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測試箭頭的方向（使用我們在討論教鳥兒飛行的時候所用的相同邏輯）： 道德（信念）→職業或者，職業→道德（信念） 在胖子託尼與蘇格拉底辯論之前，尼羅很好奇第一輪交鋒會是怎樣的情景。畢竟他們倆相隔了25 個世紀。找出我們的實體環境中最讓蘇格拉底吃驚的元素，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胖子託尼對尼羅的歷史知識並不看好，卻還是問了這個問題，尼羅的投機性答案是：“可能是奴隸的消失。” “這些人從來沒有自己做過哪怕是很小的一件家務事。因此，你可以想象蘇格拉底小腹凸出，雙腿細長，正想著僕人在哪裡。” “但是，尼羅·圖利普，我們周圍仍然有奴隸呀，”胖子託尼脫口而出。“他們往往戴著稱為領帶的玩意兒，來顯示自己和別人不一樣。” 尼羅說：“聰明的先生，有些戴領帶的人是非常有錢的，甚至比你還有錢。” 託尼說：“尼羅，你真愚蠢。不要被金錢所愚弄，這些只是數字而已。自由是一種精神狀態。”
富有但不獨立有一種現象被稱為跑步機效應，與我們在第20 章中看到的新事物狂熱症情況類似：為了停留在同一個地方，你需要賺越來越多的錢。貪婪是具有反脆弱性的，但貪婪的受害者則不然。 再回到相信財富使人更加獨立的愚蠢問題上。我們無須更多的證據，只要看看現在發生的事情就可以了：回顧歷史，我們從未有過像今天這樣豐富的物質生活。我們也從未像現在這樣負債那麼多（對古典主義學者來說，負債的人是不自由的，是被奴役的）。“經濟增長” 也不過如此。 在地方的層面，看起來好像我們通常要在一定的環境中建立人脈，因此就像在跑步機上跑步。當你越做越好，你搬遷到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去住，隔壁有一棟價值2000 萬美元的豪宅，主人肯花100 萬美元開生日派對，相比之下你就是一個窮人。你越來越多地依賴於你的工作，尤其是當你的鄰居在華爾街獲得了一大筆由納稅人支付的鉅額獎金時。 這類人就像希臘神話中的坦塔羅斯，受制於一個永恆的懲罰：他站在果樹下的一潭水邊， 每當他試圖摘下樹上的果子，樹就移開，每當他試著掬水喝，水就退去。 現代人就處於這樣一種永恆的折磨中，而羅馬人則規避了這種社會跑步機效應：他們的社交生活很大部分發生在領主和權勢地位較低的門客之間，後者受前者的慷慨庇護，與前者同桌吃飯，並在遇到麻煩的時候依靠前者的幫助。那時沒有公益事業，也並沒有教會來分發善款：一切都是靠個人自發行動開展的（我前面提到過的塞內加所寫的書中談的就是人在這種情況下的個人義務）。領主們與其他有權勢的領主很少來往，就像黑手黨教父除了自己的組織成員也不太與其他黑手黨教父交往。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我的祖父和曾祖父的生活方式，因為他們是當地的地主和鄉紳；權力伴隨著保護圈子內親屬的責任。鄉下的地主須時不時“開門迎客”，免費讓人們盡情吃喝，分享自己的財富果實。另外，宮廷生活則導致了腐敗——來自各省的貴族在那種奢華面前變得卑微；他將面對穿著更加華麗、觀點更為睿智的人，這種壓力讓他抬不起頭來。在都市裡失去地位的人，在鄉下卻能保有身份。 你不可能信任一個站在跑步機上的人。 專業人士和集體人經過一個階段的知識灌輸後，便可以迅速成為一種職業的奴隸，甚至他對任何問題的觀點都變得以利己為目的，從而對集體來說不再可靠。這是希臘人對專業人士有意見的原因所在。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為華爾街的一家公司幹活。上班幾個月之後，董事總經理就召集我們並對我們說，公司需要為某些政客的競選活動捐款，“建議”我們捐出佔我們收入一定比例的資金。這些政治家們被譽為“好人”。所謂“好人”，是指他們的觀點有利於投資銀行的業務，他們會推動保護該行業的立法。要是我曾經這麼做了，我從道德層面上就再也沒有資格表達“為公眾服務”的政治意見了。 在一個爭論了幾個世紀的故事中，雅典人迪瑪德斯譴責一個賣殯葬用品的人，理由是他只能從死人身上獲利。蒙田重新講述了塞內加在他的書中所提出的觀點，稱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就有義務譴責每一種職業。因為商人要靠年輕人的揮霍，農夫要靠昂貴的糧食，建築師要靠建築物倒塌，律師和司法人員則靠訴訟和人們之間的爭鬥才能獲益。醫生不會因他人健康（甚至他的朋友們的健康）而高興，士兵不希望他的國家和平，等等。而且，更糟糕的是， 如果我們能夠進入人的內心世界，窺探到他的真實想法和動機，我們會看到他的意願和希望幾乎總是寄託在犧牲他人的利益上。 但是，蒙田（和塞內加）又有點兒矯枉過正，過於推崇利己思想，而忽略了一些非常核心的東西。他們顯然認識到，經濟生活並不一定依賴於利他動機，而且集體的運作方式不同於個人。考慮到塞內加和蒙田分別比亞當·斯密早1800 年和300 年，因此我們應該佩服他們的思想，即對不誠信之人的憎惡。自亞當·斯密以來，我們已經知道，集體不要求個人的仁慈，因為自私是成長的驅動力。但是，這並不會使人們認為，個人有關集體的所有思考都是不可靠的。因為在一個集體中，個人與他人的利益是密切相關的。 除了切身利益的問題，蒙田和塞內加還忽略了一個問題，即認為個人可以劃清與公共事務的界限。他們忽略了代理問題，雖然這個問題自古以來就一直存在（《漢謨拉比法典》中的黃金法則就是用以解決這一問題），但並非他們意識中的一部分。 這裡的重點不是說靠某個職業謀生，從本質上說就是有罪的，相反，這裡的問題是，當人們處理公共事務與涉及其他人的事宜時，他們自然而然就變得可疑了。根據亞里士多德的定義，自由人就是一個可以自由發表意見的人——這是能夠自由支配時間的副產品。 從這個意義來上說，自由只是真心誠意表達政治意見的問題。 希臘人把世界分成3 種職業——手工業者、武士和農民。後兩類人從事戰爭與耕種， 稱得上是紳士，主要是因為他們不謀私利，不與集體利益相沖突。但是，雅典人鄙視手工業者，也就是那些躲在暗室裡製作物品的工匠——通常都是坐著幹活。在希臘將軍色諾芬看來，這種工作將導致工匠的體質退化、意志衰弱，剝奪了他們關心朋友和城邦的時間。狹隘的工藝將人困於製造車間，令其只關心自己的福利；而戰爭和耕種則賦予人更廣闊的視野， 令人們更關心他們的朋友和城邦。色諾芬認為，農業是其他一切技能的生母和養母。（古人沒有企業；如果色諾芬活到今天，他會將這種不信任從手工業者轉移到企業員工身上。） 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中有一句古話：“自由之手就是度量之尺。”但是，自由的定義還未能被人理解：誰有自主意見，誰就是自由的。 在梅特涅看來，人文始於貴族階層；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也是一樣，但形式不一樣，在 20 世紀英國人崛起之前，人文始於閒散的自由人。並不是說不用工作，只是意味著不依賴工作來獲得個人和情感認同，當然，梅特涅認為工作是可做可不做的，更像是一種愛好。在某種程度上，你的職業無法像你的其他特徵，比如你的出身（但也可能是別的什麼）那樣能夠對你進行有效界定，正是對金錢不在意的態度讓米利都的泰勒斯能夠度量自己的誠意。對於斯巴達人來說，人文完全關乎勇氣。而對於胖子託尼來說，人文始於“自主”層面。 自主的思想在我們這位肥胖的朋友眼中，要比在我們思想前輩的眼中民主得多。它只意味著你是自己意見的所有者。它與財富、出生、智慧、長相、鞋碼無關，而與個人勇氣相關。 換句話說，對胖子託尼來說，這是對自由人的一個非常具體的定義：自由人不會被強迫做他本不願意做的事情。 考慮一下，從雅典到布魯克林之間對自由的認識差距：如果對希臘人來說，只有能自由支配自己時間的人才會有自由的觀點，那麼對胖子託尼和尼羅來說，只有有勇氣的人才敢於自由地發表意見。懦弱的人是天生的，不是後天養成的。不管你給他們多少獨立性，不管他們多富有，他們始終都是懦弱的。 讓我們看看抽象的現代主義集權制國家和地方政府之間的另一個差異。無論是在一個古代的城邦制國家，還是一個現代化的市鎮，羞恥感都是對違反道德行為的懲罰——這增強了對稱性。放逐和流亡，或者更糟糕的，被人排斥都是嚴重的處罰——人們不太願意搬遷， 也把背井離鄉視為可怕的災難。而在較大的組織，如龐大的集權制國家裡，由於缺乏面對面交往的機會，社會的道德根基缺失，羞恥感不再有道德層面的約束能力。因此，我們亟須重建這種根基。 除了恥辱，還有在一定環境中的友誼、社交，也就是成為興趣和集體不同的某個群體中的一員，等等。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英雄克里昂，就倡導人們在處理公共事務時應鐵面無私， 不顧朋友交情——由此，他付出了代價，遭到了一些歷史學家的辱罵。 一個簡單但比較過激的解決方案是：任何從事公共服務的人，不應隨後從任何商業活動中賺取比薪水最高的公務員的收入更多的錢。這就像是自願給自己設定上限（有利於阻止人們利用公職作為臨時信用憑證，然後去華爾街賺取數百萬美元）。否則，神職人員都想擠進政府。 正如克里昂因他的行動遭到謾罵，在現代世界中，那些做了正確事情的人卻遭遇了反代理問題：你為公眾服務，卻因此遭到詆譭和騷擾。活動家和倡導者拉爾夫·納德就遭到了眾多誹謗和斥責，很多誹謗都是來自汽車行業。 道德與法律我一直為沒有及早地揭穿下面這個騙局而頗感慚愧。（正如我所說的，如果你看到欺詐……）讓我們暫且稱之為艾倫·布林德問題。 故事發生在達沃斯論壇會議茶歇時的一次私人閒聊期間。我記得閒聊的話題本來是關於如何拯救世界不受道德風險和代理問題的傷害。但談話被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一位前副主席艾倫·布林德打斷了，他試圖向我推銷一種特殊的投資產品，可以合法矇騙納稅人。這種產品可以幫助高淨值投資者規避有關存款保險額度的規定（當時的限額為100 000 美元），從而受益於近乎無限額的存款保障。它的操作方式是，投資者存入任何金額的資金，布林德教授的公司會將其分割為較小的金額並投資到銀行，從而規避了存款保險限額的規定；這些賬戶看起來都像單獨的賬戶，但實際上獲得全額保險。換句話說，這將使超級富豪們透過騙取政府資助的免費存款保險來欺詐納稅人。是的，欺詐納稅人，而且是以合法的手段。還有，是在享有內部人優勢的前政府官員的幫助之下。 我脫口而出：“這不是很不道德嗎？”我得到的回應是“這是完全合法的”，接著，他又補充了一句更罪惡的話，“我們的員工中有很多曾經是監管官員”。這意味著（1）合法的就是道德的，（2）前監管官員比普通公民更有優勢。 很長一段時間，也就是兩三年後，我才對這件事做出反應，對此進行公開譴責。布林德肯定不是背離我的道德理念的最糟糕的案例，他之所以激怒我可能出於兩個原因，一是他以前的公職身份，二是達沃斯論壇是為了拯救世界不受邪惡力量的影響（我當時還向他陳述了有關銀行家如何犧牲納稅人的利益來冒險的觀點）。但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人們如何利用公職從公眾身上合法獲利。 告訴我你是否理解了這個問題的本質：受僱於公民，理論上應該代表公民最佳利益的前主管官員和公務員，可以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和在工作中積累的人脈，在加入私營企業（律師事務所等）之後從系統的缺陷中謀利。 進一步想想吧：法律規定越複雜，社會網路越官僚，就有越多深諳系統漏洞和缺陷的主管官員從中受益，因為他的主管優勢將是其專業知識的凸性函式。這是一種特權，是以犧牲別人為代價獲得的不對稱性。（請注意，這種特權正在整個經濟中蔓延；豐田汽車公司就曾聘請前美國主管官員，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來處理汽車缺陷調查案。） 現在到了第二階段——情況變得更糟。布林德和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院長合寫了一篇專欄文章，反對政府提高個人存款保險額度。顯而易見，這篇文章的意思是，公眾不應該享有布林德的客戶所享受的無限保額。 對此，我有幾句評論。 首先，法律規定越複雜，業內人士越容易找到套利的機會。這裡，我們又可以看出啟發法的優勢。2
300 頁的法規在我看來抵不上幾條《漢謨拉比法典》。厚厚的法規對前主管官員來說簡直就是一座金礦，他們有足夠的動機贊成複雜的法律法規。我們再次看到，內部人是“少即是多”原則的敵人。 其次，在一個複雜的系統中，法律法規的字面意思與實質意思之間的差異很難讓人辨識。 也就是說，技術性的、複雜的、非線性的環境比只涉及少數變數的線性環境更容易受人操縱。 法律和道德之間的缺口，同樣如此。 再次，在非洲國家中，政府官員會明目張膽地受賄。在美國，如果被業界看好，那麼政府官員往往會得到銀行的承諾，比如在退休後到銀行掛職，一年獲得500 萬美元的薪水， 這種受賄的方式很隱蔽，從不會對外界公開。而針對這些行為的法規往往只是輕描淡寫。 關於阿蘭·布林德問題，最讓我感到不安的是那些聽到我談論此事的人的反應：人們認為，一位前任官員利用以前的職位為自己“謀利”是很自然的事——哪怕是犧牲我們的利益。誰不喜歡賺錢呢？這就是他們的觀點。 拿詭辯當作可選擇性你總是可以找到一個論點或合乎道德的理由在事後捍衛你的觀點。這種觀點非常靠不住， 為了避免過濾式選擇，你應該在行動之前，而不是行動之後提出合乎道德的準則。你要防止牽強附會地用你編造的故事為你的行為辯護——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詭辯”這種就決策中的細微差別進行爭論的藝術做的就是此事，即想方設法地為你所作的決定辯解。 讓我先界定一下欺詐性意見。很簡單，就是一個既得利益者將自己的利益泛化為公共利益。比如，理髮師宣稱理髮是為“人類的健康”著想，或一個槍支遊說團體聲稱持有槍支“對美國人民有利”，他們提出的意見只是為了其本人的利益，但他們卻將自己粉飾成為了集體的利益而呼籲。換句話說，看看他們是不是在表23–1 的左欄中？同樣的，阿蘭·布林德寫文章反對普遍提高存款保險金額，不是因為他的公司將失去生意，而是出於公共利益的考慮。 但其實，我們有一個很容易實施的啟發法來判斷他們的真實意圖，問一個簡單的問題即可。有一次我在塞普勒斯參加一個研討會的晚宴，另一個演講嘉賓是來自一所美國大學的塞普勒斯教授，他的專業是石化工程，他慷慨激昂地斥責氣候活動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勳爵。 斯特恩是與會嘉賓，但他缺席了晚宴。我不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但我能看到這裡顯然發生了“缺乏證明某事存在的證據”與“證明某事不存在的證據”混為一談的現象，於是我為了素未謀面的斯特恩開始與這位石化工程師爭辯起來。石化工程師說，我們沒有證據表明，化石燃料對地球造成了危害，但是他在語義上做了轉換，這使得他的話等於是說，我們有證據表明化石燃料沒有危害。他說斯特恩推薦的保險是無用的，這促使我馬上跳起來質問他，他自己是不是也曾為並未發生過的事件投保了車險、醫療險和其他保險。我開始向他闡述我的想法，比如我們正在做一些對地球來說前所未有的事情，舉證責任應該由那些打破了自然生態系統的人來承擔，大自然比他知道得更多，而不是更少，還有其他一些源自本書的想法。 但是，這就像與辯護律師對話一樣——他們只會詭辯，卻絲毫沒有接近真相。 然後，一個啟發法浮現在我的腦海裡。我偷偷地問坐在我旁邊的主持人，這個人從他的論點中是否能獲得任何利益：結果我發現，這位石化工程師與石油公司深有淵源，他是這些公司的顧問、投資者和諮詢師。我立刻失去了與他說話的興趣，也不想費神與他在別人面前辯論——他的話毫無價值，只是胡言亂語而已。 請注意這與切身利害觀點的關係。如果某人有一個觀點，比如說銀行系統非常脆弱，應該會崩潰，我希望他能根據他的觀點進行投資，這樣，在他的聽眾受損時，他也會受損— —這就像一個表明他不是信口雌黃的信用憑證。但如果是有關集體福利的一般性陳述，則無須這樣的投資。這就是否定法。
我剛才呈現的是合乎道德的可選擇性機制，根據這一機制，人們應該依據自己的信念採取行動，而不是根據行動選擇自己的信念。表24–1 比較了各種職業與道德的反差。 表24–1 職業與行動比較機會主義者（以道德感粉飾其職業） 從不玩偽道德遊戲淘金者妓女鑽營關係網之人社會活動家妥協不妥協 “來幫助你的”人博學者、藝術愛好者和業餘愛好者商人、專業人士（古典主義時期） 地主（古典主義時期） 員工手工業者研究院或大學的學者、領取研究經費的研究人員鏡片製造者、大學或中學的哲學老師、獨立學者這裡存在一個反布林德問題，即所謂的“不利證據”的問題。你應該更重視提供不利於自己的證據的證人和意見。提倡飢餓療法和透過否定法治療糖尿病的大型製藥公司的藥劑師或高管，要比支援大量吃藥的藥劑師或高管可信得多。 大資料與研究者的選擇權本節有點兒技術性，不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跳過本節，不會有任何損失。可選擇性無處不在，有一種過濾式選擇破壞了整個科研精神，讓豐富的資料變得對知識生產極其有害。更多的資料意味著更多的資訊，這句話並沒有錯，但是也意味著更多的虛假資訊。我們發現，越來越少的論文會再版重印，許多教科書，比如心理學課本，早就需要重新修訂了。至於經濟學，還是別提它了。你很難信任許多統計導向的科學——尤其是當研究人員承受壓力，必須為了自己的職業發表論文。然而，這一切卻打著“推動知識進步”的旗號。 回想一下副現象的概念，這是現實生活和圖書館之間的區別。與那些看到真實事件的發展過程，以觀察現實生活的一般順序看歷史的人相比，從圖書館的角度看歷史的人一定會看到更多具有欺騙性的關係。他會被更多的副現象所欺騙，其中之一便是多餘資料而非真實訊號帶來的直接結果。 我們在第7 章中討論了噪聲的產生。在這裡，它構成了另一個嚴重問題，因為研究員與銀行家一樣，也是有選擇權的。研究者得到利益，而真理卻蒙受損失。研究人員手裡的免費選擇權在於他能夠挑選任何能夠證實其觀點，或展現出良好結果的統計資料，而拋棄其餘部分。一旦他獲得了他認為正確的結果，他就有權選擇停止研究。此外，他還能找到統計關係——欺騙性的東西浮出了表面。資料有一個特定屬性：在大型資料集內，大的偏差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噪聲而非資訊（或訊號）。 以下兩種醫學研究是有區別的：（1）觀察性研究，研究人員主要在他的電腦上觀察統計關係，和（2）雙盲佇列實驗，以模擬現實生活的方式來挖掘資訊。 圖24–1 大資料的悲劇。變數越多， “老練”的研究員手中的顯著相關性越多。虛假相關性的增長比資訊增長得更快，
資料因而呈現出非線性（凸性） 前者，也就是在計算機上進行觀察，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結果，而根據約翰·約安尼季斯的計算，十有八九的結果是虛假的——但這些觀察性研究卻頻頻見諸報紙和一些科學期刊。 值得慶幸的是，這些研究並未被美國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所接受，因為該機構的科學家深諳研究內幕。我和積極反對虛假統計資料的斯坦·楊，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看到一篇聲稱其統計資料具有顯著性的研究，而這些結果在我們看來其實隨機性很強。我們致信該雜誌表達我們的意見，結果卻石沉大海。 圖24–1 顯示了一些潛在的虛假統計關係的數量正在不斷激增。我們的想法如下所示： 如果我有一組200 個隨機變數，彼此完全無關，但在統計運算中幾乎不可能找不出某種高度相關的關係，比如相關度達30%的情況，但是，這完全是虛假的。我們有技術來控制這種過濾式選擇（其中一種方法被稱為邦費羅尼校正法），但即使用了這種方式也沒法抓住那些弄虛作假的人，就像監管機構無法阻止內部人欺詐一樣。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破譯人類基因組約12 年之後，我們也沒有發現多少具有統計顯著性的東西。我不是說資料中沒有資訊： 但問題是，這如同大海撈針。 即使實驗也可能因偏見而受影響：研究人員有動機選擇那些與其尋求的觀點相符合的實驗結果，而隱藏起失敗的結果。研究人員還可以在得到實驗結果後擬定一個假說，再將假說套用在行為上。不過，這個偏見的影響要比前者稍小。 受資料愚弄的效應如今愈演愈烈。有一個被稱為“大資料”的討厭現象，研究者們將過濾式選擇用到了大資料中。現代化提供了太多的變數（但每個變數的資訊卻太少），而虛假統計關係的數量增長要比真實資訊快得多，因為噪聲是凸性的而訊號是凹性的。 我們將越來越多地看到，資料只能真正提供以否定法界定的知識——它可以有效地用於揭穿，而非確認某種觀點。
遺憾的是，我們很難得到資金支援來重製——和駁斥——現有的研究。即使能找到融資，也很難找到敢做的人：重製研究成果不會讓任何人成為英雄。因此，我們會因對實證結果（除了那些以否定法界定的知識）不信任卻又無計可施而寸步難行。回到我說過的業餘愛好者和悠閒喝茶的英國牧師的浪漫想法上：專業研究員們往往相互競爭以“找到”統計關係。 而科學絕非一種競爭，它不可以用排名來表現——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系統最終將如何崩潰。知識必定不能容忍代理問題的存在。 集體的專制集體而非個體犯錯是有組織的知識的標誌，也是反對此類知識的最好論據。我們常常聽到人們以“因為大家都在做”或“別人就是這麼做的”來為自己辯護。這可不是小事：在一個人的情況下，如果感覺做某事很傻，人們就不會去做，但是在一群人的情況下，他們卻會參與這樣的傻事。而這正是學術界褻瀆科學的原因所在。 有一次，一位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的博士生克里斯·S 來告訴我，他相信我有關“長尾” 的觀點，以及我對當前風險管理方法的質疑，但是，這些無法幫助他獲得一個學術職位。“每個人教的和論文中所用的，是另一套理論。”他說。另一位學生解釋說，他希望在一所好大學中謀職，這樣他就可以賺錢養家餬口，但他以專家證人的身份作證說：他們不會相信我的強韌性風險管理的觀點，因為“每個人都使用那些教科書”。同樣的，我曾受邀到一所大學教標準風險管理法，這種在我看來純粹是江湖騙術的東西（我拒絕了）。作為一個教授，我的責任是以犧牲社會幫助學生找到工作，還是履行我的公民義務？嗯，如果是前者，那麼這些經濟學院和商業學校就犯了嚴重的倫理錯誤。因為這些有害的理論已經廣泛滲透到了生活中，這就是經濟中充滿了明顯的謬論——經科學驗證的謬論——卻還沒崩潰的原因。回想一下，教授們在教你那些摧毀了金融系統的內容後卻不受懲罰，致使欺詐得以延續。各個科系都需要教學生某些知識，以便讓他們獲得就業機會，即使他們教的都是無用的知識—— 這讓我們被困在一個無限惡性迴圈的系統中，大家都知道這些材料是錯誤的，但沒有人有足夠的自由或足夠的勇氣來對此做些什麼。 問題在於，在這個世界上最可以使用“其他人都這麼認為”作為論點的最後一個地方是科學：科學應該讓論點本身站得住腳，被經驗或數學證明為錯誤的話點就是毫無疑問地錯了， 即使有100 個“專家”或3 萬億條反對意見來支援它也沒有用。而且，用“其他人”來支援自己的論點其實意味著這個人——或組成“其他人”的整體——很無用而已。 但好訊息是，我相信，一個人的勇氣能擊敗由懦夫組成的集體。 在這裡，我需要再次申明，我們需要回顧歷史來尋找解決方案。歷史非常清楚責任分散的問題，古人認為隨大流做惡事，以及為迎合眾人作偽證都是無可置疑的罪行。 在結束第七卷之前，我有一個想法。每當我聽到有人說“我是道德的”，我就不由得緊張起來。每當我聽到談道德的課程，我就更加緊張。我想要的只是消除可選擇性，消除以犧牲他人利益來獲取反脆弱性的行為。這個簡單的方法就是否定法。其餘的順其自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