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摩師、自我修行、亞歷山大技巧，以及各種各樣滿足人們願望的自我進修機構的宣傳。我必須承認，我喜歡這 ① 弗蘭克•舒爾特，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馬拉松冠軍，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馬拉松亞軍。—一洋者注 72
61 更高世界的知識| 樣子。 在來玻爾得之前，我獲得了能源部頒發的高能物理研究領域青年研究人員獎。因此，那年除了輔導一些本科生的習題課以外，我沒有其他教學任務。我已經習慣了晚起，但是玻爾得的時間表比其他地方要早。很多餐館只在早餐和午餐時分營業，到下午就完全關門了。我在紐約從來沒見過還有這樣的餐館。每個星期二早上我都必須在8點鐘開始上課，一模一樣的習題課要一個接一個連上四個小時。這對我的生物鐘真是一種打擊。我在此之前一直晚起，從來沒在前半夜就上床睡覺，而為了能回到我正常的工作時間表上來，每個星期三都是或多或少帶著疲憊浪費掉了。 剩下的時間我就每天鑽進辦公室，盡力研究我的一種模型的不同擴充套件形式。我與家人和朋友分開，而且痛苦地把約書亞留在紐約，因此我是在心情沉重地工作著。白天系裡沒有人跟我多說話——研究生都忙著自己的事，而系裡的老師大多數已經結婚，每天一大早就開始努力工作然後回家。隨著時間過去，我的研究課題陷人局，但系裡又沒有對這個課題同樣感興趣的同事能夠跟我交流看法。連續幾個月，我每一個試圖攻克關鍵點的新的嘗試都以失敗而告終，我最最需要的是希望。如果一天早上，我突然想到了一個能解決我問題的方法，那麼我就會立即放下工作回家。 這樣一來，我就又可以把失望再推後一天。我寧願在一段時間內什麼也不做，躺在床上，盡情享受一下這個新辦法在明天可能會奏效所帶來的一線希望。但通常情況下，我的快樂只能維持幾個小時，每一個新方法很快就被證明行不通。 我第一次到紐約時，很欣賞那座城市的街邊生活和小吃攤檔，把它們視為治療孤獨的良藥。在夜晚的任何時候，你沿著百老匯大街，漫無目的、隨意行走在人流中時，總能看到有人朝你走來——有興高采烈說著西班牙語的人，有流浪者，還有憤怒地詛咒自己的人。但是玻爾得除了那條大型商業街外，完全不像紐約那樣生動有趣。我去那兒的第一天晚上，就發現這條商業街到處是學生和當地人，還沒有後來出現的那麼多的高檔連鎖商店。當時這條商業街有一種小規模的本地化的商業氛圍。揹著揹包和睡袋的嬉皮士就睡在室外的小公園裡。商業街的每個街區到處都是一群一群的人，環繞著表演魔術的、唱民歌的、彈吉他的、跳肚皮舞的、變戲法的還有耍雜技的，所有都表演到晚上10點或11點。基本上我每天晚上都 73
寬客人生|My Life as A Quant 去那裡，沿著大街不停地來回閒逛，永遠都是一個人，有時停下來吃點小吃，注視著來來往往的行人，觀看那些表演。大多數時候，我喜歡站在人群裡，欣賞一個看一上去聰明機靈、留著鬍子、幽默感很強、矮矮的、皮膚黝黑的男子表演戲法、吃火、吞寶劍，他經常用“咒語”這個詞。他永遠知道怎樣把像我這樣的觀眾逗樂。星期六和星天，我跑完步或是看過一場電影以後，也總是去那兒，以致後來我開始不好意思一次又一次被同一個店主或是同一個服務員看見。我總是形單影隻，總是讀著書。我沒有別的選擇。 在整個一週裡面，我很少跟系裡的人說話。從週一直到週三或週四， 我還能搞一些物理。然後，隨著週五臨近我變得充滿不安，為又一個只能自己陪伴自己的週末感到焦慮。當我開始瀏覽當地的報紙，急切地為每一天的每個時段我準備幹什麼做計劃——在“好地球餐廳”的公用中心圓桌上吃點薄煎餅，然後去跑步，做點工作，去商業街轉轉，晚上看場外國電影時，我的工作熱情也越來越少。 我形單影隻的個人生活完全可以說明一名理論物理學家和學者寂寞的工作。為了能持續不斷地研究和計算，老是拿腦袋往牆上撞，試圖阻止需要人陪伴的想法。我痛恨孤獨，羨慕那些在日常工作中可以和其他人打交道的人。多年以後，我發現一名寬客的日常生活比一名學者要豐富而且不會那麼孤單。可以想象出來，你每天要和其他寬客交談，讀理論刊物，和交易員溝通，編寫軟體，和客戶談話，給那些絕對聰明但又相對缺乏數學知識的交易員們做講座、解釋難懂的名詞。直到我經歷了這樣的生活，我才開始相信投資銀行比大學還像大學。 抵達玻爾得後不久，我去了那洛巴學院。自從我對史代納的《更高世界的知識》產生興趣以後，我就把這本書當成法寶一樣隨身攜帶，時不時讀讀其中的片斷，偶爾做做書中建議的一些精神練習。我以前從來未能真正一絲不苟地按照書中建議行事，但我慢慢認識到需要有一個環境和一所學校來讓我全身心地投入進去。因此我決定參加一所名為“法界”的佛教學校舉辦的一些藏傳佛教人門課程。 這些課程由仁波切的信徒講授，他們根本未得真傳，只是照例宣講， 教得稀鬆平常。他們冗長的講授中的一部分是說，他們的練習是與“人世”而不是“出世”相一致的。就我對此所理解的，這種冥想練習要求 74
6！更高世界的知識| 你盤腿而坐，然後觀察你內心湧出的想法，就好像你在平心靜氣地觀看一部電影中的另外一個人。你不帶任何感情地專注於你自己的幻想、困惑、焦慮、願望、激情以及失望，超然於所聽到的別人的問題。我喜歡這種練習，但是這種練習非常難以做到—-你會立刻發現自己其實是在焦慮、在謀劃，而不是內省。如果你發現自己就是這樣子的，沒必要為此傷心或是試圖抵抗，而只需把此分心本身視為被觀察到的另一個分心。我加人法界學校後就開始在週日上午冥想，盡我所能長時間地打坐。他們正常的課程是三個小時。有人繞著裝修華麗的西藏風格的房間毫無聲息地走動，一聲不發地糾正一個偶爾出現的不佳姿勢。每小時會響一次鑼，然後每個人跟著老師繞著房間靜靜地走上幾分鐘，舒緩一下緊張的肌肉。我從來沒去看過自己的手錶，時間在別人手裡。 老師有時候會在你冥想的時候提醒你，你可能會看到奇怪的幻象或是產生奇異的超自然的感覺。一旦發生這些，你不應過分關注，也不應把這些幻象視作精神提升的標誌，而是應該把這些當成自然產生的事物，就如同你內心湧出的其他想法或是感覺。的確，有時候房間的墻壁看上去好像在發光，對著我一閃一閃的，我會天真地感到高興，難以抵抗這種感覺， 這時就顧不上老師的提醒了。 在一次入門課上，我聽到在教室前面的一個人問了一個問題，這讓我想起曾涉獵過的史代納的哲學觀點。問問題的人叫羅伊 •赫爾希，他和我一樣也是不久以前來玻爾得的。我的直覺是對的，他曾在歐洲跟隨一名人智學者學習過園藝，這名人智學者同史代納本人一樣，把植物視為鮮活的土地上成長起來的有生命的毛髮。我跟羅伊合得來，我倆偶爾會一起吃飯。他瘦削但精神飽滿，不像我那些搞物理的同事們，他不是事業狂。而且他吃東西的速度比我見過的任何人都要慢，他吃東西時不會受心急火燎的服務員的干擾，更不會為此抱有歉意。他能非常輕鬆地花一整個小時吃一盤義大利麵。有時候他會向我大談自己買東西準備一頓飯而不是去餐館吃飯所帶來的精神享受，但大多數晚上我都抵擋不了去餐館吃飯的誘惑， 寧願在那裡邊吃邊看書，也不願獨自一人走回宿舍。一天晚上，我把羅伊請過來，學著皮埃爾•弗朗伊的《60分鐘成為美食家》的烹飪方法給他做橙汁豬排，然後我們坐在地毯上，打坐半個小時。羅伊說他和一大群人合住一座房子，每天他都在自己的房間裡打坐。我羨慕他有那麼多空閒時 75
寬客人生 | My Life as A Quant 間。在我跟他接觸的大多數時間裡，他都沒有工作。 玻爾得有很多準宗教團體經常在一起“做功課”。羅伊就加人了其中一個，這個團體是由一個名叫弗朗西斯卡的三十出頭、沉默寡言、身體強壯的女人召集起來的，每個星期聚會一次。聚會地點就在她家裡，她對每個參加的人收10~15美元的費用。羅伊邀請我去，儘管我有所懷疑，但還是決定去看看。 在接受我加人這個團體之前，弗朗西斯卡提出得先跟她作一次私人談話。於是在約定的一個下午，我離開辦公室去到她家。我回答了她的問題，現在想起來我當時告訴她我面臨的遠離妻子和孩子的苦惱，還有我的那些不滿與痛恨。在那之後，我就開始加入她召集的這個困體。 這個團體有不少參加者，從大學生到中途輟學者，還有一箇中年已婚男子，很明顯每個人都是因為遇到了某些個人苦惱才去那兒的。弗朗西斯卡沒有什麼錢。她票亮，但皮膚顯出令人疑忠的嫩黃色，她對此解釋說，這是飲食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是因為食用了過多的自制胡蘿蔔汁。在聚會上，她會談論對人生的態度，給我們朗讀勵志圖書，啟發討論，最後播放一盤舒緩的磁帶，讓人放鬆下來，從而結束晚上的聚會。 這種方式已經很過時了，但並不是完全沒有用。我發現，就讓自己高興這點來看，不論是老於世故之輩還是天真幼稚之人都需要相同的簡單的幫助。讓別人給自己講授那些看上去毫無價值的平裝本勵志類圖書（我記得，有一本書叫做《通往宇宙力量的神秘之路》），看透書裡面那些老掉牙的表述手法，也就是用聖經般的語言把簡單的道理再說一遍，這真是令人羞愧。弗朗西斯卡在別人身上很下工夫。她採用的方式是面對面質問式的，也是不公平的。她會當著參加聚會的所有人的面，向你詢問她所知道的關於你的一些涉及隱私的事情，強迫你必須在大庭廣眾之下面對那些不愉快的問題，回答你做了些什麼事解決這些問題。我一直存有疑問，是否她從把別人置於尷尬境地之中可以感到快樂，還是因為她認為這樣對你有好處，所以才這麼做的。這讓我想起了布萊克《天真的預言》中的一句詩—“出於惡意所說的事實甚於你能想象的所有謊言”。偶爾有時候，一個晚上就在某個人對她所說的某些內容感覺非常不好之中結束了，她會提出同這個人徹夜談論這些內容。 我們對弗朗西斯卡的私人生活了解得不多。1980年春的某一天，她離 76
61 更高世界的知識| 開玻爾得，據羅伊講她是跟著某個男人走了，可能是嫁人了吧，這個聚會也因此停止了。就在她離開前不久，我和她在一家素食餐館裡吃了一次不愉快的午餐。像平常一樣，她很直接又充滿殺傷力。她問道：“做一名物理學家怎麼樣？”我就開始感慨滿懷抱負的難處、這個領域裡的眾多聰明人、 必須付出的努力、那些錯綜複雜的鬥爭、不得不來回換地方以及疲憊感。 “不，不是那些你的抱怨，告訴我一些好的事情，讓人高興的東西！”她強調說。真是咄咄人。我以後再沒見過她。 1979年9月開始的那個學年過得很快。10月下旬，埃娃的母親請了一星期假，幫了我們一個忙，帶著約書亞來看我。約書亞已經兩歲零兩個月了，我對埃娃的母親帶他來看我非常非常地感激。我總是很愚蠢地怕讓約書亞失望，很快就向他解釋說，這次只是一次短暫的探訪，他將不得不在一星期以後離開。就像從前那樣，他好像全都聽懂了。鏊整一週時間，我們去度假勝地遊玩，還去了大得驚人的大兔子玩具店。他在玻爾得的最後一天我給他買了一個突擊隊員小人玩具。在他外婆帶著他離開玻爾得上飛機時，我把這個小人作為禮物送給他，也是為了讓他分一下心。接下來， 我又是獨自一人了。埃娃的母親知道我對他們的離去肯定會感到很難過， 於是回到紐約後就給我打來電話報平安。 那年感恩節，我回到紐約去度長週末。我一到家就非常緊張地趕緊對約書亞解釋說，我3天以後還得再離開。我們僱的保姆海爾格，她每天都照看約書亞，告訴我說，有時候她推著嬰兒車帶約書亞走在大街上，他會指著某個長得肯定很像我的路人問她：“那是我爸爸嗎？”我並不清楚約書亞內心的心理狀態，但是我痛心地意識到，他的內心很可能有一個自己的世界，而在這個世界中我可能就住在他的附近，但從來沒去拜訪過他。 聖誕節期間，我在緊張的寒假回了趟紐約。1月份我又飛回玻爾得。 埃娃因為一個人照顧約書亞太累而開始背痛，不得不在醫院的床上趴了一個星期。在玻爾得的週末，我開始閱讀斯賓諾莎，從他對苦悶生活的哲理所進行的冷酷和不帶絲毫感情的審視中尋找些許慰籍。1980年5月，我回紐約過暑假。就在我著手為當年秋天就要上的課做準備的時候，我也開始考慮是否不要再回玻爾得了。 那年夏天，我在洛克菲勒大學提供的一間辦公室裡工作。其實埃娃、 約書亞和我還一直住在洛大的博士後公寓裡。我想在紐約附近申請一個物 77
寬客人生|My Life as A Quant 理專業的助理教授職位，但是這樣的機會實在太少了，而且我一想起尋找工作的繁瑣就感到疲憊。隨著暑假過去一半，我意識到我再也不想回玻爾得了，不想像我剛剛經受過煎熬的一年那樣再熬上一年。 根據托爾斯泰的說法，“業”是指有著因果關係的對罪孽的贖罪行為。 就在那時我想我明白了“業”的含義。命運要求你放棄虛榮、野心和傲慢，來信奉上帝。發自內心地做這件事才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做不到， 那麼“業”，也就是命運日常的執行方式，將會慢慢地、因果迴圈地磨掉你的虛榮，剝掉你傲慢和自負的外衣，就像在自動剝皮機裡的土豆一樣，直到你聽命為止。 那麼我該做些什麼呢？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石油危機和大宗商品的價格上漲，提升了利率水平，也因此拉低了國債和企業債券的價格，而後二者長期以來就是投資者投資組合中的主要組成部分。追求固定收益的投資者望昔日的價格固定的產品。投資銀行作為回應，就在80 年代後期發起了一場金融產品創新的浪潮，開發出如國債期貨、債券期權、抵押擔保債券、掉期產品和掉期期權一類的產品。這些產品越來越需要複雜的數學，因此最終給物理學家們帶來了金融領域中非常好的工作機會。如果我在1984年離開玻爾得，不再搞物理了，那麼很明確華爾街將會僱用我。 但是在1980年，也就是能源危機早期時，面對飄泊於博士後職位之間的疲憊的物理學家唱歌的海上女妖①，是一些能源和通訊類公司，如位於紐華克的埃克森石油公司實驗室、康涅狄格州里奇菲爾德的斯倫貝謝公司、科羅拉多州戈登的太陽能研究所（SERi），以及遍佈新澤西州的貝爾實驗室。它們對於20世紀80年代的物理界來說就是“華爾街”。 對我在純物理領域的職業生涯改變最小的應該是在應用物理領域找份工作，如太陽能研究所、埃克森石油或是斯倫貝謝，去做諸如石油提煉技術或太陽能加熱等方面的技術研發工作。但我對離開物理覺得失望和丟臉，而且對於物理學的分支領域還傲慢地不屑一顧。“如果我不能搞純物理，”我對自己說，“而是去做什麼應用研究，那我就不是人！”如果他們把我從修道院裡趕出來，那麼在這個世界上我就不打算再信奉上帝。我寧願 ① 希臘神話中的海上女妖塞王，常用歌聲誘惑過路的航海者而使航船觸礁毀滅。——譯者注 78
6—更高世界的知識！ 永遠不再有宗教信仰。 現在回過頭去看，很明顯當時我是錯的（儘管到頭來不管怎麼說命運還是眷顧了我）。當你觀察一件事物的距離足夠近，近到能夠把它的“質” 和“量”統一起來時，所有事情都很有趣。當你對一個領域的細微之處足夠熟悉，而且開始嘗試著把它的形式和它的應用連線起來時，任何領域都是吸引人的。應用物理學能夠提供各種各樣的工作任務，提供一個長期的理論問題和短期的現實問題的組合，提供一個理論指導實踐並從中得到享受的機會——總而言之，能夠在獨自研究的執著境界和與人接觸的鮮活世界之間隨時更新、從容往來。 叔本華在他的《隨筆和箴言集》中寫道：“你可以做你想要的，但你不能想要你想要的。”當時我正在閱讀這本書，我認為這句話是對的。我已經不能再像以前喜歡搞物理那樣想要去搞物理了。在同我自己的鬥爭中， 我開始從叔本華那冷酷無情、憤世嫉俗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中得到享受，所有這些內容都用凝練的短語表達得如此漂亮，讀來就像詩一樣。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一點。他透徹的分析、高雅的格調遠勝於史代納對道理不加解釋而給出的冗長表述，這種分析和格調給人一種更加冷靜客觀的慰藉。 我差不多20年以前開始搞物理，現在卻要離開她，而我並不是唯一一個這樣做的人。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是潮流的追隨者，也是客觀現實的奴隸。儘管我在感受選擇的自由方面有所缺憾，但我在1965年曾是開普敦大學有史以來人數最多的物理專業畢業生中的一員，在1966年成為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專業有史以來招生人數最多的一屆學生中的一位。而現在相似的是，我又成為離開物理界大潮中的一個。我在當學生或是做物理學博士後時認識的幾個人已經離開物理界，現在在貝爾實驗室工作；另外，埃娃有一個做分子生物學研究的熟人，叫露西•夏皮羅，她的丈夫哈里•麥克亞當斯就在位於新澤西州默裡山的貝爾實驗室工作。露西向埃娃建議我應該去與她丈夫面試一次。我就利用暑假非常不情願地去了一次，在那裡待了一天。我花了半個小時介紹規範理論和我在這方面所做的研究工作，盡力解釋一些定性的內容，儘可能講述得引人人勝。很快我就收到了他們的工作接收函。據我後來的朋友馬克•哥尼斯伯格講，貝爾實驗室的人非常喜歡我。 馬克是一位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應用數學家，他當時已經在貝爾實驗室工作，只是我面試的那天沒在公司。馬克很喜歡拿科學打比方，在以後多年裡 79
寬客人生|My Life as A Quant 他都喜歡開我的玩笑，拿我打趣。因為我在他們的面試中比其他人都要好， 所以後來就被戲稱為“幹分之一人”（milliDermans）。 在仔細考慮了這個職位之後，我決定再去一趟，以瞭解更多的東西。 於是在1980年夏末，我從第22 大道駛上新澤西高速公路，又一次向西駛去。哈里是設在默裡山的商業分析系統中心的一個部門經理。這個中心有一群真正的前火箭科學家和工程師，這些人在貝爾實驗室不再提供空間科學研究經費後，為了能夠延續自己的職業生涯而改行從事商業分析工作。 哈里有著廣泛的興趣，因此喜歡那裡的工作。他告訴我，因為這裡能給你機會去深人研究你在其他地方永遠也不可能學到的各種各樣的東西。對我個人來說，我對為學習而學習並不感興趣，但我仍然希望能做出成績。 儘管他們付給我的耕水比科羅拉多大學多得多，但我仍然對物理充滿渴望，於是向哈里詢問我是否能夠每週為他們工作三天，按勞領薪，然後其餘兩天在洛克菲勒大學繼續搞物理。他拒絕了，並且有意識地解釋說我的建議只是一種工作安排，而這種安排將導致我並不是真正在為貝爾實驗室工作。最後，我帶著最深重的憂慮和負罪感接受了這份工作。我正在背叛我曾經承諾過的。 當我告訴一位南非的物理學家朋友，我要去為AT&T 的貝爾實驗室工作時，他嚴厲地提醒我說，11年前的1969年，就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一年一度的美國物理學年會上，我們曾經一起上街遊行抗議 AT&T正在建造的反彈道導彈系統。他指出，現在我竟然要去為他們工作了。 我給科羅拉多大學的物理系主任寫了封信，為我不再回去教書道歉。 幾周以後，就在夏天快要結束的時候，埃娃、約書亞和我飛到玻爾得，取走我所有的東西。埃娃也許是怕我把自己的處境徑罪到她頭上，就嚴厲譴責了一位鼓勵我轉變想法留下來的粒子物理學理論教研組資深教授。但我已經走得太遠，甚至不能再設想還可以為當年秋季的粒子物理教學做準備了。我們在科羅拉多溫泉度過一個短暫、緊張的假期，在那兒觀看了一場真正的馬術表演，約書亞看得非常高興，之後我們就回到紐約。10月份， 我帶著約書亞回了趟開普敦看望家人，緊接著就返回美國，11月初就開始為貝爾實驗室工作。 80
7. 苦刑之地為工其兩不秀共地工作靈東失政工的有業分好乘城中心良大體系中的一個少學件談汁秩扦很夾技寬客人生| My Life as A Quant 每天早上我不得不在9點鐘坐到辦公桌旁。現在，在華爾街工作了 17年，這個時間聽起來是相當晚的，而在當時這絕對非常早。如果約書亞沒有再早一點把我弄醒，我會在7點左右醒來，邊用早餐邊瀏覽《紐約時報》，然後去洛大公寓樓的地下車庫取車，駕車穿過林肯隧道，上新澤西高速公路，在紐華克的24號公路向西拐，直奔默裡山。這是一個與別人相反的上班方向，大概需要1個小時。回家時即使碰上晚高峰，大約也只用1~2小時。上班第一天，因為不確定開車到那裡要多長時間，我到得很早，停在當地的一家麥當勞吃了一個蛋餅，用一種悠然的方式浪漫地感受一種一無所有的快樂。 我從沒這樣每天在固定的時間往返於公司和家之間。以前我總是在我想要工作的時候去工作。現在我像大多數其他人一樣，為了錢做著我的 “上司”讓我做的事情。這就是真實的世界。 最初幾個星期當我開上高速公路時，我會抱有一種彷彿深夜品嚐威士忌般的憂傷想法，慢慢地呷一口，感受一下自己身處窘境的滋味，試圖找出某個前景來。一開始我試著把整個上班過程看成是在做冥想練習。後來過了幾個星期，我完全放棄這個想法，轉為收聽新聞和音樂。那時我最喜歡的是收音機裡的脫口秀節目，在20世紀80年代的紐約，這類節目才剛剛開始流行。這其中我最欣賞的交通類節目是 WBAI，這檔節目有著60年代風格，內容新穎，都是些固執已見的社會弱勢群體把任何讓他們困擾的事情說上一個小時。我聽到過邁克•菲德，他是上西區的一個幫派成員，每週一次用斯伯丁•格雷風格的獨白，搞笑地嘮叨一小時，都是他生活中令他痛苦的事情，摻雜著一些短暫的快樂時光。多年以後，他在位於西81大道和百老匯大街的莎士比亞書店工作，而現在這家書店早已被超市和網際網路擠垮。我聽過瑪格特•阿德勒的女性節目，還有關於她在巫術流行之前作巫師的故事。記得還有一個男同性戀主持一檔一小時的情感類音樂節目， 82
7！苦刑之地「就在這個節目中我第一次聽到克倫•阿克斯演唱的日耳曼風格歌舞秀。有時我還收聽以磁帶書形式播出的經典小說。但脫口秀欄目最適合我，特別是不快樂、受壓抑的人所作的脫口秀。我還很喜歡心靈諮詢類節目，特別是WABC頻道在每天傍晚我開車回家時播出的託妮•格蘭特主持的節目， 她用美麗動聽、清亮明晰的美國口音告訴打人電話提問的人，請他們說話時“慢慢來，不要急”。在貝爾實驗室的那五年是我僅有的一段聽收音機能持續超過三分鐘的歲月。 那些一直要靠工作來謀生的人告訴我說，貝爾實驗室是一座象牙塔。 而對我來說，去那裡工作只是為了錢。我在玻爾得大約能掙1.8萬美元。 而我剛到貝爾實驗室就可以掙到4.2萬美元，半年之內又升到4.9萬美元。 但是在紐約，這樣的新水感覺反而像是少了，而且多出來的薪水並沒有化解我那種在世上迷失方向的感覺，儘管我努力不把這點表現出來。 我對AT&T各個方面的規定比其他人都要注意得多，以前還未曾像這樣感到過焦慮和壓抑。我每天應該在9點之前到達辦公室，一天我的車氣泵老化壞在了半路，我估計至少要遲到10~15 分鐘。我感到很害怕，就在8點45 分時把車停在靠近高速公路的公用電話亭旁，給我上司的秘書打了個電話，提醒她我要遲到了。而當我半小時後到達辦公室時，她嚴歷地批評了我，說我是不是精神上有問題，認為所有人都會在平這些事。但我是他們花錢僱來吹樂器的，因此我覺得必須把他們說出來的所有曲調的節拍都演奏出來。我痛恨這種狀態，心理產生扭曲，照搬規章制度的文字內容，而不關心其宗旨。一次，我需要請假一上午去約書亞的幼兒園，於是就嘗試跟哈里解釋一下。哈里非常友善地告訴我，他已經不想再聽到這樣的瑣事了。但我那時太愛摳字眼、太不成熟，以至於連這些很簡單的自由都沒有享受到。多年以後，我已經離開貝爾實驗室，才意識到我在那裡本來是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的，還可以做上很長時間，甚至都不會有什麼人注意到。我的朋友馬克•哥尼斯伯格在1986 年年底離開貝爾實驗室去所羅門兄弟公司之前不久，就花了大量時間來研究期權理論，試圖找到一個能確定美式看跌期權價值的閉式（closed-form）解決方案。我都懷疑是否有人完全知道他當時都在做些什麼。儘管這可能會是一個偉大的發現，但對商業分析系統中心來說卻不會帶來直接的商業價值。但那又怎樣？ 83
寬客人生|My Life as A Quant 這個商業分析系統中心（還是商業系統分析中心？我真的記不住了）， 在5號樓，大約有100個人。我們這些人以前全是各個領域的科學家，現在經過一些並不充分的崗位再培訓，就來為 AT&T那些可以用數學方法加以改進的各種商業問題提供內部諮詢了。我們的領導是中心主任吉米•唐斯。他以前是一位應用數學家，大約將近 50歲，受了這個時代某些物質利益的吸引，前來領導這塊領地。 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懼怕唐斯。他似乎把社會交往看作是一場競爭性的奧林匹克賽事，把他那旨在迅速將對手扳倒的充滿柔道色彩的對話技巧運用得爐火純青。這樣的對話總是以他咄咄逼人的定論和總結為結束。使我懊惱的是，他手下的資深員工還四處宣講他那些令人費解的言論。我最近聽到羅傑•洛文斯坦，他是一名供職《華爾街日報》的記者，同時也是 《營救華爾街—一群投機天才的崛起與隕落》一書作者，評論約翰•梅利韋瑟Q是“除非佔定優勢，否則絕不出手”。唐斯就堅信他在哪兒都有優勢。每次交換意見，他都必須一切盡在掌握。你所知道的任何事實，你所具備的任何興趣，都是一個表面沒什麼特別、但其實內藏暗箭的攻擊， 需要他進行報復，把你打倒。如果馬克•哥尼斯伯格對解決熱傳導中一個邊界值問題發表了意見，那麼唐斯就會用南方人那種拉長了調子的語氣， 談起他20年前用傅立葉分析做出的一項天才（卻毫不相關）的成果。當他看到我們幾個午休時準備出發去跑步時，他會立刻加入我們，根本不管他剛剛吃過午飯。他會不顧一切往前衝，決心要超過我們中任何一個年輕的或空腹的人，直到因為抽筋不得不越來越慢。我跟他在一起感到不舒服，因此與他保持距離，當我們有一次興高來烈地聊天，說到冥想是一種達到無私和謙卑的方式的時候，他有意無意地強調說，他比我們在座的任何人都要謙卑得多。這句話中的諷刺意味幾乎連我都沒注意到，當然他就更不可能體會到了。我覺得讓他真正感到痛苦的是一種被誇大的讓人沒有安全感的競爭壓力。這種壓力同樣在折磨著很多科學家和學者，也把他變成了一個焦躁不安的經理人。 我的指定上司是羅納德•謝爾曼，是部門經理哈里下面的四位主管之 ① 約翰•梅利韋瑟生於1947年，起初是所羅門兄弟公司饋券交易員，後任該公司固定收益套利小組負責人，1988年任該公司副總裁，1994年參與創辦長期資本管理基金，1998年長期資本管理基金倒閉後，他又創辦了自己的對沖基金。—譯者注 84
71 苦刑之地| 一。他是一個心寬體胖的工程學博士，曾經與人共同在電磁脈衝（EMP） 領域發表過一項重要的實驗室研究成果，即核爆炸所導致的強磁場將會在全國電話網的電話線上產生法拉第電流的瞬間增大和熱量的瞬間集聚。因此，一次核攻擊即使沒有人員傷亡，也很可能會融化並毀掉整個電話網。 羅納德早年經歷過家庭悲劇，讓他只好一個人撫養兩個孩子，其中一個孩子已經能寫很受歡迎的劇本，儘管如此，羅納德是我們中心最有紳士風度的人之一，富有幽默感，待人友好。在我看來，羅納德在貝爾實驗室過著一種令人羨慕的快樂生活，能夠不受別人束縛地自己決定上下班時間。他興趣廣泛，而且年復一年又讀了很多學位—先是工程學博士學位，接著是管理類 MBA，最後我想好像是個法律方面的學位。在貝爾實驗室，行政助理和秘書類的崗位很少，於是羅納德偶爾會在我準備下班時，把一堆檔案交給我，讓我影印給小組裡每一個同事，而他則似乎可以從中享受到一絲快樂。有時他會讓我在小組討論會上做會議記錄，對我寫的字表示稱贊。不好意思地說，這讓我既覺得自己很重要，同時又覺得自己很幼稚。 然而，在貝爾實驗室和 AT&T 還沒有分開時，在那個不但包括整個貝爾實驗室，還包括 AT&T、西部電力以及天知道還包括些什麼的屬於整個貝爾系統的非常龐大的體系裡，羅納德和我只不過是兩個小節點。每名小組主管下面一般會有4名MTS（即技術人員，譬如我），每名像哈里那樣的部門經理下面又有4~5 名主管（譬如羅納德），然後在每名吉米•唐斯下面又有4名哈里。從這裡開始，整個體系向上延伸到更高更高的層級， 最終把整個公司都包括進來。我曾經想過，他們只需把整個機構再擴張4 個層級，就可以把全美國所有成年人都僱過來了。 每個新來的員工都會出自本能地漸漸對這套匯報工作的層級有所了解。當你第一次進入這個機構時，很快就會有人向你解釋，貝爾實驗室組織架構裡的職位要比 AT&T組織架構裡差不多同等的職位高半級，因此，我們這些在貝爾實驗室這座金字塔塔底的 MTS，用AT&T 的尺度來衡量就“幾乎相當於它裡面的小組主管”。我在貝爾的5年中經常聽到某個人自豪地說：“我剛開完一個4級會議！”我一直沒搞明白，這樣的會議到底是指這個會議非常重要，因此得有一位來自高高在上的第4個層級的人出席以突出其重要性呢，還是指會議議題涉及面廣，因此需要同時有4個層級的人參與會議。與比自己職級低的職員在一起就更加有 85
寬客人生| My Life as A Quant 利，他們會為你身上散發出的帶有神秘色彩的光芒而顫抖。吉米•唐斯曾經說過，你永遠也不可能理解某個職位比你高上一級的人的行為，而對於那些職位比你高兩級的人來說，他們的行為註定永遠是個謎，除非你得到晉升。這聽起來具有強烈的卡夫卡式的徑誕意味。對於華爾街這個整體以及高盛這個個體來說，當我在這些地方工作5年以後，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在這些地方沒有因為地位懸而帶來的恐懼感。當時在高盛，如果工作需要，那麼接近大人物（和有錢人）是相對容易的。有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這一點，我在高盛的最初幾年，就曾經與鮑勃•魯賓①談過好幾次話，那時他還是固定收益部的主管。 整個貝爾系統是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有差不多100萬名僱員，從線路工人到律師。貝爾有著自己內容豐富得像百科全書般的各種各樣的規矩和規章。我有一次親眼目睹一位主管在我為一件臨時任務需要給紐約市打電話時，把員工行為指南的書仔仔細細搜了一遍，想找出這件事的處理方法。貝爾就像軍隊一樣，把你身上所有有關能力、學歷或榮譽這些外在修飾物都剝奪走，然後把它自己的修飾物——小組主管、部門經理、中心主任，以及再往上的各種頭銜強加於你。不知為什麼，大家對名片上不印自己的學位感到可以理解。安迪 •索爾特豪斯以前是一位物理學家，也是一位對天文學充滿興趣的業餘愛好者，喜歡觀察小行星，他加人貝爾比我早一些。他對我解釋說，名片上不印學位是必需的，以避免出現一名有博士學位的MTS 向一名只有碩士學位的小組主管彙報工作時可能帶來的緊張關係$。 從物理空間上說，商業分析系統中心就在久負盛名的默裡山校區北部邊緣地帶簡陋的活動房屋裡，這個校區是貝爾實驗室最有趣也最有學術氛圍的一部分。從邏輯空間上說，我們是網路系統區號90 的一部分。而10 號區雖然數字最小的，但卻是皇冠上的明珠，是一個純粹的研究中心。 ① 全名 Robert Edward Rubin。他在克林頓執政時期，1993年1月至1995年1月任白官總統經濟事務顧問，1995年1月至1999年7月任財政部長；離開政界後供職於花旗樂團。—-譯者注 ② 在華爾街，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博士們還很少在名片上列出學位，因為這樣做很容易讓人覺得他們不像是商界人士。出於同樣原因，寬客和程式設計師們你是花了相當長時間才開始經常性地在名片上列印電子郵箱地址的。對博士學位的看重是在1996~1999年之間，隨著網路公司的興起而逐漸出現的。 86
71苦刑之地： 在這個中心裡，第一流的科學家和工程師進行著尖端的研究工作，沒有不得不尋求政府經費支援的負擔。在那沒有競爭的年月裡，AT&T作為一家受政府管制的壟斷企業，可以憑自己的需要制定價格，讓消費者買單。 10號區在計算機和物理領域絕對是世界級的。布萊恩 •柯尼漢、丹尼斯•裡奇與合作者們就是在那裡研發出現在極其著名的C語言和 UNIX 作業系統，後來還設計出一整套應用程式，他們給這些應用程式生造出一些讓人難以接受的名字，像“awk”、“ed”、“sed”、“finger”、“lex”還有“yacc”。10號區在讓人們廣泛接受語言程式所具備的兩重性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它使人們認識到語言程式既是一種工具，也是一個文字，不僅可以編寫出來控制電子裝置，還可以被人讀懂、為人所用。在貝爾， 人們以編寫程式為榮，把它視為一門藝術。在物理領域和工程領域，貝爾都是一座實驗方面和理論方面的“發電站”，無論是在電子學還是資訊理論方面都做了大量研究，從而使得後來通訊領域的很多發明成為可能。巴丁、布拉頓和蕭克利1947年就是在貝爾發明了品體管，克勞德•夏農1948年在《貝爾系統技術研究》上發表了他里程碑式的論文——《一種關於通訊技術的數學理論》。這裡還湧現出了一批基礎性發現——彭齊亞斯和威爾遜因為發現了羅伯特•赫曼所預測的宇宙大爆炸留下的字宙射線，而獲得諾貝爾獎。就在我在那裡工作期間，現供職於哥倫比亞大學的霍斯特•斯特默對量子的霍爾效應進行了研究，最近憑借這項研究與他人共獲諾貝爾獎。1984 年我在貝爾的日子快要結束時， 費曼來這裡做了一場關於量子計算的講座，當時這項技術才剛剛起步。 10號區的經濟學研究小組雖然後來被解散了，但在當時也是很著名的—羅伯特•默頓就是在1973年的《貝爾經濟學和管理學研究》上發表了權威性論文《理性期權定價理論》。 我羨慕在10號區工作的所有人，羨慕那裡的每一個人，羨慕他們顯而易見的自由，同時對自己都能感覺出來的不自由感到懊悔。我連續好幾年開著一輛小型貨車上下班，往返於曼哈頓和默裡山之間，在這期間我接觸到其他一些像我一樣在貝爾做應用研究的技術人員。我注意到那些研究生院畢業以後就直接進入貝爾工作的工程師，可以很快就適應公司那種官僚氣和不被重視的感覺，他們不知道還有比這更好的。但我們這些曾經獨立的科學家總是對彷彿行政機關一樣的氛圍感到惱火，因此我們中的很多 87
寬客人生|My Life as A Quant 人最終離開了。 比爾•託伊是我幾年以後在高盛的合作伙伴，他曾是一名實驗粒子物理學家。他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就是傑里米•弗裡德曼，弗裡德愛因為在深入質子內部的非彈性電子一核子碰撞實驗中發現夸克的結構而獲得諾貝爾獎，也正是這一實驗引出了我的博士研究課題。比爾在去高盛之前也在貝爾工作過，也曾經歷同我相似的苦惱。我們的苦惱在於我們想把事情做成。如果你是那種只對擺弄最先進的昂貴儀器裝置感興趣的人，那麼貝爾會是個很有趣的地方，但問題是我們不是這樣做事情的。我想要的是那種因為創造出一些什麼東西而獲得的成就感。但在5號樓，我參與過的這麼多專案最後都令人困惑地陷人了絕境。你做了一些工作，寫了一些內部文件，哈里也向吉米•唐斯報告了這些事，接著他宣佈這個專案因為某個你不明所以、神神秘秘、說不清楚的原因而失敗或成功了。我們是被禁止對外公開這個專案的，因為它的所有權屬于貝爾。而且更為經常的是，公司裡也不會有人真的需要這個專案。我越來越覺得“資訊需要自由”這句話說得真是太對了。 我痛恨貝爾對管理的崇拜。當我進入貝爾時已經35歲，我很快就意識到除非你是一名經理，否則在90號區是得不到尊重的。在我以前搞物理的歲月裡，才幹和技術就是一切——-你會為那些當上行政管理者而停止創造的人感到遺憾。但在貝爾，才幹好像被看成一種商品，一種可以供經理購買和再分配的原材料。小組主管實際上是被禁止從事 “技術工作” 的，理由是透過這種方式與其下屬競爭會降低士氣。經理們於是變成了公司內部的派遣專家。他們似乎因為已經融人只有在這家機構、在當時才有價值的管理體系而放棄了他們自己的才能。 我在貝爾感到老了。我的同事們認為所有40 歲以上的老技術員都在走下坡路。我也背離我良好的初衷，開始這樣看待他們和我自己。我難以想象像這樣再過20年會變成什麼樣子。當我最後去高盛工作時，我發現高盛會重堅實的技術和才幹，為此感到放鬆和高興。高盛的交易員、銷售員、程式設計師和期權專家，他們都是靠自己的雙手幹工作，並且過上了很好的生活。 也是在貝爾，我第一次親歷了什麼是“政治正確”。那時還只是1981 年，我們每年都被要求離開單位去參加一次為期一天的集體心理治療性質 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