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個問題是：“你高中的時候，除了學習還做了什麼。” 為什麼我要問高中時候的事呢？因為大學裡的時間很充裕，花時間做一些自己感興趣的或者有意義的事情是理所當然的。可是高中的大部分學生都把時間花在了學習上，大部分學生為了升入一流大學而一味地學習。所以我才問高中時代的事情。 如果有人回答“我騎腳踏車走遍了日本”的話，我就會覺得“這傢伙真不錯”，然後把他列入候選者名單。因為如果面臨著考試的巨大壓力還能用自己的頭腦思考、計劃、環繞日本一圈的話，這就證明他有地頭力。 我還會問這樣的問題：“坦尚尼亞的鐵路公司要委託你做一項工作，如果只讓你帶一個揹包明天就啟程的話，你會往包裡裝些什麼？” 應試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習成績優秀的人會想“坦尚尼亞在哪裡來著”。因為平時很依賴書本上的知識，所以不知道的話就回答不上來。然後就搪塞地說“想帶遊戲去，也想帶書去”。 可是，將來能夠派上用場的人會這樣說：“雖然我不記得坦尚尼亞的具體位置，但是請允許我把它當做非洲內陸的一個國家為前提來回答這個問題。如果揹包能裝20公斤的東西的話⋯•⋯” 這個問題我不是考面試考生的知識，而是考察他們的思考方式。這一點很重要，能夠用自己的頭腦思考的人才，首先會用自己能夠想到的條件前提和面試官溝通，確認雙方條件的一致性。也就是說，這樣的考生想要透過列舉出一個個“揹包的容量為20公斤”之類的前提條件來縮小答案的範圍，最終得到答案。這樣的回答對於聽者來說也是清晰的、容易接 247
低智商社會受的。 雖然實際工作中的條件會和假設的有所不同，但不管怎樣這種人都能很好地適應變化。用我的話來說，這是一種有“獨一無二”的想法的人才。 地頭力好的人就是指那些即使沒有相應的知識，也知道如何運用自己的頭腦找到解決問題的步驟、向正確答案靠近的人。 可是在日本教育體制下成長起來的孩子變得不會思考，他們沒有相應的知識就不知道該如何解決問題了。孩子們解題的時候就像做猜謎遊戲一樣，或者選擇“O” 或者“x” ’，或者想要一下就把問題解決。這種狀態是不會給社會創造什麼成果的，因為他們在不知道的情況下只能胡亂瞎猜，這其實是很危險的。 如果你有孩子的話，請不要指望遲遲沒有進步性可言的教育改革，我希望你用自己的智慧鍛鍊孩子的地頭力。： 248
你甘願做“低智商社會”中的一員嗎？ 口孩子學習能力的低下、學習慾望的降低和改善都是國家、學校的責任，父母們沒有責任。 口為了使日本經濟得到發展，應該對啃老族、自由職業者進行再教育。 口即使中國很關注教育，也比不上日本的教育。 口日本和美國是同盟關係，而且孩子們從中學時就開始學習英語，所以其實日本是一個英語圈的國家。 口遇到難題的時候，就會想“地頭不好”，然後放棄。
第八章在“低智商社會”中誰獲益日本人的意識有問題嗎？ 我們前面所講的都是關於日本當下的“集體智商”衰退的問題，下面讓我們換一個角度來思考。 為什麼很多人都意識到了智商衰退這個現實，卻沒有作出任何改變呢？有人認不改變這個現實更好——如果這樣想的話會怎樣呢？ 坦白地說，現在的日本人都是笨蛋。一個集體不應該連這點智慧都沒有，這樣說來，一定有人在其中使壞。 讓我們先來考慮一下下面這個問題的答案。 是不是有人從日本變成 “低智商社會”的過程中獲益呢？ 如果用“Yes”或者“No”來回答這個問題的話，答案當然是“Yes”。沒有比“低智商社會”更讓當政者感到高興的了，對於高智商的人來說，低智商的人的存在是再好不過的了。也就是說，一旦“低智商社會”形成了，只要沒有人意識到“我是傻瓜，總是被利用”，那麼這種情況就不會改變，這 253
低智商社會就如同疾病一樣，如果白己沒有意識到自己生病了，那就不會去治療。 那麼，該怎麼辦呢？我先從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講起— 先不說集體智商，首先捫心自問日本人這個集體的“意識”是不是有問題呢？ 在外人看來，大和這個民族的行為是很極端的，簡直就像擺針一樣不停地左右搖擺。 我想，這種行為意識為什麼一直存在呢？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是不是這種意識從來就沒有改變過呢？ 回顧一下 1945年戰敗的時候，這種假設便成了事實，現在和當時一點都沒改變。 太平洋戰爭中，日本人喊著“一億玉碎，打倒鬼畜美英” 的口號緊緊地團結在了一起。所以，無論戰局多麼不利，日本甚至採取了特攻也沒有停止世界上最悲慘、最激烈的戰鬥。 是，在美國投下原子彈後，幾乎是在戰爭結束的那一瞬間，日本人對美國就開始笑臉相迎。 我曾認真地想過，如果在日本轟炸珍珠港之前美軍就登陸了日本的話，美國還會不會受到日本國民的抵抗嗎？我想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們一定會陷人像伊拉克戰爭一樣的內亂狀態中，也會出現成千上萬個犧牲者吧。 可是，美國人剛登陸，日本人就揮著美國國旗笑臉相迎， 歡迎昨天還在殺害自己同胞的敵人，看到這樣的情形，美軍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民族啊！ 這就是日本人所特有的意識。 當被問到“為什麼要打那麼悲慘的仗”的問題時，日本人只能回答“是一場誤會”。 254
第八章在“低商社會”中誰獲益如果戰爭真的像當時的軍部所說的那樣，是堂堂正正的事，戰敗後的日本政府也應該採取抗拒美國的態度，至少不應該歡迎美軍。可是，日軍完全沒有采取這種行動，甚至壓根兒就沒有這種想法。 日本人沒有原則、沒有理念，但是比這些更嚴重的應該是意識問題。日本人的意識和其他民族的意識有很大差異。 後來日本政府對美國表現出了絕對的忠誠，這和同是戰敗國的德國、義大利有著天壤之別。為了證明對美國的忠誠，日本甚至擺出了在印度洋供油的滑稽姿態。 不僅“集體智商”低，“集體記憶力”也低如果大和民族真的是一個講原則和理念的民族，那麼就應該像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遜尼派和什葉派一樣，為了堅持自己的理念而不惜一切代價（我並不是肯定戰爭）。可是，在美人面前，日本人在戰爭結束的第二天就說出了“給我巧克力” 這樣的話。在其他民族看來，這是非常難以理解的事情。 但是日本人卻覺得很正常。 用現在的話來說，這就相當於“清除記憶體”、“清空”。把好不容易積攢下來的東西在一瞬間全部清除，這本應該是一件需要消耗很大能量的難事，而日本人則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做到。這也就意味著，我們把昨天剛發生的事情眨眼間全都忘掉了。我不得不說日本人不僅“集體智商”低，而且“集體記憶力”也低。 現在回到正題。第四章講“郵政選舉”時，以小泉為核心的自民黨獲勝和之後參議院民主黨的獲勝，這種有截然相反的 255
低智商社會差異的行為也同時被國民們遺忘了。另外，泡沫經濟時期，股市堅如磐石；泡沫經濟崩潰後，整個行情一落幹丈，而這也被人們遺忘了。 現在提起來，這些事好像就發生在昨天一樣，然而都早已被人們請出了記憶系統。而“忘掉”這種行為本身是應該作為一種記憶體積攢下來的，可是就連這樣的記憶體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有人說因為日本人本來就是這樣的，和智商的衰退沒有關系，而是意識的問題，所以政府無論進行什麼樣的改革努力都是徒勞的。確實如此，贊同這種看法的人也很多。 贊同是可以的，可是不能就這麼接受了。 因為一旦接受了“日本特殊論”這個理念，恐怕所有的問題都無法得到解決。如果“日本特殊”的話，那麼“美國也特殊”，“中國也特殊”。世界各國人民和民族都是特的，所以問題不在於此。問題在於日本人的意識本來就是這樣的，所以集體智商沒有提高，無論什麼時候集體智商都提高不了。那麼，該怎麼辦呢？ 我希望大家帶著本章最開始提出的那個問題（如果日本國民不思考的話，那麼最終獲益的是誰呢？）去思考，那麼至少集體中每個人的行為都是可以改變的。 只是被卡拉 OK 資本主義玩弄了而已我曾經在研究生院的教室裡讀過一本書叫《成功的原理改變了！》。 這本書是由瑞典的兩個研究者寫的，原題是“Karaoke：256
第八章在“低智商社會”中誰獲益 Capitalism” （卡拉OK 資本主義），下面我大致概括一下他們所論述的內容。 首先，在闡述這本書的創作初衷時，他們寫道：“我們置身於一個市場經濟很瘋狂的時代，我們生存在拜金主義、自由不等於幸福、新技術的開發不一定和利益有直接關係的社會。 我們希望大家認清這個現實。”他們還寫道：“本書的第一個目的不是提示讀者應該思考什麼，而是提倡思考本身。第二個目的就是讓大家用這個時代最有效的武器，也就是知識來武裝自己。” 通俗地說，就是過去的常識已經完全不適應這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時代。要想活下去，就要學會思考。資本主義全球化，就是所謂的“卡拉OK 資本主義”。也就是說，那些“什麼都不想”、愉快地K歌的人通常是被奪走財富的人，而那些不斷地思考、為提供卡拉OK 而奔波的人就是奪走財富的那一方。 當然，現在的大多數日本人都是唱卡拉 OK 的那一方。如果卡拉OK 突然沒有了伴奏，自己連唱都唱不出來。雖然這是件很遺憾的事，但卻是不爭的事實。 下面是我想推薦給大家的一部分內容： 大部分都受到了各種各樣的卡拉 OK 資本主義的影響，我們只不過是在那些技術的支援下唱唱跳跳而已，而真正重要的是那些為我們提供這些技術的人。當然，世界的財富都會青睞這些人。 那麼，提供卡拉OK 的人到底是誰？真正獲益的人又是 257
低智商社會誰呢？ 在低智商社會里，誰是最大的受益者？ —日本政府（官僚機構） 雖說有點誇大其詞，但事實就是這樣。 日本政府債臺高築，明明知道自己欠著一屁股債，現在還在繼續發行赤字國債，借款的數目在不斷增加。這意味著什麼呢？ 讓我們思考一下下面的問題： 日本政府最終會怎樣處理鉅額的借款呢？ 日本政府現在還在不斷地借款，對此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因為日本政府覺得這筆借款不還也無所謂。 那麼…⋯能作為借款抵押的唯一資產是什麼呢？是日本人引以為榮的1500萬億日元的個人金融資產。 日本國民能夠接受“零利率”，在官僚們看來國民都是愚民；退一步講，如果官僚們不認為他們是愚民，那麼“零利率”的政策也就不會出臺了。再來說說養老金，為什麼政府進行了粗略的資料管理之後就置之不理了呢？很簡單，因為他們壓根兒就沒想過要支付，只是做做表面文章，哄國民開心而已。 日本政府有支付國民養老金的義務，每年800萬億日元， 也就是說日本政府每年的養老金債務為800萬億日元。另外， 258
第八章在“低智商社會”中誰獲益公共債務（國債、地方債等的總和）為800萬億日元，兩種債務合計為1600萬億日元。這就已經超過了國民金融資產的 1500萬億日元了，所以這些債務是不可能還的。這些數字稍微計算一下就能算出來了。 根據財務省總結的2007年後的財政狀況預測，我們可以看出，透過增稅本應該得到改善的國家基礎財政收支再次惡化。假設以3% 的增長率來計算的話，2009年的赤字將達到 6.9萬億~7.8萬億日元。發達國家確實都因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而呈現負增長，可是赤字也因此變得更大了。也就是說， 昨天還在說的“經濟有復甦的兆頭，到2011年國家的基礎財政收支黑字化” 也是騙人的。 這幾年，財政官僚們將國家基礎財政收支的黑字化當做一個至高無上的命題提倡著。然而，他們所說的國家基礎財政收支到底是什麼呢？是不再增加借款，而不是返還本金。沒有返還本金的打算，也就意味著一旦發生什麼不利的事情，他們就打算用個人資產來填補現在的債務。 回到養老金的話題，之所以這個問題被置之不理，是因次即使他們想要返還800萬億日元的養老金債務，他們也還不起。幸虧沒有具體的資料證明，國民們也沒有要求。如果是這樣的話，置之不理的做法就會獲益。 這樣說來，日本現在的體系構造是隻有政府的官僚機梅獲益，而國民則是一味地虧損。 欺騙國民的伎倆很明顯，現在的政府和官僚對國民一點都不誠實，可是這 259：
低智商社會種局面的形成和不會進行思考的國民有著密切的關係，可以說是國民自己沒有認識到政府這種行為，無異於集體催眠。政治家、知識分子、媒體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能看穿他們玩弄的一些小把戲。然而遺憾的是，沒有人這麼做，更沒有人去追究。因為對於他們來說，低智商的社會更加有利，比起站在國民的這邊，站在政府和官僚的那邊會得到更多的利益。 下面我想總結一下“國家欺騙國民的伎倆”。 1. “掛羊頭賣狗肉” “掛羊頭賣狗肉”，說得簡單一點就是“更換招牌”。普通的商店如果換了招牌，就會讓人覺得是個新商店，可是進去一看才知道，其實還是和以前一樣。 2001年，“社會保險廳”變成了“日本養老金機構”就是個典型的例子。養老金去向不明的事情敗露後，照理政府應該解散這個組織，追究當事人的責任，然而除了換了一塊牌子， 沒有什麼實質性的變化。 “道路公團”民營化的時候也是一樣。借款被推遲、誰也不承擔責任、組織一分為四，並改頭換面變成了株式會社。與其說他們工作的大部分是“為了人民”，還不如說是“為了官僚”更容易理解。 還有就是“借換債”。國債的返還期限到期的時候，國家根本就沒有返還的打算，所以繼續發行相同金額的新借條。本來應該是“無力返還”的，可是因為誰都沒有怨言，所以就偷換了借條，就是這麼回事。 “財投債”也一樣。財投債是由於各機關管理的特殊法人出現赤字，所以財務省在沒有獲得國會（也就是國民）批准的 260
第八章在“低智商社會”中誰獲益情況下偷偷借的錢。可是，因為財務省有國家作擔保，所以一旦要返還的時候，當然就從國民的稅金中支取。 2. “不通知” “不通知”是讓人們覺得沒問題的、最高明的欺騙手段。 公務員的養老金問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從2007年開始，公務員普遍開始退休，可是付不起養老金的自治體卻層出不窮，這些自治體都是居民們所不知道的。 和民間企業不一樣，公務員的養老金都是根據工齡和最終的工資水平事先確定好的。工作了幾年、工資能達到多少，這些數字明明很容易計算，可是直到退休之前這些資料都被隱瞞著。因為如果說“沒有”的話，可能就不用“支付”了吧。 為此，他們所做的是發行“退休補貼債”。也就是用借款支付養老金，退休公務員的養老金今後將會用借款來支付，而借款的賬單將轉給國民。 2007年，有115個市決定發行退休補貼債。2006年，債務的金額為120億日元，2007年底是852億日元，很明顯呈上升趨勢，今後還會不斷增加。 3. “裝傻” 雖然這件事有點過時了，但是我覺得這是最典型的例子—日本政府極力提倡的“非核三原則”，其實是一個非常完美的謊言。 1980年，中曾根康弘首相在任時說“裝載核武器的美國海軍的船艦有可能透過日本領海”，這引起了媒體很大的騷動， 因為這打破了“不擁有、不生產、不引進”核武器的三項 261
低智商社會原則。 可是，這種事是很明顯的，而且我很早就指出了這一點， 因為我希望政府的這種“裝傻”適可而止，差不多就行了。可政府的說明是——如果美軍的核動力航空母艦和核動力潛水艇從關島前往長崎、佐世保的話，從關島出港的時候應該裝載著核武器。可是到達日本佐世保的時候，核武器卻不見了，那麼⋯… 這不是“裝傻、欺瞞”，又是什麼呢？ 我在麻省理工學院留學時學的是原子核工學，幾乎一半的同學都是核動力潛水艇的船員，他們退役後想要靠獎學金取得博士學位，所以來學校學習。當時他們聽到這件事時都感到很奇怪，然後就互相問“你們每次去日本的時候都聽說要往海里投核武器了嗎？”這明顯指出了日本政府的謊言。 也就是說，國家不是最近才開始欺騙國民的，而是一直都在欺騙。 在低智商社會里，誰是最大的受益者？ —外籍投資家回到受益者這個話題。 國家把國民當做“沒有智慧的團體”欺騙，這下又出現了欺騙國家的人。與其說這也是欺騙，不如說是日本最高層的智商也很低。 事實上，日本國民生活在一個二重欺騙的社會里。 最近，在外國人的眼裡，日本的經濟和財政政策呈現出一種“沒有比這更好的食物了”的狀態。其中零利率、超低利率 262
第八章在“低智商社會” 中誰獲益政策引起了“借日元交易”，也就是把所借的日元兌換成美元、 歐元等高利息貨幣的交易行為。這個問題在前面已經論述過了。 雖然這種趨勢在次貸危機發生之後停止了，可是這次又引起了日本股票反而能大量售出的現象。總之，因為日本經濟運營者的智商很低，所以日本被在全球資本主義中玩弄著。 事實上，就連次貸危機發生的源頭也和日本有關。 無家可歸的世界性投資資金當時正在尋找投資地而發愁。當時的投資方向有土地、股票、石油、黃金、稀有金屬， 這幾年投資商品的價格在不斷上漲。以這種趨勢來看，因為次貨也是透過房價上漲而獲益的投資商品，所以在日本籌措的資金不斷地被投到了房貸上。這是很明顯的。 次貸債券的利率很高，與此相比，日元的利率幾乎為零。 這種利潤差怎麼會逃過投資商敏銳的眼睛呢？這樣，對於無處投資的投資商來說，日本可能是個好地方，剩下的工作就是鼓勵日本國民快點存錢了。 這麼“滿是油水”的國家，在哪裡都找不到。也就是說， 站在整個世界的角度來看，這個國家的最高層都是些無能的人。可是，為他們埋單的卻總是老實的國民。 所以，對於國家的高層來說，與其多管“閒事”，還不如 “裝傻”。 在低智商社會里，誰是最大的受益者？ —投資基金關於外國投資商和投資基金，我們不應該將其分開來看。 263
低智商社會勉強分開來看，投資基金則是獲益的第三方。 雖說是投資基金，但運營這些資金的是日本人，而且其做法正好鑽了日本市場的空子，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村上世彰和他的同夥堀江貴文。換一個角度來看，在所有軟弱的日本人中， 他們所做的事都顯得很了不起。因為一般只有外資才有這樣的投資頭腦，所以他們很顯眼。 就像前面所說的，有人認為日本市場出現了“淘金熱” 的局面。也就是說，能夠在這個市場上橫衝直撞的一方是勝者。村上基金和堀江貴文只不過是因為撞得太過火、太盡情了而已。 實際上外資基金，比如美國對沖基金 Steel Partner 等的實際業務都是由日本人操作的。他們只是模仿美國，一方面和美國組合起來，一方面從日本的銀行和商社獲得資金。 透過政府資金和零利率政策轉移儲戶的儲蓄—靠這種辦法處理不良債權的銀行必須把錢借出去，因為國債的低利率不能獲得高收益。所以，如果基金能帶來高利率的話就貸款。 而且，有過處理不良債權歷史的金融廳，雖然對銀行擺出一副“檢查不良債權，讓借款人交預付金”的強硬姿態，可是對基金卻放得很寬。如果規定償還期限為5年的話，5年之內就真的不會調查（2008年11月金融危機之後召開的金融首腦會議，也沒有制定出管理對沖基金的具體辦法）。 如果是這樣，日本普通國民所存的錢就會在基金中受益。 可是，普通國民怎麼看待這種動向呢？他們想“堀江貴文也服刑了，村上世彰也服刑了”、“還好我沒幹傻事啊”，所以即使零利率也要把錢存在銀行。也就是說，他們只是單純的 “觀眾”。 264
第八章在“低智商社會”中誰獲益 “用汗水賺來的錢是乾淨的，不勞而獲得來的錢是骯髒的。”—-這可以說是日本人所“信仰”的一種價值觀。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對的，可是這樣真的好嗎？ “每天辛勤勞動賺來的錢才是真正的錢，透過基金賺來的錢是航髒的。基金投資是犯罪，還是我的做法對。”——這種想法支配著大多數人，這真的是件好事嗎？ 很多投資基金都因為這次金融危機的影響損失慘重。德國的財長施泰因布呂克批評美國的投資銀行和政治家們說：“金融危機的元兇是盎格魯-撒克遜式資本主義，也就是‘不勞而獲’的拜金主義。” 也有人覺得“所有的基金都敗落了，基金的時代也結束了”。 可是，除了 TCIO、雷曼等一部分基金以外，其他基金在日本還是贏利的。即使在美國損失很大，可是在日本還是能獲利。所以，他們急著加速“日本銷售”以獲得利潤。 成為“覺醒的個人”、“承擔風險的人”！ 以上是對“誰是獲益的人”這個問題的論述。在現在這個全球化時代，日本人的生存方式——在低智商政府的帶領下老實地看著外國投資商、投資基金在自己的國家為所欲為的方式，這會使日本變得越來越貧窮。 如果用前面介紹的“卡拉OK 資本主義”的觀點來看的 ① TCI是一家英國對沖基金，目前是歐洲最大的對沖基金。它創立於2003 年。—編者注 265
低智商社會話，日本人現在只是在練歌房裡唱唱歌跳跳舞而已。 如果日本的集體智商一直保持在這種水平的話，日本就會不斷衰退，日本國民自身也會遭受很大損失。到時候，我們只能說是進了自己一手設計的“低智商社會的圈套”。 所以，大家必須趕快考慮一下下面這個問題： 我們怎樣才能擺脫“低智商社會的圈套”？ 其實答案非常簡單。 那就是自立，也就是說“不依賴國家，自己站起來”。 我在接受採訪或者演講的時候，都會呼籲大家成為一個 “覺醒的個人”。這種做法我已經堅持了20多年。 我在 BBT研究生院大學開辦過一個“株式和資產形成的講座”。看著聽講座的學生們，我就想“在這裡拼命學習一年的話，人就會改變”。 一開始連股市的基本知識都不懂的人，聽了我的講座一年後就會發生驚人的變化。他們能擺脫大部分日本人的觀念— 養老金委託給國家、存款委託給銀行；投資只能吃虧，所以放棄；企業養老金就足夠了，剩下的就是等退休金了。 “僅靠那點微薄的養老金無法生存，也沒有好的晚年，所以我要想辦法使晚年過得更舒服。此，我要努力學習。”從這樣想的那一刻起，你的人生就會發生變化，就能從低智商社會中脫離出來。 可是這種學習不是“Ox式”的，這種學習不僅很艱難， 而且你必須自己承擔所有的風險。這期間受傷肯定是難免的， 266
第八章在“低智商社會”中誰獲益這簡直就是個“自負責任”的世界。 現在每年有600名學生聽我的講座，我覺得他們都能改變。也就是說，那些看似無法改變的日本人其實透過不同的方法都能改變。 前面我已經說過了，美國人從 1980年的里根時代開始發生了同樣的事。德國人、英國人、澳大利亞人也從1990年開始，這一點以後會講到。 總之，世界上的人都意識到“要理解‘新經濟’，銀行、 政府提供的服務已經靠不住了”，並開始拼命學習。 把投資的機會國際分散化，然後自己承擔風險的做法，按標準來說是理所當然的。 可是，日本卻把這種做法貼上了封條。到了21世紀的今天，還是幾乎沒有人這樣做。但我經常說現在還不晚。因為日本人具有能夠挽回這種局面的能力，不管集體智商多低，只要每個人的個人智商提高，努力學習就一定能趕上。所以，要想改變低智商社會，就只能多增加一些“覺醒的個人”。 絕對不能靠別人，不能靠國家，不能靠自治體，不能靠企業。自己承擔風險獨自前進——這是自己能夠決斷的事情。 大有改觀的德國人和英國人現在日本國民最不明白日本這個國家本身就是風險，這一點只要看看日本的國際型企業的舉動就明白了。它們為了追求更有利的生產地、勞動力和市場而超越國界。因為在經濟無國界的時代，拘泥於自己國家的這種做法本身就存在著風險。 267
低智商社會事實上，國際型企業對母國並沒有任何期待。母國當然希望這些企業再強大一點，可是在它們的意識裡，“即使母國不行了，我們在世界上也能生存”。 國民個人也應該形成這樣的意識，並以這種意識為基準採取行動。特別是在日本這個封閉的、限制頗多的國家，越拘泥於國內，損失就會越大。 以德國為例，過去的德國人也和日本人一樣，他們為把錢存在德國銀行這種國際化很強的銀行感到很安心。可是，受到全球化的衝擊後，國民們開始拼命地學習，現在形成了複雜的證券組合。 英國人在這方面也是一樣。他們曾一度陷人了被稱“英國病”的敗北主義，可是撒切爾的上臺使英國人的意識有了很大的轉變。與其說是變化，不如說是恢復到了原狀。 1993年的人均GDP 排行中，日本排在了第一名，英困排在了第18名。到了2005年，日本排第14名，英國則排第10 名。最近幾年日本後退到了20名左右。 英國大規模地調整了金融市場，每個國民都能夠直面風險，努力學習。結果，英國的經濟連續17年不斷增長，不僅出現了優秀的基金管理人，倫敦也作為世界金融市場的中心復活了。 英國雖然和日本一樣在養老金和保險上投人了鉅額資金， 可是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它們在英國的年利率為7%~9%，這個數字足以表明英國的基金管理人是多麼優秀。 事實上，世界上最頂尖的基金管理人幾乎都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優秀的經理人往往是猶太人，可是盎格魯-撒克遜人是基金世界的 NO.1。 268
第八章在“低智商社會”中誰獲益總之，現在的全球資本主義和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意識相吻合。 現在，很多優秀的英國管理人都住在蘇格蘭的愛丁堡。愛丁堡離卡諾斯蒂、格倫伊格爾斯、聖安德魯斯高爾夫球場很近。高爾夫、釣魚雖然都是生活悠閒的象徵，可是愛丁堡也是運營世界金融市場的一個重要城市。當然，他們在紐約、香港、新加坡、迪拜等地也很活躍。 盎格魯-撒克遜人本來在經濟、金融方面就很強，現在仍然在不斷加強。在英國，外資企業佔所有上市企業的50%，可是英國卻對這種“溫布林登化”① 泰然自若。 傑出的領袖能改變世界只要每個人用心努力，我們就能擺脫低智商社會。可是， 增加“覺醒的個人”的方法是有限制的。日本國民能否像德國和英國的大部分國民那樣覺醒，是很值得懷疑的。如果不能的話，這個低智商社會就很難改變。 可是，即使很多國民都不覺醒，只要有一個傑出的領袖， 也是可以引領國民改變國家的。 我在《即戰力》的最後一部分寫過這樣一句話——要想改變日本，只需要一個人就夠了。 回顧歷史，在很多情況下，改變歷史的都是一個人。英國 ① 溫布林登，英國的一個小鎮，代表著尊貴和神聖的地方。溫布林登網球錦標賽是現代網球史上最早的比賽，成為網球精英們爭奪的全球級別最高的賽事。—-編者注 269
低智商社會的撒切爾、新加坡的李光耀、俄羅斯的普京等，都是以一個人的領導力改變了整個困家和國民。 所以，無論智商多麼低的社會都應該有一個傑出的領袖。 如果能讓國民們選出一個這樣的領袖，日本就能改變。 可是，就像我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說過的那樣，日本現行的教育體制是無法培養出傑出領袖的。而且，因為集體智商太低，國民們也沒有能力判斷誰是傑出的領袖，什麼樣的領袖能夠引導國家走向繁榮富強。 說到這兒，我想到了小泉純一郎。 如果他是真正的領袖、真正的改革者的話，日本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了。他掌握了操縱輿論的方法和籠絡人心的技巧，具備了把愚蠢的政治家們當成玩偶的膽量，也擁有攻擊竹下派和橋本派的武力，他獲得了70%~80%的支援率。他是有能力改變日本的，但是他並沒有這麼做。 小泉首相幾乎沒有“想要創造一個什麼樣的國家”的理想。他是一個破壞型的人，在破壞方面他絕對是個天才。可是，他在創造方面什麼都沒有。他不斷地重複著“改革”這個詞，可是到最後我們也沒看到他是“如何改革”的。 說到國民絕對的支援率，細川護熙首相也是如此。他當時獲得了 92%的支援率，如果他想改變日本的話，絕對也不是什麼難事，可是他最終也沒有找到改革的方向。 在他建立日本新黨之前，我建立了“平成維新會”，那時我們經常交流意見。 我一直提倡的是“國民方面的改革”、“國民的視點”。可是，當我提出具體的方案後，事情卻變成了“這個國家的現狀很混亂，光調整這些就需要浪費很多時間和精力，誰都不願意 270
第八章在“低智商社會”中誰獲益這樣做”。 這樣看來，日本至今都還沒有出現一個真正的領袖。雖然提倡改革的人很多，可他們都只是動動嘴皮子而已。 我在想“是不是日本國民根本就不期望真正的改革”。國民們是不是在想“維持現狀最好，如果出現了真正的改革者， 社會就會不斷改變。不能讓這種事情發生”。因為如果真正期望改革，國民們就不會選擇這些只說不做的人來領導國家了。 不具備任何領袖資質的日本政治家這麼說，現在的日本就沒有能勝任領袖的人才嗎？無論國民的意識如何，如果沒有真正的領袖，國家遲早會衰亡。 那麼，到底什麼是領袖呢？具備什麼樣的資質才算是領袖呢？ 對於這個問題，我的答案很明確。直截了當地說，就是那些能夠了解這個時代，能夠預見未來的人。另外，最起碼還要掌握之前說過的“三種神器”。 再重複一遍，“三種神器”就是“英語”、“『”、“金融”。 這三方面的能力是非常必要的，就和過去的“讀”、“寫”、 “打算盤”一樣重要。學生在大學時代如果能好好地磨鍊這 “三種神器”，就有可能成為國際型的人才，國際型人才是成為領袖的基本要求。 可是，至今日本的領袖都不具備這三方面的任何一個。 英語不行、『T也不行、金融也不行，這怎麼能勝任這個時代的政治家呢？ 英語其實已經不僅是英語，早就成為“國際標準語” 了， 271
低智商社會所以，如果不會講英語，就只能被國際社會孤立起來，也不能獲得其他國家的理解。 關於IT，政治家們之所以沒能理解第四章講的“國民總編號制度”，就是因為怠慢『T的學習造成的。養老金去向不明之事也是一樣，如果懂資料處理的話就不會編出“用半年時間完成”這樣的謊言了。 很多自稱“IT 很牛”的政治家都向我謀求過一些『T政策方面的建議。當時我問“TT學到了什麼程度”後，一個政治家說“會用郵箱”、“我的部落格人氣很旺”。而且，他說這話的時候還挺認真，所以我也就沒再說什麼。 IT 本來是一種解決商業問題的基本手段。所以，說IT的時候，必須從“怎樣解決顧客的資料庫”、“怎樣利用電子商務提高營業額”等ERP（企業資源計劃）的觀點來說。另外，還必須要認識到“沒有『T，這個時代的公共服務就無法維持下去”。 IT 是現代商業中最先進的技術手段，如果不能掌握這一能力，做起事來就會舉步維艱；如果掌握了這種能力，就應該能夠找到IT政策的方向。比如，運用『使市區、町村的公共服務成本降低到原來的1/10以下，這個計劃能簡單地立案，作為共享服務一起實施就行。 可是，現在日本的政治家和官僚的職業生涯規劃中卻沒有這部分的學習。所以，絕大多數二世和三世的政治家、官僚都不具備領袖的資質。 最後是金融。如果不理解這個包含經濟在內的大世界的情況，就只能成這個經濟無國界時代的犧牲品。 總之，這“三種神器”是開啟這個世界的鑰匙，依靠它們才能形成“全球感覺”。沒有這種感覺的話，就看不到未來的 272
第八章在“低智商社會”中誰獲益世界，就會把困民（和自己）引入歧途。 有能力的人也不會當政治家可惜的是，日本現在的政治家中沒有人能夠成為真正的領袖。在國內受教育、只透過電視和報紙瞭解世界動向、不懂英語和 IT的人即使到了國外，也只能做一些表示敬意的訪問。 而且，他們還無知地認為郵箱和網上搜尋就是『T。 這種像化石一樣的人所代表的國家的國民也被認為和他們一樣愚蠢。 但是，這只是現在的政治領域的狀況。在其他領域，日本也在培養著未來的領袖。在日本的國際化企業裡，或者在日本不為人知但是活躍在國外的人中，一定存在這樣的領袖。 問題是，這些領袖們已經對日本的政治現狀置之不理了。 正因為他們很優秀，所以才不會加入日本現在這個沒有邏輯、不合理的政界。因為在這個國家，其政治領導力不能預見未來國家的形態，更不能引導、鼓勵國民們一起創造一個美好的國家。 我有過加人那個世界的體驗，我個人認為沒有比在現在這種狀況下成為政治家更傻的事了。如果成為政治家，好不容易掌握的知識、技能、經驗和經歷會全都作廢。而且，搞政治不需要動腦子，越動腦子越做不好。 總之，在日本，如果達不到低智商的水平，就成不了政治家，也進行不了政治活動。也就是說，如果你不符合選民的標準，你就不會在選舉中獲勝。 在選舉的時候，如果你說“要培養不亞於中國和印度的人 273
低智商社會才”、“運用rT技術使政府形成ERP體系”的話，你絕對不會當選。想要當選就必須使用和選民們相同水平的言語，不停地發表即使不可能實現但聽起來順耳的宣言。 宣言是政策的包裝。如何製造這個包裝，可以說是政治家們最重要的工作，但在一般情況下，他們會向電通等代理店訂購。而且，即使你想向選民說一些雖然還不太完善但已經想出來的政策，記者們也不會理解，選民們也只會聽電視上的評論家們講“對”或者“不對”，根本不研究其中的內容，因為他們覺得太麻煩。 1995年，參加東京都知事選舉的時候，我發表了很長的演說詞後宣誓說“我會這樣做”。可是，報社記者們根本就沒有讀我的宣言，而是在報紙上寫道“沒有政策的無用宣言”。 我帶著絕對不讓別人說“沒有政策”之類的話的幹勁，根據在麥肯錫花了半年時間分析出來的資料，擬定了東京都的財政改革的策略。這是我用麥肯錫贈給我的退休紀念品—“半年時間的專案組”創作的東西。可是，這樣創作出來的政策卻成了完全沒用的東西。 如果媒體能多為選民們考慮，仔細稽核候選人的政策和宣言，選民們至少也會自己動腦子思考一下。可是，比起政策和宣言，對於媒體來說，候選人的身份和性格等更為重要。所以我變成了一個“愛死樞道理的人”。在日本，“愛死摳道理”難道不是極具侮辱性的語言嗎？因為媒體和選民們喜歡的只是 “他的話應該能行”的印象而已。拿出政策、說出具體怎麼做就變成了“愛死摳道理”，而那些單純地說“做”的人反而得到了很高的評價。 我當時雖然想透過選舉改變日本，可是現在我意識到那種 274
第八章在“低智商社會”中誰獲益想法是非常愚蠢的。所以，落選後我寫了《戰敗記》，決定再也不涉足政界。 培養未來的領袖和人才是我的工作即使如此，我還是希望日本改變。如果在這種低智商的社會看世界的話，我會感到很羞愧。 如果日本人的意識能夠改變，日本總有一天會改變。可是，如果只是等待的話，這個國家真的就會完蛋。所以，我決定把我的後半生都奉獻給教育。 我之所以選擇人才的教育，是因為有這樣的希望：讓更多的日本人“覺醒”，讓更多的日本人能夠不依賴國家、能夠自立，讓更多的日本人能夠形成在世界上制勝的力量，讓更多的日本人能夠在此基礎上過一個豐富而幸福的人生。 現在我透過創立研究生院、學習班、包括 Attackers 商業學校，每天向1萬多人傳達我的思想。 在那裡我反覆強調著一句話：“先改變自己。” “先讓自己的生活變豐富，或者使自己的公司變強大。隨著這種人的不斷增多，世界也會改變。”我還開辦了英語課程， 因為我想把英語體系化。 事實上，我覺得日本要真的想變好，沒有10萬名“大前的學生”是實現不了的。雖然我教出了很多學生，可惜還沒有達到10萬名。 我早已年過花甲，剩下的時間不多了。即便如此我也不想拋棄希望，今後我仍然會堅持這樣做。 現在很多政黨都請我參加選舉，他們用“你一定能勝出” 275：
低智商社會來誘惑我，但是“我已經金盆洗手了，我不會參加的”。 在本章的最後我想說，在未來如果有想成為政治家改變日本的人的話，請一定要儘快掌握我所說的“三種神器”。 如果不這樣做，在這個集體智商衰退的社會，就只能被掌握它們的人所利用。 如果你是“為了國民”而選擇政治的話，就一定要從這 “三種神器”開始做起。 276
你甘願做“低智商社會”中的員嗎？ 口勤奮的日本人的“集體記憶”很好。 口一次也沒想過“有人什麼都不想就能獲益”。 口一次也沒想過政府會如何處理無法返還的日本國債。 口一次也沒想過“國家會欺騙國民”。 口對“低智商社會”不知如何是好。 口比起“愛死摳道理”的領導，更喜歡說“我要這樣做！”的領導。
第九章向強者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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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使“勝者”和“敗將”之差縮小了這一章我想說的是，我們日本人必須更加坦率、更加謙虛地面對世界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