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子託尼認為，我們完全有理由處死蘇格拉底。 我們將在本章完成敘事、可理解的知識，與更加晦澀、完全由實踐者摸索出來的知識之間差異的討論——表14–1 中的兩欄區分了可敘述與不可敘述的行動。我們有種錯誤的想法， 即認為事情背後總有一個你可以找到的理由，而且我們會很容易理解這些理由。 事實上，在生活中最嚴重的錯誤莫過於將不可敘述的事物誤認為是愚蠢的東西——這是尼采最終得出的結論。在某種程度上，這種錯誤酷似火雞問題，將我們沒有看見的東西疑為不存在，這與將缺乏證明某事的證據錯當成證明某事不存在的證據如出一轍。 自從哲學的黃金時代開始，我們就陷入了綠色木材謬誤——我們看到亞里士多德對泰勒斯成功故事的錯誤詮釋。現在，讓我們把目光轉向最偉大的導師蘇格拉底。 《歐蒂弗羅篇》 柏拉圖主要是透過一個人的口來表達自己的見解，那個人無疑成為了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他就是雅典的蘇格拉底——現代意義上的第一位哲學家。蘇格拉底沒有留下自己的作品，所以我們主要是透過柏拉圖和色諾芬來了解他。而且，就像胖子託尼親自指定自己的傳記作者，但那位傳記作者只顧滿足自己的寫作計劃，因而扭曲託尼的性格，並加上作者自己的見解和觀念。所以我敢肯定，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更多的帶有柏拉圖的烙印，而不是一個真實的蘇格拉底。
在柏拉圖記錄的一次對話《歐蒂弗羅篇》中，蘇格拉底在法院外等待審判（在這次審判中，蘇格拉底最終被判處死刑）時，當時的一位宗教專家兼半個預言家歐蒂弗羅與他攀談起來。蘇格拉底開始解釋，關於他被人在法院指控的“活動”（腐蝕青年，介紹新的神而拋棄舊的神），他不但沒有收取費用，還十分樂意向前來聆聽的人付酬。 而蘇格拉底發現，歐蒂弗羅來法院則是準備指控其父犯了故意殺人罪，這是一個不錯的談話引子。於是蘇格拉底開始質疑，指控自己的父親犯殺人罪是否符合歐蒂弗羅的宗教職責。 蘇格拉底使用的技巧是，先從一個論點出發，讓談話者同意一系列的陳述，然後告訴他， 他所認同的這些陳述如何與他最初認同的那個論點不同，因而確定他對於自己要做的事情毫無頭緒。蘇格拉底使用這個技巧主要是向人們展示，他們的思考是多麼缺乏清晰的邏輯，他們對自己日常運用的概念瞭解得多麼少，以及他們多麼需要哲學來幫助他們理清思路。 在《歐蒂弗羅篇》對話的開始，歐蒂弗羅用“孝順”一詞開始與蘇格拉底的對話，將他起訴他父親的行為描述為孝順的行為，所以給人的印象是，他是出於宗教的孝行才起訴自己的父親的。但是，對於“孝順”的概念，歐蒂弗羅不能拿出一個讓蘇格拉底滿意的定義。蘇格拉底一直糾纏著這個可憐的傢伙，因為他無法對孝順進行明確的界定。對話繼續圍繞著更多的定義進行（什麼是“道德感”），直到歐蒂弗羅找了一個禮貌的藉口跑開。對話結束得很突然，但給讀者留下的印象是，這個對話可以一直延續到今天，25 個世紀以後，我們也並未接近最終答案。 讓我們來重新開啟這段對話。 胖子託尼對話蘇格拉底如果是胖子託尼的話，他會怎麼對付那個無情的雅典人的盤問？現在讀者們已經熟悉胖子託尼的性格了，作為一個思維實驗，讓我們看看如果胖子託尼和蘇格拉底見面的話，會有一個怎樣的對話，當然，我進行了適當的翻譯。 顯然，這兩個人物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兩個人都有空閒時間，可以無休止地享受休閒生活，只不過對託尼來說，空閒時間是富有成效的見解帶來的結果。兩個人都喜歡爭論，都在尋求積極的對話（而不是從事看電視或聽音樂會這種被動的活動），這是他們娛樂的主要來源。兩人都不喜歡寫作：蘇格拉底排斥寫作的原因是，一旦寫下文字，這些內容就定型了、 不可改變了，而實際上對他來說，答案從來不是最終的和固定的。因此，什麼都不應該被記錄下來，哪怕只是刻在石頭上也不合適。在《歐蒂弗羅篇》中，蘇格拉底還吹噓了一下他的祖先雕刻家戴達羅斯，因為他的雕刻一旦完成，就會栩栩如生。當你與戴達羅斯的雕像說話， 它會回應你，與你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看到的那些雕像可不同。而託尼不喜歡寫作則有其他原因，而且也沒什麼不光彩的：他在布魯克林貝里奇上高中時，差點兒因為多門功課不及格而退學。 但這兩個人的相似之處也僅限於此，不過這對他們之間開展對話來說已經足夠了。當然， 我們可以想象，當尼羅告訴胖子託尼，面前的這個人就是最偉大的哲學家蘇格拉底的時候， 託尼一定會有些吃驚。據說蘇格拉底的外表看起來可能並不討人喜歡。蘇格拉底一再被描述為大腹便便，四肢瘦弱，眼凸鼻塌，面容憔悴，甚至可能有體臭，因為據說他洗澡的次數沒有同時代人的那麼多。你可以想象胖子託尼一邊用手指著蘇格拉底，一邊嘲諷道：“你看， 尼羅，你想讓我跟這個……談話。”也許情況正相反：據說蘇格拉底氣度不凡，他有一種非凡的自信和平靜的心態，會使一些年輕人感覺他“很帥”。 尼羅能夠肯定的是，胖子託尼起初會設法接近蘇格拉底，透過嗅覺形成對蘇格拉底的看法——正如我們所說，胖子託尼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有這樣的習慣。 現在假設蘇格拉底問胖子託尼如何定義孝順。胖子託尼的回答肯定是不知所云——胖子託尼知道蘇格拉底不僅免費與人辯論，還願意向與他談話的人付酬，所以胖子託尼會說， 一個人不應該與一個準備付錢給他的人爭辯。 但是，胖子託尼在生活中的力量來自於他從來不會讓別人來構建問題的框架。他跟尼羅說過，問題的答案永遠是根植於問題之中的；千萬不要直接回答一個對你來說毫無意義的問題。 胖子託尼說：“你讓我界定哪些特徵使人有孝順和不孝的區別。我是不是真的需要回答你那是什麼，才能行孝道？” 蘇格拉底說：“如果你根本不懂‘孝順’的含義，而只是假裝知道它的意思，那你怎麼能準確地使用這個詞呢？” 胖子託尼說： “我是不是必須能用直白野蠻的非希臘英語或純粹的希臘語來解釋這個詞， 才能證明我知道和明白它的意思？我不知道如何表述它，但我知道它是什麼。” 毫無疑問，胖子託尼會進一步牽著雅典的蘇格拉底的鼻子走，然後成為構建問題框架的那個人。 胖子託尼說：“告訴我，老夥計。一個嬰兒必須對母親的乳汁進行定義才會懂得他需要喝母乳嗎？” 蘇格拉底說：“不，他不需要。” 胖子託尼說（重複柏拉圖記錄的對話中蘇格拉底使用的相同模式）： “我親愛的蘇格拉底， 狗需要界定他的主人才能忠誠於他嗎？” 蘇格拉底說（很疑惑有人會問他這個問題）：“狗……有本能，它並不思考它的生活，它並不探索它的生活。我們可不是狗。” 胖子託尼說：“我同意，我親愛的蘇格拉底，狗有本能，我們不是狗。但是，我們人類難道與其他生物之間的區別那麼大，乃至完全被剝奪了引導我們做並不瞭解的事情的本能嗎？
我們是不是必須將生活限定在只能用布魯克林英語回答的事情上？” 還沒有等蘇格拉底回答（只有傻瓜才等待答案，問題不是為了答案才設計的）。 胖子託尼又說： “那麼，我的好蘇格拉底，為什麼你認為我們需要了解事情的定義呢？” 蘇格拉底說：“我親愛的巨無霸託尼，我們說話的時候需要知道我們談論的是什麼。整個哲學理念就是能夠反思和理解我們在做什麼，探究我們的生活。渾渾噩噩地生活可不值得。” 胖子託尼說：“問題是，我可憐的古希臘人，你在扼殺我們知道但不一定能夠表達的事情。如果我告訴一個學騎腳踏車的人，他只要知道騎車背後的理論就行了，那麼他騎車時一定會摔下來。你總是透過咄咄逼人地問問題來迷惑和傷害他們。” 然後，胖子託尼帶著假笑，得意揚揚地看著蘇格拉底，非常平靜。 胖子託尼說：“我親愛的蘇格拉底……你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把你處死嗎？那是因為你讓人覺得盲目跟隨習慣、本能和傳統是愚蠢的事。你有時可能是正確的，但是，你可能會讓他們對自己一直做得很好和並未陷入麻煩的事情感到疑惑。你正在摧毀人們對自己的理解。你拿我們對某些事情的無知來取樂。而且，你沒有答案可以給他們。” 定義性知識的優越性你可以看到，胖子託尼一語擊中了哲學的核心：正是因為蘇格拉底的影響，所以今天的哲學首先提出的主要問題是：“什麼是存在？”“什麼是道德？”“什麼是證明？”“什麼是科學？”“這是什麼？”以及“那是什麼？” 我們在《歐蒂弗羅篇》中看到的問題，貫穿於柏拉圖所寫的各種對話中。蘇格拉底傾其一生尋求的是對事物本質的界定，而不是關注事物屬性的描述，以便人們認識事物。 蘇格拉底甚至質疑詩人，認為他們對自己作品的瞭解並不比大眾讀者更多。柏拉圖在《申辯篇》中記錄了對蘇格拉底的審判，蘇格拉底講述了他是如何仔細盤問詩人卻一無所得的： “我從他們自己的作品中挑選了一些辭藻華麗的段落，並要求他們解釋其中的含義。談到這一點我幾乎很慚愧，但我仍必須說，在場的任何人評論這些詩歌絕對不會比這些詩人更遜色。” 對定義性知識的重視導致柏拉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你不能認識事物的形式，你就不能說你瞭解事物，因為任何事物都是以定義來說明的。如果我們不能根據特殊性來界定虔誠，那麼就讓我們從普遍性開始，因為其中包含了特殊性。換句話說，如果你不能根據地形繪出地圖，那麼就根據地圖造出地形。 我們也要為蘇格拉底辯護一下，他的問題帶出了一個重大的結果：如果它們無法讓他定義某個事物是什麼，至少它們能讓他確定某個事物不是什麼。 誤將難以理解當作愚蠢在胖子託尼之前，當然也有很多先驅對蘇格拉底提出過質疑。有些先驅的名字我們並沒有聽說過，這可能是因為哲學的崇高地位，以及哲學透過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融入日常實踐的方式。這裡的“哲學”指的是理論化和概念化的知識，也就是所有我們可以寫下來的知識。 因為，這個詞以前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我們今天所稱的科學——自然哲學，用理論來說明自然，洞察它的邏輯。 現代世界中，年輕的尼采針對這一點展開了猛烈的攻擊，雖然披上了文學辯論的外衣， 談論的是樂觀和悲觀，夾雜著對“西方”、“典型的希臘人”和“德國的靈魂”是什麼意思的幻覺。年輕的尼采在20 歲的時候就寫了他的第一本書《悲劇的誕生》。他研究了“科學密教者”蘇格拉底的“使得存在看起來能夠理解”的說法。尼采不可思議的文字揭示了我所提出的愚蠢的人的理性主義謬誤：
或許——因此蘇格拉底應該自問——有些事情我不能理解，但這不一定表示我是無知的？也許這是邏輯學家尚未涉獵的一個智慧領域呢？ “有些事情我不理解未必表示我無知”，這也許是尼采所在的時代最有力的一句話—— 我們在序言中曾說過與之類似的話，在界定那些將不理解的事物誤當作不合理的事物的脆弱推手時。 尼采對蘇格拉底所說的真理極為反感，主要原因在於這種對真理的探求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推廣對事物的理解，因為蘇格拉底認為，對於惡事，人們不會明知故犯——這個觀點在啟蒙運動時期影響了無數思想家，比如孔多塞，他們認為，真理是實現善的唯一和充分條件。 而這個觀點正是尼采所斥責的：知識是萬能的，錯誤是邪惡的，因此科學是一個讓人感到樂觀的產業。這種科學樂觀主義的說法激怒了尼采：這等於是利用推理和知識來為烏托邦效力。人們在討論尼采時，忘記了他所說的那些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的區別，因為所謂的尼采式悲觀主義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而沒有注意到他想要表達的要點：他所質疑的正是知識的善。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搞清楚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一書中談到的核心問題。他看到了兩股力量：太陽神阿波羅的精神和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精神。一種是可衡量的、平衡的、理性的， 充滿了邏輯和自我約束；另一種則是黑暗的、本能的、野性的、未馴服的、難以理解的，源自我們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古希臘文化代表了這兩者的平衡，直到蘇格拉底對歐里庇得斯的影響導致天平在很大程度上傾向了阿波羅，而中斷了狄俄尼索斯的力量，導致理性主義的過度膨脹。它相當於透過注入激素破壞了你身體中自然的化學作用。有太陽神而沒有酒神，就像中國人常說的，有陽無陰、陰陽失調。 作為一個思想家，尼采的力量給我帶來了更多的驚喜：他琢磨出了反脆弱性。雖然許多人都（錯誤地）將“創造性破壞”的概念歸功於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怪不得一些深刻的洞見會出自經濟學家），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更博學的人則將其歸功於卡爾·馬克思，然而， 其實是尼采第一個創造出了這個詞來形容狄俄尼索斯的，他稱其為“創造性破壞”和“破壞性創造”。尼采確實以自己的方式想出了反脆弱性。 我拜讀了兩遍尼采的《悲劇的誕生》，第一遍閱讀時，我還是一個懵懂的孩子。第二次閱讀時，在對隨機性做出思考後，我突然意識到，尼采還理解某些他在自己的作品中都沒有明確指出的東西：知識的增長，或任何事情的發展，都離不開狄俄尼索斯。由於我們有可選擇性，到了某些時候我們可以選擇的一些事物就會顯現出來。換句話說，它可以是隨機自由探索的源泉，而阿波羅則是選擇過程中的理性部分。 讓我再把大人物塞內加抬出來，他也提到過酒神與太陽神的特性。他曾在一本著作中將人類的傾向闡述得更為淋漓盡致。如果用神（他稱之為“命運”，將它等同於各種成因的相互作用）來表述，他提到了3 種象徵。首先是葡萄酒酒神黎伯特,它代表喧鬧的力量，亦即尼采提到的狄俄尼索斯），賦予生命生生不息的能力；其次是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它代表著力量；再次是墨丘利，它代表（對塞內加同時代的人來說）手工藝、科學和理性（類似於尼采所指的阿波羅的特性）。塞內加的描述比尼采更豐富，他將力量作為另外一個維度納入進來。 正如我所說的，早前有各種各樣的人都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將“哲學”作為理性主義知識的觀點進行了批判，不過這些人的名字你不一定能在資料中找到，因為他們大多被遺忘了，或者很少在資料中被提及。為什麼這些人會被忘記呢？由於結構化的學習喜歡貧乏死板、 容易傳授的天真的理性主義，而不喜歡內涵豐富的經驗主義，正如我所說的，那些攻擊學術思想的人在歷史舞臺上並沒有留下多少聲音（我們將看到在醫學史上，這一現象是非常顯而易見的）。 有一位比尼采更有才能也更開明的古典學者，他就是19 世紀法國的思想家歐內斯特·勒南。勒南除了當時常用的希臘和拉丁語，還懂得希伯來語、阿拉姆語（敘利亞）和阿拉伯語。 在對阿威羅伊的抨擊中，他表達了一個著名的觀點，即從定義上說，邏輯排除了細節，而由於真相只存在於細節中，因此，“在尋找道德和政治科學中的真相時”，邏輯只是“無用的工具”。 傳統正如胖子託尼所說，蘇格拉底被處死是因為他破壞了在雅典政府眼裡無可置疑的東西。 事物過於複雜，乃至無法用言語表達，如果什麼都要用語言表達出來就磨滅了人性。有人 ——比如在綠色木材案例中——可能關注的是正確的事情，但我們卻不夠聰明，沒能意識到這個問題。 死亡和犧牲成了很好的營銷手段，特別是當一個人在面臨命運的審判時還能堅持自己的意見時。英雄往往是一個充滿知性信心和自尊的人，死亡對他來說微不足道。我們聽到有關蘇格拉底的敘述都讓他以英雄的姿態出現，這大多歸功於他的死亡和他以一種哲學的方式獻身。但是，仍有一些古典批評者認為，蘇格拉底摧毀了社會的基礎——那種由長者傳遞的， 我們可能因不夠成熟而沒有資格質疑的啟發法。 我們在第2 章中提到的羅馬思想家老加圖，就對蘇格拉底極為反感。老加圖也像胖子託尼那樣實事求是，但他比託尼具有更高的公民意識、使命意識、尊重傳統的意識和恪守道德的意識。他也對希臘的事物很反感，這從他對哲學家和醫生的反感中就可以看出——正如我們在後面的章節中可以看到的，這種反感在現代有充分的理由。老加圖堅信民主，這使他相信自由和傳統規則，害怕暴政，他曾這樣評價蘇格拉底——普魯塔克曾引用他的話— —“蘇格拉底是一個強大的蠱惑者，他想讓自己成為國家的主宰，以摧毀習俗，慫恿公民持有與法律和秩序相反的意見”。 因此，讀者可以看到，古人是如何看待天真的理性主義的：天真的理性主義削弱而非促進了思想，因此只會帶來脆弱性。他們瞭解，一知半解一定有危險。 除了古人，其他許多人也在捍衛並邀請我們尊重這種不同的知識。首先是愛爾蘭政治家和政治哲學家埃德蒙·伯克，他批駁法國大革命破壞了“長期積澱的集體理性”。他認為，激烈的社會變化可能將我們暴露在不可預見的後果之下，因此他主張在社會體系中進行小規模的試錯實驗（實際上就是凸性的自由探索），同時對複雜的、傳統的啟發法保持尊重。此外， 還有20 世紀的保守主義政治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邁克爾·奧克肖特，他認為，傳統彙總了歷史所積澱的集體智慧。持同一思想的還有約瑟夫·德·邁斯特，我們在上文中介紹過他的思想。 他是一位說法語的保皇黨和反啟蒙運動思想家，對革命的弊病大膽直言，並認為人有墮落的本性，必須用獨裁手段加以壓制。 顯然，維特根斯坦在現代反脆弱思想家中是數一數二的，他對無法用文字表達的思想有著深刻的洞見。在所有的思想家，他是最瞭解綠色木材問題的人，他可能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對用語言表達意思的能力表示過懷疑的人，此外，這個傢伙還是一個聖人，他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友誼、財富、名譽，他的一切的一切，只是為了哲學。 我們可能會認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將被歸入反脆弱性、反理性主義那一類。他是20 世紀反社會規劃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反對的理由是定價系統透過交易揭示了社會中隱含的資訊，而這些資訊是社會規劃者無法獲得的。但是，哈耶克沒有意識到，可選擇性可以替代社會規劃者。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相信人的智慧，但那只是一種分散的或集體的智慧，他並未認識到可以替代智慧的可選擇性。 人類學家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發現，不識字的人也有他們自己的“具體性科學”，這是一種從事物及其替代物的角度來思考他們所在環境的一種全面的思考方法，這種感性方法的質量並不一定比我們的許多科學方法缺乏一致性，相反的，在許多方面它與我們的方法同樣豐富，甚至更豐富。同樣，這又是綠色木材謬誤。 最後，我們要說說當代政治哲學家和散文家約翰·格雷，他反對人類的傲慢，也反對啟蒙運動是萬能的這種普遍觀點，他將某些思想家歸為啟蒙運動的保守主義思想家。格雷反覆說明，我們所說的科學進步可能只是海市蜃樓。當他與我和作家布賴恩·阿普爾亞德共進午餐時，我預先準備了一些想討論的話題，並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讓我感到驚喜的是，這是我一生中最有收穫的一次午餐。共同的思想讓我們三個人心照不宣地在很多理念問題上達成共識，並開始討論應用的問題——一些世俗的問題，比如如何用貴金屬取代我們目前持有的貨幣，因為貴金屬不是政府所擁有的。格雷曾經在哈耶克辦公室的隔壁工作，並告訴我哈耶克是相當沉悶的人，他缺乏趣味性——因此缺乏可選擇性。 愚蠢的人和不愚蠢的人的區別讓我們回頭討論鍊金石。蘇格拉底關心的是知識，但胖子託尼不是這樣，他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知識。 對託尼來說，生活中亟須區別的並非真與假，而是誰是愚蠢的人、誰不是。在託尼的眼中，事情總是相對簡單的。在現實生活中，正如我們在塞內加的思想和泰勒斯的賭注中所看到的，風險比知識更重要，決策的影響將超越邏輯。教科書中的“知識”忽略了一個方面， 即隱性利益的不對稱性，就像平均數的概念一樣。關注行動的回報，而不是關注世界的結構 （或理解“真”與“假”），已在很大程度上在思想史上被忽略了。這非常糟糕。回報，即你發生了什麼（從中獲益或受害）永遠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事件本身。 哲學家談論真與假。真正過日子的人談論報酬、威脅和後果（風險和回報），也就是脆弱性和反脆弱性。有時，哲學家和思想家總是將真理與風險及回報混為一談。 讓我進一步闡釋我的觀點，真與假（我們所謂的“信仰”）在人類的決策中扮演著糟糕的、輔助性的角色；起主宰作用的是真與假所帶來的回報，而這幾乎總是不對稱的，一個結果會比另一個結果更大，也就是存在積極和消極的不對稱性（脆弱性和反脆弱性）。下面， 讓我進行解釋。 脆弱性，而非機率我們在乘客登機前要進行安檢，看他們是否攜帶了武器。我們是不是認為他們是恐怖分子？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不太可能是恐怖分子（只有極小的機率）。但是，我們還是要對他們進行安檢。因為這裡存在不對稱性。我們感興趣的是回報和後果，因為如果假定為真（即他們是恐怖分子），那麼我們得到的回報將會很大，相比之下，安檢的成本很低。 你認為核反應堆有可能在明年爆炸嗎？當然不會。但是，你的防禦工作是為了應對這一假定為真的情況，所以你要投資數百萬美元採取額外的安全措施，因為我們在核事件面前是相當脆弱的。再舉一個例子：你是否認為隨便吃藥會傷害你？當然不是。那你會馬上服下這些藥嗎？不，不，不！ 如果你坐下來，用筆記下過去一週內所有的決定，或者如果可以的話，記下你一生中的所有決定，那麼你就會認識到，幾乎所有的決定都具有不對稱性的收益，一面造成的結果大於另一面。你的決定主要基於脆弱性，而非機率。換句話說，你的決策主要基於脆弱性，而不怎麼取決於真/假。 讓我們再來討論一下在現實世界中做決策時，僅判斷真/假的不足之處，特別是當涉及機率時。所謂真或假相當於機率的高或低，也即科學家們稱為“置信水平”的東西；如果一個結果的置信水平是95%，意味著該結果錯誤的機率為5%。那麼，這個概念當然不適用， 因為它忽視了規模的影響，要知道即使是小機率的極端事件也能帶來十分糟糕的結果。如果我告訴你，某些結果為真的置信水平是95%，你會非常滿意。但是，如果我告訴你，這架飛機安全飛行的置信水平為95%，你會作何反應？即使是有99%的置信水平也不行，因為 1%的墜機機率也將帶來可怕的結果（如今，商用飛機的墜機機率為幾十萬分之一，而且還在改善，正如我們所見，每一個錯誤都有助於整體安全性的提高）。因此，再說一遍，機率 （即真/假）在現實世界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事件帶來的影響。 你一生中可能做了上億個決定。你計算過所做決定的機率嗎？當然，你在賭場中可能會考慮機率，但在其他情況下很少這樣做。 事件與風險的混淆這又將我們帶回了綠色木材謬誤。一個“黑天鵝”事件和它如何影響你——對你的財務狀況和情緒的影響，或者它所造成的破壞——並不是“同一回事兒”。問題的根源在於人們的標準反應；每當我們指出預測者的預測失誤，他們的回答通常是“我們需要更精確的計算”，以更好地預測事件、找出機率，而不是更有效地“調整你的風險敞口”，並瞭解如何擺脫困境；宗教和傳統的啟發法比天真的偽科學更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