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夢的結果，這就是他們窮兵黷武政策的賜與；第二，就在那些軍隊官長的身上，大官們自己胡作胡，不肯管也不能管那些下級官， 下級官也就不管士兵。‘上樑不正下樑歪’，這是當然的道理。當權執政者的責任是福國利民，軍隊的職責是衛國保民。但是他們卻一反其道，把人民逼得上死路，逼得他們出賣國籍，不願做中國人，要求外國人來保護！我把這事辦完，越想越是悲憤，多天還是恨的牙癢癢的。” 稍後，馮玉祥又寫道： “張敬堯督湘二年多，真使三千萬的湖南人民日處火熱水深之中•⋯張敬堯軍退到嶽州，沿途燒殺淫掠，當地人民畏之如虎狼，紛紛到教會中躲藏。張軍知道，衝向那教會搜查。一位美國教士上前攔阻，亂兵即將此教士槍殺。這事傳出去，激起美人憤慨，當派武力前來鎮制。那美艦從上海起碇，以最大速力馳向嶽州，顯其威風，致在沿途江中衝翻了許多民船，許多無辜人民受滅頂之災。這一方面是美艦不能處之鎮靜沉著之咎，但一方面也是張敬堯軍所間接賜子人民者。這真是可恥可恨的事。看看人家軍隊保護他的人民是怎樣的精神，但中國軍隊不但不能保護中國的人民，反倒欺凌之，虐殺之，而驅之託庇於外人，又將第四編簸略選擇：官更和平民的黨庫此外人一併殺之，而使江船中人民受此無妄之災禍。這樣的軍人，還讓他高高在上的當督軍，是什麼緣故？只因他是老段的學生和同鄉罷了。””！ 由此看來，中國人民掛洋旗，入洋教，確有一番不得已——這是尋求不被人任意宰割的基本權利，尋求對人民負責的政府和軍隊。 四、作為環境構成的貪官汙更黃總經理在算洋旗收支賬時，考慮到了軍閥，土匪，也考慮到了作為競爭對手的船戶和船工，但他沒有細說衙門和官吏。聚福洋行建立於清朝倒臺之後，軍閥士匪橫行中國，暫時搶了貪官汙吏的風頭。在正常情況下，這個因素對企業盈虧的影響甚大，我必須替他補上。 宣統二年（1910年）四月，御史董丙炎上奏說，商民在繳納厘金的時候，要遭遇許多需索留難，“譬如一船到卡，未完釐以前，必須花錢報到，名日掛號。既完釐之後， 又須花錢請行，名曰打號。否則將船扣除不得行，是力需索一類。 “又如一貨到卡，初卡既已全完，至中卡必照數而議加，名日補票。中卡業經補過，到末卡又必照數請益，名日加票。否則將貨盤查，必至稽延時日，而損傷更多，是為刁難之類。 “此外如任意取貨，目叼光。無故挑錢，曰加水。強名偷漏而議罰，妄指用物而充公。種種節外生枝，無非於中取利。”22 需索留難商民的，不僅是釐卡稅務官吏。從上到下，每洋旅的價僮 21 馮玉祥：《我的生活》. 第290頁， 22《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二輯.下冊，第 1299頁。 189
190 個有傷害權的衙門和官吏，都在努力行使這種權力，攫取儘可能多的利益。 李作棟在《新輯時務匯通》中說， 無論鐵路、礦務、內河輪運，中國人辦都辦不成，洋商一出面就辦成了，於是華商必須依附於洋商。即使股份全是華商的， 如果不掛洋旗，不找一個洋商出面，已經辦成的事也必然失敗：“或督撫留難，或州縣留難，或某局某 1860年建立的粵海關外景。 晚清海關是由英國人驕德主管的，在追地腐敗的衙門之中，海關成了最為清廉高效的部門。 委員留難。有衙門需索，有局員需索，更有幕府需索、官親需索。不遂所欲，則加以讕言。或謂其資本不足，或謂其人品不正，或謂其章程不妥，或謂其於地方情形不合，或謂其奪小民之利，奪官家之利⋯⋯內河行輪，或謂礙民船、礙厘金•⋯凡待華人莫不如是。”23 1905年7月19日《中外日報》上登了一條訊息，其中有一段中國商人朱立興訴苦的文字。他說，我是徐州人，以販運油、酒、餅、豆、牛皮、豬隻、棗梨鮮果為業，雖然照章納稅納捐，依然屢遭阻撓需索，“惟懸掛洋旗者，彼不 23 《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二輯、下冊，第肖之徒，皆畏之如虎，不敢擾害⋯⋯且洋票經過捐卡，驗 1307 頁，第1345頁。 規皆有減折，華票則格外留難，私費則轉形益重，若不及第四編簸略選擇：官吏和平民的武庫早挽回，勢不至盡為洋商不止。商等情願懸持商旗，以振我國之威，而杜外溢之弊。但僅懸商旗而無保護實據，仍不足以抵制洋商。”24 江蘇鎮江商船公會的調查也說：“一經冒掛洋旗，官不敢封，差不敢擾，可以自由謀生。”25 想想看，只要高高一掛，就可以自由謀生了，就可以嚇住貪官汙吏了，這樣的旗幟，叫商人如何不向往？且不論軍閥士匪，僅僅在船商與官吏衙役的關係方面，洋旗的有無就可以決定企業的盈虧以至生死。黃總經理的一筆錢， 已經買到了三樣東西，似乎每樣都值三萬兩。 五、作溈環境構成的木船船幫黃總經理算的另一筆賬，牽涉到與木船船戶和船工的關係。他寫道： “川江運食鹽出川，過去一直由木船裝載，轉運到宜昌、沙市。我們為了貪圖更多的運輸業務，曾與當時軍閥官僚聯絡勾結，破例地將運出川外的食鹽交由福源輪（引者注：聚福洋行的輪船之一）裝運，當即引起木船船戶、船工大為不滿，認為‘搶奪了他們的生意和飯碗。因此，滿載食鹽的福源輪在南岸玄壇碼頭正待啟航時，即被聚集起來的幾百木船船戶、船工阻止，不許開航，發生衝憲，並上船搗毀輪船鍋爐，殺死三領江顏永林。事件發生後，法國兵船立刻開來‘保護'，驅散聚集的船工和群眾，後又護送福源輪開駛到上海修理。善後事務，則由法方向外交部提出交涉處理。” 洋旗的價偉 24《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二輯，下冊，第 1344頁. 25 《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二輯，下冊，第 1348 頁 191
192 26 郭緒印：《清幫秘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6月第1版.第160頁、 27 轉引自《清幫秘史》第 160頁. 簫四縞在清末民初，這個故事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國各地的木船船幫，面對強大快捷的輪船，發動了一場又一場殊死搏鬥。 從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觀點看來，輪船是應該讚美的。 輪船擠垮木船，這是很正當甚至很正義的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結果，便是技術進步，社會發展，消費者受益。這套邏輯當然不錯，不過，必須有一張社會保障的安全網攔著，才能保證市場競爭的邏輯不被生存競爭的邏輯擠垮。 中國官府沒有少收費，卻沒有編織這張網。 1824年，清政府試行將運河漕運改為海運，漕幫水手陸續失業。1853年，太平軍定都南京，南北運河漕運全部停止，四千艘漕船的水手、縴夫、腳伕徹底失業。在沒有安全網的社會里，這些人幹什麼去了？他們中的大多數當了鹽梟或土匪，另有一部分加人太平軍，稍後又有部分鹽梟和土匪轉入捻軍，還有一些加入了鎮壓太平軍的湘軍。 1886年，運河漕運重開。1901年，由於輪船和火車的興起，漕運最後停止。失去飯碗的六大漕幫又幹什麼去了？他們流入江湖，賭博販毒，走私敲詐，組成了強大的黑社會—清幫。26 《經世文續編》卷四一概括說：“自咸豐初年，河徙漕停，粵氛猖獗，無業遊民，聽其遺散，結黨成群，謀生無術，勢不得不流為為賊捻。”27所謂“勢不得不⋯⋯”，這種邏輯，就是以生命搏取生存資源的邏輯，即生存競爭的邏輯。這是比市場經濟邏輯更硬更原始的邏輯。 上述歷史事實，都發生在一代人的生命週期內，甚至就發生在眼前，真所謂 “殷鑑不遠”。對社會和官府來說， 到底是救濟一個失業者合算呢，還是逼人為匪搶劫謀生合算呢？答案是明擺著的。在實際操作中，清朝官員也採取了減少失業的政策，但是他們的辦法更加省事，只消畫一富吏和平民的武庫個圈，批幾個字，駁回輪船的運營申請，不許他們“與小民爭利”。這是不給救濟給政策的老辦法。問題在於，中國官府給出的政策壓縮了船商的權利，而按照歐美國家的規矩，船商的權利必須得到不折不扣的保護。兩相沖突，到底誰說了算？ 所有規則的設立，說到底，都遵循一條根本規則：暴力最強者說了算。這是一條“元規則”，決定規則的規則。 清政府打不過洋人，只好由洋人說了算，讓輪船搶木船的飯碗。而木船船幫又打不過官府，要不來救濟，只好向輪船開戰。 中國船幫自有一套打碼頭的傳統，一套爭奪飯碗的碼頭規矩。飯碗屬於暴力競爭的勝利者。面對輪船，他們照例開打，砸鍋爐，殺領水員，把官府不管的民事糾紛鬧成刑事案件甚至人命大案。根據老經驗，豁出償命大鬧一場之後，競爭對手在船幫打砸和官司敲詐的兩面夾攻下，自然得不償失，知難而退。本幫的償命者，可以採用抽籤抓鬮之類的辦法事先安排好，一條命換來眾人的飯碗和生計， 風險和收益不難計算。奈何世道變了，這套老辦法引來了法國的兵艦和外交官的交涉。對手身後有一個和中國官府完全不同的政府。 黃總經理的敘述比較簡略，沒有交代這個事件的處理經過和結局，但我們可以在1924年四川萬縣發生的同類事件中看到常規。 杜之祥在《1924年萬縣事件》28 中寫道： “1924年6月19日下午，英商太古洋行的‘萬流’輪駛至萬縣城對岸的陳家壩停泊，那裡存放有英商安利英洋行的大批桐油待運⋯⋯安利英洋行的這批桐油，本已由萬的川楚船幫承攬，全部用木船裝載從萬縣運出川，但當 ‘萬流’輪一靠岸，安利英洋行的大班美國人郝菜立即出現洋旗的價僮 28《萬縣市文史資料》第四輯。 193
在陳家壩碼頭，突然向中國船伕宣稱：該洋行存放在陳家壩待運之桐油，全部改由‘萬流’輪裝運。洋船又要搶中國船伕的飯碗！這猶如一聲晴天霹靂，在廣大船伕中引起很大騷動。川楚船幫會首向必魁等代表廣大船工出面與郝萊交涉，提出在川楚船幫未承攬到其他貨物裝運時，要求這批桐油仍由該幫木船裝運，以維持廣大船工生計。郝萊櫃不接受…… “船工眼看飯碗將被打破，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有的便上前阻攔運油力夫，郝萊趕來，竟蠻不講理，掄起手杖毒打，不少船伕被打傷，有的甚至被打得鮮血直流⋯⋯ 憤怒之下，有的拿起槳腳向郝萊還擊，有的要拉他滾水， 被郝萊強迫運油的力夫，擱下肩上的桐油，也來參加反帝的鬥爭。郝萊見觸犯了眾怒，十分驚惶，想逃之天天，憤怒的船工和力夫，不准他逃竄，雙方又發生毆鬥，慌亂中郝萊失足落水，由於他不識水性，以至自取滅亡，丟掉了老命。 “事情發生後，英方不但不察當時起事的實情，相反， 遷怒於我國船戶，駐泊萬縣一英國軍艦，立即將大炮對準城市示威，脅迫萬縣知事及當地軍警，要求斬首船幫會首， 以抵償郝萊溺斃之命。如不能捕獲並斬首船幫會首，那就要處決船幫所屬的兩個船伕，用兩個中國無辜的生命，去抵償一個白種人的命。同時，還提出郝萊下葬時，地方當局必須親自送葬以表示敬意，還要附送撫卹款給郝菜的家屬。並限定兩天以內履行這些條件，若不能完全照辦，英艦長槐提洪宣稱：軍艦的大炮就要對準城市轟擊。與此同時，英政府向我國北洋政府提出抗議。一貫媚外喪權的北洋政府，便傷令四川善後督辦署嚴懲‘兇手’。英國政府並派其駐渝領事來萬縣督辦此案。當時四川軍閥對英領事百依百順，不顧人民大眾的堅決反對，竟於6月22日，將川楚船幫船伕向國源崔幫興等二人，無辜殺害在陳家壩河！第囚編簫略遠擇：官東和平民的武癢邊••而英軍艦艦長槐提洪，因這次施行炮艦政策壓迫中國人民有功，得到了一枚勳章。” 儘管大打一場，經過幾個月的過渡之後，桐油運輸的飯碗還是由市場規則分配了。熊登洲在《萬縣港木船運輸的演變及發展》？中寫道：“當年（1924年），經萬縣知事衙門裁定，上水棉布、海帶，下水油、鹽、糖、紙，均由木船承運。不久，知事衙門又規定，四月初一起由輪船裝運， 十月初一起由木船裝運。以後，由於輪船運輸較木船運輸具有快速、安全和價廉的優點，加之輪船增設了油櫃，取得了裝運散艙桐油的優勢，又1925年萬縣知事張某，會同城防司令劉某致函海關，今後不再加限制，是裝木船還是裝輪船，聽憑貨主自便。” 如果說，在船商與軍閥土匪和貪官汙吏的關係方面， 洋旗所保護的只是中國法律承諾的國民待遇，那麼，在輪船與木船的關係方面，洋旗所支撐的就是歐美國家的公民待遇，超出了中國臣民待遇的待遇。這種伴隨著技術優勢的公民待遇，為輪船帶來了額外的業務和利潤，真所謂錦上添花。而從中國船幫的角度看來，這種超出慣例的保護不大公平，洋旗很有特權色彩。 六、價值所在洋旗的收支帳基本算完了，黃總經理得出的合算的結論完全正確。現在的問題是：洋旗的價值應該如何定性？ 換句話說，洋旗帶來的錢，到底屬於什麼錢？屬於勞動報酬嗎？屬於土地廠房之類的租金嗎？屬於投資或存款的利息嗎？ 在我看來，這筆錢應該叫法酬—法規或制度造成的洋族的價值 29 《萬縣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195
196 收益。 權利和義務是來自西方的法律用語，在古漢語中，表示這種意思的近義詞是“分”。普通人都有增加權利或減輕義務的願望，在這個意義上，人們都有立法定分的企圖。不能立大法，立國法，那就立小法，立家法，立村規、 行規，立特區，立土政策，立潛規則。這些小法與大法一致倒也罷了，如果不一致，如果欽定大法分給船商價值 100元的權利，軍閥和貪官汙吏只認可50元，另外50元私下分掉了，那就有好戲看了。本文描述的正是這樣一場戲。 前邊已經談到，暴力競爭的勝利者說了算，這是一條元規則，制訂規則的規則。皇帝掌握的武力最強，欽定法規也最具權威性。不過，在皇家爪牙夠不到或不願夠的深山大澤，在皇家耳目看不清或不願看清的黑牢密室，在皇權衰落軍閥驕橫的亂世，欽定的“分”必遭重分。擁有傷害能力的各類強者，公開或暗自擠佔弱者或其他冤大頭的分額，真實的權利疆界與欽定地圖所描繪的相差很遠。 事實上，在黃總經理買洋旗的時候，欽定的船商權利早已成為一紙空文。打個比方說，經過軍閥土匪和貪官汙吏的瓜分蠶食，價值100元的權利，所剩未必有50元。船商所損失的50元，則是軍閥的惡法、土匪的橫規矩和貪官汙吏的潛規則帶給他們自己的法酬。這時候，船商掛上了洋旗，獲得了強大的武力支援，因而敢於蔑視惡法、橫規矩和潛規則。當時，歐美國家的政府和軍隊已經在資產階級的控制之下，那是資產階級自己的武力，他們可以理直氣壯的使用，用來奪回軍閥土匪和貪官汙吏瓜分蠶食的 50元，用來保住自己應得的100元，甚至用來爭取更多的權利。 這奪回的價值50元的權利的性質，就是欽定國法的法第囚牆藥略迷擇：有更和平費的武來酬，即橫規矩和潛規則早已瓜分蠶食，因而不能實現的那一部分價值。從根本上說，所有法酬都是流血犧牲換來的， 因此，法酬又是血酬的一種存在形式。、結局最後交代一下洋旗和聚福洋行的命運。 1905年前後，清政府企圖收回“利權”，以龍旗替換洋旗。許多商會應運而生，想乘機撈一筆龍旗的掛旗費。奈何各關卡的貪官汙吏和驕兵悍將不買龍旗的賬，敲詐勒索一如既往，而收了掛旗費的那些人又無力震懾，於是，這場運動好像一陣涼風吹過，很快就不見蹤影了。 1911年，辛亥革命前後，中國海關掛號的內港船隻中， 掛洋旗的船佔16-17%。1924年，這個數幾乎翻了一番，超過了32%。30 1941年，希特勒佔領法國。聚福洋行屢遭官府刁難， 而法方無能為力，於是黃總經理決定另找靠山，結識了國民黨政府糧食部部長徐堪。在徐部長的支援下，黃總經理趕走了法國人，將聚福洋行改組為“強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黃總經理將五分之一的股份贈與徐堪及其助手—這回可不是“虛股”。 藉助國民黨高官的勢力，強華公司要錢有錢，要貨有貨，要船有船，一度高速發展。徐堪為了加強控制，派親信王孟範出任強華總經理，黃瑾瑩退居副總的位置。王孟範上任後，大量安插私人，機構臃腫，開支龐大，公司負債累累。 1949年，國民黨戰敗潰逃。共產黨建國後，強華公可在反五毒運動中捱整。1952年5月，強華公司申請公私合營，改組為川江輪船公司。1956年，公私合營川江洋旗的價值 30《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2輯. 下冊，第 1286頁附表。 197
輪船公司並人長江航務局。這家由民族資本家建立的公司，在36年的航程中幾經改頭換面，終於完成了徹頭徹尾的改造。 198 第四蟷簧略選撮：富更和平民的武庫第五編隱身份：主體的演變新官墮落定律朱元璋是明朝的開國皇帝，他討過飯，打過仗，從一個馬弁幹起，最後得了天下，對人情世故的瞭解相當透徹。他當然明白自己給官員定的工資不高，所以，在地方官上任之前，他經常要找他們談一次話，講講如何正確對待低工資， 如何抵抗貪汙受賄的誘惑。他會給自己的部下算一筆很實在的利害關係帳。 朱元璋說，老老實實地守著自己的薪俸過日子，就好像守著井底之泉。井雖然不滿，卻可以每天汲水，泉不會幹。 受賄來的外財真有益處麼？你搜刮民財，鬧得民怨沸騰，再高明的密朱元璋像新官墮落定律 201
202 1 朱元璋：《大誥•諭官之任第五》 2 參見《明朝小史》卷二原文是： “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佈列華夷，豈期擢用之時，並效忠貞，任用既久，俱系奸貪朕乃明以憲章，而刑責有不可恕，以至內外官僚.守職維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戮者多第五燒隱身份：末體的演交謀也隱瞞不住。一旦事發，首先關在監獄裡受刑，判決之後再送到勞改工場服苦役，這時候你那些贓款在什麼地方？在數千里之外呢。你的妻子兒女可能收存了，也可能根本就沒有。那些贓物多數藏在外人手裡。這時候你想用錢，能到手嗎？你家破人亡了，贓物也成了別人的東西。所以說，不乾淨的錢毫無益處。' 這樣的利害分析也算得透徹了，但實際上並沒有起到多大作用。派下去的官員，如同冒著槍林彈雨衝鋒的戰士， 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彈擊中倒下。前赴後繼，一浪接著一浪， 一代跟著一代。後來，朱元璋當皇帝當到第十八個年頭（公元1386年），這種現象見得多了，便總結出了一條規律。 朱元璋說，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員，將他們派往全國各地。 沒想到剛剛提拔任用的時候，這些人既忠誠又堅持原則， 可是讓他當官當久了，全都又奸又貪。我嚴格執法，決不輕饒，結果，能善始善終幹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2 請留意中間那一句話：“沒想到剛剛提拔任用的時候， 這些人既忠誠又堅持原則，可是讓他當官當久了，全都又奸又貪。”這就是新官墮落定律。“全都”云云肯定是絕對化了，但在統計學的意義上，這條定律大概真能站住腳。仔細分析起來，朱元璋發現的這條規律，背後大有道理。 科舉制實行之後，官僚大體是讀書人。他們讀了十幾年聖賢書，滿腦袋都是理論上的人際關係，如忠君愛民、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之類，書生氣十足，教條主義傾向嚴重， 未必明白建立在利害算計之上的真實的人間關係。這種關係，聖賢們不願意講，吏和衙役的心裡卻清楚得很。《紅樓夢》第四回便詳細描寫了一個衙役向新官傳授潛規則的故事。這段描寫堪稱經典。毛澤東主席把《紅樓夢》看作那個社會的百科全書，就以這一回為全書的總綱。因此我不避羅嗦，轉述幾段。
卻說賈雨村走了賈府的後門，當上南京知府，一下馬就受理了一件人命案。當地名門望族子弟薛蟠，打死小業主馮淵，搶了個丫頭，然後揚長而去，受害方告了一年多也告不下來。賈雨村聽說，登時大怒道：“豈有這樣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來的！”說著就要發籤，派人去抓。這時他看見旁邊一個門子向他使眼色。 進了後邊的密室，門子和賈雨村有幾段精彩的對話。 門子問：“老爺既榮任到這一省，難道就沒抄一張本省‘護官符’來不成？”雨村忙問：“何為‘護官符’？我竟不知。” 門子道：“這還了得！連這個不知，怎能作得長遠！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 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說著拿出一張抄好的護官符來，上邊就有薛家。 賈雨村問門子此案該如何處理，門子說，薛家和幫助你當上知府的賈家是親戚，何不作個人情，日後也好去見賈府的人。賈雨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實是重生再造，正當殫心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而廢法？”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君子’。依老爺這一說，不但不能報效朝廷，亦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為妥。” 賈雨村低了半日頭，最後嘴裡說著不妥，還要再研究研究，實際上完全遵循門子的建議，很巧妙地解脫了薛蟠。 曹雪芹卒於1764年，與朱元璋相隔約四百年，但是這個世界並沒有多少變化。洪武十九年（1387年），朱元璋曾經寫道：建國以來，浙東、浙西、廣東、廣西、江西和福新實楚落定律 203
204 3朱元璋.《大誥續編松江逸民為害第二》 4 朱元璋《大誥•渝官之任第五》- 第五縮障身份：主體的演班建的政府官員，沒有一個人幹到任滿。往往還未到任期考核的時間，自己就犯了贓貪的罪過。這裡確有任人不當的問題，但在更大的程度上，這些官員是被當地那些貨吏衙役和不務四業（士農工商為四業）之徒害了，是受了他們的影響、勸說和引誘’。因此，當年朱元璋與上任的官員談話，總要警告他們當心那些蛋吏，不要讓吏支配決策。 看看賈雨村的實際經歷，朱元璋的預防針確實對症下藥， 那些胥吏和衙役果真在勸誘官員們學壞。他們跟新官算利害關係帳，同樣算得清晰透徹，只是與朱元璋的結論完全相反：要堅持原則嗎？不但不能報效朝延，自身也難保。輕則丟官爵，弄不好還會丟性命。您可要三思。 新官上任，還會碰到一個不請自來的教師，這就是土豪。在這裡，土豪是一個比地主富農更恰當的名詞。他們有可能是地主富農，也可能是商人，但絕對不是老實膽小計程車財主。他們甚至可能沒有正經職業，以欺行霸市或坑蒙拐騙為生，即朱元璋所說的那些把官員教壞的不務四業之徒。在《水滸》對西門慶、鎮關西、祝家莊等的描繪中， 我們都可以看到土豪的身影。這些人是地頭蛇式的強者， 在當地苦心經營多年，已經建立起一個有利於自己的利益分配格局，他們很願意把新官拉下水，教他們適應並且保護這種格局。 《明史》中描繪了兩個不肯好好學習適應的新官的遭遇。 有一個叫徐均的人，洪武年間在廣東當陽春縣主簿， 這個官類似現在的縣政府秘書長。陽春地方偏僻，土豪盤踞為奸，每有新官上任，就以厚賂拉攏腐蝕，最後也總能把持控制，政府就像他們自己家開的一樣。徐均剛到陽春， 一個吏便向他提建議，說他應該主動去看看莫大老。莫大老就是一個土豪。也不知道徐均是不懂，還是不吃這一套。 他問：難道這傢伙不是皇上的臣民嗎？他不來，我殺了他。
說著還拿出了自己的雙劍給那位吏看。 莫大老聽了那位吏的通風報信，害怕了，就主動去拜謁徐均。徐均調查瞭解了一番，掌握了他的違法勾當，將其逮捕下獄。莫大老或許認這是一種敲詐手段，就很知趣地送給徐均兩個瓜，數枚安石榴，裡邊塞滿了黃金美珠。 徐均根本就不看，給他帶上刑具，徑直押送至府。沒想到府裡的官員也被買通，將莫大老放回家了。面對強權，莫大老的脾氣很好，再一次給徐均送上那些裝滿金珠的瓜果。 徐均再次大怒，打算再將其逮捕法辦。在這關鍵時刻，府裡來函將徐均調離，到陽江縣任職去了。‘ 徐均真是清官。假如他不聲不響地收下瓜果，難道真會像朱元璋說的那樣被送進勞改工場嗎？根據史書上的記載判斷，他的前任都被拉攏腐蝕了，結果並沒什麼事。他在府裡的上司也被拉攏腐蝕了，並且動靜很大地放莫大老回家，結果還是沒事。收幾個瓜果又能有什麼事？倒是不收瓜果的徐均遇到了麻煩。可見門子算的賬很正確：不但不能報效朝廷，自身也難保。而朱元璋算的賬顯然有問題， 下獄和苦役云云，多半是嚇唬人的。 也是在明朝的洪武年間，道同（蒙古族）出任廣東省番禺縣知縣。知縣號稱一縣父母，為當地最高行政首腦，但是還有他管轄之外的權力系統，這就是軍隊和貴族。 坐鎮番禺的是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是打江山的開國元勳，征討殺伐立過大功。《明史》上說，朱亮祖勇悍善戰而不知學，辦事經常違法亂紀。而道同偏偏是一個執法甚嚴的清官，沒有道理的事情，不管來頭多大，堅決頂住不辦。 當地的土豪數十人，經常在市場上幹一些巧取豪奪的勾當，以低價強買珍貴的貨物。稍不如意，就變著法地栽贓陷害。道同嚴格執法，打擊這些市霸，將他們當中的頭頭逮捕，押在街頭戴枷示眾。於是鬥法開始。 新富墮落寵律 5 參見《明史》卷一百四十。 205
這些土豪明白，道同這傢伙不好教育，便爭相賄賂朱亮祖，求他出面說句話。應該說，土豪這樣做是很合理的。 賄賂既是必要的買命錢，同時也是一種投資。有了永嘉候撐腰，將來誰還敢惹？如果沒人敢惹，這個市場就是他們的金飯碗，永遠衣食不愁。 朱亮祖果然被土豪們勾引教壞了。他擺下酒席，請道同吃飯。在席間點了幾句，為土豪頭子說情。侯的地位在一品官之上，是道同的上級的上級的上級。應該說，以他的身份出面請客，算是很抬舉道同這個七品芝麻官了。可是道同偏偏不識抬舉。他厲聲道：“公是大臣，怎麼競然受小人役使呢？”永嘉侯壓不服他。朱亮祖也不再跟他廢話， 乾脆就派人把枷毀了，將街頭示眾的土豪頭子放了。這還不算完，隨後又尋了個差錯，抽了道同一頓鞭子。 有一位姓羅的富人，不知道算不算土豪，巴結朱亮祖， 把女兒送給了他。這姑娘的兄弟有了靠山，便幹了許多違法的事，如同土豪。道同又依法懲治，朱亮祖又將人奪走。 道同實在氣不過，便將朱亮祖的這些事一條條地寫下來，上奏朱元璋。朱亮祖惡人先告狀，劾奏道同傲慢無禮。朱元璋先看到朱亮祖的奏摺，便遣使去番禺殺道同。 這時候道同的奏摺也到了，朱元璋一看，明白是怎麼回事了。他想，道同這麼一個小官，敢頂撞大臣，告他的狀， 這人梗直可用。於是又遣使赦免道同。兩位使者同一天到達番禺，赦免的使者剛到，道同也剛被砍掉腦袋。於是， 門子的預言再一次應驗：“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不屑於接受再教育的清官道同，終於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在一般情況下，這事到此也就算完了。為非作歹的王侯比比皆是，遵紀守法的卻如同風毛麟角。即使朱亮祖直截了當，擅自將道同收拾了，只要他給道同按上適當的罪名，也算不得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是碰到開國之君朱元璋， 206 第五編賺費份：主體的演變這事就不能算完。朱元璋吏治之嚴，堪稱空前絕後。殺人只憑一時性起，這一點我們已經在道同的下場中看到了。 此外還愛發脾氣，激烈且毫無寬容。第二年九月，朱元璋召朱亮祖到京，將朱亮祖和他兒子一起活活用鞭子抽死， 然後親自為他寫了墓誌，以侯禮下葬。兩種規則的鬥法至此告一段落。‘ 我沒有仔細計算，不清楚明朝初期貪贓枉法者被揭發處罰的機率有多少。在閱讀時得到的印象是：離朱元璋越近，被揭發處罰的機率越高。而不歸朱元璋直接管的小官， 被揭發處罰的機率則逐級下降。也就是說，在省部級官員這一層，朱元璋算的賬比較有說服力。而到了縣處級，門子算的賬更有說服力。朱元璋懲治貪官的手段極其酷烈， 大規模地砍頭剝皮截肢剜膝蓋，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也懲辦了大量貪官汙吏。血洗之下，洪武年間的官場乃是整個明朝最乾淨的官場。不過即使在最乾淨的時候，仍有大批高階官員不買朱元璋的賬，例如朱亮祖。我估計，在這批靠造反起家的高階官員之中，風險偏好型投資者的比例一定很高，很不容易管理。 朱元璋死後，管賬的大老闆不那麼能幹或不那麼上心了，下手也不如太祖那般兇狠了，朱元璋的那套演算法便越發不對路了。不過，他發現的新官墮落定律卻越發靈驗了。 明朝制度規定，官員不許在本鄉本士當官，怕他們受人情的影響，不能堅持原則。但吏和衙役們一定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土豪們就更不必說。他們熟悉當地的語言和風士人情，有一張親戚朋友熟人織成的關係網，盤根錯節，資訊靈通，熟悉各種慣例，並且依靠這些慣例謀生獲利。那些聖賢書上不講的潛規則，正是透過這些人繼承並傳播的。他們是活的教科書。在他們的言傳身教和熱心輔導之下，官員們學習的時間大大縮短，學費大幅度下降，許新言墮落定律 6 參見《明史》卷一百三十二，卷一百四十 207
多摸著石頭過河的麻煩都可以省去了。這便是朱元璋的 “新官墮落定律”的實現過程。 所謂墮落，當然是從聖賢要求的標準看。如果換成新官適應社會和熟悉業務的角度，我們看到的則是一個重新學習和迅速進步的過程，一個接受再教育的過程。第一次是接受聖賢的教育，第二次則是接受吏衙役和人間大學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員們滿口仁義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們一肚子男盜女娼。 208 第五編隱身份：主體的演蠻晏氏轉型 《晏子春秋•外篇第七》 中記載了一段晏子改規則的故事。晏子（名嬰，卒於公元前500年）是與孔子同時代的齊國賢臣，年齡大概相當於孔子的父輩。他生活的那個時代，正是後世建立種種基本規則的所謂軸心時代， 他的故事也蘊涵了這類規則問題。 故事說，齊景公派晏子晏子像蛋嬰，字平仲，春秋時的齊國上腳，執政五十餘年.後人將其畜行編成《晏子春秋》 去東阿當領導，在晏子領導東阿的第三年，齊景公把他召回來訓斥了一頓。齊景公說： “我還以為你挺有本事呢，派你去治理東阿。現在你竟把東阿給我搞亂了。你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吧，寡人要狠狠處理你。”晏子的態度極好，立刻表示改正，他說：“請允許我改弦更張，換一個辦法治理東阿。如果三年治理不好，我情願以死謝罪。”齊景公同意了。 第二年，在晏子上來彙報稅收工作的時候，齊景公迎上前去，祝賀道：“好極了！你治理東阿很有成績嘛！” 晏子回答說：“從前我治理東阿，後門全部關死，賄賂根本就沒有。池塘裡的魚都造福窮人了。那時候老百姓沒爨氏轉型 209
有捱餓的，而您反而要治我的罪。後來我治理東阿，大走後門，大行賄賂，加重老百姓的稅賦，搜刮來的財富不入國庫，都孝敬您左右的人了。池塘裡的魚，也都入於權貴之家。現在東阿的老百姓有一半在捱餓，您反而迎上來祝賀我。我這人傻，治理不了東阿。請您准許我退休，給賢能的人讓位。”說著連連磕頭，請求退職還鄉。齊景公聽了， 從座位上走下來道歉說：“請你一定努力治理東阿。東阿是你的東阿，我不再幹涉了。” 分析這個故事，我們至少可以發現三個要點。第一，晏子初期不媚上不欺下，實行了一套合乎仁義道德的政策； 第二，晏子後期欺下媚上，實行了一套竭澤而漁的政策，這是隻做不說的潛規則；第三，合乎仁義道德的政策頂不住巨大的壓力，被迫向潛規則轉變。這三個要點構成了一個堪稱經典的制度變遷模型。讀讀中國歷史，這類制度變遷總是在人們的眼前晃來晃去，似乎生怕大家不認識它。 了識別方便，我們乾脆給它起個名字，叫做晏氏轉型。 在晏氏轉型的前型中，老百姓也要納稅，但是還不至於被剝奪到捱餓的程度。在晏氏轉型的後型中，老百姓的賦稅大大加重了，一半的人在捱餓，繼續下去，恐怕納稅人口將銳減。我們可以把這種關係想象為那條傳說中的食物鏈：“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吃淤泥”。老百姓是蝦米，靠泥土中的微生物生活。縣太爺之流的小官是小魚， 靠百姓生活。權貴以及權貴左右的助手是大魚，靠勒索小官生活。蝦米的生長繁殖速度是固定的，只要吃的數量適當，別超過蝦米的生長繁殖速度，這就是合理的。孟子所謂“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治於人者食（音飼，餵養之意）人，治人者食於人”，就包含了這個意思。 領導當然是應該吃蝦米的，但是要有規矩。例如皇上一頓可以吃多少，皇后一天可以吃多少，縣太爺一個月可以吃多少，都有一個規定，不能過分，不能竭澤而漁，不能讓 210 第五編陣身份：主體的演變人家拼命生長繁殖還供不上你吃。如果吃的分量恰當，就是仁政，譬如晏子前型。如果吃得過分，像晏子後型那樣， 就是苛政。苛政猛於虎，吃人可以不吐骨頭。苛政越過了界限，蝦米的種群被吃得急劇縮小，大大小小的魚們沒了食物，最後誰都活不下去。所以，苛政是公認的壞政，仁政是公認的好政。難題在於，仁政總是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好像水往低處流一樣，按捺不住地轉變為苛政。 在《晏子春秋》這本書裡，晏子治東阿的故事先後講述了兩遍，上面引用的那個版本是在“外篇”裡講的，還有一個版本是在“內篇”裡講的。在內篇的版本里，晏子刮窮了百姓，喂足了權貴之後，齊景公將晏子召回嘉獎，同時還讓晏子介紹一下經驗—你是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績的。於是晏子向齊景公分析了前後兩種政策所涉及的利益集團及其利害關係。聽聽這位賢人的分析，我們可以找到仁政墮落為苛政的壓力來源，領會晏氏轉型的動力機制。 晏子對齊景公說：過去我治理東阿，堵住小路，關緊後門，邪民很不高興，我獎勵勤儉孝弟的人，懲罰小偷壞人，懶民很不高興，我斷案不偏祖豪強，豪強很不高興。您左右的人求我辦事，合法我就辦，不合法就拒絕，您的左右很不高興，我侍奉權貴不超過禮的規定，權貴們也不高興。邪民、懶民、豪強這三邪在外邊說我的壞話，您的左右和權貴這二讒在裡邊進我的讒言，三年內壞話就灌滿了您的耳朵。 晏子說，後來我小心地改變了政策，不堵小路，不關後門，邪民很高興；不獎勵勤儉孝弟的人，不懲罰小偷壞人，懶民很高興；斷案時討好豪強，豪強們很高興；您的左右求我辦事，我一概答應，您的左右很高興；侍奉權貴超出了禮的規定，權貴們很高興。於是三邪在外邊說我的好話，二讒在裡邊也說我的好話，三年內好話就灌滿了您的耳朵。其實，我過去招致指責的行為才是應該獎賞的，我養氏轉型 211
現在招致獎賞的行為正是應該懲罰的。所以，您的獎賞我不敢接受。 晏子把討厭正式規則和喜歡潛規則的人分成了兩類， 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兩大利益集團：一個是民間的“三邪”， 另一個是統治集團內部的“二讒”。這兩類人的利益所在決定了他們的好惡，而他們的好惡關係非常重大。 統治集團內部的人，控制著通向以暴力組織為後盾的最高權力的資訊渠道，他們是齊景公的耳目。晏子實際上幹得如何並不要緊，要緊的是資訊渠道中傳上去的是惡言還是美言，在正常情況下，他本人的命運便是由此決定的。 作為資訊通道的把關人，二讒在晏子面前碰壁，願望沒有得到滿足，預期中的利益未能實現，積攢了滿腔怨恨，自然不肯傳達有利於晏子的好話，也不肯攔截詆譭晏子的壞話。如果實在聽不到什麼壞話，我想，只要有機會，他們一定也願意編造出一些謠言。更何況民間還有三邪存在， 不愁聽不到壞話。 民間的三邪，是有能力也有願望與二讒勾搭的人。一讒接觸的幾乎都是這些人。二讒吃他們的，拿他們的，聽他們的，在資訊通道中傳遞他們的意見。因此他們在政界的嗓門格外大，就好像現代政治中強勢的“院外活動集團”。晏子得罪了這個集團，自然要成為他們遊說攻擊的目標。 那麼，從正式規則中受益，在潛規則中受損的普通老百姓呢？他們自然是支援晏子的，可惜，他們的力量太弱， 聲音太小。他們的讚賞不能使晏子升官，而三邪二讒卻可以。他們捱餓並不能讓晏子丟官，而三邪二讒卻能夠。這些老百姓，按照馬克思的比喻，就好像是一麻袋毫無組織的土豆。而缺乏組織的土豆，一麻袋也好，一火車也好，在土豆們進行利害計算的時候，損益得失無異於一個土豆， 並不像通常想象的那樣是所有的土豆之和。零散的土豆無力保護自己的利益，需要高高在上的皇帝代表他們，賜予 212 第五蛐隱身份：主體的演壹他們雨露陽光。 按照馬基雅維裡的分析，這些土豆不僅能力不足，熱情也不夠。在晏子建立的理想秩序中獲利的老百姓，只是一些無精打采的支持者。他們怕三邪二讒，也不相信理想的秩序能夠推行到底。相反，三邪二讒刮熱情十足，利用每一個機會向晏子進攻。當然，我們也不好抱怨老百姓不夠意思，說他們膽小怕事。如果把晏氏轉型中的所得所失分攤到每一個老百姓的頭上，在每次轉變造成的新增得失中，每個人確實攤不上多少。他們犯不上為這一點東西冒險招惹政府官員。而分攤到三邪二讒的頭上，每個人得失的份額都足夠多，足以激發起大家高昂的熱情。總之，老百姓不如三邪二讒的政治熱情高昂，這是有數學計算上的根據的。 雙方的熱情和影響力的差距如此巨大，從趨利避害的角度看，行政官員何去何從已經命中註定了。 我還要再補充一句：晏子在分析中忽略了他本人和他的同事們的物質利益。難道他這個級別的官員就不愛吃魚蝦麼？難道只有三邪二讒的嘴饞麼？當然晏子本人很廉潔， 而且他生活的那個時代比較早，中華帝國尚未建立，大量官吏衙役的職位還沒有發育成熟，食物鏈還比較簡單。不過， 二千多年之後回頭再看，我們就必須補充上這一點：包括晏子本人在內的官僚集團也是可以從晏氏轉型中獲益的。他們可以參與分肥，可以多吃幾口蝦米。在三邪二讒之上再加上這塊砝碼，理想秩序向潛規則墜落的速度將愈發勢不可擋。 讓我們在想象中變成這塊砝碼，從個人在官場中生存和發展的策略的角度，設身處地驗證一下這個說法。 最開始，我們遵守仁義道德，不欺下不媚上，努力當好父母官。這是理想中的為宮之道，是冠冕堂皇的官場進步策略，在歷朝歷代的官場上確實也可以找到這樣的清官。 可是我們在抵抗墮落的誘惑，努力當一個忠君愛民的好官的時候，竟然受到了來自上邊和下邊的強大壓力。我們發曇氏轔型 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