潤的教師相比，日子顯得不那麼好過。在位於廣場南路的理論物理系，我與唐•辛克萊共用一間擁擠的辦公室。他是一個脾氣粗暴得可愛但又不太好相處的澳大利亞人，是關於強相互作用的點陣規範理論的早期發展者。他常工作到很晚，習慣用他那排巨大的彩色氈頭墨水筆鋪滿桌面，用點陣計算表格 ① 在華爾街工作多年以後，回顧以前的學術生活，我現在有時會覺得自己已經被20世紀 90年代投資銀行唾手可得的資源慣壞了。那裡有豪華的辦公室；根本沒人去審查訂閱研究期刊的費用到底有多少；還有大批最新的彩色印表機；如果電腦出了毛病，你只需打電話叫系統支援。 53
寬客人生：MyLife as A Quant 把一英尺高的紙張給填滿，看上去就像丁格玩具的模型。因為學校在冬季夜間不供暖，而我們辦公室的房子保暖效能又不好，所以夜裡室內溫度下降得很快，於是唐就在白天固執地把暖氣開到最大，徒勞無功地希望能為晚上積聚熱量。這樣一來，我們的辦公室就根本待不住人，白天是散發著餿味的桑拿室，到晚上如果不戴手套就會凍得連支鉛筆都握不住，而在兩種溫差之間的過渡期又非常短暫。此外，一旦他在女人上面遇到了困難， 他就會變得非常健談，他的牢騷令人傷感但很準確，正是那種遇到麻煩才會變得好溝通的人。 我發現英國人對外國人有一種天生的不認同心理。在美國，身為一名南非人還曾有過一些微弱的優勢；外國人很受歡迎，而且被認為是很有意思的。而在英格蘭，你不過是從又一個英聯邦殖民地來的人罷了。 埃娃的斯洛伐克朋友朱珊，也像埃娃一樣離開捷克斯洛伐克，後來人牛津求學，當時在附近一所高中教書。一天當談論到一名英國同事時，她評論道：“你們知道嗎，他真的是非常聰明，應該是能當校長的，但他永遠也當不上，因為他的妻子是瑞典人。”而這似乎無需解釋什麼。我作為一名猶太人，也有過類似的窘迫感。一名研究生朋友問過我，我們夫妻在牛津最後一段時間所生的兒子——約書亞，為什麼起了“這樣一個猶太人的名字”。作為回應，我只好引用約書亞•恩科莫②為例，說明這是一個非洲傳統的名字。另一個學生告訴我，計算機中心讓他們用計算機的時間音嗇得多麼“像猶太人”。還有一天，我那位用刀切香蕉的朋友對我說，他們系將很快接待“幾名來自魏茲曼研究所的猶太人”； 他顯然對猶太人和以色列人之間的區別感到相當困惑。所有這些人都並非出於惡意，但這樣一年以後，我發現自己不用多想就不願意說出任何能表明我的民族身份的東西了。 我認識的很多外國人都有過相似的經歷。薩瓦斯是一位塞普勒斯朋友， 他自從土耳其佔領塞普勒斯後就住在英國，持有一本特別的受限制的英國護照，如果他在英國以外的其他地方停留超過3年，那麼這本護照就將過期。 很快我就意識到任何針對外國人的偏見似乎都是未經明確說明的，看似有 ① 約書亞•恩科莫是一位非洲民族主義者，辛巴威民族民主黨和辛巴威人民民主聯盟的創始人。-—-譯者注 54
4|一項情感教商理、其實似是而非的。一個印度的博士後朋友買了一輛有點舊的二手車，把它停在靠近克拉倫登實驗室的廣場南路時，我跟他開了一個玩笑。我以系主任的口吻給他留了一張便條，宣稱那輛車破舊的外觀有損該場所之莊重，要求他以後不要再把車停在這麼靠近實驗室的地方。他極其嚴肅認真地對待了此事，在我攔住他以前就跑到系主任那裡解釋去了。 而大學本身也是價化落伍、充滿官僚氣息的，當你惹怒他們時，他們就會向你的上司告發你。就在我到牛津兩年後，還差兩個月就要返回紐約時，我的主任醫師給我寫了一封信，要求我去做一個X射線檢查， 以排除肺結核的可能。我回了一封信，指出如果他們當真關心我身上可能潛伏著肺結核病，那早在我剛到牛津時就該對我進行X射線檢查。他把我的回信轉給物理系主任，還加上了下面這段手寫的評論：“尊敬的某某教授，你們系裡都招了些多麼可愛的人呀！”接下來使我驚訝的是，教授本人竟然不怕麻煩嚴厲地批評了我。 也有一些經歷給我留下長久的印象。在我妻子系裡的一次聚會上，我經介紹認識了一位來自瑞典的女士，她是已故的奧斯卡•克菜因的女兒。 奧斯卡•克萊因是我在南非念本科時就學過的卡魯扎一克萊因理論的共同發現者，同時也是撐起粒子物理學理論大廈的支柱的偉大建造者之一，以其名字命名的克萊因一戈登方程和克萊因一仁科公式，前者描述了不旋轉的鹽子粒子，後者則是關於康普頓（光子一電子）碰撞的。 另外一位博士後訪問學者普雷德拉格•切維塔諾維奇，多年來留給我的印象就是似乎只做他喜歡做的並且只喜歡他所做的。他是一個膚色黝黑的英俊的克羅埃西亞人，十幾歲就離開南斯拉夫去了美國。切維塔諾維奇總是自詡已經不受其他人慣常做法的束縛，過著令人茨慕的獨立生活。他騎腳踏車環繞英國，在牛津夜總會跳舞，在布萊克《天真之歌和經驗之歌》 的戲劇作品中扮演角色，我有一個夜晚還在大學廣場觀看過這部作品。他足蹬灰色的阿迪達斯運動鞋，身穿藍色粗斜紋棉布質地的工裝套服，裡面是一件格子襯衫。當他母親短期地來看望他時，他談論起他的母親，就好像她是他那些可愛有趣的熟人中的一個。對於他那明顯的自負，我頗有敬畏。我記得一次在一個很有牛津風格的遊園會上，我受過他的一次奚落。我當時說出了某個包括“我的妻子”和“我的車子”這樣一些短語的句子，普雷德拉格隨即針對世界上那些邊走邊說“我的這個和我的那個”的人，大聲 55
寬客人生 | My Life as A Quant 發表了一通譴責。我容忍了他那種表面上表現出來的極端獨立，從來沒有問過肯定是有什麼樣的困難才帶來了這種表現。詹姆斯•格雷克在他的名為 《混沌：開創新科學》的書中提到，恰恰就在我認識普雷德拉格的那個時候， 他正在鑽研混沌理論某一方面的問題，這一問題對米切爾•費根鮑姆後來在這個領域取得突破至關重要。格雷克寫道，普雷德拉格對這一領域是如此著迷，以至於他沒有告訴任何人他選擇鑽研這一領域，儘管他其實是被僱來做粒子物理研究的。粒子物理學家作為徹底的還原論者，有充分理由瞧不起混沌理論，因為這一理論從表面上看與物質的根本屬性沒有任何關係，50年前就應該被髮明出來了。當我們的兒子約書亞在1977年出生的時候，也就是我們即將離開牛津返回紐約之前不久，普雷德拉格帶了一瓶葡萄酒來祝賀，那也是在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內我最後一次看見他。1984年我還碰見過他一次，就在我們的女兒桑婭出生後不久，那是在中央公園的大草坪附近，我正用輕便嬰兒車推著桑婭。在我的記憶裡，他永遠像是自己命運之船的船長。 1976 年的某個時候，克里斯 •盧埃林•史密斯把斯蒂芬•沃爾夫勒姆領到系裡來。斯蒂芬當時還只是一個大約16 歲的早熟的伊頓公學學生， 但已經開始撰寫他自己的關於粒子物理學方面的研究草稿了。這些早期的論文非常一般，但是他在少年時代就可以寫出這樣的論文，這個簡單的事實足以說明他完全可以對牛津的研究生們構成威脅。而我，幸運的是已經太老了，不會真的受到威脅；他屬於另一代人。斯蒂芬進入牛津求學，並最終成為沃爾夫勒姆研究公司的創始人和 Mathematica™ 的發明人。後者是一個在計算機上執行的用來做符號數學計算的作業系統，為物理學家、數學家和寬客們所廣泛使用。 一天下午，我在牛津校報看到一則關於人智學會（Anthroposophical Society）的廣告，這個學會是由已故德國思想家魯道夫•史代納的信徒們組成的一個組織。早在8年前開普敦的詹尼•魯醫生就向我推薦過史代納的書。這些年裡我曾經讀過一點，但早就忘得差不多了。到牛津的頭幾個月裡孤獨的一天，我步入狹小的史代納書店，挑選了一本他的 《更高世界的知識》。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我開始閱讀這本書，僅僅開頭的幾句話就讓我震驚而又興奮地體驗到了對人生之複雜與混亂的清晰而且權威的闡述。我在這個領域不過是個業餘愛好者，但是人智學者的 56
4|一項情感教育！ 書，除了他們那過分複雜、帶著德語味道的英語外，給我留下了強烈而且振奮人心的印象。 人智學者並不反對用科學的方法接近知識，但是他們反對被許多科學家所信奉的、幼稚自負的唯物主義。根據我的理解，他們轉而提倡一種歌德式的小心仔細的對於外在與“內在”的科學觀察的依賴。史代納談到靈魂，就像別人談到物質物件一樣直接，對此我很欣賞。他把一個人內心的感受放在第一位，把內心世界視作如同外部世界一樣，只是實在的一部分。幾年以後，我欣喜地讀到布魯諾•貝特爾海姆的《弗洛伊德與人類的靈魂》一書。他在書中指出，弗洛伊德最初的德文文字是用簡單、直接的術語來描述 “psyche”（“靈魂”一詞的希臘語單詞）的。根據貝特爾海姆的說法，是詹姆斯•斯特雷奇，即弗洛伊德著作的英文譯者，把弗洛伊德所用的能引起人們共鳴的、易於理解的“Ich”、“Es"、“Uber-Ich”，也就是 “本我”（I）、“自我”（It）、“超我”（Above-I）的德語單詞，用拉丁語化的人造單詞“id” '、“ego"、“superego”來代替。同樣還是斯特雷奇，在談到口誤這類行為時，用了一個偽科學的單詞“動作倒錯”（parapraxis）來代替德語單詞“Fehlleistung” c 當那時也是史代納信徒的索爾•貝婁獲得1976年諾貝爾文學獎時， 已故的史代納和他的信徒歐文•巴菲爾德引起了公眾的注意，我對史代納的興趣也隨之強烈起來。貝婁在他的小說《洪堡的禮物》中對芝加進行了史代納式的沉思，而且他在幾篇文章和訪談中都提到了史代納和巴菲爾德。我於是開始閱讀巴菲爾德的《英語單詞中的歷史》，這是一個從同步發展的英語詞彙史中提煉出來的，關於巴菲爾德人類意識進步理論的吸引人的描述。 史代納的觀點來源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更加奇特的神秘主義學者—布拉瓦茨基夫人O、神智學者，也許還有葛吉夫®。他把德國的浪漫主義與東方的神秘主義結合在一起。他對童年、教育以及對智障人士的指導， 直到藝術與園藝，關於所有事物都有他自己的理論。我對於所有我能 ① 海倫娜•布拉瓦茨基（1831~1891），俄裔女通神學者，1875年在紐約創立通神學會。—譯者注 ② 喬治•葛吉夫（1866~1949），亞美尼業人，作品有《魔鬼說給孫子的故事》、《與奇人相選》、《生命為真，只當我在》以及《真理的腎見》。——譯者注 57
寬客人生！My Life as A Quant 夠理解的理論都感興趣。當我試圖向朋友談起他時，大多數情況下我遭遇的是嘲笑。然而多年以來，我發現我所崇拜的其他一些人都受到了史代納及其學派的影響，尤其是幾位20 世紀早期的畫家，如瓦西里•康定斯基、阿希禮•戈爾基以及亞瑟、多弗，其中多弗曾在他的演講和素描中描繪過更高的世界。20世紀90年代末期在紐約蘇活區一家美術館的展出中，我看到了史代納在他的哲學講座中，用彩色粉筆往黑板上潦草地塗寫示意圖的大幅照片。後來，我在拜訪高盛的馬德里客戶時順道去了一趟蒂森博物館，在那裡我偶然發現幾幅多弗的畫作，這些畫作同那些示意圖之間的相似之處一眼看去就很明顯。還有一次在海牙泛歐交易所意見交流會後，我看到了一些荷蘭畫家蒙德里安早期關於百合花的畫作，這些作品深受史代納要描繪出生命物體身上的精神存在的這一想法的影響。量近，我重讀了格雷克關於混沌理論的書，又被他關於歌德、史代納和施溫克（一位史代納主義畫家） 對早期混沌理論研究者費根飽姆和里布查德的影響的描述所吸引。如他所說，他們所有人都是同一理想的擁護者—小心謹慎地獨立觀察， 信賴各自的一切理性。 一年過去了，1976年夏天大多數時候我都在斯坦福大學加速器中心的理論物理研究所，我回美國是為了延續綠卡的有效期。接著，在牛津的最後一年，我開始與一位博士後研究員蒂米•瓊斯合作，共同研究更基礎的理論課題。我們發展了一種理論，透過假定自然在電子與超重介子之間強加了一種額外的置換對稱性，試圖對這兩種粒子之間非常接近的相似性做出解釋。我們的模型其實是對現在很常用的弱作用與電磁作用之間相互作用的規範模型的一個簡單拓展，只是在此之上，把電子與w介子聯絡起來。在之後的幾年中，我繼續研究這一類模型，把置換對稱性擴充套件到包括新近觀察到的G輕子，這是一種包括電子和w介子的範圍更廣的粒子種類。如果我們的模型正確，那麼就可以預測出介子、。輕子和B 夸克都應該以一種奇特的、以前沒有觀察到的方式衰變。 就像藝術與音樂中的美，經常是透過在已被接受的框架的侷限內創造新事物的張力表現出來一樣，理論物理中很多深層次的道理，是透過在非常概括的指導原則的範圍內試圖描述自然法則表現出來的。如果一 58
4|一項情感教育！ 個人幸運又聰明，這些原則將排除其他一切，只剩下一個符合真理的結論。蒂米和我所做的對規範理論的拓展，並不是特別深奧，但是對新的對稱性和新粒子的存在進行預測，並且夢想著能夠正確，這非常令人興奮。我嘗試去猜測上帝的法則並從中感到了一絲潛在的更深層次的快樂，這種快樂遠不同技術熟練地把一些人的理論與另一些人的實驗作比較所得到的日常的快感。然而，我也感到潛伏著一種更大的失望：它也很有可能會被證明是錯的。 回顧過去，我還記得讀到過費曼對自己成為第一批猜出違反守恆定律的弱相互作用正確表示式的幾名物理學家之一的興奮。這一違反守恆定律的弱相互作用是由昊健雄女士及其合作者們在1957年首次觀察到的。20 世紀40年代末期費曼在量子電子動力學可重整化性上所做的更加技術性也更加非凡的工作，是一份“精妙絕倫”的作品，誕生了為後來多少年的物理學家們所使用的理論體系。然而很明顯，他更得意的成就是：與別人共同發現了違反守恆定律的弱相互作用的真正形式，因為在他最終公佈結果之前的短暫時間內，他感到他知道了一些別人沒有發現的宇宙的法則。 這就是研究新理論的魅力所在『。 到1976年秋天，我在牛津已經呆了一年，還剩下一年的時間，又該是尋找下一個職位的時候了。儘管系裡告訴我可以待到第三年，但對埃娃和我來說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牛津只是一個暫時容身之所。兒星期以後，在牛津附近的盧瑟福實驗室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我被引見給亞伯拉罕•佩斯，他是紐約洛克菲勒大學的一名教授。他知道我在雙子方面做過的研究，也正是他和特雷曼在同一領域取得了完全的勝利。我也知道關於他的一些趣事。我記得多年以前，在受邀參加的哥大的一次研討會上，我曾見過他巧妙地把發自李政道的一次考驗智慧的攻擊輕鬆化解於無形。還有一次，克里斯 •盧埃林 •史密斯告訴我，佩斯就像安妮•弗蘭克一樣，在二戰期間曾一直藏在荷蘭。最後一件是，我還曾很巧合地讀了一部分他的博士論文。10年前還在哥大唸書時，我被要求在 ① 最後，蒂米和我所發展的這個相當平常的理論被證明是不正確的。但是我在高盛時僱用的一位前物理學家告訴我，他曾經在學術論文引用資料庫裡查詢，以便考慮今後與誰合作研究的時候，發現還是偶爾有一些當代的文獻參考了我那時寫的一些論文。 59
寬客人生|My Life as A Quant 物理學家所使用的兩種外語之間展示翻譯的熟練程度。即使是在1967 年，這也早已是一個過時的要求，根本就是二戰之前的年代留下的痕跡，在二戰之前很多物理學論文最初是用德語、法語或是餓語寫成的。 因為我在南非學校裡曾學過南非荷蘭語，這種語言本身是一種生活中使用的銜蘭話，於是我決定展示一下我的荷蘭語翻譯水平。我在哥大物理系圖書館裡到處尋找荷蘭語論文來練手，從而偶然發現了佩斯關於微分幾何中芬斯勒空間的博士論文。這篇論文是他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移民來美國之前用荷蘭語寫成的。我之所以記得這麼清楚，不單是因為我在南非為了研究統一場論學習過芬斯勒空間，而且也因為他在論文中寫到“獻給爸爸和媽媽”（Aan Mammie en Pappie）。當我和他在牛津交談時，我很難把這樣帶著稚氣的獻辭同他那積極進取而又溫文爾雅的形象聯絡起來，這樣的形象中既有紐約的市民智慧，也有歐洲的禮貌謙恭。 儘管如此，為工作考慮，我還是盡力表現得討人歡喜，我告訴他曾經看到過他的論文和他致父母的敬語。 幾個月以後，我給洛克菲勒大學的佩斯寄去一封滿懷希望的求職信， 申請我的下一個研究職位。我覺得在那邊得到一個職位對我的妻子和我來說再好不過——我的妻子已經懷孕，我們把紐約視為我們的家，而且對我妻子而言，紐約有著大量的學術機會。但是我又不能完全寄希望於這個渴望得到的職位，因此我還申請了其他很多大學。接下來，我就開始等待。 那年春天，我的一個在公司工作的高中朋友路過牛津，他很直白地問我，秋天的時候我將會在哪兒？我答到，我仍在等訊息，看誰願意提供給我一個職位。“你是說你還真有可能找不到工作？”他問道。他的直白令我感到一絲不快，讓我對他善意的目的產生了懷疑。我那些不搞學術研究的朋友們難以理解我們這些博土後賴以謀生的規矩。有一次，我自豪地告訴一個南非朋友，我的一篇文章被《物理學研究通訊》採用了，這是一本在物理界最負盛名的期刊之一。他問我這份期刊發我的文章，給了我多少錢。我非常不好意思地解釋說，事情是另外一種運作模式—-其實是我所在的物理系必須付錢給美國物理學會幾百美元的版面費，才能讓我的文章在上面刊發。這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範圍；他認為我已經陷人為出名而發表文章的虛榮之中。 那年我非常走運。1977年春天，我收到一封來自以色列魏茲曼研究所 60
4 一項情感教育的信，提供給我一個兩年期的研究職位。這個職位頗具誘惑力，但我還是想回美國去。兒個星期以後，我鬆了口氣，來自洛克菲勒大學的博士後錄取通知書寄到，而且埃娃在那邊也能找到工作，我立即就接受了這個職位。兩三年內，我又有保證了。 1977年的夏天，是英格蘭多年來最熱的一個夏天—每個週末小酒館裡的冰塊就會用完。我們在那悠長的無憂無慮的日子裡，划船、郊遊和工作，直到我們的兒子約書亞在8月1日出生。因為他是生在美國以外的地方，是英國人，所以一週後他必須在倫敦的美國使館裡接受一次關於他的政治信仰和犯罪記錄的涉及面很廣的面談。我替他回答了問題，接著他被頒發了他自己的綠卡。這是快樂的兩年。一個星期後，我們滿懷信心、心情愉悅地返回紐約。 61
5． 圈中名流在紐約上東區做研究和人父母的日子幸福的生活，但是……兩個人職業生涯的衝尖寬客人生|My Life as A Quant 洛克菲勒大學還是小有名氣的。它的教師和博士後拿著學校發給的工資，憑著不菲的補助住在位於紐約上東區薩頓廣場附近的公寓裡。與其說洛大是一所大學，倒不如說它是一個大型研究機構。洛大始建於1901 年，起初是一所醫學研究機構，後來在美國研究經費充足的年月裡發展成一所裝置衰華、有資質的大學，但只能授予研究生學位。在20世紀60年代的擴張時期，洛大不僅招聘生物學家，而且還招募了數學家、邏輯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語言學家，還有物理學家。到70年代後期，隨著好日子逐漸過去，他們又慢慢地重新走回老路，直到最後他們再一次決定把重點集中在生物醫學研究上。 告訴別人你在洛大工作，是一件讓人很得意的事。憑藉著曾在洛大工作的著名生物學家和哲學家們，洛大形成了一個精英圈。1944年，艾弗裡、麥克勞德和麥卡蒂就是在洛大發現了基因是由脫氧核糖核酸，即 DNA構成的。20世紀60年代初期，著名的分析學派哲學家索爾•克里普克曾在洛大工作過。在我工作的塔樓的電梯裡，我還見到過馬克•卡茨。 他是一個矮壯結實、紅臉龐、禿頂的、帶著令人喜愛的口音的波蘭猶太裔數學家。我還是哥大學生的時候，就曾聽過他關於可以聽出鼓的形狀的精妙講座。在那時，我對費曼一卡茨定理知之甚少。這一定理把費曼關於量子力學發展變化的觀點與量子力學、統計物理學和期權理論的偏微分方程解決辦法聯絡起來。多年以後，我讀到卡茨簡短的、引人人勝、充滿智慧的自傳時，才知道他在給“隨機”的本質下定義時，是下了多少工夫的。 在他辦公室的外牆上釘著一幅大大的美國數學學會關於波蘭女數學家桑婭•科娃列夫斯卡婭的裝扮華麗、神情動人的招貼畫。我有一次對這幅畫發表評論，他用他那帶著濃重口音的英語告訴我，她“肯定就是最漂亮的異性數學家”。 洛大看上去奢侈衰華，有貴族化傾向，是一塊有著花園、禮堂、華廈 64
5丨圈中名流| 和實驗室的住滿了獻身於求知的知識分子的領地。這裡沒有教學，沒有課程，也沒有本科生—只有研究。在20 世紀70年代中期航髒的愛哈頓， 你感覺就像是一個身為王者的哲人。我們住在大學所有的一座高樓裡，就在約克大街上，離紐約醫院很近，離我的辦公室和埃娃的實驗室也只有一個街區。我有一間比以往乃至後來任何時候都要大的私人辦公室，還配有後來很長時間都裝不滿的書架，都是全木可拆卸式的。我的辦公室和我們的公寓緊臨伊斯特河，正對著一個直升機停機坪和富蘭克林•羅斯福大道。不論白天夜晚，任何時候透過玻璃就可以看見盤旋於空中載著總統候選人或是重病號的飛機、大道上蜿蜒移動的雙向車流，以及沿河行駛的巨大船隻。如果你把視野僅僅聚焦於交通，你就會發現很難有其他事物能比它更像我小時候父親讀給我聽的、50年代連環畫中所描繪的未來城市生活場景。 出於對牛津和劍橋的敬仰，洛大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學術院系。相反， 教授們獨立管理著的“實驗室”。在理論粒子物理學方面，洛大有幾位資深教授。其中個子矮小的佩斯是最負盛名的一位，就是他把我招到他的實驗室來的。他從前的合作者米爾扎 •阿卜都爾•巴奇 •貝格管理著另外一個實驗室。貝格是一個魁梧的巴基斯坦人，留著潘圖•維拉式的鬍子， 總是把著名的德國猶太裔物理學家魯道夫•佩爾斯引為自己的導師。有傳言說佩斯和貝格兩人之間發生過長時間的爭吵。此外，據說佩斯還是蓋爾曼的死對頭，後者是佩斯在20世紀50年代的合作者。喬治 • 約翰遜在他所著蓋爾曼的傳記中提到，蓋爾曼在說到佩斯時總是用“倒黴的矮子”這個詞。 在洛大，你在工作上表現得有多麼刻苦、時間花得有多長都不重要， 要緊的是你能取得些什麼（而且，就算是你流錦出來你將會取得些什麼的徵兆也是可以的）。我在上午晚些時候開始工作，有時一直幹到傍晚，而早上和晚上的犬多數時間則和兒子約書亞在一起。 我在洛大很快樂。約書亞每天早上很早就醒來，我經常帶他出去，用嬰兒車推著他穿過東區的周邊區域散步到很遠的地方，途中停下來吃一些早上剛出爐的百吉圈或蛋撻。我們長時間地對話；我總是感到疲憊，但又有種巨大的滿足感。我開始迷上育兒之道，對所有史代納教育理論中似懂非懂的內容都來者不拒。史代納提倡向兒童談論一些超過他們理解能力的 65
寬客人生|My Life as A Quant 內容，因為他認為，當兒童第一次來到這個世界上時，你對他們所說的每一個單詞都是超過他們理解能力的，然而他們可以學會去理解。我自然就照做。其實最重要的是和約書亞在一起的時間。看著他從一個小嬰兒慢慢長大，我對生命的神秘和時間奇特的抽象產生了一種巨大的感激之情。他很容易就學會並且記住了空間中的位置、物體的名字，甚至還有形容詞和動詞，比起記住時間中的位置（“昨天”、“明天”）或是色態（“紅色”、“綠色”）要容易得多。在他可以做出複雜的判斷很久以後（他有一次在弄壞一個玩具後大喊：“我生我自己的氣！”），他還是經常把“昨天”與“明天”、“紅色”與“綠色”混淆。我開始部分地相信這樣一種理論，即認為時間和顏色並不像看上去那麼不言而喻、無需解釋，更準確地說，它們就像人類發現種植作物一樣，應該是在人類歷史早期的某個時點上創造出來的發明或是發現，然後代代流傳下來成為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也許，當一個兒童講到一片葉子和一件毛衣都是綠色時，他或她正在把兩種截然不同的物體中某個極其抽象的特徵分離出來，而這種分離曾經超出人類的理解能力。 更有意思的洛大物理學教師中有一位是海因茨•佩格爾斯，他是一本關於量子動力學的暢銷書—《宇宙密碼》的作者。海因茨是我見過的第一個把商務西服和阿迪達斯白運動鞋穿在一起的人。他很有魅力，令人喜歡，非常願意透過談論他在物理之外的豐富的社交生活來盡力給別人留下印象。他是一個充滿幽默感的情不自禁的 “稱謂串串秀”（name dropper）。他不會只是說“昨天晚上我在阿斯彭跟麥克納馬拉①吃了頓飯”，他覺得應該再加上 “••…你知道，就是約翰遜的那個國防部長”。他對其他人將要說出的話語的發展方向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把握能力，能夠異乎尋常地與談話的發展趨勢保持一致，特別是對那些在決定他個人前途方面有影響的人物。同佩斯交談時，海因茨能夠迅速接住佩斯剛開了個頭的評論，並把它完成。他會先用輕柔的語調附和佩斯的評論，話至中途就牢牢抓住了佩斯的思路，然後拾高語調，用更加引人注意、更快的語速掌握住話語的主動權，直奔主題得出結論，聽上去就好像完全都是他的思想一樣。我喜歡跟他說話。但幾年以後他在和家人夏天常去度假的阿斯彭附近山中遠足時不幸摔死。 ① 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背尼迪、約翰遜兩屆美困政府的國防部長。—譯者注 66
5|圈中名流| 海因獲對傑里米•伯恩斯坦很友好。伯恩斯坦是我尊敬的一位物理學家兼《紐約客》雜誌撰稿人。我尊敬他的原因是因為他似乎過著一種興趣廣泛的生活，涉獵範圍比我認識的大多數物理學家要廣得多。伯恩斯坦曾經與範伯格和李政道合寫過一兩篇論文，但有一次我在哥大一個研討會上吃驚地看到李政道像對其他人一樣侵擾伯恩斯坦。自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伯恩斯坦就一直在為大眾寫書併為《紐約客》雜誌撰稿，都是關於物理方面的，最初的一篇就是在李政道和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後，為他們所寫的一組介紹性文章。他文風平實，文筆清晰，能夠闡明微妙之處。我認為，也正因為如此，他的書從來不像大眾化作家所寫的那些關於量子力學和宇宙學的過分渲染的作品那樣暢銷。 學術生活主要的快樂之一，就是在你完成教學任務之後—在洛大甚至根本沒有教學任務！——你的時間和空間只屬於你一個人。我可以在我喜歡的時間和地點工作；我可以決定下午不上班，而去公園跑上6英里， 或是去博物館看展覽，到晚上再工作。海因獲和我就在《第三類接觸》上映的那個工作日的下午去看了它。這些小小的自由，再加上漫長的假期， 可以在有趣的地方搞物理，讓人有一種難以用金錢來衡量的滿足感，足可彌補跟公司相比微薄的薪水。我的辦公室是我神聖的領土。沒有人可以敲門後直接進人，除非我大喊一聲“進來！”如果我從裡面把門鎖上，希望能聚精會神或是獨自一人待一會，人們會以為我根本不在那，各自行事便罷。 我當時認為這種隱私只是一種權力，其實這是一種特權，一種比我意識到的更加珍貴的特權。幾年以後在貝爾實驗室，我居然幼稚無知地、吃驚地發現我的時間和我的辦公室都是屬於 AT&T的，而且在任何時候可以無需任何道歉或是提醒，就被我的上司、我的同事，甚至是送信的人給侵佔。 而華爾街，當然對我私人的空間和時間要求得更多。這種學術生活的自由對我來說很快就要結束了。不過，在搞物理的同時，我加人了紐約跑步者俱樂部，沿著伊斯特河大街，然後環繞中央公園跑步，在早晨和晚上還可以跟約書亞一起玩要。這是一段幸福的生活。 我在洛大的兩年匆匆而過，越來越覺得佩斯難以相處，同時也感到了他對我的不認可。也許是他不喜歡我相對缺乏的天資，也許是對我在物理以外的興趣不認同，而這點卻可能被他視為不敬。我對自己說，佩斯是一個比我更好的物理學家，但我不可能無原則地讓自己在談到小說、電影或 67
寬客人生|My Life as A Quant 是國際事務時甘當配角。我覺得我的觀點同任何其他人的觀點一樣，也有相同的被傾聽的權力，我感到應該照這樣來做，但其實這可能並不是一個好的想法。我在洛大的第一年結束時，佩斯的秘書開始把其他學校博士後職位的招聘廣告放在我辦公室檔案架上，我知道我在他的實驗室待不到第三年了。 埃娃、約書亞和我那年夏天在阿斯彭物理中心住了一個月。到1978 年9月，我心裡明白了佩斯的暗示，開始琢磨自己的處境。我33歲，第三個博士後職位的期限已經過去一半，這種旅行何時才到終點？我得出結論，要麼是必須找到一個能有機會取得終身教職的助理教授職位，要麼就是離開物理界。 1978年的一天，我突然發現自己腦中閃過一個念頭——想去醫學院， 成為一名真正的醫生。我的思路差不多是這樣的：物理界是一個殘酷的能人統治的天下。大多數功勞都集中於頂端的一小部分傳奇人物身上。如果你不是費曼，你就什麼都不是。一個能夠勝任但又不是才華橫溢的物理學研究者沒有什麼可以感覺良好，誰又需要你提供的東西呢？你可以在某個地方名不見經傳的學院裡努力得到一個為數不多的全職教學崗位，但是你必須比我還要喜歡教書，一週要上很多小時的課。因此，儘管這種獻身於我認為的形而上的追求的想法在“當時”想起來是挺好的，但感覺也還是不夠。而在醫學領域，正好相反，我認為只要能夠勝任，我在相當度上就能於出可以看得見的成績。 我不是唯一一個有這樣想法的人。幾所醫學院當時已經開始接收在自然科學領域取得博士學位、但又沒有醫學預科學位的申請人進入他們的博士專案。位於科洛蓋博斯的佛羅里達大學就可以在兩年內把你從理學博士變成醫學博士，當然夏天也要上課。但是申請之前你需要透過GRE考試。 當時我還沒有參加過GRE 考試，因1966年我申請哥大時，它在南非甚至還沒有開始實行。我把自己關在我那間在洛大的不敲門就別想進來的辦公室裡，沒告訴任何人我在做什麼，花了一兩個星期來練習GRE。我復可了本科時的物理知識，用心去記自然常數值和原子物理中的能量層級。我把自從上了研究生一年級後就再沒看過的所有內容重新溫習了一遍。最後，臨考試之前那天晚上又正好趕上約書亞生病發燒，我一夜沒睡，就在哥大校園裡用週六整整一天的時間參加了GRE 的綜合考試和物理考試。 68
5！圈中多流我答得很好。佛羅里達大學派了一個他們正在洛大附近的斯隆商學院凱特靈基金會實習的畢業生來面試我。我最後被錄取了。 但是我不能這樣做—我根本就缺乏沿著這條路繼續走下去的勇氣。 我將不得不搬到佛羅里達住上兩年，而埃娃，她的父母住在紐約，她作為一名生物學象的職業生涯看上去要比我作為一名物理學家有前途得多，因此她沒有理由中斷她的研究重新去佛羅里達居住。儘管我為了保留我的錄取發格已經付了註冊費，但是我知道我很可能會違約。實際上，幾個星期以後，我以家庭困難為由給佛羅里達大學打電話，告訴他們我退出。如果我當真成為一名實習醫生，那麼我的人生將完全不同，直到現在我仍然很羨那些工作能幹出看得見成績的人。 在洛大的最後一年，我只申請了“真正的”物理學職位，就是那些在看重研究工作的學校裡可能取得終身教職的助理教授職位，或是一些承諾可以提供較為穩定的更長期的博士後職位的工作。冬天大多數時候，我到全國各地去給那些可能會認真考慮邀請我的任何院系或是國家實驗室做講座，最終落實了兩個助理教授職位的招聘意向。第一個是位於芝加哥的伊利諾伊技術研究所，這個職位很有誘惑力，大部分原因是因為它很像費米實驗室，也擁有一臺巨型高能粒子加速器和一個優秀的理論研究圖隊。第二個是位於玻爾得的科羅拉多大學。這是一所優秀的大學，它的物理系之出眾，從該系理論粒子物理學的一個工作職位收到了超過100份申請就可以看得出來。1978年12月，我去參加面試，接下來就是等待。幾個月以後，我聽說我在他們名單中排第三位。隨著時間過去，先是名單中排名第一的女博士後另外得到了一個更好的工作，接著是排第二位的男博士後， 他的妻子也是做學術研究的，已經在東海岸得到一個永久性職位，因此這名男博士後為了離家人近一點而拒絕了科羅拉多大學的工作。接下來就輪到我了。 我喜歡玻爾得遠甚於芝加哥——我在一座美麗的城市有幸找到了一份好工作。而埃娃，短期來看在那裡還不可能找到她自己的長期工作，而讓她不工作去那裡陪伴我，也不理智。於是，當得知當年秋天我很可能就要獨身一人前往玻爾得時，我閉上眼睛，接受了這份工作。儘管結果對埃娃來說並不理想，但她同意在玻爾得附近尋找學術機會。我希望有一天她能儘快在玻爾得或丹佛附近某一家研究型醫院找到一個合適的長期職位。 69
寬客人生|My Life as A Quant 這只是幾年困難歲月的開始。即使這是埃娃自己職業生涯的需要，我本身還是希望她能到玻爾得來，我對她沒有這樣做很生氣。與此同時，科羅拉多州政府宣佈了一項凍結聘請教師的禁令，這意味著短期內對她來說找到一個永久性職位是不可能的。過去6年我規律性地自己一個人去新的城市或國家，從事新的工作，但這一次我將把不僅是妻子，還有兒子，拋在身後。在過去的2年裡，我已經是他成長中的一部分，不比任何人少。 我不時提出我應該帶著約書亞去玻爾得。埃娃為此和我吵架，相互爭鬥。 7月，我們一家三口前往巴哈馬群島中一個孤立的遠離主島的小島——阿巴科度假，為期一週。我們在那兒的第二天，坐著一條租來的摩托艇前往附近另外一個小島遊覽，在結束這次令人心神不安的旅途返回以後，我收到了讓我給南非家中和組約埃娃父母家裡去電話的幾張便條。多年以來， 我總是把度假地點的電話號碼告訴我在南非的家人，以防有緊急情況出現，因此我立刻意識到回這個電話的重要性—我的母親剛剛因為肌肉萎縮症去世了，距離她初罹此病已有10年。在阿巴科這個孤島上，我們只有從棕櫚灘租了一架小型飛機來把我們帶回到大陸上。從那兒我們又趕回紐約，接著我立即飛往開普敦參加葬禮。 那年夏天結束時，我把在洛大的辦公室收拾停當。就在勞動節漫長周末開始的那個週五，我出發前往玻爾得開始了在那兒的工作。埃娃還將繼續待她在洛大的博士後職位，同時她也努力在科羅拉多找一個教學職位。 我跟約書亞解釋說，我“不得不”離開一段時間，但我會打電話或寫信的。現在回想起來，我不能肯定當時為什麼我會認為是“不得不”呢， 我離開是因為我覺得應該繼續搞物理。作為一個早慧的兩歲孩子，兩年中的很多時間都在和大人說話，約書亞看上去好像是聽懂了。當我前往肯尼迪機場的時候，埃娃抱著他下樓一直把我送到了計程車旁，跟我說再見。 我上車的時候，看見他在埃娃的懷裡，他朝我前傾著身子，急切地大聲喊著“爸爸，別走！”在飛機上，我在一張飛機明信片的背面畫了一張自畫像寄給他，而且一降落到丹佛，我就立即給他打電話。我對離開他感到痛苦，對自己的現狀感到痛恨。 70
6. 更高世界的知識兩地分居的家庭新時代的沉思因果輪迴向物理說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