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結論情境效應處處可見，以至於人們有時候反而會忽略它們的存在。實際上， 很難想像一個知覺獨立於情境之外而存在的世界。這樣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 與情境無關的判斷有什麼意義？ 在我主持的一次研討會上，一個學生指出，情境效應對人們社會關係的性質提出了意義深遠的問題。比如，對比效應說明，在絕對條件下去了解一個人是不可能的。當你判斷一個朋友的誠實程度時，這一判斷是相對的，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你所認識的其他人的誠實程度。根據對比效應理論，當你得知你所認識的其他人欺騙了你的時候，你便會發現，這位朋友原來是那麼的誠實—— 即使你朋友的行為並沒有發生變化。你對你某個朋友的誠實程度的判斷好像與其他人的誠實程度無關，但正如這一章節所描述過的研究所示，社會判斷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情境的作用。 即便是快樂也具有情境依賴性。菲利普•布里克曼等人（Philip Brickman， Dan Coates & Ronnie Janoff -Bulman,1978）在對伊利諾伊州彩票中獎者的研究中便發現了這一點。彩票中獎者的報告顯示，與那些處於相同地理位置的非中獎者參照群體相比，他們在很多日常生活行為中感受到的樂趣更少一些，這些行為包括看電視、與朋友交談、吃早餐、買衣服，等等。布里克曼等人解釋說，這種差別出現的原因，部分是由日常行為與中彩票後的興奮所形成的對比效應導致的。 那些職業的說客很早就認識到了對比效應的力量。比如說，地產經紀在勸說買家買下其想要出售的房屋之前，常常會讓買家看一所破舊或者是標價過高的房子，以利用二者之間的對比效應。政黨候選人經常宣揚他們過去的一兩個成功事例，以利用暈輪效應向選民們展示自己所具備的各方面能力。廣告商則費盡心機地為他們所促銷的產品製造出吸引人的情境。 當然，情境效應的作用並不是無限的。不管其他人是否撒謊，一個慣於說謊的人看起來總不會是誠實的，而一個不合格的政客也只能有限度地利用暈輪效應。一個以同心圓為背景的正方形，它的邊看起來可能會是彎曲的，但這並不能真地把一個正方形變成圓形。但即便如此，任何有關決策與判斷的有意義的分析也都應該考慮情境效應的影響。另外，一些研究者認為，透過實驗展示的情境效應實際上低估了日常生活中的情境效應（Hershey & Schoemaker， 1980）。
第二部分問題如何影響答案本書的第一部分探討了刺激的情境影響人們的知覺方式。在這一部分中，我們擴充套件了這一命題，採究問題的形式對人們回答的影響。第5章和第6 章主要解決以下兩個問題：（1）人們的決兼與判斷在多大程度上取決於問題的措辭？（2）問題的措辭以哪些具體方式影響人們的回答？ 醬第5章可塑性任何刺激的發生總離不開一定的情境，問題也一樣。本章將討論問題的語境和措辭對決策與判斷的影響。 在一些情況下，在兩種不同語境下提供同一個選項會得到不同的回答。例如，假設你面臨如下的選擇： 選擇A：100%的機率輸掉50美元。 選擇B:25%的機率輸掉200美元，75%的機率什麼也不輸掉。 你會如何選擇？（參見你在讀者調查中第2題的答案。）在保羅•斯洛維奇等人（Paul Slovic, Baruch Fischhoff， & Sarah Lichtenstein, 1982）的實驗中， 80%的人會選擇B。當面臨損失時，很多人都屬於“風險偏好”的，他們往往願意冒風險去承受更大的損失（在這個例子中為200美元），也不願意承受具有相同期望值但卻是確定的損失（25% 的機率輸掉200美元與100% 的輸掉50 美元具有相同的期望值，因為從長期來看，二者具有相同的期望收益）。 然而，稍微想一想就會發現其中的問題。如果人們在面臨損失時更願意承受風險，那麼保險公司就沒有什麼生意可做了。保險行業的運營基礎就在於， 人們願意承擔一個確定的損失（保險費）去避免更大但不確定的損失。以保險業的術語來討論確定的損失時，人們是否會表現得不同？如果這個確定的50 美元的損失被說成是能夠用來避免潛在的200美元損失的保險費，人們會如何在A 和B 中做出選擇？ 斯洛維奇，菲施霍夫和利希滕斯坦發現，在這種情況下，65%的人更傾向於承受確定的50美元損失。這可能是因為保險費著重突出了潛在的更大損失， 也可能是因為保險公司成功地塑造了一種社會規範，在這種規範之下，人們表現得更加審慎，因此更傾向於支付保費而不是承受更大的損失。不管是哪種原因，當以保險業的術語來重述這一問題時，同樣的問題確實導致了不同的選擇結果。如果確定的損失是以保險費的形式來表達，大多數的人會變得“風險規避” 而不是“風險偏好”；他們傾向於承擔確定的損失而不是冒損失更多的風險。 斯洛維奇，菲施霍夫和利希滕斯坦（1982）也發現，當面臨付出5美元還是以千分之一的機率輸掉5000美元的選擇時，人們會表現出相似的偏好逆轉。
第5章可塑性 47 表5.1 你會做什麼樣的選擇風險選擇方案賭博條件下，有保險時，偏好偏好確定損失確定損失的百分機率可能的損失（美元） 確定的損失（美元） 的百分比比 0.001 10000 10 54 0.01 10 000 100 46 0.01 100 000 1000 37 0.1 10000 1000 29 81 66 76 59 註釋：從右邊的兩列可以看出，保險條件下的人數百分比要比賭博條件下高出20%到40%以上。資料引自赫爾希和休梅克（1980）的研究。 雖然在簡單偏好的語境下，只有大約2/5 的人會選擇付出5美元，但如果將5 美元說成是保險費時，就會有大約2/3的人選擇確定的損失。約翰•赫爾希和保羅•休梅克（John Hershey & Paul Schoemaker,1980）的實驗也得到了同樣的結果（見表5.1）。 順序效應人們的答案也可能受到問題或者選項順序的影響。這些影響通常很小，但在某些情況下，其影響卻可能變得非常深遠。比如說，如果兩個問題都是關於同一主題，而且回答者需要表現得一致，那麼回答者就會照著前一個問題的答案的思路來組織後一個問題的答案。 在霍華德•舒曼和斯坦利 •普雷瑟（Howard Schuman & Stanley Presser） 《態度調查中的問題與答案》（1981）一書中，他們以一項有關新聞自由的態度調查的結果來闡明瞭這一效應。舒曼和普雷瑟隨機選取一組美國成年人作為實驗樣本，向他們詢問了以下兩個問題： 1.你認為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比如前蘇聯，是否應該允許美國的新聞記者進入其境內採訪，並將他們所得到的新聞發回美國？ 2.你認為美國是否應該允許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新聞記者入境採訪，並將他們所得到的新聞發回他們所在的報社？ 一半的被試會按照上面這種順序來回答問題，而另一半的被試則以相反的順序來回答問題。 舒曼和普雷瑟發現，如果被試被問到的第一個問題是有關美國的新聞記者，82%的人認為美國記者應該被允許自由進入共產主義國家。與這一答案一致的是，75%的人也認為美國應該允許共產主義國家的記者自由進入美國採訪。另一方面，如果被試被問到的第一個問題是有關共產主義國家的新聞記
48 第二部分問題如何影響答案者，那麼只有55%的人認為應該讓共產主義國家的新聞記者自由進入美國進行新聞報道。在這種情況下，大概是為了保持一致，避免讓自己看起來有雙重標準，只有64%的人認為應該允許美國記者自由進人共產主義國家（相較於 82%，64%的比例更接近於55%）。所以說，相同問題的不同順序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答案。 選項的順序不同也能夠影響到人們的回答。選項順序效應通常比較微弱， 而且如果問題的答案只是簡單的二選一（例如“同意” 和“不同意”），或者答案選項非常多，那麼選項順序效應基本是不存在的。順序效應中最常見的是近因效應，也就是說，當某一答案選項出現在備選答案中的最後時，其被選擇的頻率更高。 舒曼和普雷瑟（1981）發現，在有關離婚問題的兩種不同表達方式中，出現了較強的近因效應。在一次全國性的民意調查中，一半的調查物件被問到： “你認為在這個國家裡，離婚程式應該更容易、更難、還是維持現狀？” 在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中，23%的調查物件認為，離婚程式應該變得更加容易一些，36%認為應該更加難一些，另外41%的人則認為應該維持現狀。 剩下的另一半實驗物件也回答了相同的問題，但最後兩個答案選項的順序被調換：“你認為在這個國家裡，離婚程式應該更容易、維持現狀、還是更難？” 在這種情況下，26%的實驗物件認為，離婚程式應該變得更加容易一些， 29%傾向於維持現狀，另外46%的人則認為應該更加難一些。在兩種表達方式下，最受歡迎的答案總是最後被提到的選項。 離婚程式應該更容易， 更難，還是維持現狀？ 更難離婚程式應該更容易， 維持現狀，還是更難？ 更容易更難更容易維持現狀維持現狀圖5.1 在有關離婚的兩種版本的問題中，回答者都傾向於選擇最後一個選項（引自Howard Schuman 和 Stanley Presser 於1981 年所做的一項全國調查的資料）。
第5章可塑性 49 虛假意見雖然人們回答問題的方式受到語境和順序的很大影響，答案的可塑性也是有限度的（研究者將答案的可延展性稱為可塑性）。如果人們對一個問題已經非常熟悉，那麼語境和順序產生的邊際變化一般小於30%（“邊際” 指的是調查物件給出每一個答案的百分比）。但是，如果人們對一個問題所知甚少，那麼他們就會更容易受到語境和順序變化的影響。另外，如果人們對一個問題一無所知，一部分人會表現出完全可塑性；在某些特別的詢問方式下，一部分人會對這一問題發表意見，但實際上他對此並不真正瞭解。這種看法被稱為“虛假意見”。* 尤金 •哈特利 （Eugene Hartley）在1946年發表的實驗是有關虛假意見普遍程度最早的幾個實驗之一。在對幾百名大學生的調查當中，哈特利發現，超過80%的人傾向於從“社會距離”（一種被廣泛用於評價社會中人們彼此之間的感受的指數）的角度來評價 Danireans、Pireneans、Wallonians 和其他32個民族。這裡的蹊蹺在於，實際上並不存在所謂的 Danireans、Pireneans 或者 Wallonians—哈特利只是人為地設定了這些民族，以檢驗有多少學生會假裝他們對此持有自己的意見。 第二年，Tide 雜誌上刊登了一個類似的民意調查，就一個虛構的《Metallic Metals 法令》向被試詢問如下問題： 以下哪種說法與你對《Metallic Metals 法令》的看法最為一致？ a.對全美國來說，這是一項很好的措施。 b. 這是一項不錯的措施，但應該留待各個州獨立解決。 c.對其他國家來說或許不錯，但不應該在這裡實行。 d. 沒有任何意義。 雖然實際上並不存在《Metallic Metals 法令》，但卻有70%的被試表達了他們對該法令的意見。其中41%的人認為應該將它留待各個州獨立解決，15%的人認為對全美國來說這是一項很好的措施，11%的人認為不應該在這裡實行， * 正如湯姆 •史密斯（Tom Smith,1984）所說，意見和虛假意見（或者有時候被稱為態度和虛假態度）實際上是一種連續狀態的兩個終端，但並沒有清晰和定量化的定義。 然而，區別這二者仍然是非常有用的（正如冷和熱都是一種連續狀態的一部分，但卻是截然不同的）。 對這一術語的另一點補充：全書中，“意見”和“判斷”通常是可以互換的，而 “態度”則通常指帶有評價性的判斷（在好一壞，喜歡-不喜歡，同意-不同意等維度上面進行判斷）。例如，對於罐子裡有多少豆子，人們形成的是意見或是判斷，而很少是一種態度。大多數的心理學家在使用“態度”這一術語時，指的都是帶有評價性的判斷。而在實際中很難區分態度、意見和判斷。
50 第二部分問題如何影響答案另外3%的人則認為這項法令沒有任何意義（Cil，1947年3月14日）。 這篇文章同時還討論了另一項調查的結果，在這項調查中，被試被問到： “你支援還是反對亂倫？”（在20世紀40年代，“亂倫”一詞並不如今天這樣為人們所熟知。）在發表意見的被試中，有2/3的人反對亂倫，而竟然有1/3的人支援亂倫！ 政治事件中的虛假意見在回顧了有關虛假意見的實驗之後—其中包括舒曼和普雷瑟（1981）自已的一些實驗，舒曼和普雷瑟得出的結論是，這一問題固然很重要，但並不像早期研究所認為的那麼嚴重。在他們自己所做的調查中，只有1/3或1/4的被試對一個模糊的立法問題給出了虛假意見。其他一些研究者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Bishop,Oldendick,Tuchfarber，& Bennet, 1980）。 被試中有25%~35%的人給出了虛假意見，這也許不算十分嚴重。但應該記住，在許多民主國家（包括美國），只要有30%的民眾便可以選出一國的總統。政治論戰的結果往往都是由一個差距很小的百分比來決定的。所以說，虛假意見對許多政治事件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一般說來，那些對某一向題知之甚少的人加上那些對此聞所未聞的人，往往能夠形成一個絕對的多數。 在有關外交和軍事政策的判斷中，虛假意見實際上非常普遍。這是由於人們只有很低的政治參與程度和很少的政治意識，卻面臨一種不得不對此發表意見的社會壓力。可以參考一下普勞斯（1989年3月）所給出的一些有關美國 “政治文盲”的例子： •1988年的一項對美國成年人的蓋洛普調查中，有近一半的人不知道南非是一個存在官方種族隔離制度的國家，有3/4的人不能說出官方已經承認擁有核武器的四個國家的名字。 • 1985年針對大學生的一項調查發現，45%的人不能說出曾遭受核武器襲擊的兩個城市的名字。 • 根據《紐約時報》所刊登的1979年的一項政府調查的結果，40%的高中高年級學生誤以為以色列是一個阿拉伯國家。 • 1983年的一篇名為“薩爾瓦多不在路易斯安那”的《華盛頓郵報》文章指出，在一項全國性的調查中，有3/4的人不知道薩爾瓦多的地理位置 （這篇文章的題目是從一名調查物件的答案得來）。 • 其他調查顯示，68%的回答者不知道美國並沒有有效對付彈道導彈的裝備，81%的人錯誤地認為，只有當前蘇聯先動用其核武器時，美國才會動用核武器。 “政治文盲”現象的存在，使得解釋有關外交和軍事政策的公眾意見變得第5章可塑性 51 更加困難了。例如，如果以色列被誤認為是阿拉伯國家，支援以色列有何意義？如果很多人認為美國能夠抵禦彈道導彈的進攻，那麼支援戰略防禦行動還有何意義？要使這類政治判斷有意義，必須首先將真實意見和虛假意見區分開來。 過濾虛假意見歷史上，很多民意調查都沒有對問題進行過濾。大多數這樣的調查都沒有採取措施排除那些實際上沒有意見的人，回答選項中也沒有包括諸如“沒有意見”或者“不知道”這一類的選項。不過，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都開始意識到 “過濾器”的作用。設定過濾器正是為了排除掉那些實際上對某一給定問題並沒有什麼意見的人。 設定過濾器的方式有很多種。在一些民意測驗中，被試首先會被問到他們是否聽說過某件事情或是讀到過有關某個問題的報道。如果回答是肯定的，他們才被要求發表有關這個問題的意見。如果不是，則回答其他問題。在另一些民意測驗中，則首先詢問被試是否就某一問題進行過深人的思考，或者更直接地詢問他們是否對某一問題有自己的看法。還有一種過濾方法就是明確地設定 “沒有看法”或是“不知道”這樣的選項。 一般來說，設定過濾器能夠有效地排除那些虛假意見。但在某些情況下， 卻可能使調查結果產生偏差。例如，“不知道”往往與受教育程度或是對某一問題的關注度呈負相關。如果過濾掉那些教育程度或是關注程度相對較低的人，那麼調查結果就很難代表全體民眾的看法。 為了評價過濾器的效果，舒曼和普雷瑟（1981）進行了一系列實驗性民意調查來比較有過濾器條件下和無過濾器條件下的效果。根據其發現，他們得出以下結論：在大多數有過濾器的情況下，（1）至少有1/5 的人會選擇“不知道”；（2）做出某一特定回答的相對人數比例並沒有受到顯著影響（例如，回答“是”的人數與回答“不是”的人數的比例）；（3）不同問題答案之間的相關關係並沒有受到很強的影響。 比如，1974年的一次全美民意調查中，以下這樣一組問題的答案就典型地反映了舒曼和普雷瑟的實驗結果： 無過濾器的條件：“阿拉伯國家在試圖與以色列達成真正的和平。你是否同意以上的說法？” 同意（17%） 不同意（60%） 不知道（主動提到）（23%） 有過濾器的條件：“阿拉伯國家在試圖與以色列達成真正的和平。你對此
52 第二部分問題如何影響答案有看法嗎？（如果有）你同意以上的說法還是不同意？” 同意（10%） 不同意（45%） 沒有看法（45%） 雖然在有過濾器的條件下，回答“沒有看法/不知道”比無過濾器的條件下多出了22%，但是回答“不同意”與回答“同意”的人數比例在兩種條件下基本上是一樣的（回答“不同意”與回答“同意”的人數比例大約為四比一）。 當然，人數比例接近並不意味著過濾器不重要。比如說，假設一個民意測驗人希望民意測驗的結果表明，絕大多數人並不同意這樣的說法：“阿拉伯國家在試圖與以色列達成真正的和平。”這種情況下，民意測驗人就可能不使用過濾問題。而如果民意測驗人希望民意測驗的結果表明，絕大多數人同意這樣的說法，那麼使用過濾問題就是一個好方法。這種操縱手法已經產生了不少極具煽動性的新聞。 令人困惑的態度矛盾選擇和意見的可塑性與態度矛盾密切相關。可塑性通常指的是人們對同一個問題的不同版本的回答的差異程度，而矛盾則指的是兩種相關態度之間的差異（態度-態度的矛盾）。詹姆斯•普羅思羅和查爾斯•格里格（James Prothro & Charles Grigg）於1960年發表的實驗是有關這一矛盾的最有說服力的實驗之一。 普羅思羅和格里格感興趣的是，美國民眾是否會支援一些廣為流傳的民主原則的具體運用。這些民主原則在當時確實已經為絕大多數美國人所接受。比如說，這些原則包括： 1．公務員應該由大多數人投票選舉產生。 2. 每個公民應該有平等的機會影響政府政策。 3. 少數派可以自由地批評多數派的決策。 普羅思羅和格里格概括出這些一般性原則後，列出了10個由此派生的問題，這些問題要麼描述這些原則，要麼與這些原則相矛盾。例如： .如果一個共產主義者想在這個城市裡發表支援共產主義的演講，應該允許他做這樣的演講。 或者： 在城市公授中，只有那些對公投問題有充分認識的人才有資格進行投票。
第5章可塑性 53 然後，普羅思羅和格里格在密歇根州的安阿伯（地名）和佛羅里達州的塔拉哈西（地名）隨機抽取了一組已登記的選民作為樣本，詢問他們對這10個問題的態度。 研究結果非常驚人。對於每個問題，調查物件都難以達成90%的一致。而且，他們對於這些民主原則具體運用的態度判斷往往與這些民主原則本身相矛盾。例如，51%的調查物件認為，只有那些對公投問題具有充分認識的人才有資格進行投票。這無疑是反民主的。另外，79%的人認為只有納稅人才有資格進行投票，也只有44%的人認為可以允許共產主義者公開宣傳共產主義。普羅思羅和格里格（1960，P. 293）對這些具有諷刺意味的結果進行了總結：“假如我們承認美國是一個民主社會，我們就不能完全肯定地說，民眾對民主原則的普通認同是一個民主社會存在的必要條件。” 這一研究只是態度-態度矛盾的一個極端的例證。一些後續的研究進一步證實了普羅思羅和Grigg的結論。人們對某一原則所持有的抽象態度往往與人們對這一原則的具體運用所持的態度無關。因為，在面臨具體運用時，往往存在許多不可避免的複雜因素，如情境約束、其他與之相沖突的原則，等等。而且，正如本章下一部分將要說明的，關於態度-行為矛盾的研究顯示，抽象態度與具體行為也只有很微弱的聯絡。 故地重遊 1930年，斯坦福一個名為理查德•拉彼埃爾（Richard LaPiere）的社會學家與一對中國夫婦結伴周遊美國。兩年間，拉彼埃爾和那對夫婦遊遍了全國， 總共到過184個餐館，67個旅館、汽車旅館和專門招待旅行者的家庭。雖然在當時存在著很嚴重的反華傾向，但在這些接待過他們的251個地方中，只有一次讓拉彼埃爾感受到了種族歧視。事實上，拉彼埃爾認為，有72次他的同伴甚至受到了“超出一般規格”的優待。由此，拉彼埃爾認為，美國人對中國人並不存在偏見。 但在抽象概念的意義上，這種偏見卻十分明顯。旅遊結束的6個月之後， 拉彼埃爾向他到過的地方的業主送去一份調查問卷：“你會接待中國人嗎？”在他堅持不懈的努力之下，回收了128份問卷，其中81份來自餐館、咖啡廳，47 份來自旅館、汽車旅館和專門招待旅行者的家庭。在這些問卷中，有118份問卷表示他們不會接待中國客人，有9份表示要視情況而定，只有1個汽車旅館的婦女很肯定地說她曾經在夏天接待了一對中國夫婦。拉彼埃爾抽取了相同區域內的一些他們沒有到過的地方進行調查，也得到了完全一樣的結果：118份回答否定，9份回答視情況而定，1份肯定（如欲瞭解更多細節，參見LaPiere， 1934）。這些發現說明，人們可能會有一些抽象概念，但這與他們的實際行為只有很微弱的聯絡，或是完全無關。
54 第二部分問題如何影響答案在拉彼埃爾的研究結果發表3年以後，斯蒂芬 •科裡（Stephen Corey， 1937）也發表了具有相同結論的實驗。科裡感興趣的是對待作弊的態度和作弊的實際行為之同的關係。為了測量對待作弊的態度，他讓67名大學生完成了一個關於作弊的態度的實驗。該實驗看起來好像是匿名的，但科裡用了一種很隱秘的手段來識別這些被試。利用這種方法，他能夠將這些真實的看法與作弊的具體行為所聯絡起來。 科裡度量作弊行為的方法如下：讓這些學生每週參加一次考試，連續5 周。對每次考試進行秘密評分，然後將看起來沒有評分的試卷返回給學生，讓他們自行評分並將評分結果返回。學生報告的分數與他們實際分數的總差異就是作弊的實際行為度量。作弊的平均程度為：每40~45道題中有兩題不符。 科裡的發現表明，人們的態度和行為之間的相關關係幾乎為零。這些學生對待作弊的態度似乎與他們自己的作弊傾向沒有多大聯絡。真正與作弊有關的是他們在考試中的表現。用科裡（1937，P. 278）的話來說：“學生是否會在考試中作弊，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是否為這次考試做了充分的準備，而不是他自己所宣稱的對待作弊的態度。” 我們這個時代的寓言 1973 年，約翰•達利和丹尼爾 •巴斯頓（John Darley & Daniel Baston）發表了他們的實驗結果，這是有史以來最為生動的有關態度-行為矛盾的說明。 達利和巴斯頓感興趣的是，哪些因素決定人們會對處於困境中的人施以援手。 被試是神學院的學生，他們要從一幢大樓走到另一幢大樓去做一場演講，演講的主題可以是這些學生擅長的某項工作，也可以是一個撒瑪利亞人寓言（聖經中幫助處於困境中的人的故事）。實驗助手會告訴學生，這些演講的時間應該控制在3~5分鐘內，而且會有另外的實驗助手為他們作記錄。然後，在學生， 去往目的地的途中，他們會遇到一個需要幫助的人。達利和巴斯頓想知道，究竟幫助他人的行為是否與下列因素有關：（a）學生要做的演講主題是否與幫助他人有關，（b）他們在途中的匆忙程度。 在非常匆忙的條件下，實驗助手會突然對被試學生說：“噢，你已經遲到了。你本來應該幾分鐘以前就到那兒的，我們最好馬上去。那邊的助手已經等你一會兒了，所以你最好快點，最好一分鐘就趕到。”在一般匆忙的條件下， 實驗助手則會告訴學生：“那邊的助手已經準備好了，請趕快過去吧。”而在不太匆忙的條件下，實驗助手則會說：“還有幾分鐘那邊才能準備好，但你最好現在就走，即使要等，也不會等太久的。” 為了到達對面的大樓，每個學生都必須穿過一條衚衕。在這條衚衕中，達利和巴斯頓安排了一個衣著破爛、垂頭喪氣地坐在門口的人，他垂著頭，閉著眼睛，面無表情。當被試經過的時候，這個人會咳嗽兩聲，低著頭痛苦地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