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發展出自己的觀點，不能只讀相關的敘述。我前面提到了特倫斯·基利，他是一個實踐科學家，揭穿了所謂的線性模型的神話。[32]一個重視實踐的實驗室科學家或工程師一定會關注現實生活中的生產，比如醫藥創新或者噴氣發動機的製造，因此可以避免陷入副現象，除非他在開始實踐之前已經被洗腦了。 作為目擊者，我見過的很多證據都足以證明，有些結果與學術科學毫無關係，它們是自由探索推動進化的結果，只不過被人披上了“學術”的外衣，被冠以“學術”之名。 表15–1 各個領域教鳥兒如何飛行的效應：教科書歸因錯誤的例項領域鳥類飛行課上鼓吹的起源及發展真實的起源及發展噴氣式飛機物理學家（被斯克蘭頓揭穿） 不瞭解“為什麼會這樣”的自由探索式工程師建築歐幾里得幾何和數學（被博茹昂揭穿） 啟發法和秘訣（協會） 控制論諾伯特·維納（被明德揭穿） 程式設計師“維基方式” 衍生工具公式布萊克、肖爾斯、脆弱推手默頓（被豪格和塔勒布揭穿） 交易員和執業者，雷格諾德、巴舍利耶、索普醫藥生物學理解（被一系列醫生揭穿） 運氣、試錯、其他醫藥的副作用，
有時甚至是有毒的（芥子氣） 工業革命知識的增長，科學革命（被基利揭穿） 冒險者、業餘愛好者技術正式的科學技術、商業早在我知道表15–1 的結論之前，也就是其他學者揭穿教鳥兒如何飛行的效應的真相之前，我注意到這個問題約在1998 年，某一天，我與如今已故的弗萊德一同在芝加哥的一個餐廳用餐，弗萊德是一位經濟學家，但也是一名真正的、善於思考的紳士。他在當地一家證券交易所擔任首席經濟學家，當時他需要給一些新的、複雜的金融產品提出建議。由於我對此頗有研究，並就所謂非常複雜的“奇異期權”出版了一本教科書，因此他希望我給他一些意見。弗萊德認為，對這些產品的需求將非常大，但他有點兒不明白，“那些交易員如果不懂吉爾薩諾夫定理的話，該如何處理這些複雜的奇異期權”。吉爾薩諾夫定理在數學上非常複雜，在當時只為少數人所知。可是，我們談及的是場內交易員（正如我們在上一章中所見）， 他們肯定會把吉爾薩諾夫當作某種伏特加品牌。做交易的人通常沒有受過很多教育，如果他們能正確地拼出自己所在街道的地址，那就可被視為教育程度過高了。弗萊德抱有一種純粹是副現象的印象，認為交易員要確定期權價格，肯定數學學得很好。事實上，在我聽說過這些深奧的定理之前，就已經透過試錯法和聽取有經驗人的意見，摸清如何進行這種複雜的交易了。 然而，我突然意識到了一件事。沒有人擔心那些不懂空氣動力學定理或不會解運動方程式的孩童們學不會騎腳踏車。那麼，為什麼弗萊德不能把這個觀點從一個領域轉移到另一個領域呢？難道他沒有意識到那些只需對場內供需做出反應、只知道努力賺錢的芝加哥場內交易員根本不需要了解吉爾薩諾夫定理，就像黎凡特露天市場的開心果小販無須懂得解一般的平衡等式就能為自己的產品定價一樣？
有一分鐘的時間，我懷疑自己是生活在另外一個星球上。或者弗萊德的博士學位和研究生涯導致他無視常識，或奇異般地喪失了這種常識——又或者說，缺乏常識的人才有動力和興趣在經濟學的虛幻世界中追求博士學位。這是不是選擇性偏見？ 我覺得我有了一個新發現，並感到非常興奮，但也意識到，如果要尋找一個人幫我證實這個觀點，那麼他必須同時是一個實踐者和一個研究者，而且是先進行實踐再開始進行研究的。這樣的人我只認識一個，也就是從交易員改行做研究員的埃斯彭·豪格，豪格也曾觀察到相同的機制。像我一樣，豪格在交易所工作了一段時間後繼續求學並獲得博士學位。我們一拍即合，馬上開始就期權定價公式的來源展開了調查：人們以前用過類似的公式嗎？它是源於我們能夠駕馭的學術公式，還是來源於試錯法驅動的（如今的學術界大大地剝奪了試錯的機會）反脆弱性進化過程？我在芝加哥做場內交易員時就注意到了一些蛛絲馬跡，比如我觀察到，資深交易員都拒絕接觸數學公式，他們使用簡單的啟發法，並聲稱：“有本事的人可不用表格。”這裡的“表格”指的是電腦中輸出的複雜公式和計算。然而，這些人生存了下來。他們的定價比那些公式計算出來的還要精準且有效，最佳價格往往一目瞭然。比如， 他們的定價考慮到了如何應對極端斯坦和“長尾”，而這些情況往往是標準公式所忽略的。 豪格感興趣的問題有時與我不同：他著迷於金融課題，希望能收集金融從業者過去寫的論文。他稱自己為“收藏家”，甚至以此作為自己的簽名，因為他還去收集一些寫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期權理論的文章和書籍，由此我們對歷史有了一個非常準確的瞭解。讓我們興奮的是，我們的證據一再證明，交易員的推理比公式有效得多。他們的推導方式比公式的出現早了至少一個世紀。至於這些方式的來源，當然是源於自然選擇、生存智慧、師從經驗豐富的從業人員，以及自身的經驗。 交易員的交易→交易員發現技術和產品→學術界的經濟學家發現公式，並聲稱交易員在使用它們→新的交易員相信了學者的話→事情搞砸了（因為理論引起的脆弱性）
我們的研究論文完稿近7 年，才得以在一本經濟學學術雜誌上發表——在此之前，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它成為經濟學歷史上下載次數最多的論文，但在前幾年的時間卻幾乎無人引用。沒有人想蹚這趟渾水。 實踐者是不寫文章的，他們只會放手去做；飛鳥果然會飛，但那些教導它們飛行的人， 正是寫故事的人。所以不難看出，歷史實際上是由失敗者撰寫的，他們有大把的時間，學術地位也得到保護。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我們無意中獲得瞭如何炮製思想敘述的第一手材料，因為我們有幸看到了另一次公然的知識偷竊。當時，我們得到了受人尊敬的《計量財務百科全書》的邀請， 發表我們作為期權從業者的觀點。所以，我們將我們的上一篇論文結合自己的體驗寫了一篇文章。讓我們大吃一驚的是：雜誌歷史版的編輯——巴納德大學的一位教授竟然擅自修改我們的闡述，結果正好被我們發現。這位經濟思想史學家改寫我們的故事，以至於削弱了甚至扭曲了我們的觀點，他改變了知識形成的箭頭方向，這就是科學史的形成過程。這個人坐在巴納德大學的辦公室裡，對我們作為交易員的所見所聞指手畫腳——竟然要求我們按照他的邏輯推翻我們自己親眼所見的東西。 此外，只要在思想史中運用些許邏輯和實證思考，擺脫教育的洗腦，就可以注意到類似的反知識形成過程。例如，脆弱推手、伯克利教授馬克·魯賓斯坦在他寫於20 世紀90 年代末的書中，將20 世紀80 年代（當時我剛從事交易員工作）金融從業者非常熟悉（而且往往以更復雜的形式）的技術和啟發法歸功於金融學教授所發表的文章。 不，我們並不是把理論付諸實踐。我們是在實踐中創造出理論。這就是我們的故事，讀者很容易從這個故事和類似的故事中推斷出，大家普遍混淆了這兩者的關係。理論其實是解決問題後的產物，但不能反過來說。
顯而易見的證據我們發現，工程師也被歷史學家“挾持”了。 就在這個令人作嘔的事件發生後，我以我與豪格合寫的有關教鳥兒飛行的觀念在金融領域的體現的論文為基礎，在倫敦經濟學院的社會科學研討會上做了演講。當然，我遭到了詰問（但那時我已經身經百戰，懂得如何應對經濟學家的詰問了）。可是隨後，驚喜發生了。 在會議快結束時，會議的組織者告訴我，恰好一週以前，羅格斯大學教授菲爾·斯克蘭頓以同樣的故事做過一次演講，只不過不是關於期權定價公式，而是關於噴氣式飛機。 斯克蘭頓表明，我們是透過一種完全以試錯法為基礎的試驗性方式來建造和使用噴氣式飛機的，沒有人真正理解噴氣式飛機的有關理論。飛機建造者需要那些知道如何製造部件來讓發動機工作的工程師。理論是後來形成的，而且是以很蹩腳的形式形成的，用以滿足那些喜歡紙上談兵的人的興趣。但是，你在有關技術的歷史書籍上是不可能讀到這些的：我的兒子唸的是航天工程專業，他就根本不知道這些事情。斯克蘭頓是一個彬彬有禮的人，他關注的是創新過程一片混亂的情況，“這與我們熟悉的分析和綜合性創新方法大相徑庭”，就好像後者才是常規，但顯然不是這樣的。 我開始尋找更多的例證，技術歷史學家戴維·埃傑頓告訴我的故事簡直讓我震驚萬分。 我們都認為控制論（它帶來了網路空間中的“網路”）是由諾伯特·維納在1948 年發明的， 但是工程歷史學家戴維·明德卻揭穿了這一故事；他指出，維納只不過是闡述了在工程領域早就實行多年的反饋控制和數位運算的概念。然而，人們（甚至今天的工程師們）都誤認為這一切都歸功於維納的數學思考。 然後，我突然想到了以下觀點。我們學習幾何都是基於教科書上的公理，比如說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並傾向於認為，正是得益於這樣的學習，我們今天才會建造出從樓房到教堂這些有著美麗的幾何形狀的建築，如果不這麼想的話真是不應該。所以我立即推測，古人之所以對歐幾里得幾何學和其他數學感興趣，是因為他們已經在使用這些方法了，他們也許是透過自己的自由探索和經驗知識推匯出這些方法的，否則他們實在沒必要關心書本知識。 這與輪子的故事類似：是否記得希臘人在工業革命前兩千年就已經發現和發展出蒸汽機了。 現實中行得通的事物往往源於實踐，而不是理論。 現在，讓我們看看周圍的建築物：從金字塔到歐洲美麗的教堂，它們在幾何機構上顯得如此複雜。所以，一個騙局出現了，它使我們傾向於相信，是數學讓我們建造出了這些美麗的建築，當然我們總能找到一些例外，比如金字塔，因為它們早於歐幾里得和其他希臘理論家帶來的更正式的數學思想。一些事實是：建築師（或所謂的大師）通常依靠靈感的啟發、 經驗法和工具，而且幾乎沒有人懂任何數學——根據中世紀科學史學家居伊·博茹昂的記載， 在13 世紀之前，整個歐洲不超過5 個人知道如何進行除法計算。建築師不必瞭解我們今天所用的方程式仍能弄明白材料力學，他們建造的建築物大部分都屹立至今。13 世紀的法國建築師維拉·德·奧內庫爾用皮卡文（法國皮卡第地區的語言）記筆記，還畫了很多圖，說明教堂是如何建造的：他們依靠的是實驗啟發法、小技巧和規則，後來由菲利布特·德洛爾姆在其建築論著中列舉闡述。例如，一個三角形可視為一匹馬的頭。與理論相比，實驗能使人更謹慎。 此外，我們相當肯定，羅馬人——這些令人欽佩的工程師在建造水渠的時候並不懂數學（羅馬數字讓定量分析很難進行）。否則，這些工程將不復存在，因為數學的一個明顯的副作用是促使人過度最佳化，並偷工減料，從而造成脆弱性。只要看看新工程比老工程更易損壞，就可以明白這一說法了。 讓我們來看看維特魯威寫於歐幾里得《幾何原本》之後約300 年的《建築十書》，該書被譽為建築學“聖經”。書裡並未涉及多少正式的幾何理論，當然也沒有提到歐幾里得定理， 大部分內容都是啟發法，就好像師父指導徒弟一樣。（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的主要數學結論就是畢達哥拉斯定理。當時他驚訝地發現，“不用工匠的工具也能”畫出直角。）在文藝復興之前，數學只用於智力測驗。 現在我要談的並不是落後於實用技術的理論或學術科學。有些理論或學術科學的最終用途（不是一些膚淺的用途），是從科學直接衍生出來的——即研究員喬爾·莫基爾所稱的“認知基礎”，或命題式知識——一種嵌入理論和實證發現，並形成某種規則說明，用以產生更多的知識和更多的應用（他認為）的形式“知識”庫。換句話說，形成一個理論體系，可以從中衍生出其他理論。 但是，讓我們不要做愚蠢的人：如果相信莫基爾先生的說法，可能會讓我們試圖透過學習經濟地理學來預測外匯價格（我很想把他介紹給綠色木材專家）。雖然我接受認知基礎的概念，但我質疑它在科技史中扮演的真正角色。我們看不到有證據證明它發揮了強有力的作用，我等待有人給我提供證據。莫基爾和這些觀點的擁躉並沒有提供證據，表明它不是副現象，他們似乎也不瞭解不對稱效應的影響。可選擇性在這裡扮演什麼角色呢？ 師徒之間會有一整套知識技能的傳承，而且這種傳承方式讓等級成為篩選過程中的一種工具，或者使某種職業更受人尊敬，或提供其他類似的幫助，但絕對起不到系統性的作用。 而知識的作用之所以會被高估，是因為它們被過度宣傳了，可見度很高。 這與烹飪一樣嗎？ 烹飪似乎是依賴可選擇性的完美體現。你所新增的配料如果與胖子託尼的味蕾相符，那麼就皆大歡喜，但如果不符，那就要忘記它。我們還透過“共同創作”的實驗開發了一套食譜。這些食譜的開發完全沒有考慮對味蕾所起的化學作用，也沒有運用任何的“認知基礎” 以從理論中推匯出理論。沒有人會被過程所欺騙。正如丹·艾瑞里所觀察到的，我們無法根據營養標籤倒推食物的味道。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古人的啟發法起了作用：一代代的集體自由探索成就了食譜的演變。這些食譜是紮根於文化中的。廚藝學校完全採取學徒制。 另一方面，我們有純物理學，基於理論來推導理論，運用一些經驗驗證。在這裡，“認知基礎”就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希格斯玻色子的發現，就是一個完全透過理論推導來找到粒子的現代案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是如此。在希格斯玻色子之前，基於少量現有外部資料探索未知的一個經典例子就是，法國天文學家勒威耶透過周圍行星的運動推匯出海王星的存在。而當該行星真的被觀察到時，他甚至拒絕看它，因為他對他的計算結果非常篤定。這些是例外情況，而且往往發生在物理學和其他所謂的“線性”領域，在這些領域，誤差來源於平均斯坦，而不是極端斯坦。 現在讓我們用烹飪的觀念作為一個平臺，來探究其他的領域：有沒有類似烹飪的活動呢？ 我們審視一下各領域的技術便會看到，事實上，大多數領域都更像烹飪而不是物理學，特別是複雜領域的技術。 連今天的醫學，也保留了學徒制的傳承模式，理論科學僅作為背景知識，使醫學看起來像是科學。如果離開了學徒制的傳承模式，那麼一定是以證據為基礎的“循證”方法，對生物學理論的依賴較少，而對經驗規律的依賴較多，這種現象我在第5 章中已經作了解釋。 那為什麼各類科學都會經歷興衰，而技術卻能保持穩定呢？ 現在，人們可以看到基本科學可能發揮的作用，但與基本學科誕生時的初衷可能並不一致。讓我們以電腦的一連串意想不到的第一階段用途為例談起。離散數學學科屬於基礎科學， 源於命題式知識，最終推動了計算機的誕生，或者歷史是這麼說的（而且，當然要提醒“淨挑好的來說”的讀者：我們需要考慮沒有任何實用性的理論知識體系）。但是，起初，沒有人知道怎麼處理這些裝滿電路的巨大箱子，它們既笨重又昂貴，除了資料庫管理以外，在其他方面應用都不太廣泛，只是比較善於處理大量的資料。這好像是人們出於對技術的狂熱而需要發明的一種應用。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會記得那些神秘的打孔卡片。後來又有人引入了控制檯，使用鍵盤，在電腦螢幕的輔助下輸入資訊。這當然推動了文書處理的誕生，計算機也因適用於文書處理而迅速發展，特別是在20 世紀80 年代早期微電腦誕生後。這種電腦用起來很方便，但直到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應用融入進來，它才真正發揮了自己的效用。現在到了第二階段，也就是網際網路時代。網際網路是羅納德·里根沉迷於與蘇聯冷戰的時代，由美國國防部旗下的一個研究部門美國國防部先進專案研究局開發的。其初衷是建立一個強大的軍事通訊網路裝置，從而讓美國在全面軍事攻擊中能夠生存下來。這當然是一個好主意， 但個人電腦配上網際網路則給我們帶來了社交網路、破碎的婚姻、更多的書呆子，讓一個後蘇聯時代的人產生了社交障礙，連配偶都找不到。這一切都得益於里根的反核和平運動中美國納稅人的錢（或者說預算赤字）。 所以，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是向前發展的箭頭，而且一往無前。儘管科學在計算機的發展旅程中還是有所作用的，畢竟計算機技術在許多方面都得依靠科學；但是，學術科學絕對無法預設計算機的發展方向，事實上，學術科學是在一個不透明的環境中，受制於機會性的發現。計算機的發展史上寫滿了大學輟學生和早慧的高中生的名字，每一步都充分顯示出發展的自主性和不可預測性。我們看到的一大謬論，就是使整件事聽起來具有不合理性——這個不合理性就在於，當一個免費的選擇權交到我們手上時，我們卻熟視無睹。 我們從一位睿智的觀察家李約瑟的作品中就能看出，中國可能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故事， 李約瑟揭穿了不少西方觀點的謬誤，而看到了中國科學的力量。尼達姆的傳記作家西蒙·溫徹斯特曾引用了漢學家伊懋可對這一問題的描述，原因在於中國沒有擁有，或者說不再擁有他所說的“歐洲人自由探索、改良改進的狂熱”。因此，雖然中國人擁有發明紡紗機的所有技術，卻“沒有人去嘗試”——這是知識阻礙了可選擇性的另一個經典例子。中國可能需要一個像史蒂夫·喬布斯那樣缺乏大學教育但卻積極進取的人，利用天時、地利完成時代的使命。我們將在下一節看到，正是這種不墨守成規的實幹家推動了工業革命的發生。 我們會研究兩個案例，第一個是工業革命，第二個是醫學。首先讓我們揭穿關於工業革命的一個因果迷思，即對科學在其中的作用的過度渲染。 工業革命知識的形成，甚至連理論的形成，也得需要一些時間，需要你忍受枯燥的學習，並犧牲做其他輕鬆工作帶來的自由。只有這樣，你才能擺脫類似新聞工作的壓力，那種文章發表後就等待它過時消亡的現代學術風氣。要知道，那隻會生產膚淺的知識，就像在紐約市唐人街上買的冒牌手錶，你明知道它是假的，但看起來卻像真的。19~20 世紀，技術知識和創新有兩大主要來源：業餘愛好者和英國教區的牧師，這兩種人都處於槓鈴策略之中。 我們發現，英國教區牧師的研究貢獻高得不成比例。英國教區的牧師通常生活無憂、博學、住著大房子或至少是舒適的房子、有人幫助打理家務、一年四季都有好茶供應，還有充裕的自由時間。並且，當然，他們有可選擇性。他們可以說是有知識的業餘愛好者，牧師托馬斯·貝葉斯（就是貝葉斯機率的發明者）和托馬斯·馬爾薩斯（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提出者） 是其中最著名的人。但還有更多令人驚喜的故事，這些都編入了比爾·布萊森的《家》一書中。作者發現，因創新流芳百世的牧師和教士人數是科學家、物理學家、經濟學家，甚至發明家人數的10 倍。除了剛才提到的兩位巨匠，我可以隨口報出一連串鄉村牧師的貢獻：牧師埃德蒙·卡特賴特發明了動力織機，對工業革命做出了貢獻；牧師傑克·羅素培育了梗犬； 牧師威廉·巴克蘭是第一位權威的恐龍研究學家；牧師威廉·格威開創了現代考古學；牧師奧克塔維厄斯·皮卡德·坎布里奇是最權威的蜘蛛專家；牧師喬治·加勒特發明了潛艇；牧師吉爾伯特·懷特是他那個時代最受尊敬的博物學家；牧師伯克利是研究真菌的頂尖專家；牧師約翰·米歇爾協助發現了天王星；可以說，這樣的例子不勝列舉。需要注意的是，正如我與豪格的論文中所述，有組織的科學往往傾向於忽略“非我發明”的東西，所以，我們所知道的有關業餘愛好者和實幹家所作貢獻的例子肯定比實際的要少，因為某些學者可能將前輩的創新據為己有。 讓我再來說說詩意的方面。自主的學術研究往往也能帶來美學享受。很長時間以來，我都在我書房的牆上掛著雅克·勒高夫寫下的一段話。勒高夫是法國偉大的中世紀研究家，他認為文藝復興源於獨立的古典文學研究者，而非專業學者。他檢視了這段時期的油畫、素描和文藝表演，比較了中世紀的大學成員及古典文學研究者的截然不同之處： 一個是被學生如眾星捧月般包圍著的教授，一個是形影相弔的學者，坐在寧靜而偏僻的房間裡，無拘無束地在寬敞舒適的空間裡任由思想如天馬行空般馳騁。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人聲喧囂的學校，烏煙瘴氣的教室，以及工作場所中對美的冷漠。 而在那裡，一切井然有序、清新美妙。安詳、靜謐而愉悅。 至於其他的業餘愛好者，有證據表明他們與狂熱的冒險家和私人投資者一起，揭開了工業革命的序幕。我們提到的基利並非歷史學家，幸運的是，他也不是經濟學家，在《科學研究的經濟規律》一書中，他質疑了傳統的“線性思維”（即認為學術科學推動了技術的發展） ——對基利來說，大學的繁榮得益於國家財富的積累，但反過來說則不成立。他甚至還進一步聲稱，這如同天真的干預措施一樣，會產生“醫源性損傷”，甚至導致負面影響。基利指出，在許多國家，政府的干預方式是透過徵稅來為科研提供資金，這樣就導致了私人投資的減少和轉移。比如在日本，經濟產業省（管轄技術和投資的部門）就有著驚人的投資記錄。 我並非利用基利的想法來支援某個反對科研資助的政治計劃，而只是要說明在發現重要的事物時，因果關係並不是像一般人所認為的那樣。 讓我們重新溫習一下，工業革命源於“技術人員建立起技術”，或者基利所說的“業餘愛好者的科學”。再以蒸汽機為例，這個發明比任何東西都能代表工業革命。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亞歷山大的希羅早就繪製出了製造蒸汽機的藍圖，但此後大約2000 年，沒有人對該理論感興趣。因此，是實踐和重新發現讓人們對希羅的藍圖產生了興趣，而不是相反的情況。 基利曾提出過一個有說服力——非常有說服力——的論點，即蒸汽機的出現是基於已有的技術，而且是由沒有受過教育的、經常悶頭自己乾的人發明的。這些人運用了實踐常識和直覺來解決困擾著他們的機械問題，而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也往往能帶來明顯的經濟回報。 讓我們再來看看紡織技術。同樣的，根據基利的觀點，這個引導人類飛躍進入現代世界的主流技術的誕生與科學幾乎毫無關係。據他說，“1733 年，約翰·凱伊發明了飛梭，推動了織布的機械化，1770 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發明了珍妮紡紗機，正如它的名字所示，它推動了紡紗的機械化。紡織技術的發展，加上瓦特和保羅的發明（紡紗機，1758）及阿克萊特的發明（水力紡紗機，1769 年），預示著工業革命的騰飛，但這些都與科學無關；它們是基於試錯法和一心想改進工廠生產力及利潤的熟練工匠，在實驗基礎上的經驗性發展。” 戴維·埃傑頓透過一些調研質疑了學術科學和經濟繁榮之間的聯絡，以及人們過去相信的“線性模型”的觀念（即學術研究是技術的源頭）。19~20 世紀的人們，沒有那麼容易上當受騙；但今天的我們卻相信，那時的他們相信線性模型，其實他們並沒有相信。事實上， 在20 世紀之前，學者們大多是教師，並非研究人員。 現在，與其透過閱讀一個學者的著作，來判定他是否可信，不如看看他的批評者是怎麼說的——他們往往會發現他最糟糕的論點。所以，我找到了基利的批評者，或者反對他意見的人的觀點，來看看他們的評論中有哪些值得思考的——以及他們的批評集中在什麼地方。除了喬爾·莫基爾的一些評論（正如我所說，他尚未發現可選擇性）以及一個經濟學家的攻擊（鑑於經濟學家的貶值，他的評論也無足輕重），針對基利的主要反對意見，我們是在一本由政府資助的有影響力的雜誌《自然》上看到的，批評基利所用的資料來自於政府資助的機構，比如在他所闡述的反對依靠財政支援科研的論點中，就引用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資料。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證據表明基利是錯誤的。但是，既然提到證據，就讓我們來看看證據：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與其觀點對立的論文具有正確性。 這類觀點很大程度上如同宗教信仰，無條件地相信有組織的科學的力量，這幾乎取代了對有組織宗教的無條件信仰。 政府應該把錢花在非目的論的自由探索上，而非科研上請注意，我並不相信上述論點，在邏輯上應該會引導我們說政府不應該花一分錢。我的論點針對的是有目的的發明創造，而非一般的科研。我們必須找到有效的支出方式。在一系列惡性迴圈的影響下，政府已經從研究中得到了巨大的回報，但與其最初的預期相比已經大打折扣——看看網際網路就知道了。此外，再回顧一下我們用於軍事領域創新的開支，以及醫療方面的開支。你會看到，這些職能部門在開展研究時目的性過強（尤其是日本），許多大公司的情況也是如此。大多數大型公司，如大型製藥公司，都是自己創新路上的敵人。 以缺乏實用價值的基礎科研為例，其研究經費和資金一般直接給予個人，而不是專案， 而且是少量給予研究人員。在加利福尼亞花費了很長時間觀察風險投資家的科學社會學家史蒂芬·夏平稱，投資者往往把錢投給他們看中的企業家，而不是某個創意。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觀點，並根據“你認識誰”和“誰說了什麼”得以強化，用風險投資家的專業術語來說，你應該把賭注投給騎師，而不是馬匹。為什麼呢？因為創新是需要靈感的，你需要具備像漫遊者般的能力，隨時抓住突然出現的機遇，而不是墨守成規地行事。夏平讓我們看到，重大的風險投資決策往往是在沒有制訂真正的商業計劃的情況下做出的。因此，如果決策前他確實進行了“分析”的話，那麼這種分析一定是自由探索的和證實性的。我自己也曾花了一些時間在加利福尼亞州與風險投資家交往，目的是投資自己，我可以證明，這的確是墨守成規的做法。 很顯然，錢應該投資給自由探索者，你信任的那些積極進取的探索者才會幫助你獲得期權收益。 現在，讓我們在這個段落中用統計引數進行一下技術性闡述。研究帶來的回報往往源於極端斯坦：它們遵循的是統計分佈的冪律，由於可選擇性的存在，這裡有近乎無限的上升空間，但下跌空間有限。因此，研究的回報與試驗次數，與非試驗花費的開支存線上性關係。 讓我們參見圖12–3，贏者回報驚人，沒有上限，而正確的方法需要某種形式的“廣種薄收”。 也就是說，正確的策略是採用“一除以n”或者“1/n”模式，將資金儘可能多地分散在許多嘗試中：如果你面對n 個選擇，那麼對所有選擇進行等量投資，也就是在每個試驗上進行少量金額的投資，但投資的專案有很多，比你願意投資的專案還要多。這是為什麼？因為在極端斯坦下，在某個創意上有少量投資總好過錯過這個創意。正如一個風險投資家告訴我的：“回報收益是如此之大，你簡直不能錯過任何一個可能的創意。” 醫療領域的案例與技術不同，醫療擁有馴化運氣的悠久歷史；它現在已經接受了實踐中的隨機性，但並不是那麼樂於接受。 醫療資料使我們能夠評估目的論研究相對於隨機性發現的成效。美國政府為我們提供了理想的資料：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的活動。這一機構源於20 世紀70 年代早期尼克松發起的“向癌症宣戰”運動。實習醫生和研究員默頓·邁爾斯，在他絕妙的書《現代醫學的偶然發現》中寫道：“在20 多年的時間裡，篩選了超過144000 種植物萃取物（代表約15000
個物種），其中沒有一種植物類抗癌藥物能夠透過審批。這種失敗與20 世紀50 年代一種從植物中萃取的抗癌藥物的發現形成鮮明對比，這種抗癌藥物是長春花生物鹼，它是偶然發現的，而不是定向研究的成果。” 約翰·拉馬蒂納在離開製藥公司後曾爆料製藥業內幕，他用統計資料顯示，在學術研究對藥品研發的貢獻問題上，民眾的看法與真相之間存在差距：10 種藥物中有9 種是私營企業研製的。甚至靠財政資助的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也發現，市場上銷售情況比較好的46 種藥物中，只有3 種與政府資金贊助有關。 我們還沒有談到這一事實，即癌症治療藥物一直源於其他學科研究。在尋找非癌症類藥物（或非癌症類的非藥物）的過程中，你發現了你並不需要尋找的東西（反之亦然）。但有趣的是，當一個學術研究者最初發現一個結果時，他可能會忽略這個結果，因為這不是他想找的——學者總是喜歡遵循一個計劃。用選擇權打個比方：儘管選擇權很有價值，但他並未行使選擇權，嚴格來說，這違反了理性（無論你如何定義理性），就像某個貪婪的人在自己的花園裡發現了一大筆錢卻不撿起來一樣。邁爾斯顯示，發現的成果往往在事後會被歸於某項學術研究，從而進一步強化我們的錯覺，這與教鳥兒飛行的效應如出一轍。 在某些情況下，由於發現的來源是軍事活動，因此我們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讓我們以邁爾斯的書中討論的癌症化療法為例，1942 年，一艘攜帶芥子氣的美國船駛離義大利巴里後遭到德軍轟炸。結果這種氣體神奇地治癒了患有血癌計程車兵（清除白細胞），由此展開對化療的研究。但是，芥子氣被《日內瓦公約》所禁止，因此這個故事變成了機密——丘吉爾清除了英國所有檔案中相關的記錄，而在美國，相關資訊也被掩蓋了，但沒有禁止對氮芥效應的研究。 傑姆斯·勒法努是一位醫生兼醫學作家，他曾寫道，治療的革命，或者說戰後時期大量有效治療方法的湧現，並不是由任何主流的科學洞見所推動的，來源恰好相反。“醫生和科學家們認識到，沒有必要詳細瞭解誤差的任何細節，合成化學會隨機地帶來醫生們找了幾個世紀都沒有找到的醫療方法。”（他用了格哈德·多馬克找到磺胺類藥物的例子來說明問題）。 此外，我們對理論的瞭解，用莫基爾的話來說，即認知基礎的提高，與新藥數量的減少同步。這是胖子託尼或做綠色木材買賣的那個人，已經告訴我們的。人們可能會說，容易出成果的專案已經越來越少了，但我從其他地方獲得了更多線索（例如人類基因組專案的成效， 以及過去20 年在研究支出日益增加的情況下醫療研究的滯後）表明——在複雜領域，知識或所謂的“知識”阻礙了研究的發展。 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研究食材的化學成分，既不會讓你成為一個好廚師，也不會讓你成為一個更專業的品嚐師——甚至可能會讓你在這兩方面都變得更糟。（對主張目的論的人來說，烹飪是微不足道的知識。） 你可以列一個藥物清單，看看有多少藥物是透過“黑天鵝”方式誕生的，有多少是按設計研發出來的。我本來想編制這樣一份列表，直到我意識到顯著的不對稱性，即以目的論的方式發現的藥物太少——主要是抗艾滋病類的藥物。設計師藥物有一個主要特性：它們是按設計研發出來的（因此，是以目的為導向的）。但看起來好像我們沒有能力在設計一種藥物的同時，考慮到其潛在的副作用。因此，設計師藥物的未來就存在一個問題。市場上的藥物越多，它們之間相沖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一種新藥問世就很可能會與市面上許多藥物相沖。如果市面上有20 種不相關的藥物，那麼當第21 種藥物誕生時，就需要考慮它與之前20 種藥物的相互作用，這或許沒什麼大不了的。但如果有1000 種藥物時，那麼最新一種藥物問世，我們就需要預測它與這1000 種藥的相互作用。而事實上，今天市場上有成千上萬的藥物。另外有研究表明，我們可能低估了目前已在市場上銷售的藥物之間的相互作用， 真正安全的藥物的數量可能只有1/4，所以，如今可用藥物的基數應該是收縮而不是增加。 醫學領域中存在明顯的漂移現象，可能為了某種目的而發明出來的藥物，卻在其他地方找到新的應用，這就是經濟學家約翰·凱伊所稱的間接發明——比如阿司匹林的用途就曾多次變更；猶大·福克曼關於限制對腫瘤的血液供應（血管生成抑制劑）的理論推動了黃斑變性治療（貝伐單抗，俗稱阿瓦斯汀）的誕生，效果比原先計劃的效用更好。 現在，與其列出一份清單（太不體面了），我還不如推薦讀者讀一些書，除了邁爾斯的書，還有克勞德·波宇昂和克勞德·莫內雷的書《美妙的機會：藥物發展史》，以及李傑的《笑氣、偉哥和立普妥》。 馬特·裡德利的反目的論觀點偉大的中世紀阿拉伯語懷疑論哲學家阿爾加惹爾，曾批評過阿威羅伊的理性主義和目的論。阿爾加惹爾提出了一個有關釦針的著名比喻，現在人們都錯誤地認為這個理論是亞當·斯密提出的。釦針不是由某一個人獨自製作出來的，而是由25 個人參與生產，這是“無形的手”引導下的合作。沒有一個人知道如何單獨生產釦針。 在懷疑論信仰主義者（即有宗教信仰的懷疑論者）阿爾加惹爾的眼中，知識不是掌握在人類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亞當·斯密稱之為市場規律，而一些現代理論家將其理解為自我組織。如果讀者想知道為什麼信仰主義在認識論上相當於對人類知識的完全懷疑， 同時認可事物的隱性邏輯，我們只要用上帝來替換自然、命運，以及任何無形的、不透明的、 不可企及的力量等，你大多能得到相同的結果。事物的邏輯在我們的掌控之外（在上帝、自然或自發力量的手中）；由於如今沒有人與上帝有直接的溝通，即使在得克薩斯州，上帝和不透明的力量之間也沒有多大差別。沒有任何一個人對事物的整體發展流程有任何瞭解，這才是最重要的。 得益於生物學的研究背景，作家馬特·裡德利拿出了更有力的論據。人類和動物之間的區別在於是否具備協作、參與經營、提出意見、相互配合的能力。合作能帶來爆炸性的利益， 即數學上所說的超疊加功能：一加一超過二，一加一加一遠遠超過三。這是純粹非線性的爆炸性利益——下面我們將詳細說明它是如何從鍊金石中受益的。最重要的是，這是一個有關不可預測性和“黑天鵝”事件影響的論點：由於你無法預測合作，也不能指導合作，你就無法看到世界的發展方向。你所能做的就是創造一種有利於合作的環境，為繁榮奠定基礎。 而且，你不能進行集權化創新，俄羅斯已經進行過了相關試驗。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用阿爾加惹爾的觀點多作一些哲學性的探討，我們可以看到宗教是如何減少我們對人類理論和代理人的依賴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亞當·斯密與阿爾加惹爾的觀點重合了。因為對亞當·斯密來說，看不見的手是指市場，而對阿爾加惹爾來說看不見的手就是上帝。人們可能很難理解，從歷史上來看，懷疑論者大多是對專業知識持懷疑態度， 而不是對諸如上帝等抽象主體表示懷疑，而且所有偉大的懷疑論者大都信仰宗教，或至少是親宗教的（即贊成其他人信仰宗教）。 公司目的論我在商學院讀書的時候，很少去聽所謂戰略規劃的講座。因為這是必修課程，我偶爾會去上課，從而我根本不去聽老師說了什麼，甚至連書也不買。學生們有個共識，我們知道那是胡言亂語。我透過玩弄複雜的邏輯課迷惑了教授，從而透過了管理學的必修課，而且我認為僅參加必要的課程就行了，多上一門課都是對自己智商的褻瀆。 公司都熱衷於制訂戰略計劃。它們需要花錢來弄明白自己究竟該走向何方。然而，沒有證據表明，戰略規劃起到了作用——否定它的證據倒有很多。管理學者威廉·斯塔巴克已經發表了多篇論文來反駁規劃的有效性——規劃使公司無視選擇權，因為它的行動方針已經過於僵化以至於無法把握稍縱即逝的機遇了。 幾乎所有管理理論，從泰勒主義到所有的生產力故事，經實證檢驗後，都被證明是偽科學——與大多數的經濟理論類似，它們都經不起驗證。馬修·斯圖爾特是讀哲學出身的，但後來成了管理顧問，他在《管理諮詢的神話》一書中揭秘了一個令人厭惡的也很可笑的故事。 這與銀行家在利己目的的驅動下所使用的方法類似。亞伯拉遜和弗裡德曼在他們的經典著作 《雜亂並非無章》中也揭穿了許多像整齊、清晰的目的論方法。事實證明，戰略規劃只不過是像迷信一樣的胡言亂語。 不管是理性的還是機會主義的企業漂移，下列公司可以告訴我們其中的真相。可口可樂起初是一種醫藥產品。蒂芙尼珠寶公司是做文具生意起家的。上面的兩個例子中，公司的前後業務還算有關聯，但再來看看下面這個例子：製造出第一枚導彈制導系統的雷神公司本來是一個冰箱製造商，而創辦人之一正是範內瓦·布什，他構建了我們早先看到的目的論科學線性模型。再看更離譜兒的例子：曾經的頂級手機製造商諾基亞，是從造紙起家的（還做過一段時間的橡膠鞋）。杜邦，現在是一家以特富龍不粘鍋、可麗耐檯面和耐用的卡夫拉縴維聞名的企業，最早其實是一個經營炸藥的公司。雅芳化妝品公司，一開始只是一個挨門推銷圖書的公司。最令人吃驚的是，奧奈達銀器本來是搞社群宗教崇拜的，但出於監管合規的要求，它需要以合資公司的名義作為掩護。 反“火雞”問題現在，讓我們看看我所說的事情背後的一些理論——統計報表認識論。下面的討論將表明，未知的、你看不到的事情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帶來好訊息，在另一些情況下可以帶來壞訊息。而在極端斯坦下，情況會變得更加側重某一邊。
再重複一遍（重複是必要的，因為知識分子往往很健忘），將缺乏證明某事的證據錯當成證明某事不存在的證據，這一簡單的觀點意味著：對反脆弱性的事物而言，好訊息從過去的資料中是找不到的，而對於脆弱性的事物而言，壞訊息倒是很罕見。 想象一下，你帶著一本筆記本去墨西哥，希望根據你和你隨機遇到的人的交談推斷出該國的人均財富。但可能的情況是，如果樣本中沒有卡洛斯·斯利姆，你就得不到什麼有價值的資訊。在100 多萬墨西哥人中，斯利姆的財富（我估計）比墨西哥底層7000 萬~9000 萬人的財富加起來還要多。因此，除非你選擇5000 萬人做樣本，並且將“罕見的事件”納入其中，否則你就會低估這個國家的財富總量。 還記得之前的圖表中所示的來自試錯法的收益嗎？當你致力於自由探索時，你會犯很多小錯誤，承受很多小損失，隨後你會偶爾發現一些非常重要的東西。這種方法從外部來看可能令人討厭——它隱藏了自身的優點，而不是掩蓋自身的缺陷。 在反脆弱性的情況下（正面不對稱性，正面“黑天鵝”業務），比如試錯法中，樣本記錄往往會低估長期平均值，隱藏起自身的優點，而不是掩蓋自身的缺陷。 回想一下我們的使命“不要成為火雞”。我們要記住的是，長期受“火雞”問題影響的人往往會低估不利事件的數量——簡單來說，罕見的事件總是罕見的，而且在過去的樣本中往往找不到，鑑於罕見事件幾乎總是負面事件，我們頭腦中呈現的常常是比現實更樂觀的畫面。但在反“火雞”問題中，我們看到的恰好是其映象，是相反的情況。在正面不對稱性的情況下，也就是在反脆弱性的情況下，“看不見的”事物是正面的。因此，“經驗證據”往往會忽略正面事件和低估總收益。這也是一個問題。 至於經典的“火雞”問題，規則如下： 在負面不對稱的脆弱情況（“火雞”問題）下，樣本記錄往往會低估長期的平均值，它會隱藏其缺陷，而展示其優點。
這樣的結果讓生活變得更簡單。但是，因為標準方法並不考慮不對稱性，使得研究了常規統計資料但卻對這一主題沒有深入研究的人（只是在社會科學中提出理論或教導學生）會錯誤地理解“火雞”問題。我發現了一個簡單的規律，即在哈佛大學任教的人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往往不如計程車司機或不懂得機械式推導方法的人（這是一個簡單的啟發法，可能是錯的，但卻有效；我是在哈佛商學院聘用脆弱推手羅伯特·默頓為教師的時候注意到的）。 因此，讓我們來看看有多少哈佛商學院教授配得上這個稱號。在第一個案例中（忽視正面不對稱性的錯誤），一位叫加里·皮薩諾的哈佛商學院教授寫了一本有關生物技術潛能的書， 在書中他就犯下了初級的反“火雞”錯誤，他沒有意識到，在一個損失有限而潛在利益無限的正業中（與銀行恰好相反），你看不到的東西可能很重要，但其蹤跡卻被掩埋在歷史資料之中。皮薩諾寫道：“儘管一些生物技術公司取得了商業上的成功，整個行業也實現了驚人的增長，但大多數生物技術公司根本沒有任何利潤。”這可能是正確的，但是據此進行的推斷卻是錯誤的，甚至可能是落後的，原因有二，而且由於其後果的嚴重性，重申一下我的邏輯是有幫助的。首先，在極端斯坦下，“大多數公司”都沒有利潤——罕見事件佔據主導地位，少數公司創造了全部利潤。不管他是什麼意思，由於存在我們在圖12–3 中所見的不對稱性和可選擇性，現在下結論可能為時過早，所以他最好去寫另一個主題，傷害較少而且可能讓哈佛商學院的學生更感興趣，比如怎麼寫一個有說服力的PPT 簡報，以及日本和法國之間的管理文化的差異。再說一遍，他那有關生物技術投資的潛在回報微薄的判斷可能是正確的，但不能基於他所展示的那些資料來推斷。 為什麼皮薩諾教授這類人的想法會有危險呢？重要的並非它會阻礙生物技術的研究，而是這種錯誤遏制了經濟生活中具有反脆弱性特徵（以技術術語來說，“右偏”）的一切事物， 因偏好“肯定正確”的事情而變得脆弱。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哈佛大學教授肯尼斯·福魯特犯了同樣的錯誤，但是所犯錯誤完全在相反的方向上，也就是負面不對稱性。在觀察再保險公司（對災難性事件提供保險保障的公司）時，福魯特認為他發現了偏差。相比再保險公司承擔的風險，它們賺了太多的利潤， 因為災難發生的頻率往往少於模型中所反映的頻率。但他忽略了一點，即災難只會給它們帶來負面的影響，而且往往淹沒在歷史資料中（再次說明，它們極為罕見）。記住“火雞”問題。要知道，僅僅因為一個事件——石棉負債，就讓勞埃德保險公司完全破產，失去了幾代人積累的財富，且僅此一次。 我們再來看看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回報，一種是“左邊受限”（損失有限，如泰勒斯的賭注），一種是“右邊受限”（收益有限，如保險公司或銀行等）。這其間的區別至關重要，因為生活中的大多數情況不是屬於第一種就是屬於第二種。 失敗七次，加上或減去兩次讓我暫且停一停，根據本章到目前為止所說的來總結一些規則。（1）尋找可選擇性； 事實上，根據可選擇性對你要從事的業務進行排名；（2）最好選擇有開放式的而非封閉式回報的業務；（3）切勿以商業計劃為投資物件，而是以人為投資物件，尋找一個在其職業生涯中能夠換6 種或7 種，甚至更多種工作的人——這是風險投資家馬克·安德森運用的方法；以人為投資物件，有助於我們對商業計劃書之類的文字敘述產生免疫力。這樣做才可以確保提高你的強韌性；（4）不管你的業務是什麼，請確保你選擇了槓鈴策略。 江湖郎中、學者和愛出風頭的人我以一個令人遺憾的筆調來結束本章：我們對幫助我們走到現在——我們的祖先存活下來——的許多人都是忘恩負義的。 我們的生活中交織著我們對凸性自由探索、反脆弱性，以及如何馴服隨機性的諸多誤解， 雖然這些都不是有意識的，也並不明確。醫學上有一類人被稱為經驗評判者，或者經驗懷疑者、實幹家，差不多就是這些稱謂，我們無法羅列他們的名字，因為他們並沒留下許多作品。 他們的研究已經從文化意識中被銷燬或隱匿，或者從檔案中遺失了，而有關他們的記憶也被歷史嚴重地扭曲了。正統的思想家和理論化的理論家經常寫書；憑直覺行事的人往往都是實踐工作者，他們大多滿足於做令人興奮的事，賺錢或賠錢，以及在小酒館裡聊天。他們的經驗往往被學者們正式化，事實上，寫歷史的人是那些想要你認為推理可以壟斷或近乎壟斷知識生產過程的人。 因此，最後要說的一點是有關那些被稱為“江湖郎中”的人。有些人確實是江湖郎中， 其他人稍好些，一些人根本不是江湖郎中，還有許多人處於是與不是江湖郎中的邊緣。很長時間以來，正式醫學不得不與眾多譁眾取寵的傢伙、江湖郎中、庸醫、巫師和術士，以及各式各樣沒有行醫執照的從業者競爭。有些人是流動行醫的，從一個鎮子走到另一個鎮子，在大型集會上為病人問診。他們會一邊動手術，一邊不停地念咒語。 這類人中包括一些醫生，他們從來沒上過阿拉伯語理性學院，沒有在小亞細亞的希臘語世界中成長過，後來也沒有進入阿拉伯語學校受過教育。羅馬人是反理論的務實一族；而阿拉伯人喜歡所有有關哲學和“科學”的東西，並把此前籍籍無名的亞里士多德推上了神壇。 例如，我們對尼科美迪亞的曼諾多圖斯的經驗懷疑主義學派知之甚少，而對理性主義者蓋倫卻很熟悉。對阿拉伯人來說，醫學是一種學術追求，是建立在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和蓋倫的方法論基礎上的；他們憎惡經驗。[33]執業醫生則是另一類人。 對醫療機構的監管，無疑是出於經濟利益的考量，而對經驗主義者的競爭表示擔憂，因為競爭使正規醫療機構的收入下降。所以，難怪這些非正規行醫者都被與盜賊聯絡在一起，
我們可以從伊麗莎白女王時期的一篇論文看出來。論文的題目很長，為“簡述或發現倫敦實證者被強烈觀察到用於質疑或經濟掏空可憐病患錢包的若干手段”。 “江湖郎中”被認為是經驗主義者的代名詞。“經驗主義者”往往依靠試驗和經驗來確定哪些是正確的。換句話說，透過試錯法和自由探索。他們被認為是劣等的——無論從職業、社會地位還是智力層面來說，他們仍然被認為不夠“聰明”。 但幸運的是，經驗主義者享有廣泛的民眾支援，也不會被根除。你看不到他們的著作， 但他們在醫學史上卻留下了巨大的印記。 現代化帶來了醫學的學術化與制度化，從而引發了醫源性損傷的初次大爆發，直到最近這種情況才開始扭轉。此外，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正式的學者並不比那些所謂的江湖郎中更高明，他們只是將他們的欺騙行為掩藏在看似更有說服力的理性之下。他們只是有組織的騙子。我希望能夠改變這種局面。 現在，我同意，沒有透過學術界審查的大部分執業醫生是流氓、江湖郎中、庸醫，甚至比這些人更糟。但是，讓我們不要輕易下錯誤的結論。形式主義者為保護自己的地盤，一直在玩弄一種邏輯錯誤，即認為：如果非學術類行醫者中存在庸醫，那麼非學術類行醫者就都是庸醫。他們現在還是這麼做的，而事實上，說“不嚴謹的都是非學術的”（假設你是愚蠢的人，你就會相信這一點）並不意味著“所有非學術的都是不嚴謹的”。“合法”的醫生和其他行醫者之間的爭論就相當具有啟發性，尤其是當你注意到，醫生們總是在偷偷地（不情願地）仿效其他行醫者所開發和推廣的補救措施和治療方式。出於經濟利益的考慮，醫生不得不這樣做，他們受益於非正規行醫者的集體試錯結果。這一過程推動了治療方法的應用，如今已經融合到正式的醫療中。 現在，讀者們，讓我們花一分鐘的時間對這些人表達一下自己的敬意。想想看，那些推動了歷史發展的人卻遭到我們忘恩負義的對待，不受我們尊重，甚至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英雄。
[32]據戴維·埃傑頓稱，所謂的線性模型在20 世紀初並沒有多少人相信；只不過我們現在認為，當時的我們相信目的論科學至高無上的地位。 [33]一個很容易被忽視的問題是，阿拉伯思想偏好抽象思維能力和最理論層面的科學——崇尚極端理性， 遠離經驗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