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係數以及裙帶主義參加並贏得“二戰”那代美國人帶頭建立了與美元掛鉤的世界經濟新秩序，並使美國擁有了無可匹敵的世界經濟霸權。他們被湯姆·布羅考 （Tom Brokaw）貼上了“最偉大的一代”的標籤，“他們在每個方面都取得了成功……並且拯救了世界……他們給世界帶來了在漫長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科技、文學、藝術、工業和經濟成果”。[1]他們養育了嬰兒潮那代人，並開啟了將美國塑造為“特殊國家”的道路。 戰後，美國對之前的敵國（德國和日本）提供了空前廣泛的援助。[2]當然，美國也沒有忘記其盟國，美國的援助對它們的重建同樣至關重要，尤其是經歷了6年災難的歐洲國家。不過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把關懷和財富更多地轉回國內，大幅擴充了社會福利專案，以幫助那些未能享受到戰後繁榮的落後者。此外，50年代開始的民權運動對改變美國的國內社會議題影響深遠。 儘管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快速增加，70年代早期之後，收入不平等狀況卻開始無情地加劇（參見圖11-1）。[3]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狀況在近年來惡化到如此嚴峻的地步，致使美國的政治版圖出現了巨大裂縫， 政治團結度滑落到“二戰”之後的最低谷。
* 在1964年之前，平均小時工資率只包括實物產品行業的工人。 圖11-1 資料來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 Department of Labor; Standard and Poor’s. 收入不平等：基尼係數的提高在“二戰”期間受到政府嚴格管制的美國經濟，在戰後由於快速復原和彈性十足，其收入差距在多年中保持在較小的程度。測算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係數——以義大利統計學家和人口學家克拉多·基尼 （Corrado Gini）命名——在戰後初期的家庭收入中大約只有0.38，至60 年代末期甚至繼續走低。h 剛擺脫戰爭的美國經濟的工業化程度極高。當時的高技術和高薪資行業製造業在1953年佔GDP的28%，而今天的高收入行業金融和保險業在那時只佔2%。可是到2011年，製造業在GDP中的比重滑落到11%，金融和保險業則提升到8%。 美國的高中已經講授了操作當時的資本裝置所需要的技能，戰後幾乎1/3的勞動力擁有高中畢業證。此外，戰爭期間軍隊開展的各種技術培訓，以及戰後透過的《退伍軍人法》（GI Bill）[4]對於教育的促進， 也都補充了戰後勞動力的技能儲備。老兵們足以勝任複雜的製造生產線和普通的經濟基礎設施的管理工作。小時產出率在1946~1973年以年均 2.7%的速度提升，實際工資水平隨之上漲。美國的企業介面臨戰後初期社會對於消費品的極度飢渴，必須全力開工。有可能影響產量的罷工對企業來說代價極其高昂，因此它們儘可能滿足勞方對工資福利的要求， 以避免衝突。[5]外國的生產設施受到戰爭的極大破壞，美國製造商遇到的進口產品競爭很少。在這種有利環境中，工會作為集體談判的組織蓬勃發展，企業有能力提高產品售價，也可以滿足工會的要求。
黃金時代大多數工廠員工和其他技術工人的工資提高，足以使他們安居樂業。[6]我記得曾拜訪過幾位從戰場歸來的朋友，他們住在長灘的萊維頓 （Levittown）。這裡是個典型的城郊社群，這種社群在戰後的美國似乎在一夜間就遍地開花。冷戰的出現與核戰爭威脅是現實，但不能消減從美國的世界霸權中滋生的自豪感與狂熱情緒。我們擁有幾乎一半的全球 GDP和無限的未來。在戰後初期（1946~1970年），收入差距變化確實非常平穩（參見圖11-1）。這意味著，在生產線上的重複式勞動崗位的工資與腦力性質的崗位保持著穩定的比率。自動化才剛剛開始。 但在以後的歲月裡，我們看到重複性工作逐步被低勞動力成本的外國競爭對手取代，尤其是中國和東亞其他國家，而且機器人技術越來越成熟。[7]由此增大的不平等最顯著地表現在被掏空的中產階級家庭的收入上。美國的基尼係數在20世紀70年代轉向上升，並在此後35年維持了上升趨勢，這背後有很多相互關聯的原因。 全球化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全球化及其各種實現形式。隨著世界其他國家的復興，美國進口的產品和服務為美國的中等收入職業、尤其是有工會組織的勞動崗位帶來了越來越大的壓力。私人部門僱員中加入工會組織的比例從20世紀50年代的35%左右下降到2012年的7%。罷工或罷工威脅（50年代勞方最有力的武器）迅速消失。2012年，參與罷工的員工人數不到50年代平均罷工人數的1/10。因此，工會僱員相對於非工會僱員的工資溢價在最近幾十年事實上已被消除。[8] 70年代的基尼係數的迅速提升部分反映了工會勢力的削弱。
在媒體大幅報道中國人逐步取代美國人的工作崗位的時候，越來越多的“超級富豪明星”出現在國際舞臺上，也給基尼係數增加了上升壓力。這一趨勢的最好表現莫過於甲殼蟲樂隊在60年代的崛起。4個蓬頭青年原本在英格蘭的利物浦過著樸素的生活，然而當他們在國際舞臺上爆紅，能夠開啟龐大的國際唱片市場並能在更多的觀眾面前演出之後， 收入隨即劇增。如果沒有便利的國際交通和分銷網路，他們可能只會在利物浦相對低調地繼續其職業生涯。然而最重要的是，甲殼蟲樂隊並非唯一特例，還有眾多體育明星和娛樂界人士也跟他們一樣獲得了頂級收入。如果離開噴氣式飛機，這些高收入者的數量會少得多。 教育界的基尼係數全球化帶來的超級富豪效應甚至威脅到收入分配最不容易受到影響的勞動力領域——教育界。講課是項地域性很強的工作，聽眾人數有限，教師薪酬反映的只是一對一或者最多一對幾百人的經濟效益。然而，這種狀況正在改變。美國某些名牌大學的知名教授已經透過網際網路同時給數千人授課。這將創造一個與擁擠的教室完全不同的教育空間。 此類免費網路課程要想成為大學的收入來源，或許還需要些時日，但最終這些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將支付給那些知名教授，這個現象會相應推高教育界的基尼係數。 股票價格的支配作用對收入差距的影響比全球化和超級明星現象更為突出的因素，是與股票價格有關的收入的增長。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資料，投資組合管理和投資銀行業屬於待遇最高的產業。如圖11-1所示，基尼係數的大小與標準普爾500指數同產業工人平均小時工資的比率存在顯著相關關系，股票價格收益遠遠超過工人工資的漲幅，與基尼係數的提高基本吻合。然而近年來，吸引了最大關注的話題還是首席執政官們的薪酬水平的大幅提升，尤其是相對於產業工人的平均工資而言。[9],[10]股票價格與非高管層平均工資的比率在過去半個世紀有所提高，反映出非高管層員工在國內總收入中的佔比下降，而那些收入與股票收益，例如分紅、 利息、租金、股票期權和資本收益（最後這項並未納入基尼係數的計算）等，有重要聯絡的人所佔的比重則在上升。關於薪酬待遇的資料明確顯示，執行長的總薪酬同其所在公司的股票市值密切相關。[11] 入職美聯儲之前，我在15家公司的董事會工作過25年，經常加入各公司董事會的薪酬委員會，親眼見證了這個體制的運作過程。我在2007 年寫道：“決定執行長薪酬標準的董事們說，執行長的關鍵決策對公司的市值有巨大的撬動作用。在全球市場上，一個正確的行動與一個近乎正確的行動的差別，可能達到數億美元的量級。就在一代人之前，市場空間還小得多，其差別可能只有數千萬美元。持有這種觀點的董事會感到，尋找最佳執行長的競爭非常激烈，他們顯然也願意支付必要的代價來簽下那些‘明星’。”[12]我還應該補充一點，即用較低的薪酬水平應該能得到次優選擇，但之所以說是次優，是因為這些人的平均成功率遠遠低於最優選項。考慮到大型企業的平均市場規模，成功概率的提高往往足以彌補頂級經理人才所要求的薪酬溢價。當然我必須誠實地指出，董事會的決策並不總是遵循“最佳實踐”。我在《動盪的年代》中分享了自己在各公司董事會上的工作經驗，那些日子並不總是令人愉快的。 離開美聯儲後，我沒有再參加過任何企業的董事會。但目前看來， 我過去（加入美聯儲之前的1962~1987年）所看到的執行長們曾經有過的巨大權利正在顯著縮小，越來越多知名公司正在變成準“政府扶持企業”。這必然導致公司的治理水平退化。如果不能將其逆轉，我們的勞動力質量的增長將開始放緩。
學校教育的迴音在“二戰”結束時，美國的教育機構傳授的技能在全世界都受到贊許。來自各國的學生都認為，來美國接受的教育是不可能在自己國家獲得的。美國的大學學位受到熱捧，這種情況基本上延續至今。然而，美國的中小學教育體制卻落後了。1995年的《國際數學與科學研究趨勢》 報告的資料顯示，美國學生的水平在全球的相對位置之低令人震驚。這個報告和其他有關美國12年級教育體制缺點的測評，推動了近年來的某些改進並顯著提高了學生成績。 不過，20年前學校教育的惡化會不會在今天有所反映，即當時接受教育的那批人的收入水平較低？在接近15年之後，我們從理論上可能會看到，教育質量下降的某些證據將表現為經濟發展步伐減慢，尤其是生產率及其邊際替代指標——實際收入水平。然而，資料並未顯示這種趨勢。由15~24歲的人主導的家庭、35~44歲的人主導的家庭與45~54歲的人主導的家庭，各自的收入比率直至2011年依然保持穩定。這表明，教育失敗可能只是表現為部分勞動力水平的下降，而且我必須承認，很難想象會有其他結果。然而證據並不特別令人信服，這說明其他領域的經濟扭曲才是收入差距的根源。 勞動力市場失衡與H-1B補貼以上資料並不意味著勞動力在總體上不存在扭曲。許多僱主稱難以招募到需要的技術工人，這個擔憂也反映在最近新招聘的崗位所佔的比例上，2013年3月的水平與2007年同樣高，當時的勞動力市場曾經更為緊張，各種型別的員工都短缺。這說明，勞動力整體的技能結構已不能滿足我們的資本基礎設施的複雜程度的需要，尤其是高技術產業。
一個遠沒有得到應有重視的經濟政策領域是移民改革。向廣大外國技術工人開放美國的技術工人需求，可能比大多數其他政策都有助於阻止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惡化，這些外國工人可能願意填補美國的技能缺口，而且（最重要的是）願意接受更低的工資。障礙顯然在於H1B（特殊專業人員/臨時工作簽證）移民限制規定，其目的是保護和補貼本國的高收入者，減輕全球工資水平帶來的競爭壓力。 如前文所言，金融和保險業在GDP中所佔比重自“二戰”結束以來提高了近3倍：從1947年的2.4%到2012年的7.9%。這個行業在今天屬於全國收入最高的行列，部分原因是它們受到移民限額的保護，阻礙了本來可以壓低工資水平、降低基尼係數的競爭者的進入。《經濟學人》雜誌指出，對技術工人的簽證需求“自2003年以來每年都超過供給，而美國國會反而把此類簽證的提供量削減了2/3”。除了對工作簽證和綠卡的數量限制帶來的問題外，政府用漫長而昂貴的稽核過程要求僱主“證明他們曾經首先尋找適合某個崗位的美國人，但最後並未找到”，這就導致僱主首先排除僱用高技能的外國人的可能性。[13]這個長期被耽誤的改革極其重要。 結論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主要來自資產價值與主體勞動力的工資水平的角逐。差距增大可以視為勞動和資本在競爭市場上獲取的國內總收入份額的結果。在“二戰”結束後的初期，勞方佔據主動地位。世界其他國家剛剛復甦，來自進口的競爭非常罕見。罷工和拖垮企業的威力使勞方在談判桌上擁有優勢。世界的改變始於不起眼的大眾汽車，這種小型的便宜汽車首次大批次進入美國。美國的汽車製造業當時主要關注強勁動力的大型車，似乎不需要擔心夾縫中的小型車市場。 但是，對美國世界市場霸權更大的打擊來自1959年的破壞性罷工，
它導致美國的鋼鐵業歇業了116天之久。國內的鋼鐵使用者曾經把進口鋼鐵當成次品甚至視而不見，此時都不得不嘗試使用。在我的記憶中，這些鋼鐵買家很驚喜地發現，用作替代品的進口鋼鐵的質量非常不錯。這是美國在戰後鋼鐵市場上自詡的無敵優勢的終結。美國鋼鐵協會 （American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隨之從自由貿易的強烈支持者（因為美國是鋼鐵出口大國）很快變成“進口控制”政策的擁躉。我很痛心地記得，美國鋼鐵協會找到了湯森–格林斯潘公司，希望為其遊說策略提供幫助，但我們拒絕了。我們當時的客戶中有10家大型鋼鐵公司。看到牆上寫的這些內容，我馬上開始對公司的客戶基礎進行多元化開發。 全球化當時正在勃興，美國的進口同樣如此。我們從戰後初期接近全球GDP的一半下滑到1980年後的平均不足30%。進口產品從1947年佔 GDP的2.5%增加到2012年的14.6%（參見圖11-2）。勞動力中工會會員的比重也開始下降，罷工行為迅速減少。企業利潤佔國民收入的比重， 在經歷過戰後初期的下降趨勢之後，從20世紀80年代早期開始回升，股票價格隨之上浮，其漲勢也帶來了收入差距的擴大。這個趨勢一直持續到2008年危機爆發。1993~2006年的狂熱繁榮在2008年之前形成了對資方絕對有利的環境。政治上很少聽到反對這種商業氛圍的聲音。
圖11-2 資料來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如何才能制止乃至逆轉對社會不利的收入差距擴大現象？使美國從國際競爭中撤退是不戰而敗，那隻會降低國內外經濟活動的總體水平， 威脅美元目前還無可爭議的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類似的是，限制股價的長期上漲或限制資本存量對勞動投入的比例，也會產生類似的效果。 對高收入群體的稅收是有限的。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的說法，到2009年已經有超過94%的個人所得稅是來自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遠遠高於 1979年的65%。 自動減赤然而，危機的爆發導致民主黨和共和黨嚴重分裂，並且引發了最近的“財政懸崖”、無意的自動減赤，以及在必要的立法合作上的普遍破裂。 這種破裂似乎間接源自於半個世紀以來社會福利支出的近10%的年增幅。福利支出增長本來得到了兩黨的聯合支援，歷史上的預算彈性對於找到各方均可接受的預算彈性至關重要，然而自2001年以來，減稅導致財政靈活度顯著下降。 正如本書第九章所述，社會福利支出增長對資本投資的擠出效應幾乎達到了1∶1，從而嚴重影響了經濟增長率。它帶來的意外和尷尬後果是，我們為未來的社會福利專案籌資的能力備受壓制。回頭來看，我得到了這樣的結論：如果自1965年以來，我們對社會福利專案的支出與名義GDP保持同步（年均6.8%），而非實際的年增速（9.4%），[14]那我們仍可以實現社會福利目標（雖然比預期稍慢），同時又不會損害美國的增長發動機，而增長無疑是社會福利支出的最終來源。
清晰圖景當然，回頭看的時候我們總能看到很清晰的圖景。正如第九章所述，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財政政策在當時被視為過於嚴格，導致“財政拖累”效應，限制了經濟增長。我不記得人們對矯枉過正的政策反應有任何擔心，包括減稅和擴大支出的後果。實際上，美國聯邦政府的淨儲蓄在1959~1966年也的確保持盈餘。但現在來看，我們未能充分認識到福利支出擴大對於國內總儲蓄以及由此對經濟增長會產生的緊縮效應。 過去半個世紀的增長率放緩，使我們進一步擴大福利權益的空間大大縮小，尤其是繼續壓縮自主性支出專案的幅度已經十分有限。扭轉目前的方向在經濟上顯然是可行的，而且如果不這麼做，我們將面臨再次陷入痛苦的金融危機的風險。美國的財政問題表現在，近年來政府支出中靠借款而非稅收的比例急劇提升。該比例從2001財年的零提升到了 2010年早期的45%，在2013年依然達到令人擔憂的20%左右。 即使把預算赤字下調到較為穩定的債務–GDP比率的程度，也意味著永久性地減緩支出增長或者大幅提高稅收收入。選民們已經習慣於不但有一定量的新福利出現，還能保持現有福利的繼續擴大。國會中許多經常要求減稅的議員正面臨嚴峻的現實，他們已經批准的福利增長計劃，如今必須想辦法找到資金支援。 轉折雖然看似困難，但要求進行如此重大的政策轉向在歷史上其實也有很多先例。例如，瑞典受到高度讚譽的福利國家制度在1990年遭遇危機，此後被迫啟動重大回撥，政府支出在GDP中所佔的比重從1993年到 2012年大幅降低，收支恢復了平衡，經濟競爭力也顯著增強。瑞典人知道仍有很多方面可以改進，不過《經濟學人》雜誌在對瑞典和其他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復興進行廣泛分析後的結論是，“在未來數年，世界將繼續關注北歐模式”。[15] 要證明市場競爭的不可思議的力量，斯堪的納維亞各國的表現絕非特例。人們很少會把西方民主小國瑞典同中國進行對比，但中國同樣也展示出了在解除市場管制、讓競爭發揮作用後的傑出的經濟活力。此外，我們必須高度稱頌瑪格麗特·撒切爾的非凡毅力，她在20世紀80年代使英國擺脫了痼疾。 遺憾的是，2009年之後美國走向了相反的道路。為應對2008年危機而採取的擴張性政策措施，未能恢復危機前的增長勢頭，其原因已經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