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曼·明斯基1919年出生於美國，他的父母都是社會主義者。他從小生活在父母身邊，上學讀書，並且遵循家庭傳統加入社會主義黨派。後來他就讀於芝加哥大學，並獲得了數學學士學位。但是，不久之後，他覺得自己的專業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單純的數學專業上，實際上，他對社會與經濟有著更強烈的興趣。1942年，他報名進入哈佛大學利托爾公共行政學院[1]學習，但僅僅一個學期之後，他因為要服兵役而不得不離開。1945年年底，他被派出國；第一站到達英格蘭的新港，而後又去了巴黎、法蘭克福，最後到了柏林。明斯基在柏林的感觸對他後來的研究產生了影響。他當時在戴維·薩珀斯領導的人力部門的報告計劃組工作。明斯基後來聲稱，與薩珀斯一起工作的經歷使他認識到，儘管抽象模型有助於表述思想與分析問題，但那並不是最終的目標，最終的目標應該是在真實情況與事件的基礎上推匯出切實的結論。他認為，只有像約瑟夫·熊彼特那樣對一般的制度體系以及相關的歷史框架有了深刻理解，才能做得到。 明斯基在戰爭結束之後回到了美國，此時他決定不去芝加哥大學，而是要留在哈佛大學從事學習研究。然而，回到哈佛大學一段時間之後，他開始對所教授課程中的一些內容感到奇怪。其中之一是他的一位老師阿爾文·漢森 （凱恩斯信徒中的一位領軍人物）講授財政政策的方式。明斯基發現，阿爾文·漢森運用非常正統的凱恩斯主義框架來討論傳統的規則與反週期的財政政策。此外，明斯基認為，漢森對凱恩斯主義的理解在方法上有點過於機械。 漢森沒有談到不確定性，但是，在明斯基看來，這一點正是凱恩斯思想中的關鍵部分，而漢森教授實際上忽略了貨幣與金融市場。 直到1949年獲得布朗大學的教職之前，明斯基一直在哈佛大學。1949～ 1955年，他在布朗大學撰寫博士論文。阿爾文·漢森希望明斯基能夠和自己一起工作，但明斯基那時已經遇到了約瑟夫·熊彼特並且決定跟隨他。明斯基準備探究的領域是市場結構、銀行業、總需求的決定與經濟週期之間的關係。 他研究經濟學的方法是朝著薩珀斯當初鼓勵他的方向繼續作進一步的深入發展：經濟學必須講究實用並符合現實，沒有根基的單純理論建構在現實世界中毫無意義。 明斯基的寫作能力很強，而且著述頗豐。明斯基第一篇真正重要的文章是1957年發表的《中央銀行與貨幣市場的變化》。在這篇文章中，他介紹了兩個流動性概念的差異： ·中央銀行能夠直接處理、控制的流動性，這部分是債券與貨幣市場； ·驅動股票、房地產等其他資產市場的現金流。 他進一步討論了兩個層次價格水平之間的差異： ·當前產出（包括服務），像食品、汽車以及假期等價格廣泛依賴於勞動力的成本； ·資本與金融資產，像股票、債券以及藝術品等資產的價格，表現出不確定性並且依賴於投資收益。由於投資收益代表了未來現金流，所以其估值就依賴於未來時段內我們對收入的預期。 明斯基一直把凱恩斯的理論作為主要的理論參考，而且他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正是出版於1975年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但是，他並不苟同多數經濟學家對凱恩斯的理解，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不同意凱恩斯本人曾經有過的一些想法。 內在的金融不穩定性明斯基像凱恩斯（而不像新古典主義者）一樣，假定資本主義存在著顯著的內在不穩定性。他觀察到，不穩定性主要存在於驅動經濟增長的私人投資部分，這些投資的波動比經濟中的其他部分大得多，因為投資依賴於投資者對未來的主觀評價。凱恩斯在書中談到投資者短期關注的焦點（“長期而言，我們都不存在了”）、他們的“動物精神”以及在衰退與蕭條期間持有現金的傾向（“流動性偏好”）時，曾考慮了這些方面的問題。然而，明斯基發現，凱恩斯的大部分追隨者卻忽略了這些方面。他認為，金融部門是資本主義經濟不穩定的主要根源，因為刺激這個特殊部門的要素很多，並不只是技術和市場利率，而所有這些刺激因素都能導致不穩定性。他把自己看成是“金融凱恩斯主義”的闡釋者，而且用“華爾街觀點”與“貨幣經理資本主義”來為強調金融部門問題的分析方法命名。他所描述的過程很普遍： ·增加聯邦債務的擴張性公共政策為受債務驅動的私人投資快速發展創造了基礎條件，例如，增加低風險的私人股份金融資產，並降低私人企業資產負債表的風險暴露…… ·……而這將會導致經濟繁榮與投資過度。 ·政府最終會進行干預，以避免可能出現的崩潰…… ·……而這種干預政策意味著，金融部門不會完全承擔由先前不負責任的信用擴張所造成的損失。 他斷言，不負責任的金融行為得到政府挽救，將會導致經濟週期的一再發生，這使得金融部門越來越脆弱。有關投資的決策是由董事會議確定的， 決策時通常考慮的一個主要因素是獲得融資的一般條件，而不是投資專案的基本健康狀況。繁榮時期資產價格的上漲是投資者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資產可以用作貸款的抵押物。這就造成非線性關係，而非線性關係將會造成相當程度的不穩定性：資產價格上漲有助於貨幣的創造（例如金融資產被用作貸款抵押的情況）。當每個人（代理人）都採取理性行動追求自身收益最最佳化，甚至可能是被迫跟隨普遍性趨勢以求生存的時候，以上的一切情況都可能發生。他聲稱，經濟週期的每個階段都會造成金融環境的改變，這種改變又導致經濟進入週期的下一個階段。 明斯基的“華爾街模式”顯著區別於眾多經濟學家所採用的主流的“物物交換模式”（忽略金融部門）。他宣佈對新古典方法提出挑戰，這主要基於以下 3個脫離傳統模式的命題： ·堅持認為就業不能單由市場剛性來解釋。假定衰退期間的工資水平就像新古典經濟學家所期望的那樣，確實下降了，其結果是物價水平也會下降，並且企業也會因此推遲投資。此外，人們還會受到債務服務成本增加的擠壓（費雪的債務緊縮理論）。 ·金融市場的廣泛波動是相關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忽略了金融部門，而假定其是有效率的。然而，金融部門並非如此。中央銀行可以控制一些債券的價格與利率，但是不能直接控制其他任何投資資產的價格。 ·失業並不是由市場剛性造成的。它來自於企業執行層對未來不確定性的預期，這種不確定性反映在投資的波動中。 因此，金融部門的無效率可能是造成像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那樣的重大經濟災難的罪魁禍首。
查爾斯·金德爾伯格查爾斯·金德爾伯格是明斯基的一位盟友，他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任職於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深知重新點燃微弱的經濟之火是一項多麼複雜艱鉅的任務。金德爾伯格後來離開銀行到美國國務院工作，參與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馬歇爾計劃。他38歲時轉入學術界研究經濟危機與恐慌問題，並最終出版了一套研究經濟危機問題的系列叢書。在這套叢書中，他舉了很多例項說明金融市場其實處於完全非理性的狀態，而且緊隨狂熱之後的則是深度的蕭條。他把圍繞金融狂熱的幾個典型階段總結為： ·投機 ·財務困境 ·危機 ·恐慌 ·崩潰金德爾伯格在1986年出版了《大蕭條中的世界，1929～1939年》，該書分析了他親身經歷的那些可怕事件。他認為，貨幣供給的崩潰並不能解釋那次大蕭條，因為貨幣供給的下降比價格的下降要慢得多。這也就是說，在 1929～1931年間，貨幣的實際購買力其實是上升的。再者，他不同意任何把經濟崩潰歸咎於股票市場崩潰及其負面財富效應的理論——因為在股票市場崩潰之前，生產已經開始崩潰。為金德爾伯格贏得最高聲譽的是1978年出版的《狂熱、恐慌與崩潰》一書。這一經典著作採取了很妙的復古風格，整本書中差不多沒有一個數學方程。下面是他在2000年的版本中所寫的一段話： 一位同事曾經試圖採用一個數學模型來為這項工作增色。對某些讀者而言，模型可能是有用的，但對我自己而言並不適合。據說，災難數學，即專門研究如何把危機這類事件處理成從高處跌落的情形， 是這個學科的一個新的分支，而且已經展示出其邏輯的嚴密性與價值。不過，我還是等一等為好……我自己似乎已經陷入了辯論的泥沼，而且還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捲入超負荷的工作之中。 弗裡德曼與芝加哥大學另一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也把貨幣因素看成是經濟不穩定的關鍵根源。他在大學決定研習數學，為的是將來去當保險精算師，但是在他目睹大蕭條的慘狀之後，便逐漸對經濟學產生了興趣。因此，當他收到兩份獎學金的通知時，他選擇了到芝加哥大學學習經濟學。弗裡德曼在芝加哥大學的一位指導老師便是西蒙·庫茲涅茨，後來他為弗裡德曼的分析提供了大量的事實與資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弗裡德曼曾在多個政府部門工作過，這段經歷使他對經濟預測以及政府幹預經濟的效率長期抱持懷疑主義的態度，他的信念就是保持經濟儘可能自由。例如，他這樣寫道： 關於自由市場的最重要的核心事實在於，除非交易雙方都獲得好處，否則交易根本不可能發生。 1948年，他加入了NBER，任務是繼米切爾之後繼續研究貨幣問題。在 NBER，弗裡德曼逐漸成了知名的理論家。而後，他在1976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因為他是20世紀經濟思想最重要的發展——“貨幣主義革命”的一位領軍人物。 經濟學的整合促進者許多經濟學家發展了重要的理論，但並未因此而聞名於世。另一些具有天資的經濟學家，能夠對思想進行整合，重新措辭表述、解釋並加以提升。這些人是“整合促進者”，正是他們對社會產生了最大的影響，也收穫了最高的榮譽。如果說費雪、凱恩斯、薩繆爾森與弗裡德曼是20世紀最偉大的四位經濟學整合促進者，恐怕沒人會反對。雖然這四位大師都發展了原創性的新理論，但是他們也同樣精熟於對既有的理論賦予新的理解，並且透過演說、出版、採訪、雜誌專欄，以及採取與高階政治人物會面等途徑來創造經濟學理論對社會的影響力。弗裡德曼甚至還自己製作了電視節目。 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固定貨幣增長率的思想實際上已成為芝加哥大學的正統學說。但是過了這麼多年，弗裡德曼更加確信這一政策能夠處理經濟週期的問題：社會只要確保貨幣存量的固定增長，就可以管理經濟週期問題。這邊，積極干預政策的支持者與更加錯綜複雜的模擬模型糾纏不休，那邊，弗裡德曼則像歐文·費雪那樣，把紐科姆的貨幣數量方程式挖掘出來：
MV=PQ 我們回憶一下，這個方程式的左邊是貨幣供給與其流通速度的乘積，右邊則是物品價格與數量的乘積。弗裡德曼首先指出，透過運用積極的反週期措施來管理經濟存在著令人難以置信的困難。一旦你意識到經濟正在“跳水”，那麼等財政政策生效就已經太晚了。而當這類政策最終起作用的時候， 經濟本身極有可能又已經開始回升了，因此，這類政策增加了不穩定性因素。除此之外，有明顯的跡象表明，政府透過舉債來增加額外開支將會對私人舉債產生擠出效應（老的“財政部觀點”）。要點在於從方程式的兩邊都可以找到內在的不穩定性因素。左邊（MV）的不穩定是因為內在的自我增強機制，這一機制是由諸如貨幣擴張時期利率的初始下降，銀行部門的競爭等造成的。右邊（PQ）的不穩定是因為存貨效應（梅茨勒）、加速數（克拉克）、投資過度（穆勒）、創新蜂聚（熊彼特）等。而當這些因素合在一起時，貨幣與現實經濟之間的正向反饋效應將會造成不穩定性的增強（明斯基）。但是，在任何方程式中，如果一邊穩定了，那麼整個方程式當然就穩定了。在此方程式中，穩定左邊的貨幣供給部分要比穩定右邊部分容易得多。 弗裡德曼的假定獲得了大量研究的支援，這些研究表明，在貨幣供給與經濟週期之間的確存在很強的相關性——前者領先於後者。1963年，他與安娜·J·施瓦茨合著的《美國貨幣史（1867～1960年）》出版了。他們的研究表明，從長期來看，貨幣增長完全反映在通貨膨脹上，並沒有反映在經濟增長上。 至此，他們宣佈通貨膨脹是“純粹的貨幣現象”，並且經常重複這個觀點。但從短期來看，情況則不一樣。短期而言，貨幣波動造成了經濟週期。 自1867年以來，美國在每一次嚴重的經濟緊縮之前，都出現了大幅度的貨幣緊縮。平均來看，貨幣增長幅度在經濟頂峰出現之前的半年達到最大， 而在經濟衰退出現之前的一個季度就已經收縮。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就曾經伴隨著貨幣供給的大幅緊縮——無論從哪一點來講，美聯儲都應該能阻止這次貨幣緊縮，但美聯儲並沒有這樣做。在1929年出現崩潰之後，美國的利率跌到了極低水平，但不管怎樣，貨幣供給還是減少了1/3之多——而當時的大多數觀察者對此並未察覺。美聯儲曾經認為，在經濟擴張階段提高利率， 而在衰退階段降低利率，就足以保持經濟穩定。然而，按照弗裡德曼的觀點，貨幣存量的加速增長刺激了支出，而人們一旦習慣了這種支出，就會變得不夠謹慎，並且開始減少所持有的貨幣儲備。股票經紀人很快就認識到這會推動通貨膨脹水平上升，因此他們需要降低債券的價格。這意味著，恰恰在債券利率上升的時候，貨幣供給會保持擴張。換句話說，提高利率並不能阻止貨幣的過多增長。當然，相反的一面也可能發生，即利率與貨幣供給一起下降。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從“I體制”（透過利率進行管理）轉向“M體制”（透過貨幣供給進行管理）。管理貨幣供給包括，但並不限於對利率進行操控。 穩定經濟體系西蒙·紐科姆的方程式——MV=PQ——作為一個分析框架，適應於多種解決經濟週期問題的建議。表13-1列舉出瞭解決問題的一些建議。 表13-1 穩定紐科姆方程式構成要素從而解決經濟週期問題的建議對菲利普斯曲線的批評 1958年，出生於紐西蘭的經濟學家奧爾本·威廉·菲利普斯（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在英國度過）發表了一篇論文（即《英國1861～1957年失業和貨幣工資變動率之間的關係》），他在該文中描述了在通貨膨脹水平較高的階段，失業率是如何降到最低的。歐文·費雪曾提到過這一點，奧爾良大公對此也有過親身經歷，他當時無成本地濫印鈔票帶來了短暫的經濟繁榮。兩位頂尖的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和羅伯特·索洛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挖掘，並將其納入主流思想體系之中。這一結論被命名為“菲利普斯曲線”，而且在一段時間內還成了主流思想的一部分（見圖13-1）。
圖13-1 菲利普斯曲線。該圖呈現的是菲利普斯曲線最初的形狀。弗裡德曼相信菲利普斯曲線實際上是垂直的。今天，大多數經濟學家支援“加速”假說，即假定加速的通貨膨脹能夠減少失業，但是僅在通貨膨脹水平最終停止上升之前有作用，最後的結果還是通貨膨脹和失業。 弗裡德曼對這個理論持批評意見。他的確同意在基欽週期的時間範圍內，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著這種關係，但這種關係僅僅在短期內成立： ·社會存在一個自然失業水平，它取決於勞動與商品市場的結構性特徵，如市場的不完美、有關職位空缺的資訊收整合本、勞動力的可得性、遷移的成本等。當人們對任何特定的通貨膨脹水平已經完全適應的時候，失業率就將朝著這個結構性水平變動。 ·把失業率壓低到自然水平以下的唯一方法，就是使貨幣供給的增長快於預期的通貨膨脹。然而，這個過程將會造成滯後的通貨膨脹。 ·由於人們對所見所聞的學習，預期的通貨膨脹將追隨實際的通貨膨脹。由於這一點，如果要把實際通貨膨脹維持在預期水平以上， 就不得不迫使貨幣供給變得越來越多。結果，如果堅持把失業率維持在自然水平之下，那必將以增速日益加快的通貨膨脹而告終…… ·……這一切直到經濟在惡性通貨膨脹中崩潰，或者（更有可能）直到某人最終決定踩下剎車為止。在這兩種情形中，最終的結果是由於總需求開始下降而造成大規模的失業，同時，預期的通貨膨脹水平也非常高。 理性預期在20世紀70年代初，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了一次非常嚴重的衰退，引發這次衰退的部分原因是石油危機。一些國家的政府為了應對衰退，增加貨幣供給來刺激經濟增長（與一些貨幣主義者的建議相反）。然而，這一做法這次根本不起作用，並沒有出現經濟增長與低失業率，而是出現了通貨膨脹與失業的繼續。 這種情況需要一個理論加以解釋。另一位來自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羅伯特·E·盧卡斯的理論對此給出的解釋最受人們歡迎。盧卡斯的解釋很簡單， 他假定貨幣供給將要加速的資訊是廣為人知的。政府官員利用機會正式宣布，增加貨幣供給對商業投資以及增加就業有益無害，因為在貨幣供給增加之後會有新的產出增長： MV=PQ 然而，人們並不傻。他們瞭解以前的各種情況，並且知道貨幣供給的增加最終會導致通貨膨脹。因此，公司會立即提高產品的價格，工會也將要求增加工資。所以，很遺憾最終得到的結果還是通貨膨脹水平不斷上升，卻不是經濟增長。 關於人們對政府刺激政策的適應可能使政策失敗的主張被稱為“理性預期”理論。對20世紀70年代所發生的情況，相比假定長期菲利普斯曲線存在的通貨膨脹與失業相互替代的模型，弗裡德曼和盧卡斯的兩個模型則提供了更好的解釋。 政治性經濟週期 W·諾德豪斯和E·R·塔夫特兩人都提出了一個名為“政治性經濟周期”的理論。諾德豪斯在1975年發表的論文《政治性經濟週期》中表述了這一思想，塔夫特則在1978年出版了《經濟的政治控制》。這兩位作者都闡釋了政治人物一到選舉時就會刺激經濟，目的是為了更有可能再次當選。這就意味著，在選舉之前會出現受政治刺激的經濟繁榮，而在選舉之後則會出現衰退。 [1] Littauer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該機構始建於20世紀30年代中期，20世紀60年代改為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