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每個美國的經濟學家都為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的保護主義復興理論而感到震驚，我的女兒凱菜也是這樣。不同的是， 不像經濟學家們那樣，凱萊感到震驚的理由非常合理。 經濟學家們認為，貿易是繁榮的動力。從這一點，他們演繹出 （非常正確地）：一個拒絕貿易的國家，就是一個拒絕繁榮的國家。他們引用的研究成果表明（也很正確）：如果透過關稅或者進口配額來保護一個年薪5萬美元的美國汽車工人的工作，那麼，整體汽車消費者就會因為價格上升而每年多付15萬美元。他們認為（再次是正確的）：自由貿易，就像技術進步一樣，會使某些工人失去工作，但是，在平均水平上，一定會增加美國的財富。 這些正是我在大學教室裡進行的一些討論。我最喜歡的一種教學工具，是一個故事，是根據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教授詹姆斯•英格拉姆（James Ingram）講的一些故事的情節虛構而來的。故事講的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企業家發明了一種新技術，可以把糧食變成汽車。他在 Fair Play 11
12 海邊建了一個工廠，對工廠內部的情況嚴格保密，然後開始著手生產。 當消費者得知這種新型汽車比底特律生產的任何車型的效能都更優良，價格更便宜時，大家都震驚了。中西部的農民也被嚇壞了，因為這個工廠給他們下了鉅額的糧食訂單，要買下大量的糧食填進他們那個神秘的機器裡。而其他汽車廠的工人，由於受的是舊式的培訓， 所以他們在內心深處感到了深深的沮喪；與此同時，這項技術的進步也得到了廣泛的認可，總的來說是件好事，儘管它伴隨著越來越多的痛苦。 一天，一位好事的記者設法找到了這個工廠裡一個心懷不滿的工人，這個工人最終揭開了這個工廠的驚人的秘密。這個巨大的工廠的裡面其實是空的，工廠的後面直接通向一個裝卸碼頭，糧食從前門運進來，從後門運出去，然後運到國外去換汽車！ 這個令人震驚的新聞，一下子把這個企業家從一個眾人矚目的英雄，變成了一個臭名昭著的惡棍。趁著公眾的憤怒，帕特•布坎南的理論迅速得到了白宮的認同。 自然，這個故事的寓意是說，便宜汽車是個好東西，不論我們是透過技術進步還是國際貿易來得到它們，都是一樣的，都是好東西， 是等價的。阻斷貿易就好比關閉了許多最有效率的工廠。要支援帕特•布坎南的理論，你就不得不無視這種重要的“等價”的存在。這種有意識的“視而不見”， '，是不可能得到繁榮的。 這也就是我告訴我學生的東西。但是，對我的女兒，我沒有這麼說。跟我的學生不一樣，凱萊需要我來進行道德指引。沒錯，我可以告訴她，貿易是如何讓我們的家變得越來越富有。但是，九歲的孩子常常是特別地以自我為中心，因此，需要鼓勵他們去關心別人，關心那些需要友善的鼓勵和支援的人們。因此，我沒有告訴凱菜在經銷商那裡買汽車時，砍價省錢，對我們家來說有多棒，而是跟她談正確與謬誤的區別。 凱萊已經知道了許多是與非的東西。她在校園市場上，可是個活躍的交易者，在那裡，她常常與人交換貼花紙、卡片和奶瓶蓋。有時， 凱萊想和她的同班同學梅麗莎進行交易，但是梅麗莎卻更喜歡和另外一個班的珍尼弗進行交易。凱菜自己非常失望，但是她也明白，她不能強求梅麗莎與自己交易。更重要的是，她知道強求是不對的。 凱萊非常正直，她甚至從來沒想過讓老師介人，以禁止梅麗莎和 “外商”進行交易。只有不討人喜歡的孩子才會採取這種策略。 布坎南把美國的國會當做了一個“國師” ”，在校園裡維持秩序，確保所有的孩子都按照老師的寵兒（寵愛的行業）的方式玩遊戲。我的女兒認為這種方法很噁心。她是對的。 保護主義是錯誤的，因為它剝奪了個體的一項基本人權：選擇自已的貿易伙伴的自由。例如，以任何價格，從任何願意交易的商家那裡購買任何型別的汽車。 但是，說保護主義是錯誤的，還有一個原因。這個原因我的女兒懂，而帕特•布坎南卻不懂，而且它正是何謂一個正派人的核心。我的女兒知道，所有的人，生來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有取得成功的平等權利，它不因某人“生錯了地方”而改變，因為那條邊界本來就是想像出來的。對我的女兒來說，她從來不會對底特律的汽車工人就多關心一些，而對東京或者墨西哥城的汽車工人就少關心一些。 有人說要保全一個美國工人的工作，就要花費美國消費者多少多少錢，這都是胡說八道，把它們都忘掉吧！假如布坎南是正確的，假如他有某種神奇的方案，可以讓美國消費者以零成本保全美國工人的工作，但他的觀點仍然是不得人心的，因為他的出發點是假定美國工人比外國工人更值得保護。這世上會有什麼樣的道德基礎可以支援他這種對人類進行的醜惡分類呢？ 布坎南常常受到譴責，說他是種族主義；我也時不時地想，他常常因那種種族主義的劃分，而受到了許多不公正的譴責，並吃盡了苦頭。但是這裡面也有勸善懲惡的意味，因為他這種過分簡單化的民族主義，幾乎和種族主義一樣可惡，而且行為方式簡直就是一樣的！鼓勵人們買“美國貨”，和鼓勵人們買“白人貨”在原則上沒” 13
Fair Play 4 有什麼差別。 我們應該去關心他人。我們應該去關心我們周圍的人，我們也應該去關心那些陌生人。但是，如果這個陌生人碰巧是美國人，我們的關心就多一點，如果他碰巧是日本人或者墨西哥人，我們的關心就少一點，這是一個人最自私、最執迷不悟的本性表現。上帝保佑，我的九歲的女兒不是這樣，她對“關心” 理解得更好。 文很早以前，也就是1992年競選年的上半年，我的女兒凱菜，那時也就是五歲左右，已經明自一些政治了。那一年，每個主要的候選人都想擴大政府的規模和許可權。在職的喬治•布什在剛剛結束的4年總統任期內，大肆進行了聯邦政府的擴張。民主黨的領頭羊比爾•克林頓承諾要將衛生保健事業國有化。布什的主要競爭對手帕特•布坎南試圖關閉邊境。克林頓的主要競爭對手保羅•桑格斯（Paul Tsongas）主張的工業政策綱領就好像是由墨索里尼構思出來的一樣！順便說一句，我是認真的：參議員保羅•桑格斯在早期的勝利，可以說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人與完全意義上的法西斯主義最近的一次遭遇，一直持續到下半年，羅斯•佩羅特（Ross Perot）的出現！那可真是讓人後怕的一年！公凱菜敏銳地感覺到，她的父母沒有找到多少合適的選擇，於是， 她很想了解得更多一些。一天晚上，她讓我坐下，讓我給她解釋這個問題。我盡力用最適合一個五歲孩子的語言進行總結概括，盡全力忠實保留那些候選人的言論的精神實質。例如，我在解釋布坎南的貿易政策時，我對凱菜說，布坎南沒有考慮到，應該讓人們自己選擇買什麼樣的車。 她出去想了幾分鐘，然後回來宣佈，她已經做出決定，她要支援布坎南。她的解釋是：“我不關心我們買什麼樣的車。”
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來解釋比較優勢理論，尤其可以解釋這樣的事實：當我們購車的選擇餘地越小，車價就會越高，這樣，我們的錢也就所剩不多了，無法去買一些其他的、對一個五歲的孩子來說更重要的東西了。但是，這樣做除了毫無用處之外，還使我們做父母的有逃避責任之嫌，逃避引導凱菜的道德發展方向的責任。我沒有刻意指出一些人的確在意買什麼樣的車，而是告訴她，我們應該像關心自己的自由一樣，去關心他人的自由。 我想，在那一時刻，我的女兒已經成為一名國際貿易的專家了。 她瞭解到了問題的要點，在她的腦海裡，已經有了一個對基本道德問題的永久的、清晰的理解，而這些基本的道德問題，是許多經濟學教授常常不願意面對的。 我們這些以教書為生的人都明白一個道理：你也許永遠無法真正理解一個非常難懂的概念，但是，當你給你的學生去解釋了這個概念之後，你似乎就完全明白了。我們這些做父母的也知道一個現象：你也許永遠無法瞭解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但是，當你把它解釋給一個孩子聽後，你自己似乎也就理解了。有一門學科叫“福利經濟學”，它就是利用數學工具，根據各種不同的道德標準，來分析政策選擇。我相信，這些工具，對於任何真正想對那些非常微妙的經濟公正問題進行嚴肅思考的人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這些工具也會被用來製造一種非常難以捉摸的假象，而事實上，問題中所蘊涵的道理是非常簡單的。我們應該打破這種假象，而與一個孩子進行討論是一種打破這種假象的非常好的方法。你不可能在一個學齡前兒童面前炫耀你的技術技巧。你必須踏踏實實地講最基本的東西。我們應該關心他人的權利。問題的確就這麼簡單。 公凱萊和我都儘量不在沃爾瑪連鎖百貨公司買東西。但也並不是總能做到。有時，一個我們非常想買的東西，除了沃爾瑪，其他地方很難找到！但是，只要可能，我們就儘量在其他商店買東西。文 Fair Play 15
Fair Play 16 這是一種對沃爾瑪大肆張揚的經營方針的一種故意的反應。店裡的每個走道上都張貼著各種招牌，極力吹噓店家正在進行不懈的努力： 不賣進口商品。但是招牌上也承認，沃爾瑪也不是總能做到這一點的。 有時，沃爾瑪急需的商品，除了進口，國內很難找到。但是，只要有可能，沃爾瑪連鎖百貨公司更願意提倡：“買美國貨，你也可以做到。” 當凱萊長大到可以讀懂這些招牌時，她也懂得了這樣的道理：如果有人想讓你去關注你的貿易伙伴的種族、宗教、性別或國籍等問題， 那麼這些人就不是好人。甚至是沃爾瑪的經理們，在孩提時代也懂得這樣的道理。不願意這麼想的大人們，不得不去求助於一些非常極端的詭辯，但這些詭辯，小學生們根本就不愛聽。 這種詭辯論俯拾即是。如果不是的話，沃爾瑪連鎖百貨公司恐怕就要關張了，而加利福尼亞的參議員黛安•範因斯坦也就要下臺了。 範因斯坦參議員反對“殘酷地、毫無人道地”削減非法移民的公共衛生和教育救濟金，但是，她卻支援嚴格邊境管理，在第一地點阻止非法移民人境。也只有一個絕頂聰明的詭辯師才可以開釋這種毫不掩飾的虛偽。對參議員範因斯坦來說，她要麼是關心墨西哥人，要麼就是漠視他們。如果她毫不關心他們，那她所說的“毫無人道”又如何解釋呢？如果她確實關心墨西哥人，那她又該如何解釋自己說的“把那些墨西哥人關在墨西哥”呢？ 就像沃爾瑪連鎖百貨公司的管理層一樣，這個參議員好像贊成某種異乎尋常的觀點：對於那些碰巧住在美國的外國人，我們可以關心得多一些，而對於所有碰巧住在其他地方的外國人，我們就可以關心得少一些，而且，如果我們可以強迫這些外國人待在那條想像中的邊界線的另一邊，那麼，我們就可以不必管他們的福利問題了。我實在無法想像會有什麼樣合理的道德準則來證明這種觀點的合理性。 但是，自然了，參議員範因斯坦的動機根本不是任何道德準則； 她的惟一目的就是增加那些加利福尼亞人（大部分是盎格魯薩克遜人） 的物質利益，作為美利堅合眾國的公民，他們已經得到了許多特別的好運氣。她的觀點是，那些加利福尼亞人可以享受住在他們旁邊的墨西哥裔鄰居的衛生和教育福利的溢位效果，但是卻可以理所當然地忽視就住在往南幾百公里的墨西哥人的衛生、教育和福利。 如果說參議員範因斯坦是個原則性很強的自由主義者，那麼她應該贊成讓人們選擇他們的居住地。如果說她是個很有原則的平等主義者，那麼她對那些已經來到美國，相對富裕的墨西哥人的無比關心， 和她對那些還困在邊境另一邊的貧窮的墨西哥人的漠不關心相比，絕對是非常不平等了，而這些墨西哥人在早先沒有移民之前，原本就是鄰居。因此，我們只能說她根本就毫無原則性可言，這樣才可以解釋她為什麼能有這樣的謬論：要求人們給富裕的少數人提供更多幫助的同時，給貧窮的多數人提供更少的幫助。 因此，可以說參議員範因斯坦在為她的選民服務時，是根本不考慮任何是非曲直的。這也許就是我們對政客們的所有指望了（而且， 這也許就是一個很好的理由，使我們儘可能地、隨時隨地限制所有政客的權利）。而她總提到的某些人的“殘酷”和“沒有人性”都說明， 她非常重視給自己的行為施放煙幕彈，而她所說的“那些人”都是些不贊成她的提議的人。我敢打賭她已經施放這樣的煙幕彈了。如果在這篇文章中，給參議員範因斯坦提供和我一樣的發揮篇幅，毫無疑問， 她一定會捏造一些淺薄的、似是而非的東西來擺弄她那些自相矛盾的觀點。但是我想我的女兒可不會買她的賬。 現在，繼續把你的觀點和你的孩子交流一下。向他們解釋說，有一個美國參議員認為，碰巧住在美國且相對富裕一些的外國人，應該得到一些額外的利益，而碰巧住在墨西哥的且相對貧窮一些的外國人， 就應該被拋在腦後。在經濟學課堂上，我們可以非常嚴肅認真地討論這些議題，因為我們忽略了它徹頭徹尾的荒謬性。給孩子解釋這些的好處就是，為了讓他們可以理解，你必須去掉那些冗長的空話，而且必須把那些隱晦的偎設解釋得非常清楚。 公在教科書中，自由移民的案例和自由貿易的案例非常 17
Fair Play 18 相像：我們為所有的美國人計算成本和利潤，認為利潤必須超過成本。在自由移民的案例中，成本是由美國工人來承擔的（他們因為工資下降而受到了損失），而利潤則由美國的資本家獲得了（他們從工人的工資下降中獲利）。任何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學生，都會在一個圖表中用面積來表現成本和利潤， 並且運用一些最基本的幾何學就可以計算出代表利潤的面積要比代表成本的面積大。文在這個幾何學中隱藏的內情是這樣的：當一個工人少掙一美元， 資本家必定會多掙一美元。就此範圍來說，利潤和成本恰好是平衡的。 但是，資本家可以享受一部分額外的利潤：工資成本的下降，使他們可以從擴大經營規模中再次獲利！因此，資本家得到的，要遠遠超過工人所失去的①。 如果你認為這種成本一利潤分析可以作為一種合理的政策指引 （而且，如果你要相信這種教科書上的分析已經包含了所有相關的成本和利潤專案），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到一種自由移民的論點。大多數經濟學家，包括我，都堅信，成本一利潤分析都跟政策有關，大多數經濟學教科書中都有一些經過證明的關於這些相關性的論據。比較有特色的是，這些論據部分迎合了一種赤裸裸的利已主義（如果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始終如一地遵循成本一利潤分析，那麼大多數美國人，也許還包括你自己，最終將所得多於所失）；這些論據部分還迎合了一些道德準則（成本—利潤分析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成本就是成本，不管由誰來負擔它）。 迎合利己主義我可以理解，但是迎合一些道德準則就是胡說八道 ① 記者們似乎認為，國外競爭的成本，可以用由此而帶來的美國工人失業的人數來衡量。但是恰恰相反，事實並不是這樣。有一些美國人雖然失業了，可是他們對工作並不是非常在意，並不是把他們的工作放在生活的第一位；他們認為與其接受減薪來應對新的競爭者， 倒不如放棄工作。而最大的受害者是那些非常珍視他們的工作、非常想維持他們的工作的人， 他們幾乎承擔了減薪的所有影響。
了。但是事實上，這種獨特的成本一利潤分析，並不是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它對所有的美國人是公平的，但是完全忽視了那些目前還不是美國人，但卻希望成為美國人的人群的利益。 碰巧的是，承認那些外國人是“人”只會加強這個辯論的結論，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找不同的藉口沒有任何壞處。這些藉口可能有某種說服力，因為儘管我們極力地忽視開放邊境對許多人顯然十分有益這一點，但我們卻仍然得出開放邊境是一件好事的結論！這就好像下國際象棋時你讓了對手一個“後”，而最終你還是贏了這局棋一樣。 還很湊巧的是，經濟學界還存在一種觀點，是說新到的移民的收益是可以忽略不計的。這種觀點認為：如果有足夠多的墨西哥移民進人美國，他們就會將美國的工資水平和工作條件下壓到墨西哥的水平， 這樣一來，他們自己將會一無所得。因此，我們正在“忽略”的那些收益，就永遠不可能實現，再者，從這個分析看來，對這些人群忽略不計也不會給我們帶來任何損失。 但是，在這個論點中，有一點很讓人費解，那就是它假設所有的墨西哥人都是毫無區別的。但是，有的墨西哥人會有一些特殊的技能或者是機遇，使他們可以在美國發家致富，即便他們在美國碰到的條件和墨西哥一樣！另一種類似的假設，即假設所有的美國工人都是毫無區別的，將會導致這樣一種結論：當工資水平已經降到了一個特定的水平時，在職的和失業的美國人都很滿意，因此，沒有任何美國人會因為外國人的競爭而導致失業，從而受到傷害。 所有這些都是可以在課堂裡反覆研討的東西，在課堂上，我歡迎任何形式的辯論。這種辯論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所有這些都無法真正領會一個孩子的想法（有時也可以說是某些大人的想法）。民歌雖然說是天真，但是那些唱歌的幼稚的年輕人也並沒有什麼絕頂的智慧啊！我們的要求不能太高了。 我的意思是，要想嚴肅認真地洞察像貿易和移民這樣的問題，必須要由有思想的成年人來完成。但是，有時候透過與一個孩子對話， 19
20 一個成年人的思想可以變得更加深刻。正反方意見都很重要，但是， 還有一件事情很重要，那就是你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方式來告訴一個十歲的孩子，你不願去關心那些遙遠的墨西哥人的問題。 文在凱萊三歲的時候，一天，她蜷在我的懷裡看動畫片 《老鼠也移民》（An American Tail），故事講老鼠克維茲 （Mousekewitz）一家從老貓的壓迫中逃了出來，跨過大海逃往一個夢想中的自由國度。當自由女神像如人所料地隱約出現在遠方時，凱萊不由地抓緊了我的手。當老鼠克維茲一家上岸後，凱萊長長地鬆了一口氣。但是，災難很快降臨了。 老鼠菲弗（Feivel）被強迫去一個血汗工廠（sweatshop）勞作，終日被拴在一臺縫紉機旁。凱萊起初被嚇壞了，然後便是憤怒，她把小手按在小屁股上，大聲宣佈：“這不是美國！”眾當然，她是對的。那不是美國，最多隻是美國的一小塊，沒有什麼代表性的一小塊。凱菜不知道菲弗的孩子們將擁有他們自己的裁縫店，他的孫子們將要或者已建立起龐大的商業帝國，或者去治病救人， 或者去擴充套件人們的知識領域。她不知道美國將對老鼠菲弗一家信守它許下的諾言，將成倍地回報他們。她只知道她想讓菲弗幸福。對一個三歲的孩子來說，這也不錯。 那個標誌著菲弗一家獲得自由的自由女神像上寫著： 送給我吧，你那些疲乏的和貧困的擠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眾； 你那熙熙攘攘的岸上被遺棄的可憐的人群； 把那些無家可歸的、飽經風霜的人們一起送給我。
我站在金門口， 高舉自由的燈火！ 我不知道凱菜對這些詩能看懂多少，但是我知道，她理解了詩中的情感。 Fair Play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