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磁學理論的集大成者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針對高壓嚴控將如何導致事與願違，甚至全線崩潰，提供了科學的佐證。“調節器”這個奇妙裝置的功能就是透過補償突然發生的變化，來控制蒸汽機的速度。其目的是穩定蒸汽機，這一點它顯然做到了，但矛盾的是，有時候它自己卻會導致蒸汽機產生一些反覆無常的行為，甚至崩潰。事實上，輕度控制是最有效的；嚴密控制會導致過度反應，有時甚至造成機器的分崩離析。在1867 年發表的一篇題為“論調節器”的著名論文中，麥克斯韋透過對調節器的行為建模，以數學方式論證了嚴格地控制蒸汽機的速度將導致不穩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可以將麥克斯韋嚴謹的數學推導以及有關嚴控的危險推而廣之，幫助我們揭穿偽穩定和隱性的長期脆弱性的真相。在市場上控制物價，或者消滅投機者這些所謂的“噪聲交易者”以及他們所帶來的溫和波動，會給人以穩定的錯覺，殊不知，由此形成的平靜期卻可能被激烈的起伏打斷。因為大家不能適應波動性，因此，他們將最輕微的價格變化也歸咎於內幕訊息或系統狀態的變化，繼而引起恐慌。當一種貨幣從來沒有發生變化時， 微小波動就會讓人以為世界末日來臨了。因此，一定程度的混亂反而有助於穩定系統。 事實上，給人一點點困惑有益無害——對你有好處，對他們也有好處。讓我們看看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體現這一點的，想象一個非常守時和可預測的人，他每天晚上6 點鐘準時回家，15 年如一日。你甚至可以根據他到家的時間來校準你的鐘表。但如果哪天他哪怕只遲到了幾分鐘，他的家人也一定會因此感到焦慮。而一個行程表波動性稍大，因而行為不太可預測的人（比如說他到家時間前後總有半小時誤差），則不會讓其家人焦慮。 變化也可起到大清洗的作用。小森林的定期火災清洗了這個系統中最易燃的樹木，令其沒有機會繼續繁衍。而系統性地預防森林火災以確保“安全”的措施，卻將導致下一場火災的程度更加慘重。出於同樣的原因，穩定並不利於經濟的發展：由於缺乏挫折的磨鍊，企業在長期的穩定繁榮中變得非常脆弱，隱藏的脆弱性在平靜的表面之下暗暗積聚，因此，將危機延後並非良策。同樣的，市場缺乏波動性會導致隱性風險肆意增長。市場越是長時間地規避了動盪，當危機真正來臨時，損失就越慘重。 這種穩定帶來的不利影響可以以科學的建模清楚明瞭地呈現，但是在我做交易員的時候， 就曾聽人說過，交易老手（而且是經驗豐富的老手）會使用一種啟發法：當市場創下“新低”， 也就是跌至許久不遇的低谷時，人們會爭相“割肉”逃離市場。不捨得割肉的則會遭遇更大的損失，乃至陷入深淵。如果這是一個你多年，比如兩年，都未見過的市場低位，我們將其稱為“兩年來的新低”，那麼它會比“一年來的新低”導致更多損失。老手稱之為“洗牌”， 就是將“菜鳥”排擠出局。“菜鳥”顯然是那些脆弱但不自知的人，他們被一種虛假的安全感所矇蔽。當許多這樣的意志不堅者紛紛出逃時，就造成了市場的崩盤。一個持續波動的市場不會讓人們長時間處於沒有任何“洗牌”風險的平靜期，但這也防止了那種摧毀性的市場崩盤。 正如一句拉丁語諺語所說：浮而不沉。 飢餓的驢到目前為止，我們的論點是，阻止一個反脆弱性系統出現隨機性，並不總是一個好主意。
現在，讓我們看看一些以新增隨機性為標準操作方法的情況，因為隨機性作為一種必需燃料， 是反脆弱性系統必不可少的。 一頭又飢又渴的驢剛好站在距離食物和水一樣遠的地方，由於在先喝水還是先吃草這兩個選擇間難以取捨，它不可避免地死於飢渴。但如果它被隨機地往水或食物的方向推進了一步，問題就解決了——驢子得救了。這個假想實驗是由中世紀的哲學家讓·布里丹引入的， 所以這個比喻被命名為“布里丹之驢”。除了複雜的哲學理論，布里丹的另一個貢獻就是引入了思維實驗。當某些系統陷入危險的僵局，只有隨機性才可以解救它們，給它們自由。你可以看到，在這裡缺乏隨機性必死無疑。 將隨機性噪聲注入系統以改善其功能的想法，已在各個領域得到了應用。透過一個被稱為隨機共振的機制，我們可以在背景中新增一些隨機性噪聲，從而使你聽到的聲音（比如音樂）更加真切。前面我們看到，過度補償的心理影響會幫助我們在一片噪聲中捕捉訊號；但在這裡，我們講的不是系統的心理特性，而是物理特性。微弱的求救訊號，弱得很難被遠端接收器收到的訊號，在有一些背景噪聲和隨機干擾存在時反而可以被聽到。往訊號中新增隨機性電子噪聲會將訊號的音量提高到檢測臨界值之上，從而被聽見，在這種情況下，沒有比隨機性做得更好的了，而且隨機性是完全免費的。 再來看看冶金工業中的退火工藝，這是一種使金屬更強韌、質感更均勻的技術。它需要給材料加熱並控制其冷卻過程，以增加晶體的大小，減少瑕疵。正如“布里丹之驢”一樣， 熱量導致原子脫離最初的位置，隨機地在高能狀態下漫遊；冷卻則給予它們更多的機會，尋找新的、更好的結構。 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透過觀察父親看到了另一種版本的退火效應。我的父親是一個固守習慣的人，每天一回家就擺弄他的木製晴雨表。他會輕輕地敲擊晴雨表，看看這個自制的天氣預報表上顯示什麼讀數。敲擊晴雨表產生的壓力會讓指標鬆開，並使其找到真正的平衡位置，這稱得上最古老的反脆弱性系統了。在冶金技術的啟發下，數學家們發明了一種名為模擬退火演算法的計算機模擬法，為問題和情況帶來更普遍和最佳化的解決方案，這種解決方案只有隨機性才可以提供。 隨機性在搜尋工作中也起到了作用，有時甚至比人更管用。納森·梅爾沃德讓我注意到 1975 年發表於《科學》雜誌上的一篇很有爭議性的論文，文章稱隨機鑽探比當時所用的所有搜尋鑽探法產生的結果還要準確。 而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波動往往被斥為混亂，但經歷著波動的所謂的混亂系統卻可以透過隨機性保持穩定。我曾看過一個怪誕的隨機效應展示，這是一位在讀博士生做的。他先是讓球在表面呈穩定性波動的桌上亂跳，這些穩定的衝擊讓球跳得雜亂無章。然後，就像變戲法一樣，他動了一個開關，球的跳躍立刻變得有序而規則。更神奇的是，這種從混亂到有序狀態的變化並非透過消除混亂達成的，而是透過新增隨機性，也就是完全隨機的低強度衝擊。我看完這個美妙的實驗後興奮極了，簡直想大聲地告訴街上的每一個陌生人：“我愛隨機性！” 政治退火我們在現實中很難向人解釋，壓力與不確定性在生活中大有裨益，所以你也可以想象， 如果這樣向政治家們解釋會出現何種情況。殊不知，政治領域恰恰是最需要一定劑量的隨機性的地方。 我曾讀過一個電影劇本，這個劇本改編自一個寓言，非常具有想象力。故事發生在一個完全由隨機性統治的城市裡，統治者隔一段時間就會隨機地給他的臣民分配一個新的角色。 比如說，屠夫將成為一個麵包師，麵包師將成為一個囚犯，諸如此類。最後，人們奮起反抗統治者，要求將穩定作為其不可剝奪的權利。 我馬上想到，一個截然相反的寓言應該這麼寫：不是統治者隨機分配公民的工作，而是讓公民隨機分配統治者的角色，也就是透過抽籤的方式來指定統治者，當然也可以隨機解僱他們。這類似於模擬退火效應，而且效果也毫不遜色。我們發現，實際上古人——又是那些古人！——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雅典議會的成員是透過抽籤的方式決定的，這一方法是為了保護整個系統免於退化。幸運的是，現代政治制度也對這種效應進行了研究。在計算機模擬實驗中，亞歷山德羅·普盧基諾和他的同事們發現，議會中加入一些隨機選定的政治家反而有助於促進議會制度更好地發揮作用。 或者，有時系統會從不同型別的壓力中受益。對伏爾泰來說，最好的政府就是間或玩弄政治暗殺伎倆的政府。弒君的效果類似於敲擊木製晴雨表，以使其更好地工作。這產生了一些往往很有必要的重新洗牌，而且是從來沒有主動要求過的洗牌。頂層出現的真空引發了退火效應，促使新領導人的出現。社會早亡率的下降對我們來說當然是好事，但它剝奪了自然管理下的優勝劣汰。謀殺是黑手黨接班的標準程式，最後一次眾所周知的退火行動是約翰·戈蒂在紐約牛排館門口謀殺了前任黑手黨教父，順理成章地成為新的頭領。而在黑手黨之外， 比如老闆和董事會成員，他們的在位時間更長，這是在許多領域都存在的一個事實，比如執行長、終身學者、政治家們、記者——看來，我們需要隨機抽籤來決定他們的去留， 從而打破僵化的局面。 不幸的是，你不能隨機決定政黨的存留。如今在美國困擾人們的並非兩黨制，而是為什麼永遠是這兩個政黨進行角逐，它們的系統內不存在內嵌的到期日。 最後，古人多少是在逆境下完善隨機抽籤的方法並將其融入占卜中的。這些抽籤的目的實實在在地是要挑選出一個隨機的解決方案，但又不用自己做出決定，並終身承擔該決定帶來的後果。你按照神的指示行事，那樣就不用揣摩自己的真實意圖了。有一種方法被稱為“維吉爾卦”，即把命運交託在詩人維吉爾的史詩中，其方法是隨機開啟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 將第一時間讀到的話語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你應該使用這樣的方法來推動每一項棘手的業務決策。我會不斷地重複這一點，直至聲嘶力竭：古人開發了隱秘而複雜的方法和技巧來探索隨機性。舉例來說，實際上我在餐館裡也嘗試過隨機點餐法。由於選單冗長複雜，往往置我於被心理學家稱為“選擇的暴政”的境地中，以至於每次做完選擇心裡就有一種不安的感覺，暗示自己其實應該點其他菜品。因此，我嘗試盲目地、系統地跟隨桌上最胖的那個人點單；如果沒有這樣的人，我就隨機地從選單上選擇，根本不看菜名，心安理得地讓太陽神幫我選擇。 一枚名叫“穩定性”的定時炸彈我們曾看過一種說法：缺乏火災會讓高度易燃物質越積越多。每當我告訴人們，政治動盪乃至戰爭的缺乏，將導致破壞性力量在平靜的表面下逐步積聚時，他們總是萬分震驚和憤怒。事實上，我認為這用簡單的推理就能證明，在缺乏危機的情況下，隱藏的風險會逐步積累，因為人們傾向於將越來越多的風險隱藏在統計分佈的“尾部”，事實上，這提高了遭受罕見惡性事件打擊的風險。 （小規模）戰爭能拯救生命嗎？ 反啟蒙運動的政治哲學家約瑟夫·德·邁斯特曾說，衝突強化了國家的力量。這樣的說法極具爭議性——戰爭不是好事，而且，作為殘酷的文化戰爭的受害者，我可以證明戰爭的恐怖。但是，邁斯特指出了一個基於給定事件分析損失，而忽略故事中其餘部分的錯誤，我覺得這個推論很有意思，也很奇妙。更有意思的是，人們往往不太容易往相反的方向看，比如他們發現了只專注眼前利益的錯誤，但卻忽視了僅考慮長期利益的副作用。因為我們往往只將傷亡視為損失，卻沒有考慮到下一步會發生什麼——這一點與園丁不同，園丁們深知， 修剪樹木將使樹長得更好。 同樣的，和平——某種強迫的、受限的、非自然的和平——在生活中也可能導致人們付出昂貴的代價：只要想想，歐洲在近一個世紀的相對和平後，極度自負中遭受了“一戰” 的打擊，與此同時全副武裝的集權制國家先後崛起。 再次申明，我們都熱愛和平，期盼經濟和情緒的穩定，但並不希望到最後才發現這是一場騙局。每個新學年開始，學生們都會接種疫苗（也就是給自己注入一點兒傷害，以增強免疫力），但為什麼我們不將這一機制運用到政治和經濟領域呢？ 要告訴外交政策制定者的話概括地說，人為地壓制波動性不僅會導致系統變得極其脆弱，同時，系統也不會呈現出明顯的風險。我們說過，波動性就是資訊。事實上，這些系統往往過於風平浪靜，而其表面之下卻暗流湧動。雖說政治領導人和經濟決策者的公開意圖是透過抑制波動來穩定系統，但其結果往往適得其反。這些人為制約的系統更容易招致“黑天鵝”事件的光臨。這樣的環境最終會遭遇重創，與圖5–1 所示的情況一致，在每個人都因適應了多年的穩定期而放鬆警惕後，災難往往會不期而至，帶來的損失將遠超不穩定狀態所帶來的損失。事實上，災難爆發前的潛伏期越長，對經濟和政治系統造成的傷害就越大。 透過尋求穩定來實現穩定（忘記第二步）的做法，是經濟和外交政策中常見的騙局。這種例子不勝列舉，比如2011 年前的埃及腐敗政府，美國之所以支援了它40 年，就是為了
“避免混亂”，其副作用是滋生出一小撮以“超級大國”為後盾的特權掠奪者——這與銀行家們利用“大而不倒”的理論誆騙納稅人，從而為自己謀取高額獎金如出一轍。 在寫本書時，沙烏地阿拉伯是最讓我焦慮和憂心的國家；這是一個標準的由強權自上而下強制推行的穩定模式，代價是犧牲每一點兒可能的道德和倫理美德——當然，也犧牲了穩定本身。 這個與美國“結盟”的國家是一個擯棄憲政的君主制國家，但這還不算是道德敗壞。 7000~15000 名王室成員主宰著這個國家，過著紙醉金迷的奢侈生活，與支撐其先祖來到這裡的純化論伊斯蘭教義完全背道而馳。這其間的矛盾顯而易見：這個古板的沙漠部落的合法性源於其教派所傳遞的剋制隱忍、苦行禁慾的教義，但由於有了“超級大國”撐腰，其後人卻開始花天酒地、尋歡作樂——它的國王高調地四處旅行度假，隨從可以塞滿4 個大型噴氣式客機。他們的行為完全背離了祖先的訓導。如今，沙特王國的王室成員積累的財富大部分都鎖進了西方的保險箱。如果沒有美國，該國早就掀起了革命，推進了政權的解體，這會帶來一些動盪，但也許到現在已經恢復了一定程度的穩定。也就是說，防止噪聲的舉措從長遠來看卻使問題變得更糟。 沙特王室和美國的“結盟”顯然是為了確保穩定。但這是什麼樣的穩定？我們還要混淆這個概念多久？其實，“多久”是無關緊要的：看看圖5–2，這就好像是貸款，最終你還是得償還的。同時，這裡還涉及倫理的問題（我留待後文中再討論），特別是某些詭辯，比如有人找到一個“為了什麼”的理由來違反原本並不允許違反的道德準則。很少有人意識到， 伊朗人之所以憎恨美國是因為美國——一個民主國家——在這裡安插了一個君主，一個實施高壓統治的伊朗國王，他大肆掠奪了這個國家，卻給予美國進入波斯灣的“穩定”權力。 今天，伊朗的神權體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這種高壓統治的結果。我們需要學會思考連鎖反應以及副作用。
更令人擔憂的是，一直以來，尤其是“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美國的中東政策不適當地聚焦於鎮壓任何或所有的政治波動，同時打著鎮壓“伊斯蘭激進主義”的旗號——這是幾乎每一個政權都用過的伎倆。且不說殺死伊斯蘭分子反而促使他們的隊伍擴大，事實上， 西方與阿拉伯國家締結的聯盟迫使伊斯蘭激進主義者隱匿，反倒強化了後者的力量。 美國的政策決策者該明白了，他們越是為了穩定而插手干預其他國家的內政，越會造成更多的不穩定因素。或者，我們也該減輕政策制定者在政策事務中的作用了。 生活秘籍之一：沒有波動，就沒有穩定。 在這裡，我們把什麼叫作現代化？ 我在這裡對現代化的定義是：人類大規模地治理環境，系統性平整世界的凹凸不平，以及控制波動和排除壓力。 現代化就是系統地將人類從充滿隨機性的生態環境中驅逐出去，包括物理的、社會的， 甚至認識論的生態環境。“現代”並不只是像社會學教科書所定義的那樣，指的是中世紀、 土地改革，以及封建社會結束後的那個歷史時期。它更是指以理性化（天真的理性主義）為標誌的一個時代的精神，它依據的理念是，社會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設計的，由人來設計。在這種理念下誕生了統計學理論，以及可憎的“鐘形曲線”。也是在這種理念的引導下， 誕生了線性科學以及“效率”的概念或最佳化的概念。 現代化是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有利有弊——它是對人性的一種削弱，目的是為了增強效率和效用。它在某些方面確實有效，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並非總是起到削足適履的作用， 有些也帶來了益處，但非常罕見。 想想看，布朗克斯動物園裡的獅子生活在舒適和可預測的環境中（週日的下午，遊客們總會蜂擁而至，以一種好奇、敬畏和憐憫的心態來看它），而它在野外的兄弟們則是自由的。 曾幾何時，在足球媽媽們的黃金時期到來之前，孩子們也是自由放養的。 我們正在進入現代化的新階段，其標誌包括遊說者、責任非常非常有限的公司、MBA、 騙局、世俗化（或者說重新創造一種新的神聖價值，比如以旗幟代替了祭壇）、稅務官，對老闆的恐懼、週末在有趣的地方度假（平時在公認不那麼有趣的地方工作）、區分“工作” 和“休閒”（雖然在來自更明智時代的人看來，這兩者並無區別）、退休計劃、對這個現代化定義持反對意見的好辯的知識分子、刻板的思維、歸納推理、科學哲學、社會科學的發明、 光滑的地面、自以為是的建築師，等等。暴力從個人層面轉向國家層面，也出現了金融違紀行為。當然，所有這些的癥結就在於否認反脆弱性。 我們有一種敘述依賴性，總要為行動和冒險做出合理的解釋。公共事業和官員，甚至大公司的員工，只能做符合某些敘述的事情，這與是否有動聽的故事都以追逐利潤為目標的企業大不相同。請記住，當你有敘述的需要時，你得為“藍色”命名，但在行動中則不需要。 缺少了“藍色”這個詞會給思想家造成麻煩，但不會影響到實幹家。（我曾經費盡心思向知識分子們解釋實踐在知識方面的優越性。） 現代化擴大了轟動資訊和重要資訊之間的差距——在一個自然環境下，轟動必定要有引起轟動的理由；而如今，我們依賴新聞媒體來捕捉娛樂資訊和逸聞趣事等本質上無關緊要的事情，甚至還有閒情逸致去關心遠隔千山萬水的一些人的私生活。 過去，在我們尚未充分認識反脆弱性、自我組織、自我癒合等概念的時候，我們已經懂得尊重這些特性，並構建了許多信念，旨在管理不確定性和在遭受不確定性的衝擊後存活下來。我們將生活的改善交給神“代理”。我們可能不認為，萬物可以在沒有“代理人”的情況下照顧好自己。但是，代理人是神，不是哈佛大學畢業的掌舵者。 因此，集權制國家恰好出現在代理人的角色從神轉移到人類自己身上這一程序中——
集權制國家的故事就是人類的錯誤被集中和放大的故事。現代化始於國家對暴力的壟斷，而終結於國家對財政不負責任的壟斷運營。 接下來，我們將討論構成現代化核心的兩個要素。第一，（參見第7 章）天真的干預， 以及對原本應該任其獨立發展的事物強行糾偏而產生的成本。第二，（參見第8 章，作為向第三卷的過渡），我們不再相信上帝或大小神明能夠管理未來事件，卻代之以一種更具宗教激進主義色彩的信念：無條件地相信科學預測，不管在什麼領域；我們熱衷於將未來濃縮於數字的運算之中，不論其可靠還是不可靠。因為，我們已經成功地將宗教信仰轉化為對任何偽裝成科學的理論或結論的輕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