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的入口處沒有掩護，我建議在劇院對面那座屬於正在休假中的漢諾威公使克尼普豪森伯爵的住宅中佈置士兵。我連夜去軍政部會見陸軍上校馮•格里斯海姆，他是受命執行軍事部署的；但他表示懷疑：是否可以為此目的而利用公使館。於是我拜訪了漢諾威的代辦普拉滕伯爵，他住在菩提樹下大街屬於漢諾威國王的住宅裡。他認為，此時公使館的辦公地點是在菩提樹下大街他的住宅，於是授權我寫信給馮•格里斯海姆上校說，為了公共安全的目的他把“他的外出友人”克尼普豪森伯爵的住宅提供使用。我睡覺時已很晚了，可是翌日晨七時普拉滕的一位信使把我喚醒， 請我去見他。我發現他十分氣憤，因為一支大約一百人的隊伍開進了他的住宅的庭院，也就是說正好是他指出作為公使館所在地的地方。大概是格里斯海姆得到我的通知後給某一位官員下達了命令，而這位官員造成了誤解。於是我便到他那裡去，給隊長下達了佔用克尼普豪森住宅的命令，命令執行了，這時天已大亮， 佔用其他選定的建築物是在夜間秘密完成的。大概正因為這種做法意料不到地顯露了一種直率的決心，所以當大臣們步入劇院時，憲兵廣場空無一人。 當弗蘭格爾帶著隊伍進城（11月10日）之後，便和市民衛隊談判，勸他們自動撤退。我認為這是一種政治性錯誤，如果發生過極小的衝突，那麼柏林便不是由於投降而是透過武力取得的，這樣政府在政治上的地位就會不同了。國王沒有立即解散國民議會，而是把會期推遲數日並把會址遷往勃蘭登堡，力求可否在那裡形成一個可以與之達成一項令人滿意的協議的多數。這一切都表明，在國王想像的政治發展中，議會的作用到此尚未完畢。某些我記憶猶新的徵兆表明，議會在德意志問題上的這種是 - 4738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值得思考的。在議會休會期間與有影響的政治家們的私下談話中，德意志問題比以前更為突出出來；而在內閣中，在這方面人們把很大的希望寄託在薩克森人馮•卡洛維茨身上，就德意志的民族的意義來說，他那公認的辯才本應發生作用。勃蘭登堡伯爵對德意志問題是怎麼考慮的，當時他沒有直接告訴過我。他僅僅表明準備以士兵服從命令的態度執行國王命令的事情。後來在埃爾富特他才比較坦率地和我談到這個問題。“ - 48-
第三章埃爾富特、奧爾繆茨、德累斯頓 39 （1） 對於1848年以後我國政策的種種失誤，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潛在的德意志觀念比他的優柔寡斷負有更大的罪責。國王希望，他所值得企望的事情將會實現，而不用損害他的王朝正統主義的傳統’。如果國王完全沒有要求普魯士在1848年以前所沒有佔有的東西的願望，即使這只是根據1840和1842年的演說？使人揣測的一種歷史的褒獎；如果國王沒有需要一定聲望方能實現的目標和心願，那麼在勃蘭登堡內閣站穩腳跟之後，究竟是什麼阻礙他像對付巴登的起義’和普魯士個別省城的反抗那樣去對付普魯士內部的革命的成果呢？這些起義的過程也向那些不諳內情的人表明，軍隊是可以信賴的，在巴登，就連那些被認為是不可靠的地區的後備軍*也竭盡全力地盡了自己的責任。毫無疑間，軍事反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一經頒佈欽賜”憲法，在君主專制意義上比現成情況更為尖銳地修改作為基礎的比利時的憲法法式。 的話。國王內心想利用這種可能性的心願由於擔心失去那些具有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情緒的人的好感而不得不打消，他正是把希 - 49-
40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望寄託於這些人身上，即不透過戰爭和以同王朝正統觀念相和諧的方式為普魯士在德國取得領導地位。 這種希望或者期待—直到“新紀元”'之前是用普魯士的德意志使命和道義上佔領等這樣的說法躲躲閃閃地表示出來— 的根據是1848年3月到次年春天在無憂宮和聖保羅教堂°中決定的雙重錯誤：即過低估計了德意志諸王朝及其統治下的諸邦國的生命力，和過高估計了可以用“街壘”一詞概括的那種力量，而這個詞則可理解為包括準備街壘的時機、鼓動和以巷戰相威脅這一切。顛覆的危險並不在於街壘本身，而在於對街壘的恐懼。多少有點像費阿基式的各邦政府’還沒有來得及拔出劍就已在三月中被打倒了，部分是由於對敵人的恐懼，部分是由於政府官員對敵人的內心同情。無論如何，對於站在各邦君主之首的普魯士國玉來說，利用軍隊在柏林的勝利來建立德國的統一，要比爾後在聖保羅教堂的國民議會這樣做容易一些。即使這次勝利得到鞏固，國王的個性是否不會妨礙建立這樣的統一，或者正如三月中博德爾施文格所擔心的那樣，是否會把已經建立的統一又弄得不可靠，這都還難以判斷。國王在世最後幾年的思想情緒，正如列奧波德 •馮 •格爾拉赫的記載及其他資料所表明的那樣，再次突出了他那對憲法機構的原有的反感，關於國王的權力必須具有大於普魯士憲法”所規定的行動自由的限度的信念。在他重病垂危時，他仍然活動著一種以 “國王特許書”替代憲法的想法。 法蘭克福議會受這種雙重錯誤所束縛，認為王的問題已經過時，便以德國人特有的好鑽研理論的精力，使這種觀點也用之於有關普魯士和奧地利的事情。在那些能夠在法蘭克福熟悉地表達普魯士各省和奧地利的德意志各地區居民的情緒的議員中間， - 50 -
第三章埃爾富特、奧爾繆茨、德果斯頓有一部分人的利益在於隱瞞真實情況。誠實與否姑且不論，議會感到失望—真誠地或不真誠地—的事實是：如果在法蘭克福議會的決議和普魯士國王的命令之間發生矛盾時，在八分之七的普魯士居民中間，議會的決議是無足輕重的。凡是那時候在我國東部各省生活過的人，至今都能記得：所有掌握物質力量以及在發生衝突時領導或統帥武裝力量的人物，對於法蘭克福議會的討論並未像按照聚集在議會里的科學界的和議會里的大人物的地位所能夠期待的那樣，給予認真的重視。如果當時有一道號召群眾握緊拳頭援助各邦君主的帝國命令，那麼這道命令不僅會在普魯士，而且會在德意志各個大的中等邦中發生足夠的效用，當然各個地方所產生的效果的程度不盡同於普魯士，但是在各地畢竟達到了可以滿足警察對物質力量要求的程度，只要君主們敢於任命堅決而明確地捍衛其事業的大臣。1848年夏天普魯士的情況不是這樣，但是一俟國王在11月決定任命準備不顧議會決議而維護王權”的大臣的時候，一切鬼便立即消失了，剩下的只是這個反擊將會超越理智的範圍這個危險。在北德意志其他邦國中，還不曾出現過像勃蘭登堡內閣在某些省城內必須對付的那種衝突。連在巴伐利亞和符騰堡，不顧反對王權的大臣，王權終究還是比革命更為強大。 1849年4月3日國王拒絕了皇帝的冠冕”，不過從法蘭克福議會的決議中取走了他懂得其價值的“就任權”，促使他這樣做的，主要是由於這個提議起源於革命，或者總還是起源於議會， 還由於法蘭克福議會因缺少各個王朝”的支援而缺乏國家法的全權職能。但是，即使所有這些缺陷都不存在，或者它們在國王眼裡不存在，那麼在他的治理下，帝國機構也難以期望會像在威廉 - 5141
42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皇帝治理下那樣得到完善和加強。威廉皇帝所進行的歷次戰爭”將是不可避免的，只不過是應該在帝國建立之後、作為帝國的產物， 而不是在帝國建立之前，為了準備和建立帝國來進行。是否能促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適時地進行這些戰爭，我不得而知，這甚至對他那位具有好戰本性和普魯士軍官情感的兄弟”也是困難的。 我指出普魯士當時的人事狀況和事業狀況都還沒有成熟到可以在戰爭時期及和平時期領導德國，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在那時候對此就有像現在回顧以往四十年的發展過程時那樣明確的預見。我那時對於國王拒絕皇冠感到滿意，並不是由於我對他個人的上述評價，而是由於對普魯士王冠及其代表的威望的強烈的感情，但更多的是由於對於1848年街壘戰之後的事態發展和它在議會中的決定本能地感到不信任。對於議會的決定，我和我在政治上的朋友都有這樣的印象：議會和報界的領導人，部分是自覺地，大部分是不自覺地支援並執行了一條“必須毀壞一切”的綱領，而且當時的大臣都是些既不能領導運動又不能阻止運動的人。當時，我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與議會里某些派別的議員今天尚在堅持的立場沒有基本的差別，這種立場的基礎是：忠於友人，不信任或敵視對手。在黨派生活中至今流行一種確信：對手無論做什麼事情，在最好的情況下是褊狹的，而在可能的情況下是不懷好意、喪盡天良的；還流行一種厭惡：不願與自己派別的同志發生意見分歧和破裂，當時成為危及國家生存的現象的基礎的這些信念要比現在活躍和真實得多。當時對手們互相很少了解，四十年來他們是有機會互相瞭解的，因為各黨所有的領導成員的人事狀況一般都變動得很緩慢、很小。當時人們的確相互認為不是傻瓜，就是壞蛋，人們確實懷有那種在今天為了對選民和 - 52 -
第三章埃爾富特、奧爾繆茨、德累斯頓君主施加影響才佯言說出的情感和信念，因為這種情感和信念也是屬於綱領的組成部分，人們依據這個綱領在一定的黨派中效勞，透過相信這個黨派的正確性，依賴其領袖人物，才“參加進去”。政治野心對於派系的存在和維持，今天要比四十年前起的作用更大：在那時，信念是比較誠摯和比較自然的，即使各個派系及其首領們的狂熱、仇恨和相互間的妒忌，為派系利益犧牲國家利益的傾向，如今也許發展得強烈得多。無論如何，魔鬼一無所失。雖然卑躬屈膝和虛情意地投國王之所好在上層小集團中得到鼓勵，但是議會中各派系還並沒有開始爭奪宮廷的恩寵。一般總是錯誤地認為，信賴王權的威力不如信賴自身的作用。人們最擔心的就是被視作是奴顏婢膝的和附屬的。一部分人根據自己的信念竭力加強和支援王權，另一部分人則認，他們自己的和國家的福利就在於反對和削弱國王的權力。這裡有一個證據：如果不是普魯士王權的威力，但畢竟是對這種威力的信賴，當時明顯地比今天要弱。即使透過像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這樣一個沒有很強意志力的君主的個人願望就可以透過拒絕接受皇冠而緩和整個德意志運動，和王權輕而易舉地鎮壓了為實現民族願望而緊接著爆發的自發性起義”這些事實，也沒有改變對王權的力量的估計不足。 從維也納的梅特涅公爵垮臺到軍隊撤離柏林”的一段短暫時期中，重又造成了一種雖然不太明顯的對普魯士有利的局勢，這是由於覺察到國王和軍隊在犯過一切錯誤之後，依然足夠強大， 有能力鎮壓德累斯頓的起義“並促成三王同盟”。在民族的意義上迅速利用這種局勢也許是可能的，不過前提條件是具備明確的和切實的目標以及果斷的行動。然而，這一切都沒有。有利的時機全浪費在議論未來憲法的細節上，其中費盡唇舌的問題之一是德 - 5343
44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意志各邦君主有權和德意志帝國一起派自己的公使團的問題。 當時我在我接觸的官廷圈子裡和議員中間主張的見解是：派外交代表的權力並不具有人們所賦予的那種重要性，而是從屬於各德意志聯邦君主在帝國內部或在國外的影響這個問題。如果一位君主對政治的影響微不足道，那麼它的駐外使團也不能削弱帝國的統一的印象，如果他保留的對戰爭與和平，對帝國的政治與財政方針，或者對外國宮廷的決定的影響仍很強烈，那麼就沒有辦法去阻止君主們的信使或者多少有點名氣的私人使者直至國際牙科醫生之類會成為政治談判的執行者。 當時在我看來，把現存的有生命力的普魯士軍事力量放在前列，代替關於憲法章節的理論探討，是比較有益處的，正像對付德累斯頓起義時發生的情況那樣，而在普魯士以外的其他德意志各邦中也會那樣。德累斯頓事件已經證明，只要普魯士援軍使軍事形勢穩定下來，薩克森軍隊的紀律和忠誠就是不可動搖的。同樣，在法蘭克福戰鬥中的黑森軍隊、在巴登戰鬥中的梅克倫堡軍隊都證明是可以信賴的”，只要他們深信存在自覺的領導和統一的指揮和只要沒有人要求他們任憑敵人進攻自己而不自衛。如果當時柏林及時而充分地增援我們的軍隊並毫無內心的顧慮地接過對軍事行動的領導權，那麼我就不明白，對於良好的結局還會許可有什麼懷疑。在一切法律和道德問題上形勢不像1848年3月初那樣明朗，但是在政治上無論如何不是不利的。 我談到內心的顧慮，指的是以此失去有親戚關係的各邦君主王室、議會、歷史學家以及日報方面的讚美和擁護。當時作為輿論在報刊和議會里甚囂塵上的日常思潮是激動人心的，但是這種思潮對於人民的情緒不起決定作用，而群眾是否會接受上面透過 - 54
第三章埃爾富特、奧爾繆茨、德累斯頓正常渠道提出的要求，則取決於人民的情緒。上層萬人在報界和講壇上的精神上的潛力受到互相交叉而極為錯綜複雜的企圖和力量的支援和引導，只要演說家和著作家的福音憑藉他們在群眾中找到的信仲而不擁有“在空間必然”2相撞的物質力量時，政府就不能從這種錯綜複雜中獲取它們行動的準繩。一旦發生這種情況，政治上必須認真對付的不可抗力也就出現了。只要不存在這種通常不會很快發生的作用，只要在較大中心中渴望變革的人的叫囂以及報刊和議會生活的激情需要在製造喧鬧，那麼對於現實政治家來說，科里奧蘭對於群眾性的反抗運動的見解”就是有效的，雖然沒有在文字上談及這些見解。但是，當時普魯士的領導集團被大大小小的議會的喧鬧聲攪得頭暈目眩，沒有用氣壓計來測量那些喧鬧的意義，對他們來說把軍隊排列成隊伍或使軍隊面對動員令就是掌握了這種氣壓計。由於高階官員們部分地對運動的自由派一翼、部分地對民族主義一翼表示同情，這就大大促成對現實力量的對比關係做出錯誤的估計，我可以肯定當時宮廷和國王本人存在這種迷誤。這是一種沒有來自上面的推動也能起阻礙作用的因素，但這種因素事實上不可能起決定性的作用。 面對著局勢提供的試探，國王有一種像我這個雖是游泳愛好者但在一次寒冷的暴風雨天氣的日子打算下水時那樣的不愉快感45 覺。他對於事情是否已經成熟這一問題的顧慮是由於他和拉多維茨進行的對歷史的討論等等而造成的，這些討論不僅涉及薩克森和漢諾威派遣使團的權力，還涉及在統治者和附庸、各邦君主和各個顯貴人士、世襲的和非世襲的伯爵”之間按國會機構各個組成部分的不同類別分配“國會”席位的問題，其中包括商討馮•格羅特•紹恩男爵的特殊性問題。 - 55-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二） 雖然當時我對軍事事務沒有像以後那樣關係密切，但是我認為，我做的這一設想是不會錯的，即：在動員軍隊去鎮壓普法爾茨和巴登的起義所使用的幹部和基幹兵團超過了人們所建議和所要求的，如果人們讓動員起來準備作戰的軍隊出發的話。事實是：在奧爾繆茨會晤”期間軍政大臣就向我指出過，被迫簽訂和約或推遲戰爭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可能把大部分軍隊及時地或一般地動員起來，這支人員不足的軍隊的基於部分正處在巴登或在常駐地和實行動員地區之外的別的地方。如果在1849年春天我們就注意了軍事解決的可能性並且透過無非是做好戰鬥準備的軍隊就可以完全具備動員兵力的能力，那麼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所擁有的軍事力量就不僅足以鎮壓普魯士邦國內部和外部的任何起義，而且如果當時的主要問題尖銳化到成為軍事力量問題的時候，這一做好戰備的戰鬥力量同時提供了為我們準備在1850年以不用顧慮的方式解決這個重大問題的手段。明智的國王所缺乏的不是政治上的預見，而是果斷。雖然在具體情況下他那在原則上對自己的絕對權威的強烈信念能夠對付政治顧問，但是對付不了財政大臣的重重顧慮。 當時我就深信，普魯士的軍事力量足以鎮壓一切起義，這種被排除的反抗越大，有利於君主政體和民族事業的這種鎮壓的成 46 果也就越大；而最令人滿意的是在一次戰役中消滅全部企圖反抗的力量。在巴登和普法爾茨起義時期，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使人疑慮：巴伐利亞軍隊的一部分會倒向何方。我還記得，巴伐利亞公 - 56-
第三章埃爾富特、奧爾繆茨、德寨斯頓使萊辛費爾德伯爵①在那些關鍵的日子裡在動身前往慕尼黑之前向我告別時，我對他說：“但願您的部隊——既然它如此不可靠—公開背叛好了，這樣，鬥爭將是激烈的，卻是決定性的， 它將治癒膿瘡。如果您和您那不可靠的部隊和平相處，那麼膿瘡就會在內部爛下去。”萊辛費爾德既震驚又詫異，說我不慎重。 我在談話結束時說：“請您相信，我們在毀壞您的和我們的事業； 越亂越好。”他不相信我的話，但是我的堅定見解卻激勵了他，我到今天依然認為，如果巴登的革命預先由於當時人們擔心的一部分巴伐利亞軍隊和維爾騰堡軍隊的背叛而得到加強，那麼對於一種值得希望的解決當時危機的機會還會更好一些。自然這樣的機會後來也仍然會沒有被利用。 我不能斷定，面對當時嚴重的危險之所以採取猶豫不決和畏縮怯懦的措施是否只是由於財政大臣的膽小怕事或者朝廷感到於心不安和最高當局的優柔寡斷應負其責，或者說是否由於在官僚階層中間有一種類似在三月事件中妨礙博德爾施文格和其他人採取正確解決辦法的憂慮在起作用，即：擔心隨著國王重新感到力量強大而無所顧忌時，會又採取專制主義的方針。我記得，我曾覺察到在高階官員和官廷自由派人士中間就有這種憂慮。 還有一個問題，即馮•拉多維茨將軍是否從天主教化的動機出發，以一種在國王身上能生效的方式向他施加了影響，以阻止信奉新教的普魯士覺察到有利時機，並矇蔽國王使之忽略這一時機。我至今尚不清楚，作為天主教徒的馮•拉多維茨是普魯士的 ① 古•安•馮•萊辛費爾德伯爵作為巴伐利亞的全權代表參加了 1849年5月17日在拉多維茨主持下召開的同盟談判。——德文字注 - 57-
47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敵人呢，還是僅僅致力於確保他在國王身邊的地位’。對於充滿中世紀幻想的國王來說，他確實扮演了巧妙的服裝保管員的角色，並使國王陛下沉溺於歷史的禮儀問題和帝國曆史的回憶之中而錯過對現時代發展程序進行有效干預的機會。建立三王同盟的有利時機由於遲鈍猶豫“而被次要的禮儀問題佔去了，致使奧地利終於再次強大起來，迫使薩克森和漢諾威退出，以至這個三王同盟中的兩位共同創立者在埃爾富特背叛了。在埃爾富特議會開會期間，在馮•普富爾將軍宴請的一次聚會中有人談到一些代表收到的關於正在波希米亞集結的奧地利軍隊數量的確實情報，這支軍隊對議會起著平衡力量和糾正的作用。數目的說法不一，有的說八萬，有的說十三萬。拉多維茨默不作聲地聽了一陣，然後以他那通常所固有的不容置疑的神氣堅定地說：“奧地利在波希米亞有兩萬八千二百五十四名士兵和七千一百三十二匹戰馬。”他話裡提出的千位以上的數字，是我偶然記住的，而其餘數字則是我隨意加上的，只是為了突出將軍提供的情報的極端精確性。當然從這位普魯士政府的官員和有權力的代表①嘴裡道出的這個數字竟 •馮•格爾拉赫將軍於 1850年8月寫道（《回憶錄》1，第514頁）： “國王敬重拉多維茨有兩方面的原因：（1）由於他那表面上機的邏輯一數學式的推理，由此他那無思考的冷漠態度就可以使他避免同國王發生任何矛盾，而國王則把這種與自己的思路格格不人的思想方法看作是對自己設計的事例的試金石，並因此而獲得對自己事業的信心。（2）國王把他的大臣和我都看作是役畜，因為必須和他一起辦理日常實際事務的那些人並不符合他的心思。他不相信自己有能力使這些大臣聽命於他，也不相信可以找到其他的人，因此他便越棄這條途徑，認為只有拉多維茨才有辦法從德國內部復興普魯士，一如拉多維茨在《德國和弗里德里希•威康四世》一書中直言不諱地保證的那樣。” ① 馮•拉多維茨陸軍中將作為同盟行政委員會的首席委員領導埃爾富特議會的討論。—-德文字注 - 58-
第三章埃爾富特、奧爾繆獲、德果斯頓使其他不同說法一時銷聲跡匿。現在可以確定，1850年春天奧地利在波希米亞究竟擁有多大的實力；在奧裡繆茨時期，奧地利軍隊遠遠超過十萬人，這是我根據那年11 月從軍政大臣提供給我的確鑿情報必然得出的假定。 我在埃爾富特同勃蘭登堡伯爵的進一步接觸使我認識到，他的普魯士愛國主義主要是從對1812年和1813年的回憶中汲取營養的，因此他早就滲透了德意志民族情感。這裡起決定作用的仍是王朝的和博魯士2的情感以及擴大普魯士權力的願望。他受到了當時正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我的政治教育的國王的委託，利用我在極右派中的某些影響來支援埃爾富特的政策，並且做了努力，他在一次城市和施泰格爾森林之間的獨自散步中對我說：“在整個事業中什麼可能給普魯士帶來危險？我們安心地設想，什麼東西將幫助我們加強力量，‘多一些或者少一些’，同時我們暫時放棄那些不能得到的東西。我們是否會長期容忍國王被迫同意的憲法條文，這隻有從經驗教訓中才能得知。如果不行，那就乾脆拔刀出鞘，讓這些傢伙通通見鬼去。”我不否認，他這番議論的軍人式的結語頗得我的好感，但我仍然懷疑，在緊急關頭陛下的決定是否多半會取決於其他的影響而不是取決於這位頗具騎士風度的將軍。他的悲慘的結局完全證實了我的疑慮。 國王也委託馮•曼託伊費爾先生試圖爭取普魯士極右派支援政府政策，並按這個精神為我們和加格恩黨”達成一個協議開闢道路。他做這件事的方式是邀請加格恩和我赴宴，也不說幾句介紹話或開場白，便獨自走了，讓我們兩人留下喝酒。加格恩只是含糊不清地對我重複了一些眾所周知的東西，如他的黨的綱領和壓縮了的政府方案等。他說話時不是看著我，而是雙目斜視，望著 - 5948
思考與回憶（第一巷） 天花板。我向他說明我們普魯士保皇黨人最為擔心的是，有了這部憲法，君主的權力不會保持足夠強大，而他對於我的意見的回答是在發表一通冗長的滔滔不絕的演說之後，便沉默不語，臉上露出鄙夷的神色，這給人造成一種羅馬已表示了意見”的印象。 當曼託伊費爾回來時，我們已經有好幾分鐘沉默地坐著，我是因為在等待加格恩的反駁，他則因為回想自己在法蘭克福的地位而認為對一個普魯士鄉村容克談話如果不是作為法律，就有失尊嚴，他的志向是寧可當一個議會演說家和議長，而不是當一個政治性的實業家，並認為自己是雷神朱庇特。加格恩走後，曼託伊費爾問我他說了些什麼。我回答道：“他對我發表了一通演說，好像我是國民議會。”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在德國和普魯士代表民族自由主義的兩個家族，加格恩家族和奧爾斯瓦爾德家族，各有三兄弟，其中各有一位將軍，這兩位將軍在各自兄弟中間都是講求實際的政治家並且都由於革命運動而被殺，他們兩人出自美好的愛國主義信仰在自己的活動範圍之內都曾促進革命運動的發展。奧爾斯瓦爾德將軍1848年9月18日在法蘭克福遭到殺害，據說是由於他被人認作拉多維茨。他在第一次聯合省議會期間曾自誇說，他作為一名騎兵團的長官單騎百哩，目的就是推動農民在選舉時投反對派的票①。 1850年11月我同時被任命為團的後備軍軍官和即將開幕的議院議員”。在前往團部”途中路經柏林時，我拜會了軍政大臣 ① 弗里德里希•馮•加格恩將軍1848年4月20日在同海克爾的談話失敗後返回他的部隊時在康特爾恩被巴登義勇軍射死。—德文字注 - 60-
第三章埃爾富特、奧爾繆茨、德累斯頓馮•施托克豪森，他和我私人關係很好，我個人為他效過綿力， 他很感謝。經過和老門房的一番交涉之後我才被放進去見大臣， 我表現了由於被徵召和由於那些奧地利人說話的腔調而激起的好戰的情緒。大臣是一位剛毅的老兵，我相信他的身心是堅強的。 他主要地對我說了如下的話： “目前我們必須儘可能避免破裂。即使奧地利沒有薩克森的支援，我們也沒有足夠的力量來阻止奧地利人對我們的破壞。我們不得不把柏林讓給他們，而在首都以外的兩個中心，也許是但澤和威斯特伐利亞進行動員。要用十四天我們才能向柏林調撥大約七萬人，而這也不足以對抗奧地利現已做好準備反對我們的軍隊。”他接著說，如果我們要發起攻擊，首先必須贏得時間，因此希望眾議院的辯論不要由於申辯和決定—一像人們根據報紙上流行的論調必然期望的這種申辯和決定那樣—加速破裂。所以他請求我留在柏林，對已經在場和即將到來的和我友好的議員們根據適可而止的精神親密地施加影響。他抱怨浪費基幹部隊，這些部隊是按和平時期的編制散開和使用的，而且遠離補給地和軍械庫，一部分在內地，大部分在德國西南部，即在那些按戰時編制進行迅速動員很困難的地方。 當時巴登的軍隊是利用不倫瑞克的威悉河地區沿著難以通行的道路前來普魯士的。—這是一個證據，證明當時人們是多麼畏懼地敬重邦聯各邦國的地域界線，而它們的主權的其他標誌在為帝國和三王同盟擬定的憲法草案中或者被輕率地忽視了，或者被廢除了：在草案中幾乎達到附庸化”的程度，但是沒有人敢於在條約規定的現有軍用道路之外要求駐紮部隊的軍營。到1864年丹麥戰爭爆發後，才在施瓦陶衝破了這種怯懦的傳統，佈置在奧爾 - 6150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登堡的木柵被普魯士軍隊除掉了。 對於像施托克豪森那樣的有專門知識和愛惜榮譽的將軍的見解，我不能妄加批評，就是今天也還不能。他向我描述的我們在軍事上自己捆住手腳的罪責並不在他，而在於三月事件過程中以及其後在軍事方面和外交方面我國的政策指導毫無討劃性，而且還混雜著輕率和吝嗇。在軍事方面尤其是這樣，人們根據當時採取的措施不得不斷定，柏林一般說來沒有考慮過最終將採用戰爭或軍事的方法解決業已緊迫的問題。人們的心思過多地被輿論、 演說、報紙和擬定憲法所牽攏，以致不能在外交方面、甚至在普魯士以外的德意志政策方面實現穩固的計劃和實際的目標。施託克豪森不能透過突然的軍事成就來改正我們政策上的疏忽之罪和無計劃性，而他所處的局勢就是這樣，就連內閣政治領導人勃蘭登堡伯爵本人也認為這種局勢是不可能的。勃蘭登堡伯爵具有高度的愛國主義榮譽感，他在生前最後日子裡痛感失望。指責施託克豪森心胸狹隘是不公正的；我有理由認，就連國王威廉一世在我擔任他的大臣期間也同意我對1850年11月軍事形勢的見解①。不管當時我作為保守派議員對一位大臣來說，還是作為一個後備軍少尉對一位將軍來說，都是沒有資格進行批評的。 施托克豪森通知我那駐紮在勞齊茨的團隊說，他已命令馮•俾斯麥少尉留在柏林。我首先去訪問我的議會同事司法顧問 ① 在1850年11月親王贊成戰爭（參看俾斯麥1850年11 月16日的信）。在普魯士親王和軍政大臣的一次爭論中，前者“嚴重地侮辱了”後者，施托克豪森對親王說：“在健康的人類理智不再存在的時刻，我不認識這種時刻對待的榮譽。”（俾斯麥1850年11月24 日給夫人的信）在11月25日的信的結語中俾斯麥談到了普魯士親王的威脅和平前途的戰爭狂熱。—德文字注 - 62-
第三章埃爾富特、奧爾繆茨、德果斯頓格佩特。他當時雖然不是我的黨派的首領，但他領導著可以稱之為右派中心的一大幫人。他們願意支援政府，但是認為不僅必須在原則上、而且還要透過迅速的軍事行動來堅決捍衛普魯士的民族使命是合適的。我首先遇到的是他那與軍政大臣的綱領不一致的議會的觀點。因此我必須盡力勸說他改變在我和施托克森談話以前我自己也基本上有過的那種見解，而這種見解可以看成是受到損傷的民族榮譽感或普魯士軍人榮譽感的一種自然產物。我記得，我們的會談費時頗多，反反覆覆。會談對於右翼黨派的影響可以從關於請願書辯論中看出。我自己則在12月3日的講演中表述了我當時的見解，以下我引述幾段： “如我們大家所知道的，普魯士民眾在自己國王的召喚下已經萬眾一心地奮起，他們忠實而馴順地站起來了，他們像他們的父輩那樣為了進行普魯士歷代國王下令進行的戰爭而站起來了！而在這以前，先生們，請注意這一點，在這以前，他們並不知道在這些戰鬥中究竟要爭得什麼；這是參加後備軍的人當中恐怕沒有人知道的。 我曾經希望，在議會範圍內，在掌握政權人士的更小範圍內，能再次萌發這種萬眾一心和忠誠的情感。我在柏林的短暫逗留，對於這裡生活的倉促觀察告訴我，我錯了。請願書草案稱我們的時代是偉大的時代，但是除了個人的虛榮外我在這裡沒有發現任何偉大的東西，除了缺乏信任沒有任何偉大的東西，除了黨派之間的怨恨沒有任何偉大的東西。這是三項偉大的東西，依我的判斷，這些東西給我們的時代打上了成為卑微的時代的印記， 同時也給愛國之士提供了一種暗淡的前景。我上面指出的人士中間缺乏團結，這在請願書草案中是用說大話來勉強掩飾的，而這 - 6351
52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種豪言壯語人人都可按各自的需要去理解。在請願書及其附件中，我覺察不出這種使國家振奮的信任的跡象，覺察不出這種建立在對國王陛下忠貞基礎上和建立在國家同治理它已有兩年之久的內閣相處甚好這一經驗基礎上的可以為之獻身的信任的跡象。 當我們的鄰國手持武器反對我們的時候，當我們自己拿起武器奔赴國境的時候，在信任的精神在那些在別的情況下似乎不具有這種精神的人中間活躍起來的時候，在請願書中每一個涉及對外政策的問題都包含著戰爭與和平的時候，需要透過非軍事力量人員的一致來提高和加強舉國一致奮起在歐洲造成的印象，我認為在這時候，尤其需要這樣的信任。先生們，這是什麼樣的戰爭呢？ 這不是派幾個團去遠征什列斯維希或巴登，也不是在騷動不寧的省份裡作炫耀武力的散步，而是對付歐洲大陸三大強國中兩個強國的大規模戰爭，與此同時，第三個強國又正陳兵在我邊界之上對我虎視眈眈，它清楚地知道，在科隆大教堂中可以找到珍寶， 佔有這批珍寶，就能夠結束法國革命，並鞏固那裡當權者的地位，即法蘭西皇冠… 內閣或議會中的政治家坐在爐火旁邊取暖，吹起附和公眾思潮的戰鬥號角，或者從講壇上發表振振有詞的演說，同時卻讓那在雪地流血而死的步兵來決定他們的制度是否會獲得勝利和榮譽：這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是輕而易舉的。沒有比這更輕易的事，然而現在不注意尋找在戰後仍然站得住腳的作戰理由的政治家是要吃苦頭的⋯… 我確信，普魯士的榮譽並不在於：普魯士在德國到處那些受到損害的議會名流扮演唐吉訶德的角色，這些議會名流認為他們的地方憲法已面臨危險。我認為普魯士求得榮譽的地方在於： - 64-
第三章埃爾富特、奧爾繆茨、德累斯頓普魯士首先擺脫與民主的任何可恥的聯絡，普魯士在這個問題和其他所有問題上都不承認在沒有普魯士贊同的情況下在德國發生的某些事情，一切由普魯士與奧地利經過共同的獨立的探討而認為是明智的、政治上正確的東西，都應該由德國兩個權利平等的保衛者來付諸實施⋯ 賦予德國的模式，調整普魯士與奧地利之間的關係，調整普魯士、奧地利與諸小邦的關係等，這是一個包含著戰爭與和平的主要問題，它應在幾天之內成為自由討論的物件，因而它現在還不能成為戰爭的物件。如果有人無論如何也要進行戰爭，我可以以此安慰他，在自由討論中任何時候都可以得到它：如果渴望戰爭的話，在四或六個星期內。我絕不想在本是如此重要的時刻以建議來妨礙政府的活動方式。如果我要對內閣表示自己的希望的話，那就是：在自由討論會得出一項積極的結果之前，我們不能解除武裝；這樣，如果我們真正榮譽地不能避免或者不願避免戰爭的話，那麼我們仍然總是有時間進行一場戰爭的。 怎樣應當在同盟中尋求德國的統一，我還不知道。這是一種特殊的統一，因為從一開始就要求為了這個特殊同盟的利益而時時在百方槍殺和刺死我們的德國同胞。這種特殊的統一認為德國的榮譽在於全部德國問題的重心必須轉向華沙和巴黎。請您設想：德意志兩部分持槍對壘，雙方力量的差別不顯著，不至於非要一個不亞於俄國和法國的強國站到一方，才能使它佔決定性的優勢。我不理解，自己願意造成這種力量對比關係的人有什麼理 ① 俾斯麥的這一建議沒有被接受。施瓦岑貝格在自由的討論會開始前在奧爾繆獲要求解除武裝，普魯士在1850年12月10日解除了武裝。—德文字注 - 65 - 53
54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由抱怨在這種情況下起決定作用的重心移到外國去了。” 我演說的主導思想是：根據軍政大臣的想法，力求做到將戰爭推遲到我們武裝好之後。但我不能清楚地公開表述我的想法， 我只能暗示這一想法。要求我國的外交敏捷熟練，按照需要去推遲、防備或挑起戰爭，這大概不是過分的要求。 在1850年11月，俄國對在德國爆發的革命運動的理解要比 1848年首次爆發時沉著得多了。我同俄國武官本肯多夫伯爵很友好，1850年我和他做過一次親密的交談，所得的印象是：包括波蘭的運動在內的德國的運動在彼得堡內閣引起的驚恐已不再像運動爆發時在彼得堡引起的那樣了，也不再被理解為一種戰時的軍事危險了。1848年3月，德國和波蘭的革命的發展對俄國人來說還顯得是某種不可預料的和危險的事情。在彼得堡透過他的報告表示不同見解的第一個俄國外交官是當時駐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代辦、後來駐柏林的公使馮•佈德貝格男爵。他那關於聖保羅教堂會談及其意義的報告，從開頭起就帶有諷刺的色彩，而這位青年外交家在報告中對於一些德國教授的演說和國民議會的權力地位的評價很低，卻使尼古拉皇帝大欣賞，因而佈德貝格竟飛黃騰達，很快升為公使和大使。在報告中，他從反德意志的立場出發，表達了一種類似於他過去在其中生活過的柏林舊普魯士人士的政治性的評價，這些舊普魯土人士是用同胞和關注的方式表達出來的。可以說，他是這種觀點的第一個發明者，並因而在彼得堡官運亨通，這種觀點來源於柏林的“卡西諾”32。從那時候起，俄國不僅從根本上加強了在維斯拉河畔的軍事地位，而且對於革命以及德意志各邦政府當時的軍事力量也有著一種微弱的印象，1850年11月我在同我友好的俄國公使美延多爾夫男爵和他的 - 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