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外貌特徵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湖南古稱“三苗”，山高路遠，地老天荒，歷來是遠離中原的蠻夷之地，同時也是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的雜處之所。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湖南連遭戰亂， 人丁銳減，十室九空，於是有了大規模的兩次移民，即民間所謂“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韶山毛氏先祖毛太華就是移民湖南的江西吉安人。 湖南人的外貌特徵：圓臉型，寬額角，圓型細眼，濃眉，低鼻樑，方下巴。 出席孫中山主持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毛澤東留學日本的黃興 75 第九章
2. 性格特點湖南人尚武，勁直勇悍，好勝尚氣，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和粗獷的反抗心，大多不虛心，好陰陽術，有韜晦之計。他們有旺盛的創造力和非凡的激情，同時，他們又能冷靜而周密地思考一個細緻而全面的計劃，以使他們在嚴酷的政治、 軍事鬥爭中穩操勝券。 湖南人集沉穩、忍耐與果敢決斷於一身。以毛澤東為例： 他有著相當深邃的感情，性格開朗，喜歡憨笑，不時讓人感覺到質樸純真的性格；他講話、走路、辦事從容不迫，很少疾言厲色，除非在特的情況下；在需要耐心時他比誰都耐心，該強硬時他又比誰都強硬，該妥協時他也能妥協。 有學者認為：湖南人忍耐時可以長時間緘默不語，而反擊時他們的攻勢又異常凌厲，不給對手一點兒喘息的機會。 “有個笑話說中國人打架：西藏人是光打不罵，看著你不順眼就打，打後揚長而去；上海、江浙人是光罵不打，雖然口口聲聲說老子揍你，但罵幾個小時就是不動手；山東人是先打後罵，開場就打，打後才要對方報上名來，報出名後立馬跳下馬來，雙手抱拳，口呼：‘久仰大名，如雷灌耳’，有點不打不相識的味道；湖南人是邊罵邊打，兼有南方人的嘴和北方人的手。” 湖南人的文化一直以“辣”為特色，說到“辣妹子”，多半是指湖南妹子。在湖南的文化裡比四川、湖北浸潤了更多的辣的風格。湖南人的辣是出了名的，表現出來的是一種豪氣沖天的果敢和無所不能的“辣”氣，這是一種最自信、最有闖勁的表現。湖南人說話聲音響亮無比，走路風風火火， 做事麻麻利利，胸懷坦坦蕩蕩。 德國人裡希霍芬在19世紀末說：“中國軍隊的主要兵源來自湖南。相反，在銀行業、商業界則看不到湖南人。”民諺有云：“廣東人革命，福建人出錢，湖南人打仗，浙江人做官。” 究其原因，恐怕就是因為湖南人蠻勇有餘而靈活不足， 這樣便會常常碰釘子。因此，以 “霸蠻”為文化精神的湖南人有時也會對別人說：“莫霸蠻羅！”如果說“性格決定命運”，湖南人霸蠻的性格註定了他們是打天下、開風氣的主。 這樣的性格在戰爭和動盪年代、在危急時刻能夠力挽狂瀾， 盡顯英雄本色。而在和平年代則由於缺少靈活性與團結精神， 很容易成為沒落的貴族。 對於湖南人性格的評價，確實是件很複雜的事，儘管有人認為湖南人率直、開朗，容易給人一種一見如故的感覺， 但久而久之，您會發現湖南人的性格核心多具矛盾性。他們的愛與憎，喜與怒，哀與樂，雖然都是鮮明的，但他們又是頗具理性的，甚至很難簡單地界定某一個湖南人就是純粹的湖南人。 3.與湖南人交往的方法與湖北人的韜光養晦相比，湖南人是實幹家。雖然湖南開發比較晚，但卻人才輩出。關於湖南有兩句話，第一句是第九 * 南人
“惟楚有才”，第二句是“無湘不成軍”。可見湖南人文武兼備。湖南文人眾多，有譚嗣同之類的硬漢文人，有沈從文之類的“鄉下人”，有丁玲之類的 “武將軍”。另外，湖南文人喜從軍，“寧為百夫長，勝做一書生”。湖南軍人驍勇善戰， 湘軍名聲顯赫，從曾國藩到毛澤東，湘將多儒雅之風。 湘妹子沒有川妹子的辣勁，卻精幹而又聰慧，娶來做老婆絕對不錯。湖南人與江南人相比，湘民雖質樸，卻不通脫， 蠻勁發作時，五頭牛都拉不回來，所以常常鋌而走險；湘地盜匪之殘忍野蠻，可能與此有關。另外，湘民宗族意識也很強，故常有集體械鬥。湘人不善言談，湖南話聽起來甕聲甕氣，蘊涵著一種爆發力。 與湖南人交往時，不要當眾批評湖南人，對湖南人提出的意見要虛心聽取，和他們合作首先要投對他們的脾氣，如此湖南人會成為你的好朋友，會在你束手無策時，為你出謀劃策。 4. 種族源流及特性湖南古稱“三苗”，崇山峻嶺，地老天荒，從遠古就是少數民族雜居的地方，長期被人們稱為“瘴厲卑溼之地”，文物教化遠遜中原地區和東南地區。翻閱史籍，往往使人產生 “湖南人物，罕見史傳”的感嘆。一直到唐代大中四年（公元 850年），有一個名叫劉蛻的湖南人中了進士，才打破了湖南的歷史紀錄，時稱“破天荒”，“破天荒”一詞也就源於此。 檢索一部近年出版的《中國歷史名人詞典》，該書共收入歷代名人3755人，鴉片戰爭前為3005人，其中湖南人僅為23 人，只佔同期的0.77%。辛亥革命時期的湘籍志士楊毓麟曾不無嘆息地說：“清代咸豐、同治以前，我湖南人碌碌無所重於天下，亦不知有所對天下之責任。”湘湖乏才，以至於此。 湘湖文化鼎盛，人才輩出崛起，是與明初與清初的兩次歷史性移民分不開的。歷史上的大規模移民活動，往往引起另一種新文化或亞文化的伴生與再生。 元末明初連年戰亂，湖南人口銳減，十室九空。大明 “洪武皇帝”朱元璋登基不久，即命令鄰省向湖南移民，借移民以圖恢復農耕，安撫流亡。韶山毛氏之祖、江西吉安人毛太華就是在這時解甲歸田，移居韶山，落地生根，繁衍生息的。延至第20代，便出了個歷史巨人毛澤東。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韶山毛氏一族算得上是江西移民的後裔了。 清初，“三藩”釀禍，湖南再次陷人“荊棘塞路，曠野無人”之境。清政府又一次由鄰省向湖南移民。 這兩次歷史性的大移民，也是人口的重新組合，湖南人的性格、素質開始發生了重大變化。移民所具有的開拓、進取精神，加之與當地苗、瑤、侗、土家諸少數民族長期雜居， 通婚聯姻，自然又吸收了這些少數民族強韌獷悍的品格和忍耐刻苦的習性。據說韶山毛氏之祖毛太華當年在雲南鎮寧期間，曾娶當地苗家姑娘為妻，並生子四人，後來一起由滇回湘，在韶山定居。臺灣的一位學者曾說：“漢人與苗人通婚， 成了一個混血民族，所以才有特殊的個性。”近代湘西鳳凰人熊希齡，曾任民國總理，其母就是苗族；他的同鄉，蜚聲中外的大文學家沈從文也是苗族血統。 經過數代、數十代的通婚融合、繁衍生息，在新的居民第九章溯南人中形成了一-種新的共同習俗與風尚，氤氳綿延，潛滋暗長。 “湘湖文化”產生了，並開始替代昔日“三苗”的蠻荒。 湖南人樸實勤奮、不信鬼邪，有著偏狹任性的鄉俗民氣， 士習文風也散見於晚清與近世湖南各府、州、縣誌。如《嘉慶善化縣誌•風俗》中就有“楚民質樸，謹守先正，絕去浮靡”的記載。光緒年間湖南巡撫陳寶箴在給皇帝的奏摺中說， 湖南人“好勝尚氣”，“名臣儒將，多出於湘。其民氣之勇， 士氣之盛，實甲於天下”。 湖南的奇山秀水，孕育出了湖南特有的人文環境和湖南人特有的性格。在中國的歷史上，尤其是近代史上，青史留名的湖南人燦若星辰。湖南是中國近代史上政治家、革命家、 軍事家、戰略家、哲學家、文學家的搖籃。中國四大書院之一的長沙嶽麓書院算是湖湘文化的盛殿，早年朱熹在此講學， 就已奠定了湖湘文化的歷史性影響，其大門上有一副對聯： “唯楚有才，於斯為甚。” 在湖南這塊土地上發生的影響全國乃至世界的重大歷史事件前後接踵；叱吒風雲、馳騁宇內的英雄豪傑、仁人志士比肩鵲起。毛澤東就是在這些偉大歷史事件和傑出人物的孕育、烘托下產生的最傑出、最有影響力的一代巨人。 ［附記］曾國藩識人法湖南人曾國藩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官場上，他對“乾嘉盛世”後清王朝的腐敗、衰落，洞若觀火， 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他認為，國家危急之時需用德器兼備之人，以倡正氣之風，行禮治之政。戰場上，他以選將用賢為要，並提出選將的四點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日善觀敵情，三曰臨陣膽識，四曰營務整齊。”在為人處世方面，他對交友之道更是頗有見地，認為交友貴雅量，要“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猜疑之弊”，“心事不可占人半點便宜，不可輕取人財。”他還特別強調：“觀人之法，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之。” 由此可見，曾國藩身為朝廷命官，無論是在政治、軍事； 還是為人處世、自我修養等方面，都能巧識人才，大膽舉薦任用人才。他既不忽視人的外貌形體的神、骨、氣、色、 音、聲的觀察，同時更注意對道德、學識、氣質、業績等方面的考察。 曾國藩在給皇上的《應詔陳言疏》中提出了識人的三種方法。曾國藩說：“我個人認為，用人和理政這兩個方面， 自古以來都是相提並論的。惟獨到了我朝，各種政事都已經有現成的法規，而且非常詳細，難以輕易論議。今天所應當討論的，只有用人一事而已。當今人才並不缺乏，要想栽培和激勵他們，全靠皇上的運用。大體上，用人的方法有轉移法、培養法、考察法，此三種方法缺一不可，請允許我向皇上進行陳述。” “所說的轉移法，指的是什麼呢？我朝各位聖主處理政 81 九務，大都是根據時俗的過失進行矯正，使它們趨於適中。順治時期，創傷剛剛恢復，民心尚未安定，所以聖祖繼續採用寬鬆的政策；康熙末年，由於長期太平，官吏鬆懈，刑罰廢棄，百姓刻薄，所以世宗採用嚴厲的政策加以整治；乾隆、 嘉慶年間，人們崇尚才華，好高騖遠，所以，具有崇高德行的仁宗採用鎮靜的方法，對他們進行約束，以改變那種浮誇的風氣。一時間，人們才循規蹈矩，沒有敢自誇多才多智、 鋒芒畢露的人了。這樣一來，有操守的人倒是很多，而有謀略有作為的人卻逐漸感到缺乏。人們大都把畏縮怯懦看作謹慎，把軟弱委靡當成恭順。據我看來，京城官員辦事的通病有二點：一是退縮，二是煩細。京外官員辦事的通病也是二點：一是敷衍了事，二是漫不經心。退縮的人，官員之間互相推諉，誰也不想落埋怨，動不動就請示旨意，誰也不願受指責；煩細的人，只見小利，不顧大體，只能看到秋毫之末， 卻看不見一車柴草；敷衍了事的人，裝點臉面，只考慮眼前剜肉補瘡，刧不管明天怎樣；漫不經心的人，外面完好無缺， 中間卻已潰爛，上書粉飾自己，而所說的話全無根據。這四種人，習俗競相沿襲，只求苟且安然、沒有過錯，不求振作起來，有所作為，將來萬一有重大、艱難的事情，國家必定有缺乏人才的憂患。聖德皇帝您深知其中的情形，所以急想得到一位有用的人才，來力挽這種頹廢的風氣。去年接受考察的京城官員，幾月之內，就有三人被提拔為臬司，一人被提拔為藩司，您大概是透過破格越級提拔，來整頓積久而成的委靡風氣。無奈這種風氣是大勢所趨，很難立刻改變。現在如果急於求取振作的人才，又害怕那些急躁冒進的人僥倖進身，反而不能得到實效。我認為，要想使人才不越出規範，
不如讓他們從事學術。蜀漢的名臣諸葛亮說：‘人才必須學習，學習必須弄懂。’這大概是最好的言論。然而，要想使人才都明白好學，又必須靠皇上您以身作則，才能把握住移風化的根本。據我考察，聖祖登基之後，勤學好問，每天讓文臣近前講學，嚴寒酷暑，都不廢棄；就是自己生日，也不準間斷；地方發生戰爭，也從不停止；每次召見大臣，總是和他們反覆討論。所以當時人才濟濟，好學的人很多。到了康熙末年，有淵博學識和卓越才幹的人，多半是聖祖教導栽培而成的。如今皇上年富力強，正和聖祖研討學識的年齡相仿。 我的意見，是想請您在登基後，實行每天召文臣講學的慣例。 天下傳播，人人效仿。召見君臣百官，和他們從容辯論。發現沒有才識的人，就用學習勉勵他們，以痛懲那種遇事不置可否的疲憊風習；發現有才識的，就更要用學習勉勵他們， 以改掉他們剛自用、為人刻薄的錯處。十年以後，人才一定會大有起色。一人在宮中做學的典範，全天下的英才都會受到鼓舞，開始在此，收效在彼，康熙年間的往事，是清晰可見的。拿今天這種委靡相沿的劣習，希望它變成振作的風氣，又擔心將來再出現敗壞國家的事情，便用《詩》、《書》 對人們進行教育。只希望潛移默化，而不能矯枉過正。轉移法的內容大概就這些。 “所說的培養法，指的是什麼呢？凡是沒有進入仕途的人才，姑且不論。那些已入仕途的，如內閣、六部、翰林院這些人才最為集中的地方，將來朝中的卿相、京外的督撫，基本上都是從這八個衙門中選拔。那裡的人才數幹，皇上您不可能一一瞭解。培養人才的職權，不得不交給各衙門的長官。 所謂培養法的內容，大致有幾個方面：教誨、鑑別、舉薦、 第九 * 溯南人破格提拔。各衙門的長官對於他的從屬官員來說，一句嘉獎的話，就會使他們感激而努力建功；一句責罰的話，就會使他們畏懼而改正錯誤。這就是教誨不能不加強的原因。灌木荊棘不剷除，蘭花蕙草的色澤就會減損；害群之馬不離去， 千里馬就不能充分施展。這就是鑑別不能不加強的原因。嘉慶四年和十八年，兩次命令各部院舉薦屬員，這也是舉薦的先例。雍正年間，甘汝來以主事的身份被賞賜人參，外出做了知府；嘉慶年間，黃鋮以主事的身份供職翰林院，得以進人宮中的南書房。這都是破格提拔的先例。從前曾經討論過， 人才就好比種莊稼一樣，衙門長官的教誨，就如同耕種培土； 鑑別就如同剔除雜草；舉薦就如同引水灌溉；皇上的破格提拔，就如同及時甘露，莊稼即會迅速成長；長官經常到官署中去，就如同農夫天天在田間，才能熟悉農作物生長。如今各衙門的長官，大都是在宮內做事的人員，有時數月不能到官署去，與屬員常不接觸，除了掌印、主稿幾人之外，大部分都不認識，這就如同禾苗和雜草一樣，任憑它們在田間同生同死，而農夫卻不管不問。教誨的方法沒人知曉，鑑別的舊例也已廢棄，近年奉詔舉薦人才，又只限於京外官員，而不包括京城內部。近年以來，六部人員越來越多，有的20年不能補缺，有的終身不能主稿，內閣、翰林院的人數也相當於以前的三倍，這些人往往10年得不到一件公務，提不了一級官銜，這本來就已經使傑出人才受到摧殘和挫折了，而且各衙門長官又多在宮內，屬員終年難得一見。如吏部的六位堂官官內就有四人；禮部的六位堂官，宮內也有四人；戶部的六位堂官，都在宮內供職；翰林院的兩名掌院，也都在宮內供職。這些人在御園隨從侍候，本來就難以分身到官署去，
卻又有人兼掌兩部，更有人管理數處。當署員的，在文稿上署名時匆匆見一面，向長官彙報時寥寥說幾句，即使才德兼備，也不能讓長官看一眼，又怎能夠使皇上了解呢？這麼多的人才，近在眼前，卻不能用心培養，實在可惜。我的意思是想請皇上您稍加考慮，以便與屬員接觸。翰林院的掌院， 也須有不在官內供職的，讓他們和編寫、稽核人員多相接觸。 務必使長官對屬員的性情、心術一一瞭解。皇上要不時詢問， 誰有才，誰正直，誰僅有小智，誰堪當大任。這樣以來，不僅屬員的優劣完全明白地表現出來，就連長官的能力大小也可以透過比較發現。經過考查核實，八衙門的人才則全活動在皇上您的胸中了。那些當屬員的，只要能讓他們的姓名傳遍天下，不一定讓他們做官升級，他們就已經感激不盡。然後再依照舊例，依次實行舉薦法和鑑別法。培養法的內容大概就這些了。 “所說的考察法，指的又是什麼呢？古時代詢問事情、考核言論，二者並重。近來各衙門辦事，小的依照舊例，大的請示聖旨。無法看出辦事人員的才識謀略，這就需要在言論方面對他們進行考核了。而召見他們應對陳言時，由於皇上近在咫尺，又不宜花言巧語，喋喋不休，這就不如透過奏本考核他們了。國家制定條例，京內的九卿及各個科道，京外的督撫及各個藩臬，都有進言事情的責任。各省的通員，不許專門寫奏摺謝恩，只准專門寫奏摺議事。然而，十餘年來， 九卿竟無一人陳述時政的得失，司道竟無一份奏摺論議地方利弊，大家都保持沉默，一時間形成這樣的風氣，真讓人搞不清是什麼原因；科道偶爾也有上疏，但從沒有一句涉及國君德行盛衰的話，沒有一份彈劾大臣過失的奏摺，難道當朝第九 f 人的國君都是堯、舜那樣的國君，當朝的大臣都是稷、契那樣的大臣嗎？一時間形成這樣的風氣，也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我考核本朝以來，進言匡正國君德行的，袁銑用寡慾規勸具有崇高德行的仁宗，都被充分地採納，至今傳為美談；彈劾大臣的，如李之芳上奏彈劾魏裔介，彭鵬上奏彈劾李光地， 後來這四人都成了名臣，至今也傳為美談。自古以來，直言不諱的情況沒有比我朝更盛的。如今皇上您剛剛即位，就又特地下詔求言，飽含仁義的言辭，使我讀後拍手起舞，感激流涕，這實在是昇平的景象啊。然而我有些過分的憂慮，看見皇上您求言非常急奶，恐怕眾位大臣紛紛人奏，或者上疏陳述各種政務，其中有許多相同的地方，時間長了，您不免會產生厭煩心理；彈劾大臣，害怕助長相互攻擊的風氣，時間長了，您又不免會產生厭煩心理。我的意思是希望皇上您堅定心意，借奏摺作為考核人才的工具，永不產生膩煩心理。 涉及相同的，不必交大臣討論就行了；攻擊過度的，不必抄發就行了。除此以外，就只看它有利，不看它有害。人都習慣於舊有的常規，大部分人有很多顧忌，如國君德行的盛衰， 大臣的過錯，若非皇上再三誘導他們，使他們討論，誰願輕易去犯“天下之大不韙”呢？如藩臬上朝奏事，道員呈遞奏折，雖有固定的條例，卻長久不遵照實行，若非皇上再三督促他們發表言論，誰又敢標新立異，以至觸怒督撫呢？我也明白，京內京外，大大小小的人物共同進言，即使輕浮虛偽的人，也可能夾雜其中。然而沒有根據的言辭，只能販賣一次，而不可能故伎重演，明鏡高懸，它難道能逃脫嗎？如今考核九卿的賢與不賢，只憑召見時的應對；考核科道的賢與不賢，只憑三年的京城考察；考察司道的賢與不賢，只憑督撫的評語。如果讓每人都發表見解，相互比較參證，難道不更為核實嗎？我所說的考察法，大概就這些方面了。” 以上三種方法相互依賴，同時實行，互不違背。 87 九章族原書空白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