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新聞與投資

生態與遊戲正如我們在第7 章中看到的那個人，他用撲克牌21 點做了一個常見但錯誤的類比，我們發現有兩個領域存在，一個是遊戲領域，牌局就像遊戲，事先會明確遊戲規則；另一個是生態領域，在這裡我們不知道規則，不能孤立地看待變數，就像在現實生活中一樣。由於一個領域內的技能無法移植到另一個領域，這促使我對課堂上學習的任何技能，或者任何以非生態形式掌握的東西普遍心存懷疑，我更相信從街頭鬥毆和現實生活中學到的東西。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下棋有助於增強你在其他方面的推理能力——即使是那些能夠與一群人玩盲棋遊戲的人，在記憶棋盤之外的東西時，也不會強於普通人。我們接受遊戲的領域特定性，但事實上，這些遊戲並不是真的為了培養你的生活技能而設計的，將遊戲技能轉化為生活技能，難免會遭受嚴重損失。但是，我們發現很難把這個教訓運用到學校所學的技能上，也就是我們很難接受一個關鍵事實：課堂上學習的東西只能留在課堂上。更糟糕的是，課堂學習甚至能帶來可覺察的危害，一種從未有人討論過的醫源性損傷：勞拉·馬爾格隆給我看過她的博士生吉特·烏爾姆的一項研究結果，該研究表明兒童的計算能力在學了算術之後立即下降。當你問孩子15 根柱子之間有多少間隔時，那些不懂算術的孩子都能琢磨出答案：14 個。而學習了算術的學生則感到困惑，並常常給出錯誤的答案：15 個。足球媽媽的觀光化生物學家和知識分子威爾遜曾經被問道，什麼是兒童發展的最大障礙；他的回答是足球媽媽。他並沒有用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的概念，但他完美地詮釋了這個概念。他的理由是，足球媽媽們壓抑了兒童的生物自衛本能，以及他們對自然生物的愛。但這個問題的涉及面可能很廣；足球媽媽們試圖從孩子們的生活中消除試錯和反脆弱性，使他們遠離生態模式，而將他們改造成按照預設的現真實模式（符合足球媽媽的想法）行事的書呆子。就這樣，孩子們成為好學生，但也成為書呆子，也就是說，這些孩子就像是計算機，除了計算速度慢了一些。此外，他們完全沒有受過任何關於處理模稜兩可情況的訓練。作為一個經歷過戰爭的人，我不相信結構化的學習，其實我相信的是，一個人只要有一個私人圖書館，並花費時間漫無目的地（但理智地）遨遊在我們隨機學到的知識中，那他不上學也可以成為一個智者，而不會成為書呆子。只要我們的生活遵循正常的秩序，我們就需要一些隨機性、混亂性、冒險性、不確定性、自我發現、非致命的挫折等來讓生活變得更有意義，這總好過整日離不開排得滿滿的日程表和鬧鐘的、自以為是的、結構化的、虛偽的、低效的執行長的生活。這些人連休息的時間也要仔細算好，分秒必爭，就好像他們的生活永遠夾雜在各種約會中。現代化的使命，看起來是壓榨出生活中的每一滴可變性和隨機性（正如我們在第5 章中所看到的），但結果卻具有諷刺意味，因為這只不過徒增了世界的不可預測性，就好像機會女神不管如何都會掌握最後的話語權一樣。只有自學者是自由的。而且，不只是在學習的問題上——那些擯棄按部就班生活的人，也擯棄了觀光客般的生活方式。按計劃生活就像把隨機性放入一個盒子——在超市6 號走道金槍魚罐頭旁邊的那種盒子——這是一種異化的生活。如果你想了解當前的現代主義論點是多麼乏味蒼白（瞭解你存在的這個世界的優先次序），不妨想想野外的獅子和人工飼養的獅子之間的不同。人工飼養的獅子壽命更長，從技術上說，它們更加富有，工作更有保障，如果這些是你所注重的生活標準的話…… 像往常一樣，古人，比如塞內加，就洞察到了這個問題（以及其間的差別），用他的話來說：“我們不是為了生活而學習，只是為了學習而學習”。讓我感到震驚的是，這句話竟然被美國許多大學曲解並篡改成自己的座右銘：“我們不是為學校學習，而是為人生學習。” 生活中的大部分矛盾就發生在一個人（比如決策者）試圖透過弱化和脆弱化來激發理性的時候。反脆弱性的（槓鈴式）教育有一件事治癒了我的教育後遺症，並讓我對標準化教育持懷疑態度。雖然我拿了學位，但我還是認為自己是一個純粹的自學者。我的父親在黎巴嫩以“聰明學生學生聰明”而著稱，這個稱號當然是玩了一個文字遊戲，因為在阿拉伯語中“聰明學生”就是talebnagib，而我父親的名字則叫作NagibTaleb。當年，我的父親在黎巴嫩高等學校的畢業考試中以最高分名列榜首時，報紙就是這樣報道他的。他有幸代表全黎巴嫩的畢業生做畢業致辭，各大報紙都以頭版頭條宣傳他的成績，並用他的名字做文章，好像是這個名字註定了他的命運——“聰明學生學生聰明已經畢業”。我父親的學習生涯非常艱難，因為他讀的是精英學生讀的耶穌會學校。“耶穌會學校的使命是透過每年層層篩選，培養出能夠治理該地的官員。他們的成就超出了他們的目標，因為除了造就了一批全球法語文憑體系下的最高分之外（即使是在戰爭年代），該校也培養出了眾多世界一流的學生。耶穌會學校還剝奪了小學生的課餘時間，也有許多學生自願退學。你可以想到，有一個全黎巴嫩畢業生代表的父親，應該會使我不排斥學校。確實也是如此。但我的父親自己似乎並不重視學校教育，因為他並未把我送進耶穌會學校——這讓我得以擺脫他所經歷的一切，也讓我在其他領域尋找自我實現的途徑。近距離地觀察我的父親讓我認識到，一個畢業生代表意味著什麼，一個聰明學生意味著什麼，大部分的情況下它們都有非常消極的意味。聰明學生一般無法理解，他們的聰明會讓他們無視一些東西。當我在交易所工作時，這個念頭就一直縈繞著我。在證券交易所，大部分的時間就坐在那裡等待事情的發生，這就好像人們在酒吧裡閒坐，或黑手黨“四處溜達”。我學會了怎樣挑選那些在坐著什麼也不做的情況下，有能力和別人打成一片的人。我以人們的周旋能力為篩選標準進行選擇，好學的人一般不善於與人周旋：他們需要有一個明確的任務。當我10 歲的時候我就意識到，好成績在校外不像在校內那麼受歡迎，因為它們會帶來一定的副作用。有得必有失。實際上，我的父親一直在向我暗示好成績所帶來的問題：當時他們班上成績最差的一個學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剛好是我在沃頓商學院的同學的父親）結果成了一個白手起家的商人，是迄今為止他們班上最成功的人（他有一個巨大的遊艇，上面醒目地刻著他的名字的首字母）；還有一個差生靠從非洲進口木材大賺了一筆，40 歲前就退休了，成為一個業餘的歷史學家（主要研究古地中海的歷史），並進入政界。雖然我的父親似乎並不重視教育，但卻重視文化或金錢——他鼓勵我去尋求這兩樣東西（我最初尋求的是文化）。他總是對學者和商人很感興趣。我的想法是在公開市場上展現一絲不苟的態度。這使得我專注于思考一個聰明的“自學者”需要成為怎樣的人：一個自學成才的人不同於用填鴨式方法教出來的人，後者以黎巴嫩方言來說就是“填鴨”，他們的知識僅限於課堂教材。我意識到，這兩類人之間的區別不在於他們在官方的本科課程學習上的差異，每個人都知道這種差異即使很小，也會被分數放大，他們之間的真實差異實際上存在於課堂之外。在一個結構化的環境中，有些人可以比別人更聰明——其實學校就有選擇性偏見，因為它喜歡在這種環境中反應更快的學生，喜歡搞競爭，但卻以犧牲學生在校園外的能力為代價。雖然我還不熟悉健身運動，但我的想法是，那些使用昂貴的現代健身器材來增強力量的人，雖然可以舉起很重的槓鈴，消耗掉很多卡路里，鍛煉出令人豔羨的肌肉，但是他們卻無法搬起石頭；他們在街頭鬥毆中會被那些在混亂的環境中磨鍊過的人打得頭破血流。使用健身器材的人的力量有極端的領域特定性，但他們能發揮作用的領域在健身這個組織化程度極高的框架之外根本不存在。事實上，他們的力量與過分專業化的運動員一樣，是畸形發展的結果。我認為，這與那些被選為尖子生，只努力在少數科目上取得高分，而不是按照自己的興趣愛好發展的人是一樣的：只要讓他們稍微遠離一下他們的研究領域，你就能看到他們如何喪失信心和一味抗拒。（就像企業高管之所以被公司選中是因為他們忍受無聊會議的能力，許多人被選為尖子生也是因為他們專注於枯燥教材的能力。）我曾與許多據稱專門從事風險和機率研究的經濟學家進行討論：當你稍微遠離他們狹隘的專業領域，但仍在機率的學科範圍內時，他們就已經潰不成軍了，就好像一個健身老手在被職業打手教訓了一頓後哭喪著臉。再次宣告，我不完全是自學成才的，因為我確實獲得了學位；不過，我確實是槓鈴式自學者，因為我在學校只學極少的必要知識，能透過考試就行，有時偶然也會得高分，或者偶爾會得低分。但是，我貪婪地博覽群書，最初關注人文學科，後來又涉獵數學和科學，現在對歷史感興趣——這些都是課堂外的知識，可以說我是遠離健身房的人。我發現，不管我選擇什麼學科，都可以深入而廣泛地閱讀，以滿足我的好奇心。而且，我可以利用人們後來稱為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的特性，以自然的刺激作為深入學習的主要動力。就像企業要有價值就必須無為而治一樣。一旦我看某本書或研究某個課題時感覺無趣，我就轉移到下一個目標，而不是完全放棄閱讀——當你只讀學校教材時，一旦覺得無趣，你會有一種完全放棄的念頭，什麼也不想做，或者乾脆逃學來讓自己擺脫這種沮喪。所以，我的訣竅是，你可以厭倦讀一本特定的書，但不要厭倦閱讀的行為。這樣，你所閱讀並消化的知識才能快速增長。隨後，你就會毫不費力地發現，書中自有黃金屋，就像理智但無設定方向的試錯研究所能帶來的。這與選擇權相同，失敗了也不要停滯不前，必要時向其他方向摸索，跟隨那種廣闊的自由感和機會主義的引領，試錯就是一種自由。我承認，在寫這篇文章時，我仍在使用試錯的方法。避免無趣是唯一值得推薦的模式，否則生活也太不值得過了。我的父母在貝魯特最大的書店有一個賬號，所以我在那裡差不多可以無限量地挑書。圖書館的書與學校教材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我意識到，學校簡直就是一個陰謀，透過把知識壓縮到少數作者寫的教材之內，而剝奪了人們博覽群書的權力。我從13 歲左右開始就養成了記錄閱讀時間的習慣，一週差不多會閱讀30~60 個小時，這個習慣我已經保持了很長時間。我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訶夫、波舒哀主教、司湯達、但丁、普魯斯特、博爾赫斯、卡爾維諾、塞林、舒爾茨、茨威格（不喜歡）、亨利·米勒、馬克思·布洛德、卡夫卡、超現實主義作家尤涅斯庫、福克納、馬爾羅（還有其他野外冒險家，如康拉德和梅爾維爾；我讀的第一本英文書是《白鯨》）和類似的文學作家的作品，其中很多人的文字非常晦澀，還有黑格爾、叔本華、尼采、馬克思、雅斯貝爾斯、胡塞爾、列維–斯特勞斯、列維納斯、肖勒姆、便雅憫，以及類似的哲學家的作品，因為他們擁有不被列入學校課程的崇高地位，而且我堅決不看學校規定的書籍，所以迄今為止我沒有讀過拉辛、高乃依和其他無聊作家的書。有一年夏季，我決定在20 天內讀20 本左拉的小說，每天讀一本，最後我成功地做到了，雖然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我還讀了馬克思所著的書，也許是參加了一個組織促使我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我對黑格爾的瞭解主要是透過亞歷山大·柯熱夫的作品間接得到的。當我18 歲時決定到美國時，我買了幾百本英語書開始了我的閱讀生涯（從特羅洛普到伯克、麥考利、吉本、阿娜伊絲·尼恩和其他一些醜聞纏身的暢銷書作家），我開始不去上課，並保持每週30~60 個小時的閱讀時間。在學校裡，我發現只要你用詞華麗、優美、確切（雖然有可能仍不足以表達主題），並保持一定的連貫性，那麼無論你寫了什麼都是次要的問題，因為考官從中看到了你的風格和嚴謹。而當我十幾歲就開始發表文章後，我的父親就徹底不管我了，他的唯一要求就是“不要被學校開除”。這裡又是一個槓鈴策略——在學校裡只求透過考試，把時間都花在閱讀自己感興趣的書上，不期望從學校裡得到任何東西。後來，我因為在一次學生騷亂中襲警而被關進監獄，我的父親好像是不願意管我了，讓我隨心所欲地行事。我二十幾歲就賺到了錢，儘管那時候我的祖國正硝煙瀰漫，而且當年物質比較匱乏。我的父親認為我擁有的一切全歸功於他，因為是他允許我拓寬知識面，讓我與他那種知識背景狹隘的人不同。當我在沃頓商學院讀書時，我發現自己想專注於與機率以及與罕見事件相關的工作，我痴迷於機率和隨機現象，我還隱約感覺到統計學教授也無法解釋、不予理睬的統計學教材裡面的某些缺陷——教授們忽略不講的東西反而吸引了我。我意識到某個地方一定有騙人的東西存在，比如“六西格瑪”管理（對非常罕見事件的計量）就被嚴重錯誤地計算了，我們找不到他們計算的依據，但是我無法明確表達我的想法，即使表達了這種想法，也有人會用我看不懂的複雜的數學運算來羞辱我。我明確地看到機率的侷限，但卻無法用語言表達這個觀點。所以，我去書店訂購了（當時還沒有網路）幾乎所有以“機率”或“隨機”為標題的書。連續幾年，我除了這類書之外什麼都不看，不看課堂教材，不看報紙，不看文學書，什麼都不看。我躺在床上只看這類書，如果遇到不能馬上理解的內容或者感覺有點兒無聊了，我就閱讀另一本書。我一直在訂購這類書籍。我渴望去深入瞭解小機率的問題。這真的毫不費力，並且是我的最佳投資——原本的風險竟然變成了我最瞭解的主題。5 年後，我準備好了開啟人生的新航程，現在我以研究小機率事件的方方面面為職業重心。如果我是透過接受學校教育瞭解這一課題的，也就是接受預先設定好的知識包，那麼我一定會被洗腦，認為不確定性是某種只有在賭場中才能看到的東西。來看看一個不是書呆子的人是怎樣應用數學的：首先，發現問題；其次，找出適用的數學解決方案（就像人習得語言一樣）。而不是在真空中透過研究定理和虛擬的例子去學習，然後，改變現實，讓它看起來像那些例題。 20 世紀80 年代的一天，我與一位取得巨大成功的著名投機商共進晚餐。他一語中的地表明：“人們瞭解的很多東西其實都不值得去了解。” 迄今，我仍然本能地認為，寶貴的知識，也就是你從事某一職業所需瞭解的知識，一定不在資料庫中，所以要儘可能地遠離中心。我在學校被灌輸的東西，我已經忘光了；而我自己決定讀的東西，我仍然記得很牢。追隨自己的愛好來選擇閱讀的重要意義，莫過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