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又拿不出像他們在危機發生後拿出的那麼多證據，那麼他們就稱不上是預言家。這裡涉及承諾問題，或哲學家所稱的信念承諾，一種對信念的保證，在胖子託尼和尼羅眼裡，這需要轉化為行動。Doxa 在希臘語中的意思是“信念”，但與“知識”（認知）不同，它需要的不僅僅是口頭上的承諾。要了解這一點，只要想想在希臘東正教中它帶有讚頌的意義，你就明白了。 順便說一句，這個概念也適用於各種形式的思想和理論：理論背後的主要人物、所謂的理論創始人，應該是一個相信這個理論、以之為信念，並願意以昂貴的代價承諾秉持這一信念、確保其自然得出結論的人；而不一定是在喝甜酒時第一個提出這一概念的人。 只有真正相信的人，才能避免最終自相矛盾，並且陷入事後預測的錯誤。 選擇權、反脆弱性與社會公平股市展開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反脆弱性轉移，原因在於這場遊戲中惡性的不對稱式投注。我這裡說的不是投資，而是目前的體系，將投資包裝成“上市公司”的股票，允許經理人在這個系統中耍花招，當然，他們還能比真正的冒險者，也就是創業家們贏得更多的威望。 代理問題的典型案例就是僱用職業經理人來管理一個不屬於他的企業，與企業主自己經營企業並不相同，在前一種情況下，除了企業主，職業經理人無須向任何人彙報資料，出了問題也不必擔責任。職業經理人在企業中享受績效激勵，卻沒有懲罰措施——這一點大眾並不是很清楚，他們一直以為，經理人得到了恰當的“激勵”。不知道為什麼，這些經理人都被儲戶和投資者賦予了免費選擇權。而我最擔心的就是不由企業主自己經營的企業中的經理人問題。 當我寫這本書時，美國股市已經導致退休人員在過去12 年裡損失超過3 萬億美元，相比他們把錢留在政府貨幣市場基金裡而言——我這只是保守估計，實際上兩者的差距甚至更大。而在股市中持有不少股份的職業經理人，得益於股票期權的不對稱性，賺取了近4
000 億美元。他們就像泰勒斯，犧牲了可憐的儲戶，自己卻大賺一筆。更離譜的是銀行業的命運：銀行的損失已經遠遠超過了它們有史以來賺到的利潤，但它們的經理人卻領取著數十億美元的薪酬——損失由納稅人揹負，好處卻落入銀行家的口袋。旨在矯正問題的政策最後卻傷害了無辜的人，而銀行家們則在聖特羅佩的遊艇上喝著夏季葡萄酒。 這種不對稱性是顯而易見的：波動性有利於經理人，因為他們獲得了結果的積極面— —收益。我想說的是（唉，幾乎所有人都忽略了），他們註定能從波動性中獲益，而且波動性越強，越有利於這種不對稱性。因此，他們是反脆弱性的。 要了解反脆弱性是如何轉移的，我們可以看兩種情境，在這兩種情境下，股市波動的平均水平不變，但路徑不同。 路徑1：股市上漲了50%，然後回跌，抵消了之前的所有收益。 路徑2：股市保持橫盤。 很明顯，在路徑1 的情況下，波動比較大，對經理人來說更有利可圖，他們可以兌現他們的股票期權。因此，股市走勢越陡，越有利於經理人。 當然，社會群體——這裡指退休人士——則只能獲得結果的另一面——損失，因為他們的資金都流入了銀行及銀行家的口袋。退休人員的損失大於收益。社會群體彌補了銀行家的損失，卻沒有從後者那裡得到任何回報。如果你不將這種反脆弱性的轉移視為盜竊行為， 那你的腦子肯定有問題。 更糟糕的是，整個體系被稱為以“激勵”機制為基礎，而且是與資本主義相適應的— —在該機制下，管理者的利益與股東的利益保持一致。這是什麼樣的激勵？只有有利因素， 沒有不利因素，因此根本沒有反誘因。
羅伯特·魯賓的免費選擇權美國前財政部部長羅伯特·魯賓大約10 年內從花旗銀行賺到了1.2 億美元的獎金。該機構的風險被隱藏起來，財務報告資料顯得非常好……直到它們露出真面目（典型的“火雞” 問題）。花旗銀行崩潰了，但魯賓的錢還是留在了他的口袋裡——由於政府接管了銀行債務以幫助銀行重建，因此實際上是納稅人在對魯賓進行追溯性償付。這種償付方式非常普遍， 成千上萬的高管都享受到了。 這就像一個建築師明知地基有風險，還隱瞞風險，自己兌現了大額支票後離開，同時由於受到複雜的法律制度的保護，他對之後樓房的坍塌不負一點兒責任。 有人建議執行“收回條款”，以此作為一項補救措施，也就是在發生後續失敗的情況下， 責令當事人償還過去獲得的獎金。具體操作如下：經理人不能立即兌現他們的獎金，他們只能在3~5 年之後，在不造成任何損失的情況下兌現。但是，這並不能解決問題：經理人仍享有淨收益，沒有淨損失。任何時候，他們自己的淨財產都沒有受到威脅。因此，該系統仍然包含很大程度的可選擇性和脆弱性的轉移。 這同樣適用於管理養老金的基金經理，他們也不會遭遇任何不利因素。 但是在歷史上，銀行家們曾經受到《漢謨拉比法典》式的約束。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傳統做法，是在銀行門前砍下銀行家的頭（銀行家們通常會在失敗不可避免之際選擇跳樓自殺， 但至少有一名銀行家是被行刑的，這個人是弗朗西斯科·卡斯特羅，於1360 年落得這樣的下場）。在現代，只有黑手黨執行這類做法，以消除免費選擇權。1980 年， “梵蒂岡銀行家”、 義大利安保信銀行的執行長羅伯託·卡爾維在該銀行破產後，跑到倫敦避難，隨後死在那裡。最初被認為是自殺，就好像義大利不再是一個結束自己生命這種戲劇化行為發生的好地方。但最新的證據表明，他的死亡並不是自殺；而是黑手黨因他虧損了他們的錢而給他的懲罰。拉斯韋加斯的創業先鋒巴格西·西格爾也有同樣的命運，他因對黑手黨投資的賭場經營不善而遭到謀殺。 在一些國家，如巴西，即使在今天，頂級銀行家也要無條件地以自己的資產來承擔經營責任。 哪一個亞當·斯密？ 許多支援大公司的“右翼”研究人員，常常喜歡援引亞當·斯密這位著名的“資本主義” 守護神的話——其實亞當·斯密並未講過“資本主義”這個詞——他們從來不讀亞當·斯密的著作，或者他們僅選擇性地利用他的著作為自己服務——如果亞當·斯密地下有知，一定不會同意自己的理念以這些方式呈現。 在《國富論》第四卷，亞當·斯密對只賦予某些人利益但不令其承擔損失的想法，持非常謹慎的態度，並對股份制有限責任公司表示了質疑（現代有限責任公司的前身）。他沒有領悟到反脆弱性轉移的概念，但已經很接近了。而且他（差不多）覺察到了將企業交予別人打理，相當於飛機上缺少飛行員所帶來的風險管理缺陷： 怎麼促使經理人在管理他人的錢財而非自己的錢財時，盡心盡力呢？相信公司的董事都想過這個問題，但是，你卻不能指望這些董事像私營合夥制公司中的創始人監控自己的合作伙伴那樣，以一種焦慮與警惕的心態監控職業經理人。 此外，亞當·斯密甚至懷疑它們的經濟表現，他寫道：“從事外貿業務的股份制公司在競爭中很少能夠打敗私營公司。” 讓我闡述得更清晰些：無論是在“資本主義”體制，還是你希望的任何經濟體制下，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將三元結構中最左欄的人數保持在最低水平。沒有人意識到蘇聯體制的中心問題是，它把每個負責經濟生活的人都置於極其脆弱的左欄。
反脆弱性與大公司的倫理你有沒有注意到，大公司總是賣給你垃圾飲料，而手工業者賣的多為乳酪和葡萄酒。反脆弱性往往從小的公司轉移給最大的公司——直至後者倒閉。 商業世界的問題在於，它只能透過加法（肯定法），而不是減法（否定法）來運轉：醫藥公司不會從你降低糖分攝取的行動中受益，健身俱樂部運動器械的製造商不會從你搬運石頭和在岩石上行走（不帶手機）的決定中獲益；股票經紀人不會因你將資金投入你眼見為實的投資物上（比如你表弟的餐廳或你家附近的一棟公寓樓）而獲益；所有這些公司都必須製造“收入增長”，以符合坐在紐約辦公室裡的那些思維遲鈍——或者在最好的情況下——思維略顯遲鈍的工商管理碩士分析師的分析。當然，他們最終會自取滅亡，但這是另一個話題。 現在讓我們看看可口可樂、百事可樂等公司，我相信讀者在讀這本書的時候，這些公司應該仍然存在——但這是非常不幸的。這些公司做的是什麼生意？賣糖水，或者說，賣糖水替代品，給你的身體輸入令生物系統紊亂的東西，導致糖尿病，並讓一些生產商在生產代償性藥物的過程中賺得盆滿缽滿。大企業向你出售自來水肯定賺不到錢，生產葡萄酒也賺不到錢（葡萄酒似乎是證明手工業經濟優越性的最好證據）。但它們會用一些愚弄消費者的龐大營銷工具和一些宣傳口號，或者諸如此類的東西來包裝美化自己的產品。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用以反對菸草公司的理由，卻不適用於所有其他試圖向我們兜售不利於我們身體的商品的大公司。 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和我曾在紐約公共圖書館的一個活動中，與百事可樂的主席有過一次口舌之戰。這是有關反脆弱性的一次很大的教訓，因為弗格森和我都不關心她是誰（我甚至都不想勞神知道她的名字）。作家是具有反脆弱性的。我們兩個人都完全沒做準備（甚至連一張紙的演講稿都沒有），然後她就帶著一群助理人員出現了，從他們列印出來的厚厚的資料可以判斷，他們大概對我們進行了徹底的研究，甚至包括我們的鞋碼（我在演講者休息室裡看到一名助理正在研讀一份帶有我醜陋照片的資料，那張照片是在我痴迷於骨骼問題並開始進行舉重練習之前拍的）。我們可以說任何想說的話，不會有任何損失，但她卻必須堅守自己公司的路線，以免安全分析師釋出糟糕的報告，導致公司股價在年終分紅之前下跌 2 美元30 美分。此外，根據我與公司高管打交道的經歷，從他們願意花費數千小時出席沉悶的會議或者閱讀糟糕的備忘錄就可以看出，他們不太可能表現得多麼聰明。他們不是創業家，只是演員而已，並且是華而不實的演員（商學院更像是表演學校）。有些真正聰明或者自由的人在這種機制下可能早就崩潰了。所以，弗格森馬上洞察到了她的軟肋，並立即攻其要害：她掛在嘴上的說辭是她僱用了60 萬名員工，極大地促進了社會就業。弗格森立即做出反駁，揭露了她的宣傳實質——事實上，這原本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大型官僚機構僅憑藉自己的“大僱主”身份就控制了國家，並透過犧牲小企業的利益從這種環境中攫取利益。所以，僱用了60 萬員工的公司就可以被允許破壞公民的健康而不受懲罰，並從紓困保護中獲益（就像某些美國的汽車公司），而理髮師或計程車司機則不享受這種懲罰豁免權。這樣真的公平嗎？ 我由此突然想到了一條規律：除了毒販之外，小公司和手工業者賣給我們的往往是健康食品，那些似乎是自然的和我們自發性需要的東西（製造者對他們的產品都抱有問心無愧的自豪）；大型公司（包括製藥巨頭）可能做的卻是批發醫源性損傷的生意，賺走我們的錢， 還給我們帶來傷害，可由於有一大幫說客，它們劫持了這個國家的輿論。此外，任何需要營銷的東西似乎都帶有副作用。你當然需要廣告公司來說服人們相信，可樂能給他們帶來“幸福”——這招還真的很管用。 當然，也有例外：我們看到有著手工業者的靈魂，甚至藝術家靈魂的企業。羅翰·席爾瓦曾提到，史蒂夫·喬布斯甚至希望蘋果產品的內部構造看起來也和外表一樣美觀，雖然這部分客戶看不見。只有真正的手工業者才會這樣做——有自尊的木匠會覺得內外做工不同的櫥櫃簡直就是贗品。這又是冗餘的一種形式，具有審美和倫理方面的回報。但是，在這個被高調宣傳的、實質上卻被完全誤解的所謂高效的企業全球經濟中，史蒂夫·喬布斯是一個罕見的例外。 手工業者、市場營銷和交付最便宜的產品我們來談談手工業者的另一個屬性。透過廣告和市場營銷宣傳的東西中，沒有我特別喜歡的，比如乳酪、酒、肉類、雞蛋、西紅柿、羅勒葉、蘋果、餐廳、理髮店、藝術、圖書、 酒店、鞋、襯衫、眼鏡、褲子（我的父親和我在貝魯特已經使用了三代亞美尼亞的裁縫了）、 橄欖、橄欖油等。這個規律也同樣適用於城市、博物館、藝術品、小說、音樂、繪畫、雕塑 （我曾經痴迷古文物和羅馬頭像）。這些東西在某種意義上說都經過了“營銷”，透過營銷讓人們意識到它們的存在，但是我不會聽了營銷宣傳便馬上去使用這些產品，我更相信口碑這種強有力的自然宣傳方式。實際上，這也是唯一的過濾器。 那種根據給定規格提供最廉價產品的機制，滲透到了你在貨架上看到的任何東西中。當公司賣給你它們稱之為乳酪的東西時，它們有充分的動機為你提供製作成本最廉價的一塊橡膠，裡面含有適當的成分，所以還是可以稱之為乳酪，它們還會做足功夫研究如何欺騙你的味蕾。其實，它們不僅有這種動機，它們從結構上也註定極其善於生產符合給定規格的最廉價的產品。商業書籍也是一樣：出版商和作者都想抓住你的注意力，把他們可以找到的最易過時的新聞資訊湊成一本勉強可以稱之為書的東西。這就是最佳化在最大化（形象和包裝）或最小化（成本和努力）等方面的作用。 我上面說過，軟飲料公司的營銷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迷惑消費者。但凡需要大力度營銷的產品，不是劣質產品就是邪惡產品。把某個事物吹噓得比實際上好得多是很不道德的。
你可以讓其他人知道一個產品的存在，比如說一個新的肚皮舞腰帶，但我不知道為什麼人們沒有意識到，從定義上說，需要營銷的東西一定是劣質的，否則就無須為它做廣告。 營銷是一種糟糕的方式，而我則依靠我的自然主義和生態本能進行選擇。比方說，你在乘船遊覽的過程中碰到一個人。如果他開始吹噓自己的成就，告訴你他有多麼富有、魅力過人、才華出眾、富有名望、肌肉發達、教育良好、行事高效，還有其他優點，你會怎麼做？ 你肯定會跑掉（或把他介紹給另一個愛說話的人，藉機擺脫他們兩人）。事實上，如果由其他人（最好不是他的母親）來誇讚他或許效果更好，如果他個人謙遜一些也不會讓人反感。 其實我說得並不過分。我寫這本書時，無意中聽到一個紳士在英航班機上與乘務人員的談話（一開始談的是是否喜歡在咖啡中加奶精和糖），不到兩秒鐘他就向乘務人員提及自己是諾貝爾醫學獎和“生物學”獎得主，還是某個著名的皇家學院的院長。乘務員不知道諾貝爾獎是什麼，但仍表現得很有禮貌，所以他不停地重複著“諾貝爾獎”，希望能讓她明白。 我轉過身，認出了他，他馬上像洩了氣的皮球。常言道，服務員面前難做偉人。超越了傳達資訊目的的營銷，是不安全的。 我們都認為，常常自吹自擂的人多令人反感。那麼公司呢？我們為什麼不反感那些宣傳自己有多麼偉大的公司？這種冒犯我們感官的行為，往往分為3 個層級： 第一級，輕度冒犯：公司無恥地進行自我宣傳，如英國航空飛機上的那個傢伙，這隻會傷害它們自己。第二級，更嚴重的冒犯：公司試圖給自己戴上最榮耀的光環，隱藏起它們產品的缺陷——仍然沒什麼害處，因為我們往往能預期到這一點，並仍然依賴於其他使用者的意見。第三級，更嚴重的冒犯：公司試圖利用我們的認知偏見和我們的無意識聯想為它們賣的產品營造出一種假象，這是非常隱蔽的。比如說，它呈現出一位牛仔在夕陽下悠閒地抽著香菸的充滿詩意的畫面，迫使你將特定產品與一些浪漫時刻聯絡起來，其實從邏輯上講，這兩者根本沒有可能聯絡到一起。你尋求的是一個浪漫時刻，而你得到的卻是癌症。
看來，公司制度正推動企業逐步進入第三個層級。資本主義問題的核心在於——再說一遍，不要再拿亞當·斯密說事了——企業的問題與個人的問題不同。一個公司沒有自然倫理，它只服從於資產負債表。問題是，它的唯一使命是符合證券分析師的標準，而後者本身也多為江湖騙子。 （上市）公司不會感到羞恥。而人類則會受制於一些生理的、自然的道德約束。 公司不會覺得遺憾。 公司不會有榮譽感，雖然其宣傳文案中往往會提到“自豪感”。 公司也不願意慷慨付出，它只接受利己的行為。試想一個出於好意單方面取消應收賬款的公司，會發生什麼？但是，這在人類社會中卻是行得通的，我們會隨機看到人與人之間， 有時甚至是與陌生人之間的慷慨行為。 所有這些缺陷都是缺乏切身利害的結果（無論是文化，還是生物系統）——這種不對稱性會損人利己。 現在，這樣的系統應該趨於崩潰。事實也確實如此。俗話說，你無法愚弄太多人太長的時間。但問題是，這樣一個系統的崩潰對職業經理人來說不會有太大影響，因為代理問題， 他們的目標只是自己的個人現金流。 總而言之，企業是如此脆弱，長期來看，它終將不堪代理問題的重負而轟然倒塌，與此同時，經理人卻能大口吃肉，卻只給納稅人留點骨頭。如果不是因為強大的遊說機器，企業早就崩潰了：它們劫持了這個國家來幫助它們為消費者的消化系統注入含糖飲料。在美國， 大型企業控制著一些國會議員。這樣的做法犧牲了我們的利益，推遲了公司的死亡。
阿拉伯的勞倫斯或邁耶·蘭斯基最後，如果你不得不在流氓的承諾和公務員的承諾之間做出選擇，那就選擇前者吧。任何時候，機構都是沒有榮譽感的，個人才會有榮譽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勞倫斯，綽號阿拉伯的勞倫斯，與阿拉伯的沙漠部落達成協議， 後者同意幫助英國抵抗奧斯曼帝國，勞倫斯則承諾回報給他們一個阿拉伯國家。由於沙漠部落也沒有更好的選擇，因此他們兌現了自己的承諾。但是殊不知，法國和英國政府在1916 年簽訂了一個秘密協議《賽克斯–皮科協定》，瓜分阿拉伯地區。戰爭結束後，勞倫斯回到英國，據說他備感挫折，當然，僅此而已。但它留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教訓：永遠不要相信一個沒有自由的人所說的話。 另一方面，流氓的最大資產就是“一言九鼎”。據說，“與著名流氓邁耶·蘭斯基握個手， 價值比一大群律師共同撰寫的最縝密的合同還要高。”事實上，他把西西里黑手黨持有的資產和負債都記在了腦子裡，還有他們的銀行賬戶，沒有留下一筆賬戶記錄，留下的只有他的榮譽。 作為一名交易員，我從來不放心與機構“代表”做交易：場內交易員都會受他們的債券約束，在我超過20 年的漫長職業生涯中，我從沒見過一個自僱交易員不守信用的。 只有榮譽感才能促進商業的發展。任何商業都是如此。 下一步我們看到，由於對反脆弱性（以及不對稱性和凸性）的誤解，某些階層的人會使用隱性選擇權來損害集體的利益，卻不會讓別人意識到。我們也看到了解決方案在於強制他們付出切身利益。下一步，我們將看看另一種形式的可選擇性：人們如何以過濾式選擇法挑選某些道德規範來使自己的行為合理化。或者他們如何利用公職來滿足個人的貪慾。 [38]這裡的政府支援企業就是指房利美和房地美，它們都在這次危機中破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