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出遠門，幾乎每次都會隨身攜帶一個大型的滾輪旅行箱，裡面裝的大多是書籍。 箱子非常重（我旅行時喜歡閱讀的書碰巧都是精裝書）。 2012 年6 月，在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外，我一邊拖著我常用的那個裝滿書籍的笨重旅行箱，一邊看著箱子底部的輪子和頂部的金屬手柄，我突然回憶起過去，同樣在這個機場裡， 我必須提著裝滿書的行李，幾步一歇，讓乳酸流出我痠痛的臂膀。我請不起搬運工，即使我請得起，這麼做也不會讓我感到舒服。我在這個機場來來往往已經30 年了，從沒有滾輪的旅行箱到裝了滾輪的旅行箱，兩者的對比相當詭異。這讓我意識到，我們是多麼缺乏想象力： 我們早就懂得把我們的行李放在帶輪子的推車上，但卻沒有人想到直接把輪子安裝在旅行箱上。 你能夠想象從輪子的發明（我們認為是由美索不達米亞人發明的），到它在旅行箱上的奇妙運用（由毫無特色的工業園區內的某家旅行箱製造商生產的），兩者之間隔了將近6000 年嗎？像我這樣的旅客，曾經花了數十億個小時，費力地拖著旅行箱，透過站滿粗魯海關人員的通道。 更糟糕的是，這發生在我們把人類送上月球的40 年之後。想想看，把人送上太空是多麼複雜的一件事，但它對我的生活的影響卻完全可以忽略不計，把它與我手臂的痠痛、腰部的疼痛，以及磨得生疼的手掌和站在漫長走道上的無助感對比一下。事實上，我們這裡談論的滾輪旅行箱雖然很重要，但仍是微不足道、非常簡單的技術。
但是，這項技術是事後看來才顯得微不足道，事前則不然。所有那些才華橫溢的人，那些不修邊幅、不遠千里趕赴會議，來討論哥德爾猜想、黎曼猜想、夸克的人，都不得不提著他們的旅行箱穿過機場航站樓，但卻沒有人考慮過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運輸問題。 （我們說， 知識型社會總是會對“複雜的”衍生工具做出獎勵，這與從不對簡單的頭腦做出懲罰形成了對比。）即使這些才華橫溢的人用他們那過度發達的頭腦來解決這麼一個明顯和瑣碎的問題， 他們也可能一無所獲。 由此可見，我們是如何規劃未來的。人類缺乏想象力，甚至不知道明天的重要事情到底會是什麼。我們使用隨機性來幫助我們一點點地發現新事物——這就是反脆弱性如此必要的原因。 輪子本身的故事甚至比旅行箱的故事更令人慚愧：不斷有人提醒我們，輪子不是美索不達米亞人發明的，但事實上就是他們發明的。美索不達米亞人發明了輪子，但這些輪子只安裝在他們給兒童做的小玩具上。這跟旅行箱的故事如出一轍：瑪雅人和薩巴特克人並沒有實現將輪子運用到實際生活中的這一飛躍。建造金字塔時，他們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汗水在平地上運輸這些巨大的石板，雖然此時用手推車和馬車來運輸是再合適不過的了。他們甚至懂得把石板放在滾木上來運輸，可同時，他們的小孩子已經拉著滾輪玩具在灰泥地上玩耍了（或許他們的小孩子也不玩滾輪玩具，可能這種玩具的唯一用途就是用作陪葬品）。 蒸汽機的故事也很相似，希臘人實際上已經製造出來可操作的蒸汽機，遇熱會旋轉，當然，這只是用來娛樂的：希臘的發明家、亞歷山大港的希羅描述過這一裝置。但直到工業革命時期，我們才發現以前早已有這種東西。 正所謂偉大的天才只是找尋到了前輩的足跡，實用性的創新只是踐行了祖輩的理論。 發現和應用的過程中總有一些事情是在不知不覺中逐漸完成的，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進化。我們受制於或小（或大）的意外變化，這種意外性比我們承認的更多。我們常常說大話，但幾乎沒有任何想象力，除了少數富有遠見的人似乎意識到了可選擇性的存在。我們需要一定的隨機性來幫助我們解決問題，再加上雙倍的反脆弱性。隨機性在兩個層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發明層面和應用層面。第一個層面並不令人驚訝，雖然我們常常會小看機會的作用， 特別是我們自己在發現問題時。 但我花了畢生時間探索應用層面：應用並不一定能緊跟發明，它也需要視運氣和情況而定。醫學史上就充斥著一些奇怪的序列，一種治療方法出現之後很久才被實際應用——就好像這兩者是完全獨立的事情，後者比前者還要困難，並且是困難得多。把某樣東西推上市場，需要與眾多事情抗爭。唱反調的人、管理人員、徒有虛名的人、形式主義者、無數瑣碎的細節，這些就足以將你淹沒，更何況在這些情況下你自己往往也會洩氣。換句話說，你得識別你是否掌握了選擇權（我們再次犯了無視選擇權的毛病）。這時，你所需要的就是有足夠的智慧認識到你手上掌握的是什麼。 半發明狀態。有一類東西我們可以稱為處於半發明狀態，從半發明到發明往往要實現真正的突破。有時候，你需要一個富有遠見的人來探索一項發現的用途，這個願景可能只有他能找到。以電腦滑鼠，或所謂的圖形介面為例——多虧了史蒂夫·喬布斯，這些才應用到了你的臺式電腦和膝上型電腦上——只有他心懷人機互動的願景，隨後又將聲音加入進來。 正如喬布斯所說，這些事情“就在那裡盯著我們。” 另外，最簡單的“技術”，或者甚至不是技術，只是一些工具，如輪子，卻似乎推動了整個世界的發展。儘管我們這麼讚譽它們，但我們所說的這些技術卻有非常高的死亡率，我將在第20 章詳述。試想，在過去3000 年的時間內，或者更早，從希克索斯人發明攻擊武器，西羅繪製設計圖紙以來，人類設計的所有交通工具中，個人交通工具僅限於腳踏車和汽車（以及兩者之間的幾個變種）。即使在此期間，技術的發展也是時進時退的，總體趨勢是更自然和更強韌的取代了技術性的。在阿拉伯人入侵，並在黎凡特推廣使用駱駝之後，誕生於中東的輪子就消失了，居民認為駱駝更強壯，從長遠來看也比輪子這一脆弱的技術更有效。 此外，一個人可以控制6 只駱駝，但卻只能駕馭一輛馬車，這種反技術發展的趨勢從經濟上說也更加合理。 再談少即是多當我凝視一個陶瓷咖啡杯時，我意識到脆弱性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定義，由此帶出一個非常簡單和實用的啟發法：一項發現越是簡單和明顯，我們就越不容易透過複雜的方法將其弄明白。最關鍵的是，我們只能透過實踐來揭示其意義。我感覺滾輪旅行箱就是對我們最大的嘲諷。有多少類似的簡單、平凡的啟發法正在那兒看著我們和嘲笑我們？ 輪子的故事也說明了本章的一個主旨：政府和大學在推動創新和發現方面的貢獻非常少， 原因除了令他們盲目的理性主義外，他們還總喜歡尋找複雜的、聳人聽聞的、有新聞價值的、 有故事性的、科學主義的和宏偉的東西，卻很少關注旅行箱的輪子。我意識到，簡單很難給人戴上桂冠。 注意時間落差正如我們在前面所看到的泰勒斯的故事和輪子的故事，反脆弱性（多虧了試錯的不對稱效應）可以取代智慧，但某些智慧還是必要的。從我們對理性的討論中可以看到，我們需要的只是有能力認識到我們當前掌握的優於過去所掌握的，換句話說，就是能夠認識到選擇權的存在（或者像生意人那樣說的“行使選擇權”，即充分利用比過去更優的、有價值的替代方案，並從中獲利，這是唯一需要理性發揮作用的部分）。從技術發展史來看，反脆弱性會賦予我們使用選擇權的能力，但並不保證我們就能使用它：它可能近在咫尺卻未被發現。我們看到了輪子的發明及其應用之間的時差，醫學研究人員往往稱這種滯後為“轉換時滯”， 即正式發現和首次應用之間的時間差，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們過度關注噪聲以及學術興趣導致的，孔託普洛斯–約安尼季斯和她的同行們已經發現，現在，這種時間差正在拉長。 歷史學家戴維·伍頓提到，在發現細菌消毒法與將細菌視為致病原因之間間隔2 個世紀之久，細菌導致腐敗的理論發現和消毒法的發明之間存在30 年的時間間隔，而消毒法的誕生和藥物治療的出現之間也有60 年的時間間隔。 但是，情況也可能變糟。在醫學界的黑暗時代，醫生曾經非常依賴於一些天真的理性主義想法，比如必須平衡身體的體液，疾病被認為源於某些不平衡，根據這些想法所衍生出的一系列治療方法被認為是恢復身體平衡的必要手段。諾加·阿利卡在她寫作的有關體液的書中寫道，自從威廉·哈維在17 世紀20 年代證實了血液迴圈系統的存在後，你也許會預期關於體液平衡的理論和相關做法應該已經消失。然而，人們卻繼續關注精氣和體液，醫生繼續開出靜脈抽血（放血術）、灌腸劑（對此我不想多作解釋）、泥糊劑（在發炎的組織上敷上一塊潮溼的麵包或麥片粥）等藥方，如此又延續了幾個世紀，直到巴斯德研究所，提出證據表明細菌是導致這些感染性疾病的罪魁禍首。 現在，作為一個懷疑經驗主義者，我不認為抵制新技術必然是非理性的行為：如果你認為我們對事物的看法不完整，那麼靜待時間的驗證也許是一個有效的方法。這就是自然主義的風險管理法。然而，如果舊的技術不僅不自然，而且明顯有害，或者向新技術轉換（比如帶滾輪的旅行箱）顯然能消除舊技術的副作用，那麼死守著過時的技術就是徹底的非理性了。 拒絕推陳出新是一種徹頭徹尾的無能和犯罪（因為我一直認為，消除一些非自然的東西從長期來看沒有副作用，它通常能使我們免受醫源性損傷）。 換句話說，我不認為抗拒這些發現的應用是明智的；或者用某種難以言傳的智慧和風險管理態度來詮釋這種抗拒，這顯然是錯誤的。它解釋了為什麼長期以來專業人員都缺乏英雄主義，而顯得分外懦弱：很少有人願意為了改變而危及自己的工作和聲譽。 找尋與錯誤如何能成為投資試錯法有一種人們還未理解的首要價值：它其實不是隨機的！由於可選擇性的存在，它需要一定的理性：它需要你以一定的智慧來識別有利的結果，以及知道該放棄什麼。 為了讓試錯過程不完全是隨機性的，你需要保持理性。如果你在客廳尋找不知道放到哪裡去的錢包，那麼在採用試錯法時，你的理性就在於，同一個地方不必尋找兩次。這樣，在找尋過程中，每一次嘗試、每一次失敗都能提供額外的資訊，每一個資訊都比前一個資訊更有價值，因為你越來越清楚，哪些方法是無用的，或者在哪些地方不可能找到錢包。在一個你確切地知道自己要找尋什麼的環境中，每次嘗試都會使你更接近於那個東西。我們從失敗的嘗試中能夠逐漸摸索出正確的方向。 我可以用格雷格·斯德姆的故事來說明問題。斯德姆擅長從海底打撈失蹤多年的沉船。 在2007 年，他將他（當時）最大的發現稱為“黑天鵝”，意指發現意外橫財。他的發現確實相當可觀，那些貴金屬在今天可能價值10 億美元。他的“黑天鵝”是一艘西班牙護衛艦， 被稱為“梅賽德斯聖母”號。1804 年，該船在葡萄牙南部海岸被英國人擊沉。斯德姆被認為是捕獲正面“黑天鵝”的代表，他的做法可以說明，這樣的找尋是一種高度控制的隨機形式。 我曾與格雷格·斯德姆碰過面，並分享了我的想法：他的投資者（就像當時我當交易員時的投資者）基本上沒有意識到，對一個尋寶人來說，所謂的“壞”光景（即只有開支而沒有發現）並不意味著災難，這與有穩定現金流收入的人（如牙醫或妓女）不同。由於一些心理上的領域依賴性，如果人們花錢購買辦公傢俱，不會稱之為“損失”，而認為這是投資， 但他們卻將尋寶成本視為“損失”。 斯德姆的方法如下所示。他先對沉船可能出現的海域進行廣泛分析。這些資料會被整合進一張詳細標明各海域藏寶機率的地圖。然後，他會設計搜尋區域，並規定，必須確定某片海域真的沒有沉船之後才能轉移到下一個發生沉船機率較低的海域。這看上去很隨機，但實則不然。這與你在房間尋找東西沒什麼兩樣：每一次搜尋都使得產生結果的機率更大，但前提是你可以肯定你搜尋過的區域中不可能藏有你要找的東西。 有些讀者可能對沉船的寓意不太感興趣，可能認為這些珍品是國家的，而不是私人的財產。那麼讓我們換個領域。斯德姆使用的方法也同樣適用於石油和天然氣的勘探，特別是未開發的海洋深處。兩個領域的區別只有一個：搜尋沉船時，收益以船上的寶藏價值為限，而搜尋油田和其他自然資源時，收益可能是無限（或上限很高的）。 最後，記得我在第6 章中討論了隨機鑽探法，以及該法是如何優於那些定向勘探技術的。這種由可選擇性驅動的搜尋方法並不是愚蠢的隨機方式。由於可選擇性在其中起作用， 隨機勘探法成為容易處理和可望獲得成果的隨機性。 創造性和非創造性破壞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認識到了廣義的試錯法會產生錯誤，但卻不怎麼理解不對稱性 （從第12 章以來，我們也一直稱其為可選擇性）的概念。熊彼特意識到，有些事情需要毀滅才能促進整個系統的改善，這被稱為創造性破壞，它是由哲學家卡爾·馬克思等人發展出來的，也是尼采所發現的一個觀念。閱讀熊彼特的書籍我們可以看出，他並未從不確定和不透明的角度去思考。他完全執著於干預主義，抱著政府可以透過法令推動創新的錯覺，對此我們將在下文進行反駁。此外，他也沒有理解進化性緊張層疊的概念。更為關鍵的是，他和他的批評者（那些認為他不懂數學的哈佛經濟學家）都忽略了具有不對稱效應（可選擇性） 的反脆弱性，因而也忽略了鍊金石，而這才是發展的動力。可以說，他們錯過了一半的人生。 蘇聯–哈佛鳥類學系現在，由於相當比重的技術知識實際上來自於反脆弱性、可選擇性的試錯法，因此某些人和機構試圖向我們（和他們自己）隱瞞這一事實，或貶低它的作用。 讓我們來看看兩種型別的知識。第一類不完全是“知識”，其模糊的特性讓我們很難將其與嚴格定義的知識聯絡起來。這是一種我們無法用明確和直接的語言表達的做事方式— —有時我們稱其為否定法——但是，我們卻切切實實地身體力行，而且做得很好。第二類更像我們平常所說的“知識”，它是你在學校裡學會的東西，是你用來獲得分數的東西，可以寫成文章、可以解釋、可以做學術、可以理性化、可以形式化、可以理論化、可以蘇聯化、 可以官僚化、可以哈佛化，也是可以證明的。 天真理性主義的錯誤導致我們高估了第二類知識，即學術知識在人類事務中的作用和必要性，同時也低估了無法成文的、更復雜、更直覺式的或更依賴於經驗的那類知識。 事實上，那些可以解釋的知識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微不足道的，這一點兒都不好笑。 我們找不到任何證據來反駁這一點。 我們很可能認為，技能和想法都來自於書籍、思想和推理，殊不知，它們實際上是透過反脆弱性的實踐方法獲得的，或者是自然產生的（透過我們與生俱來的生物本能知道的）。 我們無視這一點，我們腦中的一些概念讓我們在這一點上受騙了。讓我們來看看下文。 我最近查了技術的定義。大多數課本將其定義為科學知識在實際專案中的應用，這讓我們相信，知識主要或完全是從高高在上的“科學”（以一群姓名前面帶有頭銜的教士般的群體為中心組成）流向下層的實踐（由缺乏知識成就，無法躋身那群牧師式的人物中去的不學無術者執行）。 因此，在文庫中，知識的產生流程被描述為：基礎研究產生出科學知識，繼而又產生技術，後者進入實際應用，從而推動經濟增長和產生其他看似有趣的事務。“投資”基礎研究帶來的回報將被用以更多的投資基礎研究，公民們將會逐漸富裕，並享受知識帶來的福利， 比如沃爾沃汽車、滑雪度假、地中海美食，以及在群山迤邐、維護良好的國家公園中展開漫長的夏季徒步旅行。 這就是根據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命名的所謂的“培根線性模型”，我更習慣用科學家特倫斯·基利為該模型編制的表示式（最重要的是，這位科學家作為一名生物化學家，是一位實踐型科學家，而不是科學史學家）： 學術→應用科學與技術→實踐雖然這種模式在某些非常狹窄（但被高調宣傳）的領域內十分明顯，比如原子彈製造。 但據我觀察，在大多數領域內，我們看到的正好相反。或者，至少這種模式並不一定正確， 更令人震驚的是，我們沒有有力的證據來證明它是正確的。可能學術確實有助於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反過來又推動了實踐，但卻是以無意識的、非技術的方式進行的，我們將在下文詳述（換句話說，所謂的定向研究很可能是一種假象）。 讓我們回到鳥類的比喻。想想下面這件事有沒有可能發生：一群如僧侶般神聖的人（來自哈佛或類似的地方）給鳥類上課，教它們如何飛翔。試想一下，一群60 多歲身穿黑色長袍的禿頂男人，說著英語，滿口專業術語，寫下很多方程式。鳥兒果然飛了起來。完美的證明！這些衛道士趕忙衝回鳥類學系去著書寫報告，說明這隻鳥是聽了他們的話飛起來的。一個無可辯駁的因果關係推論。哈佛鳥類學系成為鳥兒飛行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它會得到政府為其貢獻所撥的研究經費。 數學→鳥類飛翔和羽翼扇動技術→（忘恩負義的）鳥類會飛但鳥類卻寫不出這樣的論文和書籍，因為它們只是鳥類，所以我們沒法得到它們的證詞。 同時，這些“教士”還向根本不瞭解哈佛開設鳥類飛翔課程之前的狀況的新一代人類推廣他們的理論。如此一來，沒有人討論鳥類不需要這種課程也能飛行的可能性，也沒有人有任何動力觀察，有多少鳥兒在飛行時並不需要這些偉大的科學機構的幫助。 上述的內容雖然看上去很可笑，但問題是，換個領域會讓它看起來合情合理。很顯然， 我們從來不認為鳥類學會飛行得歸功於鳥類學家的成果，如果有人確實持有這種觀點，那他們也很難說服鳥兒相信。但為什麼當我們把這裡的“鳥兒”替換為“人類”，說人類之所以會做事是學者授課的結果，你卻覺得沒問題呢？一旦和人類扯上關係，事情立刻變得令人困惑了。 所以，這種錯覺日益蔓延，政府撥款、稅收、華盛頓逐漸膨脹的官僚機構都加入到幫助鳥兒飛得更高的活動中。而當人們開始削減這項資金時，問題來了，一連串殺害鳥類（因為沒有幫助它們飛行）的指控接踵而至。 意第緒曾說過：“學生很聰明，受稱讚的卻是老師。”這些有關貢獻的錯覺大多來自於證實謬誤：歷史屬於那些會寫歷史的人（不論是贏家或輸家），這一事實已然可悲，但更糟糕的是，寫這些文字的人雖會提供證實事實（也就是行得通的事情），卻沒有呈現一個完整的畫面告訴我們哪些事實行得通、哪些事實行不通，由此讓我們形成了第二種偏見。比如，定向研究會告訴你哪些專案依靠資金資助成功了（如艾滋病治療藥物或一些現代藥物的研製）， 但不會告訴你哪些專案不成功，所以你會形成基金資助專案比隨機專案更有成效的印象。 當然，醫源性損傷也是不可能出現在這種討論中的。不會有人告訴你，教育在哪些方面給你帶來了傷害。
所以，我們對可能的替代流程或者該流程的作用視而不見，即無視以下迴圈： 隨機自由摸索（反脆弱性）→啟發法（技術）→實踐與實習（反脆弱性）→啟發法（技術）→實踐與實習…… 與上述迴圈並列的還有一個迴圈： 實踐→學術理論→學術理論→學術理論→學術理論…… 當然有一些例外，一些意外的遺漏，但這其實少之又少，並被過度宣傳、過度推廣現在，最重要的是，透過觀察哈佛開設飛行課程和鳥類研究課程之前的情況，人們可以洞察到所謂的培根模式中的這一騙局。這是我在從波動性的踐行者轉為研究者的過程中無意發現的（這確實是意外），多虧了一些事件的幸運轉折。但在此之前，讓我來解釋一下副現象和教育的方向。 副現象蘇聯–哈佛派謬見（給鳥類開設飛行課，並相信這些課程正是這些鳥類具備精湛的飛行技能的原因）屬於一種被稱為副現象的因果錯覺。這種錯覺是什麼？當你站在船上的駕駛臺或者艦長室裡，面前放著一個大羅盤時，你很容易形成一種印象，以為羅盤在指引船隻行進的方向，而不僅僅是反映船隻前進的方向。 給鳥類上飛行課的效應就是相信副現象的例子：我們看到富裕和發達國家的學術研究水平很高，這讓我們不加批判地認為，研究能創造財富。在一個副現象中，當你看到A 時通常都會看到B，所以你很可能認為，是A 引起了B，或B 導致了A，這取決於文化架構或者當地記者認為哪種解釋更合理。 我們很少有這樣的錯覺，即看到男生大多留短髮就認為頭髮的長度決定性別，或者戴上領帶就能成為一名商人。但是，我們卻很容易陷入其他的副現象，特別是當一個人被淹沒在新聞驅動的文化中時。 人們很容易掉進這個陷阱：副現象引發社會行為，事後又為行為尋找合理化的解釋。獨裁者——就像一國政府——會覺得自己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其他的替代方案我們不容易看見，或者被特殊利益集團隱藏起來了。例如，美聯儲會給經濟帶來巨大破壞，但人們仍舊確信它的有效性。人們害怕替代方案。同樣的，在醫源性損傷極度氾濫的年代，醫療仍被視為不可或缺。 貪婪是罪魁禍首每當經濟危機發生時，貪婪很容易被當作罪魁禍首，這留給我們一個印象，即如果我們可以找到它的根源並將它從生活中連根拔出，那麼經濟危機就會被消滅了。此外，我們傾向於認為貪婪是新生事物，因為那些肆虐全球的經濟危機是新近發生的。始於2007~2008 年的危機被解釋為“貪婪”的產物，而不是源自系統的脆弱性，這讓我們一廂情願（再次）地做起了消除貪婪的烏托邦之夢。這是一個副現象：貪婪比系統的脆弱性更古老。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就有貪婪存在。維吉爾口中“對黃金的貪婪”以及“貪婪是邪惡的根源”（源自拉丁版的《聖經·新約》）都是20 個世紀以前的說法了，我們知道貪婪的問題已經延續了多個世紀，儘管我們在之後發展出了各種各樣的政治體制，卻一直找不到解決良方。將近一個世紀之前出版的特羅洛普的小說《我們的生活方式》中對貪婪之風復甦的抱怨，與1988 年我聽到的有人對“貪婪的年代”的痛斥，以及2008 年有人對“貪婪的資本主義”的聲討如出一轍。貪婪總是以驚人的規律性反覆被人視為新的與能夠治癒的東西。消滅貪慾不過是一個類似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的方法；我們很難改變人類，所以應該建立一個抗貪婪的系統，但卻沒有人想到這個簡單的解決方案。 同樣的，“缺乏警惕”也往往被視為錯誤的根源。（正如我們將在第五卷中所看到的法國興業銀行的故事，其根源其實是規模和脆弱性）。缺乏警惕不是一個黑手黨頭目死亡的原因， 他死亡的原因是樹敵太多，而解決方案就是多交朋友。 揭穿副現象的真面目透過觀察事件的先後順序，看看某件事是否總是發生在另一件事之前，我們往往就可以從文化話語和意識中挖掘出副現象。這是由已故的克萊夫·格蘭傑改良的一種方法。格蘭傑本人是一位儒雅的紳士，是當之無愧的經濟學界的“諾貝爾”，而瑞典銀行為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設定的獎項卻大多給了一群脆弱推手。格蘭傑的方法是科學哲學家唯一可以用來建立因果關係的嚴謹的科學技術，因為現在他們透過觀察事件的順序就可以推斷出（如果還不能測量的話）所謂的“格蘭傑原因”。在有副現象的情況下，你最終看到的是A 和B 在一起。但是，如果你透過考慮順序來最佳化你的分析方法，從而引入一個時間維度——A 與B 誰先發生——並分析證據，那麼你會看到A 是否真的會造成B。 此外，格蘭傑還提出了研究差異的偉大構想，也就是說研究A 和B 的變化，而不僅僅是A 和B 的當前狀態。雖然我不認為格蘭傑的方法可以使我相信“A 導致B”，但它肯定能幫助我揭穿假的因果關係，並幫助我確定“B 導致A 的說法是錯誤的”，或者事件順序的證據不足。 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重要區別恰恰在於對事件順序的洞察，並在記憶中保留那種順序。如果生活是向前的，而記憶是往後的，那麼，正如叔本華觀察到的，書籍會加劇這種效果— —我們自己的記憶力、學習能力和本能都有內含的順序。毫無親身經歷的人站在今天的時點上回顧過去，往往會在因果關係上產生錯覺，主要是打亂了事件本身的順序。在現實生活中，儘管存在很多的偏見，但不會出現像歷史記錄中那麼多的顛倒和扭曲。不堪的歷史，充滿了謊言，充滿了偏見！ 我們來看一個揭穿因果把戲的例子：我還沒有去世，但已經可以預見到有人會對我的作品大肆扭曲。將來的作家讀了我的書，會先推導我的觀念的出處，並據此發展出自己的理論， 就好像人人都要先讀書，然後才會有想法，卻不曾想過，或許應該反過來的；人們會努力尋找支援其想法的書籍來看。因此，一名叫作阿納托爾·卡里茲基的記者在我2001 年出版的書《隨機漫步的傻瓜》中看到了伯努瓦·曼德布羅特對我的影響，雖然當時我根本不知道曼德布羅特是誰。道理很簡單：他看到我們的思想在某個領域的相似性，並根據我們的年齡大小，立刻得出了錯誤的推論。他沒有考慮到，志同道合往往是交朋友的前提，知識上的相似會拉近兩人的關係，而不能反過來說。這讓我非常懷疑在文化歷史書中常常讀到的師生關係： 所有被稱為我的學生的人，都僅僅只是因為我們志趣相投而已。 “淨挑好的來說”（或證實謬誤） 想想看各國的旅遊宣傳冊：你完全可以預期，呈現給你的圖片會比你實際看到的好看得多。其偏差或差距（當然由於常識，人們會自行修正這一誤差）可以這樣來衡量：旅遊手冊上展示的國家，減去你親眼所見的這個國家。這種偏差或小或大。我們對商業產品也會做出這樣的修正，不會過分信任廣告。 但在科學、醫學和數學領域，我們卻不修正這樣的偏差，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們也並不關注醫源性損傷。在某些地方，我們被複雜性欺騙了。 在研究機構的報告中，人們可以有選擇地報告能證實其想法的事實，而不會透露與其想法相悖或者無法證明其想法的事實。正因為如此，人們對科學的認識才會被誤導而相信高度概念化的、脆弱的、純化的哈佛方法。而統計研究往往因受這些片面性的影響而失真。這是我們應該相信證偽理論而非證實謬誤的另一個原因。 因此，像政治家一樣，學術界也會堂而皇之地告訴我們，他們為我們做了什麼，而不會告訴我們，他們沒做什麼，從而顯示出他們的方法是多麼的不可缺少。這種事情發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交易商會向你炫耀他們的成功，這樣人們就會相信他們有多聰明，而不會去探究他們隱藏起來的失敗。至於學術研究：幾年前，弦理論的發明者、偉大的數學家邁克爾·阿蒂亞來到紐約，為總部設在黎巴嫩的數學研究中心籌集資金。在演講中，他列舉了有益於社會和現代生活的數學應用，如交通標誌。這很好。但是，數學的應用在哪些方面使我們陷入了災難（如，在經濟學和金融學中，數學幾乎摧毀了整個系統）？有沒有數學無法覆蓋的領域？（我們將在下文討論）這讓我想到做一個不同的專案：找到數學無法產生益處且造成危害的領域。 “淨挑好的來說”是有可選擇性的：說故事（並出版）的人的優勢在於能夠展示用於證實的例子，而完全忽略其他情況——事實上，波動性和分散性越大，其成功的例子就越吸引人（其失敗的例子也更慘痛）。有些擁有可選擇性的人（即有權挑選自己要講的故事的人） 只會報告最符合其目的的東西。把故事好的一面呈現出來，把糟糕的一面隱藏起來，只要能打動聽眾就行了。 真實的世界依賴於反脆弱性的智慧，但是沒有一所大學會承認這一點——就像干預主義者從不接受事情沒有他們的介入也可以改善的事實。讓我們回到認為大學能夠創造財富、 促進社會中有用知識的增長的觀點，這其中存在著因果關係的錯覺，現在是戳穿它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