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秋天，我去韓國參加會議，與一群西裝革履的業內精英坐在一起。在一次分組討論上，我與加藤隆俊同組，他當時是一個強大的國際機構的副董事總經理。在小組討論之前，他用演示檔案（PPT）簡略地演示了他和他的部門對2010 年、2011 年、2012 年、2013 年和2014 年的經濟預測。 那時我還沒決定去爬山，他以佈道式的、慢條斯理的語速和一種讓人自慚形穢但又絕不侮辱人的語氣闡述著觀點。聽著加藤的發言，我無法控制自己，竟然在2 000 名韓國人面前勃然大怒，我憤怒得幾乎開始用法語吼叫了，完全忘了此時的我身處韓國。我跑到講臺上，告訴觀眾，下一次再有哪個西裝革履的人在他們面前預測未來某日將發生的事情時，他們應該先讓他展示一下他過去的預測業績——比如他在2008 年和2009 年（金融危機發生的那些年）之前的四五年，也就是2004 年、2005 年、2006 年和2007 年是怎麼預測未來的。然後，他們就能夠證明，深受尊敬的加藤先生和他的同事們，說得客氣一點兒，並不太擅長預測業務。事實上不僅是加藤先生，我們預測政治和經濟領域的顯著罕見事件的成功記錄接近於零，或者說就是零。我在現場即興提出了我的解決方案。我們不能把預測失誤的人關進監獄，也無法阻止某些人要求進行預測；但我們可以告訴人們不要聘請一個承諾未來會發生某事的人。“我只希望能生活在一個不受加藤先生等人的預測傷害的世界。這樣的世界有一個特性，就是強韌性。” 我的關於脆弱類–強韌類–反脆弱類的三元結構理論，最初就是在那裡萌發的，隨之作為預測方法的替代物，成為解決令我沮喪的問題的工具。
佈雷女士有了競爭對手我之所以如此憤怒是因為我意識到，預測並非中性事物。它會帶來醫源性損傷，對冒險者造成不折不扣的傷害，就好像用蛇油膏來代替癌症治療方案，或者像喬治·華盛頓那樣進行放血治療。這方面我們不乏證據。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不停地告誡我，不要對有名望、 受尊敬（目前受尊敬）的人大發雷霆，這與我溫文爾雅的知識分子身份不符，他這麼說當然沒錯。但他給我展示的醫源性損傷的證據，讓我的沮喪感和憤怒感越發強烈。我們有充足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向一個人提供隨機性的資料預測會增加其承擔的風險，即使他知道這些預測是隨機性的、完全不準確的。 我總是能聽到對預測者的抱怨，但是顯然很少有人採取下一個步驟：避免預測帶來的醫源性損傷。我們理解保護兒童安全的道理，卻不懂得保護自己避免受到傲慢的預測者的傷害。 預測強韌和反脆弱性的系統不必像脆弱的系統一樣，後者必須精確地理解這個世界，因而它們不需要預測，這讓生活變得簡單許多。要看看冗餘是一種多麼缺乏預測性，或者更確切地說，預測性更低的行為模式，讓我們借用一下第2 章的說法：如果你把多餘的現金存入銀行（再加上儲藏在地下室的貿易品，如豬肉和豆泥罐頭，以及金條），你並不需要精確地知道哪些事件可能會陷你於困境。這些事件可能是一場戰爭、一場革命、一場地震、一次經濟衰退、一場疫情、一次恐怖襲擊，或者新澤西州的分裂等任何事情，但你並不需要作太多的預測。負債的人由於自己的脆弱性，預測的精準性更高一些。
增加或減少了幾顆壞牙你可以比你想象的更有能力控制脆弱性，讓我們分3 點詳述： （1）洞察（反）脆弱性，或者嗅到它的氣息非常容易，我們將在下面幾章關於胖子託尼的故事中看到，這比預測和了解事件的動態發展容易得多，所以我們肩負的整個任務簡化為一個核心原則，即怎樣做才能將預測錯誤的危害最小化（收益最大化），也就是（我再三強調的）讓事情不會因我們的錯誤而弄砸，甚至反而能從我們的錯誤中受益。 （2）我們暫時並不想改變現在的這個世界（把這事交給蘇聯–哈佛派空想家們和其他一些脆弱推手好了），首先我們應該讓事物在缺陷和預測錯誤面前變得更加強韌，甚至應該利用這些錯誤。也就是說，從檸檬裡榨出檸檬汁。 （3）至於檸檬汁，歷史看起來就好像是一個用檸檬來榨汁的過程；反脆弱性則是事物如何在所有壓力之母——時間——的推進下向前發展的必要條件。 此外，事件發生後，我們不應埋怨我們無法看到事件的臨近（比如說海嘯、“阿拉伯之春”或者類似的騷亂、地震、戰爭或金融危機），而是要想想為什麼我們不理解其（反）脆弱性，即“為什麼我們建立起的這些事物在此類事件面前如此脆弱？”沒有看到海嘯或經濟事件還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如果我們建造的事物無法抵禦這些災難，則是不可原諒的。 此外，由於天真的烏托邦主義，或者說無視歷史，使得我們無法依靠理性的方式消除導致社會脆弱性的貪婪和其他人類的缺點。幾千年來，人類一直在進行這樣的努力，卻毫無效果，無非是增加或減少了幾顆壞牙而已，所以我們最不需要的就是更危險的道德說教（那些會引起你長期胃腸不適的東西）。相反的，更明智（實用的）的行為是讓世界能夠抵禦貪婪的影響，甚至讓社會能從人類的貪婪和其他缺點中獲益。 儘管壞訊息有很多，但我們看到，核電行業內的人似乎已經成為少數意識到問題所在並由此推匯出邏輯結果的人了。在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發生後，這些明智的核電公司不是怪罪於預測的失敗或災難的機率，而是意識到，它們應該集中精力應對失敗引發的風險——減少能夠或不能夠預測的失敗的影響。這種做法引導它們建立足夠小、埋入地下足夠深，並有足夠多保護層的反應堆，即使發生事故也不會影響我們——這個教訓的代價或許過於昂貴了，但好過什麼教訓也沒吸取。 再舉一個例子，這次是在經濟領域，1991 年的預算赤字問題發生後，瑞典政府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全面財政責任上，這使得它對經濟預測的依賴程度大大降低，也使瑞典得以擺脫後來的危機影響。 不要成為“火雞” 任何人，只要沒喝酒，就能清醒地知道，我們可以把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帶有小型市政廳的村莊送上月球，並預測行星的運動軌跡，或量子物理最微小的影響。但是，政府雖然建立起了同樣複雜的模型，卻不能預測未來的革命、危機、預算赤字，或氣候變化。甚至連幾個小時後的股市收盤價也無法預測。 顯而易見，這是兩個不同的領域，其中一個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進行預測，而另一個領域（即所謂的“黑天鵝”領域），我們大概只能留給火雞和火雞化的人了。這兩個領域之間的界限是顯而易見的（對非“火雞”來說），猶如貓和洗衣機之間的區別。 社會、經濟和文化生活恰恰處於“黑天鵝”領域，而物理世界則離這個領域較遠。此外， 我們的意圖是區分兩個領域，在第一個領域中，“黑天鵝”事件無法預測而且後果嚴重，而在第二個領域，那些罕見事件並不十分緊要，要麼是可以預測的，要麼後果並不嚴重。 我在序言中提到，“黑天鵝”領域中的隨機性是無法追蹤的。我會一再重申這一觀點， 直至聲嘶力竭。這種侷限性是數學的侷限，就是這麼簡單，在地球上你沒辦法繞過這些侷限。
不可測量和不可預測的將永遠不可測量和不可預測，不管你招募了多少俄羅斯和印度的博士來幫助你做這項工作，也不管我會因此收到多少封仇視我的郵件。在“黑天鵝”領域內，總是有知識所無法達到的極限，無論統計學和風險管理科學發展到如何複雜的程度。 我在此並不是要斷言，我們不可能瞭解這個領域的任何事情——這種普遍懷疑論在歷史上已經有太多的哲學家提出過，包括塞克斯都·恩披裡柯、阿爾加惹爾、休謨與許多懷疑論者和懷疑經驗主義者，我只是將其形式化和現代化，並作為我反“火雞”論的背景和註釋。 所以，我的工作只是闡述我們在哪些地方需要持懷疑態度，在哪些地方則不必如此。換句話說，我們的重點是走出該死的第四象限——第四象限是我給“黑天鵝”領域起的科學名稱， 指的是我們可能遭遇罕見而無法預測和估量的“尾部”事件的高風險領域。[23] 現在，更糟糕的是，因為現代化的發展，極端斯坦的比例不斷增加。贏家通吃的效應正在惡化：一名作者、一家公司、一個觀點、一名音樂家、一名運動員或享譽全球，或一文不名。這導致了可預測性的進一步惡化，因為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切如今都是由“黑天鵝”主宰的。我們的複雜性不斷地讓我們超越自己、超前發展，由此創造出的事物卻越來越超出我們的理解與掌控。 不再有“黑天鵝” 與此同時，在過去的幾年中，在發現“黑天鵝”的概念後，世界開始走向另一個方向。 機會主義者開始使用源自動盪–複雜–災難–分形理論的更為複雜的模型來預測、預知、預言 “黑天鵝”。然而，我們要再次重申，答案很簡單：少即是多。讓我們繼續闡述（反）脆弱性的話題。 [23]一個技術性較強的註釋：什麼是象限？我們將風險敞口和隨機性的型別組合起來可以形成四個象限：
平均隨機性，對極端事件的風險敞口低（第一象限）；平均隨機性，對極端事件的風險敞口高（第二象限）； 極端隨機性，對極端事件的風險敞口低（第三象限）；極端隨機性，對極端事件的風險敞口高（第四象限）。 在前三個象限中，具備或缺乏知識所招致的錯誤無關緊要。“強韌化”是從第四象限向第三象限轉移時對風險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