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胞處聽到的談話，貫串著一種從俄國人的觀點看是完全可以安心的、具有一種個人的善意、但是對我來說是有損於友邦普魯士的前途的干預。這些言論給我的印象就是認為奧地利是德國更為強大、更為可靠的部分，而俄國本身足夠強大可以決定雙方的爭端。 （三） 當我作為門外漢對外交事務的方法與習慣還不如以後那樣熟悉的時候，我卻不懷疑，如果一般說來戰爭對我們是有利的或者是可以接受的話，那麼即使在奧爾繆茨協定之後，在德累斯頓談判”期間，任何時候都可發生和透過中斷談判導致戰爭。施托克豪森偶然告訴我說，需要六週時間才能做好戰爭準備。依我看， 如果一時沒有做好戰爭準備是我們不能透過戰爭解決問題的唯一理由，那麼透過巧妙地引導在德累斯頓的談判，不難爭取一倍於此的時間。從普魯士的觀點看，如果德累斯頓談判未被按照普魯士的見解用來獲得一種更高的成果或者獲得導致戰爭的冠冕堂皇的藉口，那麼我永遠也不會明白，我們在德累斯頓談判的目標受到明顯的限制究竟是來自國王呢，還是來自新任外交大臣馮•曼託伊費爾先生①。我那時得到的印象只不過是，這位曾經作過邦議員、縣長和內務部首腦的大臣，由於施瓦爾岑貝格公爵待人接物態度傲慢、盛氣凌人，而在行動舉止上感到侷促不安、心神不 ① 奧•馮•曼託伊費爾從1848年11月8日起是內務大臣，1850年11月大臣馮•拉多維茨辭職後他臨時接任外交部的領導職務；1850年12月19日他成為內閣首相兼外交大臣。——德文字注 - 67-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寧。甚至這兩位在德累斯頓的家庭生活狀況也在兩大國代表的自我感覺中以及其他德意志代表對他們的評價上產生了不利於我們的影響：施瓦爾岑貝格公爵住在一層，有穿僕役制服的侍從，有銀製器皿和香檳酒，而普魯士大臣則只有小公務員和幾隻裝水的杯子，住在上一層。弗里德里希大帝向他在倫敦的代表推薦古老的普魯士的儉樸作風時說：“你步行的時候，就說身後有十萬人跟著你走。”這種古普魯士的樸素精神證明是一種誇張，機智的國王只有在極度節儉時才能信賴這種誇大。現在每個人都有十萬人， 只是在德累斯頓時期我們似乎不曾有過那麼多人。當時普魯士政策的根本錯誤就是認為只有透過鬥爭或準備鬥爭才能取得的成果可以透過政論的、議會的和外交的偽善來達到，好像是對於我們的“德意志精神”的雄辯活動的報答，而硬要給我們的謙虛美德加上這些成果似的。後來人們稱此為“道義上的”征服。這只不過是希望讓別人來為我們做我們自己還不敢做的事情。 - 68-
第四章外交家 56 由於奧地利的努力，邦聯議會'恢復了自己的活動，於是普魯士政府決定向該議會派遭代表，從而補足了議會成員，接著便臨時任命過去和現在駐彼得堡的馮•羅霍夫將軍為駐邦聯議會公使。同時公使館還配備了兩名參贊，這就是我和馮•格魯納先生。在我被任命為參贊以前，國王陛下和馮•曼託伊費爾大臣就已告訴我，可望於近期任命我為邦聯議會公使。羅霍夫本應該帶領並指導我工作，但是他自己也不能勝任工作，便把我當作一名文書來使用，不讓我熟悉政治事件。 我被任命之前與國王的一次談話（在我已故友人約• 洛•莫特萊致夫人的書信中曾有簡述）經過如下。曼託伊費爾大臣突然問我是否願意接受邦聯議會公使這樣一職位，我簡單地回答說“願意”，之後國王便召見我，並對我說：“您很有勇氣，立即就同意接受一個您不熟悉的職位。”我回答說：“陛下，是您有勇氣把這樣一個職務託付給我，同時，只要這個任命證實不合適， 則陛下完全可以不受約束而撤銷這項委任。在我熟悉這項任務之前，我自己也沒有把握說我能勝任。如果我不能勝任愉快，我就會第一個請求調離此職。既然陛下敢於任命，我也就敢於從命。”於是國王說：“那我們就試試看吧。” - 69-
57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1851年5月11日我來到法蘭克福。羅霍夫先生之為人， 與其說是熱衷於功名，不如說是喜好安逸與舒適。他被彼得堡的氣候和繁忙的宮廷生活弄得精疲力盡，寧可長期留在法蘭克福，因這裡可以滿足他的全部願望。他在柏林進行活動， 要把我任命為駐達姆施塔特公使，同時兼在拿騷公爵和法蘭克福市’的外交代表，也許還不反對將他在彼得堡的職位讓給我作為交換。他喜歡住在萊茵河畔和同德國各宮廷交往。但他的努力並未成功。6月11日，馮•曼託伊費爾先生寫信告訴我， 國王已批准任命我為駐邦聯議會公使。大臣寫道：“不言而喻，不能粗暴地解除馮•羅霍夫先生的職務，所以我準備今天還要給他寫幾句話談談這件事。我相信，如果我在這件事上充分照顧馮•羅夫先生的意願，您肯定會同意的。事實上我對他只能感謝，因為他承擔了困難的、費力不討好的使命， 不像某些人那樣總是評頭論足，而在需要實幹時，便打退堂鼓。不需要保證：我這裡指的不是您，因為即使困難當頭， 您也是敢於應付，而且我相信，即使只剩下您一人，也將進行保衛。” 7月15日，我被正式任命為駐邦聯議會公使。雖然人們對待馮 •羅霍夫先生非常照顧，但他依然感到惱恨，並因心願未遂而遷怒於我，一天清晨，既沒有通知我，也沒有向我移交工作和留下檔案，便起程離開法蘭克福。當我從其他方面得知訊息時，便及時趕到火車站去，目的是感謝他對我表示的好意。關於我在邦聯議會的活動和體會，已經發表了許多官方的和私人的材料，因此我只做些補遺。 -70-
第四章外交家在法蘭克福我遇到了從臨時協定’時期②起就任職的兩位普魯士委員：馮• 伯蒂歇爾省長（他的兒子後來作為國務秘書和大臣當我的助手）和馮• 波伊克將軍（他使我有機會第一次來研究勳章的性質）。他是一位能幹而勇敢的軍官，受過很高的科學教育， 而這種教育後來在他擔任軍事學校總監時得到了應用。1812年他在約克軍團*服役期間，他的大衣被盜，不得不穿著單薄的軍裝撤退回來。由於嚴寒，他的腳趾凍壞了並且還忍受了其他種種痛苦。這位聰明而勇敢的軍官雖然其貌不揚，卻得到美麗的舒倫堡女伯爵的垂青，因此他兒子後來得到了阿爾特馬克的申克• 馮•弗勒希特林根家族一筆豐厚的遺產。與他的智力上的重要性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他講究外表這個弱點，因此給柏林土話增添了一個詞兒。當談到任何人胸前同時佩戴過多勳章時，人們就說：“他波伊克化了。” 有一天早晨我去拜訪他，見他正站在一張桌子旁邊，桌子上排列著許多他應得的、起初是在戰場上因功榮獲的勳章。這些勳章在他胸前構成的習慣的排列被一顆剛授予的新的金星勳章打亂了。寒暄之後，他和我談的不是關於奧地利和普魯士的什麼事， 而是要我判斷，從藝術鑑賞的觀點看，應該把這顆金星勳章插在什麼地方。從兒童時代起我就對這位建立大功的將軍懷有尊敬的 ① 臨時協定時期，人們是指1849年9月30日在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締結的條約，目的是任命一個由兩國各派兩名全權代表組成的邦聯中央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直至最終解決德意志憲法問題之前（至遲到1850年5月1日）領導邦聯事務，特別是管理邦聯財產。委員會的成員是：奧地利的馮•科伯克和馮•舍恩哈爾斯將軍，普魯士的馮•拉多維茨（後來由馮•波伊克代表）和伯蒂歇爾省長（這個貴族稱號最初贈予兒子，即卡爾•亨利希•馮•伯蒂歇爾大臣）。由於意見分歧，這個委員會在1849年12 月20日才成立，於是帝國攝政約翰大公辭去了他的職務。——德文字注 - 7 58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情感，這使得我十分認真地考慮了這個問題，只是在解決了這個問題之後，我們才談公務。 我承認，當我第一次受到表彰，得到一枚拯救獎章°（1842 年）的時候，我是興高采烈的，因為當時我作為一個鄉村容克在這方面還沒有充分享受過。後來在國家公職中我很快就喪失了這種最初的感覺；我已不再記得後來我得到的獎賞時在客觀上給了我什麼滿足，而僅僅是對從外表上證明國王就我的忠誠用獎章加以報答這種善意，或者對證明其他各邦君主表彰我那贏得了他們信任和好意的成功的政治措施的善意感到主觀的滿意。有人對我們的駐德累斯頓公使馮•約爾丹該諧地建議，請他從他那許多勳章中讓出一個來，他答道：“我可以讓給你所有的勳章，不過請給留下一個，以便我在外交上遮謝羞”。事實上，一條綬帶是一位公使的不可缺少的裝飾品，如果它不是由本國宮廷所賜，那就可以替換。對於一個溫文爾雅的外交官來說，這正是所希望的，有如太太們對於更換服裝一樣。在巴黎我曾親眼看見過，碰上了佩戴勳章的先生，一場對付群眾的不可理解的暴力行動就突然中止了。除了在彼得堡和巴黎，我從來沒有感到需要佩戴勳章。在這兩個首都，誰如果希望警察和公眾對他彬彬有禮° °，那麼上街時必須在上衣掛上任何一種勳章的綬帶。在其他任何場合，我只是視情況的需要而佩戴勳章。每當我看到官場中的同僚和同事收集勳章的那種病態狂熱時，我就覺得那是一種中國式的習氣；像有些樞密顧問’本來就已經無法安排好胸前成排的勳章，卻還要去準備任何一項無關緊要的協議，這僅僅是為了收集共同訂約的國家的勳章來充實自己的收藏而已。 議院的成員們應當在1849—1850年審查欽定憲法”，便展開 - 72 -
第四章外交家了十分緊張的活動：八點到十點舉行委員會會議，十點到四點是全體會議，有時這類會議晚間還要再開，還要插進一些長時間的黨派會議。因此，我只能在夜間滿足我對運動的需要，我記得有好幾次夜深人靜時我在歌劇院和勃蘭登堡門之間的林登大街上徘徊。當時一次偶然的機會使我注意到了跳舞與健康的益處。我在二十七歲時便已不再跳舞，覺得這種娛樂只適宜於“青年”。在一次宮廷舞會上，同我關係親密的一位女士請求我幫她找尋不見了的跳科底蓉舞的舞伴，因為我沒有找到他，她便要求我代替他。 我在白色大廳光滑的鑲木地板上跳過幾圈消除了怕頭暈的擔心之後，便愉快地繼續跳了下去，舞會之後那一覺睡得非常香甜，是很長時間都沒有享受過的。在法蘭克福，人人都跳舞，帶頭的是六十五歲的法國公使德•塔爾內侯爵先生，在法國宣佈帝制’以後又稱為尊貴的德•塔爾內侯爵先生。我不知不覺就沾染上了這種習慣，雖然我在邦聯工作有足夠的時間去散步和騎馬。就是在柏林，我成了大臣以後，當親密的女士們邀請跳舞或公主們吩附時，我也未曾拒絕過。但我常常總要因此而聽到國王對我說的譏諷話，例如他對我說：“有人指責我，任用了一位輕佻的大臣。您還是不要因為跳舞而加深這種印象吧。”後來就禁止公主們選我作舞伴了。馮•凱德爾先生①長期來愛好跳舞，當涉及提升他的職務時，也使我在國王那裡遇到了困難。這適應皇帝的拘謹性格，他習慣於維護自己的尊嚴，避免招致外界的毫無意義的批評。在他的概念中，一位跳舞的國家官員只有參加盛大的官廷裡 ①羅•馮•凱德爾，1863年被任命為外交部助理，直至1872年屆於像斯表的親密僚屬， 常出人俾斯麥之家。——德文字注 - 7360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的卡德里爾舞方為恰當，而如果他跳急速旋轉的華爾茲舞，那麼他就是失去了對他的建議的合理性的信賴。 我在法蘭克福完全熟悉了情況，我同奧地利的代表發生過激烈的衝突，首先是在艦隊的問題上，這位代表竭力縮小普魯士在威信和財政方面的作用，以使普魯士在將來喪失活動能力。在此以後，國王召我去波茨坦並於1852年5月28日向我說明，他已決定把我派往維也納高等外交學校，先當代辦，然後作為身患重病的阿爾寧伯爵的繼任人。為此目的，他交給了我一封致弗朗茨•約瑟夫皇帝陛下的介紹信，日期是6月5日，內容如下： 皇帝陛下，敬請允許我對本信呈遞者向貴朝廷作親筆介紹。這位是馮•俾斯麥•舍恩豪森先生。他屬於一個騎士家族，這一家族早在我的王室之前就已定居在我們的馬爾克" 之內，這個家族自古以來特別在俾斯麥身上保持了古老的道德。在不久前的邪惡的日子裡，我國平原地區的令人可喜的秩序得以維護和鞏固，這應歸功於他的勇敢頑強的努力。陛下知道，馮•俾斯麥先生曾任我國駐邦聯議會公使要職。因為現在我國派駐陛下皇廷的公使阿爾寧伯爵的健康狀況要求他暫時離職，（我認為）我們兩國皇室之間又不允許建立次級的使節關係，所以我選定馮•俾斯麥先生在阿爾寧伯爵離職期間代理他的職責。想到陛下能認識他，我感到十分高興， 因為，在我國由於他對朝廷的騎士般自願的忠誠和對革命直至它的根源的不可調和的敵視而贏得許多人的敬重，當然也遭到一些人的嫉恨。他是我的一位朋友和忠臣，他是帶著對我的原則、我的活動方式、我的意願以及我還要加上我對奧 - 74-
第四章外交家地利和陛下之敬愛的新鮮感受和真誠同情去維也納的。如果需要的話，他能夠向陛下和您的最高階顧問們就許多情況提供說明和回答，而能勝任於此的人委實不多。如果不是長期積累的聞所未聞的誤解根深蒂固的話—願上帝保佑防止了這種情況—那麼，他在維也納的短期任職將是真正富於成效的。馮•俾斯麥先生從法蘭克福來，孕育萊茵同盟"的一些中等邦國大喜若狂地稱作是奧地利與普魯士之間的分歧的東西，任何時候在法蘭克福總是能夠得到最強烈的反應，而且往往能找到其根源的。他對這些事和當地的活動都能以敏銳而準確的目光加以考察。我已經命令他要像回答我提出的問題那樣，回答陛下和陛下的大臣們在這方面提出的任何問題。陛下或許希望他能說明我對於關稅同盟的理解和態度， 那麼我相信，我在這個問題上的做法即使不能有幸得到陛下的贊同，也一定能夠得到陛下的尊重。高貴尊敬的尼古拉皇帝來到這裡，這對我來說是一件真正的喜事。①我老早就有的堅定願望，即陛下、他和我都一致地認識到這一真理， 即：盡有我們三方的牢不可破的、充滿信任和積極有效的充分一致才能把歐洲和我們這個難於駕馭的、都又畢竟是親愛的德意志祖國從目前的危機中拯救出來，這一願望的證實使我心中充滿了對於上帝的感謝，並且加強了我對陛下由來已久的摯愛。我最親愛的朋友，願您保持在特格恩湖畔那些美好日子裡對我的好感並鞏固您對我的信任和友誼，因為這對我們的共同的祖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強有力的和必不可少 ① 沙皇尼古拉在 1852年5月16-26日在柏林。—-德文字注 - 75-
62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的！最親愛的朋友，作為陛下忠實而誠摯的叔叔、兄弟和朋友" “，我最衷心地讚美這種友誼。 無憂官，1852年6月5日在維也納我遇上了由布奧爾、巴赫、布魯克等組成的“單音節”內閣”，他們都不是普魯士的朋友，但對我卻親切友好，相信我會感受到皇帝的善意，並在公事上予以報答。表面上我受到的尊重超乎我的預料，但是在公務上，即在關稅事務上，我的使命卻沒有獲得成功。奧地利當時是打算和我們統一關稅的，但是無論當時還是後來我都不認為迎合他們的這一願望“是明智的。關稅統一必不可少的基礎之一是生活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的共同性。 在德意志關稅同盟內部，北部和南部、東部和西部之間的利益差別確實是好不容易而且只是以與出自民族同一性相適應的善良願望而得到克服的。匈牙利和加里西亞為一方，關稅同盟”為另一方，他們之間在需要徵稅的貨物方面的差別是非常大的，以致看來不可能實現關稅統一。關稅收入的分配比例將會始終不利於德國，雖然從數字看是不利於奧地利的。萊塔河此岸，尤其是萊塔河彼岸”的奧地利人主要依靠自己生產的，而不是進口的產品生活。此外，對於東部非德意志人的下級官員，我在那時是一般不怎麼特別信任的，即使現在有時也是如此。 我們駐維也納使館的唯一的一位秘書由於沒有當上代辦而對我表示不滿，於是他便到柏林去請求休假。大臣拒絕了他，我卻立即批准了他。於是我去找早年舊友——漢諾威公使阿道夫•馮•普拉滕伯爵，請他向大臣們推薦我，並把我介紹到外交界中去。 - 76-
第四章外交家在推心置腹的交談中，他偶然問我是否認為自己已被確定為曼託伊費爾的繼承人。我回答道，暫時我還沒有那種願望。不過我確實認，國王是想在晚些時候任命我當大臣，為此他在培養我， 並按這一意圖把出使奧地利的特使命交付給我。我的心願是，在法蘭克福或其他各個官廷當上十年公使，見見世面；然後很願意再當上十年大臣，儘可能贏得個好名聲，然後就告老還鄉，思考自己的經歷，要像在波獲坦附近滕波林地方我年老的叔父那樣，從事果樹嫁接工作。這幾句詼譜的話被馮•普拉滕傳到了漢諾威，在那裡又傳到了稅務總監克倫策的耳朵裡。這個人正在和曼託伊費爾談判關稅事宜，他從自由派官僚的立場出發，痛恨我這個容克貴族，便迫不及待地把普拉滕的報告中的內容加以歪曲，告訴曼託伊費爾， 好像我正在為推翻曼託伊費爾而活動。我從維也納返回柏林（7月 8日）時，從種種跡象察覺到這種讒言的作用，這表現在我的上司與我的關係冷淡了，我到柏林去時不再像L前那樣被邀請住在他家裡。而且我與馮•格爾拉赫將軍的友好關係也受到了懷疑。 阿爾寧伯爵的痊癒使我可以結束在維也納的逗留，也使國王暫時打消了任命我為阿爾寧繼任人的意圖。不過即令他沒有痊愈，我也不會願意接受那個職位，因為那時我已有一種感覺，我在法蘭克福的作風已使我變成了一個在維也納 persona ingrata（不受歡迎的人）。我很擔心有人會在那裡繼續把我當作敵對分子看待，增加我工作的困難，而且會在柏林宮廷裡敗壞我的聲譽，如果我身在維也納執行職務，那麼他們透過宮廷通訊會比透過法蘭克福更容易達到這個目的。 我還記得後來我和國王在一次長時期的鐵路旅行中單獨地談論了維也納。我採取了這樣的立場：“如果陛下發出命令，我就到 - 77 -
64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那裡去，但並不自願。我在法蘭克福為陛下效勞，已招致奧地利宮廷的厭惡。如果再派我到維也納去當公使，我覺得就是把我交給我的對手。任何一個政府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損害外國派駐的任何一位公使，而且透過像奧地利在德國使用過的那種政策手段來動搖他的地位。”國王的回答總是：“我不願意命令您，您應該自願到那裡去，並請求我准許您去。這對提高您的外交家的才能來說是一所高等學校，我在這方面造就您，是因為知道對您值得這樣做，您應該感謝我。” 當時甚至大臣的職位也非我所願。我深信，我作為大臣，並不能在國王那裡獲得我所能接受的地位。他把我看成是一個他下的蛋而且還是他親自孵出小雞的蛋，所以在出現意見分歧的時候，他總覺得似乎蛋要教訓母雞。我清楚，在我看來普魯士對外政策的目標並不完全符合國王的目標。同樣清楚的是，一位負責任的大臣必須克服重重困難，因為這位君主剛愎自用，自行其是，見解朝三暮四，辦事雜亂無章，而且容易受到幕後滲進來的政治陰謀家的影響。這些陰謀家從選帝侯的鍊金術士一直到近代，都能鑽到官廷中來，甚至在嚴格而有主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時也在所難免，那些傢伙們全是些巫醫、變戲法者以及諸如此類的惡棍”。在那個時期，成為一位順從同時又負責的大臣，比在威廉一世統治時期要更為困難。 1853年9月，曾給我擔任漢諾威的大臣開啟了前景。我在諾德奈”結束了礦泉浴治療之後，剛剛退出勒內閣的大臣巴克麥斯特爾就試探我是否願意擔任喬治國王的大臣。我表示的意思是， 只有在漢諾威國王同普魯士全面攜手合作的條件下，我才能為漢諾威的對外政策服務，我不能像脫掉一件外套那樣放棄我的普魯 - 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