·德布魯在1954年發表的著名論文 《競爭經濟中均衡的存在》，是新古典理論的一個里程碑。他們這篇論文證明了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是存在的。然而，許多經濟學家都質疑這個假設的現實性，最後阿羅甚至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 新古典理論家假設市場是理性和有效的，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他們假裝經濟週期是不存在的。他們作出有關市場有效性和理性人的假設，同時也觀察到因為受到一系列的外部衝擊而造成的經濟週期，這些衝擊就像拉格納·弗裡希的“木棒”敲擊一樣，它們彼此之間絕對是連貫的。最基本的假說是來自市場外部的衝擊本身引起了波動。但是，新古典學者在解釋這些波動時，認為衝擊因素並不是自由市場經濟執行的內在因素。 貨幣因素或真實因素？ 像馬歇爾、魏克塞爾與馮·哈耶克，早期的新古典理論家也假設經濟週期主要是由貨幣供給變化造成的（然而，這個假設並沒有使哈耶克也成為新古典經濟學家，因為他不相信理性人與有效市場）。早期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在解釋經濟週期時把焦點放在貨幣因素上，這包括以下兩個途徑： ·假設存在相對價格的混淆。增加貨幣供給將提高所有產品的價格。然而，單個生產商可能錯誤地以為只是自己產品的價格在上漲並帶來了利潤（相對的價格上漲），而事實則是所有產品的價格都在上漲； ·假設混淆了價格變化的“永續性——暫時性”。人們並不理解貨幣供給的變化，因而也不知道價格上漲是永續性的還是暫時性的。 然而，新古典學派解釋經濟週期的焦點漸漸地並越來越多地轉向了“真實”因素（即非貨幣因素）。 新古典理論背景下的“均衡”與經濟週期新古典理論研究經濟週期的方法中包含初始的波動來源和傳播機制， 這個傳播機制能夠放大並將初始波動傳遞給經濟的其餘部分。若假設“貨幣因素”或“現實因素”是波動的主要來源，則該理論中的“均衡”概念指的是傳播機制。 真實經濟週期理論真實經濟週期的概念並不新奇。例如，傑文斯在其失敗的“太陽黑子”經濟週期理論中就曾經提出過這個概念，而且斯皮索夫與熊彼特的創新浪潮理論也是如此。 新古典學派的真實經濟週期理論的基本假設是，經濟週期主要是由真實因素衝擊造成的，例如技術創新、習俗改變、戰爭、政治變革、自然因素等 （主要關注供給方面的衝擊——某些產出方面的變化）。這些模型並沒有假設經濟對於受到的衝擊會作出相應的反應。其假設是，經濟內在的傳播機制能夠把外部衝擊效應轉化成更有規律、重複發生的收縮與擴張運動。然而， 它的理論方法則是新奇而古怪的：它認為經濟總是處於均衡狀態，甚至在經濟處於很大波動的情況下也是均衡的！ 該理論的解釋非常簡單：市場是有效的，而且總是在搜尋新的均衡點。 我們所看到的是，經濟時不時地受到衝擊之後，每次都會沿著短期的路徑變動，所有這些短期變動都代表了在那個時點上可能達到的最佳均衡位置。經濟波動是簡單平穩而且不斷“迴圈”的，因為存在一個自然、平衡的傳播機制來針對衝擊作出反應。我們可以把真實經濟週期稱為“浮動的瓦爾拉斯均衡”。這種研究方法的吸引力在於它保持了新古典均衡模型及其微觀經濟學基礎，而且仍然可以解釋經濟週期。 當代率先明確地試圖描述真實經濟週期理論的文章刊載於1982年11月的 《計量經濟學》雜誌。這篇論文是芬恩·基德蘭德和愛德華·普雷斯科特的合作成果，基德蘭德在匹茲堡的卡內基-梅隆大學任職教授，普雷斯科特在明尼阿波利斯聯邦儲備銀行研究部擔任顧問，同時也是明尼蘇達大學的經濟學教授。這篇論文的標題是《置備資本的時間和總量波動》，它描述了所謂的“真實經濟週期”模型——此前拉格納·弗裡希所介紹的木棒與搖擺木馬模型，即經濟週期是由外部衝擊造成的，而經濟的週期性運動是由內在的傳播機制造成的，這種衝擊效應受經濟系統影響，產生一陣陣漣漪。 風中的搖擺儘管真實經濟週期模型無論從理論或者模型的視角來看都很完美，但它卻引起了異常多的批評。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普雷斯科特1986年提交一篇有關真實經濟週期理論的論文，哈佛大學的教授拉里·薩默斯隨即撰寫了回應文章《對真實經濟週期理論的一些質疑》。後來薩默斯於1999年擔任美國財政部部長——這可能是世界上最有權勢的經濟管理職位。薩默斯在回應文章中表達了與真實經濟週期理論相反的觀點： 這些理論否認了一些命題，但在許多學院派宏觀經濟學家以及所有對經濟進行日常預測與控制的人看來，這些命題是不言自明的。他們斷言，貨幣政策對實際經濟活動沒有作用，財政政策也僅僅透過刺激效應而產生影響，經濟波動則完全是由供給方面而非需求方面的衝擊所造成的。 他還繼續寫道： 如果這些理論是正確的，就意味著緊隨凱恩斯革命發展起來的宏觀經濟學應該被完整地封閉在歷史的垃圾箱裡。而且，他們還表明， 當代宏觀經濟學家的全部工作幾乎都毫無意義，比占星術好不到哪兒去。 薩默斯還認為普雷斯科特模型中的引數也不正確： 普雷斯科特的經濟增長模型並非是對現實的不可思議的表述。但要說明的是，其模型引數完全受制於經濟增長，而且在我看來，其對微觀經濟的看法似乎也是一個粗糙的誇張說法。這讓人聯想到它就像鬆開的帳篷在風中搖擺一樣。 除了認為其引數是錯誤的，他還指出，要識別哪些外部衝擊造成人們所經歷的實際經濟週期也有困難。每一次經濟增長和每一次崩潰或者衰退都應該有外部原因，但是這些外部原因卻無處可尋。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內部非線性因素似乎成了更顯而易見的解釋。他解釋了真實經濟週期的理論家們為何出錯： ·真實經濟週期的支持者們會透過平均生產率的統計資料來測度技術創新…… ·……但是，以探訪企業為基礎的研究表明，經濟下降期間的生產率出現了典型的下滑，這不是由於外部衝擊造成的，而是因為企業選擇留住員工，共同等待經濟繁榮。 讓薩默斯不能接受真實經濟週期理論的另外一個原因是，這些理論家即使在沒有引入價格資料的情況下，居然也宣稱其理論經過了“檢驗”。價格數據將會顯示是供給方面還是需求方面造成了衝擊，但如果沒有價格資料，就無法獲知結論。最後，他認為有效市場出清的假設在蕭條時期是極不現實的： 讓我們看一下任何有關美國大蕭條時期的生活情況的記錄。企業生產出其想要銷售的產品，工人們想要在市場上以勞動交換產品。但是，這些簡單的交易卻沒有發生。在1929～1933年間發生科技水平下降的背景下，堅稱這種情形是帕累托最優簡直是荒唐，在大蕭條時期，即使全要素生產率也是下降的。實際發生的情況是交易機制失靈了。 薩默斯的另一種解釋是，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某些機制的存在經常導致交易機制與信貸市場的崩潰。 真實經濟週期理論的支持者們聲稱其理論方法的關鍵意義在於，為經濟週期的研究提供微觀經濟學基礎，而且這個基礎符合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 但是，像拉里·薩默斯這樣的反對者則聲稱，這些理論家們為了適合模型需要，而不得不進行如此多且如此粗略的抽象與簡化，從而使其結果與現實之間幾乎毫無關聯。他們要做的事情就是清除任何造成其模型內在不穩定的因素——任何正向反饋環等等，這些正向反饋環我們在研究實際問題時隨處都會碰到。他們對造成大部分經濟波動的大多數因素卻視而不見。 均衡存在的問題薩繆爾森只是把兩個簡單的現象整合在一起，並且說明了其共同行為是多麼複雜。但是問題在於，迄今為止所提出的經濟週期理論包含了對至少5種不同非線性的反饋現象的描述： ·正向反饋環。惡性迴圈，在此迴圈中，某個特定事件會刺激另外一個事件，反過來，後一個事件又會刺激最初的事件。這種例子包括早期的動量貿易理論（穆勒、馬歇爾），以及自我訂購理論（像克拉克的加速數和梅茨勒的存貨迴圈）。 ·回聲效應。耐用資本貨物（如輪船）或者消費品（如汽車）的投資聚集。恩納森的輪船建造週期就是這種回聲效應。 ·瀑布式反應。帶有內嵌放大器效應的鏈條反應。這是典型的大眾心理理論，留待後面討論。很顯然，熊彼特就曾經談到創新蜂聚的第二波效應要比初始的刺激強大得多。 ·時滯。當前行動或事件的效應將會在一段時間之後呈現出來的現象。這類現象的例子包括蛛網（丁伯根、裡奇）和加速數（克拉克），還有許多消費不足與投資過度理論（霍布森、巴拉諾夫斯基、 斯皮索夫、卡欽斯、福斯特、卡塞爾、羅伯遜、霍特里、費雪、凱恩斯、馮·米塞斯、馮·哈耶克）。 ·去抑制器。潛在的負向反饋過程被正向反饋過程暫時阻止的現象。有關動量貿易的心理學理論中有這類因素，自我訂購現象（克拉克、梅茨勒）也有。 反饋概念非線性反饋說明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存在著複雜的統計相關性。一般所描述的許多反饋現象可以分成兩類：“正向”與“負向”。正向反饋現象是推動經濟系統偏離平穩趨勢的運動。相反，負向反饋現象則拉動經濟系統回到平穩趨勢上來。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是一個負向反饋的概念，其他對經濟周期拐點的明確解釋也屬於負向反饋的概念。 但是問題在於，我們所發現的反饋現象還只是冰山一角：那些似乎合理的理論與規則，其數量的迅速增長讓人感到害怕。在複雜的合成動態學既定條件下，怎麼可能發展一套理論來描繪包含全部行為的清晰圖景——更不用說用它來進行預測了？難道是資本主義的選擇過程創造瞭如此複雜的系統， 以至於沒有人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嗎？試想一下，如果迴圈適合鏈條反應，其中有些反應被放大，形成了瀑布，所有反應又都受制於回聲，而整個麻煩的事情又都附帶有許多時滯和去抑制器！這真是可惡至極！ 我們對經濟週期的理解在日益清晰，這並不是堆積越來越多的數學規則就可以解決的，需要有人穿透迷霧發現真理。像薩繆爾森的模型所展示的那樣，還有更加新奇的世界潛藏在模擬程式的清晰邏輯背後——那是一個有待我們繼續努力探究的世界。但是，就在丁伯根與薩繆爾森的兩篇文章發表的同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越來越多優秀的科學家都被迫轉向軍事研究。 宏觀經濟模型勞倫斯·克萊因在1946年發表的《宏觀經濟學與理性行為理論》一文中率先介紹了“宏觀經濟學”這個概念。克萊因介紹了建立宏觀經濟模型的團隊工作方法：一大群科學家一起工作，共同創造出有著數百個或者數千個方程式的總量模擬模型。大規模的經濟計量模型通常包含至少100個方程式，這些方程式代表了宏觀經濟行為的不同方面，還有一些被用來定義以及代表外部輸入與約束的條件。它們有各種各樣的形式，但是，典型的現代模型是非線性的而且非常複雜，其典型做法是把新凱恩斯主義模型 （假設市場是無效率的）與新古典模型（假設市場是有效的）二者合成起來。一些非常知名的研究經濟週期的商業模型有：資料來源公司的模型 （DRI模型），雷曼兄弟的模型，大通的計量經濟學模型，沃頓計量經濟學預測與聯合模型（沃頓模型），以及勞倫斯·梅耶合夥模型（LHM&A模型）。最為知名的公共模型包括NBER模型，以及把幾個地方性模型聯合起來創造一個國際性超級模型的LINK專案。LINK專案發展很快，早在 1987年其所包含的方程式就已經超過了2000個，代表了79個宏觀經濟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