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陷入了瘋狂狀態，費城大學摩爾學院的學生們也在談論著這場戰爭。在一間封閉的屋子裡，正在發生著奇怪的事情。每天都有相同的一批科學家與工程師透過特殊的安檢，在以前的教室進進出出。他們正在那裡幹什麼呢？ 巴貝奇的機器他們正在創造歷史。首次進入的人們會發現裡面的情況完全出乎意料： 他們正在建造人類從未有過的東西。它體積龐大，而且樣子奇怪。 它就是人造計算裝置，是查爾斯·巴貝奇大約在80年前所夢想的計算工具。現在之所以要建造這種機器，是因為已經到了非常必要的關鍵時刻。還記得巴貝奇和他的朋友們一道為對數表而奮鬥的故事嗎？如今，軍隊也需要類似的東西，而且需求量大，建造速度越快越好。其中一個問題就是要計算出大炮發射炮彈的可變彈道。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模擬彈道路徑，一次又一次地重複那些複雜的計算工作。 最初，他們考慮把它稱為“電子數字積分器”，但後來又加上了“和計算器”，簡稱為“ENIAC”。它被認為是第一臺人工智慧機，一個速度極快多用途的計算機，它的基礎並不是蒸汽動力、齒輪箱等機械，而是比它們快得多也小得多的電子元件。第一個發起建造這種機器的人是費城附近的尤西紐斯學院的物理系主任約翰·V·莫奇裡。1943年4月9日，這個專案得到了官方批准， 於是在莫奇裡和他的學生埃克特領導下，一個50人的團隊投入了這項任務。 從某些方面來看，他們要建造的機器不同於巴貝奇曾經想象過的東西。 它不受機器自身的內部記憶裝置控制，而是採用插入板來控制。透過電路板進行物理連線，機器就可以確定如何解決問題，它也能夠更快處理大量的指令。 1944年4月的一天，他們找來兩名女士，用微分解析儀向她們展示ENIAC 取得的突破性進展。他們各用500個電子管設立兩個累加器，當莫奇裡按下按鈕時，第一個累加器的第50個氖燈亮了，幾乎在同時，第二個累加器的第4個位格出現了數字“5”。這兩位女士感到震驚：這就是重大的“突破”嗎？難道一支如此聲勢浩大的科學家隊伍經過埋頭苦幹，竟然只取得了這麼一丁點兒成績——僅僅把一個數字從一個單元傳遞到另一個單元？然而，這時團隊的兩位領頭人作了解釋。在第二個累加器的第4個位格出現的數字“5”實際上代表了“5000”。這兩個單元已經完成了5乘以1000的運算。機器已經演示了它能夠在0.0024秒的時間內完成乘法運算。這已經比巴貝奇曾經夢想的機器快了 4000倍。 兩個月以後，ENIAC專案的一位工程師赫爾曼·戈爾茨坦認出了正在火車站臺上等著去費城的約翰·馮·諾伊曼。諾伊曼是一個長得很敦實的矮個子。 當時許多人認為諾伊曼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數學家。戈爾茨坦向諾伊曼說明他正在參與建造電子計算機的工作。不久，諾伊曼也決定要為ENIAC專案工作。 世界上最著名的數學家決定支援這個專案，這件事鼓舞了電子計算機項目的許多決策者，他們相信這個專案的潛在價值比他們以前預期的還要大。 1945年12月，這個團隊完成了整個機器的組裝工作。它幾乎佔據了整個房間，有80英尺長，8英尺寬，3英尺高。它總共有40個面板，4000個旋鈕，還有4000個紅色的氖燈用來顯示其內部各個構成部件的功能。這些構成部件包括10000個電容器、6000個開關和17468個電子管。後來，據說（儘管這可能不是真的）當這臺巨型機器第一次開啟的時候，費城整個城市的燈光都變暗了。 ENIAC建成之後沒過多長時間，人們就開始建造另一臺更加複雜的計算機EDVAC，這臺機器大約有4000個電子管和10000個晶體二極體。 旋風專案諾伊曼與埃克特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接待了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27歲的傑伊·福里斯特的訪問。傑伊·福里斯特畢業於電子工程專業，他來這裡訪問是因為接到一項艱鉅的任務：他應邀負責建造一臺實時的戰鬥模擬計算機。有關方面已經決定，這個戰鬥模擬系統要採用數字化技術，所以福里斯特正忙於參觀所有采用數字計算處理技術的專案，以收集資訊。1946年1月，他名為“旋風”的專案得到了批准。這是20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最大的計算機專案，團隊有175名工作人員。1948年，當中心框架建立起來的時候，它就佔地230平方米（2500平方英尺）。它的改進目標要獲得更快的運算速度和更短的停機時間（每天只有幾個小時）。福里斯特的旋風專案取得了重大成功， 這項技術後來被應用於更加複雜的空中防衛系統。 1956年，傑伊·福里斯特與麻省理工學院的校長進行了接觸，校長問他是否有興趣回到麻省理工學院的斯隆管理學院工作。福里斯特欣然同意了，因為他看到這種新的計算機有著非常有趣的潛在用途，它可以用在許多科學領域——因為它所具有的強大能力可以用來做大量的實驗模擬。計算機可以檢查方程的結果是否合理從而檢驗方程，而後可以稍微修改一下引數再做實驗。他把這種新的領域命名為“系統動力學”。 梅茨勒與存貨週期福里斯特對經濟週期問題也很感興趣，不久他便和同事們開始建立一個存貨週期模型。存貨週期模型最基本的原則有以下幾個方面： 情景一，一家汽車製造企業：經濟正在增長，因此企業老闆史密斯先生按照預期的銷售增長而增加存貨。然而，一段時間過後，他認為存貨太多了，於是決定減少下一期的存貨訂單。 情景二，汽車零部件供應商：汽車零部件企業的老闆瓊斯先生正在等待史密斯先生打電話來下達新的訂單，但是，他最近收到的訂單數量比平常要少許多。 情景三，大學講堂：經濟領袖凱恩斯先生向他的學生們解釋說，如果某個部門的消費下降，那麼其影響將透過乘數效應而被放大。 情景四，史密斯先生的辦公室：由於乘數效應，經濟在慢慢下滑，因此史密斯先生突然間對自己的存貨感到擔憂，於是決定一段時間內不再訂購任何存貨。 情景五，瓊斯先生的辦公室：瓊斯先生正在等待史密斯先生的電話，但是電話鈴聲一直沒有響。所以瓊斯先生決定解僱一部分員工，並決定認真查看一下自己的存貨。最好能夠削減一些…… 在福里斯特和他的團隊開始關注存貨週期的時候，已經有很多這方面的研究文獻，其中包括勞埃德·梅茨勒的《存貨週期的性質與穩定性》，這篇文章刊載於1941年的《經濟學與統計學評論》雜誌。梅茨勒的存貨週期模型與薩繆爾森在1939年描述的加速數/乘數模型有許多相似之處。梅茨勒的模型表明，存貨波動可能導致各種引數在一定範圍內取捨： ·單調性固定 ·單調性爆炸
·振動式爆炸 ·振動式固定 ·振動式衰減存貨週期模型化福里斯特曾經與通用電氣（GE）的人討論過。這家企業遇到的麻煩是， 從前工廠採取一週7天的三班工作制，而在幾年之後會有一半的工廠被關閉。 於是他把所見到的情況用手工進行模擬，後來把它轉化成冰箱製造業的一個桌面遊戲。 福里斯特的這個桌面遊戲後來又被賦予了新的使命，因為其他人把它轉化成以啤酒為中心的棋類遊戲，那些玩家採用了電子遊戲板，這個遊戲板上顯示了啤酒業的4個部門： ·啤酒廠 ·經銷商 ·批發商 ·零售商遊戲典型的玩法涉及這4個玩家，有3～8支隊伍，其中每個參與者只負責 4個部門中的某一個部門。其各自存貨管理的任務非常簡單，誰都認為那不過是小菜一碟。 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這個遊戲一開始只是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中間玩，但後來傳到了其他國家的大學，成千上萬的人——從高中生到大公司的執行長都在玩這個遊戲。遊戲經歷總是相同的：人類行為造成了不穩定性。多年以後，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的斯特曼釋出了跨越4年時間的48 場遊戲的結果。192個參與者都是商業主管以及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的MBA與博士研究生。在每場遊戲中，他設定消費者需求完全相同，而且極其簡單： 第一個4周每週有4種情形，而最後的36周每週有8種情形。在全部48場試驗中，都存在這種不穩定和振動。在第20～25周，35種情形中，啤酒廠有一個平均的積壓量——是每週消費量增長的9倍！其次，不穩定性有明顯的放大， 消費者需求方面的每週4種情形的初始擾動都透過鏈條被放大了。平均而言，
消費者需求的初始增加量在傳到啤酒廠時已經被放大了700%。因此，這個問題的結果並不是對暴露於外部衝擊之下的系統加以穩定，而是放大擾動。圖 15-1說明了這一點。 圖15-1 啤酒遊戲中經濟活動的有效存貨。可以看到，在經歷了一個很小的需求衝擊之後，有3個部門的有效存貨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是明顯的負數（大量積壓），同時有兩個部門的存貨達到了頂點，其水平超過了10周的需求量。在32周之後，它們最終趕了上來————想不到竟會是如此之大。 在作出這類早期的模擬之後，傑伊·福里斯特和他的團隊開始建設一個關於美國經濟的動態多部門計算機模型。這個模型的基礎包括以下一些核心原則： ·每個部門的決策不是依據最優經濟均衡的主流理論，而是以廣泛觀察到的實際人類行為模式作為基礎（這與啤酒遊戲中的情況沒有什麼不同）。另外，存貨、在產品、僱員、銀行餘額以及訂單積壓這類儲備池/緩衝庫被加以特別關注。 ·納入了實際上已知的若干非線性關係。 他的團隊首先對生產部門作了單獨調查，在調查中，他們把資本設定為固定不變，所以僅有各種各樣的勞動投入能夠引起產量的變化。 下一步，他們對模型進行了符合現實的擴充套件，允許產品與資本出現波動，這導致了另外的波動，情況類似於庫茲涅茨週期和康德拉季耶夫週期。
傑伊·福里斯特認為這些結論對理解經濟週期可能有根本性的暗示意義。 首先，它們表明菲利普斯曲線可能是錯誤的。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菲利普斯曲線這個概念已經被廣泛接受。這個曲線表明在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簡單的替換關係。如果想要低失業率，就不得不接受相對較高的通貨膨脹水平。（例如，在美國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主流經濟模型都指出，接受4%的通貨膨脹率，就可以達到一個較低的失業水平。）但是，傑伊·福里斯特的模擬結果表明，經濟的確可能被幾種波動所支配，正如熊彼特在1939年所提出的那樣。他聲稱，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可能就不存在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這種簡單替換關係。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經濟可能同時具有，或者同時不具有這種邪惡的兩面，這依賴於全部三種週期的模式： 可能潛在三種不同的而且大部分不耦合的動態模式。第一種經濟週期可能造成工資變化與失業這兩者週期性變動，並且造成菲利普斯曲線的關係。第二種可能是康德拉季耶夫週期，它導致失業的上升比週期本身振動幅度更大。第三種可能是常見的貨幣供給與價格之間的關係，貨幣供給的增加產生通貨膨脹。如果我們能夠區分這些不同的週期模式，那麼貨幣供給就會引起通貨膨脹，而不會觸及失業問題。 福里斯特指出，經濟學家如果不瞭解這些潛在的獨立的週期現象，就存在著誤解當前事件的風險。如果他的假設是正確的，那麼計量經濟學家在其努力對經濟進行預測的系統中就可能遺漏了某些要點。 三位經濟學家對菲利普斯曲線理論的批評菲利普斯曲線描述了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的替換關係。這個關係最早是由費雪隨意提出來的，後來菲利普斯對其作了統計描述。當索洛與薩繆爾森1960年合作的一篇論文（《反通貨膨脹政策的分析》）發表後，它便成了主流的理論。這個理論最重要的反對者是傑伊·福里斯特、米爾頓·弗裡德曼和羅伯特·盧卡斯。下面是他們批評意見的簡化版本： 傑伊·福里斯特：工資與就業的波動都是經濟週期的動態結果，因此，通貨膨脹不是就業的獨立驅動器。增加貨幣供給會產生通貨膨脹，但對就業影響甚微。 米爾頓·弗裡德曼：經驗表明通貨膨脹並不能減輕失業。通貨膨脹率的增長也不能減輕失業，但是連續的通貨膨脹率增長顯然是不可持續的， 也不是人們想要的。
羅伯特·盧卡斯：人們傾向於理性預期。如果試圖透過注入貨幣來刺激經濟，那麼人們就會預期出現通貨膨脹。企業會提高價格，而且工會也會要求更高的工資，以抵消通貨膨脹。結果將會出現“滯脹”，也就是通貨膨脹水平上升，但並沒有額外的經濟增長。 這種關係具有欺騙性，就像我們早前所看到的紙幣導致的1720年密西西比泡沫。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這一點經過了廣泛驗證，那時候高通貨膨脹率與失業並存。在瞭解到對調整政策的批評後，美國、英國、日本和瑞士的中央銀行最終採納了貨幣主義者的政策建議，即從那時起把貨幣擴張的年度增長範圍作為政策目標（然而，日本的政策在20世紀90年代遭遇了悲慘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