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就是如此魚肉百姓的成果。因此，他寫道： “餘居是官，心每不安。” 從每年二十萬石糧食週轉，得六七萬兩銀子的數字推算，農民比應交數額多交三分之一。但這只是張集馨可以控制的那一部分。民間還有棍徒包攬，官方還有倉手鬥級等一大堆在第一線搜刮的嘍羅，他們的所得也絕不是小數。 我看到過清朝四川一個縣裡負責徵收錢糧的典吏（比副科級幹部略低）因為分贓不均而寫的揭發信，這個小吏每年浮收勒折的收人就有一萬多兩銀子。。張集馨把這等鉅額數字說成“鬥斛盈餘”，未免過於輕描淡寫了。 順便再提一句：本文講述的故事基本都發生在（清）雍正（1723—1735年）之後，這並不意味著雍正之前就沒有這類事情。雍正之前的陋規非常嚴重，不過官員的工資很低，雍正皇上體諒部下，認為官員們離開陋規很難生活，千脆把陋規的收人合法化了，變成了養廉銀子。按理說俸祿高了，陋規從灰變白了，天下也該太平了。可是我們看到的結果表明，皇上考慮不周，對潛規則的性質認識不透，他的期望落空了。 以上提到的人物事件，都是一些生活在潛規則陰影裡的人，叫人看了難免生疑：莫非“洪洞縣裡沒好人”麼？ 有好人。總有那麼一些人，他們是清官中的僥僥者，堅決不肯拿老百姓和國家的利益做交易。 （清）嘉慶十三年（1808年）秋，黃河決口，淮安一帶鬧災，人民流散，朝廷下詔放賑。江蘇山陽縣當年領得賑銀九萬餘兩，知縣王伸漢一人就貪汙了二萬五千兩。這時， 兩江總督鐵保按照慣例派官員赴各地檢查賑災工作，派到山陽縣的官員是新科進士、剛分配到江蘇工作的李毓昌。 李毓昌到達後，山陽知縣王伸漢就派出自己的長隨 （近似生活秘書）包祥，與李毓昌的長隨李祥接觸，行話叫羶平達斕疳 6 四川省社科院歷史所藏 《巴檔抄件》，轉引自《清代四川財政史料》上. P580。 97
“二爺們代老爺講廳頭”，一般都是討論利益如何分配的問題。這是常規，貪汙者不能獨吞，監督者總會憑藉自己的加害能力得到或大或小的份額。 李毓昌的長隨李祥告訴王伸漢的長隨包祥，自家的老爺到各鄉巡視了，看到災民瀕死的慘狀，十分震驚。回到縣裡調集戶冊核對後，發現了嚴重的貪冒情況，正打算擬文呈報呢。李祥的意思很明白，他亮出了一張王牌：我們老爺掌握了證據，能害你們老爺，你肯花多少錢買安全？ 王伸漢立刻開出了價格，讓自己的長隨傳話，願意拿出一萬兩銀子。 沒想到李毓昌是個新官，一心要當個清官，不熟悉這些官場黑幕，當即嚴詞拒絕，還要把王伸漢行賄的事情向兩江總督彙報。 這樣一來，不僅貪官王伸漢和包祥罵他是書呆子，李毓昌的長隨李祥等人也罵他。不替自己打算，也不替自家人打算，放著這麼好的買賣不做，這長隨還有什麼幹頭？ 包祥看出了對方陣營的內部矛盾，就許以重利，讓他們把李毓昌掌握的清冊偷出來燒燬。李毓昌覆命的時間要到了， 一旦燒了，沒有時間從頭查。以後再查，就有時間做手腳了。李祥等同意。沒想到李毓昌警惕性很高，長隨難以得手。王伸漢被逼急了，派包祥出面和李祥等三人談判，只要他們下手害死主人，重金酬謝，還要替他們另找新主人。 這幾位二爺想來合算，反正李毓昌這傢伙也不懂事，跟著他發不了財，不如先拿他賣個好價錢。於是他們在茶水中投毒，然後又用繩子將將李毓昌勒死，偽造了一個自縊身亡的現場。 查賑官員自縊，按說也不是小事。但是王伸漢拿了二千兩銀票找準安知府王轂活動，王轂再擬一道呈文到省， 大事先就化小了。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接受了自殺的結論， 兩江總督鐵保也點頭同意，小事又進一步化無了。萬事大 98 第三蛐潛規關：官吏與富史吉之後，王伸漢通知死者家屬來領棺柩，再把李樣推薦給長州通判當長隨，把另外兩個長隨也推薦出去，又給了重金酬謝，事情就算處理妥當了。 偏偏死者的家屬在遺物中發現了一份文稿，上面有 “山陽知縣冒賑，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等語。家人頓生疑心。但是這案子連總督都核准了，沒有特別過硬的證據很難翻案，只好先運棺柩回鄉。 靈樞到了家，李毓昌的妻子收拾遺物，發現他平常穿的一件皮衣上有血跡，疑心大起，告訴了運靈樞回來的族叔。族叔做主開棺驗屍，發現了中毒症狀。家屬立刻進京向都察院喊冤。都察院按程式奏呈皇帝，皇帝立即責成軍機處追查，很快破案。 後來，李毓昌被樹為官員的榜樣，皇上親自寫詩褒揚， 追加知府銜，皇上還為他過繼了一個兒子傳宗接代，並賞這兒子舉人功名。王伸漢和包祥處斬。李祥和另外兩個參與謀殺的長隨被凌遲處死。有關領導也受到了嚴厲處分。？ 那麼清官究竟在哪裡呢？清官光榮地犧牲了，成了大家的好榜樣。 我想，每個人都會從這個案例得出自己的結論：同流合汙的利益和風險與當清官的利益和風險比較，究竟哪頭大。當然，這不是單邊的計算，而是一場雙邊博弈的計算， 雙方的行為相互影響，各自的得失還要取決於對方的策略。 李毓昌與王知縣互鬥，真正的麻家是根本就沒資格上臺面當對手的零散百姓，兩位旗鼓相當的對手得到的卻是“雙輸”的結局，雙方同歸於盡。既然這場對局成了一場要命的災難，恐怕雙方的策略都難以為後人效法，我們也就不能指望其成為定式或者叫常規。真實的常規是：對局者雙贏，老百姓買單。 狸平遖撅癥 7 引自完顏邵元：《封建衝門探秘》.天津教育出版社，P210 99
論資排輩也是好東西 ～ 孫丕揚於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5年）出任吏部尚書， 時年62歲。他的職責是協助皇帝，選拔德才兼備的官員， 將他們安排到適當的崗位上。孫丕揚的職務類似現在的人事部長，在明朝的地位高居中央六部尚書之首。明朝在名義上沒有宰相，六部尚書之首在名義上簡直就是天下最大的官了。 孫丕揚是個廉潔清正的人。《明史》卷224上說，“不揚挺勁不撓，百僚無敢以私幹者”。遙想當年，這個陝西籍的倔老頭整天板著臉端坐辦公，成千上萬善於鑽營的官迷， 居然沒人敢打他的主意，真叫我們這些四百年後的晚生肅然起敬。意味深長的是，這位孫先生當了吏部尚書之後，建立了“掣籤法”，明朝的幹部安排方式從此一變，官員們無論賢愚清濁，一概要憑手氣抽籤上崗了。一個聰明正派的重臣，竟把皇上託付給自己的選賢任能的重大職責，轉交給了一堆竹籤。 按照現代管理學的原則，不同的職位對人員素質有不同的要求，要根據不同的職務要求選擇人才，揚其所長避其所短。這個道理當然是不錯的，當時的人完全明白。于慎行比孫丕揚年輕十來歲，當過禮部尚書，他就在《谷山筆塵》卷五中批評孫丕揚道：人的才能有長有短，各有所 100 第三編潛則：富竟與官更宜，資格有高有下，各有所便；地方事務有繁有簡，各有所合；上任的路途有遠有近，各有所準。而這一切差別都付之竹籤，難道遮上了鏡子還能照見面貌，折斷了秤桿還可以秤出分量麼？于慎行的這些批評很精當，簡直就像是比照著管理學原理說出來的，而且他還考慮到了上任路途遠近這個時代特點很強的問題。順便提一句，那時候交通不便，子裡赴任，通常要借一大筆債。在工資不高的條件下，還債的壓力很容易轉化為貪汙的動力。因此，這個距離因素便關係到“德才兼備”中的“德”。赴任的官員到了千里之外，情況不熟，語言不通，辦事便要依靠名聲很壞的吏，領導和監督作用也就無從談起。這又關係到“德才兼備”中的“才”。可見這個不起眼的距離因素也不容小看。 明朝大學者顧炎武對竹籤當政的指責更加尖銳。他從孔聖人的教導的高度出發，徑直聯絡到天下興亡，真是堂堂正正，義正詞嚴。 顧炎武說：孔夫子對仲弓說“舉爾所知。”如今科舉取士，禮部要把名字糊上再取，這是“舉其所不知”，吏部靠掣籤安排幹部，這是“用其所不知”。用這套辦法的大臣在知人善任方面很笨拙，在躲避是非方面倒很巧妙。如此選出來的官員赴任之後，人與地不相宜，於是吏治就要變壞， 吏治變壞則百姓造反，百姓造反則大動刀兵。！ 總之，孫丕揚建立的抽籤法很危險——甄別使用人才的重任怎麼能轉交給沒頭沒腦的竹籤呢？這位正人君子既違反聖人的教導，又違背職責的規定，用現代的說法就是 “違憲”地另搞一套，他到底出了什麼毛病？ 據《明史》記載，孫丕揚誰都不怕，惟獨怕太監。千論資綠蕈也是好東西 1（明）顧炎武：《日知錄》 考八•選補。 101
千萬萬的文官都不敢找孫丕揚走後門，但是宦官敢。宦官沒完沒了地託他給親信安排肥缺，孫丕揚安排又不是，拒絕又不敢，於是就發明態禧太后在頤和國乘與。右前為總管太監事蓮英， 左前為崔玉貴。 了抽籤的辦法，讓孫尚書誰都不怕，就怕太監。 那些宦官不要再來走後門。孫丕揚用心良苦。 宦官在名義當然沒有孫丕揚的官大。孫丕揚是正二品的高官，而宦官的頭子，也就是擔任太監的宦官，不過是個四品官，與孫丕揚差著四檔。而且宦官是不許干預政事的。開國皇帝朱元璋規定，宦官干預政事者斬。同樣，明朝也是沒有宰相的，開國初期的三個官居一品的宰相似乎都不可靠，朱元璋殺掉他們，然後就廢除了宰相制度，並且在《皇明祖訓》中寫下一句嚴厲之極的話：後代有敢建議立宰相者，滅九族。如此說來，孫丕揚只需直接向皇上負責，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不必再怕什麼人。但是實際情形不然。 朱元璋廢除宰相，就等於迫使他的子孫後代親自出面管理國家。必須由所有者親自出面管理一個大企業的制度， 尚且不能叫好制度，更何況管理一個大國。這是個體戶的思路。這個思路容不下專業分工的出現，不承認臣民之中有更善於管理而且樂於管理的專家人才。 這種制度禁止外人插手代理，它自己所提供的皇帝又如何呢？顯然，生長在深宮內院的皇太子，對民間實際情況的瞭解必定是膚淺的，中國的儒家教育又是春秋筆法的隱惡揚善教育，告訴學生的都是理想的模式是什麼樣子， 102 第三縮潛規則：官吏與官吏為什麼說這是理想的，等等。教的那一套與實際情形相去甚遠。也就是說，一個滿腦子教條和理想的書生，就是這種制度所能提供的最好的領導者。這不過是一個有德無能的最高管理者，而更大的可能是碰上一個無德又無能的管理者，一個既缺乏理想又沒有頭腦的敗家子。這兩種皇上都缺乏管理國家的能力，很需要一些助手協助他處理六部首腦提出的複雜問題。 在實際情形中，皇上批閱的章奏，譬如孫丕揚的什麼奏疏，首先要由內閣大學士—一皇上的秘書——看一遍， 替皇上草擬一個處理意見，用小紙條貼在奏疏的前面，這叫擬票。票擬過的章奏呈到皇上手裡，皇上便參考大學士的意見口授旨意，秉筆太監持紅筆記錄，這叫批紅。無論名義上如何規定，呈送章奏的人，總不如閱讀章奏並提出處理建議的人權力大，提建議的擬票人，總不如拿著紅筆寫批示的人權力大—-特別是在皇上又懶又好糊弄的條件下。譬如正德皇帝貪玩，太監劉謹便把章奏拿回家與親戚和哥們商量著批，首輔李東陽也難以辨別真假。於是，就在這個並不違背常識和情理的過程中，行政權力的重心悄然轉移。 《明史•職官志》總結明朝的行政權歸屬，說：洪武十三年廢除宰相制度之後，天下事就由各部尚書負責處理。 大學士當顧問，皇帝自己做決定。這時候的大學士很少能參與決策。到了第五代的宣德年間，大學士因為有太子老師的資格，威望隆盛，地位和作用已經在六部尚書之上了， 內閣權力也從此超過了六部。到了第十二代的嘉靖中期， 夏言、嚴嵩用事，其地位已經赫然為真宰相。不過，內閣的擬票權，不得不決於內監的批紅權，於是，宰相權實際就到了宦官手裡。 不知不覺中，朝廷決策、官員進退，都把持在宦官之手了。不許干政云云，早就成了一紙空文。 論遺捧驟也懸好末園 103
（明）何良俊在《四友求齋叢說》卷八講了一個宦官對這種權勢變化的親身體會。嘉靖年間的一位宦官說：“我晚清吏部文選司求賢科官員合影輩在順門上久，見時事幾復矣。昔日張先生（引者注：內閣大學士中的首輔張璁）進朝，我們多要打個躬。後至夏先生（首輔夏言），我們只平著眼看望。今嚴先生（首輔嚴嵩）與我們拱拱手，方始進去。” 這套體現在鞠躬拱手上的禮節變遷，實際上標出了明朝行政權力的變遷。名義上權力在皇帝手裡；但是皇帝不能幹、不肯幹，這時候，在沒有合法的代理制度如宰相制度的條件下，行政大權就悄悄落在皇帝的私人顧問和隨從手裡了。這是潛在的規矩，卻是真正管用的規矩，不懂這個規矩的人將在官場上碰得頭破血流。究竟是公開代理的宰相制度好，還是明朝的悄悄代理好呢？公開代理好歹還有個公開推選宰相的過程，悄悄代理則全憑個人的私下手段，譬如劉謹那種引導皇上玩鷹玩狗討皇上歡心的手段。 話扯遠了。簡單地說，就是明朝必定出現一個灰色的權勢集團，一個在典章制度中找不到的權勢集團。這個集團有能力讓正式制度的維護者給他們讓路。孫丕揚不願意讓路，又不敢得罪宦官，不能不讓路。雙方較量的結果，就是孫丕揚帶頭放棄自己手裡的安排幹部的權力，放棄肥缺的分配權，同時也就取消了灰色權勢集團的肥缺索取權， 任何人都不能憑自己的標準安排幹部，一切由竹籤和當事 104 第三編潛規則：官吏與官吏人的手氣決定。這個抽籤制度建立後，吏部的後門果然堵住不少，當時的人們便盛讚孫丕揚公正無私。在這種盛讚中，我們也可以感覺到人事安排或者叫肥缺分配方面徇私舞弊的嚴重程度。 顧炎武在《日知錄》裡考察了論資排輩的由來。論資排輩制度和抽籤制度一樣，都是捨棄了選賢任能功能的官員選擇制度，都是蒙上眼睛碰運氣的肥缺分配製度。這兩種制度還可以配合使用：首先要夠資格，夠年頭，然後才輪得上你抽籤。有意思的是：在論資排輩制度的源頭，顧炎武看到了我們在抽籤制度的源頭看到的景象。 顧炎武說，如今談到論資排輩制度，都說起源於北魏的崔亮。讀讀崔亮的本傳，才知道他也有不得已的地方？。 據《魏書》卷六十六崔亮傳記載，崔亮當吏部尚書的時候，正趕上武官得勢，太后下令要選拔武官在中央和地方的政府中作官。但是官位少，應選的人太多，前任吏部尚書李韶按照老辦法提拔人，眾人都心懷怨恨。於是崔亮上奏，建議採用新辦法，不問賢愚，完全根據年頭任用官員。年頭不對，即使這個職位需要這個人，也不能任命他。 庸才下品，年頭夠長就先提拔任用。於是久滯官場的人都稱讚崔亮能幹。 崔亮的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對舅舅的作法很不滿， 就寫了封信規勸崔亮，大意是說：古往今來，選用官員一直由各級政府推薦，雖然不能盡善盡美，十分人才也收了六七分。而現在朝廷選拔官員的方式有很多問題，選拔標準片面，途徑狹窄，淘汰不精，舅舅現在負責此事，應該改弦更張，怎麼反而搞起了論資排輩呢？這樣一來，天下論責排擥也懸好東頁 2（明）顧炎武：《白知錄》 卷八：停年格。 105
之士誰還去修歷名行呢！ 崔亮寫信回答說：你講的道理很深，我僥倖當了吏部尚書，經常考慮選賢任能，報答明主的恩情，這是我的本意。而論資排輩，實在有其緣故。今天已經被你責備了，千載之後，誰還知道我的苦心呢？ 崔亮說，過去天下眾多的賢人共同選拔人才，你還說十收六七。今日所有選拔的任務專歸吏部尚書，以一人的鏡子照察天下，瞭解天下人物，這與以管窺天有什麼區別呢？如今在戰爭中立下功勳的人甚多，又有羽林軍入選， 武夫得勢，卻不識字，更不會計算，只懂得舉著弓弩衝鋒， 追隨蹤跡抓人。這樣的人怎麼能治理好天下？再說武人太多，而官員的名額太少，即使讓十人共一官，官職也不夠用，更何況每個人都希望得一個官職了，這怎麼能不引起怨恨呢！我與上邊當面爭執，說不宜使武人人選，請求賜給他們爵位，多發他們俸祿。但是上邊不接受。所以用了這個權宜之策，用年頭限制一下。這就是我的本意，但願將來的君子能夠明白我的心。 顧炎武評論說，北魏失去人才就是從崔亮開始的。不過看他回信的意思，考察當時的形勢，羽林之變並不是他姑息的，武人封官也不是他濫給的，崔亮用這個規矩也是不得已。奇怪的是，現在上邊沒有那些立下功的人壓著， 下邊沒有鼓譟的叛黨逼著，究竟怕的是什麼，還用這論資排輩的辦法呢？ 顧炎武說得很清楚，崔亮的辦法是用來安撫上上下下的壓力集團的，是被迫的讓步。我們也從孫丕揚的故事中看到，顧炎武所說的“現在”——明朝末年，也同樣面對著權勢集團的壓力。抽籤等等也是不得已。孫丕揚和崔亮這兩位吏部尚書相隔一千餘年，但是選官規則的形成法則相同，形成的情勢相近，形成的結果自然也差不多。一個很明白的問題竟然用一千年也解決不了，真所謂“後之視 106 第三焙潛提則：會重與官更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 四我們已經看到了三個層次的選任官員的方式。表層是理論上冠冕堂皇的“選賢任能”，中層是論資排輩和抽籤， 底層是權勢集團的私下請託，或者叫走後門。 明朝小說《醒世恆言》卷三十六介紹了一種在吏部走後門當官的規矩，名字叫“飛過海”。明朝沿襲元朝制度， 吏員每三年一考，三考合格，即為考滿，考滿的吏就可以去吏部候選當官。“吏”是不入流的國家工作人員，並不是官。用當代語言打個比方說，他們沒有幹部身份，只能算國家正式職工。如果想工轉幹，就要苦熬九年，透過三次考察，這才有了“工轉幹”的資格，可以混個三把手四把手乾乾。但是有了資格並不一定能當上幹部，人多位置少， 什麼時候能上崗是很難說的。於是就有人發明了一種搶先的辦法，這便是“飛過海”。 《醒世恆言》中說：“原來紹興地方，慣做一項生意，凡有錢能幹的，都到京中買個三考吏名色，鑽謀好地方，做個佐貳官出來，俗名喚做‘飛過海’。怎麼叫做‘飛過海’？ 大凡吏員考滿，依次選去，不知等上幾年。若用了錢，挖選在別人前面，指日便得做官，這謂之飛過海。還有獨自無力，四五個合做夥計，一人出名做官，其餘坐地分贓。到了任上，先備厚禮，結好堂官，叨攬事管。些小事體，經他衙裡，少不得要詐一兩五錢所以天下衙官，大半都出紹興。” 當然這也不能怨紹興人。紹興地少人多，生活不下去， 總要謀一條出路。明王士性在《廣志繹》中說：山陰、會稽、餘姚，人口繁多，本地的房屋耕地連一半的人口也供論資排蕈也憂好來園 107
養不起，於是聰明敏捷的人，就進京當了都辦，從要害部門到閒曹細局，到處都是這一帶的人。—一全中國的大小衙門裡充滿了紹興人，原來是生存環境逼的。而從紹興人的角度看，“飛過海”不過是激烈的生存競爭的一種手段。 民間的生存壓力，就是這樣轉化為官場內部的“請託制”的執行動力。 紹興人在北京託人走後門花的錢，只是推動請託方式執行的一小部分費用，因它只涉及到吏員“工轉幹”這一條途徑，不過是明朝選官的數條途徑之一，並且還是很小很不重要的途徑。至於推動整個“請託制”執行的費用總額有多大，當時沒有正式統計，我現在也很難估計。但我們知道，在孫丕揚上任前的嘉靖年間，也就是《醒世恆言》中寫到的“飛過海”的流行年代，吏部的一個吏員的肥缺就價值上千兩銀子，相當於當時一個縣太爺二十年的名義工資。權貴們收了人家的厚禮，經常點著名安排某個人到某個位置。另外，在孫丕揚生活的萬曆年間，如果某人從官員的位置上退下來，你想讓他推薦你接任，即使你的學歷資格年頭全夠，這筆推薦費也要五六百兩銀子’，大概相當於一戶自耕農二十年的收入。上邊這兩個例子不過是群豹身上的兩塊斑點，明朝文職官員的“崗”在兩萬個以上，吏員超過五萬五，武職更超過十萬，這兩塊斑點的大小，可以幫助我們管窺和推測請託費用的整體規模。 這筆官場上的鉅額投資，最終自然要從老百姓身上一錢一兩地撈本取利，《醒世恆言》已經介紹得很清楚了。 請託盛行，意味著誰有路子誰當官。這又大體相當於誰有銀子誰當官，誰會巴結誰當官。誰有銀子誰當官的道理還可以再推進一步，因為明朝的官員工資甚低，不應該有很多銀子，銀子多恐怕也就是灰色收人多，貪贓枉法的嫌疑大。這就意味著溜鬚拍馬高手和貪贓枉法的嫌疑犯最有可能當官。當然也可以像《醒世恆言》中說的那樣，大 3《萬曆野獲編》卷十二。 108 第三鰳潛捲興：宣更與官吏家先湊錢買個官當，按人股的比例分贓——這就意味著貪汙準備最充分、貪汙壓力最大的人最可能當官。這顯然是一幅很糟糕的前景：衙門裡充滿了貪官汙吏和結夥打劫強盜，動輒敲詐一二兩銀子，如此用不了多久，天下就只能看見窮山惡水貪官刁民了。 在上述情景之下，如果我們設身處地替孫丕揚想一想， 就會發現他膽識過人。 掣籤法一出，請託無處容身了，那些權貴，包括孫丕揚的那些花大錢鑽營進來的部下，都斷了一條財路。沒有過人的膽量，或者頭上有許多小辮子被人家攥在手裡，誰還敢做這種得罪人的事情？自己先斷了自己的財路，誰又肯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此外，論資排輩和抽籤本身堪稱極其高明的流線型設計。如果要發明一種在官場中的阻力最小、壓力最輕、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肥缺分配辦法，恐怕那就是論資排輩加抽籤。資格和輩分是硬指標，不容易產生爭議，這就能夠持久。人人都會老的，誰都不會覺得這個辦法對自己格外不公平，這就容易接受。已經老的人關係多，經驗豐富，常常還是年輕人的師長師兄，年輕人很難公開反對他們，這就讓反對者難以成勢。至於在相同資格和輩分的條件下抽籤抓鬮，這是把前程交給天意和命運安排，而天意和命運也是人人尊重，根本就無法反對的。 最後還有一條好處，一旦開始了論資排輩，再要廢除就不太容易，代價會很高，因為耐心等待多年的編織了堅實的關係網的人們會群起圍攻，說他的壞話，造他的謠言， 保護自己即將到手的利益。 事實上權貴們也犯不上去招惹眾怒，因為請託的道路並沒有被孫丕揚徹底堵死，他只是在自己領導的吏部堵住了這條路，而吏部的考選只是官員升遷的途徑之一。另外還有一條途徑叫做保舉。為了彌補吏部考選的不足，京論責攙顰飽懸好東西 109
4《三垣筆記》附識上•泰 110 第三鱸灣嫂縣：富吏與實火官五品以上和州縣正官以上，都有權保舉官員。被保舉者的升遷呼叫不論年頭和資格，也不用抽籤。崇禎年間的刑科給事中李清在《三垣筆記》中記載，曾有一個人求他保舉，開口就要送他三千兩銀子，由此可以想見保舉的行情。在保舉的道路上，權貴們的鄉里親舊僚屬門下絡繹不絕，從來就沒有斷過。這條溢洪道雖然不那麼幹淨，但也起到了穩固大堤的作用—權貴們可以繞開抽籤制度，無須推翻它。 到了明朝的最後幾年，崇禎皇上覺得抽籤選上來的官員實在不好用，又提倡保舉。第一批保舉出來的人果然不錯，但接下來便一塌糊塗了。經皇上的倡導，保舉的口子越開越大，請託方式也逐漸取代了抽籤方式，溢洪道豁成了主渠道。作為主渠道的吏部也同流合汙，擠人撈一把的行列，於是形勢大壞。憂國憂民的人又呼籲恢復抽籤制度， 卻發現這東西也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夢想。李自成破陝西， 京都大震，明王朝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這時吏部仍然在選官的過程中大肆收受賄賂。崇禎聽到了報告，就把祖宗牌位擺在朝廷上，讓官員們在神聖的氣氛中抽籤定崗。 當時許多地方已經成了一片廢墟，有的地方危機四伏，險地和肥缺全在一個箱子裡裝著。崇禎規定，不管是什麼地方，一旦抽籤抽中了，立刻就要上路，限期到任。有的官員規避不出，就令排在他前邊的人替他抽籤，不能讓他溜了。“這就是說，在明朝滅亡前的最後關頭，抽籤制度再獲新生，而主持恢復這個制度的競是勵精圖治、與朝廷共命運的崇禎皇帝。皇帝本人也和孫丕揚一樣讓步了。皇上有權，但是找不準打擊或提拔的物件，分不清敵我友，貪官汙吏用資訊戰打敗了他。 抽籤當然不好，但考慮到這許多複雜情況，《明史》的作者最後還是說了許多體諒孫不揚的話。這位史官前輩說得十分到位，我只能老老實實地轉述如下：孫丕揚建立掣籤法，雖然不能辨才任官，關鍵是制止了放任營私的弊病。 如果不是他，說不定情況更糟。這也是因地制宜，不可援引古代聖賢的話去責難他。‘ 五說了半天，官場上的各種關係都擺平了，大家都沒牢騷了，老百姓又如何呢？老百姓繳了皇糧國稅，養了千千萬萬的文武官員，自然期望上邊派來一個賢能的領導，否則很應該大發牢騷。不過發牢騷也白髮，他們的嗓門不夠大，掌權者聽不見。這個比喻是嘉靖和萬曆年間著名的清官海瑞說的，原話是：“百姓口小，有公議不能自致於上。” °海瑞這句話說得異常簡潔精確，後人很難超越。但是這話的背後隱藏了一個可疑的前提：上邊知道了老百姓的不滿一定會替他們作主麼？事實上，大量的官辦企業經營不善，面臨破產，再明白不過地表明瞭官員的服務物件對他們的工作不滿意。這條資訊通道並沒有堵塞，但是那些工部和戶部的官吏很少因此丟官，除非他們在官場上瞎了眼。海瑞的假定顯然不能得到歷史經驗的證實。老百姓的嗓門確實有問題，但是加害於人或者造福於人的實際能力更成問題。 這就是說，在進行官場謀劃，努力擺平各種利害關係的時候，無須考慮老百姓的壓力，他們根本就不能構成一個壓力集團，甚至連一個輿論集團也不是，不過是一盤散沙。那時候又沒有“海選”的手段，難道某粒沙子還能跑到吏部去為你爭肥缺或者砸飯碗麼？如果不能，考慮他們豈不是多餘？ 作為整個政權的根基，老百姓在理論和原則上非常重要，所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因此才有了“選賢任能”、 論資縳璧也邊好來雨 5 《明史》卷二百二十四， 孫丕揚傳贊。 6《海瑞集》上編，《淳安縣政事序》、、 “為民父母”、“愛民如子”之類的大原則和正式規則，以免洪水氾濫，大家遭殃。如果真能做到這一套，老百姓也會感到十分幸福，當牛作馬雖然免不了，皇親貴族的三官六院和伺候他們的萬千宦官也要好好養活著伺候著，但身邊畢竟有了一個好牧人。只要他早出晚歸，兢兢業業地替天子放牧，屠宰的季節和數量掌握得比較有分寸，老百姓也就像魯迅說的那樣暫時作穩了奴隸。 但是在現實的制度運作中，老百姓什麼也不是，無論是壓力還是牢騷，什麼也傳不上去，這就難免“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因此就培養出了敲詐勒索，勾引出了官場請託，豺狼餓虎們一個個地混進了牧人的隊伍，吃得牛羊們紛紛斷子絕孫，這便是最黑的潛規則。按照魯迅的比喻，這就進入了想作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論資排輩和抽籤法可以算作灰色規則，位於白色的正式規則和黑色的潛規則之間。沿著這條灰色道路上來的放牧者則是個大雜燴，勤狗懶狗好人壞人豺狼虎豹都有，老百姓趕上誰是誰。這條灰色規則能夠大體通行，已經很不容易了。在老百姓什麼也不是的情況下，孫丕揚等有覺悟有勇氣的好乾部，運籌帷幄，建立各種同盟，巧妙地動員官場上的各種力量，經過努力才給牛羊們爭取到這個政治成果。這個成果的取得，既可以稱之為成功，也可以稱之為失敗，這大概也是各朝代總能夠維持二百多年，最後卻終於難免滅亡的道理之一。 112 第三埔潮視期：富建與官歡劉瑾潛流一、千年世界級鉅富我在“中青線上”網站讀到一條2001年4月9日釋出的訊息，標題是《千年最富50人中國6人上榜》，全文抄錄如下： 據《亞洲華爾街日報》報道，該報日前選出在過去一千年來，全球最富有的50人。其中目前仍然在世的，包括身家過360億美元的汶萊蘇丹陛下哈志哈山納柏嘉，以及當今世界首富比爾•蓋茨。 在人選的50人中，有6名是中國人，出現時間前後橫跨800年，他們分別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太監劉瑾、清商人伍秉鑑、宋子文。 《亞洲華爾街日報》還說，如果按征服土地來計算，在職業一欄是“征服者”，財富來源一欄是“掠奪”的成吉思汗可稱“天下最富”。當時，蒙古人打下了13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明武宗年間太監劉瑾被處死後，人們從他家中搜出黃金3360公斤、白銀725萬公斤。明末國庫僅得200萬公斤白銀。 清朝的和珅被查出貪汙白銀達2.2億兩。 20世紀30年代，宋子文在美學成回國後，迅即被任命為財政部長，由於其妹宋美齡嫁於蔣介石，宋子文更得到重用，且成為當時中國與美國交涉的主要渠道人物。有說劉瓂灣湸 113
1 文章的作者是Rachel Emma Silverman， 文章的標題是 “過去一千年中最富的50人， .發表時間是1999年1月11日。 114 第三端潛視購：官更與富室在40年代，宋子文可能已是全球首富了。 伍秉鑑是十三行的買辦，他繼承了當時只得少數人獲准經營的絲綢和瓷器生意，身家至少有好幾百萬銀元。 這種大視野看起來很痛快，上下千年，縱橫萬里，但我恰好留心過劉瑾的家當，也抄錄過與明朝國庫有關的一些數字，看了劉瑾家的金銀數目便感覺疑惑，似乎數字太大了。至於明末國庫的白銀存量，更是錯得離譜，張居正改革十年，國庫豐盈，太倉（專門存銀子的國庫，又稱銀庫）的白銀儲備不過600萬兩，亞洲華爾街日報卻說劉瑾一家就有725萬公斤，竟敢說明朝破敗時還有200萬公斤， 其誤差恐怕要有十倍百倍。如果崇禎真有這筆相當於二十年中央財政現金收人的白銀儲備，何至於上吊？李自成要是能繳獲這一大筆銀子，何必在京城以至全國大舉搜刮， 破壞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我隱約記得在什麼地方看到過一個數字，李自成打下北京，發現太倉裡只剩下二十多萬兩白銀，不禁感嘆道：這麼個大國，只有這麼點銀子，豈能不亡？—我查不到這個故事的出處了，姑且擺在這裡， 僅供參考。 我相信自己的感覺不錯，懷疑翻譯錯了，就上網搜尋原文，結果在 The Wall Street Journal（WSJ）的網站找到了出處。翻譯果然有些小錯。下邊是我選譯的劉瑾簡介'： 劉瑾（1452-1510） 社會地位：宮廷太監財富來源：瀆職財產：金銀中國明朝一個富得驚人的官廷太監。劉瑾濫用職權， 聚積了巨大的財富。最後因叛逆罪而被處死時，他被發現擁有黃金1200萬盎司（譯者注：折37萬公斤，而不是前譯的3360公斤），白銀2.59億盎司（譯者注：折805萬公斤，而不是前譯的725萬公斤）。作為對比，明朝倒臺時皇宮國庫只有白銀3000萬至7000萬盎司（譯者注：確實可以折為200萬公斤）。不過，關於劉瑾的財富的報道可能被嚴重誇大了，因為歷史學家們要用他的故事警告人們：太監干政時將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其實我並不想在數字和細節上較勁，要緊的是劉瑾榮登千年世界級最富排行榜這件事本身。我覺得劉瑾、和珅的上榜，揭示了潛藏在中華文明光輝表面下的大東西。我想深究的就是這種東西。華爾街錯多錯少並不要緊，只要在劉瑾“富可敵國”這個關鍵點上沒錯，我的深究便不會受到實質性的影響。不過，我還是忍不住地想多追幾步，想算算賬，折成人民幣算一算，搞清楚劉瑾家到底有多少錢。 我估計有不少人像我一樣對此感到好奇。 這一追還真追出了我自己的毛病，原來華爾街提供的劉瑾家產數字大有根據。 我總共找到了三組數字，第一組就是華爾街所依據的數字，也是最大的數字，即黃金1205.78萬兩，白銀2.59億兩。華爾街把明朝的一兩（36.9克）誤為一盎司 （31.103 克），因而將劉瑾的家產低估了7.5萬公斤黃金，150萬公斤白銀。我明白，數字太大了讓人眼暈，多兩個零少兩個零早已沒了感覺。這麼說吧，華爾街的這個誤差，僅僅白銀這一項，就超過了明朝全盛時期國庫白銀儲備的六倍。 這可不是小錯，如此大刀闊斧地削減劉瑾的家產，犯在他本人手裡，一百條命也丟了。 這第一組數字見於郎瑛的《七修類稿》卷十三，陳洪謨的《繼世紀聞》卷三。《明通鑑》說王世貞也引用過這個數字。這幾個作者均為明朝人，都不是等閒之輩。其中陳洪謨在劉瑾死時正當壯年，36歲，中進士十餘年，當過刑部和戶部的部曹，最後以兵部左侍郎（國防部副部長）退劉瓂灐瀆 115
休。這樣的人寫起劉瑾來，如同今日在財政部和最高法院幹過的人，以高階幹部的身份退休後寫陳希同或成克傑， 五百年後的晚輩小子怎敢不洗耳恭聽？ 第二組數字見於《廿二史札記》卷三十五，（清）趙翼說劉瑾有黃金250萬兩，銀5千餘萬兩，他珍寶無算。這個數字大約只有第一組數字的五分之一，但趙翼也是大名鼎鼎的史家，這本書又以挑前代史家的毛病著稱，我等晚輩也不敢不重視。 第三組數字屬於滑頭數字。《明通鑑》卷四十二列舉了第一組數字後，對比了漢朝董賢的42億錢家產，梁冀的30億錢家產，都比劉瑾差了一個數量級，作者夏燮因此懷疑對劉瑾的家產高估了。於是《明通鑑》宣佈與正史保持一致，給了個“金銀累數百萬”的說法。“累數百萬”，到底是一百萬還是九百萬？是金是銀？單位是斤還是兩？這裡的每個差別都能差出十倍，作者一概模糊過去，這樣的數字實在沒法用。當然我們也可以取最保守的態度，一概選擇小頭，說劉瑾至少有幾百萬兩銀子。 幾百萬呢？就選個最少的二百萬吧。正德元年（1506年） 劉瑾得勢，當年中央財政收人的白銀還不足二百萬兩。 從1522年到1532年，太倉平均每年的白銀收人恰好是二百萬兩。 根據會計工作的謹慎原則，我這裡採納第二組數字。 不喜歡如此保守的人，不妨把我的估算結果乘以一二三四五中的任何一個數，只要不超過五，就不算胡說八道。而擔心後代御用文人將劉瑾妖魔化，拿劉瑾當替罪羊，寧願保守至極的人，只要記住劉瑾的家產和國庫每年的白銀收入相當就行了—這筆銀子的購買力大概相當於如今的八億人民幣。 根據第二組數字，劉瑾有黃金250萬兩，白銀5000餘萬兩。他珍寶無算。我們就不算“他珍寶”，再把黃金按當 116 煞三蟪粥：富吏烏官吏時的常規一比七折為白銀，劉瑾的家產總值為6750萬兩白銀—比張居正辛辛苦苦十餘年充實起來的太倉還要多十倍。這相當於多少人民幣呢？在當時的平常年景，一兩銀子可以買兩石米，按照米價折算，劉瑾的家產相當於254.88 億人民幣。我剛剛上網查了，2000年中國大陸只有一個人夠格登上《福布斯》雜誌的全球富翁排行榜，即前國家副主席之子，中信泰富董事總經理榮智健，身家為10億美元， 不足劉太監的三分之一。 我們再冒說一句。有超人之稱的全球華人首富李嘉誠有多少錢？《福布斯》雜誌說他的家產為113億美元，2000 年在全球排第31名。李嘉誠1999年排名世界第十，這兩年讓那些IT暴發戶擠下去不少。假如劉瑾活著，他的排名恐怕還要下降。只要我們像華爾街那樣選擇第一組數字， 也就是把劉瑾的銀兩乘以五，按照米價折算，劉瑾的家產便是1274億人民幣，約153億美元，比李嘉誠還要多40億美元。 這麼大的數字，可信麼？我不敢相信把李嘉誠比下去的第一組數字，但足以把三個榮智健比下去的第二組數字就不好不信了。劉瑾一流的鉅富，即貪汙受賄瀆職而成的鉅富，在中國歷史上前有古人，後有來者，絕非孤立現象。 前邊提了一句漢朝的董賢和梁冀，積錢至三四十億。明朝前有王振，後有嚴嵩、魏忠賢，其家產清單開起來也是一長串大數目，我就不拿這些數字煩讀者了。 清朝的和珅恨不得比劉瑾還富。“中青線上”引用亞洲華爾街日報的說法，說他有2.2億兩白銀。我還見過更大的數字。據籍沒其家產的清單記載，和珅有赤金580萬兩，元寶銀940萬兩，當鋪75座，銀號42座，地產8000 餘頃。另有玉器、綢緞、洋貨、皮張等庫多座。沒收的財產總計估銀約8億兩，少說也頂四個劉瑾。乾隆末年，國家財政每年的實際收人為銀4359萬兩，和珅的財產相當劉瑾潧漉 2 明朝的一石白米為94.4 公斤，如今的零傳價至少是兩元人民幣/公斤， 按此折算. 一兩銀子價值人民幣377.6元。 117
於清朝盛世18年的財政收人’。當時流傳著一句話：“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可見同代人的感覺也支援了富可敵國的數字。 3 轉引自孫翊剛編《中國財政史》。八億兩銀子的說法，錢穆先生也引用過.見《國史大綱》下冊第866頁．商務印書館 1996年修訂第三版。 118 第三嬾灣授瓣：黨東與官更二、財政陰史國庫的銀子彙集百川，來歷分明，大大小小的河道渠道都是可以俯瞰拍照的。忽然問，一座大出十倍的水庫驚現於國庫側畔，地面徑流卻只有孤零零的一條毛渠，即正四品官員每年288石米的俸祿，摺合白銀144 兩。按照這種流量，一口水不喝，注滿劉瑾家的水庫也需要47萬年。實際上，司禮監太監劉瑾雖然也是四品官， 但明朝的立法者認為太監無須拉家帶口，用不了那麼多錢，所以四品宦官的法定收入只有日常口糧和服裝，折成銀子還不及四品文官的十分之一。這就是說，地表徑流需要500多萬年才能注滿劉瑾家的水庫，而劉瑾的積累僅僅用了五年。理論與現實相差如此懸殊，難道可以不去考察解釋麼？ 只要一想到解釋，任何人都敢斷定：地表之下必有潛流，有陰溝，有地下河。“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我們就借用世界名人劉瑾的聲望，稱這套地下網路為“劉瑾潛流”。 古有食貨志，今有財政史。我半路出家，孤陋寡聞，看過的史、志似乎都把重點放在地表徑流上：羅列各州縣的錢糧徭役，國家的鹽鐵茶馬，酒榷商稅，著重描述並解釋種種明面上的開支收人及其變遷。但是我們已經發現，地下潛流在資源的總流量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不描寫“劉瑾潛流”的財政史只能叫 “財政陽史”，如欲完整，還應該補上“財政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