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們將在第四卷餘下的部分中看到，我們不需要為自然和技術創新帶給我們的期權埋單。金融期權可能是昂貴的，因為人們知道這是期權，有人出售期權並收取費用，但大多數有趣的期權卻是免費的，或者至少價格是便宜的。 最重要的是，當我們知道自己以便宜的價格買入——當不對稱性對我們有利時，我們不需要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進一步引申：當我們有一定的優勢時，我們並不需要完全瞭解某一事物。可選擇性帶來的優勢就是當你正確時，你會獲得更大的收益，這使你不必每次都正確。 甜葡萄期權我所說的期權與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說的選擇權沒有什麼不同——選擇權較多的度假勝地最容易提供符合你品味的活動，而選擇權較少的度假勝地則可能經營失敗。所以，對於選擇範圍更廣泛的度假勝地，你需要的資訊比較少，也就是需要的知識比較少。 在泰勒斯的故事中，還有其他隱藏的選擇權。一個人如果能明智地運用財務獨立，則可以使你更加強韌，它會為你提供更多選擇權，並讓你做出正確的選擇。自由就是終極選擇權。 此外，除非你面對選擇權和各種選擇，否則你將永遠不會了解自己以及自己的真正喜好。 回想一下，生活的波動性有助於為我們提供有關別人與自己的資訊。許多人變成了窮人並非自己所願，他們只有編造出一個故事，聲稱是他們自己選擇成為窮人的，這才能讓他們變得強韌，就好像他們有選擇權一樣。當然，有些人確實有選擇權，但更多人沒有選擇權，他們只不過編造了一個結果。就像《伊索寓言》中的酸葡萄心態，說服自己相信自己摘不到的葡萄就是酸的。散文家蒙田將泰勒斯的故事視為對酸葡萄免疫的故事：你需要知道，你不喜歡追求金錢和財富是因為你真的不喜歡它，或者說你只是在為你的無能找藉口，故意說財富不是好東西，比如它對你的消化系統或你的睡眠不利，或其他類似的理由。因此，我們的故事凸顯了泰勒斯自己對生活的選擇權——他是真心想要追求哲學，他本來有很多選擇。而且， 這點值得一再重申，任何選擇如果賦予你的有利因素超過不利因素，那麼就是反脆弱性的向量。[27] 泰勒斯自己賺錢資助自己的哲學研究，成為了自己的贊助者，這也許是我們可以達到的最高境界：同時實現財務獨立和擁有知識生產力。他現在有了更多的選擇權。他無須告訴別人——那些為他提供資助的人——他去向何方，因為他自己也許也不知道要去往哪裡。多虧選擇權的力量，他也不必知道他的方向。 接下來的一些小故事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深入瞭解可選擇性的概念——類似期權的收益和情況的特徵。 倫敦的一個週六傍晚倫敦的一個週六下午，我又要面對一個主要壓力：今晚去哪兒。我喜歡參加聚會，喜歡聚會上的意外發現（去聚會有可選擇性，對於希望從不確定性中受益以及受不利因素的影響最小的人來說，參加聚會是最好的建議）。我最怕獨自一人在餐廳吃飯，一邊重讀西塞羅的 《圖斯庫蘭討論》中的相同段落。這本書的尺寸大小剛好能放入口袋，所以我隨身帶著它長達10 年時間，每次一個人吃飯時就拿出來讀讀（大約每年讀三頁半）；如果接到電話，我的恐懼感就會減輕些。有一次，有個人——算不上我的親密朋友——聽到我在城裡，就邀請我到肯辛頓參加一個聚會，但並未跟我敲定此事，只是說“你願意的話歡迎光臨”。參加聚會總比我獨自吃飯、看書好得多，但參加聚會的人不是很有趣（許多居住在城市與在金融機構工作的人都鮮有情趣，討人喜歡的就更少了），我知道我可以有更好的打發時間的方法， 但我不確定我能否做到。也就是說，我可以多打幾個電話：如果我可以找到比肯辛頓聚會更好的去處，比如與任何一個我真正的朋友一起吃飯，那我就會這麼選擇。否則，我就搭計程車去肯辛頓。擺在我面前的是一個選擇，而不是一種義務。因為這不是我求來的，所以我不會有任何成本。我面對的不利因素很小，其實，不存在任何不利因素，但有利因素則有很多。 這是一個免費的選擇權，因為我並未為這一特權付出真正的成本。 你的租金第二個例子：假設你是紐約市租金管制公寓的正式租客，房間四周滿是書籍。你擁有的選擇權是：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但你並沒有義務這樣做。如果你決定要搬到蒙古的烏蘭巴托， 並在那裡開始新的生活，你只要提前幾天通知房東，道別後就可以離開了。但是，房東卻有義務讓你以可預測的租金永久性地住在那裡。如果城市租金大幅上漲，房地產市場出現了泡沫式膨脹，你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保護。相反，如果租金大幅下跌，你可以輕而易舉地換套公寓，降低你的每月房租支出甚至購買新的公寓，並獲得每月還款額很低的抵押貸款。 讓我們再次考慮一下不對稱性。你將從較低的租金中受益，同時又不受高租金的影響。 為什麼會這樣呢？還是因為你擁有選擇權，而不是義務。在某種程度上說，不確定性增加了這種特權的價值。如果你的未來面臨著高度的不確定性，比如房地產價值可能大幅下跌，也可能大幅上漲，那麼你的選擇權將變得更有價值。不確定性越大，你的選擇權就越有價值。 而且這是個嵌入式選擇權，因為你無須付出成本就獲得了特權。 不對稱性讓我們再次看看泰勒斯故事中的不對稱性，以及任何選擇權的不對稱性。在圖12–1中， 橫軸表示榨油機的租金，縱軸表示泰勒斯獲得的相應利潤。圖12–1 顯示了不對稱性：在這種情況下，一種方式下的回報（如果你是對的，你就會大賺一筆）大於其他方式（如果你錯了，你只是小賠一點兒錢）。 圖12–1 泰勒斯的反脆弱性。他付出的很少，潛在收益卻很大。我們可以看出有利與不利因素之間的不對稱性圖12–1 的縱軸代表橄欖油壓榨機租金的函式（從期權中獲得的收益）。所有讀者都需注意圖中的非線性（即不對稱性，有利因素多於不利因素；不對稱性是一種非線性形式）。
喜歡分散的事物選擇權的一個屬性是：它並不關心平均結果，而只關心有利因素（因為不利因素並不會超過某一界限）。作家、藝術家，甚至哲學家的作品通常只受到少數人的喜歡比有大量人欣賞他們的作品更好。不喜歡他們作品的人數無關緊要，因為不存在買書的對立面，也不存在足球比賽有負分的情況，圖書銷售沒有負值，這讓作者具備一定的可選擇性。 此外，如果其支持者既熱情又富有影響力，那麼就會帶來極大的幫助。比如維特根斯坦， 他被很多人認為是一個瘋子、一個異類，或者只是一個胡言亂語的哲學家（他自己名下幾乎沒有任何作品出版），但是這些人的意見無足輕重，因為維特根斯坦有一些狂熱的追隨者， 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伯特蘭·羅素和凱恩斯。 除了書籍，想想這個簡單的啟發法：你的作品和思想，無論是在政治、藝術或其他領域， 都不受大部分人的認可（甚至有人極其反感），但卻有一小撮極為忠誠和熱心的擁躉，這種情況較之百分之百的人都覺得你的使命可以接受或勉強值得稱道，哪種情況對你有利？當然是前一種。選擇權喜歡分散的結果，而不太關心平均值。 另一個不關心平均值而更關心平均值兩邊分散情況的行業就是奢侈品行業——珠寶、 手錶、藝術品、熱鬧地段的昂貴公寓、昂貴的收藏品紅酒、美味的農場益生菌狗食等。這樣的企業只關心最富裕人群的錢袋。如果西方世界的人們的平均年收入為50000 美元，而且不存在貧富差距，那麼奢侈品銷售商將無法生存。但如果平均值保持不變，而社會的貧富差距明顯增加，一些人的收入高於200 萬美元，甚至還有人的收入可能高於1000 萬美元， 那麼奢侈品企業將擁有大量的客戶，即使這樣的高收入有可能被眾多低收入人群所抵消。收入分佈曲線的較高階“尾部”，即極端部分，受不平等程度變化的影響比受平均數變化的影響更大。它從分散的資料中受益，因而是具有反脆弱性的。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倫敦市中心的房地產價格泡沫是由俄羅斯和阿拉伯海灣的貧富不均決定的，完全獨立於英國的房地產走勢。
某些賣給富人的房屋，每平方米的均價是幾個街區之外建築物均價的20 倍。 哈佛大學前校長拉里·薩默斯由於解釋不清自己的一個類似觀點而陷入麻煩，並在沸沸揚揚的爭議之後丟了工作。薩默斯想說的是，男性和女性的智商相當，但男性人口的變化和分散度更高（波動性更高），因而最不聰明的男人和最聰明的男人的數量都很多。對薩默斯來說，這解釋了為什麼在科學和知識界，男性的比例都更高（進監獄或破產的人中，男性的比例也更高）。成功科學家的數量取決於“尾部”效應，即極端情況，而不是平均情況。正如選擇權並不關注負面結果，作者也並不在意不喜歡他的讀者。 目前，沒有人敢說出一些顯而易見的事實：社會增長可能不會像亞洲模式那樣，來自於平均水平的提高，而是來自於“尾部”人數的增加，也就是少量或極少量的冒險者，他們瘋狂地堅持自己的主張，擁有被稱為想象力的罕見能力與被稱為勇氣的罕見品質，同時他們也是實幹派。 泰勒斯主義和亞里士多德主義現在，讓我們說些哲學理念。正如我們在第8 章前半部分中所探討的“黑天鵝”問題， 決定論者關注的是回報，也就是行動的結果（因此包括不對稱性和非線性效應）。亞里士多德主義關注的則是正確與錯誤，換句話說，他們關注的是原始邏輯，兩者之間的交叉比你想象的要少。 亞里士多德犯了一個錯誤，他認為了解某個事件（未來的作物收成或榨油機的租金，即橫軸所顯示的資料）和從中賺錢（即縱軸所顯示的資料）是同樣的事情。但在這個案例中， 由於存在不對稱性，所以這兩者是不同的，圖中顯示得非常清楚。正如胖子託尼將在第14 章中所說的：“它們不是一回事。”
變得無知如果你有“可選擇性”，那麼你就不太需要智力、知識、洞見、技巧，或者那些在腦細胞中發生的複雜事情。因為你不必每次都正確。你所需要的只是不做不明智的事情，以免傷害自己（比如忽略某些事情），隨後就能在有利的結果發生後樂享收益了。（關鍵是你的評估並不需要預先進行，只要在結果發生後進行即可。） 這個屬性允許我們變得無知，或者說，允許我們獲得比知識所能帶給我們的更多的收益。 我稱之為鍊金石，或者“凸性偏差”，這是詹森不等式的數學屬性產生的結果。其中的機制我們將在第五卷用技術性內容加以闡述，但現在請你記住，進化可以產生令人驚訝的複雜而精密的事物，無須智慧，只需要可選擇性和某些自然選擇過濾機制，再加上接下來要探討的隨機性即可。 大自然與選擇權法國偉大的生物學家弗朗索瓦·雅各布將自然生態系統中的選擇權概念（或類似選擇權式的特點）引入了科學領域，這就是試錯的概念，法語稱為“拼裝”。拼裝是一種接近於“除錯”的試錯形式，即嘗試透過回收利用原本可能被浪費掉的材料來完成你想做的事。 雅各布認為，即使在子宮裡，大自然也知道如何選擇：大約1/2 的胚胎會自發性流產， 這比按藍圖設計完美的嬰兒要容易得多。大自然只需要保留符合標準的事物，或者執行加州式的“及早失敗”規律——它有選擇權並能夠利用它。大自然比人類更瞭解可選擇性，當然也比亞里士多德更瞭解。
大自然懂得善於可選擇性，它展示瞭如何以可選擇性替代智慧。[28] 試錯過程中我們會犯小錯誤，但卻能獲得大收益，我們不妨稱其為“自由探索” （tinkering）。事實上，有一個詞可以更準確地描述這種積極的不對稱性，這就是凸性，我們將在第18 章中深入闡述。 圖12–2 這是一種與期權類似的試錯機制（快速失敗模型），又名凸性自由探索。在這一機制下，錯誤的成本低，最大損失是已知的，而潛在回報則是巨大的（無限）。正面“黑天鵝”的一個重要特徵：收益是無限的（這與彩票不同），或者更確切地說，其界限是未知的，但錯誤所帶來的損失則是有限和已知的圖12–3 與圖12–2 情況相同，但在極端斯坦下，回報可能十分巨大圖12–3 中的圖表最能說明加州式規律，以及史蒂夫·喬布斯在一次著名的演講中所表達的這個觀點：“求知若渴，虛心若愚。”喬布斯的意思大概是：“在瘋狂之餘保持理性，在看到有利機遇時及時抓住。”任何試錯都可以被視為一種選擇權，只要你能夠識別有利的結果並利用它就可以了。 理性具體來說，我們可以這樣描述選擇權： 選擇權=不對稱性+理性理性就是你知道要保留好的，拋棄壞的，知道如何獲取利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大自然， 它有一個過濾機制來保留優質嬰兒、摒棄缺陷嬰兒。反脆弱性和脆弱性之間的區別就在於此。 脆弱的事物沒有選擇權，而具有反脆弱性的事物需要選擇最好的，即做出最佳選擇。 大自然最美妙的特性就是，它在做選擇以及為自己挑選最有利的東西時表現出的理性 ——這多虧了進化中的測試過程。與害怕嘗試新事物的研究員不同，每當大自然看到不對稱性，它就看到了選擇的機會。大自然就是這樣逐步進化的——生物系統會鎖定比前一個狀態更好的狀態，這就是我早先所說的路徑依賴性。在試錯過程中，其理性之處就在於不拒絕顯著優於從前擁有的某種東西。 正如我所說，在商業上，人們會付費購買透過合同約定和安排的選擇權，因此明確的選擇權往往價格昂貴，就像保險合同。但因為我們的頭腦中存在領域依賴性，所以我們在其他地方認不出它來，而在這些地方，這些選擇權的價格被低估或者根本沒有定價。 我是在沃頓商學院的金融課上瞭解到選擇權的不對稱性的，這決定了我的職業生涯，而且我立即意識到，連教授本人也沒有認識到這一特性。簡單地說，他沒有注意到期權的非線性與可選擇性來自於某種不對稱性的事實。這又可以歸咎於領域依賴性：當在其他領域，教科書沒有明確指出不對稱性時，教授便忽略了——他當然能夠從數學角度理解可選擇性， 但在方程式之外的情況下，他卻未必瞭解可選擇性。教授從未將試錯視為選擇權，也從未將模型誤差視為負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30 年後，許多講授期權課程的人還是不瞭解不對稱性。[29] 選擇權往往會隱藏在我們不希望它隱藏的地方。我想再說一遍，選擇權不僅受益於可變性，也會從小成本的錯誤中受益。因此這些錯誤就類似選擇權——從長遠來看，幸運的話， 錯誤會帶來收益；不幸的話，錯誤會帶來損失。這正是胖子託尼所運用的工具：某些模型只有不幸的錯誤，特別是衍生金融產品模型和其他脆弱的情況。 讓我吃驚的是，人類和知識分子往往對這些選擇視而不見。我們將在接下來的章節中看到，這些選擇權明明就存在於肉眼可見的地方。 生活就是長伽馬真的是存在於肉眼可見的地方。 我的朋友安東尼·格利克曼原是猶太教的拉比和《猶太法典》學者，後轉行做期權交易員，然後又做回了拉比和《猶太法典》學者（到目前為止）。一天，在討論了可選擇性如何適用於我們周遭的一切後，又或許在我針對斯多葛主義發表了長篇大論後，他冷靜地宣佈： “生命就是長伽馬”（根據專業術語，“長”表示“受益於”，“短”表示“受損於”，伽馬則是期權非線性的名稱，因此“長伽馬”表示從波動性和可變性中受益。安東尼甚至將他的郵件地址設為：@longgamma.com）。 大量學術文獻都在試圖說服我們，擁有期權是不理智的，因為有些期權定價過高，確切地說，根據商學院那種不考慮罕見事件發生機率的風險計演算法，它們被認為定價過高。此外， 研究人員還經常以所謂的“低勝算偏見”或彩票效應來告誡人們，因為在賭場上，人們往往會尋求超乎自己能力的目標，並在獲勝希望渺茫的那一方身上下注。這些結論當然是披著科學外衣的胡說八道，他們是一群不願風險承擔的人，一提到風險，他們就只會想到賭場。經濟學家對不確定性的態度也是如此，他們往往將生活的隨機性錯當作賭場中容易跟蹤的隨機性，我將此稱為“遊戲謬論”（ludic tallacy，ludic 一詞是從希臘語ludes 即“遊戲”演化而來的）——這也是我們在第7 章中玩撲克牌21 點遊戲的玩牌者身上所看到的錯誤。事實上，根據彩票定價過高的事實來批評所有對罕見事件的投注是非常愚蠢的，就像你不能因為從長遠來看賭場總是從賭徒身上賺錢，而批評所有的冒險活動，因為你忘記了，我們之所以存在這個世界上也是因為賭場外的冒險行為。此外，賭場上投注和買彩票的獎勵上限往往是已知的，而在現實生活中，可能的收益往往無邊無際，這兩種情況之間的差異非常顯著。 承擔風險不是賭博，可選擇性也不是買彩票。 此外，這些所謂的“低勝算偏見”論點都是可笑的過濾性選擇論點，即專挑對自己有別的事情講。如果讓你列舉歷史上創造財富最多的企業，你會看到，它們都有可選擇性。遺憾的是，有些人還有從別人那裡或從納稅人那裡竊取選擇權的可選擇性（我們將在第七卷中有關倫理的章節中闡述），比如公司的執行長憑藉其地位掌握有利因素，卻從來不受不利因素的影響。但是在美國歷史上，最大的財富創造企業首先來自於房地產行業（投資者相當於持有選擇權，因為他們的風險由銀行承擔），其次是技術行業（其收益幾乎完全依賴於試錯）。此外，具有負可選擇性（即不具有可選擇性）的企業，如銀行，通常業績比較糟糕： 銀行定期就會因陷入困境而失去先前所賺的每一分錢。 但是，在推動大自然和科學技術兩大領域進化的可選擇性面前，這些可選擇性都相形見絀了，我們將在第四卷後半部分闡述科學技術領域的可選擇性。 羅馬政治偏好可選擇性當人有充分的理性時，就可以做出更好的選擇，即使政治制度也可以遵循一種合理的自由探索形式：羅馬人的政治制度就是透過自由探索，而不是現成的“道理”來發展的。波利比奧斯在他寫的《歷史》一書中就比較了古希臘立法者萊克格斯和具有實踐精神的羅馬人。 萊克格斯構建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從未經歷過逆境的教訓”，而幾個世紀後的羅馬人卻有更多經驗，這些經驗“不是靠任何邏輯推理過程中得來的，而是在與逆境和麻煩的鬥爭中總結出來的，因而他們總是能憑藉從災難中獲得的經驗做出最佳選擇”。 下一步讓我總結一下。在第10 章中，我們已經看到了塞內加的觀點中嵌入的基本不對稱性： 有利因素超過不利因素。本章將進一步細化這一觀點，並透過選擇權的形式呈現這種不對稱性，因為選擇權賦予人獲取有利因素而不受不利因素影響的機會。選擇權就是反脆弱性的武器。 本章和第四卷的另一觀點是，選擇權可以替換知識，其實我不太明白什麼叫作貧瘠的知識，因為人的知識必然是模糊和貧瘠的。所以，我做了一個大膽的推論（我將在接下來的幾章提供有說服力的論據），即我們以為靠我們的技能成就的許多東西其實大多來自選擇權， 而且是被妥善運用的選擇權，很像泰勒斯的案例，也很像自然選擇的情況，而不能歸功於我們自認為掌握的知識。
這其中的含義絕不平凡。如果你認為是教育為你帶來了財富，而不認為教育是財富的結果，或者認為明智的行為和發現是明智的思想的結果，那麼你一定會大吃一驚。讓我們來看看這是一種什麼樣的驚奇。 [27]我認為富裕（不僅僅實現財務獨立）的主要好處是能夠鄙視有錢的人（也就是那些聚集在眩目的滑雪勝地的人），而不是出於酸葡萄心態才這麼做。事實上，如果這些人不知道你比他們更有錢，那你的心態就更甜蜜了。 [28]我們將把自然視為一種模型，來展示它優良的運轉表現是如何來自於可選擇性，而不是智慧的——但千萬不要落入自然主義謬誤：道德規範則不必源自可選擇性。 [29]我通常不太願意談及我從事期權交易的職業生涯，因為我擔心讀者會將我的想法與金融，而不是更多科學領域的應用結合起來。每當我用源自金融衍生品的技術性思維與人交流時，人們總是誤以為我在討論金融問題，這讓我感覺非常生氣——要知道，我只是在運用一些技術，一些能夠融會貫通的技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