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迪效應，或舊的事物是如何戰勝新的事物，特別是在技術方面，不管加利福尼亞的人會怎麼說——預測不是一個值得推薦和讓人自願投身的職業反脆弱性意味著舊的事物要勝過新的事物，而且是遠勝新的事物，這可能與我們的直覺不符。不管某些東西看起來多麼符合你的想法，它的敘述多麼好或多麼壞，時間更瞭解它的脆弱性，並會在必要時毀掉它。在這裡，我要揭示一種現代病，它與干預主義有關，被稱為新事物狂熱症，它帶來了脆弱性，但我認為這可能是可以治癒的，只要你有足夠的耐心。 能生存下來的事物必然是滿足了一些（通常是隱性的）目的，時間能夠看到這些目的， 但我們的眼睛和邏輯思維能力卻無法捕捉它們。在本章的內容中，我們將使用脆弱性的概念作為預測的核心驅動力。 回想一下基本的不對稱性：反脆弱性的事物受益於波動和混亂，而脆弱的事物會因此受傷害。但是，時間與混亂是一樣的。 從西蒙尼德斯到詹森為了練習脆弱性和反脆弱性之間的區別使用，我們來扮演先知的角色，瞭解一下為什麼預測並非一個很好的職業選擇，除非你的臉皮夠厚、有很好的朋友圈子、很少上網、有一個藏有一整套古老諺語書的書架，如果可能的話，還能夠從預言中獲取個人利益。我們從預言的歷史記錄中看出：在被證明正確之前，你會遭到唾罵；在被證明正確之後，你會遭到一段時間的仇視，或者更糟的是，由於追溯失真，你的想法會顯得“不足為奇”。胖子託尼專心求利的做法，遠比求名更具說服力。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現代：20 世紀持有錯誤觀念的知識分子仍然是時髦的偶像，他們的書仍在書店貨架上銷售，而那些看清問題所在的知識分子， 比如政治哲學家雷蒙·阿隆，則在被人肯定見解正確之前和之後受盡冷落對待。 現在閉上眼睛，試著想象你的未來環境，例如5 年、10 年，或25 年後的環境。在很多情況下，你的想象力會把新的東西注入其中，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創新、改進、尖端技術和其他庸俗與陳腐的商業術語。我們將看到，這些常見的關於創新的概念不只是在美學上令人厭惡，從經驗和哲學上來說也只是一些無稽之談。 為什麼呢？很多情況下，你的想象力會為當前的世界新增一些東西。很抱歉，我會在本章中告訴你，這種方法完全是落後的方法：根據脆弱性和反脆弱性的概念，嚴格來說，正確的想象就是從未來中排除或削減不屬於未來的東西，採用否定法。脆弱的事物終將破碎；幸運的是，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哪些東西是脆弱的。正“黑天鵝”比負“黑天鵝”更不可預測。 公元前6 世紀，古希臘詩人西蒙尼德斯說過：“時間有撕碎一切的鋒利牙齒。”這或許開創了西方文學感嘆歲月無情的傳統。我可以追溯大量優雅的古典主義表現文學，從古羅馬詩人奧維德（“時間吞噬一切”）到同樣詩意的20 世紀俄裔法國女詩人愛爾莎·特麗奧萊（“時間燃盡了，卻沒有留下任何灰燼”）。當然，談這些難免讓我們詩興大發，所以我現在正哼唱著一首根據法文詩改編的歌曲，歌曲名為“時間流逝”，歌中唱道：“時間是多麼善於消除一切，甚至悲傷的記憶（雖然它並未提到，在這個過程中它也會消除我們）。”現在，由於已經認識了凸性效應，我們可以運用一點兒科學方法自己來分類，判斷哪些東西應該會被無情的時間迅速吞噬。脆弱的事物終將破碎，幸運的是，我們能夠搞清楚什麼是脆弱的。甚至我們認為具有反脆弱性的事物也終將破碎，只是那將會在很長一段時間以後才會發生（酒的年頭越久越醇，但也僅限於一定程度；而且，如果你把它放在一個火山口，那麼情況就不是這樣了）。 前一段第一句引述的西蒙尼德斯的詩句，還有下一句：“連最堅固的東西也不例外。”所以，西蒙尼德斯其實對強韌性已經有了一個粗略的實用性理解，即最牢固的東西更難被時間吞噬，因此也將是最後一個被吞噬的。當然，他沒有想到的是某種東西具有反脆弱性，因此永遠不會被吞噬。 現在，我堅持認為，透過否定法進行預測是唯一有效的方法：用其他方法來預測不可能不在某些地方遭遇“火雞”問題，特別是在今天我們生活的複雜環境中。我不是說不會出現新的技術——某種新事物肯定會在一段時間內十分風靡。當然，脆弱的事物都會被其他東西替代。但是，這個“其他東西”是不可預測的。你心目中的那項技術，不會是成功的技術， 無論你認為它多麼恰當和適合——恕我直言，這只是你的一廂情願而已。 回想一下，最脆弱的就是建立在可預測性基礎上的預測，換句話說，那些低估“黑天鵝” 事件的人終將遭到淘汰。 可以肯定的是，易於遭遇“黑天鵝”事件的事物最終將被歷史所吞噬，因為時間將增強該事件的發生機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長期預測要比短期預測更可靠，這是一個有趣的明顯矛盾。但換一種思路，一般預測（不涉及當前已確認為脆弱的事物）的準確度則隨時間而降低；由於存在非線性，時間越長，準確性下降得越快。你對計算機工廠的銷售量或者大宗商品供應商的利潤所做出的10 年期預測的錯誤率，是一年期預測錯誤率的上千倍。 學習做減法想想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裡所做的未來預測，就像儒勒·凡爾納、赫伯特·喬治·威爾斯、 喬治·奧威爾在文學小說中所表達的，或者部分科學家或未來學家曾經說過的，但如今已經被人遺忘的一些對未來的敘述。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似乎主宰著世界的工具，如網際網路，或者第四卷中提到的將輪子裝在旅行箱上等普通事物，卻完全未能從這些預測中尋到蹤影，但忽略這些並非其主要的錯誤所在。問題在於，幾乎所有想象出來的事情都從來沒有發生過， 除了一些被宣傳過度的逸事（如亞歷山大港的希羅發明蒸汽機的故事，或者達·芬奇發明裝甲車的故事）。我們的世界看起來與他們的世界太接近了，比他們想象或希望想象的更接近。 但我們往往無視這樣一個事實——我們一直在預測一個高度科技化的未來，似乎沒有糾偏機制可以讓我們認識到這一點。 這裡可能存在一個選擇性偏見：那些致力於描述未來的人往往會患上新事物狂熱症（不治之症），一切只是因為他們喜歡現代。 今晚，我將在飯館約見朋友（這個小酒館的歷史至少有25 個世紀）。我會徒步去那裡， 穿的鞋子與5300 年前奧地利阿爾卑斯山冰川中發現的木乃伊穿的鞋子幾乎沒有區別。在餐廳裡，我使用銀器，這是源於美索不達米亞的技術，堪稱“尖端技術應用”，因為它幫助我有效地“對付”面前的羊腿——把它切開而不會燙傷手指。我會喝點酒，這種飲料已經被人飲用了至少6000 年了。酒會被倒入玻璃杯中，我的黎巴嫩同胞聲稱玻璃杯是腓尼基祖先發明的，如果你不同意這一說法，我們也可以說玻璃物體被當作裝飾品出售至少有2900 年的歷史了。吃完主菜，我將享用一個“較為年輕的技術”——手工乳酪，相對於那些製造工藝幾個世紀不變的老技術而言，這項新技術的價格卻更高。 如果有人在1950 年預測這樣一個小聚會，他想象中的東西將大為不同。所以，感謝上帝，我不會穿著用閃亮的合成纖維製成的太空服，吃著營養最佳化藥片，透過螢幕與我的晚餐夥伴交流。事實上，我的夥伴還會對著我的臉噴出透過空氣傳播的細菌，因為他們沒有生活在銀河系某個偏遠的人類殖民地。食品烹飪還是會沿用一種非常古老的技術（火），以及一些自羅馬時代就沒有很大變化的廚房用具和器械（除了其所用的一些金屬的材質）。我會坐在一個（至少）有3000 年曆史的傢俱上，它俗稱椅子（如果有任何區別的話，那就是遠遠不如埃及祖先的椅子那麼華麗精緻）。我也不會坐著會飛的摩托車去飯館。我會徒步走過去， 如果快要遲到了，我會乘坐一輛計程車趕過去，這也是有一個世紀之久的技術了，開車的很可能是一位移民——而一個世紀前，巴黎街頭就常常可以看到移民（多為俄羅斯貴族）駕駛代步馬車，這與如今柏林和斯德哥爾摩（伊拉克人和庫爾德難民）、華盛頓特區（衣索比亞的博士後學生）、洛杉磯（喜歡音樂的亞美尼亞人）和紐約（各國移民）的情形一樣。 戴維·艾傑敦表明，21 世紀初，我們生產的腳踏車數量是汽車產量的兩倍半，而且將大部分的技術資源都用在維護現有裝置或改進舊技術上（請注意，這不僅是中國才有的現象： 西方各大城市都在積極努力地成為“腳踏車友好城市”）。還有，一個最為重要，但被人們討論次數最少的技術莫過於避孕套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看起來最不像一項技術，它經歷過許多有意義的改進，目的主要是讓它越來越不引人注意。 圖20–1 龐貝古城中發現的炊具，與當今（裝備精良的）廚房中的用具幾乎沒有差別所以，最重要的錯誤在於：當被要求想象未來時，我們傾向於拿當下作為基準，然後加入新的技術和產品，以及其他我們認為合理的事物，儘管這只是在過去的發展格局上的一種生硬的新增和篡改，最終杜撰出一個未來。我們還根據自己對當下狀況烏托邦式的幻想來描畫未來的社會，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己的意願推動的——除了少數被稱為災難預言者的人，實際上未來世界中主要棲息著人類的慾望。所以，我們傾向於將其過度技術化，而低估了將輪子裝在旅行箱上這類似乎毫無技術含量的發明，而此類發明在下一個世紀仍可能被眾人所忽略。 我還要談談人們無視過度技術化的現象。離開了金融界之後，我開始參加一些時尚的研討會，參加會議的人員是尚未致富和已經富足的技術人員以及新興的技術知識分子。最初， 我很高興看到他們都不戴領帶，因為生活在一群整日戴著領帶、衣冠楚楚、面目可憎的銀行家中間，我誤以為不戴領帶的人一定不是徒有其表的人。然而，這個看似豐富多彩，用各種光鮮的電腦形象和花哨的動畫渲染的會議卻令人失望。我知道我不屬於這裡。我並不只是不贊同他們這種對未來做加法的方式（不是從命運中減去脆弱性，而是增加脆弱性），也不是因為他們固執的新事物狂熱症導致他們無視其他的機會。我花了不少時間才認識到這個原因： 他們極其欠缺優雅。技術思想家往往有一種“工程思維”——不太客氣地說，他們有自閉症傾向。雖然他們通常不戴領帶，卻顯示出書呆子的所有氣質——主要是缺乏魅力，對事物而非人感興趣導致他們往往忽視自己的外表。他們喜歡精確，卻犧牲了實用性，而且他們通常缺乏文學素養。 這種缺乏文學素養的情況，實際上是對未來缺乏判斷力的一個標誌，因為它通常伴隨著對歷史的貶低，是無條件求新的副產品。除了科幻小說這一孤立而狹窄的領域，文學大多關乎過去。我們不會透過中世紀的教科書來學習物理學或生物學，但我們還是會讀荷馬、柏拉圖，或者相對現代的莎士比亞。我們說到雕塑的時候不得不提及菲狄亞斯、米開朗琪羅，或偉大的卡諾瓦。這些都存在於過去，而不是未來。只需踏進博物館，你內在的審美思維就與這些古人相通了。無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你往往都會學習並尊重歷史知識，即使你未必贊同。而過去的歷史，如果妥善處理，正如我們將在下一節中看到的，能比現在更好地預測未來。要了解未來，你並不需要技術自閉症們所用的術語，不必痴迷於“尖端技術”，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你只需要做以下工作：對過去保留一些尊重，對歷史記錄保留一些好奇， 對老人的智慧保留一絲渴求，並掌握“啟發法”的概念，這些不成文的經驗法則對生存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換句話說，你將被迫重視能世代流傳、能倖存下來的東西。 最理想的技術但是，透過自我削減的方式，技術便可以消除不良技術帶來的影響。 技術的巔峰狀態，往往是在我們看不到它的時候。我相信，當一項技術取代了有害的、 不自然的、不友好的，最重要的是天生脆弱的舊技術時，它就給我們帶來了最大的效益。許多留存到今天的應用都成功地打破了現代化，特別是20 世紀的實利主義的有害影響：徒有其表、高高在上的人佔據了大型跨國官僚企業；孤立的家庭和電視機形成單向關係，居住在遠離市區的、出行需靠汽車的社群裡，人際關係變得更加孤立；國家佔據主導地位，特別是建立了邊境管制的軍國主義的集權化國家；強大媒體對思想和文化的破壞性專政；騙人的經濟管理機構對經濟思想的出版和傳播的嚴格控制；大公司企圖控制已受到網際網路威脅的市場； 被網路摧毀的看似強大的企業，等等。現在，你再也不必在聽到“按1 為英語”後，在系統中排隊等著一位粗魯的接線員幫你預訂塞普勒斯的蜜月安排了。在許多方面，雖然仍不自然，但網際網路還是消除了我們身邊一些更不自然的元素。例如，消除了紙質檔案，使得官僚主義這個現代化產物比紙質化辦公的時代日漸式微。如果有一點點運氣，計算機病毒會清除所有的記錄，幫助人們擺脫他們過去的錯誤。 即使是現在，我們也正在用技術來扭轉技術。還記得我說過，我走進餐廳穿的鞋與前古典主義時期在阿爾卑斯山發現的木乃伊所穿的鞋子沒有多大的區別。製鞋行業花了幾十年開展“工藝設計”，希望製造出完美的步行鞋和跑步鞋，加上各種形式的“支援”機制和材料為鞋子增加減震氣墊，現在卻開始向我們出售讓腳擺脫束縛、迴歸光腳感受的鞋子了—— 他們希望鞋子不要那麼顯眼，它們的功能只是保護我們的腳免受傷害，而不是指示我們該怎麼走路（那曾經是我們對鞋子使命的現代主義詮釋）。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賣給我們的是古代狩獵採集者腳上的老繭硬皮，我們可以穿著它在大自然中漫步，然後在重新回到文明社會時脫下它。穿這種鞋走在大自然中，就好像在三維世界裡又喚醒了一個新的維度一樣。而普通鞋子則感覺像腳的石膏鑄模，把我們與環境分離開來。此外，新型的鞋子也不失優雅： 它的技術在鞋底上，而不是在鞋面上，鞋底可以既結實又很薄，從而使腳可以貼地行走，就好像赤腳走路一樣——我發現我最好的一雙鞋是在巴西買到的義大利款式的鹿皮鞋，既可以讓我在石頭路上跑步，又可以穿著它去餐廳吃午飯。 其實，也許這些製鞋公司應該只賣給我們增強型防水襪（這正是阿爾卑斯山的古人所穿的），但這可能不會給公司帶來很多利潤。 平板電腦（特別是iPad）的一大用途是，它允許我們迴歸巴比倫人和腓尼基人的寫作方式——在平板上寫東西（最初古人就是在石板上記事的）。現在，人們可以透過手寫，或更準確地說，透過手指書寫的方式來進行記錄——用手寫可要比透過鍵盤等介質進行記錄舒服得多。我的夢想是，終有一天可以透過手寫的方式記錄所有事，就像現代化之前幾乎每一位作家做的那樣。 因此，技術的自然特性，可能就是被自身所替代。 接下來，我要說明為什麼未來大多存在於過去之中。
越活越年輕：林迪效應現在讓我們來談談更具技術性的內容，此時我們有必要做一個區分，即將會自然消亡的 （如人類、單個事物）與不會自然消亡的（可能永生的）事物區分開來。不會自然消亡的事物不像有機體那樣受到不可避免的到期日的約束。會自然消亡的事物通常是一個物體，而不會自然消亡的事物在本質上富含資訊。單獨的一輛汽車是會自然消亡的，但是汽車作為一項技術已經存在了約一個世紀（而且，我們推測應該還能存在一個世紀）。人類會死亡，但他們的基因程式碼則不一定會消亡。書籍本身是容易腐爛的，比如某個版本的《聖經·舊約》，但其內容不會消亡，因為它們可以在另一本書中得以表達。 讓我先用黎巴嫩方言來表達我的想法。當你看到一個年輕人和一個老人，你可以自信地判斷，年輕人一定會比老年人的剩餘壽命更長。但對於不會自然消亡的事物，比如一門技術， 情況就不同了。我們可以看到兩種可能性：要麼兩者預計都有同樣長的剩餘壽命（其機率分佈的情況被稱為指數分佈），或者老技術的預期剩餘壽命要比新技術的更長，與它們的當前相對壽命成正比。也就是說，如果老技術的壽命已經有80 年，新技術的壽命有10 年，那麼老技術的預期剩餘壽命將是新技術的8 倍。 表20–1 不同領域的“老”事物和“新”事物比較相對預期剩餘壽命領域機率分佈新事物的預期剩餘壽命比老事物的更長會自然消亡的：人類和其他動物的壽命高斯分佈（或接近於高斯分佈，屬於同一類別） 新事物與老事物的預期剩餘壽命相等不會自然消亡的資訊：物種的壽命指數分佈林迪效應：老事物的預期剩不會自然消亡的資訊：知識性產品冪律分佈餘壽命比新事物的更長，與它們的當前年齡成正比的壽命，類屬的壽命現在，根據事物屬於哪一類，我做出以下提議（基於偉大的伯努瓦·曼德布羅特對林迪效應的詮釋）： 對於會自然消亡的事物，生命每增加一天，其預期壽命就會縮短一些。而對於不會自然消亡的事物，生命每增加一天，則可能意味著更長的預期剩餘壽命。 因此，一項技術存活的時間越久，其預期剩餘壽命就越長。讓我來說明一下這個觀點（人們第一次總是很難理解它）。比如，我已知的唯一資訊是，一位男士已經40 歲了，我想預測他能活多久。我可以用保險公司所用的那種精算表，看看經年齡調整後的預期剩餘壽命， 該表預測他還能存活44 年。明年，當他41 歲時（或同樣，我也可以以同樣的方式來精算另一個當前41 歲的人的預期壽命），他還能存活43 年的時間。因此，每過一年，他的預期剩餘壽命將縮短大約一年（實際上，比一年要少，因此，如果出生時他的預期壽命是80 歲， 那麼當他到80 歲時，他的預期剩餘壽命不會是零，而是還可以再存活10 年左右）。 而不會自然消亡的事物，情況則相反。為了清楚易懂，我在這裡將資料簡化一下。如果一本書已經出版發行了40 年，我預計它可以再發行40 年。但是，主要區別在於，如果它又存活了10 年，那麼預計它會再發行50 年。簡單地說，作為一項規律，它告訴你為什麼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的事物不會像人類那樣“老化”，而是會越來越“年輕”。每過一年，只要該事物沒有滅絕，它的預期剩餘壽命就會翻番。這也是強韌性的一個指標。一個物體的強韌性與它的當前壽命成正比！ 物理學家理查德·哥特應用了似乎完全不同的推理來說明：我們以任何隨機選擇的方式觀察到的事物可能既不處於其生命的開始，也不處於其生命的結束，而最有可能處於生命的中間。有人批評他的論點相當不完整，但他在檢驗其論點時也檢驗了我剛才提到的問題，即一個事物的未來預期壽命與它過去的壽命成正比。哥特在某一天（1993 年5 月17 日）列了一張百老匯的演出表，並預測，上演檔期最長的那出戏劇將經久不衰，反之亦然。他的預測被證明有95%的準確度。孩提時期，他就參觀過大金字塔（5 700 年的歷史）和柏林牆（12 年的歷史），並正確地猜到，前者會比後者留存的時間更長。 事物預期壽命的相對比例無須明確檢驗，這是“贏家通吃”效應在壽命方面的直接顯現。 當我提出這個想法時，通常會犯兩個錯誤——人們很難掌握機率的概念，尤其是當他們上網時間過多時（他們並非沉迷於網際網路，而是我們天生就不容易理解機率）。第一個錯誤常見於我們目前認為是低效和垂死技術之類的反例，例如固定訊號塔、印刷報紙和裝著紙質報稅收據的櫃子。很多新事物狂熱症患者會被我的這些論點激怒。但我的論點不是針對所有技術，而是針對技術的壽命，這只是從機率匯出的平均數而已。如果我知道一個40 歲的人患上了致命的胰腺癌，我將不再使用無條件的保險表來估計他的壽命，認為他還能像同齡的健康人那樣再存活44 年的觀點是錯誤的。同樣的，某些人（技術專家）認為我的觀點是在暗示，目前還不到20 年曆史的全球資訊網將只剩下20 年的壽命——但我的觀點實質上是針對平均而非所有情況。但總體來說，一項技術的歷史越長，不但它的預期存活時間更長，而且對這一論點的肯定性也將更強。 請記住以下原則：我不是說所有的技術都不會老化過時，只是說，那些容易過時的技術， 實際上已經被宣判了死刑。 第二個錯誤是相信採用了“年輕”的技術，你行動起來就可以像“年輕人”一樣。這揭示了一種邏輯錯誤和心理偏見。它歪曲了一代代人不斷貢獻所累積的力量，使人產生一種幻覺，即新一代的貢獻要遠勝老一代——而事實上，從統計資料來說，“年輕”的技術幾乎毫無作為。許多人都犯了這個錯誤，但最嚴重的當屬最近我看到的一個憤怒的“未來派”諮詢師，他指責那些還在採用“老古董”技術的人（他其實比我的年紀還大，像大多數我知道的技術迷一樣，看起來病怏怏的，典型的梨型身材，下巴和脖子之間看不到明顯過渡）。我不明白為什麼一個人喜歡歷史悠久的東西，就會表現得像“老古董”。這麼說的話，我的行為舉止在喜歡古典文化（“更老的”）的時候就要比在喜歡“更年輕”的中世紀題材的時候更像 “老古董”。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就好像說人吃牛肉就會變成牛一樣。它實際上是一個比吃什麼變什麼的推論更糟糕的謬論：技術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資訊，而不是一個實體，它不會像人類一樣發生肌體的老化。比如輪子是不可能經歷退化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是不會變成“老古董”的。 給特定人群的行為貼上“年輕”或“年老”的標籤，是一種更危險的做法。如果大家不看網路上那種高調宣傳的、精心包裝的18 分鐘的宣傳片，而是關注生活中十幾歲和二十幾歲的青年人（他們手中也許掌握著通向未來的鑰匙），你們就會換種思考方式。許多進步都來自於年輕人，因為他們有相對不受系統束縛的自由與採取行動的勇氣，而年長者則多囿於生活而失去了這些品質。但是，年輕人提出的想法大多都是脆弱的，不是因為他們年輕，而是因為大多數未經歷練的想法往往是脆弱的。當然，很多人之所以吹噓“未來主義”理念是因為宣傳過去的理念賺不了那麼多錢，新技術當然比較容易振奮情緒。 我收到一封來自蘇黎世的保羅·杜蘭的有趣的信，他想知道，如果我們不知道21 世紀需要哪些技能的話，我們又如何能教給孩子21 世紀的生存技能呢——實際上，他想到了被卡爾·波普稱為歷史主義錯誤這一重大問題的優雅的應用。我的回答是，讓孩子們多讀經典著作。未來包含在過去之中。其實有一個阿拉伯諺語就是這麼說的：沒有過去的人就沒有未來。
一些心理偏差接下來，我要提出一個受隨機性愚弄效應的應用。資訊有一個討厭的特性：它會將失敗隱藏起來。很多人在聽到有人炒股致富，在街對面買了一套豪宅的成功故事後，都會被吸引進入金融市場——但實際上，有關失敗的資訊都被掩藏起來了，我們沒有聽到它們，所以受資者投到誤導而高估了成功機率。這一規律同樣適用於小說的寫作：我們沒有看到過絕版的精彩小說，我們只是認為，銷量高的小說寫得都好（不管你怎麼理解），那麼寫得好的小說也一定銷量高。實際上，我們混淆了必要條件和因果關係：因為所有幸存的技術都有一些明顯的好處，這促使我們相信，所有能帶來明顯好處的技術都將留存下來。我會把那些深奧難懂、有助於生存的特性留到後面的章節中進行討論。但在這裡，請關注導致人們相信某些技術的“威力”及其主宰世界能力的心理偏見。 另一種導致我們過分宣揚某種技術的心理偏見，來自我們只關注動態而非靜態的事實。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這種偏見在有關財富問題上的反映，這是由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發現的。 （他們發現，人類的大腦喜歡最輕鬆的方式，並因此陷入一些誤區。 他們開創了一種對人們的偏見進行分類和繪圖的模式，以反映出人們對隨機結果的認知和在不確定情況下做決策的感受）。如果你對某人說“你損失了10000 美元”，會比你告訴他“你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原本是785000 美元，現在是775000 美元”更讓他心煩。我們的大腦偏好走捷徑，局面的變化總是比全域性更容易被大腦注意（和儲存），需要的記憶體空間也更小。 這種心理啟發法（通常，我們自己也意識不到它的運作），即以變化取代整體的錯誤是相當普遍的，甚至很容易被觀察到。 首先，我們對變化的注意，遠遠多過扮演重要角色但不變的事物。我們對水的依賴要超過對手機的依賴，但因為水不會改變而手機一直在變，因此，我們很容易將手機發揮的作用想象得比它們的實際作用更大。其次，因為新的一代人更積極地開發技術，我們注意到他們嘗試了更多的東西，但我們忽略了這些技術的應用通常並不長久。大部分“創新”是失敗的， 就像大多數書籍都滯銷一樣，但這不應妨礙人們去嘗試。 新事物狂熱症和跑步機效應比如說，你開著你買了兩年的日本汽車在高速公路上行駛，並被一輛看上去明顯不同的同一品牌最新款汽車超過。那輛車看起來明顯更好。它的保險槓稍微大一些，尾燈也更寬一些。這些外觀上的細節變化（或許還有一些隱藏的技術改進）僅僅代表了不到幾個百分點的變化，除此之外，這輛車看起來跟你的車是一樣的，但單就這輛車的外形來看，你就是感覺它更好。你看著那輛車的尾燈想，你也應該換輛車了。在賣掉自己的汽車後，還得多支付約三分之一的錢——所有這些都是因為這些小小的、主要是外觀上的變化。但換汽車與換電腦相比，成本還算小——一臺舊電腦的價值微乎其微。 比如說你用的是蘋果電腦。這是一個星期前你剛剛買的一臺新款電腦。在飛機上，坐在你旁邊的人從他的手提包裡掏出了一臺舊電腦。它雖然與你的電腦同屬一個系列，但看起來感覺更差些——機身較厚，螢幕清晰度也不夠。但是，你忘記了當年你也曾買過一臺同一型號的電腦，你因此還興奮了好一陣子。 手機也是一樣：你會看不起那些攜帶笨重的老款手機的人。但就在幾年前，你還認為它們又小又光鮮呢。 所以，在這麼多技術驅動型的現代化事物的包圍下（包括滑雪板、汽車、計算機，計算機程式），我們似乎更關注不同版本之間的區別而非共性。我們甚至迅速厭倦我們所擁有的東西，並不斷尋找升級版。之後，期待另一個“改進版”的新產品。這種購買新產品，最終又對其失去新鮮感（尤其是與更新的東西比較時），並期待購買更新款產品的衝動被稱為“跑步機效應”。讀者可以看到，它們與前一節中提到的人們更容易注意變化的心理偏見的誘因是一樣的：我們會關注變化，並對沒有變化的某些事物和某類商品感到不滿。丹尼爾·卡尼曼和他的同事在研究被他們稱為享樂體驗的心理時，對跑步機效應進行了調查。人們在獲得一個新的物品後，開始會感覺興奮，隨後又會迅速恢復常態。所以，當你進行“升級”後， 你會對技術的變化感覺非常滿意。隨後，你會很快習慣這一變化，並開始尋找新事物。 但我們對古典藝術、老式傢俱——總之不歸於技術一類的事物，似乎就沒有這種跑步機效應。比如，你在同一間屋子裡掛了一幅油畫，還擺了一臺平板電視。這幅油畫繪於近一個世紀以前，呈現的是經典的佛蘭德風景，佛蘭德陰暗的天空、雄偉的樹木，以及平凡但寧靜的鄉村景色。我敢肯定，你不會急於對你的油畫升級換代，但你的平板電視機卻有可能很快被你捐獻給某個愛腎基金會的地方分會。 我們的飲食也是如此，想想看我們還在嘗試仿效19 世紀的晚餐習俗。因此，世界上至少有一個領域並不是我們力求處處最佳化的。 我寫這本書時一開始是用手寫方式，用的是一支陪伴我多年的鋼筆。我並不計較我的筆的新舊程度。它們中好多支都非常古老，少說也有好幾十年的歷史了，其中一支（最好的） 我用了至少30 年。我也不在乎紙張的微小變化。我喜歡使用克萊楓丹品牌的紙張和筆記本， 它們從我童年時期起就沒有大的變化——如果說有什麼變化的話，那就是它們的品質下降了。 但是，當涉及將我的草稿轉錄成電子文件時，我就開始擔心，我的蘋果電腦可能不是最好的工具。我不知從哪裡聽說，新版電腦的待機時間更長，因此我打算不久後，在我產生購買衝動時對我的電腦升級換代。 注意，我們在技術領域和現實生活領域對事物的看法呈現出奇怪的差異。每當我搭乘飛機，坐在一個用電子閱讀器閱讀企業家常讀的垃圾文章的企業家旁邊，企業家總是忍住不把他的電子閱讀器與我閱讀的紙質書籍進行比較，並對我的書嗤之以鼻。據說，電子閱讀器的 “效率更高”，它承載的是書的內容，是企業家稱為資訊的東西，而且攜帶更方便，他可以在他的裝置裡下載能裝滿一個圖書館的書籍，還可以“最佳化”利用他打高爾夫球的空閒時間。 我從來沒有聽任何人說過電子閱讀器和實體書的重大區別，比如氣味、質地、尺寸（書是三維的）、顏色、翻頁的能力、與電腦螢幕相比的手感，以及導致我們的閱讀感受莫名不同的隱性特徵。討論的重點往往是兩者的共性（這個奇妙的裝置多麼像一本書）。然而，當他將他的電子閱讀器與其他電子閱讀器比較時，他卻會睜大眼睛盯住那些微小的差異。正如黎巴嫩人碰上敘利亞人，他們會關注各自的地中海東部方言的細微差異，但是當黎巴嫩人碰上義大利人，他們都會關注他們之間的相似性。 有一種啟發法可以幫助我們對這些物品歸類。首先是電子開關。任何東西，只要上面帶有“開”和“關”的按鈕，空服人員就會對我大叫，讓我關掉。這種東西必然屬於某一類（但反之則不然，因為許多沒有開關按鈕的物品也投新事物狂熱者所好）。對於這些物品，我會關注它們的差異，加上新事物狂熱症。但是，讓我們看看藝術品（屬於另一類）與工業產品的區別。藝術品都會被創作者注入自己的感情，而且容易讓人滿足——我們不會像看待電子產品那樣，總有一種感覺不盡完美、有待改進的挑剔心理。 此外，技術性的東西往往都很脆弱。我們對藝術家的作品很少產生跑步機效應，這些東西都帶有一定的反脆弱性——比如，我腳上這雙手工製作的鞋子，這得耗費鞋匠好幾個月的時間才能製作完成。而帶“開關按鈕”的物品往往沒有這種補償性的反脆弱性。 但是對於有些東西，我們倒是希望多一點兒脆弱性，這就引出了我們對建築的討論。
建築和不可逆轉的新事物狂熱症有一些建築師之間的進化戰爭，逐漸演變成了一種複雜的新事物狂熱症。現代主義建築與功能主義建築的一個問題是，它的實體不夠脆弱、不易打破，因此，這些建築物就只能矗立在那裡，折磨著我們的感官——你沒法預測它們什麼時候能夠最終消失。 順便說一句，城市規劃顯示出了自上而下效應的核心特點：自上而下通常是不可逆的， 所以一有錯誤往往根深蒂固，而自下而上則是逐步漸進的，創造和破壞同步進行，雖然創造的步伐能夠稍微快一些。 此外，無論是城市或是樓房，只要是以自然的方式增長的，就都具有分形的特徵。就像一切生物和有機體一樣，如肺或樹木，它們以自我引導的形式生長，同時馴服了隨機性。什麼是分形？回憶一下我們在第3 章中講的曼德布羅特的洞見：“分形”既需要雜亂的延伸擴充套件，也需要自相似性（曼德布羅特喜歡用“自仿射性”的概念），如樹木會生出很多枝條， 每個枝條看起來都像一棵小樹，枝條上又生出更小的枝條，看起來仍與整體相仿，就像稍加修飾但仍識別得出的整體。這些分形基於巢狀模式重複的規律，產生了某種豐富的細節。分形需要一些雜亂的表象，但是你會有一些方法來識別其雜亂背後的規律。大自然中的一切從本質上來看都是分形結構——雜亂、富含細節，但是遵循一定的模式。相比而言，有序則屬於我們在學校學習的歐幾里得幾何，簡化了形狀，但失去了豐富的內涵。 可惜的是，當代建築都是有序的，雖然有時它們會顯得怪異。但是，自上而下進行的創造通常都是死板的（即不具有分形結構），感覺死氣沉沉的。 有時候，現代主義會拐彎走上自然主義之路，然後停在那條路上。建於20 世紀初的巴塞羅那高迪建築就是從大自然和其他豐富的建築形式（巴洛克式和摩爾式建築）中汲取靈感而建造的。我曾參觀過那裡的一個房租管制公寓，感覺就像進了一個修繕過的洞穴，充滿了豐富、雜亂的細節。我甚至相信，我前世就是住在這樣的環境中的。豐富的細節卻能促進內心的平靜，這是非常微妙的事。可惜的是，高迪的概念後來除了催生非自然和幼稚的現代主義建築雛形外，並未繼續發展：此後，現代主義結構趨向於光滑有序，完全脫離了分形結構的無序。 我寫作時喜歡面朝樹木，並且，如果可能的話，儘量看向長著野生蕨類植物的無人管理的花園。但是，稜角分明的白色牆壁卻讓我感覺緊張。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建造的幾乎所有東西，都有一種不自然的有序結構。 對於一些人來說，這些建築物造成的危害不僅限於審美層面——許多羅馬尼亞人就對獨裁者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破壞傳統村莊，代之以現代高樓的做法極為不滿。新事物狂熱症和獨裁成為一個爆炸性的組合。在法國，一些人將移民騷亂歸咎於住房工程中的現代建築。 正如記者克里斯托弗·考德威爾對現代這種不自然的生活狀況的描述： “勒·柯布西耶將房屋稱為‘居住的機器’。我們現在看到，法國的住房專案已經成了疏離人際關係的機器。” 簡·雅各布斯是紐約的城市活動家，以其英雄般的政治風範力抗建築和城市規劃層面的新事物狂熱症。痴迷於現代化城市夢想的是羅伯特·摩西，他改善紐約的方式是將大片住宅夷為平地，然後修建大型公路和高速公路，這種方式嚴重破壞了自然秩序，造成的罪孽甚至超過奧斯曼。我們在第7 章中看到，奧斯曼在19 世紀拆除了巴黎周邊的一整塊地區，以騰出空間修建“格蘭大道”。雅各布斯反對一切高層建築，因為它們扭曲了城市生活的體驗， 城市生活原本應該是在大街小巷中品味的。此外，雅各布斯還反對羅伯特·摩西修建那麼多公路，因為這種交通引擎會吸乾城市的生命——對她來說，城市應該致力於為行人服務。 我們又一次看到了機器和有機體的二分法：對雅各布斯來說，城市是一個有機體，但對摩西來說，城市則是一臺需要改良的機器。事實上，摩西還計劃將西村夷為平地；多虧了雅各布斯的四處請願和不懈的反對，這片地區——曼哈頓最漂亮的一片地區——才得以完好無損地保留下來。有人可能想給摩西正名，因為不是所有他主張的專案都是邪惡的，有些可能給人帶來了益處，比如有了高速公路後，對中產階層來說去公園和海灘就容易多了。 回想一下我們對自治市特點的討論，這些自治市並沒有變得更大，因為規模越大，問題會變得越抽象，而抽象不是人性可以妥善管理的。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城市生活：社群就像村莊，需要保持村莊的特徵。 最近，我在倫敦遇上了一次交通堵塞，你會聽到有人說，這種行駛速度相當於一個半世紀前，或者更慢。我花了將近兩個小時的時間才從倫敦的一頭到達另一頭。當我堵在路上， 跟（波蘭）司機似乎無話可談時，我也在想奧斯曼是否真的是不正確的，如果倫敦也有奧斯曼之流把大批社群夷為平地，拓寬道路來疏導交通，這個城市是否會變得更好。直到我突然意識到，實際上，與其他城市相比，倫敦交通如此繁忙，是因為人們想住在這裡，而且對他們來說，住在這裡的益處超過成本。倫敦超過1/3 的居民都是在外國出生的，而且，除了移民，地球上最富有的一群人最初也是在倫敦市中心的臨時住所裡發跡的。缺少街道、缺少占主導地位的政府可能正是這個城市的魅力之一。沒有人會在巴西利亞購買臨時住所，因為這個城市是從無到有、從地圖上豎立起來的、完全自上而下的城市。 我也查詢了如今巴黎最昂貴的街區（如第六郡或聖路易斯），它們都是19 世紀翻新工程中被遺漏的地區。 最後，我認為下文是對目的論設計的最好反駁。建築物自誕生後常常會出現變化，就好像它們需要緩慢地進化以與周圍變化的環境相契合：它們會改變顏色、形狀、窗戶和特徵。 斯圖爾特·布蘭德在他的書《建築物如何進行學習》中登出了照片，顯示建築是怎樣隨時間而改變的，就好像它們需要蛻變成識別不出的形狀——奇怪的是，這些建築自興建之時， 就從未考慮到未來改變的可選擇性。
落地窗我提出的對建築現代主義的懷疑不是無條件的。雖然大部分建築元素都帶來了不自然的壓力，但是某些元素還是有所改善的。例如，在鄉村的環境中，落地窗能讓人們最大限度地接觸大自然——在這裡，技術再次呈隱性狀態。過去，窗戶的大小需根據散熱方面的考慮來決定，因為窗戶隔熱效能差，熱量會迅速從窗戶散掉。但是，今天的材料可使我們擺脫這樣的限制。此外，為應對大革命後開徵的門窗稅的情況，許多法國建築的窗戶數量非常少。 穿起來無拘無束的鞋，讓我們能夠感受到地面，如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所說，現代科技可以使我們扭轉文明從植物走向石頭（也就是從分形走向歐幾里得數學）的這一趨勢。我們現在正從光滑有序的石頭回歸豐富的分形和自然。曼德布羅特在一扇俯瞰樹林的窗前寫道： “我是那麼渴望分形的唯美，其他的選擇都是不可想象的。”現代技術使我們能夠與大自然融合，不只是一扇小窗戶，一整面牆都可以是透明的，面向鬱鬱蔥蔥的茂密森林。 公制度量國家追求新鮮事物的一個例項是：公制度量運動，也就是使用公制來取代“古老”的度量，理由是為了提高效率——這樣做“理由充分”。這一邏輯可能無可挑剔（當然，直到有一個更好的、不那麼幼稚的邏輯取而代之，就像我在這裡想嘗試的一樣）。讓我們來看看， 在這個問題上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之間的差異。 華威·凱恩斯與簡·雅各布斯很相似，他在法庭上據理力爭，為英國市場上的農民們爭取繼續以磅為單位銷售香蕉和類似商品的權力，因為他們拒絕使用更“理性”的公斤。公制度量誕生於法國大革命，是烏托邦式情緒的產物，這其中包括把冬季的月份名稱改為雪月、雨月、風月，以描述性的方式說明天氣，還有一週改為10 天，以及類似的天真想法。幸運的是，改變時間的計劃失敗了。然而，雖然幾經周折，公制度量還是被廣為推行，但在美國和英國，舊制度量的地位仍然難以撼動。1832 年，在希臘獨立12 年後，法國作家埃德蒙德訪問了希臘，他記錄了農民們如何飽受公制度量的折磨，因為這對他們來說太不自然了，因而他們繼續堅持使用奧斯曼帝國時代的度量標準。[同樣的，由於對阿拉伯字母實行“現代化”，將讀起來像詞語一樣容易記憶的閃語詞序（ABJAD，HAWWAZ）變成邏輯順序 （A-B-T-TH），結果導致阿拉伯人背誦字母的能力大大降低]。 但很少有人意識到，自然形成的度量體系背後自然有其邏輯：我們用英尺、英里、磅、 英寸、弗隆、英石等計量單位，因為這些都是古人直覺的產物，我們使用它們只需付出最低的認知努力。而且，所有文化中都有一些類似的度量方法，用實物去衡量每天遇到的事情。 比如，公尺無法與任何實物匹配，但英尺卻有相匹配的東西。我可以輕易地想象“30 英尺” 的長度。再看英里，該詞源於拉丁文miliapassum，意思是走一千步。同樣的，一英石（14 磅）與什麼相對應呢……當然，是石頭。一英寸對應的是一個拇指的長度。一弗隆的距離是人們一口氣可以衝刺的距離。一磅源於libra，就是你能想象你的雙手可以捧得住的重量。 回想一下我們在第12 章中所說的泰勒斯的故事，我們用到了舍客勒這一度量單位：在閃米特人–迦南人的語言中，這個詞的意思是“重量”，具有實體方面的內涵，與磅類似。這些單位出現在我們祖先的生活中絕非偶然——而數字系統本身與我們的10 根手指也存在對應關係。 當我寫這些文字時，毫無疑問，一些每天晚餐吃200 克煮熟的肉類和喝200 釐升的紅酒（這是有益於其身體健康的最適當數量）的人，正在計劃促使“效率”更高的公制度量深入其成員國的鄉村。
把科學變成新聞因此，我們可以把脆弱性和強韌性的標準應用到資訊的處理方面——這種情況與技術類似，脆弱的東西就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東西。所以，最好的過濾性啟發法，就是看書籍和科學論文的流傳年數。只出版一年的書籍通常是不值得一讀的（它具有“流芳百世”的質量的機率非常低），不管炒作得多麼厲害，或者它們看上去是多麼“驚世駭俗”。所以在選擇讀什麼書時，我以林迪效應為指導：已經流傳10 年的書將再流傳10 年；流傳了2 000 年的書籍還將流傳更多時間，以此類推。許多人認識到了這一點，但並未將其應用到學術工作中；學術工作的許多現代實踐，與新聞工作沒有多少區別（除了偶爾的原創作品）。 學術工作因為有尋求關注的傾向，所以很容易受制於林迪效應：想想看，數以百萬計的論文不管在出版時如何大肆宣傳，本質上也只是噪聲。 判斷科研成果或新的“創新”是否真的是突破，問題在於我們需要去看相關觀念的所有層面——而且仍有一些迷惑需留待時間去解決。很多人像老鷹般盯著癌症的研究成果，我卻喜歡引述下列事實：曾有段時間，猶大·福克曼的研究工作令大家興奮不已。福克曼認為， 人們可以透過抑制血液供應治癒癌症（腫瘤需要營養，而且往往會製造新的血管，就是所謂的新生血管）。這個想法表面上看起來無可挑剔，但大約15 年時間之後，我們得到的唯一顯著成果是找到了緩和黃斑變性的方案，與癌症完全無關。 同樣的，看似無趣而可被忽視的結果，在10 年之後卻可能被證明是行業的突破。 所以，時間可作為噪聲的清潔劑，把所有言過其實的作品都扔進時間的垃圾桶。有些組織甚至把此類科學生產變成了廉價的觀賞性競技運動，比如評選出直腸腫瘤領域或諸如此類的子學科下的“十大熱門論文”。 用“科學家”取代上文中所說的“科學成果”，我們也常常會看到相同的新事物狂熱症。 對“40 歲以下”的明日之星科學家的授獎簡直是種病態，這種病蔓延到了經濟學、數學、
金融等領域。數學領域比較特別，因為其成果的價值是可以馬上看到的，所以對該領域我就不作批評了。但對於我很熟悉的領域，比如文學、金融、經濟等領域，我則非常肯定，向 40 歲以下的人授獎恰恰是其價值最好的反向指標（這很像交易員們屢試不爽的經驗：在雜誌的封面或者在《從優秀到卓越》[35]等書籍中被譽為“最佳”的公司往往最終業績不如預期，做空它們的股票一定會讓你賺得盆滿缽滿）。設定這些獎項最糟糕的後果是，將沒有獲獎的人置於不利地位，將這些領域降級成為競技場。 如果我們要設獎的話，就應該為“流傳百年以上”的成果設獎：人類花了140 年來驗證朱利·荷紐的貢獻，後者發現了可選擇性，並從數學的角度將其繪製出來，同時他還發現了我們所稱的鍊金石。但是，他的作品多年來一直默默無聞。 現在，只要看看你高中和大學時感興趣的基礎教材——任何學科都可以，你就會同意我所說的科學領域充滿了噪聲的觀點。隨機翻開一個章節，看看其中的想法如今是否仍然重要。哪些觀念有點兒枯燥，但仍然具備現實意義，或者非但不枯燥，還很重要。它們可能是著名的1215 年《大憲章》（英國曆史）、愷撒的《高盧戰記》（羅馬歷史）、對斯多葛學派的歷史介紹（哲學）、量子力學概論（物理），或貓與狗的基因樹（生物學）。 現在，請嘗試找到5 年前有關某一受關注主題的隨便一場會議的會議記錄。你可能會發現，它與5 年前的新聞沒有多大區別，甚至可能更無趣。因此，從統計上來看，出席一個會議可能與買一張彩票一樣浪費時間，回報很小。一篇論文在5 年後仍然重要且有趣的機率不超過萬分之一。由此可見科學的脆弱性！ 與一名高中老師或者不成功的大學教授的談話，可能也比最新的學術論文更有價值，而且這種談話會較少地遭到新事物狂熱症的侵蝕。我最酣暢的一次哲學交流是與一位法國的公立中學教師進行的，他熱愛哲學，但沒有興趣靠寫論文投身這個行業（在法國，他們在高中的最後一年教哲學）。不管在哪個領域，業餘愛好者往往都是最優秀的，如果你能夠接觸到他們的話。與業餘愛好者不同，職場專業人士奢談知識就好像妓女奢談愛情。 當然，你可能會幸運地在一些地方遇到一些有真才實學的人，但總體來說，在最好的情況下，與學者談話就像與管道工談話一樣，有時候情況更糟，他們就像喜歡聊娛樂新聞的看門人：他們所聊的話題無外乎一些無聊的人（其他學者）和其他瑣事。當然，頂尖科學家的談話有時會令人著迷，這些人積累了淵博的知識，對他們來說，談論某個相關話題遊刃有餘， 因為這些主題與他們的整個研究領域密切地聯絡在一起。但是，這些人在這個世界上已經太罕見了。 我想用以下故事來結束本章。我的一個學生（他偏偏是學經濟學專業的）問我應該根據什麼原則來選擇可讀的書。“儘量不要讀過去20 年裡出版的書，除了不是寫過去50 年內歷史的歷史書。”我脫口而出，而且頗有些不耐煩，因為我最討厭這樣的問題：“你讀過的最好的書是什麼”或“你能否列出十佳書籍”——我心目中的“十佳書籍”的書名在每個夏末都會改變。另外，我一直在推薦丹尼爾·卡尼曼的書，因為這很大程度上是其34~40 年之前的研究心血經過精心篩選和現代修訂後的呈現。我的建議似乎是不切實際的，但是，經過一段時間，這位學生形成了一種閱讀亞當·斯密、馬克思和哈耶克等人原著的習慣，因為他相信這些書籍即使到他80 歲的時候也會時常引用。他告訴我，在定下這個書籍選擇規則後， 他意識到他的同齡人讀的往往都是最及時但很快就會過時的書籍。 應該會消失的東西 2010 年，《經濟學人》雜誌邀請我參加一個專欄的寫作，主題是想象2036 年的世界。 由於《經濟學人》雜誌知道我一向拒絕預測未來（從《黑天鵝》一書中得出的結論），因此他們的意圖是把我當作反方作者，駁斥那些數不清的想象性預測，以實現對立觀點的“平衡”，
因此，他們滿心認為，我會像平時那樣生氣、不屑和氣急敗壞地進行駁斥。 結果，兩個小時的散步之後，我一氣呵成地寫了一系列的預測，並將文稿發給編輯，讓他們著實吃了一驚。他們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我跟他們玩了一個惡作劇，或者某個人誤收到了他們的郵件，於是冒充我寫了回信。在概述了脆弱性和不對稱性（在錯誤面前呈凹性）後， 我解釋說，我預測未來還可以看到靠著一整面牆的書架、被稱為電話的裝置、手工業者的崛起，等等。我的預測是基於這樣的理念：大多數存活了25 年的技術應該還能再存活25 年 ——再次宣告，我指的是大多數，不是全部。但脆弱的事物將消失，或者被削弱。現在， 讓我們看看什麼是脆弱的呢？大的、最佳化的、過度依賴於技術的東西。脆弱的事物過度依賴於所謂的科學方法，而不是經時間驗證的啟發法。今天的大型公司到那時應該都消失了，因為它們將規模視為自己的實力，結果卻被規模所誤：規模之所以是公司的敵人，是因為它會導致公司在“黑天鵝”面前呈現不相稱的脆弱性。城邦制國家和小型公司更容易在未來倖存， 甚至茁壯成長。集權制國家、印發貨幣的央行，以及那些被稱為經濟部門的機構，名義上可能仍然存在，但它們的權力將被嚴重侵蝕。換句話說，我們在三元結構圖“脆弱類”一欄中所看到的東西將消失——取而代之以其他脆弱的事物。 先知與現在針對事物的弱點提出警告（減法式預言），更接近於先知扮演的傳統角色：警告，而不一定是預測，並在人們拒絕接受的情況下預測災難的發生。 先知的傳統角色，至少在地中海東部地區，並不是展望未來，而是談論現在。先知會告訴人們該怎麼做，或者在我看來，更牢靠的方法是告訴人們不該做什麼。在近東的一神論傳統中，無論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先知們，其主要作用是避免會眾放棄唯一真神，
而加入崇拜偶像的異教徒行列，以致引來災難。先知是與唯一真神有著直接溝通，或者至少可以領會神的旨意的人——更重要的是，他要對他的教徒發出警告。閃米特人的先知，稱為Nevi 或nebi（希伯來原文），在發音上與阿拉姆語和阿拉伯語在發音上的細微差別相同， 主要是指能與上帝溝通並傳達上帝旨意的人——‘nab’在阿拉伯語中的意思是“新聞”（其最初的閃語詞根nabu 在阿卡迪亞的意思是“召喚”）。早先被翻譯成希臘文時為pro-phetes， 意思是“代言人”，這在伊斯蘭教中被保留了下來，因為先知穆罕默德就有雙重角色，一是代言人，一是信使。代言人和信使角色之間還有一些細小的等級差別。單純做預測工作的人僅限於占卜者，或者會運用占卜術的各類人等，比如《古蘭經》和《聖經·舊約》中不受人喜愛的“占星家”。迦南人的神學和各種探索未來的方法同樣混亂，但先知僅指與唯一真神打交道的人，而不是像邪神那樣與未來打交道。 在地中海東部地區，先知並不是讓大家特別羨慕的一份職業。正如我在本章開頭所說， 他們很難受人歡迎：耶穌在提到以利亞的命運時（以利亞警告會眾不得敬拜巴力神，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又不得不到敬拜巴力神的西頓尋找慰藉。）宣稱：沒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先知。而且先知的使命並不一定是有人自願承擔的。想想耶利米的生活，充滿了悲嘆（《耶利米哀歌》），因為耶利米有關災難和監禁（及其原因）的不愉快的警告，令他不那麼受人歡迎，可以說他恰好是“棒打信使”和“真相帶來仇恨”的體現。耶利米遭到了毆打、懲罰、 迫害，還是無數陰謀（其中涉及他自己的兄弟）的受害者。在一些杜撰的故事中，他甚至最後在埃及被人用石頭砸死。 在閃米特北方，在希臘的傳統文化中，我們發現了同樣的資訊，那些對現實發出警告， 以及那些能夠理解別人所不理解的事情的人，遭受了同樣的懲罰。例如卡珊德拉，當神殿的蛇清理了她的耳朵後，她就能聽到一些特別的資訊，獲得了預言的天賦，同時卻揹負著不被人相信的詛咒。提瑞西阿斯是因為洩露了諸神的秘密而失明，並變身為女人——但作為彌補，雅典娜舔了他的耳朵，使他聽得懂鳥兒歌聲中的秘密。 回想一下我們在第2 章中提到的，我們無法從過去的行為中學習的現象。學習時缺乏遞迴思維，也就是缺乏二階思維的問題是：如果那些傳遞一些從長遠來看有價值資訊的人在過去的歷史中受到迫害，人們就會預期，應存在一個糾錯機制，使聰明的人最終從這類歷史經驗中吸取教訓，而傳遞資訊的那個人也終將得以正名。但是，事實並不是這樣。 缺乏遞迴思維的情況不只出現在預言中，也出現在其他的人類活動中：如果你認為別人沒想到的某個新創意，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創新”，行得通而且有很好的表現，那麼你會預期別人也能夠接受它，不用太多參考別人的看法就能眼睛雪亮地捕捉到新創意。被視為“原創”的東西，往往是根據當時是新的但如今已經不新的東西設計的，因此對許多科學家來說， 成為“愛因斯坦”就意味著解決一個與愛因斯坦解決的問題相類似的問題，但實際上，當年愛因斯坦解決的也根本不是標準問題。成為物理學領域的愛因斯坦這個理念本身，也不具有原創性。我在風險管理領域發現過類似的錯誤，因為科學家們總試圖以標準的方式創新。數量金融學界的人只將過去傷害過他們的事認作高風險的事情（鑑於他們對“證據”的關注）， 而沒有意識到，在這些事件發生之前，也完全沒有先例，無法以標準來衡量。我個人曾努力勸他們擺脫固有的思維，以二階思維模式來考慮問題，但是我沒能說服他們——我也曾努力讓他們認識到脆弱性的概念，但也沒有成功。 恩培多克勒的狗在亞里士多德的《大倫理學》一書中，有一則可能是杜撰的故事，有關蘇格拉底之前的哲學家恩培多克勒。有人問恩培多克勒，為什麼狗總是喜歡睡在同一塊瓷磚上，恩培多克勒回答道，這條狗和這塊瓷磚之間應該有一些相似性（其實這個故事甚至可能被杜撰了兩次，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大倫理學》是否就是亞里士多德本人寫的）。 想想狗和瓷磚之間的匹配性。這是一種自然的、生物的、可解釋的或不可解釋的匹配性， 因為長期迴圈出現而得到了肯定，取代了理性主義。回過頭來看看歷史事實就知道了。 這便讓我能夠對本章所做的關於先知的討論下一個結論。 我認為，那些人類的技術，如倖存下來的寫作和閱讀技術，就像瓷磚之於狗，是自然的朋友之間的匹配，因為它們對應了我們內心深處的一些東西。只有時間顛撲不破的東西，才是屬於我們永遠需要的東西。 每當我聽到有人試圖將一本書和一個電子閱讀器相比較，或者試圖比較某種古老的東西與某種新技術時，各類“意見”就冒出來了，彷彿現實只關心意見和敘述一樣。其實，我們的世界中深藏著秘密，只有實踐可以發現它們，而意見或分析是無法全面捕捉這些秘密的。 當然，秘密只有隨時間的流逝才會逐漸為人所知，謝天謝地，它只能等待時間來發現。 什麼是沒有意義的讓我們再深入瞭解恩培多克勒的狗這則故事：如果某個東西對你來說沒有任何意義（比如宗教——如果你是一個無神論者的話，或者某些不合理的古老習慣或做法）；如果這個東西已經存在很長一段時間，那麼，不管你認為它合理或不合理，你都可以預期它還會存在更長的時間，比那些預言它會死亡的人存活的時間更長。 [35]《從優秀到卓越》，於2009 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編者注第21 章醫療、凸性和不透明他們所說的無證據——醫療讓人更脆弱，然後又試圖救人——牛頓定律或證據？ 醫學史主要是有關行動與思考之間的對話，以及如何在不透明的情況下做決策的故事， 而且這些內容大多有據可查。在中世紀的地中海地區，邁蒙尼德、阿維森納、阿哈威，以及諸如胡乃因·伊本·易斯哈格等敘利亞醫生都身兼哲學家和醫生兩種身份。醫生在中世紀猶太人世界裡被稱為哈基姆，意思是“聰明人”或“智慧的執行者”，是哲學家或拉比的近義詞 （hkm 這一詞根在閃語中是“智慧”的意思）。甚至在更早的年代，也有一群深受希臘文化薰陶的人活躍在醫學和哲學實踐的中間領域——偉大的懷疑論者和哲學家塞克斯都·恩披裡柯本人就是懷疑經驗主義學派的醫生。經驗基礎醫療的前輩尼科米底亞的曼諾多圖斯也是如此，稍後我們會對他們作更多闡述。這些思想家的作品，或者留存至今的作品，對我們中那些不相信誇誇其談的人來說，也是耳目一新的。 本章中我們要說一些簡單的內容，例如簡單的決策法則和啟發法。當然，我們要採用否定法（剔除不自然的）；我們只尋求能夠帶來非常大的健康收益（比方說，救人一命），或者收益明顯超過其潛在危害的醫療技術，如毫無疑問必須動的手術或必須服的救命藥物（青黴素）。這與政府幹預是一樣的。這是泰勒斯模式而非亞里士多德模式，即根據收益而非知識來做決策。因為在這些情況下，醫學具有正向的不對稱性（凸性效應），其結果不太可能產生脆弱性。否則，在某種藥物、流程，或營養和生活方式帶來的收益很小的情況下，比如那些僅照顧到舒適性的情況，我們可能就會受騙（將我們置於凸性效應的錯誤一面）。其實， 我和拉斐爾·杜爾迪在我們有關風險檢測技術論文（第19 章）中所開發的定理有一個意外的收益，即建立起以下事物之間的聯絡：（a）風險或劑量反應的非線性，及（b）潛在的脆弱性或反脆弱性。
我還將問題擴充套件到了認識論的層面，並制定規則來界定什麼才算得上是證據：半杯水究竟應被視為半空的還是半滿的，有些情況下，我們關注的是證據的缺乏，而在另外一些情況下，我們關注的是證據。在某些情況下，我們有確鑿證據，在其他情況下，則完全沒有證據 ——這取決於風險狀況。以吸菸為例，在某個階段，吸菸被認為能帶來一些小收益，比如快感，甚至健康（確實，人們認為這是一個好東西）。它的危害是幾十年之後才被發現的。 然而，如果當時有人對吸菸表示質疑，他聽到的將是千篇一律的幼稚而學術化的偽專家式回應：“你有證據表明吸菸有害嗎？”（這與“有沒有證據表明汙染有害”等回應如出一轍）。 像往常一樣，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很簡單，拓展一下否定法和胖子託尼的別當愚蠢的人法則： 非自然的東西需要證明其利益，但自然的事物則不需要——根據我們早先闡述的統計原理， 大自然比人類更少讓我們上當。在一個複雜的領域，只有時間——很長的時間——才能成為證據。 對於任何決定，未知事物對一種事物的影響總是大大超過另一種事物。 這種“你有證據嗎”的謬論是將證明無害的證據與缺乏證據證明有害混為一談，與我們將NED（缺乏證據證明某種疾病）曲解為有證據證明無某種疾病的情況相類似，與將缺乏證明某事存在的證據視為證明某事不存在的證據相類似。這種錯誤往往會影響到受過教育的聰明人，就好像教育使人們更傾向於以證實思維做出反應，更容易陷入簡單的邏輯誤區。 回想一下，在非線性情況下，簡單的“有害”或“有益”的陳述都會失靈：關鍵在於劑量。 如何在急診室中辯論有一次散步的時候，我的鼻子受傷了。當然，這是出於培養反脆弱性的考慮。我試圖走在坑窪不平的路面上，以此作為我進行反脆弱性訓練的一部分，這部分是受洛克·勒·克勒的影響，他篤信自然運動的益處。這種運動是令人振奮的，當我將這種自然地表與人行道和公司辦公室的地面相比，我覺得世界更豐富、更分形了，而後者給我的感覺更像監獄。遺憾的是，我攜帶的東西可沒有那麼古老，我帶了一部手機，它可不管我是否在散步，就蠻橫地響了起來。 在急診室，醫生和工作人員堅持認為我應該“冰敷”我的鼻子，也就是在鼻子上貼一個冰敷貼。在忍受著痛苦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大自然讓我腫痛，並不是跌倒直接造成的。 這是我自己的身體對傷害做出的反應。在我看來，壓制大自然所設定的反應簡直就是對它的褻瀆，除非我們有充分的理由這麼做，並以恰當的實證檢驗來說明人類可以做得更好；舉證是人類的責任。所以，我含糊不清地問急診室醫生，他是否有任何統計證據來證明冰敷我的鼻子有益，還是說，這只是一種天真的干預方式。 醫生的回答是：“你的鼻子腫得有克利夫蘭那麼大了，你現在竟然感興趣的是……數字？” 我記得我從他模稜兩可的話語中聽出，他沒有答案。 實際上，他確實沒有答案，因為我一碰到電腦，我就可以確認，沒有令人信服的實證證據表明冰敷有利於消腫。至少，對於並不威脅病人生命的腫脹情況，冰敷很少奏效，至於威脅到病人生命的腫脹，冰敷顯然也沒有用。醫生的頭腦中充斥著純粹騙人的理性主義，不夠聰明的人才會相信這些理論，此外，他們還推崇干預主義，這種需要“做些事情”的理念的缺點我們相當清楚，那就是對尚未觀測到的東西的詆譭。這種缺陷不僅限於我們對腫脹的控制：這種憑空捏造的做法困擾著整個醫學史，當然，還有其他很多實踐領域。研究人員保羅·米爾和羅賓·道斯開創了對“臨床”和精算（即統計）知識之間的衝突進行分類收錄的傳統， 檢查有多少被專業人員和臨床醫生當真的事情實際上並不準確，也並不符合實證證據。問題是，這些研究人員並不清楚誰應該承擔提供實證證據的責任（天真或偽經驗主義和嚴格的經驗主義之間的差異）——事實上，醫生有責任告訴我們為什麼退燒是好的，為什麼在展開一天的活動之前吃早餐是有益健康的（沒有任何證據），或為什麼給患者放血是最好的選擇 （他們已經停止這樣做）。有時候，我發現，當他們防禦性地說“我是一個醫生”或者“你是醫生嗎”的時候，他們自己對治療也沒有什麼把握。更糟糕的是，有時另類醫療領域的人會寫信給我表示同情和支援，我還不得不去郵局取他們的信，在此我申明：本書的方法是正統、嚴謹、科學的，對另類醫療明確表示不贊成。 醫療護理的隱性成本主要在於拒絕承認反脆弱性。但它可能並不限於醫療方面，還有我們所說的“文明病”，它源於人們力求過安逸生活的企圖，但結果卻損害了身體健康，因為安逸本身就會使人脆弱。本章的其餘內容將關注具有隱性負凸性效應（收益小、損失大）的具體醫學案例，並對醫源性損傷的概念進行重構，與我提出的脆弱性和非線性概念關聯起來。 醫源性損傷的首要原則：經驗主義醫源性損傷的首要原則是：我們不需要有證據證明受到傷害，才能宣稱某種藥物或者不自然的肯定法療是危險的。回想一下我先前對“火雞”問題的評論，危害在於未來，而不是狹義界定的過去。換句話說，我們需要經驗主義，而非天真的經驗主義。 我們已經看過了有關吸菸的論點。現在考慮一下吃人造脂肪，也就是反式脂肪的冒險歷程。人類不知怎麼學會了製造脂肪產品，在這個偉大的科學主義時代，他們確信他們可以做得比大自然更好。不是與大自然一樣好，而是更好。化學家認為，他們能生產一種脂肪替代品，從各個方面來看都要優於豬油或黃油。首先，它更方便：人工合成的產品，如人造黃油， 放在冰箱裡很長時間仍能保持柔軟，所以你無須邊聽收音機邊等待它融化，你可以把它從冰箱取出後立即塗在麵包上。其次，它是經濟的，因為合成脂肪是從蔬菜中提取的。再次，也是最糟糕的是，反式脂肪被認為是更有益健康的。它得到了非常廣泛的使用，出於某種原因， 在一直食用動物性脂肪幾億年之後，人們突然開始變得怕吃脂肪了（特別是一些所謂的“飽和脂肪”），這主要源於對一些偽劣統計資料的詮釋。而今天，反式脂肪被廣泛禁用，因為它危及生命，是造成心臟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元兇之一。 再舉一個例子說明這種致命的、騙人的（使人脆弱的）理性主義，讓我們來看看沙利度胺的故事。這種藥物本來是用於減輕孕吐，結果卻造成了畸形兒。另一種被稱為己烯雌酚的藥物則能不知不覺地損傷胎兒，導致女嬰成年後容易患上婦科癌症。 這兩個錯誤已經非常明顯，因為在這兩種情況下，益處似乎是顯而易見且直接的，雖然這種益處很小，而傷害則會滯後多年才得以顯現，至少得3/4 個世代才會出現。那麼，下一個要討論的問題就是舉證責任，因為你很容易想象，那些捍衛這些治療方式的人會立即提出異議：“塔勒布先生，你的陳述有何證據呢？” 現在我們可以看清其中的模式了：從成本效益的角度來看，醫源性損傷通常源於一種危險的情況，即其中的益處很小，但益處可見——而成本非常大，但卻是滯後和隱性的。當然，潛在成本遠遠超過了累積收益。 醫源性損傷的第二原則：非線性反應醫源性損傷的第二原則是：它是非線性的。我們不應該讓基本上健康的人去冒險；但是， 對於那些被認為處於危險之中的人，則應該冒更多的風險。 為什麼我們需要集中精力治療更嚴重的疾病，而非無關緊要的小病？讓我們看看這個顯示非線性（凸性效應）的例子。如果你患有輕度高血壓，也就是血壓稍微高於“正常血壓”， 則你從某種藥物中受益的機率接近5.6%（18 人中只有一人能從治療中受益）。但是，當血壓被認為屬於“很高”或“嚴重”的範圍內時，服藥的受益機率分別為26%和72%（即從治療中獲益的人分別佔1/4 和2/3）。因此，治療的益處相對症狀呈現凸性（根據病症的嚴重性，服藥的益處會不成比例地上升，即加速上升）。但想想，醫源性損傷對哪類病症都應該是恆定的！在你病得很重的情況下，服藥的益處比醫源性損傷要大；而在症狀輕微時，其益處則相對很小。這意味著，我們需要重點關注重病症的情況，而忽略——我說的是真的忽略——病情並不嚴重的情況。 這裡的論點是基於有條件生存機率的結構，這與我們在證明對瓷杯的損害為什麼必須是非線性的結構相類似。想想看，即使面對少數的條件變化，大自然也必須透過無數次自然選擇和自由探索才能為我們找到生路。在當下我們可以獲得的12 萬種藥物中，我很難透過正向描述法確定一種能使健康人士的身體狀況“更健康”的藥品（如果有人告訴我有這樣一種藥，我會懷疑它存在尚未發現的副作用）。每過一段時間，我們就會推出一種提高機體效能的藥物，比如類固醇，但最後發現這只不過是金融界人士早就知道的事情：在“成熟”市場上沒有免費的午餐，看似免費午餐的背後必定隱藏著風險。當你認為你已經找到了免費的午餐，比如說，類固醇或反式脂肪這種看似沒有明顯缺點且有益健康的食品時，那麼很有可能它們在什麼地方已經挖了一個陷阱。其實，在我做交易員的時候，我們就把這種交易叫作“愚蠢的交易”。 我們始終找不到能讓我們在健康的狀況下無條件地增強體質（或無條件變強壯）的藥品， 原因很簡單，可以從統計資料來看：大自然本應該可以找到這種神奇的藥丸。但是，鑑於某種疾病是罕見的，而且人病得越重，大自然越不可能自己找到解決方案。所以說，偏離正常值3 個單位的情況會比正常情況罕見300 多倍；偏離正常值5 個單位的情況則比正常情況罕見100 萬倍以上！ 醫學界還沒有為醫源性損傷的非線性收益建模，或許他們口頭上這麼做了，但我至今未在任何一篇正式的論文中見過，因而這也未被納入進行機率調整時所用的決策方法（在下一節中我們將看到，極少有人使用凸性偏見）。甚至醫學界對風險進行的似乎也是線性推導， 導致低估和高估傷害的程度——一篇關於輻射效應的論文寫道：“目前，使用中的標準模型應用的是線性度量，將高劑量輻射致癌的論斷推廣到低劑量電離輻射的情況。”此外，製藥公司迫於財務壓力必須尋找疾病並滿足安全分析師的要求。他們一直千方百計地在健康和更健康的人中尋找疾病，遊說監管機構對病症重新分類，並調整了銷售技巧，慫恿醫生過度開藥。所以現在，如果你的血壓處於“正常範圍”的上端，你就不再是“血壓正常”，而是“高血壓前期”了，即使你還未出現任何症狀。如果重新分類能帶來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讓我們透過強韌的否定法變得更為健康，那麼重新分類也無可厚非——但是他們這樣做的背後目的，通常是為了增加用藥。 我並不是對藥品的功能和肩負的使命持消極態度，實際上，我只是反對這種商業模式： 即使從自身的利益考慮，它們也應該關注重症疾病，而不是對病症進行重新分類或唆使醫生開藥。事實上，醫藥企業對醫生起的是干預作用。 讓我們換一種方法來看，受到醫源性損傷的是病人，而非治療本身。如果病人瀕死，那麼所有投機性治療方法都是值得鼓勵的，什麼都可以嘗試。反過來，如果病人幾近健康，那麼大自然才是真正的醫生。 醫療中的詹森不等式鍊金石說明了風險的波動性比風險的平均值更重要——兩者的區別就是“凸性偏見”。 如果你對某種事物具有反脆弱性（即有凸性），那麼最好它是隨機分佈的，而不是定期供應的。
我發現很少有醫學論文將凸性效應應用於醫療問題，儘管在生物學裡，非線性反應無處不在。（我已經很寬容了，其實，我發現只有一篇論文在一處明確應用了詹森不等式——多虧了我的朋友埃裡克·布里斯——這也是唯一正確應用該不等式的論文，所以，醫學研究人員在聽到我對結果非線性的闡釋後，回應“我們都知道……”的都只是庸醫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凸性效應在選擇權、創新、任何具有凸性的事物上，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運作。讓我們將其應用到……我們的肺部。 以下內容具有技術性，不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跳過。 患有各種肺部疾病，包括患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徵的人，都曾被迫戴上呼吸器。因為人們相信，最好保持恆定的壓力和換氣量——穩定性似乎總是不會出錯的。但是，患者的反應卻與壓力呈現非線性關係（起初顯示凸性效應，壓力超過一定值後則呈現凹性效應），在這種規律性下反而痛苦不堪。此外，患有嚴重肺部疾病的患者不能長時間承受高壓——但同時，他們又需要很大的換氣量。布魯斯特和他的同事想出了一種不定時分配高壓、其他時間裡則保持低壓的方法，這使他們能夠在平均壓力不變的情況下給患者提供更多的換氣量，從而降低了患者的死亡率。這樣做的一個額外好處是，偶然的壓力增強有助於開啟萎縮的肺泡。 其實，我們的心肺功能在健康時就是這樣工作的：空氣流量始終是變化的，夾雜有“噪聲”， 從來都不是穩定的。人類對肺部壓力有反脆弱性。而這直接源於肺部的非線性反應，正如我們所見，在一定劑量範圍內，一切具有凸性的事物都有反脆弱性。布魯斯特的論文透過了實證驗證，但其實在這個案例上，連實證都是不必要的：你不需要實證資料來證明，一加一等於二，或者機率相加等於100%。 營養分析師們似乎並未探討過隨機攝入卡路里和穩定攝取營養之間的區別，這個問題我們放到下一章內容中再進行討論。 做“實證研究”卻不使用凸性偏見等非線性效應模型，就好像不直接使用牛頓的方程式，
而對每一個從樹上掉下來的蘋果進行分類，並將這一行為稱為“實證研究”一樣。 埋藏證據現在，讓我們瞭解一些歷史背景。醫藥會誤導人們這麼長時間的原因是，它的成功被大肆地宣傳，而它的錯誤則被隱藏了起來——就像被埋藏在歷史墳墓中的許多其他有趣的故事一樣。 我無法抗拒以下對干預性偏見（產生負凸性效應）的闡述。20 世紀四五十年代，許多兒童和青少年接受了放射線治療法，來治療痤瘡、胸腺腫大、扁桃體發炎，以及去除胎記和治療頭皮癬。除了甲狀腺腫大和其他晚期併發症，接受這種放射性治療的病人中約有7%的人在20~40 年後患上甲狀腺癌。但是，讓我們不要擯棄輻射，如果它是來自大自然的話。 我們對一定劑量的輻射水平（也就是自然的輻射水平）必定是有反脆弱性的。這種小劑量的輻射甚至可能防止來自更大劑量輻射帶來的傷害和癌症，因為我們的身體會對輻射產生某種免疫力。談到輻射我突然想到，幾乎沒有人知道，為什麼過去幾千年來我們人類的皮膚一直暴露於陽光下，現如今卻突然需要防曬了，是不是因為大氣發生變化了，曬太陽變得對我們有害了呢？還是因為如今人類生存的環境與皮膚的色素不相匹配了，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防曬產品的製造商需要賺取利潤呢？ 沒完沒了的“火雞”現象在天真的理性主義驅動下，試圖戰勝自然的企圖數不勝數。這些人總是意圖以一階學習方式來“改善”周圍事物，也就是禁止使用會造成傷害的藥物或療程，但沒有意識到，我們可能在其他地方再犯同樣的錯誤。 以他汀類藥物為例。他汀類藥物通常用於降低血液中的膽固醇。但是這裡面存在不對稱性，而且是很嚴重的不對稱性。我們需要連續5 年治療50 個高風險患者，才能避免發生單一的心血管疾病。他汀類藥物可能會損害不是病得很重的人，對這些人來說，服藥的利益很少或完全不存在。短期內，我們無法得到其隱藏危害的證據（我們需要很多年才能收集到證據，就像前文提到的吸菸的案例），此外，如今主張定期服用這些藥物的說法，往往存在一些統計錯覺，或者統計操縱（製藥公司所使用的實驗似乎總是在利用非線性，並將重症患者與症狀較輕的患者混為一談，除此之外它們還假定健康人的公制“膽固醇”等於100%）。 他汀類藥物沒能應用醫源性損傷的第一條原則（看不見的傷害），此外，它們確實降低了膽固醇，但作為一個人，你的目標不是降低某一個指標，以便得到一個可以透過學校測試的分數，你是為了更健康。此外，現在還不能確定，人們力求降低的這些指標究竟是不是某種病灶的根源或者反映——就像給嬰兒塞一個奶嘴能讓他停止哭鬧，但不會根除他鬧情緒的根源。由於法律的複雜性，以降低某個指標為目的的藥物損害尤其大。醫生總是有開出這些藥物的誘因，因為萬一患者心臟病發作，他會因翫忽職守遭到起訴；但相反的錯誤卻不會遭到懲罰，因為副作用往往不被視為是這種藥物所造成的。 天真的干預問題混合著干預偏見，也會出現在癌症檢測的過程中：人們明顯偏向於贊成治療，即使它帶來了更多的傷害，因為法律制度往往贊成干預。 外科手術。歷史學家指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外科手術的歷史紀錄要好於藥物，這是對可見結果進行必要的嚴謹檢驗後證明的。考慮一下，當你給受了嚴重創傷的患者進行手術， 比如取出子彈或將內臟推回原位時，醫源性損傷就降低了；手術的弊小於利，因此呈現正凸性效應。與一般的藥物干預不同，很難說大自然會在這方面做得更好。外科醫生曾經是藍領工作者，或者更接近於手工業者而離高科技較遠，因此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有責任去追求理論。
內科醫生和外科醫生這兩種職業在專業性和社會性上都保持著相互獨立，前者是藝術， 後者是科學，因此一種是基於理論的，確切地說，是基於人類的一般理論的，而另一種則是一門基於經驗啟發法的手藝。外科醫生的主要責任是應對緊急情況。在英國、法國和義大利的一些城市，外科醫生行會往往與理髮師行會並在一起。因此，蘇聯–哈佛派的外科手術曾長期受結果可視性的制約——你是騙不了你的眼睛的。由於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動手術時不用麻醉劑，因此他們不需要過多的理由來解釋為什麼他們選擇“無為”而寧願順其自然。 但是，由於出現了麻醉劑，如今手術的障礙要小得多——外科醫生現在也需要讀醫學院了，不過學習的理論少於中世紀的巴黎大學或博洛尼亞大學。相較之下，在過去，放血是外科醫生沒有任何反誘因就會執行的少數手術之一。比如，近代透過背部手術來糾正坐骨神經痛通常是無效的，反而還會帶來損害。有證據表明，6 年後，這樣的手術平均來看相當於什麼都沒做，所以背部手術給我們帶來了一定的潛在損失，因為每種手術都可能帶來風險， 比如麻醉會對腦部造成損傷、醫療失誤（醫生傷及脊髓），或感染醫院細菌。然而，腰椎間盤融合手術等脊柱手術如今仍被普遍實施，尤其是它對醫生來說非常有利可圖。 抗生素。每當你服用抗生素時，你就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細菌突變，變成抗生素耐藥菌株。 同時，還會損傷你的免疫系統。你改變了身體對細菌的反脆弱性。解決方案當然是只在用藥益處很大時才服用抗生素。衛生或過度的衛生，也有相同的效果，特別是在人們每次接觸外界後都用化學物品來清潔雙手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列舉很多得到驗證的和潛在的醫源性損傷的慘痛例子（對危重病人之外的患者來說弊大於利，不管這樣的弊端是否已被驗證）：消炎藥偉克適造成的副作用是延後引發心臟問題。抗抑鬱藥（在不必要情況下的使用）。減肥手術（取代了超重糖尿病患者的飢餓療法）。可的松。用消毒劑清潔產品可能導致自身的免疫性疾病。激素替代療法。子宮切除術。 不是絕對必要的剖腹產。給嬰兒裝耳管，在耳部感染時做出即時反應。前腦葉白質切除術。
補鐵。對大米和小麥進行漂白，這被視為進步。防曬霜，可能會造成某種傷害。衛生（過分衛生，會因拒絕了毒物興奮效應，即我們自身的反脆弱性，而使你變得脆弱）。我們攝取益生菌，因為我們不再吃足量的“髒東西”了。來蘇水等消毒劑殺死了那麼多“細菌”，使得兒童發育中的免疫系統被剝奪了必要的鍛鍊機會。口腔衛生：我不知道用沾滿化學物質的牙刷刷牙是否主要是為了給牙膏行業製造利潤——牙刷是普通之物，而使用牙膏可能只是為了對抗我們消耗的非自然產品，如澱粉、糖、高果糖玉米糖漿。說到這，高果糖玉米糖漿也是新事物狂熱症的產物，是由喜愛技術的尼克松政府贊助開發的，到頭來不僅要補貼玉米種植戶，也給消費者造成了傷害。II 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島素注射治療，其基於這樣一種假設， 即糖尿病的危害來自血糖，而非胰島素抗性（或別的與它相關聯的東西）。豆漿。地中海和亞裔人喝的牛奶。海洛因，我們可以想見的最危險的上癮毒品，也發展成嗎啡替代品用作止咳藥，不會有嗎啡的成癮副作用。精神病治療，特別是兒童精神病治療——但對它的危險性我想我不需要再說了……就此打住。 再重申一遍，我這裡的陳述都是以風險管理為基礎的：如果一個人的病情十分嚴重，就無須擔心醫源性損傷了。只有邊際案例才會有危險。 我到目前討論的情況都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有些應用卻更為微妙。例如，與我們最初感覺的“合理性”相反，目前還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無糖的甜味飲料會因不含卡路里而幫助你減肥。但是經過30 年，混淆數百萬人的生理狀況之後，我們才開始提出質疑。不知道為了什麼，那些建議喝這些飲料的人都認為，根據物理定律（對熱力學的幼稚的闡釋），我們發胖的原因就是攝入了過多的卡路里，這個理由足以說明問題，無須再做進一步的分析了。 當然，這個理由在熱力學上確實沒錯，就像簡單機器會對能源有所反應，卻沒有回饋，比如燃油汽車。但是，這個理由在食品方面不成立，因為食物不僅是一種能源來源，它也傳達了有關環境（如壓力）的資訊。攝入食物與人的活動相結合，會刺激荷爾蒙分泌（或類似的傳達資訊的東西），導致你渴望消耗能量（因此渴望吃其他食物），或改變身體燃燒能量的方式， 不管它是需要儲存脂肪還是燃燒肌肉，反之亦然。複雜的系統有反饋迴路，因此你“燃燒” 什麼取決於你消耗了什麼，以及你是如何消耗的。 大自然的不透明邏輯在寫這些段落的時候，生物學家克萊格·文特爾正致力於創造人造生命。他進行了實驗， 並在一篇題為“創造化學合成基因組控制的細菌細胞”的著名論文中進行了闡述。我對克萊格·文特爾非常尊重，我認為他是這個世界上最聰明的人，而且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實幹家”，但給容易犯錯的人類這樣的權力，無異於給小孩一捆炸藥。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對於神造論支持者來說，這應該是對上帝的一種侮辱；但是， 對進化論支持者來說，這無疑也是對進化的一種侮辱。對於像我和我的同事這樣的懷疑主義者來說，這是對人類智慧的一種侮辱，是所有“黑天鵝”風險的起源。 請允許我在這裡用一段文字再重複一下我的論點，以使其更清晰。進化是靠無定向的、 凸性的自由探索或試錯來推進的，因此本質上是強韌的，因為它能從連續的、重複的、細小的、區域性的錯誤中獲得潛在的隨機收益。而人們開展的自上而下、指揮控制的科研過程卻完全相反：這是一種伴有負凸性效應的干預，即暴露於大量的潛在錯誤中而只獲得一些很小的收益。人類理解複雜系統（生物、經濟、氣候）的風險記錄一向少得可憐，再加上回顧時對事實的歪曲（我們只能在損害發生後才理解風險，但接下來卻繼續犯錯誤），現在沒有證據可以讓我相信，我們的風險管理能力增強了。在上述特殊案例中，由於錯誤的可擴大性，你面對的是最不可預測的隨機性。 簡單地說，人類不應該玩火自焚（比如去研究原子彈、金融衍生品，或者創造生命的工具）。 有罪還是無罪讓我換個角度，闡述上文中的最後一點。如果大自然中有什麼事情你不理解，那麼它在超乎你理解能力的更深層面上一定是合理的。所以，自然生物有其自身的邏輯，遠遠優於我們所能推導的邏輯。就像法律上的二分法：無罪推定（在被證明有罪之前，我們是無罪的）， 與有罪推定（在被證明無罪之前，我們是有罪的）。讓我這樣表述我的準則：大自然的行為背後有其嚴格的邏輯，直到你能夠證明事情並非如此；人類和科學的行為有其缺陷，直到你能夠證明並非如此。 讓我們暫時先別提證據這一話題。如果你想談論“統計顯著性”，那麼地球上沒有什麼比大自然更接近“統計顯著性”了。我們從大自然的發展史，以及從純粹的統計學角度梳理一下大自然從“黑天鵝”事件中倖存下來的大量事例，就能看出這一點。因此，要推翻大自然，我們需要拿出令人信服的充足證據，而不是像一般那樣反過來做。可是，從統計上看， 打敗自然十分艱難——正如我在第7 章中討論拖延時所寫的，當涉及道德而不是涉及風險管理時，我們很容易訴諸自然主義謬誤。 請允許我再次駁斥以“證據”的名義，侵犯邏輯的嚴重性。我不是開玩笑：當我質疑某種不自然的治療方法，比如冰敷時（讀者在上文中已經看到，我質疑是因為這種方式缺乏嚴格的實證和風險管理），我被詰問：“你有證據嗎？”這讓我極為震驚。過去，許多人都被反問：“你有證據表明反式脂肪是有害的嗎？”他們被要求出示證據，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個危害要過幾十年才能顯現。而這樣詰問的人往往都是聰明人，甚至是醫生。因此， 當（目前）地球的居住者想要做出違背自然的事情，那麼他們也必須出示這樣做可行的證據，
如果他們能做到的話。 一切不穩定或易碎的物品，都有很多機會被打碎。此外，大自然各組成部分之間的互動會以合理的方式進行調節，以使整個系統永續生存。因此，這個磨合了千百萬年的機制所誕生的，一定是強韌性、反脆弱性和區域性脆弱性的奇妙結合，區域性的犧牲是為了讓整個自然更好地運作。我們犧牲自己是為了讓基因留存，就好像用我們的脆弱換取了它們的生存。我們會衰老，但是在我們的肉體之外，基因會永遠年輕，而且越來越適應新的環境。小規模的破碎永遠存在，這往往是為了規避影響廣泛的大規模災難。 生物學的無罪辯護：現象學我已經解釋過，現象學比理論更強有力，可以幫助我們制定更嚴格的政策。讓我在此詳細說明。 我在巴塞羅那一間健身房健身時，旁邊恰好有一位諮詢公司的高階合夥人，這種職業的本質就是編造一些敘述和天真的理性主義建議。像很多減肥的人一樣，那個人對其減肥過程也津津樂道——談論減肥的理論總是比堅持減肥要容易。那個人告訴我，他不相信推崇低碳水化合物的阿特金斯或杜坎減肥法，直到他聽說了“胰島素”的運作機制，並被說服開始進行這種減肥療程。然後，他減了30 磅——我們看到，在採取任何行動之前，他需要等待某個理論來說服自己。儘管早有實證證據表明，有人透過不吃碳水化合物，但不改變其總的食物攝入量（即只改變食物組成）的方法減了100 磅！我與該諮詢師的想法完全相反，我認為這種“胰島素”理論只是一個脆弱的理論，但現象，即實證效果，卻是真的。讓我介紹一下後經典主義時期的懷疑經驗主義。 我們天生容易受理論的愚弄。但理論誕生又消亡，而經驗卻總能經受時間的考驗。解釋總是在變，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地變化（原因在於因果的不透明性和原因的隱蔽性）， 因而人們慢慢地養成了一種無明確理論支援就不能形成觀點的習慣；但經驗卻能保持不變。 正如我們在第7 章中所看到的，被物理學家稱為過程的現象就是一種實證表現，他們不會看它是如何與現有的一般理論相關聯的。以下面這個循證陳述為例：如果你正在鍛鍊肌肉，那麼你就可以吃得更多，而不會讓更多脂肪囤在腹部，也就是說，你可以大快朵頤而無須購買新的皮帶。在過去，對此進行理性化解釋的理論是：“你的新陳代謝加快了，因為肌肉運動會燃燒卡路里。”而如今我會聽到：“你將對胰島素更敏感，也不容易儲存脂肪。”胰島素理論，其實應該說是偽胰島素理論；新陳代謝理論，確切地說應該是偽新陳代謝理論； 未來可能將出現另一個理論和另一種物質，但實際上效用仍將保持不變。 下面這句話也是一樣：舉重能增加肌肉量。過去人們常說，舉重會造成“肌肉微撕裂”， 肌肉癒合後會增大。而今天，一些人討論的則是激素訊號或基因機制，明天他們還將討論別的東西。但效應永遠存在，仍將如此。 當涉及敘述時，大腦似乎是理論家加騙子的最後一個陣地。把某種神經加進某個領域， 突然之間人們就會對它肅然起敬，認為它變得更有說服力，因為這給了人們因果關係更強的錯覺——但是大腦太複雜了；它是人類解剖學上最複雜的部分，也是最容易受到欺騙性因果關係影響的部分。克里斯托弗·查布利斯和丹尼爾·西蒙斯讓我關注到了我一直在尋找的證據：任何理論只要在大腦回路中找到依據，就似乎更加“科學”、更有說服力，即使它只是隨機性地與心理、神經等相關。 但是，這種因果關係深深紮根於以傳統方式締造的傳統醫學中。阿維森納在他的《醫學規範》中寫道：“我們必須知道健康和疾病的原因，如果我們要使（醫學）成為科學的話。” 我寫的是與健康有關的事情，但我不想依靠超過最低要求的生物學知識（不是在理論意義上）來闡述健康，我相信我的強項就在這裡。我只是想儘可能少地瞭解生物學，以便讓我不會無視經驗的規律性。 因此，適合一個企業的運作模式應該是在理論的變化面前保持強韌性的模式（讓我再說一遍，我對大自然的順從完全是以統計和風險管理為基礎的，即仍然基於脆弱性的概念）。 醫生兼醫學作家詹姆斯·勒法努曾表明，我們對生物過程理解的增強伴隨著藥品開發的減少， 就好像理性主義理論矇蔽了我們的雙眼，成為某種障礙。 換句話說，生物學裡面也產生了綠色木材問題！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古代和中世紀的醫學歷史。傳統上，從醫者通常被分成3 種：理性主義者（基於預設的理論，需要全面理解事物的存在原因），懷疑經驗主義者（拒絕理論， 對沒有親眼目睹的事情下結論持懷疑態度），以及方法論者（他們相互傳授一些簡單的醫學啟發法，完全不理會理論，並且找到更加務實的方法，成為經驗主義者）。雖然他們之間的差異可能因分類而顯得過分誇大，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出，這3 個傳統領域並不是完全存在差異的，他們的起點不同，這取決於他們最看重什麼：有的以理論為起點，其他的則以證據為起點。 自古以來，3 種傾向之間的緊張關係一直存在——而我自己則堅決地站在維護經驗主義者的陣營中。經驗主義作為一個哲學學派在古代晚期已經被埋沒了，我一直在試圖讓一些經驗主義者的思想煥發新的活力，比如克諾索斯的埃奈西德穆、老底嘉的安提阿哥、尼克米迪亞的曼諾多圖斯、塔爾蘇斯的希羅多德，當然還有塞克斯都·恩披裡柯。經驗主義者在面對與過去看到的不完全相同，哪怕是幾近相同的情況也會堅稱“我不知道”。方法論者在比較類似情況時不會如此苛刻，但也會非常謹慎。
古人更刻薄醫源性損傷的問題不是新的——一直以來，醫生們都是人們的笑柄。 馬提亞爾在他的諷刺短詩中，就讓我們看到了他那個時代人們對醫療專家問題的看法： “我認為迪奧魯斯是一名醫生，不是看護——但在他看來，兩者好像都是一樣的工作”，或者“我本來沒感覺不舒服，斯馬奇，但現在（在你服侍之後）就感覺生病了”。 在希臘語中，pharmakon 這個詞是很模糊的，因為它可能指代“毒藥”，也可能指代 “治療”，而且被阿拉伯醫生哈威用作雙關語，警告不要造成醫源性損傷。 當一個人將正面結果歸功於自己的技術，將失敗歸咎於運氣時，就產生了歸屬問題。早在公元前4 世紀，尼古克里就聲稱，醫生總是在成功時急於邀功，失敗時責怪客觀條件或者找一些外部原因。約24 個世紀後的心理學家，重新發現了這一規律，並認為這一現象普遍存在於股票經紀人、醫生和公司管理人員身上。 我還聽過一則古老的逸事，奄奄一息的皇帝哈德良不斷地呼喊說，是他的醫生殺害了他。 蒙田是古典智慧的集大成者，他的《隨筆集》中充滿了奇聞逸事：有人問一位古代斯巴達人，為什麼他能活這麼久。他回答：“忽略醫藥。”蒙田也覺察到了代理問題，或者說，為什麼醫生最不關心的就是你的身體健康：“古希臘的諷刺作家曾說，沒有醫生會因朋友的身體健康而感到開心，就像沒有士兵會因城市久無戰事而高興。” 如何開藥給一半的人吃可以回想一下，我們說過一個私人醫生會怎樣置你於死地。 我們從祖母的故事中看到，我們的邏輯推理（但直覺式行動不是這樣）很難區分平均數與我們觀察到的其他更豐富的特性。
有一次，我在朋友的鄉間別墅參加一個午餐會，有人拿出了一個手持式血壓測量工具。 我經不住誘惑，就測量了一下動脈血壓，竟然略高於平均值。參加午餐會的人中剛好有一位醫生，他為人非常友好和善，他馬上掏出一張紙，給我開了一些降壓藥——我隨後把這張紙扔進垃圾桶了。後來，我買了同樣的測量工具，並發現，我的血壓要比平均值低得多（也就是說健康狀況更好了），只是偶爾會躥升。總之，血壓會呈現一些波動性，就像生活中的一切。 這個隨機變異往往被誤認為新資訊，從而導致我們出手干預。讓我們做一個假想實驗， 不需要假設血壓和健康之間有任何聯絡。此外，假設“正常”血壓是某個既定的已知值。以一群健康人為樣本。假如由於隨機性，這些人在1/2 時間裡的血壓將高於正常值，而另外 1/2 的時間裡，其血壓低於正常值。因此，去醫院就診的話，他們遭遇“高於正常”的警報的機率約為50%。如果醫生在患者血壓高於正常值的日子裡主動給他們開藥，那麼一半的人將處於服藥的狀態。請注意，我們可以很肯定地說，他們的預期壽命會因不必要的治療而縮短。當然，我在這裡簡化了情況；精明的醫生都能夠意識到測量值的易變性，並在情況不嚴重的時候不會開藥（雖然他們很容易落入陷阱，而且並不是所有的醫生都很精明）。但是， 這個假想實驗可以顯示，經常看醫生，尤其是在疾病並不危及生命，或並未給你帶來不適的情況下——就像你頻繁檢視資訊一樣——是有害的。這個例子也向我們展示了第7 章中所說的例子，即由於對噪聲的反應過度，私人醫生最終導致病人一命嗚呼。 這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嚴重：醫學似乎很難理解樣本的正常波動——有時，它很難區分 “統計顯著性”和“顯著性”之間的區別。某種疾病可能會稍微縮短你的壽命，但是卻顯示出“很高的統計顯著性”，導致人們產生恐慌情緒，而實際上所有這些研究可能只是在說， 它們以“顯著的統計邊際”證明，在某些情況下，比如說1%的情況下，患者有可能受到傷害。換句話說：效用的大小、效果的重要性不是根據所謂的“統計顯著性”來定的，這種東西往往會欺騙專家。我們需要看的是：病症輕重，也就是說血壓與正常值相比高出多少，這可能會影響到你的預期剩餘壽命；以及所導致結果的嚴重性。 為什麼這件事很嚴重？如果你認為統計學家真的理解現實生活中（即“大世界”，而非教科書中的“小世界”）複雜環境下的“統計顯著性”，那我要揭示一些讓你吃驚的事。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指出，統計人員在現實生活中也會犯錯誤，忘記他們是統計學家（我提醒讀者， 思考總是需要做出努力的）。我的同事丹尼爾·戈爾茨坦和我針對數量金融工程師作了一些研究，發現他們中絕大多數的人不明白他們在幾乎每一個方程式中都會用到的一些基本概念， 如“方差”或“標準差”的實際影響。最近，埃姆雷·索耶爾和羅賓·賀加斯所開展的一次強大的研究表明，計量經濟領域中的許多專家，提供了諸如“迴歸”和“相關”等看似高深的資料，在把他們製造的資料應用到實踐中時會犯一些嚴重的錯誤——他們的方程式是正確的，但在現實應用中卻犯了嚴重錯誤。他們幾乎總是低估隨機性和結果中的不確定性。而且我們還只是談論統計學家所犯的詮釋錯誤，尚未談及統計資料使用者，如社會科學家和醫生所犯的詮釋錯誤。 可惜的是，所有這些偏差都會使人們採取干預行動，而幾乎從來不是放棄行動。 此外，我們現在知道，厭惡脂肪的熱潮和標榜“不含脂肪”的口號，其實都源於一個初級錯誤，即我們誤讀了一個迴歸結果：當某個效應是兩個變數共同作用的結果（在這裡就是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時，人們有時卻只將結果歸因於其中一個。肥胖其實是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共同作用的結果，但許多人卻錯誤地將問題歸咎於脂肪，而不是碳水化合物。此外，揭示了統計資料誤讀現象的偉大的統計學家戴維·弗裡德曼與其合著者非常有說服力地指出， 大家執著地認為鹽和血壓之間存在的關聯，其實根本沒有統計學依據。這種關聯可能在高血壓人群中可以看到，但這更像是例外而非常規情況。
醫學中的“嚴謹數學” 我們可能會嘲笑社會科學中隱藏在虛構數字背後的騙局，但你可能也會好奇，為什麼在醫學領域沒有發生這種事？ 實際上，糟糕的觀點（和隱藏的觀點）顯示出，數學在醫學領域也愚弄了我們。人們做了很多已被人遺忘的努力，企圖將醫藥數學化。曾有一段時間，醫藥還從物理科學中衍生出解釋模式。喬瓦尼·博雷利在《運動的動物》一書中，就將人體比喻成由有生命的機器—— 因此，我們可以應用線性物理的規律。 讓我重申一次：我並不是反對理性化的習得話語，只要它在錯誤面前不是脆弱的即可； 我是第一個和最後一個哲學家–機率論者和決策者的混合體，而且我永遠不會將哲學家–機率論者與決策者分離開來，所以我始終是混合體，無論是早上我喝古老的咖啡飲品的時候、 中午我和朋友共進午餐的時候，還是晚上我隨手拿本書上床睡覺的時候。我反對的是天真的理性化、虛假的習得話語、深陷綠色木材問題的論述——僅僅著眼於已知的，而忽略未知的。同樣的，在衡量未知的重要性問題上，我也不反對運用數學——這是數學的強大應用。 實際上，本章及下一章的論點都基於機率數學，但這不是數學的理性主義應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幫助我們檢驗，有關疾病的嚴重性和治療強度的兩種陳述之間是否存在公然的矛盾。 另外，在社會科學中運用數學無異於採用干預主義。那些在工作中天天使用數學的人，除了在有用的地方使用數學，也傾向於在每個地方使用它。 使用這種較為複雜的理性主義的唯一條件是：相信一個人並不擁有完整的資訊，而且所作所為也要這麼認為——要更成熟，你必須接受你並非無所不知的事實。
下一步本章介紹了凸性效應的概念和醫療領域的舉證責任，以及對醫源性損傷的風險評估。接下來，我們要看凸性效應的更多應用，並將否定法作為生活的嚴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