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有一個只有五歲，卻非常早熟的孩子。在看電視時，當她聽說新當選的總統比爾•克林頓宣佈要增加所得稅，立刻大哭起來。 再沒有比我更感到驕傲的父親了！ 這一攬子稅收措施，和往常一樣，是用花言巧語包裝起來的：“富人們得到的太多，而窮人們得到的太少。”“他們可以說是‘物超所值’。” “只有這樣才公平。”等等等等，冗長乏味。 事實上是政客們編出了這些花言巧語。我推斷，是因為有些選民需要這種論調。也許這會使這類選民減輕一些愧疚感，因為他們從來是靠別人的辛勤勞作過活的。欺騙大家，讓大家認為別人是應當被剝削的，總比承認自己貪得無厭要好得多。 雖然，這裡的關鍵詞是“欺騙”，但是事實上，沒人相信“收入再分配”這種騙人的鬼話。你可以用這種花言巧語，在一定時間裡去愚弄一些人，而且讓他們心甘情願被愚弄。但是，沒人會永遠相信這些鬼話，而且，在內心深處，就沒人會相信這些個鬼話，哪怕是暫時的 Fair Play 7
8 相信，甚至產生將信將疑的感覺的人都沒有。 我是怎麼知道這些的呢？這是因為我有一個女兒，我常常帶我的女兒去遊樂場，在那裡，我聽到了別的父母告訴他們孩子的東西。在我無數的經歷中，我就從來沒有聽說哪個父母給他們的孩子說，別的孩子的玩具比你的多，你可以去搶過來玩。我也從來沒有聽說哪個父母告訴孩子，如果一個小孩的玩具比別人的都多，那麼其他的孩子就可以成立一個“政府” ’，透過投票，把那個孩子的玩具搶走。 當然，我鼓勵分享，當我們的孩子過分自私時，我們也會盡力讓他們感到羞愧；但是同時，我們也告訴我們的孩子，如果另外一個孩子很自私，你可以用其他方法解決，但絕不能是暴力搶奪。你可以籠絡，可以交換，可以與之絕交，但是你絕不能偷竊；而且，即便一個合法政府，也絕沒有這樣的道義權力去替你偷竊。也沒有任何的立憲會議、民主程式或者任何型別的機構可以創造這樣一個行政機構，擁有這樣的道義權力，因為，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事！ 不論我們如何用其他方法來找託詞，這在道德上並不是一個很難解釋的問題。政治家和時事評論員要靠慫恿這類毫無根據的權力和託詞來謀生，但是，當我們跟我們的孩子討論問題時，這些託詞就都消失了，因為沒有哪個大人會在遊戲場裡辨不清是非曲直。 的我們教孩子的東西展示了一些存在於我們內心深處的真理。如果你想知道一個政客或者時事評論員的真正信仰， 不要去聽他的演說或者看他的評論文章，要去聽聽他給他的孩子提出的一些建議。如果你想知道一個政客的行為的善惡， 要問問你的家人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公幾年前，我帶我的女兒凱菜和她的朋友阿利克斯一起去吃晚飯， 他們那時應該已經六歲了。在要飯後甜點時，我讓她們選擇：要麼現在吃冰激凌，要麼飯後吃泡泡糖。阿利克斯選擇了冰激凌；凱萊選擇了泡泡糖（年輕父母的省錢竅門：從很早的時候就告訴你的孩子，泡泡糖是一種飯後甜點）。 阿利克斯吃完冰激凌後，我們出去買凱菜的泡泡糖。凱萊有了泡泡糖後，阿利克斯卻什麼也沒有了，然後阿利克斯就開始號啕大哭。 對於任何旁觀者（大人）來說，很清楚，阿利克斯沒有任何道理。她已經有了和凱菜一樣的選擇權，而且已經提前享受了她的權利。 這個問題同樣也會在大人們的生活中發生。保羅和彼得在年輕時都擁有同樣的機遇。保羅選擇了過一種安逸的生活，每週工作40小時， 有一份穩定的收入。彼得選擇了投入他的全部青春年華去建立一個新企業，整天忙得連軸轉，收人也很沒有保證。到了中年，彼得變得非常富有，而保羅則不然。於是保羅開始詛咒、攻擊這個製造了不平等的制度。 我不想爭論彼得的選擇是否比保羅的選擇從內在上更讓人欽佩， 我也不想爭論泡泡糖的味道是否比冰激凌的味道更香甜。但是我卻想討論一下保羅的選擇所造成的結果，它的原因是什麼。一個很好的測試就是去看看一個大人是否會嚴肅對待一場小學生之間的爭論。保羅的牢騷說明他沒有透過這個測試。 源於選擇的收入和單純源於機遇的收人有什麼差別呢？我們再來看看你是如何給你的孩子說的吧！如果你曾經給孩子分過蛋糕，你就會聽到這種口頭禪：“分得不公平，我的蛋糕小！”如果那時你感到很有耐心，你就會向孩子解釋說，如果一個孩子安心享用他自己的蛋糕， 而不是去考慮他妹妹盤子裡的蛋糕是否比他自己的犬，那麼他就會從生活中得到更多的幸福，而那些總是想去比較，結果卻往往被搞得心煩意亂的孩子，得到的幸福就會少得多。因為我們希望我們的孩子生活得幸福，所以我們就應該告訴孩子，如果有人給你一塊蛋糕，你就有機會去享用；如果別的孩子的蛋糕比你的多，你就應該記住，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孩子，得到的蛋糕比你得到的少。如果下次你的同事得到了一次意外的升遷，你就應該記起這堂人生課。 公大人們對自己的標準，以及他們對自己孩子的標準之 Fair Play 9
Fair Play 10 間往往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但是，大人們在財務方面，卻很少這樣。如果你生活在一個普通的美國家庭裡，公共廣播公司每年會從你的口袋裡掏去5美元來資助像國內公用無線電臺這樣的專案。國內公用無線電臺的說客（全都是大人）卻企圖透過指責其他“大戶”來掩蓋這種小型的掠奪行為。而這種“大戶”就是像海軍這樣的單位，他們每年都要花比國內公用無線電臺多十多倍的資金來採購武器。眾也許這些說客把他們的說服目標僅僅定位在了那些無兒無女的選民身上。哪個父母會接受這樣的理由呢？，“是的，我偷了餅乾，但是我知道另一個孩子偷了一輛腳踏車。” 所有的父母在碰到一個似是而非的爭論時，都可以認清其本質。 相比較而言，選民卻總會“認購”這種貌似有理的辯論。但是，很矛盾的是，父母和選民往往是同一人。我相信，這個矛盾的根源是：我們往往會更費心地去思考在何時、用什麼樣的方法去調教我們的孩子， 但是在選擇規範我們議員的行為的方法和時機問題上，成本的心思卻要少得多，這一現象可以說是非常明顯。 我的建議是：省些腦子吧！你應該認識到，你不必把孩子和議員的問題分開來思考。一個好的經驗和方法是，如果你們的孩子因為某事而必須受到應有的懲罰，那麼，你們的議員也不應該有權逃避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