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是個非常宜居的地方。它位於紐約北面，距離不算太遠。這裡的港灣秀美，海灘舒適，綠蔭環圍，老城中心儲存得十分完好，夜生活也富有激情。波士頓還因雲集的學術機構而聞名於世，其中的劍橋大學城、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這3家機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崛起成為新的經濟週期理論研究中心。 五花八門的週期學說他們研究經濟週期的新方法可以追溯到約300年前的爭論，這似乎走過了一個完整的輪迴。一開始，所有人都假設每一次經濟危機都由特定的衝擊或者政策錯誤所造成，而後（朱格拉之後）的觀念則是將危機看成經濟執行的內在構成部分。我們已經瞭解到經濟學家是如何發展出包含多種解釋因素的週期理論的，這些解釋因素包括創新、儲蓄與投資的總量不平衡、某些部門投資比例的失衡、存貨的累積與清理、企業成本結構的變化、虛假的定價能力、債務緊縮、貨幣的內在不穩定性等。後來人們根據這些因素把經濟週期理論加以分門別類，於是有了像“消費不足”、“過度儲蓄”、“貨幣”與“債務緊縮”等多種不同的學說，但許多學說並不能簡單歸類，因為在用某種因素解釋經濟週期現象時，還存在其他不同因素的影響。最終就變成了雞與蛋孰先孰後的問題，實際上我們並不知道哪一個在前。 早期的經濟學家一般假定，在危機期間如果不進行干預，而任由經濟自主執行，那麼在所有情況下經濟都會回到增長的路徑上。有些人走得更遠， 他們認為干預不僅不得要領，而且完全沒有必要，他們宣稱只要保持平衡預算和低通貨膨脹率就可以了。維持寬鬆的環境人們就會有信心，投資與消費很快也會恢復到高位。還有一些人走得更遠，一些奧地利經濟學家傾向於認為週期不僅不可避免，可以自我糾正，甚至還有利於經濟發展。例如，熊彼特相信週期是驅動創造性毀滅和經濟增長以及復興的關鍵力量。因此，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中期，他在哈佛大學的講堂上這樣說： “先生們，為蕭條擔憂，這大可不必。對於資本主義來說，蕭條是一種很好的清醒劑。” 然而，正是這次大蕭條使許多人相信，在某些條件下，經濟的確會陷入停滯與高失業並存的狀態。這就是著名的凱恩斯主義。其所關注的焦點是由利潤、投資、信貸以及其他變數的波動所造成的內在不穩定性。凱恩斯主義不僅描述市場是如何失靈的，而且還建議政府應該如何進行政策干預，從而把經濟帶出蕭條。 20世紀50年代，凱恩斯主義的研究方法完全佔據了主導地位，它成為劍橋大學的核心課程，在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以及其他許多地方也是一樣。其中一位最有影響力的倡導者是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薩繆爾森，他最暢銷的著作《經濟學》從1948年以來就是全球成千上萬學生的必讀書目，事實上，這本書已經銷售了幾百萬冊。薩繆爾森不僅是寫作教科書的高手、經濟學的領軍人物和著名教授，他甚至還成為肯尼迪總統的顧問，並且與羅伯特· 索洛一起獲得了諾貝爾獎。 理論之爭 《新聞週刊》雜誌曾經作過一個精彩的策劃，由薩繆爾森和他的主要對手米爾頓·弗裡德曼一起撰寫專欄文章，討論彼此相互矛盾的觀點。由此薩繆爾森的名氣更大了，因為弗裡德曼是經濟學競技場中下一個流行學派——貨幣主義學派的當仁不讓的代表人物。有趣的是，弗裡德曼似乎成了整場爭論的贏家，因為20世紀70年代所發生的事情表明通貨膨脹與失業相互替代的假設是一個誤導。當盧卡斯（曾是薩繆爾森的學生）發表其著名的理性預期著作的時候，弗裡德曼陣營的力量得到了進一步加強。盧卡斯的著作說明財政刺激會很快導致通貨膨脹而非經濟增長。此後，就不再是薩繆爾森與弗裡德曼兩個人之間的爭論了，而成了薩繆爾森與索洛、弗裡德曼與盧卡斯之間的爭論。 經濟週期模擬中的理性預期羅伯特·E·盧卡斯在其1981年的著作《經濟週期研究》中提出，用於模型中的預期應該是理性的。這個理性與均衡的假設是對亞當·斯密所提出的核心原則的真正擴充套件。受到如此之多經濟學家贊同的其中一個理由是它讓製作理論模型變得更加容易。經濟模型假設所有人都理性地傾向於穩定均衡狀態。今天，這類模型叫作“新古典經濟學”（馬克思引入了“古典”這個術語來描述亞當·斯密及其後繼者）。 幾乎所有的當代經濟週期模型都含有涉及預期的方程。透過讓理論上的“代理人”對未來和模型具有相同的預期，就可以把理性預期這個概念引入模型之中。
然而，這場爭論的輪廓並不十分清晰。在薩繆爾森繼續用典型的凱恩斯主義解釋宏觀經濟現象的同時，他也在給學生們講授盧卡斯所倡導的帶有理性行為特徵的微觀數學模型。而盧卡斯本人也並沒有宣稱現實中的人們是完全理性的，或者政府應該毫無作為。他同意另一陣營有關政府至少可以扮演某個有限角色的觀點。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更多的經濟學家既接受凱恩斯的某些觀點，也接受弗裡德曼的某些觀點，凱恩斯主義逐漸演變成了重新定義的“新凱恩斯經濟學”，貨幣主義也發展成為“新貨幣經濟學”。 新貨幣經濟學新貨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更多的關注微觀層面的新發展。例如，經濟學家們會研究那些改變有效貨幣供給或者貨幣流通速度的貨幣新發現。許多這類變化並沒有體現在貨幣供給官方統計之中，但不管怎樣，這類變化具有重要的影響。另一個主要的流派，新凱恩斯經濟學，在20世紀70年代也得到了發展，該派主要研究以下方面的問題： ·因為存在壟斷、管制等因素，所以競爭是不完全的。 ·有時工資會固定在太高的水平上（因為工會），因而不能實現充分就業。 ·市場過於稀薄而不能出清。 ·由於非理性的恐懼或者貪婪（“動物精神”），市場有時也不能出清。 ·由於太陽黑子現象，市場行為（主要在金融市場）會變得非理性。 ·經濟中某些部門（特別是在高科技產業）的投資具有報酬遞增的特點，將抑制競爭。 新凱恩斯經濟學新凱恩斯經濟學以盧卡斯的理性預期模型為基礎，出發點是個體的效用與利潤最大化，而不是總量行為。換句話說，其基礎是微觀經濟學的假設， 其理論模型假設一個低於充分就業的經濟能夠透過以下若干渠道達到充分就業的狀態：
·內在的市場動態學能夠使工資下降，在這個工資水平上，有更多企業願意僱用更多人員，而產品的價格也會下降，從而使人們有能力購買更多商品（典型的古典假設）。 ·干預，或者透過公共開支，或者透過貨幣擴張，這兩種途徑都可以創造充分就業。 新凱恩斯經濟學並沒有宣稱哪種結果總是比其他更有效率，它們都取決於給定狀態下的勞動力市場彈性。然而，對於一種分析方法上的新發展，凱恩斯主義的變化就像貨幣主義一樣，是顯而易見的。凱恩斯與弗裡德曼對經濟的分析主要是“自上向下”，但是盧卡斯、新凱恩斯經濟學派和新貨幣經濟學則更多地採取了自下而上的分析方法。 宏觀與微觀的對立與融合自上而下意味著宏觀。宏觀經濟學家努力關注重要的大事件，而忽略其他更多的細節，其研究方法的基礎是對總量現象提出假設。另一個陣營是所謂的“微觀經濟學家”，他們關注個體有什麼樣的行為，而後將這些個體行為加總得到大致的總體模型。這個陣營被稱為“新古典”學派。許多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家都使用一種特殊的語言，許多句子的開頭都採用了“讓……”這種格式。這類句子的典型用法是引入一系列簡化的假設，這些假設就算不夠聳人聽聞，也是相當不現實的。例如，在假設中可能會包含這樣一些陳述：存在完全競爭，每個人都有完美的知識儲備，勞動力市場完全可變，充滿慾望的市場，品位與技術沒有變化等。 這兩個陣營之間的差異不僅體現在方法論的選擇上，還表現在所關注的焦點上。宏觀經濟學家通常關注經濟的障礙方面，而新古典經濟學家則著重描述經濟是如何實現平衡的。他們所關注的焦點的差異，並不是因為一個陣營是由悲觀主義者組成，而另一個陣營是由樂觀主義者組成，出現這種差異的原因在於其分析方法的內在問題： ·宏觀經濟學家所使用的模型不必假設存在任何內在的均衡。 ·微觀經濟學家所使用的則是一般均衡模型（該模型假設理性預期和內在均衡）。這些模型與宏觀經濟學家的模型相比通常具有更加精美的形式，而且彈性更大。然而，必要的基礎假設也限制了模型的最終結果，大大減弱了與之相關的實用性。
然而，這兩個陣營也不會一直保持分離狀態。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向另一個陣營借鑑好的理論元素。例如，越來越多的傳統宏觀經濟學家改變了他們的風格，他們仍然繼續關注經濟中的障礙問題，但也開始運用微觀經濟模型來進行模擬分析。微觀經濟學家則開始接受人類並非完全理性的概念，他們開始在模型中納入正向反饋，儘管這樣減少了穩定性，但其結果卻更加具有實際意義。 4種經濟週期模型在波士頓（以及其他地方）的領先學術機構工作的經濟學家們，曾經親眼目睹了經濟學的關注焦點從一個學派到另一個學派再到下一個學派的不斷改變，他們也看到了某些學派的支持者如何採用來自競爭陣營的最好的分析方法，他們還目睹了合理可信的經濟週期模型的適用範圍是如何一步一步擴大的。 在這個新千年到來之際，他們面臨著經濟週期模型按照4個主要維度進行分類的圖景： ·週期：內生性模型假設不穩定性是由經濟系統的非線性規律造成的。 ·漣漪：外生性模型假設不穩定性來自於外部的衝擊。 ·可預測：決定論模型假設經濟行為相對可預測，而且是有序的。 ·混沌：隨機模型假設行為是相對複雜的，而且是不可預測的。 然而，所有上述模型都在趨向於一些共同的假設： ·更多地關注總供給，以及決定與影響總供給的因素。 ·假設市場充分競爭，而且傾向於出清。 ·假設理性預期。 就所關注的焦點而言，也曾存在一個從內部不穩定性向外部衝擊的轉變。有若干理由可以說明這一點。其中一個很簡單，就是為了數學上的便利：對內在的不穩定性加以模型化意味著要運用非線性方程，而建立在外部衝擊基礎上的模型則可以是線性的，因此處理起來要相對容易一些。另一個理由是對資本主義經濟信念的提升，即相信資本主義經濟已經更加接近穩定均衡的結構。 然而，每一類模型都有其自身的優點與侷限性。內生性、決定論模型 （可預測週期）很有吸引力，因為這類模型能夠產生讓人滿意的解決週期的方案，具有不對稱性、不可逆轉性和不連續性——這些意味著從模型得出的結果看起來頗似現實世界。此外，這類模型可以建立在對經濟永續性結構的相對現實的假設基礎之上。然而，這類模型存在的問題是，其所產生的行為通常僅僅在相對較短的時期內可以被預測，而蝴蝶效應往往會掩藏更加長期的行為。 表19-1 經濟週期模型化的不同方法概覽隨機內生性模型（不可預測週期）也具有某些相同的優點與侷限性。這類模型描述了凱恩斯所說的經濟落入陷阱的某些現象。奧默羅德在其1994年的著作《經濟學之死》中談到這類模型時說： 經濟可能存在許多溝壑，以至於一旦迅速滑入其中，就再也出不來了。在過去的十多年以來，經濟理論家對這種可能的狀況表示了很大的關切。它的含義是，描述競爭性經濟的方程不只有一個解。換句話說，經濟並不只有一種均衡，而是存在著多種均衡。 而後，他又繼續寫道：
如果競爭性經濟方程只有唯一解，就可以在這個框架內分析鉅變出現的原因，因為經濟最終總能找到唯一的均衡點。但是，在方程存在多種解的情況下，就只能分析說明在某個特定解的位置上發生的小變化。不然經濟可能不會滑回其初始的深坑之中，而是到某個區域內的另一個位置上，從這個位置上會進入完全不同的深坑。 決定論、外生性模型（可以預測漣漪）是所有模型中問題最大的。幾乎沒有經濟學家相信這類模型所描述的根本不是邊際現象。 最後，隨機外生性模型（不可預測漣漪）很精美，因為這類模型設法維持均衡的存在。然而，由於這類模型看起來很不現實，所以也沒有被廣泛地接受（儘管如此，我們應該注意到，如果有的話，也是極少數的經濟週期理論的真正支持者確實聲稱用技術衝擊能夠解釋所有波動。例如，普雷斯科特聲稱他們對戰後時期超過一多半的波動進行了解釋，最佳估計比率接近 75%）。 脫離現實的理論經濟學家總是被取笑的物件，但是如今他們自己也開始表達出越來越多的挫折感。一個很大的問題是這些經濟模型距離現實太遙遠。例如，眾所周知的約翰·希克斯勳爵，由於在一般均衡理論上的卓越貢獻而獲得了諾貝爾獎，後來他卻放棄了自己的大部分觀點，原因很簡單，因為他發現這些東西是不現實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曾經對理論作出貢獻的經濟學家當中，即便不是絕大多數，也有相當多的人主要關心的是理論上的可能性，而不是造成經濟週期的實際原因。一般而言，對於這些理論構成部分之間是如何相互適應以及理論如何與現實世界的事件相互匹配則關注得太少——如果它們的確是完全相互匹配的話。每個模型通常都在研究一些被孤立處理的現象，因此也就無法評估其是否切合實際。這好似一個密林，外面的旁觀者看不清，但是在所有這些討論的背後，實際上比旁觀者所認為的更具有一致性。幾乎任何一位經濟學家都會同意，儘管問題複雜，經濟週期還是存在的，而且使其得以運轉的某種系統也存在。在下一章，我們將進行一次想象之旅去探究這其中的兩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