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推動了整個經濟反脆弱性的提高，是個人創業者的脆弱性和他們必要的高失敗率成就了生生不息的創業精神。 因此，由於存在多個層級和層次，反脆弱性就變得更復雜，也更有趣了。天然有機體都不會是單獨存在的終極單元；它總是由子單元組成的，而它本身也可能是更大集合體的子單元。這些子單元可能會相互競爭。以一個行業為例，餐館往往是脆弱的，它們會相互競爭， 但正因為如此，當地的餐館叢集才具備了反脆弱性。如果個別餐館的競爭能力強，永遠不會倒閉，則整體餐飲業務將陷入停滯或衰退，提供食物的品味不會好過食堂的飯菜——我是指蘇聯式的食堂飯菜。此外，它還會受制於系統性短缺，時不時地陷入嚴重危機或需要政府救市。所以，餐館的質量、穩定性和可靠性無不取決於餐館本身的脆弱性。 因此，一個系統內部的某些部分可能必須是脆弱的，這樣才能使整個系統具有反脆弱性。 或者有機體本身是脆弱的，但它遺傳給新生命的基因編碼卻具有反脆弱性。這一點千萬不能小覷，因為這正是生命進化背後的邏輯。這一理論同樣適用於創業家和個體科研人員。
此外，我們在之前的內容中提到了“犧牲”。非常遺憾，自己的錯誤往往只會讓他人或集體受益，好像個人天生就該為了更崇高的利益而非自己的利益犯錯。事實上，我們在討論錯誤時並未考慮到這層含義，也沒有看到脆弱性的轉移。 進化和不可預測性我曾說過米特拉達梯式解毒法和毒物興奮效應的概念都屬於“原始”反脆弱性的範疇， 是反脆弱性的初級概念：它們聽上去甚至有點兒幼稚，現在我們需要改進，甚至超越這些概念，從而將一個複雜的系統作為一個整體看待。毒物興奮效應是一種隱喻，而反脆弱性是一種現象。 首先，米特拉達梯式解毒法和毒物興奮效應都是較弱的反脆弱性的表現形式，事物從波動、意外或傷害中獲得的益處有限，如果使用劑量超過限額，其保護或有益作用就將逆轉。 毒物興奮效應只能接受一點點混亂，或者更確切地說，它需要一點點混亂。關於混亂，最有意思的是，缺乏混亂是有害的，這一點我們從直觀上可能無法理解——我們的頭腦不太容易理解複雜的反應（我們都是線性思維，而對毒物劑量做出的反應則是非線性的）。我們的線性思維不喜歡細微差別，而更傾向於將資訊簡化為“有害”或“有用”。 其次，這是一個核心弱點：我們從外部觀察有機體，並將其視為一個整體。事實上，任何物體都可以做更深入的細分。 反脆弱性有更強的形式，與超越毒物興奮效應範疇的進化有關——事實上與毒物興奮效應非常不同，甚至相反。它可以被描述為傷害興奮效應——在傷害的作用下反而愈加強大——如果我們從外表而不是從內部來看的話。另一種反脆弱性會進化，通常在資訊層面出現——基因也是一種資訊。與毒物興奮效應不同，單元並不因應激反應而增強，相反，
它會死亡；但是，它完成了一種利益輸送；其他單元生存了下來，而那些倖存單元的特徵改良了集合體，這種改進在教科書或《紐約時報》的週二科學版上通常用“進化”一詞籠統地加以概括。因此，這裡的反脆弱性不是指有本質缺陷的有機體的反脆弱性，而是指它們的遺傳程式碼的反脆弱性。遺傳程式碼是不會真正關心其所在單元本身的利益的，恰恰相反，它會破壞周圍的許多東西。羅伯特·特里弗斯就意識到了基因與生物之間的競爭關係，並提出“自私的基因”這一概念。 事實上，進化最有趣的一面是，它是依賴反脆弱性實現的；它喜歡壓力、隨機性、不確定性和混亂——而個體生物則相對脆弱，基因庫正是利用衝擊來確保優勝劣汰，提高整體的適應力。 由此可見，大自然和個體生物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緊張關係。 一切生物或者本質上類似於有機體的事物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最終都會死亡——瑪土撒拉雖活了1000 年也難逃一死。但它們通常會在繁殖後代後死亡，後代身上的遺傳密碼與上一代不同，資訊得到了改進。瑪土撒拉的遺傳資訊如今仍留存在大馬士革、耶路撒冷，當然，還有紐約市布魯克林區。大自然的成員一旦不再具有生育能力，用處就不大了（特殊情況除外，在群居動物中，比如人群和象群，需要祖母來幫助其他家庭成員撫育後代以統領族群）。大自然更喜歡在資訊層面，也就是透過遺傳密碼讓遊戲繼續下去。因此，有機體需要死亡，以確保大自然的反脆弱性——大自然是投機的、無情的、自私的。 我們來進行一個假想實驗，想象存在一個不死的有機體，它自產生後就無到期日。為了生存，它需要完全適應環境中發生的所有可能的隨機事件和所有未來的隨機事件。但一個討厭的問題是，隨機事件就是隨機的，它不會提前宣告它的到來，讓有機體作好準備，並進行調整以抵禦震盪。對於一個不死的有機體來說，預適應所有隨機事件是非常必要的。要等到一個隨機事件真的發生時就已經來不及反應了。因此，有機體必須作好準備承受任何衝擊，
否則就只能與生命說再見了。我們的身體在做出應激反應時，往往會稍稍過度反應，但這還不足夠，它們終究無法預測未來。我們可以準備好應對下一場戰爭，但不一定能打勝仗。事後調整，無論多快，總還是慢了一拍。[12] 由此可見，為了永生不死，有機體需要完美地預測未來——近乎完美也是不夠的。但是如果有機體只有一次有限的生命，並在代際延續的時候進行修正，就不需要預測未來的情況，而只需要對事物應該朝哪個方向發展有個極為模糊的概念。事實上，即使是模糊的方向也沒有必要預測。每一個隨機事件都會透過生態物種變異給自身帶來解決方案。就好像大自然每走一步都會進行自我改進，並隨時調整其戰略。 從經濟和體制生活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如果由大自然來負責執行經濟，它就不會不斷地拯救生活在其中的生物，使它們永遠活著，也不會有常設的政府和預測部門試圖掌控未來——它不會讓美國管理和預算辦公室的騙子犯下這樣傲慢的認知錯誤。 如果我們將歷史視為類似於自然的複雜系統，那麼，我們將看到，與自然一樣，它不會讓某個帝國永遠統治這個星球——即使從巴比倫王國、埃及王國到波斯王國再到羅馬王國， 每一個超級大國都相信自己的統治將長盛不衰，並讓歷史學家將這一結論載入史冊。但是， 受制於隨機性和不可預測性的系統，建立了一種超越“強韌性”的機制，見機行事，自我改造，結果整個群體和物種都在不斷變化。 “黑天鵝”管理細則：自然（以及類似自然的系統）喜歡有機體之間存在多樣性，而不是一個不朽的有機體內部存在多樣性，除非你將自然本身視為一個不朽的有機體，就像斯賓諾莎的泛神論，亞洲的多神論，克呂西甫或愛比克泰德的斯多葛派哲學一樣。如果你碰到一個研究人類文明的歷史學家，請向他解釋這一點。 讓我們來看看進化是如何從隨機性和波動性（當然以一定程度為限）中受益的。系統中的噪聲和干擾越多（當然，以一定程度為限，那些導致物種滅絕的極端衝擊除外），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效應就越明顯，隨機突變就越是會在決定下一代特徵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假設某個生物體孕育了10 個後代。如果環境是完全穩定的，所有這10 個後代都將繼續繁衍。但是，如果環境存在不穩定性，淘汰了5 個後代（可能比存活下來的兄弟姐妹們要脆弱），那麼，在進化理論中被認為更優質的那些後代將繼續繁衍，使基因經歷一輪優勝劣汰。 同樣的，如果由於偶然的隨機性自發突變，後代中出現了變異，即複製遺傳密碼的過程中出現差錯，那麼最優質的個體將繁衍後代，以提高物種的適應力。因此，進化得益於兩種隨機性：突變的隨機性和環境的隨機性——這兩種隨機性均透過類似的方式，導致倖存的下一代的特徵發生變化。 即使有一個物種因某種極端事件完全滅絕，這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因為它是整個遊戲的一部分。這仍然是進化的作用，因為存活的物種是優勝劣汰的結果，它們從消失的恐龍手裡接管了這個世界——進化不是服務於一個物種，而是服務於整個自然。 但要注意，進化與隨機性一樣，也以一定程度為限。[13]如果一場災難毀滅了整個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那麼，最適合生存的生物也無法生存。同樣的，如果隨機性突變的發生頻率過高，那麼最適合生存的基因也可能無法延續，反而可能因一個新的突變而逆轉：正如我不斷重複的，自然在一定範圍內是具有反脆弱性的，但這一範圍的臨界點非常高——相當於無數次的衝擊。就算核武器摧毀了地球上大多數的生命，但它並不會摧毀所有生命，一些老鼠或者細菌終究會從某個地方，也許從海洋深處冒出來，然後故事重新開始，只是故事裡沒有我們，當然也沒有美國管理和預算辦公室。 因此，從某種程度來說，毒物興奮效應體現在生物個體從直接危害中受益，進化則發生在個體生物在外來傷害中滅亡，而將利益轉給其他存活下來的有機體和未來的後代。 為了說明為什麼有機體能藉助於傷害而進化（再次強調，以一定程度為限），讓我們來看看抗生素耐藥性的現象。你越是努力殺滅細菌，倖存的細菌就越頑強——除非你能夠完全消滅它們。癌症治療也是一樣：能夠在化療和放療後生存下來的癌細胞往往繁殖得更快， 並佔據那些較弱癌細胞被殺死後留下的空白。 有機體即群體，群體即有機體以群體而非個體的眼光看事物，以及“有利於後者的必然有害於前者”的想法是我在讀了安託萬·當尚有關反脆弱性的著作後萌發的。安託萬·當尚之前是一位物理學家，之後轉行成為遺傳學家。他認為，我們在分析時需要考慮到一個事實，即有機體不是孤立和獨立的， 而是有層次和等級的。如果你用群體的眼光看問題，你就不能再將“毒物興奮效應”和“米特拉達梯式解毒法”等視為反脆弱性的特徵。為什麼呢？我們再解釋一遍這些概念，你就可以理解了：毒物興奮效應是反脆弱性的一個比喻，此時，有機體直接從傷害中受益；而在進化過程中，在等級鏈條上高於某個生物體的其他生物體將從前者的損壞中受益。從外部來看， 似乎是毒物興奮效應，但從內部來看，卻有贏家和輸家。 這種層級是如何運作的呢？一棵樹有許多分枝，這些分枝看上去就像小樹；而大樹枝又有很多較小的分枝，看上去像更小的樹。這就是所謂“分形自相似”的體現。分形自相似是數學家伯努瓦·曼德布羅特發現的形態。很多事物都有類似的層級結構，但我們只從外部看到了頂層。細胞是由眾多細胞間的分子構成的，有機體內則由眾多細胞構成，物種又是由眾多生物體構成的。有些物種的強化機制來自於犧牲其他物種，有機體的強化又需以某些細胞的死亡為代價，以此類推，無論最頂層還是最底層的層級，無不遵循這一規律。 舉例來說，如果你每天攝入少量的有毒物質，那麼根據當尚的理論，使你機體更健康的機制就是你的系統內部的進化，即壞的（弱的）蛋白細胞被更強壯，也更年輕的細胞所取代， 而更強壯的細胞將會逃過一劫（或一些類似的運作）。當你禁食的時候，壞的蛋白質將首先被分解，並透過你自己的身體再生，這個過程被稱為細胞自噬。這是一個純粹的進化過程， 自然選擇、優勝劣汰。即使你不接受某些生物學理論（如蛋白質老化與細胞自噬），你也會相信，有機體內部的生存壓力，在有機體遭受外部壓力時，有助於其整體的改善。 錯誤，謝謝你現在讓我們來探討“錯誤”這一問題，以及為什麼有些人的錯誤會對他人有利。 我們可以這樣簡單地描述脆弱性、錯誤和反脆弱性之間的關係。當你脆弱的時候，你往往傾向於墨守成規，儘量減少變化——因為變化往往弊大於利。這就是為什麼脆弱的事物需要明確的預測方法，反過來說，預測體系帶來的只能是脆弱性。如果你想做出改變，並且不關心未來結果的多種可能性，認為大多數結果都會對你有利，那麼你就具有反脆弱性。 另外，如果能夠理性地進行試錯，將錯誤當作一種資訊源，那麼，試錯過程中出現的隨機要素其實並沒有那麼隨機。如果每次試錯都能讓你瞭解到什麼是行不通的，漸漸地，你就接近有效的解決方案了——這樣，每一次努力都變得更有價值，更像是一筆支出而非一個錯誤。當然，在此過程中你將不斷地有所發現。 從他人的錯誤中學習但要記得，本章的主要內容是層次、單元、層級和分形結構，以及單元與其子單元之間的利益差異。因此，我們往往會從別人的錯誤中受益——遺憾的是，受益人不是那些犯錯誤的人。在適當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將壓力視為資訊。對具有反脆弱性的事物來說，錯誤帶來的損傷應該小於收益。當然，我們談論的是一些而非所有的錯誤；那些尚不至於摧毀系統的錯誤有助於防止更大的災難。工程師兼工程歷史學家亨利·佩特羅斯基提出了一個無懈可擊的觀點。如果“泰坦尼克”號沒有遭遇那次眾所周知的致命事故，我們將會不斷地建造越來越大的遠洋客輪，而下一次的災難將是更大的悲劇。因此，船上乘客實際上是為更大的利益做出了犧牲，他們挽救的生命數量將超過逝去的生命數量，這是毫無爭議的。“泰坦尼克號”的故事充分地說明了系統利益與對部分個體的傷害之間的區別。 福島核危機的故事也是一樣的：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它讓我們覺察到了核反應堆的問題 （以及小機率事件的威力），避免了更大的災難。（請注意，天真的壓力測試和依賴風險模型的錯誤，如今已顯而易見；但是與經濟危機一樣，沒有人願意聽取警告）。 每一次飛機失事都讓我們離安全更近一步，因為我們會改進系統，使下一次的飛行更安全——失事人員為其他人的總體安全做出了貢獻。瑞士航空111 號航班、環球航空800 號航班，以及法國航空447 號航班都以它們的犧牲促進了系統的改進。但這些系統之所以善於吸取教訓，是因為它們具有反脆弱性，它們本身就能夠利用微小的錯誤改進自身；但是， 經濟崩潰就不一樣了，因為經濟系統的反脆弱方式與我們到目前為止所論及的方式並不相同。 為什麼呢？我們知道，每年有成百上千的航班在空中往返，一架飛機墜毀並不會牽連其他飛機，因而，錯誤的影響有限，錯誤的原因也相當明確。然而，全球化經濟體系卻是以一個整體在運作：錯誤會快速傳播，並愈加複雜。 再次強調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所談論的是區域性而非整體的錯誤，是微小的而非嚴重的和毀滅性的錯誤。這有助於我們將好的和壞的系統區分開來。好的系統，如航空業天生就會有些彼此獨立的小錯誤，或者說彼此負相關的錯誤，一個錯誤的發生會降低未來犯錯的機率。 這是區分反脆弱性環境和其他脆弱性環境（在“地球是平的”的時代，內部高度相關的現代經濟生活）的一種方式。 如果說每一次飛機失事都降低了下一次事故的發生機率，那麼每一家銀行的崩潰卻會提高下一家銀行崩潰的機率。要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經濟系統，我們必須消除第二種型別的錯誤，即容易蔓延或傳染的錯誤。我們再以大自然為例。 自然是在非系統性的錯誤中學習和改進的。比如我在正常狀態下，在搬石頭的過程中犯了錯，導致自己受了點兒小傷，那麼下一次為了免受皮肉之苦，我一定會從中吸取教訓，畢竟，那才是忍受疼痛的目的。再來看美洲豹，它的行動敏捷優雅，奔跑起來宛如一曲大自然交響樂，並不需要哪個私人教練指導它怎樣以“適當的方式”把鹿叼到樹上。人類的建議可能對一些人造運動有效，比如網球、保齡球或射擊等，但對自然運動卻不起作用。 一些企業也很看重自身的錯誤。專注於承保巨災風險的再保險公司（保險公司找它們“再保險”那些無法分散的風險），往往會在災難或給予其重創的尾部事件發生之後做得更好。 如果它們倖存下來並作好了充分準備（很少有公司針對此類意外風險制訂應急計劃），它們就可以透過大幅提高保費來彌補先前的損失——因為客戶在災難後會過度反應，紛紛購買保險。它們聲稱不知道再保險的公允價值，即合理定價，但它們肯定知道，這個價格在壓力很大的狀態下一定被高估了，這足夠讓它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賺錢。它們所需要做的就是確保自己的錯誤足夠小，以便生存下來。 怎樣成為特里莎修女變化導致錯誤，也會增強適應性；它還會讓你知道誰是你的朋友。你的失敗和成功都將向你傳遞資訊。但是，有時（當然這是生活中積極的一面）只有在因為你的錯誤而傷害到某些人後，你才會瞭解他們的個性——有些人在原諒我的過失時所表現出的慷慨，確實令我吃驚。 當然，你也會從別人的錯誤中學習。你可能永遠不會知道某些人是什麼樣的人，直到他們有機會違反道德或倫理規範。我記得我高中時有一個同學，一個女孩，看上去和氣誠實， 是我童年時代反唯物主義空想家群體中的一員。結果，我卻意外地瞭解到，和她天真無邪的面容相反，她並未成為特里莎修女或羅莎·盧森堡那樣的女性，她為了嫁給富豪而拋棄了她的第一任丈夫，而在那個富豪第一次陷入財務困境時又拋棄了他，找了另外一個更富有、更有權勢（也更慷慨的）的情人。在一個沒有那麼多誘惑的環境下，我（或者可能她也是）一定會把她誤認為是一個空想家和聖女。社會的一些成員——那些沒有與她結婚的人——獲得了有價值的資訊，而其他人——她傷害的人——則付出了代價。 此外，我對失敗者的特徵描述就是，失敗者往往在犯錯後不內省、不探究，覺得難堪， 聽不得批評，試圖解釋自己的錯誤而不是用新的資訊豐富自己，並開始新的歷程。這些人往往視自己為“受害者”，受制於某個大陰謀、糟糕的老闆或惡劣的天氣。 最後，我還有一個想法。犯罪的人要比那些從來沒犯過罪的人更可靠。犯了很多錯誤（當然，同樣的錯誤不會犯一次以上）的人要比那些從來沒有犯過錯的人更可靠。 為何整體厭惡個體我們看到，由於層級的存在，反脆弱性在生物界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機體之間的競爭有利於推動物種的進化：我們體內的細胞會相互競爭；在細胞內部，蛋白質會相互競爭， 以此類推。讓我們將其應用到人類的活動中。經濟也分為類似的層級：個人、技術工人、小公司、企業中的部門、企業、行業、區域經濟，最後也是最頂層的是整體經濟。你也可以將其細分為更多層級。 要讓經濟具有反脆弱性，並經歷所謂的進化，每個獨立的企業都有必要是脆弱的，面臨著崩潰的風險進化需要有機體（或它們的基因）死亡，並被其他有機體取代，以實現整體改善，或淘汰適應力不如其他有機體的生物。因此，較高層級事物的反脆弱性有賴於較低層級事物的脆弱性，或者較低層級事物的犧牲。每天早上你用你家的高階咖啡壺煮咖啡時，你正受益於某些企業家的失敗，或者說脆弱性——他們的失敗就在於沒有擊敗你廚房檯面上擺放的那個更勝一籌的產品。 再看看傳統社會，它也有類似的層級：從個人、直系親屬、大家族、部落，到同鄉、民族、種族。 雖然在蟻群中，犧牲作為一種必要的方式是顯而易見的，但我敢肯定，商人們對這種為了經濟的更大利益而“獻身”的理念並沒有興趣；因此，他們一定更關注為自己尋求反脆弱性，或至少一定程度的強韌性。但這與集體利益，或者說整體經濟利益並不相容。因此，我們發現了一個問題，加總（整體）的特徵與各部分的特徵並不相同——實際上，整體更希望區域性受到傷害。 冷酷無情便是進步的引擎，承認這一點可能會讓你感到沮喪。 那麼，現在的解決方案是什麼呢？可以說沒有解決方案，或者沒有一個可以讓大家皆大歡喜的方案，但是有一些可以儘量減輕傷害的方法。 現在的問題比你想象的更嚴重。人們去商學院是為了學習如何管理好企業，同時確保企業的生存，但經濟作為一個整體並不希望這些企業繼續生存，而希望它們去冒很多輕率的風險，被各種可能性所矇蔽。各個行業都會從一個個失敗中實現改進。自然和類自然的系統需要單個經濟主體過度自信，即高估其業務成功的機會，而低估其業務失敗的風險，只要其失敗不至於影響他人。換句話說，區域性而非整體的過度自信有利於這些系統的健康發展。 我們看到，餐飲業之所以效率很高，恰恰是因為餐館都是脆弱的，每分鐘都有餐館破產， 而企業家往往忽視了這種可能性，因為他們總認為自己會戰勝困難。換句話說，一些輕率的風險甚至是自殺式風險，有利於經濟的健康，只要不是所有人都承擔了同樣的風險，而且這些風險的大小和影響範圍都非常有限。 現在，正如我們看到的，政府正透過救市措施破壞這一模型。政府通常會扶植一切規模大到不得不救助的企業，以避免危機蔓延至其他公司。這恰恰與健康的冒險行為相左，後者是將脆弱性從集體轉移至不適合生存的公司。人們很難認識到，真正的解決方案是建立一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沒有一家公司的倒閉會連累其他公司，因為接二連三的失敗正是為了維護整個系統的穩健。 殺不死我的，會殺死其他人現在是時候揭穿一個神話了。 作為反脆弱性的倡導者，我需要提醒大家不要產生錯覺，在反脆弱性不存在的情況下， 誤以為看到了它。我們可能誤將系統的反脆弱性視為個體的反脆弱性，而事實上，系統的反脆弱性是以犧牲個體為代價取得的（這是毒物興奮效應和自然選擇之間的差異）。 尼采有句名言：“殺不死我的，只會讓我更堅強”，這可能很容易被誤解為意指米特拉達梯式解毒法或毒物興奮效應。當然，這很有可能是指這兩種現象之一，但它也可能意味著“殺不死我的，並未使我變得更堅強，但它讓我倖存下來，因為我比別人更強壯；由於它殺死了別人，也就是消滅了弱者，我們種群的當前平均素質變強了”。換句話說，我透過了結業考試。我已經在之前有關因果關係假象的文章中討論過這個問題，當時是針對一篇報刊文章而發的評論，該文章聲稱，新的黑手黨成員——蘇聯流亡者“在遭到古拉格關押後反倒愈發強壯了”。由於古拉格的監禁生活讓身體最弱者紛紛殞命，只留下身體最強壯的人，因此人們會產生集中營讓被關押者更強壯的錯覺。有時候，我們在看到人們從考驗中生存下來，而且倖存人群比最初人群的身體更強壯時，便會臆想這種考驗對他們大有裨益。換個角度說，
考驗只能說是一場無情的考試，失敗者只有死路一條。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脆弱性（或者是說反脆弱性）從個體傳遞到我先前所討論的系統上。讓我換種方式來闡述。倖存的種群顯然比最初的種群更強壯——但這不是從個體層面上來說的，因為弱者都死亡了。 為了改善系統，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我和我們這種個體利益和集體利益之間明顯的緊張關係在歷史上算是新鮮事：在過去，個體幾乎與這一問題無關。為了本集團的利益而犧牲的理念支撐著英雄主義：它使部落受益，但對於在戰爭中死亡的個人則是損失。英雄主義的本能以及為了集體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的理念在自殺式炸彈襲擊者身上得到極端的呈現。這些即將赴死的恐怖分子會陷入一種類似欣喜若狂的恍惚中，在這種情緒的驅動下，他們甚至對自己的死亡無動於衷。有人說自殺式炸彈襲擊者之所以義無反顧，是因為他們認為死後能進入伊斯蘭天堂，這簡直是一個謬論。人類學家斯科特·阿特蘭曾指出，黎凡特地區的第一個自殺式炸彈襲擊者是一個希臘東正教背景的革命家——與我的背景相同——並非伊斯蘭教信徒。 我們身體裡就像有一個開關，每當我們參與集體舞蹈、大規模騷亂或戰爭，這個為了集體利益而扼殺個體的開關就自動開啟了。你會產生從眾心理，成為艾利亞斯·卡內蒂所稱的 “應和節拍悸動的人群”的一部分。在下一次的街頭騷亂中，當你對政府部門的恐懼在團體的狂熱情緒中煙消雲散時，你就會感到一種不同的群體體驗。 現在，讓我們概括一下這些觀點。如果能置身世外地看待這個世界，就能看到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關係——一種在脆弱性的權衡中形成的緊張關係。我們看到，自然希望其本身作為整體能夠生存下來，而不是每一個物種都能生存下來，每一個物種也希望其中的個體是脆弱的（特別是在繁衍之後），以便整個物種的進化和選擇。我們看到，脆弱性從物種到個體的轉移對其整體的生存是必要的：物種具有潛在的反脆弱性，因為脫氧核糖核酸（DNA） 資訊將永遠延續，但各物種的成員卻無法永生，它們隨時準備著犧牲，在現實中，它們的犧牲就是為了成就集體的利益。 反脆弱性和偽反脆弱性。有些關於健身和自然選擇的理念讓我甚為反感，這讓某些章節的寫作過程變得相當痛苦——我討厭自然選擇的冷酷，討厭大自然的無情和不忠。我討厭以對他人的傷害為代價來換取進步的理念。作為一個人文主義者，我反對建立在個體犧牲基礎上的反脆弱性系統，因為如果你遵循這些理論，那麼個人就變得無關緊要了。 啟蒙運動的一大貢獻就是將個體置於更重要的位置，其權力、自由、獨立、“對幸福的追求”（不論“幸福”具體指什麼），以及最重要的隱私都得到了保護。儘管其拒絕反脆弱性， 但啟蒙運動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政治體制（多少）將我們從長期主宰歷史的社會、部落、 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來。 傳統文化是以集體為單位的；而且大家會認為，集體可能因為個人的行為受到損害，比如，如果哪一家的女兒未婚先孕，或者哪一個家族成員捲入了大規模的金融詐騙和龐氏騙局， 或者更糟糕的是，在大學裡講授諸如金融經濟學等誇誇其談的學科，那麼其家族的名譽會被玷汙。這種傳統甚至延續到了啟蒙運動之後。即使在19 世紀末20 世紀初都還非常常見， 比方說，法國的農民還會用他所有的積蓄來為遠方的表親還債，這樣做只是為了儲存大家族的尊嚴和名譽——它被認為是一種責任。（我承認我自己也做過類似的事，就在21 世紀。） 顯然，為了個體的生存，系統也必須存在。因此，在這個相互依存和複雜的世界裡，人們在宣揚其中一方利益的合理性而貶低另一方的利益時還需小心行事。[14] 在義大利黑手黨或者說西西里黑手黨中，所謂的“君子”就是被警察抓到後，無論怎樣威逼利誘都會選擇保持沉默而不會出賣朋友的人，他們寧願坐牢也不願意做出傷害其他成員的抗辯。在這裡，集體（黑手黨）的利益高於個人利益。而讓黑手黨遭受重創的是，最近幾代成員更傾向於為自己抗辯。（請注意，黑手黨中的“榮譽”僅限於這種內部的團結，而在其他方面，他們會說謊，乾的也不是什麼光榮的事，他們還善於放冷槍，這在地中海東部地區會被認為是最純粹的懦夫行為。） 同樣的，人類也是以自我為中心的，為了人類的生存，我們不得不犧牲其他物種，不顧生態的脆弱性。我們認為人類的利益高於自然的利益；為了保護個體，我們可以容忍一些系統的低效和脆弱，殊不知，讓大自然犧牲太多最終很可能傷及我們自己。 我們看到了集體和個體之間的利益權衡。如果不打破個體的利益，整個經濟體就無法生存；一味地保護是有害的，為了個體的利益制約進化的力量似乎毫無必要。但是，我們可以保護個體不被餓死，並提供一些社會保障，給予他們尊重或者更多，我們將在下文中進一步闡述。 美國創業者日同時，如果作為一個空想家（確實如此），我會痛恨我所明白的這些道理，但我認為希望還是存在的。 英雄主義以及它所贏得的尊重是社會對於那些為了他人而承擔風險的人所做出的一種補償。創業就是一個高風險、英雄式的活動，對經濟的增長，甚至僅僅是生存來說都至關重要。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說，它也必然是集體主義的，旨在促進知識的發展。有些人雖然什麼也沒有得到，無名無利，但卻為別人貢獻了最好的知識，即有關“無為”的知識（什麼是不可行的）。他是這個過程的一個重要部分，他自己失敗了，把好處留給了他人，更糟糕的是，
他還未必能獲得他人的尊重。[15] 對於因過度自信而創業開餐館，隨後生意慘遭失敗的人，我根本不會記得他給整個餐飲業帶來了什麼好處，不會想到在我享受美食時，他大概只能吃金槍魚罐頭。 為了促進進步，現代社會應該像紀念犧牲計程車兵一樣對待破產的創業家，也許不用給予那麼多的榮譽，但應該基於完全相同的邏輯給予他們認可（創業者們仍然活著，但卻被貼上了道德敗壞、欺世盜名的標籤，尤其是如果他生活在日本，這種情況更甚）。這個世上不存在“失敗的戰士”的概念，無論他是犧牲了還是活著（除非他做出了懦夫的行為），同樣的， 也不存在失敗的創業者或失敗的科研人員這種說法。但這個世界上存在著成功的胡說八道者、 成功的偽哲學家、成功的評論員、成功的顧問、成功的說客，或成功的商學院教授，而他們根本不承擔個人風險。（請原諒我這麼說。） 心理學家將“過度自信”列為一種疾病，認為過度自信可能會讓人們在創業的過程中被成功的可能性所矇蔽。但請注意，為了他人的利益而承擔風險的英雄式良性行為（比如反脆弱性的案例），與更骯髒的現代模式，涉及負面的“黑天鵝”事件（比如過度自信的“科學家們”計算的有關福島反應堆的風險機率）的行為大不相同。在前一種情況下，過度自信是一件好事，而不應該被遏制。 只要比較一下創業者與公司內墨守成規、謹小慎微地等待升遷的經理人就知道了，後者幾乎很少冒險。 在如今的全球化和網際網路時代，我們越來越多地看到伊拉斯謨所稱的“大眾的忘恩負義”。 我夢想的解決方案是，我們設立一個美國創業者日，併為其寫就以下感謝詞： 你們中的大多數人將遭受失敗、輕慢和貧困，但是我們非常感謝你們為了全球經濟的增長與他人脫貧而承擔的風險和做出的犧牲。你們正是反脆弱性的來源。美國感謝你。
[12]我們現在對適應性標準為什麼與機率無關的問題進行一個技術性評論（已經理解的和不喜歡技術語言的讀者可跳過餘下這段註釋）。隨機過程的特徵就是在任何t 期間不可能預測到任何t 期間之後（即任何大於t 的期間）發生的事件，因此反應會具有一定的滯後性，不可壓縮的滯後性，這被稱為非預測性策略， 這是隨機整合的要求。滯後時間的不可壓縮性是核心及不可避免的問題。生物體只能有非預測性策略—— 因此大自然只能是不可預測的。這並非小問題，甚至機率專家，比如以斯特拉託諾夫維奇及其整合方法的使用者為代表的俄羅斯學派也沒有弄清這一概念，他們陷入了常見的心理誤區，認為未來會給我們傳送一些我們能夠體察得到的訊號。希望如此吧。 [13]強烈的反脆弱性源於對波動性的無窮熱愛——其益處極大，幾乎沒有邊界（到天空才是極限）。但這隻能存在於人為的、人造的生活中，如經濟合同、文化產品，而不存在於自然的過程中。 [14]許多人認為自己的死亡是遭遇了“黑天鵝”事件，其實並非如此。除非研究現代經濟學走火入魔，否則，一般人都會明確同意他們的死亡，加上自己親人的死亡，再加上人類的終結，將是一個比自己的死亡可怕得多的糟糕結果。回想一下我對複雜系統的評價。我們僅僅是一條巨型生物鏈上的一部分，我們既要擔心自己也要擔心繫統，以及擔心如何儲存這條生物鏈上的各個環節。 [15]一位叫讓–路易斯·雷奧爾特的記者寫道：“我已經注意到，人們越是用抽象的概念稱頌創業者，他們越會輕視在實際生活中遇到的創業者。”
第二卷現代化與對反脆弱性的否定正如波德萊爾的詩歌《信天翁》所述，註定要在天上飛翔的鳥兒如果被困在地上，只能顯得笨拙可笑，因為它的羽翼反而使它步履艱難。波動性一詞源於volare，在拉丁文中是 “飛”的意思，這真是非常貼切。剝奪政治（及其他）系統的波動性會對它們造成損害，最終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導致更大的波動性。 本書第二卷將闡述由於否認毒物興奮效應的脆弱性、有機體的自然反脆弱性，以及我們如何出於良好的意圖，揮舞著自以為是的指揮棒卻對系統造成傷害。我們力求減少社會和經濟制度的壓力和隨機性，將它們塞入普羅克拉斯提斯的溫暖舒適，但最終卻貽害無窮的現代化的床上，結果導致這些系統愈加脆弱。 普羅克拉斯提斯是希臘神話中的旅館老闆，為了讓旅客躺在床上剛好符合床的長度，他會砍掉高個子的腳，而把矮個子的腿拉長。他想讓床的尺寸與旅客的身高完全吻合。 正如我們在第3 章中所看到的，將有機體視為一臺簡單的機器，無疑只能得到一種簡化的、近似的或是殘缺的結果，這就跟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差不多。而我們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往往還躊躇滿志，因為我們深感“修復”的緊迫性，結果便是在對隨機性的恐懼和對一帆風順的憧憬中將我們要修復的東西一一摧毀。[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