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將在第四章和第五章裡表明，西方國家的歷史同第三世界、前共產主義國家的現實情況看起來沒有很大的不同。 在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本地和外國的投資者的確擁有資本；他們的資產或多或少也是綜合在一起的， 也可以互換，也形成了網路，也受到了正規所有權制度的保護。但這些人只佔人口的一小部分，只有他們能請得起專業律師和幫他們輾轉打通官僚主義關節的中間聯絡人。絕大多數人則不具備這個條件，無法讓自己的勞動成果在正規的所有權制度中得到表述，因為他們已經被圍困在布羅代爾的“鍾罩”裡—到處都是巨大的阻礙，要得到正規的所有權必須經歷15~20年的漫長法律程式。我在第二章裡曾描寫過由我的研究小組所得到的這類情況。 “鐘罩”的存在把資本主義變成了一個私人俱樂部，只對少數有特權的人開放，使幾十億站在外面想進來的人憤怒不已。資本主義的這種種族隔離現象不可避免地要繼續下去， 直到我們完全明白第三世界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裡不可否認的生活現實：“鐘罩”是這些國家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中的一個關鍵性的不足，它阻礙了大多數人進人正規的所有權制度 （我們將會在第六章中仔細研究）。 在冷戰概念的範圍以外，不帶感情色彩地研究為什麼大多數國家無法建立開放的正規所有權制度，恰逢其時。第三世界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目前正在信心十足地進行完善資本主義制度的嘗試，這正是打破“鐘罩”的大好時機。 但首先，我們必須弄明白為什麼那些國家的政府遲遲意識不到“鐘罩”的存在。這將是我在下一章中要做的工作。 59
資本的秘密註釋： ① 亞當斯密，《國高論）第1、第242頁（倫敦埃夫裡曼圖書館，1977年）。 ② 同上書，第295頁。 ③ 西 •德•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新原理》、第81-82頁（巴黎，1827年）。 ④ 讓•巴蒂斯特•薩伊，《政治經濟學論文》，第2卷，第429頁（巴黎迪特維伊，1819年）。 G 《卡爾•馬克思和弗裡德里克•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82頁（紐約國際出版社，1996年）。本書譯文根據通譯本作了調整，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第87-88頁（人民出版社，1972）。—編輯注 ① 亞當•斯密，《國富論）第1卷、第242頁。 ⑦ 同上書，第286頁。 ® 赫伯特•L•德蛋夫斯（Herben L. Dreyfus）和保羅-拉比諾（Paul Rabinow）， 《米歇爾•高高勒：超越結構主義和解釋學第211頁（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哈弗斯特，1982年）。 ⑨ 施瓦辛格是好萊塢著名男潢員，他在科幻影片《終結者》續集中扮演一名來自未來的正義戰士。他在劇中的對手是一個能隨意改變身體形狀的液態金屬機器人。—譯者注 40 最終稅冊：指英國 1085-1085年的欽定土調查清冊。—譯者注 C 網鈉•海因索恩和奧托•斯泰格爾.《利息和貨幣的財產原理），1998年10 月第二版手稿。 （P 同上書，第43頁。 13 同上書，第38頁。 13 湯姆•貝瑟爾，《最偉大的勝利），第9頁（紐約聖馬丁出版社，1998年）。 1 費爾南德•布羅代爾，《商業的發展），第248頁（紐約哈珀和羅伊出版社， 1982年）。 60
第四章政治上的盲點第四章政治上的盲點聽！聽！狗在叫。 乞凡進城來，有人穿破衣，有人穿絲綢。 ‘-英國童謠人口模式和強制性法律正在崩潰——這是發展中國家在過去40年裡和前共產主義國家在過去10年裡的一個明白無誤的趨向。自從鄧小平在1979年開始經濟改革以來，已經有 1 億中國人離開他們的正式住所去從事其他工作。太子港變大了15倍，瓜亞基爾變大了11倍，開羅變大了4倍。在這個過程中，300 萬非法移民聚集在北京周圍，在市郊建立起大批工廠①。在前蘇聯，地下經濟的產量佔俄羅斯和烏克蘭國內生產總值的50%；這個比例在喬治亞更大，達到了62%。國際勞工組織的報告指出，自1990年以來，拉美和加勒比地區 85%的新工作都出現在不合法的社會部門裡；在尚比亞，只有 10%的勞動力是合法僱傭的。 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寮在幹什麼？事實上，此類情況還有很多。這些國家正準備大幹一場，解決各種不同的 61
資本的秘密問題。例如，1998年8月，孟加拉當局搗毀了首都達卡市內的5萬座棚屋。在別的地方，各國政府為侵人公共和私人土地的幾百萬不合法居民修建起學校和人行道。同時，它們還支援小型金融計劃，來援助那些把居住用地轉為工業用地的血汗工廠，改善擁擠在街頭的街邊小販的攤位，重新安置破壞城市廣場和花圃的大批流浪者，制定嚴格的建築和安全法案來防止建築物倒塌（就像土耳其1998年震災時的情況一樣）。 各國政府還努力迫使妨礙交通的私營小公共汽車和破爛的出租車滿足最低的安全標準，嚴厲打擊偷盜和竊水、竊電，努力執行專利權法和著作權法。它們逮捕和處決了很多強盜和毒販（至少是那些最臭名昭著的傢伙），或者把他們關進監獄（至少要關一段時間）。同時，政府強化安全措施，控制極端政治組織對躁動、脆弱的大眾施加影響；它們甚至還調整宏觀經濟計劃，為最貧困者留一些活路。 每一個問題都引發了專門的學術研究和相應的政治計劃的制定。這些過分專業化的措施也經常使我們在理解現實問題時產生巨大的偏差——就好像夜晚天空的群星使我們眼花繚亂一樣，使我們沒有留意到在浩淼的天空中暗處比亮處多。 似乎很少有人意識到（或者有能力在有意識的基礎上展開行動），我們正在經歷一場規模巨大的、全球性的工業化革命：這場浩大的運動使生活的組織由小至大，達到大規模水平。不論好壞，西方國家之外的人民正在擺脫自給自足的與世隔絕的社會，透過在更廣闊的市場上互相依賴，努力提高生活水平。 我們必須理解——但也很少能夠被人理解的是—第三世界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正在經歷的工業革命，就像西方國家兩個多世紀以前所經歷的那場工業革命。兩者的差別在 62
第四章政治上的盲點於，這場新的革命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蓬勃發展，正在改變更多人的生活。英國在開始從農場到手提電腦、行動電話長達 250年的發展過程的時候，只有區區800萬人口；印度尼西亞在40年前開始這個程序的時候，人口只有2億多—這就難檉其制度如此遲遲無法適應，但人們必須適應。不斷增長的人性進步的潮流正在從封閉性的社會和家務勞動，向參與更為寬廣的經濟和智力交流的方向發展。正是這股潮流把雅加達、墨西哥城、聖保羅、內羅畢、孟買、上海和馬尼拉從普通城市變為擁有1000萬、2000萬、3000萬人口的大城市，其勢頭超過了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發展。 在貧困國家，法律秩序沒有和這一令人艇驚的經濟和社會劇變保持同步發展，因此迫使城市的新移民創造出各種不合法的“法律”，來替代官方的固定法律。在發達國家正在開展各式各樣的、廣泛的、不具名的商業交易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的人民還侷限於只同他們認識和信任的人進行交易。但這種不正式的臨時商業協定進展得並不順利。正如亞當•斯密指出的那樣，市場越廣闊，勞動分工就越細；同時，隨著勞動變得越來越專業化，經濟變得更富有效率，工資和資本的價值也在增長。而法律制度的不足則阻礙了第三世界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中的有識之士和陌生人進行接治，阻礙了勞動分工， 把未來的企業家侷限在經濟專業化水平和生產率都很低的小圈子裡。 在西方國家，使企業家獲得成功的原因在於，法律把每一個人都融合在同一個所有權制度下，使他們有辦法在擴大化的市場中開展合作，創造出大量的剩餘價值。西方國家所取得的進步、一直到目前成指數倍增長的電子資訊和遠端通訊 63
資本的秘密科技，正歸因於具備完善的所有權制度。全面的合法所有權制度使資產可以互換，為人們建立起責任制度，瓦解了大多數封閉性組織，導致了更大的人際網路的創立，同時也使創造資本的潛力大規模地得到提高。在這個意義上，所有權的發展遵循者人們所說的梅特卡夫法則。該法則得名於乙太網②標準的創始人鮑勃•梅特卡夫（Bob Metcalfe）；乙太網標準通常用於建立個人計算機網路。根據梅特卡夫法則： 網路的價值由它所聚務的人口數量決定，同所分佈的使用者的數量大致成正比。電話網路就是一個例證。一臺電話沒有什麼用處：你用它打給誰呢？ 兩臺電話就好一點，但還不夠。只有當大多數人都擁有電話時，網路才最充分地發揮出改變社會的潛力。® 同樣，隨著所有權制度下的人口數量的增長，所有權制度的價值也在大輻增長。在人們知道如何連線計算機之前，計算機網路就已經存在了好幾年；同計算機網路一樣，當所有權制度互相連線在一個更大的網路裡的時候，就會具有非常大的力量。只有到那時，某一財產所有權的潛能才不會侷限於它的擁有人及鄰居和熟人，而會受益於更多人的共同思維；只有到那時，人們才會服從於同一個法律制度，因為他們會意識到，沒有法律，他們就會停止發展：也只有到那時，政府才能夠真正管理經濟發展程序，而不只是英維似的跑來跑去忙於堵漏洞。事實上，如果現代化的政府和市場經濟沒有一個綜合的正規所有權制度，就無法生存和發展。非西方國家的市場 64
第四章政治上的盲點今天所面臨的許多難題主要是由於舊的所有權協定已經解體，而使資產和經紀人互相交流、使政府依法治理國家的標準規範還沒有投人應用。 發達國家具備完善的體制，最終會把來自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的移民納人它們的所有權制度網路，幫助他們創造剩餘價值；和這些移民的境遇不同的是，在自己國家內部遷移的窮人得不到良好的款待，至少速度不會很快—這是由於窮困的國家缺少一個機制，只有依靠這一機制，才能把移民納人正規社會部門，把他們的資產確定成可互換的形式， 把資產的所有人變成能擔負責任的個體，為人們提供聯絡與平衡制度，使人們能在大的合法市場中進行創造性分工，產生資本。正是因為這種情況，這些移民才以捨棄合法的秩序為代價，創造出各種不合法協定，用於替代在擴大化市場中進行合作所需的法律和制度—-而根本不理會他們創造出的這些不合法約定有多麼不完普。 因此，政治上的盲目包括，人們意識不到：不合法社會部門的成長和現存法律秩序的崩潰基本上應歸因於生活正在由小規模組織水平向大規模水平發展。人們正在不知不覺中形成分散的組織（不過卻是不合法的），直到政府能提供給他們一個合法的所有權制度，使他們能擴充套件勞動分工並創造出大量資本。 非西方國家正面臨的基本問題不是正在向城市中心遷移的人口，不是堆積成山的垃圾，不是經濟基礎薄弱，也不是多村正在被遺棄。發達國家同樣存在這些問題，也有很好的解決辦法。巴西庫裡蒂巴市③的壹米•勒納（Jaime Lemer）之類的人已經在不同地方，在交通和廢物處理等各種不同的方面 65
資本的秘密提出了成功的革新方法，對這一點作了證明。然而，第三世界面臨的問題也不僅僅是城市的發展。事實上，洛杉磯等城市的發展已經超過了加爾各答$，東京比德里大3倍。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的主要問題是，它們遲遲意識不到非西方國家的大多數無序狀態是一場革命性運動的結果。如果根據梅特卡夫法則，把這場運動看做有可能會建立起更大的人際網路，那麼這場運動的成功希望遠遠大過問題的存在。 人們一旦認識到這場運動的潛在價值，所面臨的許多問題將更容易解決。 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的選擇——除非有人設計出其他辦法來產生資本，得到戰勝貧窮的資源——就在於加入西方國家的行列，創造出一種制度，使政府能夠管理並適應革命性的勞動分工中不斷出現的變化，或者繼續生活在不受法律支配的混亂狀態之中—這實際上算不上一種選擇。 為什麼每個人都錯過了真正的問題所在？因為有兩個政治上的盲點：第一，我們大多數人都看不到，近40年來，在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不受法律支配的人口出現了巨大的增長，已經產生出一個全新的企業家階層。他們擁有自已的一套法律約定。相反，政府部門放眼四望，卻只看到了巨大的人口流動、非法勞工、疾病和犯罪的威脅。因此，當住房部門處理住房問題時，衛生部門和司法部門也在關注著各自的事務；似乎沒人注意到城市中所有表面的無序狀態的真正原因實際上並非人口問題，也不是城市發展問題，更不是貧窮和無關痛癢的少數民族問題。這種無序狀態主要是落伍過時的合法所有權制度所產生的結果。 我們大多數人就好像大象面前的一群螞蟻：有些人只看 66
第四章政治上的盲點見大象四處搜尋的鼻子，有些人則注意它擺動的尾巴，有些人被它來回扇動的大耳朵所吸引，還有些人則只關心它的大腳。 但是，沒人從整體上觀察大象—一這根本不是處理手邊的大問題的正確辦法。我們從前一章中知道，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的窮人佔國民人口的大多數。實際上，他們佔全球人口的五分之四；而且這些人沒有別的選擇，只能生活在法律制度之外。我們還從前一章中瞭解到，窮人們已經積累起足夠的財富，但大多數窮人所具有的財產所有權並沒有得到法律的承認。控制著拉美85%的新工作的有進取心的民眾、 在北京郊區的非法工廠工作的300萬中國人，以及創造出 50%國內生產總值的凌駕於法律之上的俄羅斯人，全都是在不合法協定的基礎上工作。更常見的是，這些不合法的所有權基礎協定公然牴觸官方的書面法律—一這才是我們要對付的大象。 我並不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在大規模的、未開發的或非正規的社會部門中間出現範圍相對較小的富裕經濟部門，表明這些國家已經開始不均衡然而又不可避免地在向資本主義制度過渡。相反，我認為，在大量貧窮現象之中出現小範圍的富裕表明，這些國家創造、尊重和實現應用於大多數國民的正規所有權制度的能力還有巨大的阻礙。 第二個政治有點是：幾乎沒人意識到他們所面臨的問題並不是剛剛出現的。事實上，在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的城市中大肆蔓延的人口遷移和不合法現象，同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歷工業革命時所面臨的情況非常相似：發達國家當時也試圖逐一解決這些問題。從西方國家得到的經驗教訓就是，要緩解貧困，靠零打碎敲和某些權宜之計還遠遠不夠。只 67
資本的秘密有當政府對法律和所有權制度進行改革以促進勞動分工時， 才能見到成效。當普通百姓有可能透過綜合所有權制度的有利影響來提高生產力的時候，人們才能在不斷擴張的市場中進行專業化分工，才能擴大資本的形成規模。 政治盲點之一：目前“鐘罩”之外的生活我們為什麼沒有看到這場新興的工業革命？回顧20世紀80年代，當我和同事們在秘魯開始研究工作的時候，大多數官員都以為秘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法律控制的。拉美畢競具有歷史悠久、體制完善、倍受尊重的法律傳統。確實，也有一些窮人在法律之外開展經營，革握著從技術上來講並不合法的所有權和工作。但在大多數人看來，這一不合法的社會部門相當小，只是一個“次要“問題。發達國象有他們自己的貧困、失業和黑市等社會問題，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問題。大多數人認為這個部門只是國家的一小部分，是由貧窮、愚味造成的，並且受到了當地僱主的控制。處理這些問題主要是警察或者少數學院派社會學家的分內事；而這些學院派社會學家的研究工作在他們的同事看來只是土生土長的新鮮事物。 窮人勉強謀生、維持生計的場所最多不過是《國家地理雜誌》 和《探索頻道》上的圖片，或者是讓瑪格麗特•米德之類的人類學家和特里薩嬤嫩之類的聖徒開展工作的地方。 但似乎沒人能得到確切的資料。事實上，沒人真正知道如何評價窮人的所作所為，也沒人知道他們到底擁有多少財富。很顯然，對於我和同事們來說，現在正是拋開書本，學術性雜誌以及政府的大量統計數字和圖表的時候，去訪問真正 68
第四章政治上的盲點瞭解這些問題的專家：窮人自己。我們走上街頭，去觀察，去聆聽，很快就開始發現一些不同的事實和資料。例如：秘魯的建築業正在衰退。建築物倒塌，工人們被辭退。然而，讓人驚奇的是，銷售建築材料的公司的收銀機還在丁當作響。事實上，水泥的銷售量正在上升。經過進一步調查，我們發現窮人們買的水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他們買來成袋的水泥，用於房屋、建築物和企業的建築工程專案。這些專案並沒有經過合法的登記，領不到所有權憑證，因此也就無法顯示在政府、 經濟學家和統計人員的電腦螢幕上。我們開始明白，在整個發展中國家的城市裡，一種生氣勃勃的、獨立的、官方看不到的不合法經濟正在逐漸發展。例如在巴西，建築業在1995年只增長了0.1%，而次年頭六個月的水泥銷售量卻增長了接近20%。根據德國人摩根•格倫費爾（Morgan Grenfell）的分析，其原因在於，60%~70%的建築工程從未進入官方記錄系統@。秘魯的情況也是如此。 我們開始懂得，不合法的社會部門根本不是一個小問題， 而是一個大問題。事實是，在最近的40年裡，發展中國家已經經歷了歷史上最具有深遠影響的一些變革；而前共產主義國家的國民也在過去的10年裡，再次看見他們的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城市人口急劇增長，使看似永恆不變的秩序發生了激烈的動盪。我們中有些人並沒有真的看到這些情況；有些人看到了，但並不認為這些情況會持續下去。 成長中的城市就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城市的發展運動起始於20世紀60年代：在中國，這場運動則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 69
資本的秘密於我將要提到的各種原因，原先自給自足的社會開始試圖在城市內部或者城市周圍進行融合，把促使他們處於分離狀態的潮流倒轉過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幾百萬中國農民已經開始聚集在城市周圍，根本不理會法律的規定。《北京青年報》曾報道說：“對外來人口的管理已經失去了控制。”① 地中海周圍國家的情況也是如此。根據亨利•博爾德里克（Henry Boldrick）的文章，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土耳其的農民開始向城市進發，在政府土地上建造自己的住房。這些自發出現的定居點現在至少已經容納了土耳其半數的城市人口。儘管有些定居點已經部分合法化，並能相應地得到一些市政服務，但大多數定居點還沒有這樣的好運氣。② 在菲律賓，部分媒體似乎已經在表明立場。《商業世界報》呼籲政府“制止把城市擠到爆炸臨界點的趨勢•⋯人們看到用混凝土和空心磚建成的棚屋，然後開始困惑不已。政府對無寮可歸和城市不合法居民這些日益增長的問題到底採取了什麼樣的措施？② 在南非，一些觀察家（包括我自己）已經開始認為，不合法的房地產部門即將迎來第二個鼎盛時期。1998年，《新聞周刊》報道說：“越來越多的黑人擠滿了坐落在南非每一座城市周圍的不合法定居點和棚屋區。在種族隔離政策下，種族限製法案把許多黑人限制在鄉下，但他們現在能自由活動只不過活動得不太舒服。“@《經濟學家》雜誌證明了這個趨勢：“儘管反對白人的政治暴行從未真正出現過，但種族隔離制度的結束使貧窮的黑人更加容易進人富裕的白人居住區。”① 埃及的知識分子和技術統治論者目前似乎已經意識到了 70
第四章政治上的育點這個問題。根據最近的報告，“埃及的全部城市人口（在 1947—1989年間）已經從620萬上升到2346萬。”®傑勒德巴塞勒米（Gerard Barthelemy）蒐集的資料表明，海地太子港大都會地區的居民人口已經從1950年的14萬上升到了 1988年的155萬，現正接近200萬。巴塞勒米估計，這些人口中有三分之二生活在棚戶區。 墨西哥的私營部門已經對不受法律支配的現象具有越來越多的認識，正積極地參與相關活動。根據一篇新聞報道所說： 1987年，私營部門經濟研究中心（CPSEIS）的研究報告估計，不合法的非正規部門所產生的經濟活動的價值佔墨西哥官方統計的國內生產總值的 28%~39%。該中心1993年的研究報告估計，全國就業人口有2300萬，而在沒有登記的非正規部門內就有800萬。安東尼奧• 蒂埃爾•格雷羅（Antonio Mentiel Guerrero）說：“每一家正規企業周圍都有兩家非正規企業。在墨西哥城的聯邦區大約有35 萬家小型非正規企業，人口為800萬左右。”格雷羅是墨西哥城小型企業商會（CANACOPE）的主席；這一組織代表了16.7萬家正式登記註冊過的企業。 對幹墨西哥城大都會地區內的2000萬人口來說， 這只是個大概的數字，因為管理並不規範的棚戶區還在發展，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外圍。0 在發展中國家，不合法地區的特色在於，城市周邊擁擠著資本的秘密價格低廉的房屋和大量工廠，成群結夥的商販沿街兜售貨物， 不計其數的小公共汽車在其中穿梭，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是憑空出現的，推動著城市的邊界向外延伸。小工匠們挾著工具， 形成一股股人流，擴大了城市內部活動的範圍。在基本的貨物生產和服務之外又新增了具有獨創性的地方活動，為建築業、零售業、房屋和交通的某些方面帶來巨大變化。第三世界國家的城市周圍一度平靜的地區已經成為城市最新的發展地區；按照歐洲風格建造起來的城市除了具有更加嘈雜的地方特點之外，還摻雜了對美國社會風格的機械模仿。 單單是這些城市的規模就已經給居民帶來了許多機會。 新興的企業家和他們的前輩不同，他們往往出身卑徽。人們的上進心也得到了提高。消費模式和舊的城市社會所專有的奢華享受已經被其他更具廣泛性的事物所替代。 向城市進軍當然，在解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裡所出現的變化時，人口遷移是一個關鍵性因素。然而，人口遷移的原因卻沒有定論。各國都有評論家站出來，提供各種解釋： 戰爭、農村改革計劃、農村改革的不足、外國禁運、開放國際貿易、恐怖主義、游擊隊、道德淪喪、失敗的資本主義、失敗的社會主義、退化的價值觀、甚至還有低俗的品味（農村這麼好，他們為什麼不乾脆留在那兒）。 不過，人們至少已經就一些常見的原因達成一定共識。 對於發展中國家人口遷移浪潮最顯而易見的解釋是道路狀況得到了改善。修建橋粱道路及把分散的道路連線成高速公路，喚醒了農村人口不斷增長的慾望，使他們急於發現道路通 72
第四章政治上的盲點向哪裡。於是，人們開始向城市遷移。其他通訊手段的發展也為成長壯大中的人口遷移提供了額外的動力；特別是收音機激起了對增加消費和收人的期盼。無線電波傳播到幾千裡之外去宜揚城市生活中的機遇、快樂和舒適。任何人只要有勇氣沿著道路向前邁進，就能擁有現代化的生活。 人們目前還相當普遍地認為，在許多國家裡，人口遷移的另一個決定性因素是農業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及某些傳統農業作物的市場情況不穩定，造成農村勞力大規模失業，使一大批准備去拓展新疆界的人從傳統的住所上得到解脫。 農村地區也存在所有權的問題。許多發展中國家在開始漫長而複雜的農村改革之後，也只是使一直都存在的獲得衣業用地的困難性變得更加複雜，並最終使情況加劇惡化。許多人無法在農村獲得土地或者找到工作，於是選擇遷移到城市裡，努力滿足他們的物質需求，掌握他們一向都得不到的財產所有權。 人們離開農村的另一個強大動機是，在大多數主要城市裡，嬰幼兒的死亡率比較低。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城市中醫療服務開始完善，城市與農村中嬰幼兒死亡率的差距在逐漸加大。城市裡的工資待遇較高也是一個重要的刺激因素。 例如在拉美，到1970年為止，離開農村到大城市裡從事半熟練工種的人的平均月收入能增加到原來的2~3倍。那些能找到正式工作的移民的收人可能會是原先的4倍；專業人員或技術人員的收人甚至會是原先的6倍。較高的工資抵消了失業的風險：一個普通移民只要在城市裡工作兩個半月，就能彌補失業一年所造成的收人損失；只要工作四個多月，就能彌 73
資本的秘密補失業兩年帶來的收人損失。情況就是如此。遇遠的城市裡的生活不僅僅只是看起來較好，事實上也確實不錯。 就連發展中世界裡官條主義在全國範圍內的蔓延也變成了人口遷移的動機。重新分配的權力仍然集中在政府官員手中，人們渴望接近政策決定部門，大部分有能力為人們提供建議，回答人們的請求、為人們發放許可證的政府辦公室坐落在城區，找到一定層次的工作的可能性等，使正在成長中的政府變成了促使人們放棄農村生活的額外動機。不管城市生活有多麼艱難，移民們滿懷希望，認為他們的孩子也許會有一個更好的未來。在城市裡，人們受教育的機會也更加完備。對那些自給自足的、處於半就業狀態的農民來說，教育越來越變成一項有價值的、能帶來生產力的投資；而城市裡就有很多受教育的機會，包括中學、職業訓練中心、高等教育學校或者機構、 大學等等。 因此，人口遷移根本不是一個無理性的行為，而是出於一種“群集本能”，是農村人口在對目前處境和城市中的潛在機會進行精心的、理性的評估之後所做出的反應。他們認為，不管怎樣，向更大的市場遷移和市場專業化分工會有利於他們自身。但是，遷移並非一個簡單的過程。 窮人回求移民們到達城市後，遇上的是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他們很快地認識到，儘管城市中有權有勢的人認為農民們浪漫、 柔弱，也會很快地承認所有公民都有權享受幸福，但他們情願優秀的農民能在家鄉尋找幸福，而不是蜂擁到城市裡來。農民們不應該到城市來尋找現代化生活。為了達到這個目標， 74！
第四章政治上的盲點基本上每個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都已經開始了把現代化引人農村的發展計劃。 但針對移民們的最大敵意來自於法律制度。最初，法律制度能夠輕易地把他們吸收進來，或者不加理會，因為到城市裡來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他們幾乎不可能會破壞現有秩序。 不過，隨著移民數量的增加，法律制度無法再保持無動於衷； 新到的移民們發現自己被排斥在合法建立起來的社會和經濟活動之外。他們很難得到住房，也無法進人正規的商業領域或找到合法的工作。原因非常簡單，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法律制度多年的發展只是為了滿足和支援某些城市團體的需要；應付農民的需要是另外一碼事。只要這個法律制度能發揮作用，它暗含的法律歧視就不會暴露在表面上。然而，農民們一旦在城市裡定居下來，正規的法律制度中包含的隔離政策就露出了猙獰的面目。至少從外面看來，突然之間，人們就清楚地看到了“鐘罩”。 某些前蘇聯國家也面臨著所有權制度的混亂，而且至少有部分傑出人士已經認識到了整頓這些混亂狀態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根據1996年的報告，“在俄羅斯，保護土地所有權的機制尚未成熟⋯•在許多地區，土地的登記部門必須有別於房屋登記機構。而且，辦理登記後所得到的法律保護還不明確•…政府必須從零做起，制定出保護和使用土地所有權的程式和規章⋯•⋯土地可能是俄羅斯最有價值的資源，整個國家經濟和民主社會都建立在這一資源基礎之上……”0 在我們對整個第三世界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如果法律制度所強加的規則超過了社會可接受或可能接受的範圍，就會改變那些被排除在法律之外的人們的願望，不合法的活動也 75
資本的秘密就會大量增長。我們從第二章瞭解到，我和同事們在各個國家不合法的社會部門內所做的研究和實驗證明，影響人們進人合法所有權制度的關卡阻礙往往令人畏縮，而且代價高昂， 幾乎沒有人能跨越政府和私營機構裡的官僚主義作風—在埃及，要用14年的時間在31個公共或私有機構進行77道官僚程式才能合法地購買私有土地；而在海地，則需要19年的時間並完成176道手續。 如果合法化要付出代價，那麼停留在法律之外也註定要付出代價。我們也對此進行了衡量。我們發現，在合法的工作和商業世界之外生存所付出的代價同樣大得驚人。例如在秘魯，經營不合法企業的費用包括，要把10%~15%的年收入用於向政府行賄和交納佣金；再加上為避免受罰所付出的費用、在合法渠道之外進行財產轉讓的費用、在分散的地點進行經營的費用，以及得不到信用貸款，不合法企業家的生活成本往往更加高昂，充滿了日復一日的更加激烈的鬥爭。 也許他們最重要的費用是由缺少“促進性法律”所造成的，也就是說，缺少鼓勵人們抓住經濟和社會機遇、在市場範圍內進行專業化分工的制度。我們的研究表明，無法在法律範圍之內開展經營的人也無法有效地掌握財產所有權，或者無法透過法庭強制執行合同；他們也無法透過有限的責任制度和保險公司來減少交易的不確定性，無法成立股份公司，以吸引額外的資金來共擔風險。不合法企業還無法獲得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進行企業化發展所需的保障，也無法透過著作權法和專利權制度獲得創新和保護創新的動力。 窮人們進人“鐘罩”受到了阻礙，也就根本無法接近產生資本所需的任何合法的所有權體制。為了儘可能明確地闡明 76
第四章政治上的盲點法律隔離制度對窮人造成的災難性的經濟後果，我和同事們決定把注意力集中在沒有正規所有權的房地產上。在我們調查過的所有國家裡，我們發現大約80%的土地得不到不斷更新的財產記錄的保護，或者不是由合法的責任人所擁有。因此，任何不合法所有權的交換隻能侷限於傳統交易夥伴的封閉圈子裡，不合法財產所有人的資產被排斥在擴大化的市場之外。 這就使不合法的資產所有人得不到業務拓展所需的信用貸款—而在發達國家，業務拓腰是開創和發展一家企業的關鍵步驟。例如在美國，新企業所獲得的信用貸款70%來自於基於正式的所有權憑證的抵押貸款。此外，不合法現象還意味著人們得不到法律保護就缺乏投資的動機。 移民們同法律制度的聯絡被剖斷了；他們認識到，為了從無可奈何的現狀中得到每一項他們認為應屬於自己的權利， 他們必須鬥爭。他們還知道，富裕的惟—保證就在掌握自己的手中。簡而言之，他們不僅要同其他人競爭，還要同法律制度進行競爭。如果他們自己國家的法律制度不打算歡迎他們，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建立起屬於他們自己的“不合法制度”。在我看來，在發展中國家自獨立以後的歷史中，在前蘇聯各國自共產主義制度解體後的歷史中，正是這些不合法制度構成了對現行狀況最重要的反抗。 發展中的不合法現象在過去的40年裡，第三世界國家的大多數主要城市至少已經擴大了4倍。到2015年時，發展中國家的50多個城市的人口將達到500 萬或更多。“這一事實非常令人震驚：但 7
資本的秘密是，如果你想到這些城市新移民中的大多數人都在不合法地經營時，你甚至會更加展驚。在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察，不合法的社會部門無處不在，新出現的經營活動正逐漸代替傳統的經營活動。走在大多數街道上，你肯定會碰到不合法現象。你乘坐的可能是不正規的計程車、公共汽車、卡車、 飛機或者輪船。人們估計，就連大多數用來銷售的書都是非法印刷的。 事實上，人們已經透過建立起不合法的定居點和企業，在政府法規的邊緣上獲得並發展創立起他們自已的鄰里關系—或者直接和政府對抗。我們發現，在秘魯建起的每 100 幢房屋中，大約只有30幢擁有合法的所有權憑證，而另外的70幢都是不合法建造起來的。在拉美，每8幢建築物裡就有6幢位於資本不足的社會部門，80%的房地產都不受法律保護。根據大多數估計數字來看，在發展中世界，不合法社會部門內的人口占所有工作人口的50%~75%，他們的全部生產量佔整個第三世界生產總量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以上。 看一下巴西的情況：30年前，超過三分之二的房屋用於出租；今天，出租房只佔了不到3%。大部分出租房市場已經轉人城市的非正規地區—棵戶區。正如唐納德•斯圖爾特 （Donald Stewart）所說： 人們意識不到棚戶區記憶體在著大量的經濟活動。這些非正規經濟超源於來自巴西東北部的農民們的企業家精神。他們被城市中心吸引而來，在高度規範化的正規經濟制度之外根據市場供求關係開 78
第四章政治上的盲點展經營。儘管他們明顯缺乏社會資源，但這種非正規經濟運轉得頗有成效。在棚戶區，沒有租金限價， 租金用美元支付；誰不交房租，就會被立即逐出。投資的收益很好，結果就出現了大量房屋。0 《華爾街日報》在1997年報道說，根據“土地之友“組織的報告，巴西亞馬孫叢林裡只有10%的土地具有正規的所有權憑證。①在其他國家，不合法現象也處於上升之中。 在發達國家，“下層階級”只代表了生活在社會邊緣的一小部分人。和發達國家的情況不一樣的是，在有些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特別是在某些地區，不合法現象差不多已經變成了社會主流。為了掌握今天的非法部門的重要性， 把這些部門的規模和其他數字進行比較會很有幫助。例如， 在我們調查過的大多數國象裡，在當地助手的幫助下，我們已經判斷出，單是不合法房地產的價值就遠遠大於商業銀行內的全部存款，大於當地股票市場裡登記上市的全部公司的總值，大於所有外國直接投資，大於所有已經私有化和即將私有化的國有企業的全部價值。你只要想一下，就不會那麼吃驚了：發達國家國民財富的50%左右是房地產；而在發展中國家，據估計，接近四分之三的國民財富是房地產，合法及不合法的私有土地交易約為國民生產總值的10%~20%左右®， 投資額差不多資本總量的10%～30％。®其原因是：在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不合法住宅區通常是投資的惟一途徑，因此也就成為儲蓄和資本形成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城市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也在日益增長；這似乎表明， 大量的潛在資本和技術知識正主要積累在城市裡。 79
資本的秘密不合法現象已經紮根我們已經看到，在今天的第三世界裡，不合法經濟活動的高漲、農村地區和四處擴張的非法城市居民區——例如秘魯、 巴西、委內瑞拉、墨西哥、前英法殖民地等地的棚屋棚戶區一一內的大量不合法定居行為，比人口增長、貧窮，甚至非法活動的情況還要嚴重。不合法現象對“鐘罩”的衝擊可能是促使政府當局接受眼前的工業和商業革命的最重要因素。 事實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的政府還不足以同不合法的力量展開競爭。嚴格地講：大多數不合法的房屋公司已經比政府付出更大的精力為移民和貧民提供住房。例如在秘喜，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政府在低收人人口住房上的投資只是不合法的社會部門在住房上的投資的2% 左右；再加上政府為中產階級住房的投資，這個數字也只是全部非正規社會部門投資的10%。在海地，1995年的統計報告指出，不合法的房地產差不多比海地政府所擁有的全部房地產大10倍。 不合法居民的人口並不代表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或是靜止的社會部門。他們所生活的灰色區域比合法世界的疆域大很多。當人們為了遵守法律而付出的代價要超過遵守法律所獲得的好處時，他們就進入這個部門尋求庇護。為了生存，移民們只能眺出法律的管鎔範圍，因為法律制度不允許他們進去。 如果他們想生活、進行貿易、從事生產運輸或者消費，就必須在法律管椿範圍之外進行。 各種不合法協定是某些社會成員在主流政治和官方法律之外為保護他們的所有權和經濟活動而制定出的明確的義務 80
第四章政治上的盲點關係的總和。它們包括有選擇地從官方法律“借”來的規則、 特別的臨時補充辦法，以及從原籍帶來的或在當地形成的慣例。這些協定由社群共同支援的社會契約組合在一起，由選舉出來的權威人士或部門加以執行。這些不合法協定的不利之處在於，它們沒有融人正規的所有權制度中，因此無法互相替換，無法適用於大多數交易；這些協定也沒有同財務和投資體制掛鉤，而其成員對自己所屬的社會契約之外的權威部門或權威人士不負任何責任。 這些約定由各種組織負責執行，例如城市發展協會、農業代表會議、小型商人協會、小型企業組織、小企業團體、運輸聯盟、礦工權利俱樂部、農業改革互惠組織、私人住房合作社，定居點機構、住房委員會、公共委員會，國有住房互惠委員會，地方性團體、小型農民協會、城鎮組織、沙漠土地建築機構、農業土地建築機構、舊城區特別協調機構、公共住房分部、私人合約定居點、公共合約定居點、轉租撥款委員會、沒有完整所有權的國有住房機構、無公證無記錄的非法租約部門、未公證但有記錄的定居合同、“國家和平運動”承認的定居點、遷居戶、 在基礎設施服務或稅務部門有記錄但未經官方所有權管理部門記錄的定居點等。 不合法現象很少像走私毒品、偷盜或者綁架那樣具有反社會的目的，其相關“罪行”的意圖也只是實現建築房屋、提供服務、發展企業之類的普通生活目標。不合法的“法律”制度遠非社會混亂無序的根由，而是人們用來規範生活和交易的惟一可行辦法，因此全都與人們的生活和工作情況息息相關。 這種“法律”也許不是正規的法律，但卻是人們基本上能夠輕松應付的惟一法律，是人們賴以生活和工作的社會契約。 81
貴本的秘密移民們所居住的不合法定居點最初也許看起來像貧民窟，但它們和發達國家國民所熟悉的城內貧民窟完全不同。 在發達國家，貧民窟是一度體面堂皇的大廈由於疏於管理和缺少資金而倒塌變成的。然而，在發展中國家，窮人的基本容身之處卻可能是一步步地逐漸修建完善起來的。在發達國家，窮人的房屋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貶值；而在發展中國家， 貧民定居點的建築卻發展得越來越值錢。事實上，在幾十年不到的時間內，它們就會發展到相當於西方國家工人階級的社群的水平。 總而言之，不合法居民和他們無法無天的形象相反，同樣具有在文明社會中享受平靜、富足的生活的願望。西蒙•法斯 （Sion Fass）在他關於海地經濟的著作中所作的精彩結論恰好符合我和同事們對海地及其他被調查國家所作的結論： 這些普通人只在一個方面稱得上無與倫比。他們的收入很低，一次嚴重的判斷失誤或者一場不幸的意外通常就會威脅到一家人的生計，有時甚至會威脅到他們的生命。稱得上無與倫比的不是貧窮本身，而是他們不顧貧窮努力生存下去的能力⋯⋯他們的所作所為只是對生存和發展進行創造性的貢獻；他們所擁有的簡單生活資料作為生產過程的投入要來，發揮了實實在在的作用。② 隨著與其相聯的經濟活動的發展和多樣化，不合法的組織也已經開始在和政府的關係上發揮主導作用。道路、水電供應、汙水處理系統之類的基礎設施、市場建設、交通運輸服 82
第四章政治上的盲點務，甚至還有司法和維護秩序，在不同程度上都不再只是政府單方面的責任；它們現在也可以由這些新的組織來提供。 面對不合法現象的發展，政府已經開始退縮。但是，政府往往認為每一次退讓都是暫時的，“危機終究會過去”。然而， 這種策略事實上只是在否認現實，旨在拖延不可避免會出現的失敗。在有些情況下，政府實際上已經對部分不合法企業進行了例外處理，把它們變成合法的“飛地”，使原本不合法的企業能夠不受干擾地開展經營活動；但政府並沒有把它們融人合法制度，使這些企業能夠享受整體法律制度所帶來的保護和好處。政府的這種安排避免了政府和不合法居民進行公開對抗；同時，這種安排也可以被看成是過渡性的法律和平條約。例如在埃及，有關專家已經在開始談論“半正規化住房”： 這類住房不僅僅增加了國內住房的儲備，提供了相對康價的住房，而且還為大量的城市人口提供了可供投資的資產。這類住房確實有一定程度的不合法性，因為房屋的建造不是透過固定的規範化程序發展起來的，建築商也沒有使用公認的住房建造制度，而且通常是建造在由私人開發商非法劃分出來的小塊農業用地上。 政府通常會參與半正規化住房取得土地使用權的過程。在經過調研的半正規化住房地區，正是由政府部門帶頭促進發展——這就鼓勵了私人開發商在後期把土地非法劃分威小塊。透過政府的秘密運作，農業用地被轉為住房用地。這些地區內的居民通常是藉助不正規的土地再劃分和土地商業化過程 83
資本的秘密來獲得土地。亞歷山大城的黑格•埃爾•瑪瓦塔亞、 埃克斯貝特•阿布•索利曼和埃茲貝特•納迪•埃爾西德就是這類地區的最好事例。④ 甚至在人們認為最不可能的地區，也已經有證據表明，政府正在認識到其法律制度並不適應於殖民地時期過後的革命性經濟狀況。1992年，《綠色發展》雜誌報道說，利比亞領導人穆哈瑪爾•卡扎菲（Muhamar Gadhafi）焚燒了利比亞所有的土地憑證。據報道，卡扎菲上校召開司法部會議說：“舊的土地登記部門裡的、表明地歸這個部落或那個部落所有的全部記錄和檔案都已經被焚燬，因為它們建立在剝削、偽造和掠奪的基礎上。”好在有些國家，不合法的社會部門目前正處於社會的最底層。正是由於這一原因，人們才能看到來自塞內加爾的圖巴市的移民在紐約和其他美國大城市的人行道上兜售貨物。大多數這些來自非洲的“企業家”只是複雜的非洲伊斯蘭教派中的一小部分人，卻把幾百萬美元的利潤寄回了他們在圖巴的家中。據《經濟學家》雜誌報道：“圖巴市位於薩赫勒地區的邊緣、穆裡德地區的中心。圖巴市城中有城，很大程度上不受塞內加爾法律的管豬，是這個國家裡發展最快的城市。整個城鎮重新進行了規劃部署，在富人的高牆別墅之間建起錫皮小屋⋯…圖巴是一個免稅城市，是塞內加爾的交通和房地產業的中心，也是正在快速發展的非正規社會部門和花生貿易的中心，更是外匯的主要來源。”6 在世界其他角落，不合法居民們對失去土地的所有權的擔心會引發公開的衝突。印度尼西亞的問題就是一個例證， 84：I i
第四章政治上的盲點它所存在的問題近年來曾多次出現在新聞報道中。回顧4年前，《經濟學家》雜誌就警告說： 因為城市化發展和工業化發展大量需要土地， 窮人們對失去土地的所有權急躁不安。在這個圓家，土地的所有權是一個非常黑暗的行當。印度尼西亞半島上只有7%的土地具有明確的所有權。 這就不可避免地大量出現了真假土地證書的交易。想買地的人有時會發現很多人都聲稱對土地擁有所有權，銀行也對接受土地作為貸款抵抑非常謹慎。∞8 在有些國家，不合法現象的存在和苦難的生活緊密相聯： “孟買城的1000萬居民中有三分之二生活在簡陋的單居室裡，或者住在人行道上。”@在其他地方，有些不合法的社會成員正在沿著經濟階梯向上攀登。根據秘魯技術評估組織的報告，在利馬，正規社會部門裡的土地價格平均為每平方米50 美元左右，而在秘魯的大多數非正規製造業集中經營的加馬拉地區，每平方米土地的價格高達3000美元。在利馬另一個不合法的社會部門中心地區—阿維席翁，土地價格為每平方米1000美元；而在利馬的扎哈特區的席穆，土地價格為每平方米400美元。相比之下，在利馬最具聲望的地區— 米拉弗勞和聖•艾斯德拉，合法的、有憑證的土地的價格在每平方米500美元至1000美元之間。 85
資本的秘密無需恐慌；這是一段老話我們已經看到，窮人們實際上已經控制了大量的房地產和有創造力的經濟單位。只要政府部門坐下來想一想，就會明白：它們目前面臨的許多問題是成文法律和大多數國民的生產和建築方式不協調所造成的結果。顯而易見，如果成文法律和國民們賴以維持生計、掌握財產的“法律”發生了衝突， 註定會出現社會不滿、貪汙、貧困和暴力。 那麼惟一的問題就是，政府還要多長時間才能著手把所有社會資源融人一個有秩序的、前後—致的法律框架，使不合法協定變得充滿理性。否則，政府只能讓法律上的無政府狀態繼續下去，讓現存的所有權制度和不合法的所有權制度繼續開展競爭。顯然，還是隻有一個合法制度的方案更加可取。 如果要把管理所有生產活動的規章制度納人同一個法律秩序，那就有必要調整官方法律，使之適應於大豐的不合法現象向全面的綜合所有權制度發展這一現實。 令人高興的是，法律制度的改革者並不會陷人無底深淵。 他們面臨的挑戰很大，但許多國家從前都曾遇到過這個挑戰。 儘管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象今天所面臨的挑戰在許多方面更引人注目，但這些挑戰基本上也正是發達國家自18世紀以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始終要應付的問題。社會上出現大量不合法現象並非一個新問題：當政府不能使法律符合於人們的生活、工作方式的時候，就會產生大量不合法現象。 當歐洲開始工業革命時，歐洲國家的政府也面臨著與今天的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政府所面臨的情況相似的 86
第四章政治上的盲點問題。它們也苦惱於無法控制的人口遷移、不合法社會部門的發展，城市的貧困和社會動盪不安；它們也忙於逐一進行解決，但直到它們創立了合法的所有權制度，加速了勞動分工， 提高了窮人的勞動生產力，才使情況得以緩解。今天的改革者可以從以上事實中獲得安慰和力量。 政治盲點之二：歷史上“鐘罩”之外的生活向城巿遷移大多數作者都把歐洲偉大的工業、商業革命和人口向城市遷移、癌疫之後的人口增長，以及同城市裡的收人相比，農村的收人在減少等情況聯絡起來。®在17 世紀和18世紀，城市裡的工人的收人開始比那些在統治階級的命令下在農村地區從事建築專案的工人的收人高，這就不可避免地使越來越多的農民滿懷信心地在高收人的引誘下向城市遷移。 在英國，人口遷移的第一波浪潮開始得相對較早，出現於 16世紀末期。當局在不斷增長的城市移民數量和普遺的社會動盪不安的困擾之下，試圖用向窮人分發食物、牛奶、穀物和湯等各種權宜之計來維持和平。它們還不斷地用各種手段勸說人們返回農村。英國政府分別在1662年、1685年、1693 年，針對新的城市貧民頒佈了一系列法令，希望能迫使人們回到出生地或從前的固定住所，其目標是阻止更多的象庭和勞動力到城市裡尋求就業。1697年，英國政府頒佈了一項法令，規定任何移民要想自由遷移，就必須從新定居地的當局獲得定居證明。政府還試圖用救助那些返回到出生教區的窮人 87
資本的秘密和退休人員的辦法來阻礙人口流動。法律制度確實阻礙了一些家庭和體弱之人向城市遷移，但年輕力壯、信心十足的未婚小夥子們似乎還在千方百計地設法返回城市；也正是這些人才有可能成為成功的企業家—或者暴力革命家。 但大多數移民沒有找到他們預期的工作。限制性的規章制度，特別是人們難以得到擴充套件經營和多樣化經營的許可，限制了正規企業的發展能力，也就限制了這些企業為新勞動力提供工作的能力。一些人找到了臨時工作，或從事家政服務。 許多人被迫在城市郊區（也就是今天所說的不合法定居點）暫時住下，盼望能得到進入行會的許可證，或者能在合法企業裡找到工作。 社會動盪不可避免。向城市遷移的運動一開始，現行的政治制度就開始滯後於快速變化的現實狀況。苛刻的重商主義制度阻礙移民們實現他們的全部經濟潛力。城市人口增長所帶來的社會後果——以及農民們在適應城市生活時必不可少的種種困難—進一步加重了社會矛盾。正如D•C•科爾曼（D.C.Coleman）所說，早在16 世紀時，英國國會就抱怨城市裡出現了“大量的乞丐”，“流氓、流浪漢和小偷”的數量也在增加。④ 政府沒有調整法律以適應這種新的城市現狀，而是制定出更多的法律和規章制度，試圖對其進行壓制。規章制度越多，違法現象也就越多—很快，政府又制定出新的法律來處罰那些違反了先前的法律的人。法律訴訟不斷增加，走私和詐騙四處蔓延，政府就求助於暴力鎮壓。 88
第四章政治上的盲點不合法現象的出現找不到合法工作的歐洲移民逐漸著手開辦非法的家庭工廠。大部分這樣的工作都不是全職的，而且“主要是直接加工，投人的主要裝置不外乎是一些簡單的手工工具”@。城市裡的永久性居民非常鄙視這些處於行會和官方工業制度之外的工作。 當然，移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不合法的工作是他們收入的惟一來源。不合法的經濟部門於是開始迅速蔓延。伊萊• 赫克舍（EIi Heckscher）引用奧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tnith） 在1762年所作的評論說：“幾乎沒有什麼英國人每天不會觸犯某些法律，但他們不會受到處罰⋯⋯除非有人出於貪汙和惟利是圖的目的去執行法律。”®赫克舍還引用了法國 1687 年和1693年的兩份法令說，那時的生產技術條件和當時的時代不相吻合的一個原因在於，那時的工人比現在發展中國家的工人更加觖少教育，因此也就無法滿足紡織行業中最簡單的法定標準（這一標準不過是要求把製造商的名字放在衣服的前襟上）。儘管這些移民工人也許非常峽乏文化，但他們非常有效率。亞當•斯密曾經評論說：“如果你想順利完成你的工作，那就一定要到郊區（的不合法定居點）；在那裡， 工人們沒有特權，只能依靠他們自己。然後，你必須儘可能地在不被當局察覺的情況下把產品走私到城裡。”③ 然而，政府當局和合法商人並沒有像亞當•斯密那樣對城市裡的競爭情況留下很深的印象。在英國，自1660年恢復君主政體後的幾十年裡，部分傳統主義者開始抱怨不斷增多的街頭小販、發生在固定商店前的騷亂，以及在許多小城市裡出 89
資本的秘密現了新的商店店主。正規的企業經營者試圖趕走這些新的不速之客，但白費力氣。在巴黎，裁縫和二手服裝經銷商之間的法律糾紛延續了300多年，直到法國大革命爆發時，這場糾紛也看不到有結束的跡象。 法律法令的序言經常和法律本身不相吻合。根據赫克舍的描述，為了保護本國的毛紛製造業，英國於 1700年禁止從印度進口印花棉布。而富有進取心的英國製造商總是能從法律條文中找到例外情況和漏洞，繼續生產這樣的印花棉布。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使用粗斜紋布—這是英國的一種用亞麻斜紋布製成的棉布。西班牙還對不合法的企業家進行了起訴和處罰。1549年，查理一世針對不合法企業頒佈了25項法令；其中一項處罰是用剪刀剪掉樣品的鑲邊，以此羞辱經銷商，並告訴顧客這是不合法商品。 政府對不合法現象的壓制非常多，而且非常苛刻；在法國，甚至會置人於死地。18 世紀中葉，法國的法律禁止人們製造、進口或者銷售印花棉布，對違反者的處罰包括從勞役到無期徒刑。然而，不合法現象還是沒有得到制止。赫克舍估計，18世紀的法國在10年的時間裡，根據禁止非法制造和進口印花棉布的法律，處決了16000名走私者和地下製造商， 更多的人被判罰苦役或受到其他形式的處罰。僅僅在瓦朗斯鎮一個地方，就有77名不合法企業家被送上絞架，58人被判車裂，631人被罰服苦役。政府當局決心不放過任何一個不合法經營者。 埃克隆（Ekelund）和託利森（Tollison）撰文指出，政府當局如此嚴厲地迫害不合法經營者，不僅僅是由於政府想保護正規企業，而且還由於多色印花棉布會使徵稅更加困難。®識 90
第四章政治上的盲點別單色紡織品的製造商比較容易，政府因此可以判斷製造商是否繳納了全部稅金；但是，由於出現了一種新的印花系統， 人們可以在印花棉布上使用各種顏色，這就使當局很難判斷它們的產地。 國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行會（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控制人們進入合法企業）來識別違法商人。但是，政府當局沒有調整法律來容納不合法的製造商，而是制定更加嚴格的法律，這隻能迫使企業家向不受法律管轄的郊區遷移。1563年，英國頒布了《技工和學徒法案》，規定工人的工資增長比例每年要根據某些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價格進行調整，於是最早的一批不合法企業家中有許多人把他們的企業遷到城外或者新出現的郊區。在這些地方，國家的監督不太嚴格，管理較為鬆散，或者根本沒人管。搬到郊區還使不合法經營者避開了行會的監視，因為行會的許可權只能達到城市的邊緣。 最後，不合法競爭不斷發展，使正規企業的擁有者別無選擇，只得把部分生產任務轉包給郊區的工廠，以此降低計稅基數，結果卻造成國家稅率的上升。這就造成了一個惡性迴圈： 較高的稅率加劇了失業和社會動盪不安，促使更多的人向郊區遷移，促使正規企業把更多的生產任務轉包給不合法製造商。有些不合法製造商經營得非常出色，逐漸得到了進入正規企業的權利—但還是要進行賄賂和施加政治壓力。 行會對此予以還擊。在都鐸（Tudors）王朝的統治下，英國頒佈了無數法律，禁止在郊區建立不合法的工廠和服務性機構。但不合法社會部門的規模和它們躲避檢查的技巧使所有這些努力無功而返。諾里奇帽業和被單業行會的失敗最引人注目。它們與不合法經營者展開了漫長的、高度公開化的 91
資本的秘密鬥爭，但還是無法實現法律賦予它們的製造帽子和被單的專有權利。®不合法的企業家使行會搖搖欲墜。科爾曼把行會的衰退歸因於“不斷增加的勞動力、不斷變化的需求模式和不斷擴充套件的貿易，以及新興企業的發展、農村工業在工作外包制基礎上的大規模擴張”®。 打破舊秩序面對日趨增長的不合法現象，當時歐洲國家的政府就像今天的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的政府一樣，漸漸地被迫退縮。在英國，從重商主義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相對平和。政府制定了新的法案，使農村和郊區的企業合法化。瑞典國王古斯塔夫斯•河道弗斯（Gustavus Adolphus）無法阻止不合法定居點的建立，不得不去視察每一個定居點，然後送上他的祝福，以此來維持一種假象，即政府還在控制一切，法律依然能夠得以實施。 只要重商主義制度還在延續，歐洲國家為了控制不合法企業的蔓延所做的大部分努力就不會成功。英國的新興企業主要在沒有行會和法律限制的地區進行發展——面對這一情況，政府被迫承認不合法企業的存在。事實上，不合法的移民們還特別建立起屬於他們自己的城鎮和郊區，來避開國家和行會的控制。此外，不合法企業正在變得更有效率，更加成功。社會普遍認為，棉統織工業的繁榮是由於它不像毛紡織工業那樣受到嚴格的管理。人們很快開始注意到，同他們在 “鐘罩”之內的合法競爭者相比，不合法的定居點正在生產出更好的貨物，提供更優質的服務。1558年，塞西爾（cecil）勳爵向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提交了一份報告。報告中對新的不 92
第四章政治上的盲點合法定居點哈利法克斯的居民是這樣描述的： 由於他們對貿易的應用和所處的地位，他們在政策和工業方面優於其他地方的居民；由於粗魯、傲慢的鄉村風格，他們在智慧和財富上也超過了其他地方的居民。一旦他們得知出現了一種新的、更為廣闊的經營方式——這種方式能啟發他們的獨創性，而不會使他們和舊的禮儀相聯——他們就會鄙棄原先的方式⋯他們對與堅定的企業發展聯絡在一起的新生事物具有天生的熱情。⑧ 不合法的移民們不僅僅在郊區定居，而且還開始在城市內部建造房屋。在德國，想在城市裡建造房屋，必須透過一項檢查並得到法律許可；但據一位歷史學家所說，“整個街區裡到處都可以看到正在修建的房屋，但沒人曾得到建造房屋的合法授權”。② 大量不合法移民的存在- —以及他們的努力和成就一— 開始破壞重商主義秩序的最本質基礎。不管移民們取得什麼樣的成功，都是在不理會政府管理的情況下取得的；他們註定要把政府當局看做他們的敵人。在有些國家，政府宣佈不合法企業家為“非法”，並加以迫害，而不是調整制度以吸納他們的企業，這不僅阻礙了經濟的發展，而且還會使社會動盪不安，最終演化成暴力衝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 然而，有些國家能非常迅速地適應不合法企業家帶來的革命，於是可以相對平和地完成從重商主義經濟到市場經濟 93
貨本的秘密的轉變。政府一旦認識到處於運轉中的不合法經濟部門比失業移民的數量劇增在社會、政治、經濟上更加可取，就會開始撤回對行會的支援。結果，在英國，申請加人行會的人越來越少，因此也就為國家徹底改變企業管理方式做好了準備。 國家的權力也在削弱。任何法律制度如果像在歐洲工業革命前一樣苛刻，就註定會充滿貪汙現象。赫克舍曾提到英國1692年的一份法令。他指出，許多地方的稅務檢查員到工廠去檢查時，只是收取事先談妥的稅款，而根本不逐一檢查工廠的貨物，看看生產廠家實際上到底擁有多少貨物。大多數生產監督人員一—不管他們是屬於某個行會的，還是由國家任命的——不斷地被控貪汙或翫忽職守。這類情況應該歸因於公民們對法律缺乏尊重。 在17世紀末期的英國，國會議員有權批准成立企業。但是，就連這些國會議員也會為了某些特殊優惠而接受賄賂。 1601年，英國國會下議院議長認為：“地方執法官是有生命的怪物；（他們）用眾多的法律條文去對付僅有的幾個應接受處罰的人。”國家官員們試圖把法律制度的失敗歸罪於不恰當的執行體制，而不是不完備的法律—今天的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就是這樣。1577年曾有一份小冊子總結說： “我認為在這些問題上無法制定出更好的法律，只能用執行死刑來解決。”約瑟夫•裡德（Joseph Reid）分辯說，舊秩序的解體是由於它受到了普遍的貪汙現象的影響——貪汙現象充斥所有機構，把人們分為能戰勝法律的人和不能戰勝法律的人。 他還強調說，一個鼓勵部分人違法而強迫其他人守法的法律制度最終免不了要失去在所有人中的威信。®法律和規章制度是在城市裡制定出來的，但郊區的居民接受不了，而郊區的 94
第四章政治上的盲點地方執法官也沒有動力去執行這些法律和規章制度。到18 世紀末期時，整個歐洲的法律機構都已經被削弱，而有些國家的法律機構則被徹底腐化。 當政府處於主宰地位時，人們把所有希望都寄託在政府身上。這就造成了前資本主義時期的典型經濟模式：當工資上漲速度超過食品價格漲幅時，商人們就呼籲實行最高工資限額；當食品價格上漲速度超過工資漲幅時，工人們就要求實行最低工資保障和食品最高價格限制。政治壓力和政治行動決定了價格、收人和工資—這種狀況打擊了工農業生產和用工政策，結果造成：最高價和最低價都無法解決食品短缺和失業問題。“事實是，當對經濟目標的追求不斷需要支援的時候，人們就進人了一個充滿暴力的年代。”如街頭暴力和打鬥無休無止。這時，許多人就準備進行意識形態上的和黨派間的暴力革命。 在這樣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動亂中，最強大的和最有自信的人選擇了移居國外或者參加革命運動。在當時整個歷史階段，成千上萬的義大利人、西班牙人、法國人，以及其他的歐洲人遷移到其他地方，尋求更美好的將來。在法國，政府對胡格諾（Huguenot）派教徒。和不合法的紡織業工人進行迫害，促使許多企業家和熟練的技術工人背井離鄉——他們主要是到英國和荷蘭去尋求發展。 早在1680年，在顯然不可能實現巨大的經濟發展時，社會上出現了一種宿命論：“貧窮的製造業者普遍認為他們的產品的價值從來不會超過10英鎊⋯••如果他們一週只工作三天就能得到足夠的生活用品來維持他們的生存方式，那他們第四天就不會工作。”0 95
資本的秘密最終—一在300年以後從19 世紀到20世紀初期，大多數西歐國家的法律開始努力追趕現實狀況的發展。那時，歐洲人已經認識到，僅僅通過一些小的特別調整，根本不可能管理工業革命的發展和消除大量不合法現象。政治家們也終於接受了現實，明白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人而在於法律本身，明白了正是法律在阻礙窮人變得更具有生產力。由於結構狀況不良的稅收制度和各種管理條例窒息了正規企業，也由於不合法人員公開對抗法律， 非常不滿於被逼到社會邊緣，政治家們已經準備根據社會現實對政策進行調整。法律僵化的速度幾乎和移民定居點包圍城市的速度一樣快。隨著小販、乞丐和竊賊們擁上街頭，隨著不合法地製造出來的貨物和走私品充斥市場，官員們的貪汙變得肆無忌憚，暴力使文明社會趨於瓦解。 儘管大多數歐洲國家在資本主義前期的社會狀況及衰落情況大致相似，結果並非總是相同。有些國家著手把具有排斥性的法律制度轉變成能吸納融合不合法企業的法律制度。 通常，這些國家比那些抵制變革的國家發展得要快。透過導互相依賴、放寬取得正規所有權的限制、減少由過時的法律條文造成的法律阻礙、使政府和立法機關接受現實，歐洲政治家們消除了法律和經濟制度中的矛盾，因此使他們的國家做好準備去迎接工業革命的到來。 歐洲的歷史狀況和發展中國家、前共產主義國家的現實狀況存在許多相似之處；因此說，後者所面臨的基本問題不在於城市裡塞滿了人，不在於不充分的公共服務設施，不在於堆積如山的垃圾，不在於衣衫襤褸的街頭乞兒，甚至也不在於宏 96
第四章政治上的盲點觀經濟改革計劃的好處沒有發揮到最大限度。歷史上的歐洲 （還有美國，我們將在下一章談到）也面臨著許多此類問題，但最終都被克服了。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還沒有認識到要解決所有這些難題需要進行全面的改革：隨著窮人們擁人城市， 訂立各種不合法的社會契約，他們正在促使權力進行大規模的再分配。一旦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的政府承認了這一點，它們就能開始建立起一個穩定的根基，並在此基礎之上研究出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這樣，它們就能趕上社會發展的浪潮，而不是被浪潮吞沒。 因此，如果市場經濟改革沒有為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這些地方的人口現在佔全球人口的80%以上）帶來預期的繁榮，那並不是因為這些國家的人民不熟悉市場，或者是市場排斥他們。在拉美，早在哥倫布（Columbus）漂洋過海出現在地平線上之前，人們就已經開始在市場上銷售產品。 2000多年前在中東，耶穌基督把商人們趕出了神廟，因為他認為市場不應該屬於人類。資本主義在這些國家失敗的原因是由於孤立的、迷茫的、不合法的市場還沒有融入一個有影響力的擴大化市場。它們所缺少的是一個能使資產進行互換、 能建立起人們的責任制度，能在當地共識範圍之外保障履行合同的所有權制度。 西方國家向資本主義的轉變帶給我們的主要啟示是，西方國家的政權領導階層的目的是要作出艱難的決定，建立起一套廣泛的、合法的所有權制度，同時緩和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種種令人緊張的負效應。它們必須區分什麼是主要因素，付麼因素能帶來生產力，什麼因素在長期過程中不可取消：它們必須平衡現實與將來的需要；它們必須區分受挫折者的痛苦 97
資本的秘密和大部分人所取得的進步，然後努力找到最好的方法，使所有權制度找到新的平衡點，同時還要把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 當它們看到城鎮，部落和家庭無法自給自足時，並沒有失去信心。然而，它們還是模模糊糊地認識到，人們已經開始在從專業化的互相依賴中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它們還認識到，拋棄封閉的社會交往圈子所帶來的大多數痛苦會非常激烈，而且亟須引起它們的注意——但這些痛苦最終還是次要性的現象。以解放者自居的人士領導著工業革命，領導著人權運動和廣泛的所有權運動。它們認為自己是正在文明化的傳統中的一部分，非常留意政治左派和右派的各種擔心；但是，它們也認識到對變革的抵制是無法接受的，因為要求變革的呼喚來自於人民大眾。它們沒有讓自己迷惑，停滯在有利於維持現狀的行話和技術細節上，也沒有失去前進的方向。 那時，人們很難關注社會中的現實問題，今天則更加困難，尤其是自從冷戰結束之後，人們對“全盤計劃”的興趣已經全被收藏起來。意識形態上的戰爭應該到此為止。政府把力量轉向區域性問題：穩定貨幣、把基本設施實施私有化、打擊黑手黨和毒品走私販、幫助窮人渡過微觀信用危機、醫藥、避孕、 城市規劃以及其他值得稱道的計劃。但世界上沒有足夠的錢使每個窮人都能擺脫貧困，而解決的辦法就是為窮人創造法律上的條件，使他們能夠用自己的資產創造資本，自己擺脫貧困。 正是由於西方國家沒有用更有成效的小手段，也沒有用巨大的努力去幫助窮人，才推動了國家向前發展。在這一漫長的歷史啟蒙階段，人們致力於解放入類的創造力，提高把經濟潛能轉化成可利用價值、改變我們所居住的世界的能力。 98
第四章政治上的盲點政府不可能再繼續使用一個個特別的方法來逐一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必須盡努力去明白：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也是更大的問題中的一部分。從前有個故事說，某人在街上掉了錢包，卻在路燈四周找來找去。別人問他為什麼在燈杆下找，他說： “因為這裡光線比較亮。”政府也不可能再繼續扮演這個故事裡的傻瓜。而今天，在第三世界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卻有太多的官員還在燈杆下尋找答案。 政府關心貧困問題是件好事，但它們必須清醒過來面對現實：解決城市裡的貧困和混亂問題的辦法在於人們自己 —正是人們自己在打破現狀，也正是人們自己在漸漸地互相依賴。要成功地走完這一段路，人們需要一套所有權制度， 使他們能夠加入更為廣泛的人際網路，並從中提取剩餘價值。 這就需要進行法律變革。我們已經從這一章中瞭解到， 這種情況以前曾經發生過。然而，弄清當時法律變革的準確方法主要是政治上的任務。在這個方面，我相信我們能從美國把不合法協定融入法律制度的成功經驗中學到很多東西 —這是下一章的主題。 註釋： ① 指那些勞動條件差，工作時間長、工資低的工廠。—譯者注 ②2 乙太網：一種由美國 Xerox 公司、DEC公司和 Intel公司開發的局城救據通訊網。建立該網的目的是把它視為分散式處理和辦公室自動化應用方面的工業標準。一譯者注 （《網際網路的調查》，載1995年7月1日《經濟學家）雜誌，第4-5頁。 ④ 庫裡蒂巴：巴西東南部城市。—譯者注 ⑤ 加爾各答：印度東北部的港口城市。一—譯者注 ⑥ 傑布•布朗特（Jeb Elount）、《拉美貿易》，載1997年1月20日財務新聞》。 99 ⋯⋯
資本的秘密 7 埃畎森（Emerson）和拉里斯（Laris），外來人口），載1995年12月4日8新聞週刊》。 ⑧ 亨利•博爾德里克，《接觸土耳其的自發定居點》，載1996年4-6月&世界銀行政策）。 ⑨《解決非法定居的問題》，載1995年5月10日《商業世界報》。 10《新聞週刊》，1998年3月23日。 1D《經濟學家》，1998年6月6日。 13 埃爾-庫雷（EI-Kholei）、《埃及的人口性別和住房》，第23頁。 13 傑布•布朗特，《拉美貿易》，載1997年1月20日《財務新聞》。 1 小倫納德•］•羅爾夫斯，《俄羅斯的土地私有權鬥爭》，載&現代經濟改革》 1996年第1期。 43 國家地理協會的官方報告《地圖上的千樓年），1998年10月第4期。 1i6 唐納德•斯圖爾特，《美國私有經濟學會》雜誌，1997年12月。 11 馬特•莫菲特，《華爾街日報），1997年1月30日。 1B 1992年世界銀行報告，第57頁。 （1993年世界銀行報告，第口1頁。 2 西紫-法斯，《海地的政治經濟：戲劇化生存》第14-15頁（美國新不倫瑞克交易出版社1998年）。 4）阿邁德•M•索利曼（Ahmed M. Soliman），《把非正規住房合法化：埃及亞歷山大市的低收入組織的住房》，毅《環境與城市化發展》1996年4月第1期第8 卷，第190~191 頁。 路透社訊息，發表於1992年5月11 日《財經評論》，第45頁。 馬弗裡•扎萊博（Mavery Zarembo），1997年7月7日6新聞週刊。 ④《經濟學家），1994年3月5日。 《經濟學家》，1995年5月6日。 筍•德•弗里斯（Jan De Vries），《1600—1750年危機時期的歐洲經濟）（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76年）：D•C 科爾曼，《重商主義的修正》（梅休因有限公司，1969年）：JH•克拉彭（J.H.Clapham），《1815—1914 年法國和德國的經濟發展》（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63年）： 克舍，《重商主義》。 4 D•C•科爾量，《1450—1750年的英國經濟》，第18~-19頁（牛津大學出版杜，1977年）。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