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1935年的秋天，大蕭條已經持續了5年之久，加拿大的畢業生羅伯特 ·B·布賴斯從倫敦來到了美國，他是帶著凱恩斯在劍橋大學的講義和筆記登上輪船的。當時雖然凱恩斯的書還沒有正式發行，但許多經濟學家至少已經了解了其中的一些內容。有一天，溫司羅普宿舍[1]舉辦了一個“凱恩斯研討會”，布賴斯便在會上解釋了一些新觀點。參會者想要弄清楚這位凱恩斯先生究竟要說些什麼，此時，他們正好有機會向年輕的布賴斯提問。儘管人們對凱恩斯普遍懷有熱情，但是在場的人當中至少還有一位不喜歡布賴斯所說的東西。實際上，他根本就不喜歡凱恩斯那一套。 有雄心的人這個人既非無名之輩，也不是什麼重要人物。他曾經為自己的人生設立了3個目標：成為維也納的最佳情人、歐洲最頂尖的馬術師、世界上最優秀的經濟學家。他的第一個目標可能失敗了，而他的確已經實現了第二個目標。 可是，如果他認為自己能實現第三個目標，這就意味著凱恩斯並不是最優秀的經濟學家。在熊彼特看來，凱恩斯完全錯了——他所得出的結論是錯的， 他的分析方法是錯的，甚至連他對科學研究所抱持的態度也是錯的。智商正常的人怎麼會對凱恩斯這些東西著迷呢？ 約瑟夫·熊彼特出生於維也納，碰巧與凱恩斯同年。1901年，約瑟夫·熊彼特踏進維也納的法律界。1906年2月16日，就在他剛過完23歲生日之後的一個星期，他獲得了法律學位。他的樣子看上去頗為輕鬆，但在實際工作中非常賣力。他經常連著幾個小時在維也納的咖啡店裡與人高談闊論，儼然一副無所事事的樣子，但是一回到家裡，他就會苦讀到深夜，因為他對自己感興趣的學科有著極強的求知慾望。這個學科正是經濟學。 在對經濟週期與資本主義的未來所作的分析中，熊彼特尤其強調企業家的作用。每一次經濟從衰退走向復甦，都是企業家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超過其他任何要素。和卡爾·馬克思相類似，熊彼特也曾經預言資本主義會發生崩潰，但他所依據的理由完全不同。在他看來，商業與國家都會不斷變得越來越強大，隨著這個過程的發生，企業家將會消失，而社會方面的革新也將隨之而消失。 約瑟夫·熊彼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埃及負責一家製糖廠的合理化事務。他工作幹得非常出色，並且對技術革新如何提高企業盈利水平的問題作了認真的觀察——這在他後來的理論形成中可能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每天下班回家之後，還得繼續幹另一份工作。他決定要寫一本有關經濟學的著作，而這隻不過是把德語與英國古典經濟學二者結合起來的問題。 他花了一年半的時間寫完了這本長達657頁的著作，並在1908年出版。熊彼特當時只有25歲，便決定退出商業圈，轉而開啟學術生涯。於是他回到了維也納，並爭取到在大學教授政治經濟學的機會。1909年6月，他在26歲的時候以“編外講師”的職銜獲得了“大學授課權”。那時，他除了那本著作之外， 還發表了22篇書評和9篇雜誌文章。由此可見，他已經為自己的學術生涯作好了充分的準備。 然而，學術界可能還沒有準備好接納他。人們發現這個年輕的熊彼特很是讓人感到憤怒和不快。一個原因是，他把自己打扮得像位伯爵，另一個原因則是他在公眾場合的講話方式。他像一位經驗豐富的老教授一樣，講課從來不帶手稿，而且總是流露出優雅的笑容與傲慢的態度。因此，當這位年輕而充滿希望的小夥子獲得第一份教職時，他就被派到了偏遠的切爾諾維茲， 那裡通常是一些愛找麻煩的老教授們待的地方。 切爾諾維茲的歲月 1909年9月，熊彼特離開了維也納。在到達切爾諾維茲之後不久，系主任主持召開了第一次教學會議。與會的教授們都穿著高領的黑色毛織西服套裝，坐在那裡等待接受教學任務。有一個空著的位子，留給了從維也納來的年輕的新任教授。終於，屋子的門開了，熊彼特走了進來，他沒有穿黑色的西服套裝，而是穿著長靴、馬褲和獵裝夾克衫。他解釋了遲到的原因：會議時間與他每天騎馬訓練的時間太接近了。對此，系主任是否有可能把下次會議的時間稍微推遲一點，好讓他能趕得上呢？他們並沒有把他遣送回去，熊彼特最終還是在切爾諾維茲交了許多朋友（包括一些女朋友）。他雖然只在切爾諾維茲生活了短短的兩年時間，卻給每一位同事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還有哪一位年輕的教授，儘管身份卑微，卻堅持在用餐時穿燕尾服呢？有一次，熊彼特對大學裡一點陣圖書管理員大為不悅，因為這位管理員不允許熊彼特的學生借閱有關政治經濟學的圖書。他們後來大吵了一架，最後這點陣圖書管理員向他提出用決鬥的方式解決。熊彼特接受了挑戰，他們便讓助手安排了這次決鬥。熊彼特受過良好的劍術格鬥訓練，經過短暫的格鬥，他輕輕地刺傷了管理員的肩頭。助手們立即上來加以制止，於是決鬥結束了。熊彼特為整個事件道歉，管理員也道歉了，而後熊彼特的學生們就可以借閱有關政治經濟學的書籍了。 創新蜂聚與創造性毀滅切爾諾維茲的歲月充滿了樂趣與遊戲，約瑟夫·熊彼特還在此完成了他的第二本著作——《經濟發展理論》。在他回到維也納之後，該書出版了，這一年他29歲。這本書中的一些原創性理論，雖然是建立在斯皮索夫有關新技術作為經濟繁榮觸發器的概念基礎之上，但熊彼特透過強調企業家的行為更加詳盡地闡釋了斯皮索夫的概念。他宣稱，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創新的產生就像蜂聚一樣，而這些創新蜂聚正好解釋了經濟週期。創新並不等同於發現新技術。創新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將所發現的技術不斷轉化為商業成果。許多人認為這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為什麼創新的發生就像蜂聚一樣呢？為什麼它不是一個穩定流呢？”他聲稱這是由促進創新的條件急劇萎縮造成的： 一個有利的環境，即每一個蕭條階段所醞釀、創造的各種事件的總體狀態，我們應該特別記住，而且它也成為一直促進並解釋經濟繁榮的一個因素。眾所周知，在蕭條階段，有大量的失業人口、堆積如山的原材料、許多閒置的機器與廠房裝置等，這些因素造成了低廉的生產成本，以及比正常情況低得多的利率水平。 對於企業家而言，這種狀況非常理想，他們只要把這些生產要素按照有利可圖的新方式組合在一起進行生產，就可以開闢出新的市場。因此，在困難時期，會有更多的創新出現，這不僅能夠引發一個地區的興旺，更會帶來普遍的繁榮。對此，發生在新企業中的創新提供了很好的解釋： 大多數新的製成品並不是由老企業生產出來的，也不會立即取代老企業，而是像雨後春筍般一個接一個地冒出來，加入市場的競爭之中。 這意味著創新不僅會改變商業活動的性質，而且會提升商業活動的總體水平。另一點需要解釋的是，為什麼一旦企業家開闢了一條新路子，造成經濟週期的創新活動會立即大量湧現出來： 一位企業家取得成功之後，並不是僅有幾個企業家效仿，而是會有更多企業家跟進，在此過程中，不斷有企業家會逐漸被淘汰。
第三點需要加以解釋的是，新興產業的發展意味著對資本、原材料、服務以及新的配套產品等多方面需求的增加，因此這種派生需求會普遍溢位到其他產業之中。最終，由於創新造成的重要影響逐漸耗竭以及老企業因成本上升與競爭加劇而被迫退出，又會帶來過度投資的苦惱。 在《經濟發展理論》中，約瑟夫·熊彼特曾經使用過的一個術語後來非常流行。在說明為了向更有效率的新生產結構釋放資源，而必須摧毀老的生產結構的過程時，他用了“創造性毀滅”這個說法。當經濟週期處於這種階段時，那些有著更富效率的新想法的企業家能夠運用信用來建立企業。一旦他們能夠給市場帶來新產品，那麼很顯然，就會給原有供應商造成競爭壓力， 結果便是越來越多跟不上變化的生產商被淘汰出局。這樣一來，企業家就可以利用原來生產結構中的廠房、辦公地點以及僱員。如果這種創造性毀滅的過程沒有發生，那麼經濟就不會快速增長，或者根本就不會出現增長。 艱難歲月 1919年，社會主義擁護者在奧地利組建了一個新內閣，社民黨的領導人奧托·邁耶當時正在尋找一位負責財政事務的國務秘書。他顯然不知道熊彼特對自由放任的哲學極為贊同，於是，他建議熊彼特來擔任國務秘書的職務。 熊彼特接受了這個職務，上任後很快就開始推行他的新政策。他採取的政策包括： ·透過徵收一次性資本稅來減少貨幣供給； ·採取固定匯率政策； ·建立一個獨立的中央銀行； ·把重點放在間接稅上； ·促進自由貿易。 他在維也納的華道夫酒店租了一個套間，並租了一個有馬廄的鄉間城堡 ——這些是他為自己生活所作的戰鬥準備。然而，他打不贏這場戰鬥，政府的其他成員都以一種完全異樣的眼光看待熊彼特，他們要採取的第一步行動就是建立一個委員會，對一些產業進行國有化。熊彼特成功地阻止了大量的產業國有化行為，但在6個月之後，他被迫離開了政府。他們發現熊彼特根本就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經歷此番失意之後，熊彼特又轉入商界。一開始，熊彼特與一些保守派議員達成一項協議，根據該協議，熊彼特獲得一張銀行業務牌照。他於是便與比德曼銀行（Biedermann Bank）聯手，因為這傢俬營銀行需要牌照準備上市。這家銀行有貨幣資本，而熊彼特則握有銀行牌照，於是他成了合夥人， 擔任銀行行長，領取一份誘人的薪水，並享有一個很高的信用額度。因為急於把銀行做大，他抓緊投資了許多行業，幾年之後，他似乎變得非常富有了。但在1924年，奧地利遭遇了經濟衰落，他以前所進行的幾乎每一筆投資都變成壞賬資產。這一年還沒過完，他便丟了工作，並且揹負鉅額債務。此時，他感到自己浪費了大量時間，於是決定離開商界。在波恩的大學裡教了幾年書之後，在1927年，他接受了哈佛大學的教職。為了買船票，他還借了不少錢。然而，7年之後，他居然坐在溫司羅普宿舍裡聽這位年輕的加拿大學生講述被認為極具才智的凱恩斯理論。 熊彼特覺得凱恩斯低估了資本主義內在的穩定性，他的錯誤就在於把經濟衰退歸咎於儲蓄水平太高。而在熊彼特看來，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儲蓄，企業家才能夠進行創新並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進一步而言，凱恩斯的錯誤之處正在於他對待經濟學的態度。熊彼特相信，一位科學的經濟學家應該堅持只作經濟分析，而遠離與政治人物利益攸關的政策問題。在《通論》中，凱恩斯不僅給出了政策建議，而且在熊彼特看來，凱恩斯似乎是首先對這些政策建議有了判斷，然後再發展出一套理論來為之辯護的。 整合理論現在，我們知道了為什麼熊彼特不認為凱恩斯有多高明，以及當他與布賴斯一起參加“凱恩斯研討會”時又為什麼會感到惱怒。當時，熊彼特自己正在撰寫一本有關經濟不穩定問題的書，其主題就是有關經濟週期的整合理論。他在1933年開始著手寫作這個“框架”，原以為在1935年之前就能完成。 但隨著研究工作的進展，內容體系變得愈加龐大，此時有傳聞說凱恩斯的著作已經成為1935年的關注焦點，而熊彼特自己的工作連一半都還沒有完成。 他又花費了好幾年的時間繼續這項研究工作，最終在1939年將其付梓——此時，任何非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幾乎都被認為是不恰當的。 這本長達1095頁的鉅著（兩卷本）還是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面的 219頁是純理論。首先，他根據均衡理論討論了人的行為，然後便介紹了企業家為創新活動負責的概念——很像他在《經濟發展理論》中所描述的那樣。 創新蜂聚推動形成了“第一波”——經濟週期運動的最初階段。接下來便是“第二波”，他這樣寫道：
這個第二波現象可能是，而且從質量上看也是，比初始的那一波現象更加重要的。由於這一波所覆蓋的面更廣，因此也更容易被觀察到。實際上，它們早就在我們眼前閃耀，只是我們或許很難發現那點燃熊熊大火的火把，尤其當創新只是個別現象而並不顯眼的時候。 因此，第二波把藏在我們眼皮底下的各種初始刺激加以放大。其他經濟學家也曾描述過，有多種現象能夠造成這種放大效應，例如債務緊縮、被迫清償、群體決策等。在第一波刺激發生之後，少數具有企業家特質的人相信他們能夠受益於企業家所創造的經濟增長——從短期來看，這是一種自我實現的假象。然而，在更長的時期內，第二波階段中的任何所得都會被消滅掉，而僅有第一波所創造的利潤會保留下來。因此，第一波是“演化”，或者是結構性架構，而第二波則是圍繞這個演化的增長路徑所發生的振盪。但是，這些振盪發生的時點，便是在創新顯露出來的時候：第二波中的下降趨勢為企業家創造了必要條件。因為有了第二波，初期的演化便按部就班地發生了。 同步的週期他接下來介紹了幾個同時發生的週期： 演化的週期性過程沒有理由僅僅引起一次波浪式運動。相反，有很多理由可以預期，它會造成多次波浪式運動，這些波動會同時繼續延伸，並且在此過程中相互干擾。 他一開始就相信單個週期的假說，但隨著對問題的分析不斷深入，他意識到在實際過程中存在著多個週期，因為創新有多種截然不同的傳播方式。 在現實經濟中，存在著多個振動同時發生的現象，但是他把這個圖景作了簡化處理，只是設定出三種主要週期：康德拉季耶夫週期、朱格拉週期和基欽週期，所有這些週期的長度都非常不規則（見圖12-1）。
圖12-1 熊彼特的三週期模式。熊彼特相信經濟存在多個振動同時發生的現象，其中有強有弱。他認為多個週期的下降階段趨於一致的情況將會導致蕭條。 這本書從第220頁開始對經濟週期理論進行了深刻的歷史分析。雖然他把資本主義歷史追溯到12世紀或者13世紀——那時人類社會首次出現了信用工具——但他分析的焦點則集中在最近的300年時間裡，其中包括約翰·勞的時代。他認為勞是一位創造了自己信用的企業家。這種分析對偶然的深度衰退作出了理論上的解釋： ……很顯然，這三種週期的相應階段在任何時間上的巧合都將產生非同尋常的力度，尤其是如果碰巧遇到繁榮與蕭條這些階段，就將表現出更加強烈的階段性特點。在我們所掌握的資料範圍內，有3個跌幅最大且持續時間最長的蕭條時期——1825～1830年、1873～1878 年、1929～1934年——全都表現出了上述特徵。 我們對這些情形作了一些調查。傑克遜總統與菲利普·霍恩在日記中講述了1825～1830年的故事概況。1873～1878年的蕭條是指鐵路行業的崩潰，那是發生在傑伊·古爾德剛剛操控黃金襲擊之後。1929～1934年的情形則被稱為“大蕭條”。這些情況，熊彼特認為是康德拉季耶夫週期、朱格拉週期和基欽週期的下降階段在時間上的巧合造成的。而實際上，1929～1934年大蕭條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這就需要另外加以解釋：為什麼朱格拉週期不像1879 年那樣在1935年就把經濟拉回正常軌道呢？ 他對此作了解釋，認為這是由反商業的政策累積效應造成的。第一，社會富裕群體的直接稅收提高了。熊彼特相信，因為“在國家緊急時期需要作出犧牲”，所以人們能夠廣泛接受用增稅作為中間措施，但在後來，它就成為抑制創造性的長期障礙。第二，政府對企業的未分配所得徵稅，從而迫使企業儘快將所得透過紅利的形式分配出去，熊彼特則認為這種做法對企業發展與投資活動產生了普遍的阻礙效應。他相信企業更願意持有留存收益，但現在卻被迫將其分配掉： 私營企業具有效率的一個原因在於，和政治人物或者公共部門的官員不同，它需要為自己的錯誤承擔損失。但是被迫採取上述措施會給不同狀況的企業帶來截然不同的結果，比如企業是用自有資本還是借入資金承擔風險，或者某項損失僅僅是削減盈餘還是直接侵蝕註冊資本。 而後： 所有這一切，儘管都是真實的，但對經濟學家來說，一旦他把自己陷入總量分析的理論之中，這一切在他的頭腦中便不復存在了。 第三，按照熊彼特的說法，經濟復甦失敗的原因還在於，被迫提高最低工資水平使得產業更難“修復其已經受到損害的財務結構”。第四點原因是來自國有企業的競爭，而第五點則是反壟斷新政策。熊彼特確信，上述所有反商業的政策措施“顯然傾向於相互強化”。就像他所說的： 可以肯定，經濟學家不至於認識不到人類社會的行為與動物社會或者機械系統的行為之間的差別，因為人類社會對“干擾”不僅是作出簡單的反應，而且要對其所作的（正確或錯誤）診斷加以解釋和預期。 他相信，這些反商業的政策措施加起來對商業產生了災難性的心理效應。它們不僅在客觀上對商人構成了威脅，而且使他們在心理上也確實感到了這種威脅的存在。他繼續寫道： 唯一要深思的是，個人與國家之間關係的任何主要變化——包括國家在全部個人所得中所佔份額的任何重要變化——都會涉及基本思維習慣、人生態度的改變，以及那些直接受到政策影響的人們的價值觀改變。 由於熊彼特把經濟復甦的關鍵角色賦予了企業家而不是消費者支出，因此他認為在蕭條時期提高工資顯然不是明智之舉。但是，透過提高稅收來增加政府支出又會創造什麼樣的潛在正面效應呢？熊彼特在書中這樣表述： ……筆者毫不懷疑，隨著1938年400萬美元預算赤字中的支出新計劃在1938年秋季展開，經濟將告別衰退而進入復甦階段，但也要看到，支出的逐漸減少——根據其影響經濟的方式——將會給經濟帶來再次衰退或蕭條的徵兆。這種情況讓我們既嫉妒又感恩：嫉妒是因為我們的經濟學家將會享受到其觀點被驗證的快樂；而感恩則是因為人們在其他領域——例如，醫學領域——不會如此理性，要不然我們現在就都成為吸食嗎啡的人了。 當他的書出版時，熊彼特知道自己行動已經太遲了。全世界的目光都轉向了凱恩斯，而且這場遊戲也已經被命名為財政穩定政策。熊彼特的這本書在首次面世後的18個月裡，僅僅銷售了1075冊。只有兩位美國教授採用它作為教科書，而且也僅僅使用了一年。由此可見，學術界已經對熊彼特的微觀經濟學不感興趣了。 在貨幣與經濟週期方面觀點被引用最多的宏觀經濟學家，1920～1939年一位經濟學家成功與否可以根據其觀點被其他經濟學家引用頻率來衡量。帕特里克·多伊徹按照“總量、貨幣理論與週期”以及“貨幣、信用與銀行”的分類標題對經濟學雜誌索引中的所有文獻加以統計後得到表12-1中的資料。從該表可以看出，凱恩斯具有明顯的優勢，他的觀點在此期間被引用的次數穩定增長（在1920～1930年間，費雪與米切爾的觀點被引用的次數最多，凱恩斯排在第10位）。約瑟夫·熊彼特的同期排名則從第17位下降到第18位。 表12-1 在貨幣與經濟週期方面觀點被引用最多的宏觀經濟學家，1920～1939年
（續） 資料來源：Deutscher，1990。 [1] Winthrop House，它是哈佛大學早期的一個大學部學生宿舍。——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