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的攻擊的。 [16]簡化導致最嚴重問題的情況往往出現在用線性來簡化和代替非線性的情況。這才是最罪惡的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也是一切問題的根源。
喬治是一名計程車司機。 約翰擁有一份完全可預測的收入（或者他是這麼認為的），享有福利和4 個星期的帶薪年假，還有因在公司效力25 年而被授予的一塊金錶。每個月，約翰都要存3 082 英鎊到英國國民西敏寺銀行的支票賬戶。部分是為了償付他在倫敦西區房子的抵押貸款，部分是為了支付公用事業費和買羊乳酪的費用，剩下一點點作為自己的積蓄。約翰過去常常在人們還在睡懶覺的週六的清晨早早起床，心情愉悅地告訴自己“生活是多麼美好”， 直到金融危機發生，他意識到自己即將被裁員，失業將給他帶來重大打擊。作為人力資源方面的專家，見多了即將退休的員工遭受辭退，漫長的職業生涯就此終結，再也不能迴歸職場了。 喬治與他的哥哥住在同一條街上，駕駛著一輛黑色的計程車。為了獲得這張執照，喬治花了3 年時間努力記住大倫敦地區的街道和公路，這也擴充套件了他的大腦額葉，給了他在路上搭載乘客的權力。喬治的收入存在極大變數。運氣好的日子，他能賺幾百英鎊，運氣不好則入不敷出，但是，年復一年，他的平均收入與他哥哥的收入相差無幾。到目前為止，在喬治25 年的職業生涯中，他只有一天是一筆生意都沒做成。由於收入的起伏性很大，喬治總是抱怨自己的工作沒有哥哥的工作穩定，但實際上這是一種錯覺，因為喬治的工作其實更穩定一些。 這就是生活中的核心錯覺，即認為隨機性是有風險的，是一樁壞事，消除隨機性，就可以消除風險。 技術工人，比如說計程車司機、妓女（一個非常非常古老的行業）、木匠、水管工、裁縫和牙醫，他們的收入有一定的波動性，但他們的職業對於“黑天鵝”事件，也就是能夠完全切斷其收入來源的事件，有著強韌的抵禦能力。他們的風險是顯而易見的。這與公司僱員不一樣，後者一般不承受波動性，因而如果接到人事部的電話告知他們被解僱，他們只會大感意外。僱員的風險是隱性的。 幸虧收入的波動性，技術工人這類職業才帶有一點兒反脆弱性：小的變動促使技術工人不斷地從環境中學習，並在持續的壓力下保持競爭力與適應力。請記住，壓力就是資訊：技術工人由於有持續的壓力而不斷獲得調整的機會。此外，他們還有機會獲得一些意外的禮物和驚喜，以及自由選擇的權力——這可是反脆弱性的一大標誌，我們將在第四卷中進行討論。喬治已經習慣了每隔一段時間就接到一個離譜兒的訂車電話，對此他完全有權力拒絕， 比如在上次冰島火山爆發的恐慌中，當英國航運交通完全關閉時，一個富有的老太太要求他開車送她到法國南方參加一個婚禮，往返行程有2 000 英里。同樣的，一個妓女說不定也有機會遇到一個極其迷戀她的富翁，他可能會贈送她一顆非常昂貴的鑽石，甚至向她求婚，而且看上去她不用等多久就可以繼承那個富翁的遺產了。 喬治的工作時間完全由自己決定，直到不想工作為止（許多人到80 歲了還開計程車， 主要是為了消磨時間），因為喬治是自己的老闆，而他的哥哥在50 多歲時卻失業了。
這兩種收入波動之間的差別也存在於政治系統中——事實上，正如我們在接下來的兩章內容中將看到的，這種差別還可見於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為消除隨機性所帶來的結果相當於約翰的收入：清晰、穩定，但很脆弱。這樣的收入經受不住大的衝擊，隨時可能變成零（如果約翰出生在一些福利型國家的話，可能還能領到一些失業救濟金）。自然隨機性帶來的結果則更像是喬治的收入：經得起非常大的衝擊，但也必須承受每天的波動性。此外，請注意波動性有助於改善系統（因此才會出現反脆弱性）。如果計程車司機或妓女在一個星期內的收入不斷減少，這無疑向他們傳遞了有關周圍環境的資訊，提示他們應該去這個城市裡客戶常去的地方；如果約一個月的時間沒有收入，更會促使他們更新自己的技能，另謀出路。 此外，對自僱人士來說，一個小的（非致命的）錯誤可以傳遞出寶貴的資訊，引導其採用更合適的方法；可是，對於約翰那樣被他人僱用的職員來說，犯下的錯誤會被永久記錄， 提交人事部門存檔。尤吉·貝拉曾經說過：“我們犯了錯的錯誤。”——對約翰來說，所有的錯誤都是錯的錯誤。自然偏愛小的錯誤（沒有這些小錯，遺傳變異是不可能完成的），但人類卻不喜歡錯誤，因此，當你依賴於人的判斷時，你就只能任憑厭惡反脆弱性的心理偏見的擺佈。 所以，唉，人類害怕第二種波動性，意圖努力保護系統卻無知地弱化了系統，或者泯滅了它們的反脆弱性。換句話說（這一點值得我們在每次出現這種情況時再三強調），這種規避小錯誤的方法將導致下一次所犯的錯誤更加嚴重。 集權制大國類似於約翰的收入，而城邦制模式則猶如喬治的收入。約翰有一個大僱主， 喬治則有許多小僱主，後者可以選擇最適合他的最佳僱主，因此，在任何時候都有“更多選擇”。事實上，表面上看上去很穩定的其實很脆弱；而給人以脆弱假象的其實卻很強大，甚至具有反脆弱性。 你在一個系統中看到的波動性越多，其實它越不容易遭遇“黑天鵝”事件。現在，讓我們用瑞士的故事來探討這種理念在政治制度中是如何體現的。 列寧在蘇黎世最近，我在蘇黎世一家由咖啡館改建的高檔餐廳裡細究一份高價選單，選單上所標註的飯菜價格至少是美國同等質量飯菜價格的3 倍。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機讓瑞士比以前更像一個安全的避風港，推動其貨幣大幅升值，可以說，瑞士是全球最具反脆弱性的地方，它從世界其他地方遭受的衝擊中受益。我的朋友——一位作家告訴過我，當年列寧住在這裡時， 曾在這個咖啡館裡與達達主義詩人特里斯坦·查拉下棋。是的，就是這位俄國革命家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後被稱為列寧，曾在瑞士小住過一段時間，繪製以中央集權的方式自上而下建設偉大的現代主義國家的宏偉藍圖，也可以說是一次最大的人類實驗。 瑞士的各大主要城市，如蘇黎世、日內瓦、洛桑都留下了政治流亡者的蹤跡：從被伊斯蘭主義者驅逐的伊朗王室，到執行“B 計劃”的最新非洲當權者，甚至伏爾泰都曾在瑞士隱居過，住在費內，靠近法國邊境的日內瓦郊區（當時此地還未加入海爾維第共和國）。深諳 “狡兔三窟”之道的伏爾泰在惹惱了法國國王、天主教會或其他當權者後，就會逃到費內躲起來——人們通常所不知道的是，伏爾泰還常常因為經濟原因躲到這裡。伏爾泰是一個白手起家的富裕商人、投資者和投機交易商。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大部分財富都來源於他在壓力下產生的反脆弱性，他在早期流亡時期就開始了財富的積累。 因此，與伏爾泰一樣，來到瑞士的流亡者的流亡原因有很多。比如出於財務安全方面的考慮從動亂地區逃到瑞士的流亡者，他們的特徵很容易識別，昂貴而單調的衣服、平淡的詞彙、做作的舉止，以及昂貴（華麗的）手錶，換句話說，他們都是非伏爾泰式的流亡者。像許多有錢人一樣，他們覺得自己有權自娛自樂。這些（無趣）的人與其說是為自己尋找庇護，
倒不如說是為他們的資產尋求庇護。一些政治人物可能更願意在法國或英國躲避他們本國政權的壓迫，因為法國和英國的週六的夜晚要熱鬧得多，但是他們的活期存款賬戶肯定在瑞士。 從經濟角度看，瑞士是全球最具強韌性的地方，而且好幾個世紀以來都是如此。 形形色色的人帶著他們的錢包，來瑞士尋求庇護、安全和穩定。但是，所有這些難民都沒有注意到一個顯而易見的現象：這個世界上最穩定的國家竟然沒有一個政府，並且它沒有因為沒有政府而不穩定，相反的，它之所以穩定正是因為它沒有政府。隨便找一些瑞士公民來說說他們知道的總統名字，他們通常說得出法國或美國的總統，但自己國家卻沒有總統。 瑞士的貨幣體制運作良好（在寫本書時，該貨幣體系被證明是最安全的體系），但相對其貨幣發行量，其央行規模卻很小。 在瑞士避難的這些政客在圖謀重掌政權時，是否認識到了這種無政府狀態呢？他們是否承認，自己之所以能在瑞士逗留，就是因為這裡沒有政府，並且就此接受城邦制或無政府的政體呢？一點兒都沒有。 當然，說瑞士沒有一個政府也並不完全正確。事實上，瑞士是沒有強大的中央政府，或者我們通常意義上的“政府”。這個國家完全是自下而上地由自治市或區域行政區（稱為“州”） 治理著，就好像是有準主權的迷你國家所結成的聯邦。這裡充滿著波動性，居民們還在為噴泉或其他雞毛蒜皮的事情進行爭吵。在瑞士，生活不一定會很愉快，因為有些鄰居實在愛管閒事，這形成了一種自下而上的專政，雖然不是自上而下的，但仍然是專政。但是，這種自下而上的專政抵禦了烏托邦式浪漫主義的侵入，因為任何宏大的想法都不會在這樣一個庸俗的氛圍中產生——只要在日內瓦老城區的咖啡館裡待上半天，尤其是週日的下午，就足以讓你瞭解，這裡的生活有多麼慵懶，沒有任何宏偉的思想和抱負，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一個著名的諷刺是：瑞士最大的成就是發明了布穀鳥鐘，而其他國家則產生了偉大的作品— —這種說法很好，只是布穀鳥鐘並不是瑞士發明的）。但是，這樣的系統卻在每一個層面上產生了穩定性，雖然是極其沉悶的穩定性。 還要注意的是，在瑞士，在整個日內瓦，在蘇黎世的部分地區（市區），尤其是在格斯塔德和聖莫里茨等滑雪勝地，我們都能看到浮華得令人生厭的場景，這絕非該國所努力打造的，也並非其所負使命的一部分，而是成功帶來的結果，因為瑞士吸引著醜陋的富商和避稅者。 請注意，這是最後一個不是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的主要國家，它是眾多小城邦的集合， 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著它們的國家。 自下而上的變動我所說的這種自下而上的變動或噪聲，指的是在自治市內部發生的政治波動，以及日常事務中的小爭端和摩擦。它不具有規模可變性（或者說在規模擴大的過程中不可能不變形）， 換句話說，如果擴大其規模，比如將一個社群的居民人數擴大100 倍，那麼你將看到截然不同的情況。一個大國的運作方式與一個大自治市的運作方式不可同日而語，這就好像一個嬰兒的行為舉止與小個子成人的行為舉止肯定大不相同。這種差異是定性差異：社群人數的增加改變了各方關係的質。回想一下前文中我們說過的非線性。如果實體中的人數變成原來的10 倍，其原來的特徵也必定會改變：你會看到一種轉型。在這裡，對話從平凡但有效的方式轉向抽象的數字，可能更有趣，也更學術，但是卻不那麼有效。 一群自治市之間有些領地的紛爭，本身也不乏內訌，但就是這種人與人之間的爭鬥，凝聚形成了一個相當良性和穩定的國家。我們看到，瑞士就好像喬治的收入，之所以穩定是因為在每個層面上都有變動和噪聲。計程車司機每天的收入不穩定，但每年的總收入卻相差不大，同樣的，瑞士在整體上保持著穩定性，因為各州集合在一起，產生了一個穩健的系統。
人們處理地方事務的方式與他們處理巨大的、抽象的公共支出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我們自古就生活在家庭和部落中，能夠很好地管理這些小的社會單元。[17] 此外，生物學能對自治市環境起作用，但對一個更大的系統卻不起作用。一國政府竟然會絲毫沒有羞恥感（也不會臉紅），而這些本應是對過度開支或者在越南濫殺無辜的惡行所做出的正常的生理反應。與他人的眼神交流會改變一個人的行為。但是，對於一臺安裝在辦公桌上的處理器來說，數字只是數字。週日的早晨你在教堂看見的一些人會為自己的錯誤感到內疚，也會對錯誤負起更大的責任。在小規模的、區域性的範圍內，他的身體和生物反應都會引導他避免對別人造成傷害。但是，在一個規模很大的範圍內，“別人”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由於缺乏與相關人員的社會接觸，他們更容易被公事公辦的思維方式而非自己的情緒所左右，也就是說，只根據數字、電子表格、統計數字，以及更多的理論去做事。 當我向我的合著者馬克·布萊思表達這樣的想法時，他脫口而出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 “自治市裡根本出不了所謂的大人物。” “小”在其他許多方面都表現出了一種美。事實上，“小”彙總起來（也就是小單元的集合）比“大”更具反脆弱性——事實上，大的東西註定要分崩離析，這是一個數學屬性， 稍後我們還會解釋，但可悲的是，這種現象似乎普遍見於大公司、大型哺乳動物以及大政府。 [18] 有關抽象的事物還有另一個問題，也就是心理上的問題。我們人類對所有不具體的東西都嗤之以鼻。我們可能更容易被身邊哭鬧的嬰兒，而非客廳電視播放的外地或外國成千上萬瀕死的人群所影響。災難在一些情況下是悲劇，但在另一些情況下只不過是一些統計資料。 我們的情緒能量讓我們無視事件發生的機率，而媒體讓事情變得更糟，因為媒體會利用我們對逸聞趣事的痴迷、對聳人聽聞事件的渴求來影響我們，並因此造成了很大的不公平。如今， 每7 秒鐘就有一個人死於糖尿病，但媒體更願意報道被颶風掀掉屋頂的災難受害者。
現在的問題是，官僚機構的建立使得公務員都在抽象的理論基礎上作決定，同時卻誤以為他們是在以合理的、負責任的方式行事。 另外，再來看看惱人的遊說者吧，這個群體在自治市或小區域中是無法立足的。由於權力（部分）集中在布魯塞爾的歐盟委員會，歐洲人痛苦地發現，這些遊說者為了某些大公司的利益而操控民主制度。只要能影響布魯塞爾的一項決定或法規，遊說者便能得到一大筆錢。 這比在自治市獲得的回報大得多（成本卻很低），因為在自治市議會上需要一大批遊說者， 才有可能說服與所在社群的利益密不可分的選民。[19] 規模效應的另一方面表現在：小企業一般是不太可能僱用遊說者的。 這種自下而上的效應，在法律中也很常見。義大利政治兼法律哲學家布魯諾·萊奧尼就認為基於法官審判的法律（由於有多樣性）要比明確而僵化的法典更具強韌性。你可能認為， 法官的判決簡直像買彩票，但是，它確實有助於防止大規模的錯誤。 我用了瑞士的例子來展現政治制度的自然反脆弱性，以及如何透過管理噪聲來實現穩定。 我們應該建立一個機制，讓政治體制遵循自然的發展程序，而不是限制這種自然程序。 請注意瑞士的另一個特徵：它也許是歷史上最成功的國家，但一直以來，它的高等教育水平都要比其他富裕國家低。它的系統，比如銀行系統，即使在我工作的時代，也都是基於學徒模式，更接近職業培訓而不是理論學習。換句話說，是基於工藝和技術訣竅而非書本上的知識。 遠離極端斯坦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這一過程的技術方面，從統計學角度來看人類干預事件波動性的效果。這種自下而上的波動和自然體系的波動有一個明確的數學屬性。它產生了一種我命名為平均斯坦的隨機性，而非無法控制的極端斯坦，前者指的是眾多看似非常可怕，但是彙總後便相互抵消的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或者將自治市集合起來形成較大的共和國或實體）， 後者指的是大部分時間非常穩定，偶爾陷入重大混亂狀態的情況，也就是會產生嚴重後果的錯誤。前者是波動，後者是跳躍。前者充滿許多小的波折，而後者則不規則地出現突變。正如司機的收入與銀行職員的收入。兩種隨機性存在質的區別。 平均斯坦中包含很多變化，但沒有一個是極端變化；極端斯坦中的變化不多，但是一旦發生都是極端變化。 我們再換種方式來理解這種差異：你的卡路里攝入量屬於平均斯坦。如果你將一年內消耗的卡路里加總，即使不把你故意多算的卡里路量減掉，你也會看到，沒有哪一天的卡路里量在總量中佔據較大比重（最多佔比0.5%，或者不超過5 000 卡路里，而你一年消耗的熱量可達80 萬卡路里）。因此，一些異常的、罕見的事件從總量和長期的角度來說，都只起到無關緊要的作用。你不可能在一天內讓體重翻倍，甚至一個月、一年也無法實現這一目標——但是，你的財富淨值可能在很短的時間裡增長一倍或減半。 比較另一種情況，如果你銷售圖書，那麼你會看到，一半以上的銷售額（甚至90%的利潤）往往來自最暢銷的0.1%的圖書，在這種情況下，例外事件，也就是千裡挑一的事件， 佔據了主導地位。這與金融問題和其他經濟問題一樣，往往屬於極端斯坦，就像歷史總是以突變和跳躍的方式，從一個狀態跳到另一個狀態。[20]
圖5–1 註釋：該圖對比了自治市的噪聲或露天市場分散的變動（圖A）與集中管理或人為管理的系統（圖B）的情況，或者說，對比了一個計程車司機的收入（圖A）與一個銀行職員的收入（圖B）的情況。圖B 顯示了急轉直下式的變動，或者說從“黑天鵝”到“黑天鵝”。人類對比了平穩而控制流程或過度干擾，導致系統從平均斯坦轉變為極端斯坦。這種效果在所有受到約束的系統中都很常見，比如健康系統、政治系統、 經濟系統，甚至也會因有沒有百憂解而不同的人類情緒。創業者驅動的矽谷（圖A）和銀行系統（圖B） 也存在這種差別。 圖5–1 說明了反脆弱性系統在被剝奪了自然變動（主要歸咎於天真的干預）後，會受到什麼樣的傷害。除了自治市的噪聲，這個邏輯同樣適用於：在無菌環境中生活一段時間後走出來的孩子；一個自上而下力求政治穩定的系統；價格管制的影響；以及一家公司的規模優勢，等等。我們從一個充滿可控波動性的穩定系統（平均斯坦），接近統計意義上“鐘形曲線”（屬於高斯或正態分佈一類），切換到一種具有高度不確定性，以跳躍方式運動，被稱為“長尾”的系統。長尾是極端斯坦的代名詞，指的是一些發生機率很低的事件，但這些“尾部”事件卻可能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第一個系統（圖A）雖有波動，起起伏伏，但不會沉沒。第二個系統（圖B）沒有顯著波動，但卻因偶發的動盪而急速沉沒。從長遠來看，第二個系統將更為動盪，波幅驚人。如果我們限制第一個系統，我們往往會得到第二個結果。 還要注意在極端斯坦下，可預測性是非常低的。在圖B 這種隨機性呈偽穩定狀態的情況下，錯誤看似很少發生，但一旦發生便後果嚴重，且常常具有毀滅性。其實，正如我們將在第四卷中闡述的一個論點所示，由於上述特性，任何拘泥於計劃、不善變通的事情必然失敗——鼓吹規劃有助於企業發展簡直是胡說八道：事實上，這個世界太隨機、太不可預測了，怎麼可能基於未來的波動性來制定政策。生存取決於適應性和環境條件的相互作用。 重大的“火雞”問題現在讓我從有關“長尾”和極端斯坦的圖表和技術術語改回我的黎巴嫩口語。在極端斯坦下，人很容易被過去事件的特性所愚弄，堅信一個完全過時的故事。看看圖5–1 的圖B， 在走勢急轉直下之前，人們很容易相信，當前的系統是安全的，尤其是當系統從圖A 帶有 “可怕”的明顯波動的隨機性狀態切換到了看似更安全的圖B。波動性似乎是下降了，但事實並非如此。 圖5–2 一隻火雞在使用過去的“證據”進行“嚴格”的未來預測，而無視感恩節的來臨。 一隻火雞被屠夫餵養了1000 天，每天都向其分析師證實，屠夫對火雞的愛的“統計置信度與日俱增”。屠夫會將火雞一直飼養到感恩節的前幾天，隨後，重要的日子就要來臨了， 當然，這一天對火雞來說絕非好日子。所以，只有看到屠夫的意料之外的行為時，火雞才會修訂自己的信念——而此時，正是其對“屠夫愛火雞”的信念被強化到極致之時，它認為自己的生活“平靜如水”，未來前景一片光明。但問題是，這種意外就是一種“黑天鵝”事件；當然這只是對火雞而言，並非對屠夫而言。 從火雞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所有有害性錯誤的根源：將證明有（危害）的證據較匱乏視為有證據證明不存在危害。我們將會看到，這種錯誤在知識界極為普遍，在社會科學領域也根深蒂固。 因此，在生活中，我們的任務就是“如何不讓自己成為火雞”，或者如果可能的話，爭取與火雞的特徵相反，也就是具有反脆弱性。想要“不做火雞”，就要了解真正的穩定和人為的穩定之間的差異。 讀者很容易想象，被壓抑了波動性的系統在爆炸後會發生什麼。我們有一個恰當的例子： 2003 年當美國突然推翻薩達姆·侯賽因和他的政權時，阿拉伯復興社會黨遭到取締。當時有超過10 萬人死亡，10 年後，伊拉克仍是一個爛攤子。 12000 年我們一開始以瑞士的例子展開討論，現在，讓我們稍微向東推進一點。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也許是從陶器出現之前的新石器時代直到現代的20 世紀中葉，黎凡特北部（大約今天敘利亞和黎巴嫩的北部），都是人類歷史上最繁榮的地區。這段時間長達12000 年，相比之下，英國只繁榮了三四百年，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到現在只繁榮了200 年。地球上很少有地方能夠持續繁榮，或者達到歷史學家所說的“長期”繁榮。其他城市的經濟起伏不定，但是阿勒頗、埃米薩（今日的霍姆斯）和勞迪西亞（今天的拉塔基亞）卻保持著相對富裕。 黎凡特北部自古以來就是商人和農場主的聚居地，這裡商人眾多是因為該地恰好是絲綢之路上的一個樞紐，農場主眾多是因為地中海大部分地區，特別是羅馬的小麥都是該地供應的。該地區在分裂之前出了好幾代羅馬皇帝和天主教神父，以及30 多位希臘語言作家和哲學家（其中包括柏拉圖學院的多名負責人），此外還有史蒂夫·喬布斯的祖輩。喬布斯這位具有遠見卓識的美國計算機行業創業者給我們帶來了蘋果電腦，而我正是在蘋果電腦上敲出這些文字（你可能正在蘋果平板電腦上閱讀它們）。我們從關於羅馬時期的記錄中瞭解到了黎凡特的自治情況，它是由當地的精英管理的，奧斯曼帝國後來也保留了這種分權式的治理方法。 隨後發生了兩個事件。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黎凡特北部地區的一部分被分割， 並納入到新建立的國家——敘利亞，而其他部分如今則是黎巴嫩的一部分。這整個區域原本都屬於奧斯曼帝國，一直以準自治區的方式執行，奧斯曼人與之前的羅馬人一樣，也允許地方精英管理當地政務，只要上繳足夠的稅賦即可，奧斯曼人自身則全力以赴應對戰爭。奧斯曼式和平與以前的羅馬式和平一樣，有利於商業的發展。合同簽訂後就必須執行，這是政府最有用的功能。在最近一本懷舊之作《黎凡特》中，菲利普·曼塞爾記錄了地中海東部的這些城市是如何以城邦制的形式運作的，與歐洲腹地形成鮮明對比。 在敘利亞統治之後的數十年內，現代化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進一步執行烏托邦政策。但在阿拉伯復興社會黨開始實行中央集權統治和執法後，阿勒頗和埃米薩立即衰落了。 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根據其“現代化”計劃所採取的舉措之一，就是取締了古老的亂糟糟的露天集市，取而代之的是煥然一新的現代化辦公樓。 效果立竿見影：一夜間，商人家庭紛紛逃往紐約和新澤西州（主要是猶太人）、加利福尼亞州（主要是亞美尼亞人）和貝魯特（主要是基督徒）。貝魯特的氛圍有利於商業發展， 而且黎巴嫩是不受任何真正的中央政府管制的一個規模較小、溫和、鬆散的國家。黎巴嫩的規模之小令其很適合成為一個自治市，事實上，它的規模還不如一箇中等規模的都市。
戰爭還是監獄，或者兩者都選然而，儘管黎巴嫩具備了所有恰當的條件，但這個國家的管理卻過於鬆散。由於允許巴勒斯坦各派別都擁有武器，從而引發了各派之間的軍備競賽，而這個國家還在坐觀事態的升級。鬆散的管理有利於國家的活力，但黎巴嫩則太過鬆散，過猶不及。這就像允許紐約的每一個黑手黨頭目都組建一支比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領導下的軍事力量更強大的軍隊（試想一下，黑手黨教父約翰·戈蒂掌握導彈會怎麼樣）。因此，1975 年，黎巴嫩爆發了激烈的內戰。 我祖父的一個朋友曾講過一句話，讓我非常震驚。那個人是一位從復興黨政權下逃離的富有的阿勒頗商人。黎巴嫩內戰爆發後，我的祖父曾問過那個朋友為什麼不回阿勒頗，他的回答很明確：“我們阿勒頗人寧願打仗也不願意蹲監獄。”我開始以為這位商人的意思是士兵會把他抓進監獄，但後來我意識到，這裡的“監獄”指的是政治和經濟自由的喪失。 經濟生活似乎也更喜歡戰爭而非監獄。大約一個世紀前，黎巴嫩和敘利亞北部的人均財富（經濟學家所說的國內生產總值）相差不大——文化、語言、種族、食物，甚至笑話都差不多。除了黎巴嫩呈現完全鬆散的狀態，而敘利亞有復興黨的“現代化”法規制約外，一切都沒有什麼不同。但是，儘管黎巴嫩內戰造成人口銳減和嚴重的人才外流，使得國家的財富水平倒退了幾十年，當然，還有各種各樣的混亂和動盪，但如今黎巴嫩仍保持著相當高的生活水準，其財富是敘利亞的3~6 倍。 這一點也沒有逃脫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馬基雅維利的眼睛。讓–雅克·盧梭引用他的話語寫道：“馬基雅維利寫道，在謀殺和內戰中，我們的共和國更為強盛， 而公民也學到了美德……微小的騷動和焦慮滋養了靈魂，讓物種繁榮的不是和平，而是自由。”
羅馬式和平中央集權制國家在歷史上並非新事物。事實上，在古埃及就存在過非常類似的體制。但是，那是歷史上的一個孤立事件，而且它並未存在很長時間：在來自小亞細亞猖狂、野蠻的侵略者的猛烈戰車的（簡直是一個撒手鐧）進攻下，埃及的高壓政治開始瓦解。 古埃及王朝並不是以帝國的方式治理國家，而是採取集權制統治，這兩者是相當不同的，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它會產生不同型別的變化。集權制國家依賴於中央集權官僚制度，而帝國，如羅馬帝國和奧斯曼王朝，則更依賴於當地的精英，事實上帝國允許城邦的繁榮發展並保留一定的有效自治權——對和平更有利的是，這些自治是商業自治，而不是軍事自治。 在現實中，奧斯曼帝國為這些屬國做的一件好事是，避免它們彼此交戰，這就消除了軍事競賽的誘惑，促使它們繁榮興旺；無論這個系統表面上看是何等不公平，但它畢竟讓當地人更關注商業而不是戰爭。也就是說，這防止了它們自相殘殺。戴維·休謨在《英格蘭史》中就主張國家要小，因為大國更容易受到戰爭的誘惑。 顯然，無論是羅馬還是奧斯曼帝國允許當地自治，並非因為它們喜歡別人享有自由；它們這樣做是為了便利。帝國的運作方式（主管某些事務）與半獨立的區域自治（可以處理自己的事務）的結合，要比強行推行統一主權的中央集權制國家更具穩定性。 但有些國家雖然也實行中央集權制，比如古代埃及和中國，但在實踐中它們與羅馬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治理方式差別不大，不同的是前者透過供養文士集中了智慧，透過文官制度壟斷了知識。我們中的一些人可能會記得那些沒有網際網路、沒有電子監控稅單的年代。在電報、火車和後來的電話構成的現代通訊網路建立之前，國家不得不依靠信使提供服務。因此， 當地的統治者往往要負責大量事務，雖然他未必有相對應的官銜。建立中央政府的國家在經濟體中一直只佔5%的比例，直到近代，而如今，歐洲的這一比例已經升至原來的差不多 10 倍。此外，當時的政府被戰爭充分分散了注意力，因而不得不將經濟事務留給商人。[21]
有戰爭或沒有戰爭讓我們來看看在集權制國家——德國和義大利建立（這被稱為“重新統一”，就好像這些國家在過去的歲月中也曾形成過一個明確的整體）之前的歐洲。在這些浪漫的實體建立之前，歐洲大陸上的國家如細胞一樣分裂繁衍、形態不定，大小城邦混戰不止、分分合合。比如，歷史上熱那亞和威尼斯絕大部分時間都在爭奪地中海東部和南部地區，就像兩個妓女為搶奪人行道上的地盤撕扯。城邦混戰也有好處：小國很難應付一個以上的敵人，因此戰爭促使各國忽敵忽友。城邦之間時常出現關係緊張的局面，但是不會釀成重大後果，就像英倫三島的雨：淅淅瀝瀝，連綿不斷，偶爾發洪水也從未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遠比長期乾旱後遭遇強降雨的氣候容易應對。換言之，這就是平均斯坦。 19 世紀後期，集權制就如傳染病一樣蔓延開來，結果在這些集權制國家間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及其餘波：受害者超過6000 萬（也可能是8000 萬）。有無戰爭之間的區別變得巨大，呈現出顯著的割裂。這與產業界向“贏者通吃”的模式轉換並無差異，即少數事件居於主導地位。城邦的集結如同我們早先提到的餐飲業：動盪不定，但你永遠不會看到一個大規模的餐飲業危機——這一點與銀行業務很不相同。為什麼呢？因為它是由大量獨立而相互競爭的小單元構成的，這些小單元靠一己之力並不足以危及整個系統，或使其從一個狀態進入另一個狀態。隨機性被分散而不是被集中在一起。 有些人陷入了幼稚的“火雞式”思維，認為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安全了，並天真地把它歸功於神聖的“國家”（儘管自下而上管理的瑞士才是全球暴力發生率最低的地方）。它好比是說，核彈更安全，因為它們爆炸的機會較小。世界各地的暴力行為越來越少，但是戰爭的潛在危害卻更大了。20 世紀60 年代，當美國對蘇聯的核戰爭幾乎一觸即發時，我們是那麼接近毀滅性的災難，真的很近。當我們觀察極端斯坦的風險時，我們並未看到什麼證據（證據往往來得太遲了），但我們要看的是潛在的危害：這個世界從未像今天這樣那麼容易遭受重創，從來沒有。[22]我知道，我很難向天真的資料驅動型人們解釋，風險存在於未來，而不是過去。 混亂的多民族帝國，也就是所謂的奧匈帝國，在“一戰”後就消亡了，一同消亡的還有其鄰國及對手奧斯曼帝國（其實在很大程度上說，奧匈帝國與奧斯曼帝國是姊妹國，這一點不要告訴它們），取而代之的是政權鮮明統一的集權制國家。奧斯曼帝國消亡後剩下來的一些民族糅合在一起，效法瑞士，成立了土耳其，卻沒人發現這其中格格不入的地方。維也納則被納入了奧地利，除了正式的官方語言，它們並無共通之處。想象一下，將紐約市遷至得克薩斯州中部，並仍稱其為紐約會怎樣。維也納的猶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是當時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作家，在他悽美的回憶錄《昨日的世界》中表達了他的痛苦。維也納與文化各異的眾多城市，如亞歷山德里亞、士麥那、阿勒頗、布拉格、塞薩洛尼基、君士坦丁堡（現在的伊斯坦布林）、的裡雅斯特等捆綁在一起，上了集權制國家這個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 而其公民則紛紛陷入了對過去年代的懷舊情緒中。由於無法面對失落感，也無法融入其他地方，茨威格後來在巴西自殺。我第一次讀他的傳記時，自己也正陷於一個類似的情境，一種身體和文化上的流亡，因為當時我所住的黎凡特的基督教世界在黎巴嫩戰爭中分崩離析，我想，如果茨威格去了紐約的話，也許他現在還活著。 [17]在此，我繞過了一個經濟學話題，即實行自治的城邦制國家是否充滿了經濟活力——經濟活力是亨利·皮雷納和馬克斯·韋伯以一種浪漫的方式所鼓吹的概念；從數學角度來說，我的觀點是：一群半獨立的、 形形色色的小單元組成的集合，在風險特徵上會與一個巨型單元不同。 [18]我們常會聽到對規模不同的國家的政體進行比較的辯論，比如比較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這種辯論讓人苦惱，因為單元的規模大小其實比系統更為重要。 [19]值得慶幸的是，由於輔助性原則的確定，歐盟在法律上免於過度集權化管理：各項事務都可以由能夠實行有效管理的儘可能小的單元進行處理。這個概念源於天主教教會：從哲學的角度來說，一個單元不需要很大（如國家），也不能很小（個體），而應介於兩者之間。這是一個極具哲理的概念，尤其是從第4 章所說的脆弱性的轉移以及規模帶來脆弱性的角度來考慮的。 [20]當隨機性以及一些小的經常性的政治混亂分散在為數眾多的小單元裡，我們得到的第一種型別，也就是和緩的平均斯坦。當隨機性集中起來，我們則看到第二種型別，也就是詭譎的極端斯坦。 [21]需要注意的是人們開始用一個新詞——“巴爾幹化”來形容由分散的國家所造成的混亂，就好像分裂本身就是一件壞事，就好像巴爾幹問題還有什麼好的替代方案，可是，卻沒有人使用“赫爾維蒂化”（赫爾維蒂是瑞士的古國名）來形容瑞士這種鬆散治理的成功。 [22]更嚴格地審視一下資料，並根據未知資料做適當調整，我們會發現，能夠摧毀地球的戰爭與統計資料所顯示的完全一致，甚至都不是一個“偏值”。正如我們所見，本·伯南克也被他自己的“大穩健”的構想所矇蔽，這仍是一個“火雞式”問題：一個從頂部施壓來壓制波動性的流程會迷惑他人。有些人，比如史蒂夫·平克就誤讀了統計過程的本質，因而堅信金融領域也存在類似“長期穩健”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