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文化但非生理上來說是色盲。在第1 章我們生造了“反脆弱性”一詞，在那之前我們也從未對這一概念進行命名，但是各類系統在沒有人為干預的情況下都能有效地依賴它。 世界上有很多東西都沒有名稱，無法直接描述，無法用人類的語言捕捉，或用我們狹隘的思想理念來理解，但我們知道它們。幾乎我們身邊所有重要的東西都很難用語言來形容—— 事實上，越強大的事物，越是難以用語言進行描述。 但是，如果我們不能準確地表達某個事物，我們至少可以描述它不是什麼——這是一種間接而非直接的表達。“否定法”所關注的就是無法直接用語言描述的事物，該詞源自希臘語apophasis（透過否定而得知）。在神學領域，最初正是為了避免直接描述而衍生出了否定法，主要是為了遵從神學傳統，尤其是東正教傳統。否定法並不試圖表達神是什麼— —這些都留給了具有科學主義思維的當代思想家和哲學家。它只是表明上帝不是什麼，透過排除法來向目標推進。這個想法主要與神秘神學家“亞略巴古的偽狄奧尼斯”有關，他是近東的一位隱士，名叫狄奧尼斯，他寫的《神秘神學》論文博大精深，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 人們卻將他與雅典最高法官狄奧尼修斯相混淆，後者在聽了使徒保羅的佈道後皈依基督教。 這也是那位神學家名字前被冠以“偽”的由來。 新柏拉圖主義者都是柏拉圖思想的追隨者，他們關注的主要是柏拉圖思想的形式，那種具有獨特的自我存在的抽象事物。偽狄奧尼修斯是新柏拉圖主義者普羅克洛斯的學生，而普羅克洛斯則是西里阿努——另一個敘利亞柏拉圖主義者——的學生。普羅克洛斯被人提及的最多的就是他反覆重申的一個比喻，即雕像都是透過做減法一步步削減冗餘而成型的。我經常讀到用以下這個杜撰的雙關語表達的該理念的較新版本。教皇問及米開朗琪羅，他成為天才的奧秘在哪裡，尤其是他如何雕刻出了大衛雕像，這個被視為所有傑作中的傑作的雕像。 來開朗琪羅的回答是：“這很簡單。我只是剔除了所有不屬於大衛的部分。”
由此，讀者可能認識到槓鈴模式背後的邏輯。這個邏輯告訴我們，有必要先清除脆弱性。 騙子在哪裡？ 回想一下，干預主義者專注於正向行動——也就是放手去做。就像正向的定義一樣， 有所作為受到我們的原始心靈的尊重和讚美，從而引匯出天真的政府幹預行動，結果帶來了災難，繼而引發人們對天真的政府幹預的廣泛抨擊。然而，不作為或放棄做某些事情，卻很少被納入考慮或成為我們使命的一部分。表7–1 顯示，這種效應廣泛地存在於從醫藥行業到商業的許多領域。 我一生都在使用一個簡單但非常有用的啟發法：騙子是可以識別出來的，他們都會給你正向的意見，而且只有正向的建議，利用我們對所謂秘籍的輕信和熱衷，聽他們一說，我們頓時會覺得某件事再明白不過了，後來，在你忘了它們時，那樣的感覺也隨風而逝。只要看看那些教你“如何做”的書吧，這些書常常以“的十大秘籍”為題（你可以在空格中填上致富、減肥、交友、創新、當選、健美、尋偶、經營孤兒院等）。然而實際上，人們是透過負向方法尋求成功的，這也是進化過程的選擇：下棋高手通常透過不輸棋而取勝；人們透過避免破產而致富（尤其是當別人破產時）；宗教大多制定了許多禁忌；生活的經驗主要是關於我們應該避開什麼事。由於採取了一小部分措施，你便能夠降低個人發生意外的大部分風險。 此外，在大多數充滿高度隨機性的情況下，人們無法真正判斷一個成功的人是否確實有能力，或者一個有能力的人是否能夠成功，此時我們很容易被隨機性所欺騙，但我們幾乎總是能夠預測到相反的情況，即一個完全沒有能力的人終將失敗。
減法知識談到知識時，上述規律同樣適用。對知識最大——最有力的——貢獻在於消除我們認為錯誤的東西，即採用減法認識論。 在生活中，我們透過拒絕受騙來提高反脆弱性。在《神秘神學》中，偽狄奧尼修斯並沒有使用這些確切的字眼，沒有討論反證，也沒有形成很清晰的想法，但在我看來，他琢磨出了減法認識論和知識的不對稱性。我把對抽象形式的偏愛，那種讓我們無視現實的混亂，並導致“黑天鵝”效應的理論形態和共性稱為“柏拉圖主義”。我意識到世界存在不對稱性。 如果把柏拉圖思想以相反方式呈現，如負共性，我會真心相信柏拉圖主義。 因此，我主張的認識論的核心宗旨如下：我們知道錯誤的事情遠多於知道正確的事情， 或者就脆弱/強韌的分類來說，負向知識（什麼是錯的，什麼不起作用）在錯誤面前比正向知識（什麼是正確的，什麼起作用）更強韌。鑑於我們今天所知的知識可能被證實是錯誤的， 但是我們今天認識到是錯誤的知識則不可能變得正確，至少不那麼容易，因此，我們透過減法獲得的知識遠遠比透過加法獲得的知識多。如果我發現了一隻黑天鵝（注意是真的天鵝）， 我就可以肯定地說“天鵝都是白色的”這一論斷是錯誤的。但是，即使我從來沒有見過一隻黑天鵝，我也不可以認為上述論斷就真的正確。再說一遍：由於一個小小的例外便可以推翻一個論斷，因此，雖然我們不能確定某個事物就是什麼，但證偽總是比證實更容易找到依據。 在我們這個時代，該想法往往與哲學家卡爾·波普聯絡在一起，我還一度誤以為波普就是這一理念的創始者（儘管他是另一個更有說服力的想法的提出者，即人們從根本上說無法預測歷史的發展過程）。後來我發現，這一理念可以追溯到很久遠的時代，它是東地中海後古典主義時期醫學懷疑經驗主義學派的核心理念之一。19 世紀的法國學者重新發現了這些作品，由此將這一理念傳播開來。證偽的力量在我們推進硬科學發展的過程中，並不罕見。 正如你所見，我們可以將此與正向（加法）和反向（減法）的一般知識架構聯絡起來：
負向知識更為強大。但它並非十全十美。波普就遭到哲學家的批評，指責他的證偽法過於嚴苛、明確、黑白分明。我們沒有辦法一口咬定，因為不可能弄清楚試驗沒能產生預期的結果是因為工具出錯、運氣不佳，還是科學家造假，以此“證偽”理論。比如說，你看見一隻黑天鵝，這肯定能推翻所有天鵝都是白色的論斷。但是，如果你已經喝了不少黎巴嫩葡萄酒， 或因為上網時間太長而產生幻覺了呢？如果這是一個漆黑的夜晚，所有的天鵝這時看起來都是灰色的呢？但是，讓我們這麼說吧，在一般情況下，失敗（和證偽）比成功和證實能帶來更多資訊，這就是為什麼我說反向知識“更強韌”。 現在，在開始寫這部分的內容之前，我花了一些時間梳理波普的所有作品，想知道為什麼這麼一個熱衷於證偽法的偉大思想家卻根本沒有意識到反脆弱性的理念。在波普的著作 《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中，他提出了預測的侷限性，書中提到我們要對未來情況做出可接受的描述是多麼的不可能。但他忽略了一點，如果讓一個無能的外科醫生給大腦動手術，那麼你可以很有把握地預測，這將造成嚴重的傷害，甚至病人的死亡。然而，這種對未來的減法描述與其證偽理念，是完全一致的。他對理論證偽的目的就在於打破對該理論原有用途的設想。 在政治領域，一個好的體制就是有助於社會淘汰壞人的體制，它不必考慮做什麼事或者由誰執政。因為一個壞人造成的傷害可能大於一群好人集體所做出的努力。喬恩·埃爾斯特更進一步：他最近寫了一本書，書名相當生動，題目為“防止惡作劇”，該書對負向行動的闡述基於邊沁的理論：“立法者的工作限於防止一切有礙他們（議會成員）的自由和智慧發展的事件發生。” 如我們預期的那樣，透過負向知識獲取成功是古典智慧的一部分。對阿拉伯學者兼宗教領袖阿里·本·阿比–塔利卜來說，與一個無知的人保持距離相當於與一個聰明的人為伍。 最後，讓我們來看看史蒂夫·喬布斯說過的一個現代化的版本：“人們認為關注某事意味著贊同你所關注的事。但其實並非如此。這意味著你要對上百個其他的好主意說不。你必須要仔細挑選。實際上，我對自己未曾做過的事情與對自己已經做過的事情同樣感到自豪。創新就是對1000 個理念說不。” 再談槓鈴模式減法知識也是一種槓鈴模式。更重要的是，它是凸性的。瞭解什麼是錯的會給你帶來強韌性，不瞭解則帶來脆弱性和投機性，但不必因此而害怕，你要設法確保自己在錯誤的情況下也不會受到傷害。 現在，讓我們談談在“少即是多”的理念中否定法的應用。 少即是多決策過程中，“少即是多”的想法可以追溯到斯佩諾斯·馬克瑞戴克斯、羅賓·道斯、丹·戈爾茨坦和捷爾德·蓋格瑞澤，他們各自在不同的情況下發現，簡單的預測和推斷法要比複雜的方法好得多。他們的簡單經驗法則當然並不完美，但也從不以完美為目標；秉持理性的謙遜，放棄複雜的目標，便可以產生強大的效果。戈爾茨坦和蓋格瑞澤兩人創造了“快而儉” 的啟發法，幫助人們在時間、知識和計算能力都有限的情況下做出正確的決定。 我意識到，“少即是多”啟發法在兩個方面與我的發現不謀而合。其一是極端效應。在有些領域，罕見的事件（我再重複一次，它們或好或壞）起到了不成比例的重要作用，但我們卻往往會忽視它，因此，關注如何利用或避免發生此類罕見事件將大大地改變我們的風險值。如果只需擔心“黑天鵝”風險的話，生活要輕鬆很多。
“少即是多”已被證明是相當容易發現和應用的，在錯誤和變化面前具有“強韌性”。 也許大部分問題都不可能有一個容易識別的原因，但往往會有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不是所有問題，這已經夠好了），這樣的解決辦法是可以立即識別的，有時直接就能看出，而不用複雜的分析與十分脆弱、容易出錯、追根溯源的複雜辦法。 有些人還知道80/20 法則，該理念是基於維爾弗雷多·帕累託在一個世紀前的發現並推匯出來的，即在義大利有20%的人擁有80%的土地，或者說，80%的土地為20%的人所掌握。而在這20%的人中，20%（即總樣本人口的4%）又擁有其中約80%的土地（即總樣本土地的64%）。最後，我們看到，不到1%的人口擁有樣本土地總量的約50%。這就描述了贏家通吃的極端斯坦效應。這些效應非常普遍，存在於從財富分配到每個作者的圖書銷量。 很少有人知道，我們在許多事情上正逐漸從80/20變成更為不均衡的99/1，也就是99% 的網際網路流量都是不到1%的網站創造的，99%的圖書銷量是不到1%的作者貢獻的……我就不再舉更多例子給你添堵了。當今幾乎所有東西都有贏家通吃的效應，包括傷害和收益的來源。因此，正如我將說明的，對系統進行1%的改善可以降低99%的脆弱性（或增加反脆弱性），只需幾個步驟，很少的幾個步驟，並往往以較低的成本，就能使事情變得更好、更安全。 例如，少數無家可歸的人會耗費國家財政中相當大的一部分，這讓我們很容易看出從什麼地方著手可以節省開支。公司中的少數員工會導致最多的問題，敗壞整體風氣，或者說， 公司的大多數問題是少數員工導致的，因此辭退這些員工是很好的解決方案。少數客戶為公司帶來了大部分的收入。對我的誹謗中有95%都來自於3 個固執的人，他們都代表著相同的失敗原型（我估計其中一人寫了近10 萬字來抨擊我——他需要寫越來越多的文字，並在我的作品和個性中找到越來越多值得批評的東西，才能實現相同的效果）。當涉及醫療保健時，伊齊基爾·伊曼紐爾指出，1/2 的患者花費了不到3%的醫療費用，而10%的重患者卻花費了總醫療費用的64%。本特·弗林夫伯格（第18 章）談“黑天鵝”管理理念時指出， 導致公司成本超支的大部分都是大型技術專案，這意味著，我們需要關注的不是無休止的討論和撰寫複雜的論文。 正如俗語中所說，只要倒出你鞋子裡的小石子就可以了。 在一些領域，比如房地產領域，問題和解決方法被簡明扼要地歸納為一個啟發法，或者說一個經驗法則，即尋找3 個最重要的特徵：“選址，選址，還是選址”——其他的問題被認為無足輕重。這句話當然不太正確或者說並不總是正確，但它顯示出了我們需要關注的核心問題，其他方面並不起主導作用。 然而，人們卻認為自己需要更多的資料來“解決問題”。我曾經在美國國會公開反對一個為危機預測專案融資的議案。相關人員無視一個矛盾的現實，即我們從未有過比現在更多的資料，但我們的預測能力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弱。更多的資料——如過馬路時注意周圍人眼睛的顏色——可能會讓你無視路上的大貨車。當你過馬路時，你應該去掉資料，把注意力從其他任何東西轉移到最根本的威脅上。正如保羅·瓦萊裡曾經寫道的：“人們得忽略多少東西才能讓自己有效地行動。” 有說服力和自信的學科，例如物理學科，往往很少使用統計資料支援本學科的論點，而政治學和經濟學雖然從來沒有產生過值得一提的東西，卻充斥著複雜的統計和統計“證據” （你知道，一旦你揭開面紗，證據就不是證據了）。科學上的這種情況與偵探小說中相類似， 不在場證據最多的人結果往往是有罪的。你也不需要收集很多資料來批駁經濟學充斥著統計資料的大量論文：“黑天鵝”事件和“尾部”事件（這些事件是不可預測的）主宰著社會經濟世界的簡單論點，已足以駁斥統計資料的效用了。 我們還可以從以下實驗中找到少即是多的證據。克里斯托弗·查布利斯和丹尼爾·西蒙斯在他們的著作《看不見的大猩猩》中寫道，人們在看一場籃球直播比賽時，如果過於關注細節，比如計算傳球數，那麼他們可能會完全無視一隻步入球場中央的大猩猩。 我發現，我一直憑直覺在使用“少即是多”的理念，將其作為決策的一種輔助手段（而不是把一系列的優點和缺點並列呈現在電腦螢幕上去做對比）。舉例來說，如果你做某事（如選擇一位醫生或獸醫，僱用一個園丁或僱員，與一個人結婚，或者去旅行）的理由超過一個， 那就不要做。這並不意味著一個原因比兩個原因更好，只是說，透過努力想出一個以上的原因，你實際上正在試圖說服自己做一些事情。顯而易見的決定（在錯誤面前是強韌的）不需要一個以上的原因。同樣的，法國軍隊也有一個常用的啟發法，拒絕以一個以上的理由請假， 比如祖母去世、染上感冒病毒，以及被野豬咬傷。如果有人以一個以上的論點來攻擊一本書或一個理念，你就知道這不是真的，沒有人會說：“他是一個罪犯，他殺死了很多人，他的餐桌禮儀不好，而且有口臭，駕駛技術也非常糟糕。” 我經常關注我所說的柏格森剃刀法則： “一個哲學家應以一個理念，而非多個理念揚名。” （這個理念不一定源於柏格森，但確實非常有效）。法國散文家和詩人保羅·瓦萊裡曾經問愛因斯坦，他是否會拿著一個筆記本，隨時記下自己的想法。“我從來沒有想法。”愛因斯坦回答道（但其實他只是沒有無足輕重的想法）。因此，讓我們記住這個規律：如果某人的簡歷很長，我會直接忽略他——在一次會議上，朋友邀請我與一位成就卓著、炙手可熱的人共進午餐，他的簡歷顯示“他幾乎做完了別人兩三輩子才能做完的事情”；我選擇婉拒，寧可與學員和舞臺工程師同坐一桌。同樣的，當有人告訴我，一個人寫了300 篇學術論文，獲得了22 個榮譽博士學位，卻沒有任何一項值得稱道的貢獻或個人觀念時，那麼我會對這種人避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