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損的包裹無法恢復原狀邁向反脆弱性的第一步就是減少不利因素，而不是增加有利因素；也就是說，透過降低自己暴露於負面“黑天鵝”事件的機率，讓反脆弱性順其自然地發揮作用。 降低脆弱性不是可有可無的選擇，而是一種強制性要求。這聽上去可能顯而易見，但似乎總是被忽略。因為脆弱性會帶來嚴重的後果，就如同患上絕症。一個郵包不會在惡劣的環境中破碎之後，又在恢復適當條件時自我修復。脆弱性與齒輪不可逆轉的特徵類似，其造成的損害也是不可逆的。重要的是採取的路線與事件發生的順序，而不僅僅是目標——科學家們稱其為路徑依賴性。這個特性可以這樣表述：你先動腎結石手術然後再麻醉身體的治療方式，與你先麻醉身體再動手術的治療方式是不同的。你吃飯時先享用咖啡和甜點，最後喝西紅柿湯的感受與以相反的順序進餐的感受也是不一樣的。這種路徑依賴的觀點幫助我們簡化了我們的方法：我們很容易識別脆弱性，並把它置於三元結構的脆弱類中，而不看其潛在的益處，因為破碎的東西將永遠破碎。 這種路徑依賴性帶來的脆弱性往往被商人們忽視，這些習慣於靜態思維的人往往認為， 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產生利潤，而生存和風險控制等是之後或許會考慮的問題。這些商人忽略的是：較之於成功，生存的邏輯優先順序別更高。要賺錢，最好先考慮生存問題。 在考慮與速度和增長（也就是任何與運動）相關的概念時如果不考慮脆弱性，那就是毫無意義的空談。請想一下，如果有人想在紐約市以每小時250 英里的速度開車，那他肯定哪兒都去不了，因為這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它的有效速度等於是每小時零英里。我們需要關注有效的而非名義的速度，這一點顯而易見，但是社會政治話語往往會掩蓋這個基本的問題。 由於路徑依賴性的存在，經濟增長不再能擺脫經濟衰退的風險，金融回報不再能擺脫終端損失的風險，“效率”也沒法擺脫事故的風險。“效率”本身的概念因此變得毫無意義。如果一個賭徒最終面臨爆倉（失去贏得的一切）的風險，那麼其策略的“潛在回報”就是無關緊要的。多年前，一所大學的研究員對我吹噓說，他們捐贈基金的收益率約為20%，但他並沒有意識到，這些回報率是脆弱性的，很容易變成災難性的損失，果然，某年因為經濟不景氣，他們所有的賬面收益都化為烏有，甚至危及了大學的日常運轉。 換句話說，如果某個事物是脆弱性的，那麼它破碎的風險會導致你做的任何旨在改善它或提高其“效率”的工作都變得無關緊要，除非你先降低其破碎的風險。羅馬作家普布里亞斯·塞勒斯就曾寫過：你無法既倉促又安全地做好任何事情，幾乎沒有一件事情能辦得到。 至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我們可以很容易地透過增加未來幾代人的債務負擔來實現，但未來的經濟很可能因為還債的壓力而崩潰。GDP 的增長與膽固醇一樣，根據操縱系統的人的需要被放上了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正如對一架墜機風險很高的飛機來說， “速度”多少毫無意義，因為我們知道它有可能無法到達目的地，而脆弱性的經濟增長也不能被稱為經濟增長，這一點政府尚未理解。事實上，即使在工業革命的黃金年代，經濟增長也是非常溫和的，人均增長率不到1%，然而正是和緩的增長將歐洲推上了主宰全球的巔峰。 儘管增長率較低，但它卻是穩紮穩打的強韌性增長，完全不同於如今各國蠻勁兒十足的增長率競賽，就像剛學會開車的少年瘋狂飆車一樣。
塞內加的槓鈴這啟發我們找到了槓鈴式解決方案——對不確定性的所有解決方案，都是以槓鈴的形式呈現的。 槓鈴的意思是什麼？我用槓鈴（一個槓軸，兩端加重，供舉重者使用）來將極端情況分隔開。在我們的語境中，槓鈴策略不一定是對稱的，只是說，它由兩個極端條件組成，中間空無一物。你也可以用更技術性的語言稱其為雙峰策略，因為它有兩個截然不同的模式，而不是單獨的中庸模式。 起初，我用槓鈴來形象地描述在某些領域採取保守策略（從而在負面的“黑天鵝”面前保持強韌性），而在其他領域承擔很多小的風險（以開放的姿態迎接正面的“黑天鵝”）的雙重態度，從而實現反脆弱性。一面是極端的風險厭惡，一面是極端的風險偏好，而不採取“中等程度”或“溫和”的風險態度，因為這種態度實際上是騙人的把戲（人們一般都明白“高風險”和“零風險”的概念，但是中等風險則有很大的迷惑性，因為它受巨大的測量誤差的影響）。但是，得益於它的結構，槓鈴策略有利於不利風險的減少，也就是能消除毀滅性風險。 讓我們從普通金融學中舉個例子，普通金融學是最容易解釋的，但也是被誤解最多的。 如果你的90%的資金以現金形式持有（假設你不會受通貨膨脹的影響），或以所謂的“保值貨幣”儲存起來，而剩下10%的資金則投資於風險很高或者說極高的證券，那麼你的損失不可能超過10%，而你的收益是沒有上限的。如果某個人將100%的資金都投入所謂的“中等”風險的證券，那麼他很可能由於計算錯誤而承受毀滅性的風險。因此，槓鈴策略彌補了罕見事件的風險不可計量且易受錯誤估計影響的問題，也就是說，金融槓鈴策略的最大損失是已知的。 反脆弱性是積極主動加上保守偏執的組合——消除不利因素，保護自己免受極端傷害， 同時讓有利因素或正面的“黑天鵝”順其自然地發揮效用。我們已經看到塞內加的不對稱性： 要讓有利因素大於不利因素，只需要減少極端不利因素的侵害（情緒傷害），而不是改善中間因素。 槓鈴策略可以指任何由截然不同的兩類方案組成，並且擯棄了模稜兩可的中間路線的策略，它往往會形成一種有利的不對稱性。 要了解槓鈴策略和非槓鈴策略的區別，我們還可以想想餐廳的上菜順序，比如它會先上三分熟的有機菲力牛排和色拉（佐以馬爾貝克酒），等你用畢，再上一道芝士蛋糕（加麝香）。 飯店絕不會在接受你的訂單後，把蛋糕和牛排切成小塊，扔進發出巨大噪聲的食物打磨器打成泥。要知道，那種“中間路線”就跟這和稀泥的做法沒什麼兩樣。還記得第9 章嗎？尼羅一般只與看門人和學者打交道，很少理睬中庸之輩。 在高風險的情況下，與其讓飛機上的所有成員保持“謹慎的樂觀”，或任何其他態度， 我寧願機務人員保持最大程度的樂觀，而飛行員保持最大程度的悲觀甚至過度焦慮。 會計師與搖滾明星生物系統中就充滿了槓鈴策略。以交配方式為例，這種方式我們稱之為90%的會計師加10%的搖滾明星的模式（我只是客觀陳述，而不是縱容這種方式）。動物王國中的一些單配製的物種（包括人類）中，女性往往會嫁給類似會計師，或者從事更無聊職業的男性，比如經濟學家，因為這些男效能夠給她們提供穩定的生活，而作為其雙重戰略的一部分，她們偶爾也會與搖滾明星偷情。這樣，她們控制了自己的不利因素，同時透過配偶外交配的方式為後代獲得了基因優勢，或給自己找了樂子，或者兩者兼得。她們出軌的時點似乎也並非隨機性的，往往與高機率的受孕期對應。我們在所謂的單配製鳥類中看到了這樣的證據：它們很享受這種偷情模式，大約1/10 的後代來自其原配之外的異性。這種現象是真實存在的， 但解釋它的理論有所不同。進化理論家聲稱，女性既要經濟和社會的穩定，也要為孩子爭取良好的基因。但是，在中庸之輩身上不可能同時具備所有這些美德（能提供優良基因的人可能並不穩定，反之亦然）。為什麼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為什麼不能同時擁有穩定的生活和良好的基因？但也有另一種理論認為，她們就是想要尋歡作樂——或者過一種既穩定又快樂的生活。[26] 回顧一下第2 章的內容，要刺激過度反應，就得有一定的傷害和壓力來作為工具。也就是說，讓孩子們玩點兒火，但不要過頭，好讓他們從傷痛中吸取教訓，這是為了他們自己未來的安全考慮。 這也意味著讓人體驗一些（但不是太多）壓力，以喚醒他們的潛力。但同時，他們也需要得到保護，以免受到嚴重危險的傷害——你要忽略小的危險，專注於保護他們免受嚴重傷害，請注意，只需關注嚴重傷害。這種策略可以應用到社會政策、醫療保健和更多的領域。 我們在古人的傳說中也發現了類似的想法：意第緒諺語中就說“做好最壞的打算，最好的情況總能水到渠成”。這句話聽起來平淡無奇，但事實上卻並非如此：只要觀察一下就知道，人們往往做最好的打算，而希望僥倖逃脫最壞的結果。我們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人們反感小的損失，但對非常嚴重的“黑天鵝”風險（他們往往會低估）卻毫無反應，因為他們往往會為小的可能的損失投保，但卻忽略了大的罕見的損失。
遠離黃金中間地帶現在，讓我們繼續探索槓鈴策略。這世界上有很多中間地帶並非“黃金地帶”，因此完全適用槓鈴策略（最大限度的安全加上最大限度的投機）。 讓我們以文學作家為例，這是所有職業中最無法妥協的、最具投機性的、要求最高、風險最大的職業。法國文學作家和其他歐洲文學作家都有一個傳統，就是謀一份閒職，比如最無職業壓力的公務員，不需要動多少腦筋，但工作很穩定，這種低風險的工作在你離開辦公室之後就不會再想起，所以下班後，這些作家就利用業餘時間寫作，根據自己的標準寫任何他們想寫的東西。法國作家中，學者的人數非常少。而美國作家則不同，他們往往都從事媒體或學術工作，這使得他們受制於系統，也破壞了他們的寫作靈感，從事學術研究的人還生活在持續的焦慮和壓力下，這確實嚴重地干擾了他們的靈魂。美國作家寫的每一行文字都是按照別人的標準，就如妓女一樣，抹殺了內心深處真實的感受。而另一方面，從事閒職兼寫作則是一個相當有效的模式，僅次於享有經濟上的獨立性，甚至比享有經濟上的獨立性更強。 例如，偉大的法國詩人保羅·克洛岱爾、聖瓊·佩斯和小說家司湯達都是外交官；許多英國作家都是公務員，特羅洛普是郵遞員，卡夫卡受僱於保險公司。更有趣的是，斯賓諾莎是鏡頭製造商，因而他的哲學完全不受任何形式的學術思想的侵蝕。當我還是一個十幾歲的少年時， 我就認為從事真正的文學或哲學職業的自然方式，就是像我的許多家庭成員一樣，以懶散的、 愉快的、要求不高的外交家為職業。奧斯曼帝國的傳統是啟用東正教徒作為使者或大使，甚至外交部部長，這個傳統一直為黎凡特地區所保留（我的祖父和曾祖父就曾擔任外交部部長）， 只不過後來勢頭轉變，開始對基督教少數派不利了。我則成了一個交易員，但也能在空餘時間裡從事寫作，讀者可以看到，我寫作完全按自己的意願。槓鈴式商人–學者模式是很理想的，從下午三四點我離開辦公室到第二天上班的這段時間，我都會將白天的工作拋諸腦後， 完全自由地從事我認為最有價值和最有趣的工作。而當我試圖成為一個學者時，我卻感覺自己就像一個囚犯，被迫服從別人的那種不嚴謹的、自我宣傳的計劃。 職業也是可以分階段的：先做非常安全的工作，隨後從事投機性較強的工作。我的一位朋友就曾為自己找了一份非常安全的工作——圖書編輯，他也被認為是一名非常優秀的編輯人員。然後，在工作了10 年之後，他離職從事一個投機性很強、風險很高的職業。這也是切切實實的槓鈴模式：如果他投機失敗，或無法實現預期的滿意度，他完全可以迴歸老本行。這就是塞內加選擇做的：他起先過著非常活躍的、充滿冒險的生活，隨後哲學式地隱退， 開始寫作和冥想，而不是從事混合這兩種工作的“中間”模式的工作。許多像蒙田一樣從“行動者”變成“思想家”的人，也採取了這種階段性的槓鈴模式：先是埋頭行動，隨後埋頭思考。 如果我不得不上班的話，我認為最可取的（痛苦也較少的）就是高強度地工作一段非常短的時間，然後什麼都不做（假設什麼都不做，就是真正意義上的什麼都不做），直到我完全恢復，並期待重來一次，而不是像日本人那樣從事那種低強度、無休止、缺乏睡眠保證的、 乏味的工作。主菜和甜點還是需要分開的。 事實上，喬治·西姆農，這位20 世紀最多產的作家之一，一年只有60 天的時間用來寫作，其餘300 天則“什麼都不做”。但是，他出版的小說超過200 本。 馴服不確定性我們將會在本書的剩餘章節中看到，很多的槓鈴策略都具有同樣的不對稱性，在風險面前，它們會給我們帶來同樣的保護，並幫助我們利用反脆弱性。它們看起來非常相似。 讓我們選取一些事例來管中窺豹。在個人風險方面，你很容易透過消除任何領域的致命性風險而將自己置於槓鈴結構之中。我個人就對某些風險非常謹慎，同時在其他的風險上又非常冒進。我的規律是：不吸菸、不吃糖（尤其是果糖）、不騎摩托車，不在城市以外的地方騎腳踏車——或者更廣泛地說，不在沒有交通的區域，如撒哈拉大沙漠裡騎車，不與東歐的黑社會有瓜葛，不上一架不是專業飛行員（除非有副駕駛）開的飛機。但除了這些之外， 我可以承擔各種形式的職業和個人風險，尤其是那些不會給我帶來任何終極傷害的風險。 社會政策往往保護弱勢群體，同時讓強者各盡其職，而不會幫助中間階層鞏固其特權， 因為這樣會阻礙進化，造成各種經濟問題，最終還會給窮人帶來最大的傷害。 在英國成為一個官僚國家之前，它呈現出一種兩極分化的槓鈴結構，一端是冒險家（從經濟上和物質上而言），另一端是貴族。貴族除了保持某種謹慎的態度，其實沒有扮演重大的角色，而冒險家則各國間遊走，尋找貿易機會，或待在國內修補機器。但是，現在的倫敦則一律由追逐獎金的資產階級精英組成。 我的寫作方法如下：一方面，我寫任何人都能讀懂的散文，另一方面，我寫技術性論文， 不會寫介於兩者之間的文章，如記者訪談、報紙文章、署名評論等非出版社要求的文章。 讀者可能還記得我在第2 章中，提到的訓練模式：練習舉起你能承受的最大重量，隨後什麼都不做，這與健身房中許多人以較低強度鍛鍊很長時間的模式很不相同。我所說的訓練模式，輔以毫不費力的長時間散步，構成了鍛鍊的槓鈴模式。 更多的槓鈴策略：做一些瘋狂的事情（偶爾砸壞傢俱），就像希臘人在飲酒討論會進行至後半場時所表現的那樣，而在更大的決策上保持“理智”。閱讀無用的娛樂雜誌，以及經典書籍或複雜的著作，但不要讀平庸的書籍。與大學生、計程車司機和園丁，或最優秀的學者交流，但不要和庸庸碌碌但野心不小的學者交流。如果你不喜歡某個人，要麼隨他去，要麼擊垮他，不要只是停留於口頭攻擊。 所以，請記住，隨機性的槓鈴策略會透過減輕脆弱性、消除傷害導致的不利風險來增強反脆弱性，也就是減少不利事件帶來的痛苦，同時確保獲得潛在收益。
再回到金融投資上，槓鈴策略並不一定是以部分投資於抗通脹的現金、部分投資於投機性證券的形式呈現的。任何消除毀滅性風險的策略都屬於槓鈴策略。具有傳奇色彩的投資者拉伊·戴利奧送給進入投機性賭局的人一條鐵律：“確保發生不可接受情況（即毀滅或災難） 的機率為零。”這樣的鐵律也讓我們看到了槓鈴策略的身影。 還有一個觀點來自羅裡·薩瑟蘭：英國對因酗酒患上小病的病人的建議是，將每天的飲酒量縮減到一定克數以下。但其實，最最佳化的策略是每週戒酒3 天（給肝臟一定的休息時間），而在其他4 天的時間內自由飲酒。這個觀點與其他槓鈴策略背後的數學推導，我們將在之後闡述詹森不等式時進行討論。 三元結構的右欄，反脆弱類的大多數專案都有槓鈴結構，這是必要條件，但並非充分條件。 因此，正如斯多葛主義是關乎情緒的馴化而非消除，槓鈴策略也力求馴化而非消除不確定性。 [26]我們可以為這樣的槓鈴策略找到證據，但其背後的理論並不明確——進化論喜歡敘述，而我更喜歡證據。我們不知道，動物界的配偶外交配是否確實促進了適者生存。因此，槓鈴策略——嫁個會計師然後偷情——的存在可能並不一定是為了改良物種，而僅僅是為了找樂子。
第四卷可選擇性、技術與反脆弱性的智慧現在讓我們來談談創新、選擇和可選擇性的概念。如何進入無法穿透的事物內部，並徹底主宰它、征服它。 你真的知道要往哪裡去嗎？ 聖托馬斯·阿奎那所著的《神學大全》這類里程碑式的書，已經不復存在了。所謂大全， 就是對特定學科的一個全面闡述，同時也擺脫了之前的權威所規定的結構——所以是超越教科書的一類書。至於這本大全，它的主題是神學，也就是涵蓋所有哲學性的東西，但同時它也對所有與其論點有關的每一類知識體系進行了評論。它在很大程度上指導著中世紀人們的思想。 這與主題簡單、封閉式題材的書籍大不相同。 所有博學者對反脆弱性的詆譭，從《神學大全》中多處重申的主旨語句中就能看出來； 其中有一處是這麼說的：“代理人若非為了一個明確的結果是絕對不會行動的。”換句話說， 代理人應該知道行動的方向，這是一個源於亞里士多德目的論的觀點。每個人，包括斯多葛主義者，但不包括懷疑論者，都在思想上傾向於目的論，但在行動上並沒有表現出來。順便說一句，阿奎那引述的還不是亞里士多德的話語，他稱後者為哲學家，他所引述的是亞里士多德思想在阿拉伯的集大成者、哲學家伊本·魯西德，也被稱為阿維羅意的話。阿奎那稱其為評論家。評論家對這個世界造成的傷害可不小。西方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阿拉伯思想的影響，這一點遠超我們的認識，而中世紀後期的阿拉伯人已成功地擺脫了中世紀的理性主義。 整個思想傳承都植根於這句話“代理人若非為了一個明確的結果是絕對不會行動的”， 這就是人類最普遍的錯誤所在，再加上兩個或兩個多世紀對無條件科學認知的錯覺，這個錯誤就越發複雜了。同時，這個錯誤也將導致人們陷入最脆弱的狀態。
目的論謬誤我們在此所說的目的論謬誤，是指你有個錯覺，以為自己確切地知道將來的方向，在過去也確切地知道自己將來的方向，其他人過去所取得的成功也源於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方向。 一個理性的漫遊者與觀光客不同，他在旅途的每一步都可能導致他修改日程安排，這樣他就可以根據新的資訊制訂計劃，就像尼羅在旅途中所嘗試練習的就是依靠嗅覺的引領。如果根據新的資訊，該計劃不再有效，那麼漫遊者也不會固守原有的計劃。觀光客，不管是真正的還是比喻意義上的觀光客，無不抱有目的論錯覺；他們假定願景的完整性，並將其鎖入一個難以修訂的計劃，而漫遊者卻會持續，最關鍵的是，合理地根據他獲得的資訊修訂他的目標。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警告：無論在生活還是事業中，漫遊者的機會主義都是很管用的— —但這不包括私人生活和涉及其他人的事務。在人際關係中，與機會主義相反的是忠誠， 一種高尚的情操——但這需要人們在正確的地方進行足夠的投資，也就是長期致力於維護人際關係和道義。 你可能認為，你確切地知道自己要去往哪裡，並認為你今天會知道你明天的偏好。這個謬誤還有一個關聯謬誤，即你認為其他人也知道他們要去往哪裡，如果問他們，他們一定會告訴你他們想要的是什麼。 千萬不要問別人：他們想要什麼，或者他們想去哪裡，或者他們認為他們應該去哪裡， 最糟糕的情況是，他們認為明天會渴望什麼。那位電腦創業者史蒂夫·喬布斯的力量正是在於不信任市場研究和焦點小組——這些都基於問人們他們想要什麼——而是跟隨自己的想象。他的理念是，人們根本不知道他們想要什麼，直到你提供給他們。
一個人如果能夠改變一種行動，那表示他有改變的選擇權。選擇權——以及可選擇性， 即選擇權的特徵——是第四卷的主題。可選擇性可以帶我們去很多地方，從根本來說，選擇權能讓你具備反脆弱性，它幫助你從不確定性的積極面中受益，同時也不會因其消極面而經受嚴重的傷害。 美國的主要資產正是可選擇性促進了事物的運作和成長，但不是所有人都明白這一點。很多人痛惜美國正規教育的水平之低（比如以數學成績來衡量的話）。然而，這些人沒有意識到，許多創新都是在這裡誕生，而被其他地方所模仿的。但這些並不歸功於大學，大學所獲得的讚美遠多於它們實際的貢獻。 與工業革命中的英國一樣，美國的資產很簡單，就是在冒險和運用可選擇性方面，這是一種卓越的能力，即參與到合理的試錯活動中，失敗了也不覺得恥辱，而是重新來過，再次失敗，再次重來。而現代日本則恰好相反，失敗給人帶來恥辱，導致人們想方設法地隱藏風險，不管是金融風險還是核電風險；創造很小的收益，卻要坐在火藥桶上，這種態度與他們尊敬失敗英雄的傳統，以及雖敗猶榮的觀念，形成了奇怪的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