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命我冬天去進謁他，後來我去了。這次謁見以及在宮廷中的小型宴會都使我深信：我受到了兩位最高統治者的賞識，在聯合省議會期間國王避免公開地和我談話，並不是為了批評我的政治態度，而只是不想在當時其他人面前表示贊同。 - 17-
16 第二章 1848年 （一） 關於1848年3月18日和19日事件’的最初訊息，我是在我莊園的鄰居卡羅夫的馮•瓦滕斯累本伯爵家裡得知的，已有幾位太太從柏林逃到了他那裡。對於這一事件的政治影響我最初的感受不如對於我們計程車兵在街上慘遭屠殺使我憤怒那樣強烈。我想，只要國王是自由的，他會很快地控制局勢，我認為當前的任務是把必定處於暴動者的威脅之下的國王解救出來。 20日，舍恩豪森的農民向我報告說，離此四分之三里遠的坦格明德城的代表來了，要求像城裡那樣，在鐘樓上升起黑紅金三色旗”，還威脅說如果拒不照辦，就要帶增援隊伍再來。我問這些農民他們是否願意自衛，他們一致而激昂地回答“是”，我建議他們把城裡人從鄉村趕走，這件事在婦女們的熱心參與下完成了。 然後我讓人把教堂裡存放的一面有黑色鐵十字圖案的白旗升到鍾樓上，並查問了村裡有多少武器彈藥，現有大約五十支農民用的獵槍。算上舊式武器，我自己大約有二十支。我還派人騎馬去葉裡霍夫和拉特諾夫取火藥。 然後我和我的妻子到鄰近各村去，看到農民們都熱心地準備 - 18-
第二章 1848年到柏林去營救國王。在納伊爾馬爾克，有一位名叫克勞澤的老年堤壩檢察官，鬥志尤為昂揚，他曾在我父親的“槍騎兵”’團裡充當衛隊長。只有我的近鄰對柏林的運動表示同情，責備我在農村點燃戰火，還宣稱如果農民果真準備出發，那麼他就要干預並加以鎮壓。我回答他：“您知道我是個不愛生事的人，不過如果您要那樣幹，我就要對您開槍。”他說：“您不會這樣做。” 我回答說：“我說的是老實話。您知道，我是守信用的，您還是不要這樣幹。” 接著我獨自去了波茨坦，在火車站上見到在19日還是內務大臣的馮•博德爾施文格先生。他顯然不希望讓人看到自己曾同我這個“反動分子”談過話，我向他致意時他用法語回答道：“不要和我說話。”我說：“我們那裡農民起來了。”“為了國王嗎？”“是的。”“這個踩鋼絲的人”，他一面說，一面用雙手按住熱淚盈眶的雙眼。在城裡衛成部隊駐地教堂附近的種植區我看到了露營的近衛步兵。我和士兵們談了話，發現他們對於撤退命令十分氣憤， 要求參加新戰鬥。在歸途中沿著運河堤岸有幾個密探模樣的市民尾隨著我，他們設法和士兵們搭話，並對我說些威脅性的話。我衣袋裡有四顆子彈，不過我沒有必要使用。我投宿在我的朋友羅昂家裡，他是弗里德里希•卡爾親王的顧問，在城堡中有幾間房子。在“德意志之家”、拜訪了馮•默倫道夫將軍，他在和暴動者談判時遭到毆打，行動還困難，還拜訪了在柏林當過指揮官的馮•普里特維茨將軍。我向他們描述了農村居民的情緒，他們向我講述了這次事件直至3月19日凌晨以前的詳細情況。他們所說的一切和後來從柏林傳來的訊息都只能更使我相信，國王失去了自由。 - 19-
18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比我年長的普里特維茨判斷事物比較沉著，他說：“您不必給我們派農民來，我們不需要，士兵足夠了，寧可給我們送些馬鈴薯和糧食來，可能的話還有錢，因為我不知道士兵的糧餉是不是能得到充足的供應。如果援軍來了，我會接到從柏林來的命令， 一定率領軍隊，把他們擊退。”我說：“請把國王解救出來！” 他回答說：“這不會有大的困難，我有足夠的力量攻取柏林，可是這意味著我們又得打仗；國王既然已經下令要我們接受戰敗者的角色，我們還能做什麼呢？沒有命令我不能進攻。” 在這種事態下我考慮，從不自由的國王那裡是不能指望得到一項行動的命令的，必須透過其他途徑去得到，於是便設法去求見普魯士親王。‘有人告訴我去找親王妃，因為必須徵得她的同意，我便去見她，以便得知她丈夫的去向（我後來知道，他正在孔雀島）。“她在中層的一間侍從室裡接見了我，她坐在一張松木椅子上，拒絕提供我所要求知道的情況，並且感情激動地聲稱， 她的職責就是維護她的兒子的權利。①她說這些話是設想國王和她的丈夫不能保持他們的地位了，因此讓人考慮，在她的兒子未成年期間實行攝政。為了得到議會’中右派的合作以達此目的， 透過喬治•馮•芳克向我作出正式的建議。“因力我不能拜見普魯士親王，便試圖勸說弗里德里希•卡爾親王，我向他指出，多麼必要使王室和軍隊保持聯絡，如果陛下現在身不由己，那麼即使沒有國王的命令也要為他的事業採取行動。他回答我時情緒極為激動，他說雖然他很贊成我的想法，但是他畢竟太年輕，實現不 ① 王妃奧古斯塔在3月18日事件之後，於19日晨和她丈夫一起經過施潘道逃到孔雀島。 這對夫妻在3月22日在這裡分手，王妃去波茨坦，帶著她的孩子遷入城堡。因此俾斯麥和奧古斯塔王妃的談話不可能早於3月23日。—德文字注 - 20-
第二章1848年了這種設想，而且不能仿效那些參與政治的大學生，他本人並不比大學生年歲大。這樣，我便決定謁見國王。 卡爾親王在波茨坦宮給了我一封公開信，作為證書和通行證，內容如下： 呈信者—我的熟人——受託親自向我至尊兄長陛下恭請聖安併為我帶回資訊：因何緣故，我多次親筆詢問 “我是否可以前往柏林”一事，經過三十小時尚未見覆示。 卡爾，普魯士親王波茨坦，1848年3月21日午後一時我來到了柏林。從聯合省議會以來許多人熟悉我的儀表，所以我認為颳去鬍鬚、戴上一頂帽徽花哨的寬邊帽是可取的。因為希望謁見，我穿了大禮服。在火車站出口處擺著一個為街壘戰士募捐的盤子，旁邊站著一個肩負火槍的瘦高個子的市民衛隊”隊員。在下車時我遇到了我的一位堂兄，他摸出錢袋。我說：“別給殺人犯捐錢”。他向我警戒地看了一眼，我又說：“你不怕牛蹄子嗎？””這時我發現，站崗的人是我的朋友、高等法院顧問邁埃爾，他聽說“牛蹄子”生氣地轉過身，接著喊叫道：“唷，俾斯麥！瞧這一身打扮！怎麼在這兒撒野啦！” 宮裡的市民衛隊問我，在這裡想幹什麼。我回答說我要把一封卡爾親王的信交給國王，警衛以不信任的眼光注視我說，這不可能，親王正在拜會國王。如是，親王一定在我之前就從波茨坦動身了。警衛要看我帶的信，我給他看了，因為信沒有封口，內容也無 - 21 -
20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害。他放我走了，但不讓到宮裡去。在邁因哈德旅館底層視窗，躺著一位我認識的醫生，我就到他那裡去了。在那裡我把要向國王奏明的話都寫了下來。我帶著這封信去見鮑古斯拉夫•拉德齊維爾公爵，他可以自由交往並能夠把信呈交給國王。信中寫道，革命僅限於大城市，國王只要離開柏林，在農村依然是君主。國王沒有作答，可是後來告訴我說，這封寫得不工整、紙張又不好的信是他當時得到的第一個同情的標誌，他還小心地儲存著這封信。 我在街上步行察看戰鬥的痕跡時，一個陌生人走來對我耳語說：“有人在跟蹤您，您知道嗎？”在菩提樹下大街又有一個陌生人輕聲對我說：“請跟我來。”我隨他到了小城牆街，他說：“請您趕快離開，不然要逮捕您的。”我問他：“您認識我嗎？”他回答道：“是的，您是馮•俾斯麥先生。”威脅我的危險來自何處，警告又來自何方，我一點也不清楚。陌生人很快離開了我。街上一個小男孩在我身後喊道：“瞧，這裡走著又一個法國人！”我曾不止一次地由於後來的調查而回憶起這一評語。我獨獨沒有刮掉的下顎鬍鬚、寬邊軟帽和大禮服給這個男孩留下了一個外國人的印象。街道空空蕩蕩，不見一輛馬車，只有幾支穿著罩衫、打著旗子的軍隊步行過去，其中有一支隊伍護送一個戴了月桂花冠的街壘英雄沿著弗里德里希大街到什麼地方去慶功。 當天我就返回波茨坦，並非由於警告，而是因為我在柏林找不到活動的地盤，我當天就返回波茨坦，並且同默倫道夫和普里特維茨兩位將軍再次商談採取自主行動的可能性。“應該怎樣著手呢？”普里特維茨說。我坐在開啟的鋼琴旁邊，心不在焉地彈奏步兵衝鋒進行曲。默倫道夫淚流滿面，忍著傷痛僵直地撲過來摟住我的脖子高聲道：“願您能夠給我們安排這件事！”我回答道：“我 - 22 -
第二章1848年不能，但是沒有命令您就這樣幹，您究竟會蒙受什麼？國家會感謝您，國王到最後也會感激您的。”普里特維茨說：“您能向我保證弗蘭格爾和赫德曼會一起幹嗎？我們不能把不服從命令和糾紛帶到軍隊裡來。”我答應做一番調查，自己到馬格德堡去並派一名親信到斯德丁去摸清這兩位正在進行指揮的將軍的意圖。馮•弗蘭格爾將軍的答覆是：“普里特維茨怎麼辦，我也怎麼辦。”而我自己在馬格德堡卻不怎麼走運。起初我只見到馮•赫德曼將軍的副官，一位年輕的陸軍少校。我向他說明來意，他對我表示同情。但是，不久他便到旅館來找我，要我立即離開，以免給我造成不愉快並置將軍於荒謬可笑的境地，因為這位將軍打算把我當作叛逆加以逮捕。當時該省的最高政治權威、總督馮•博寧釋出了以下內容的宣告：“柏林爆發了革命，我將採取超黨派的立場。”這位“王位的支柱”後來當上了內閣大臣和一些有權勢的高級職務。赫德曼將軍則屬於洪堡集團。① 返回恩豪森之後，我盡力使農民明白，武裝進軍柏林是不可能的；但是由此我被人懷疑在柏林感染了革命的狂熱。因而我向他們建議（建議被採納了），由舍恩豪森和其他村子派出代表同我一起前往波茨坦親自看一看並和馮•普里特維茨將軍、或許還和普魯士親王談一談。25日我們到達波茨坦車站時，國王也正好來到，並受到一大群人的善意迎接。我對同我一起來的農民說：“那就是國王，我把你們介紹給他，請你們和他談一談。” 但他們膽怯地謝絕了，並迅速地退到人群后面去。我極為恭敬地向國王致意，他表示感謝，但沒有認出是我，便去宮中了。我跟隨 ① 他是威廉 •馮•洪堡的女婿。—德文字注 - 23-
" 21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著他；並且聆聽了他在大理石大廳中對近衛部隊軍官們的演說。 當他說“我從來沒有過比在我的公民的保護下更為自由和安全” 時，響起一陣喃喃的埋怨之聲和劍鞘的撞擊之聲，這種聲音是普魯士的國王從未在自己的軍官當中聽到過的，並且希望永遠不再聽到‘。 我懷著痛苦的心情，回到了舍恩豪森。 我在波茨坦和普里特維茨陸軍中將談話的回憶，促使我於5 月份向他寄了一封由我在舍恩豪森的朋友們共同簽署的書信，信文如下： 任何人，只要他胸膛中有著一顆普魯士人的心在跳動， 一定會和我們這些簽名人一樣，在閱讀3月19日以後最初幾周內報果對國王軍隊的攻擊時感到憤慨，國王的軍隊在鬥爭中忠誠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接到撤退令後的行動堪稱軍事紀律和自我剋制的無與倫比的榜樣，而所得的報償卻是攻擊。如果說一段時期以來報界採取了比較適當的態度，那麼原因與其說在於統治報界的政黨自那時起對於事實真相有了正確的認識，不如說在於新事態的迅速發展排擠了對於舊事態的印象，有些人還表示出這種姿態，由於軍隊新建的功績”而願意原諒它過去的行為。甚至在聽到柏林事件的最初訊息時幾乎怒不可遏的農村居民中間，歪曲的訊息開始取得市場；這些訊息來自各個方面而沒有受到任何認真的反駁， * 在我面前的是我的回憶錄和《普魯士總彙報》、《福斯報》和《西里西亞報》的相互矛盾的報道。（沃爾夫：《柏林革命編年記》第1卷第424頁。）. **4月23日軍隊佔領了什列斯維希。 - 24-
第二章1848年部分地是由報界，部分地是由正在勸導居民進行選舉的使者們傳播的，以致農村居民中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已經相信，這個訊息畢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即柏林的巷戰是由軍隊有預謀地挑起的（受到大量誹謗的王位繼承人知道和同意或沒有讓他知道和沒有他的同意，目的在於從人民那裡存回國王所做的讓步）。對於另一方面的準備工作、對於有組織地勸導人民的工作，幾乎再也無人願意相信了。我們擔心，這一謊言至少在下層人民的意識中會長時期地成為歷史，如果沒有用對事態的真實過程作出詳盡的、具有證據的說明來駁斥，而且要儘可能快地這樣做，因為局勢的發展過程出乎預料，今天和明天也許就會發生新的事件，其重要性會吸引公眾的注意力，以致對於已往事件的說明不再會得到同情。 如果能夠使居民稍微明白柏林事件的骯髒的根源，比如明白三月英雄為達到所聲稱的目的（即為了保衛陛下許諾的君主立憲制度）而進行的鬥爭是沒有必要的，那麼，按照我們的意見，這對於他們的政治觀點會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 我們認為閣下作為在這一事件中參加過戰鬥的值得嘉獎的軍隊的司令官，特別地有責任並能夠令人信服地把這一事實的真相大白於天下。我們深信，這件事對於我們的祖國有多麼重要，同時軍隊將贏得多麼大的榮譽，因此請原諒，我們不得不向閣下提出急迫而崇高的請求：在職責允許的範圍內， 儘快從軍事立場向公眾提供一份有關柏林事件的準確的、附有證明檔案的說明。 馮•普里特維茨將軍沒有接受這一請求。1891年3月18日 - 25 - 22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已退休的陸軍中將馮•邁耶林克才在《軍事週刊》附刊上發表了一篇適用於我所提出的目的的說明文章，可惜太遲了，最重要的見證人——侍從武官愛德溫•馮•曼託伊費爾和奧裡奧拉伯爵在這期間已經死去。 作為對三月事件的歷史的貢獻，我在這裡要引用事件發生後幾周內我同某些人的一些談話，這些人把我看作是保守派的親信而來拜訪我，一些人是為自己在3月18日以前和當天的立場辯解，另一些人則是為了向我敘述他們的體會。警察總監馮•米努託利抱怨說，有人責備他已預料到起義而未加防止。他爭辯說， 他未曾發覺過任何異常的徵兆。我反駁說，在根廷有目擊者告訴我，3月18日以前的日子裡，有些看上去像外國人的人，大部分說波蘭話，有些帶著武器，另一些揹著沉重的行李，向柏林方向走去。米努託利解釋說，馮•博德爾施文格內閣大臣於3月中旬約見他，對籠罩社會的騷動表示憂慮，於是米努託利把他引到帳篷前面的一個群眾集會上去。博德爾施文格聽完了那裡的演說之後說：“這些人的講話完全可以理解，謝謝您，您使我避免了一件蠢事。”對於評論米努託利來說，他在巷戰後幾天裡眾望所歸是令人懷疑的。對於一位警察總監"來說，由於一次叛亂而獲得聲望是不自然的。 指揮駐守王官周圍的軍隊的普里特維茨將軍也來訪問我，並告訴我，他們是怎麼撤退的：當他知道《致我親愛的柏林同胞》22 這一公告之後，他便中止了戰鬥，但還佔據著王宮廣場、軍械庫以及附近的街道以便保衛王宮。這時博德爾施文格走來向他提出要求：“王宮廣場的軍隊必須撤離”他回答道：“不行，這樣我就背棄了國王。”博德爾施文格接著說：“國王在他的公告中已命令 - 26-
第二章1848年要從一切‘公共場所’‘撤離。王宮廣場是不是一個公共場所？ 我還是一位大臣，作這樣的一位大臣應該幹什麼，我很清楚。 我要求您撤離王官廣場。” 普里特維茨在結束他的講述時說：“我除了把軍隊撤走還能幹什麼呢？”我回答道：“我認為最恰當的是命令一位下級軍官：‘請您把這位公民看管起來’。”普里特維茨回答說：“從市政廳來的人總是聰明些。“您是作為政治家在評論，我作為一個軍人，絕對遵照當權的大臣的措示行事，大臣依仗的是國王陛下籤了字的通告。”—我還從別處聽說，普里特維茨在中斷這次和博德爾施文格在戶外的最後一次談話時由於氣憤而臉色青紅，把劍撞入鞘中，並低聲說出了葛茲•馮•伯利欣根在視窗向帝國使者喊出的話。“然後他把馬頭向左調轉，穿過王官周圍轄區默默無語地一步一步地走去。宮裡派出一位軍官問他軍隊的駐地，他挖苦地回答：“他們從我手指頭溜掉了，那裡人人都可以發表意見。”” 從陛下左右最親近的軍官那裡我還聽說如下的情節。他們找國王，一時沒有找到，因為國王由於自然的原因①到裡面去了。 當他重新出來時，他們問他：“陛下是否已經命令軍隊撤離？”國王回答道：“沒有。”——“可是他們確在撤離。”副官說著把國王引到視窗。王官廣場上黑壓壓地擠滿了市民，還可看到在市民後頭的正在撤退計程車兵的最後一排刺刀。“我沒有下令，這是不可能 • 公告中說：“一切街道和廣場”。 ** 我知道博德爾施文格的牧師1891年11月8日的書信（《十字報》1891年11月18日第 539號）和列奧波德•馮•格爾拉赫的生平傳記。—德文字注 ① 指解大小便。—一譯者 -27-
24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的。”國王又驚又惱地喊道。① 關於利希諾夫斯基公爵，有人告訴我說，他交替地上面在宮延裡散佈軍隊軟弱無能、缺少糧餉彈藥等渙散人心的訊息，下面在廣場上用德語和波蘭語鼓勵起義者堅持下去，說什麼上面的人都已灰心喪氣。 （=） 4月2日，在第二次聯合省議會的一次短暫例會上，我說道： “我是對請願書”將投反對票的少數幾個人中的一個，我要求發言只是為了說明投反對票的理由，並且向你們宣告，就請願書是一項未來的綱領而言，不用多說我接受它，不過，唯一的原因是我沒有任何其他辦法。我這樣做並不是出於自願，而是為環境所迫，因為六個月以來我的觀點並沒有改變，我認為唯一能夠把我們從目前的處境中解脫出來，引導到一種有秩序、有法制的狀態的機構是內閣，出於這個原因我將儘可能處處向內閣貢獻我微薄的支援力量。但是促使我反對請願書的是表明對近日發生的事態的欣喜和感謝。過去的事已經被埋葬了，我比你們中間許多人更為痛心地惜的是，在王冠自己投入棺木埋人土中之後，任何人間的力量都不能使它起死回生。但是既然我為環境的壓力所迫承認了這種事情，就不能夠用謊言來辭別我在聯合省議會中的活動，即對我至少必須認為是一條錯誤道路的事情表示感謝和欣 ① 這裡的敘述由威廉親王的信所完全證實。——德文字注 - 28-
第二章 1848年喜。如果在現今業已採取的新道路上真正能夠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德意志祖興，達到一種幸福的或者即使是隻靠法治的有秩序的社會狀況，那麼，這時我才會向新秩序的奠基人表示謝意，但是現在對我來說這是不可能的。” 我想再說幾句，但是由於內心激動而說不下去，並且陷人一種痙攣哭泣的狀態，不得不離開講臺。 幾天以前馬格德堡一家報紙對我的一次攻擊促使我向編輯部投寄如下一封信件，在這封信裡我為自己要求了人們熱烈要求的、 透過廢止檢查得到保證的成就之一，即：《自由發表意見權》。沒有預料到，四十二年以後人們會就此項權利對我提出異議。16 閣下： 貴報今天這一號上刊登一篇題為《來自阿爾特馬爾克》 的文章，它使某幾位人士，間接地也使我，受到誣讒，所以我訴之於您們的正義感，是否刊登下述答覆。我雖然不是這篇文章中所指的那位從波茨坦到施滕達爾的先生，但是上週我同樣在我附近的村社宣告：我認為國王在柏林沒有自由， 並且要求他們派遭一個代表團前往應去的地方。但是我不能允許把貴報記者所援引的自私動機轉嫁到我身上來。第一， 凡是瞭解在軍隊撤走之後一切與國王個人有關的事件的人， 都會認為當時國王不能決定做什麼和讓人做什麼；第二，我認為一個自由國家的每個公民都有權利向他的同胞表述自己的意見，如果他的意見與當時的輿論相矛盾；在發生新近的事件之後，甚至很難對某人透過鼓動人民來支援自己的政治觀點的權力表示異議；第三，如果最近十四天陛下的全部行 - 2925
26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動都是自願的（這是貴報記者和我都不能確切知道的），那麼柏林人進行鬥爭想要獲得什麼呢？這樣，3月18日和19日的鬥爭至少是多餘的和無目的的，全部流血事件既無起因， 又無結果，第四，我相信我能夠表達大多數貴族的意見，即在關係到普魯士今後的社會生存和政治生存的時刻，在德國受到不只一個方向來的分裂威脅的時刻，我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愛好把我們的精力浪費於反動的嘗試或保衛瑣碎的、我們這裡至今尚保留的地主權利。而願意把精力轉用到更有價值的事情上去，我們認為上述問題是次要的，而在德國建立法律秩序、維護我們祖國的榮譽和不受損害，是每個對於政治形勢的看法不受黨派觀點干擾的人當前唯一的任務。 如果你們願意發表上文，我不反對公佈我的名字。請接受最崇高的敬意。 閣下最忠實的僕人俾斯麥於葉裡霍夫附近的舍恩豪森1848年3月30日我在這裡附帶述及，我從青年時期起簽名就不寫“馮”，現在寫“馮•俾斯麥”始於對1848年取消貴族這些提案的抗議。” 我親筆寫的下面一篇文章的草稿還儲存著，從內容來看，這篇文章是在第二次聯合省議會和選舉國民議會期間寫的。它刊登在哪一家報紙沒有查考。 來自阿爾特馬爾克在按等級區分的制度下享有強大代議權的一部分同胞， - 30-
第二章 1848年即城市居民，開始感覺到，新的選舉方式使城市居民在幾乎所有地區都將與數量上多得多的農村居民進行競爭，他們的利益將不得不讓位於大量農村居民的利益。我們生活在物質利益的時代，在新憲法確定之後，在現今的騷動平息之後， 各黨派的鬥爭所圍繞的焦點在於：是否國家稅收根據財產平均負擔，抑或主要從一直準備納稅的地產上課取，對地產的徵稅是最方便和最可靠的，而且它的面積是不能隱瞞的。當然，城裡人總在想方設法使稅務官儘可能地遠離工廠企業、 城市房產、依利息為生者和資本家，而寧願使他們依賴農田、牧場及其產品為生。這已經開始了，在迄今徵收磨粉稅的城市，最低等級免交新的直接稅，而農村居民則同往常一樣交納等級稅。“我們還聽說正在採取步驟由國庫開支支援工業，但沒有聽說要對農村居民進行幫助；他們由於沿海地區的戰事迫近，不能以相應的價格出賣自己的產品，但是他們在這貧窮缺錢的歲月由於需要償還貸款便迫不得已出賣自已的莊園。同樣，在涉及間接稅時，我們聽到談論更多的是有利於國內機器製造業和工商業的關稅保護制度，而不是從事農業的居民所需要的自由貿易。正如所述，城市裡的一部分居民考慮到上述爭執之點，便會很自然地不怕使用一切手 27 段，在即將來臨的選舉中維護自己的利益並削弱農村居民的代議權。為達到後一個目的而使用的一種極有效的方法， 就是竭力在農村居民面前敗壞他們成員中某些人的聲譽，而這些人的教養和知識能夠在國民議會中有效地維護地產的利益，為此，有人人為地散佈反對貴族地主的不滿情緒，他們說，為了不傷害這個階級，農村居民必須選舉不太過問農村 - 31
28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利益的律師或其他城裡人，或者是淳樸的農村居民，他們考慮透過黨派首領的雄辯或聰明的政策在國民議會中可以暗地裡領導他們。因此，有人力圖把迄今存在的貴族描繪成想維護和復辟舊秩序的人；而貴族地主和任何其他有理智的人一樣，承認要阻擋時代潮流或使之逆轉是荒謬和不可能的。“人們還盡力在農村中喚起和加強這樣一種觀念，即： 根據分離協定應向貴族地主交納的贖金”可以不加補償而得到解除的時刻已經來臨；但他們都閉口不談：一個想維持法制與秩序的政府，決不能首先掠奪國民中的一個階級，以便饋贈給另一個階級，以法律、判決或條約為依據的一切權利、一個人可能對另一個人提出的一切要求、一切對於借貸的利息和資本的權利都可能以同樣的法律名義從享有這一切的人那裡奪取，有人將用這種法律奪取貴族地主的地租而不完全補償。有人欺騙農村居民，使他看不清與貴族地主在農業上有共同利益，看不清在排他性的工業體系中有共同的敵人；而這一工業體系正在攫取對普魯士國家的統治；如果這種欺騙得逞，那麼我們要希望，這種欺騙不會維持多久，通過在法律上迅速取消貴族地主迄今享受的政治權利就結束這種欺騙，不要使農村居民在付出代價之後才恍然大悟，聰明的城裡人是怎樣欺騙了他們，這可是太晚了。 在第二次聯合省議會開會期間，格奧爾格•馮•芬克以其同黨”人士的名義，並據稱還受到更高階人士的委託，要求我協助實現一項計劃：透過議會促使國王退位，並且越過普魯士親王、可是又像是取得了他的同意，為親王妃的未成年的兒子確立親王妃 - 32-
第二章1848年的攝政。我立即拒絕了並且宣告，對於這種內容的提議，我的回答將是當作叛國案提議法庭審理。芬克為他的這項提議辯護，說它是政治上必要的、經過深思熟慮的、有準備的措施。他認為， 令人遺憾的是，由於親王有了“炮彈親王”22這一不應得的綽號， 所以他已不可能繼位了，還聲稱已有親王表示同意的書面意見。 他所指的是這位有騎士風度的先生可能發表的一個宣告：如果國王能夠由此而免除危險，他就準備放棄繼承權。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一宣告，親王也從未和我談起過這一宣告。最後馮•芬克先生冷淡而輕易放棄了爭取我支援親王妃攝政的企圖，說聲稱沒有極右派的贊同（他把我看成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國王的退位就決定不了①。會談是在我住的王子旅館一層右室進行的，雙方說的話要比這裡記述的多。 我從來沒有對威廉皇帝說起過這件事和在三月事件期間在波茨坦宮中從皇后處聽到的談話，也不知道別人曾否對他說起過。 對於這些事件我一直保持絨默，甚至在四年衝突”、奧地利戰爭” 和文化鬥爭”時期也沒有說過；當時我不得不把奧古斯塔王后看作是我的對手，在我堅持我認定的職責時，她使我這種堅持的能力和神經經受了一生中最嚴峻的考驗。 ① 參看卡爾•馮•霍亨洛埃侯爵的《回憶錄》第2 卷第135頁。在1874年10月24 日，“他（俾斯麥）還告訴我關於皇后的許多事。例如，1848年8月1日，格 •芬克找到俾斯麥並向他說，聯合省議會想要並必須提議國王退位，普魯士親王也退位，普魯士王妃成為攝政以代替她的兒子。俾斯麥反對並且說，人民將不會理解這一處置。當芬克堅持時，俾斯麥說：‘如果明天你提出這一提議，那麼我向您發誓，我將提議，把您作為頻國者逮捕。’芬克接著說：‘啊，那這件事必須放棄。’俾斯麥說：‘是的，請您把這告訴王妃。’於是芬克笑了笑走了。在這之前王妃已經同斯麥談過話，談話的調子使俾斯麥瞭解她在陰謀反對她的丈夫。”——德文字注 - 33 -
29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另一方面，親王妃必然給她在英國的丈夫寫過信，告訴他我曾竭力求見他，以便得到他的支援來營救國王、反擊革命運動。 因為當親王在6月7日於返回途中在根廷車站逗留幾分鐘，我因為不知道他以“維爾齊茨的代表”的身份是否願意被人看見同我會晤而向後退去時，他從人群的最後排認出了我，便穿過站在我前面的人群，向我伸出手來說：“我知道您曾為我進行活動，我將永誌不忘。” 我第一次和他會見是在1834 至1835年冬天的一次宮廷舞會上。我站在梅克倫堡的馮•沙克先生身旁，這位先生和我一樣個子很高，而且也穿著陪審員的制服，於是親王開玩笑說，司法部門如今也按照近衛兵的標準選擇人員了。然後他又轉身向著我問道，為什麼我沒有當一個軍人。我回答道：“我有過這個願望，不過雙親反對，因為前景太不妙了。”對此親王說道：“前途的確不光明，不過在司法界也不好。”在第一次聯合省議會期間，他作為貴族院的議員參加會議，在聯席會議上他曾多次和我談話，從談話的態度上證明他是贊同我當時所採取的政治立場的。 根廷會見後不久，他邀請我去巴貝爾斯貝格”。我向他敘述了三月事件中的許多情況，部分是我親身經歷的，部分是我從軍官們那裡聽來的，特別是談到了軍隊從柏林撤退時的情緒，這種情緒是從行軍時所唱的悲苦的詩句中流露出來的。我艱難地向他朗誦了這些詩句，詩句歷史地描繪了軍隊受命撤出柏林時的情緒： 這是些普魯士人，黑色的和自色的， 雄旗又一次在前面迎風飄揚， - 34-
第二章 1848年這是國王的忠實臣民在為國王捐軀， 為了國王，他們前赴後繼，一片歡聲。 即使看到犧牲者被不斷拾走， 我們也毫不畏縮， 這時一聲呼喊刺破了忠誠的心： “你們不再是普魯士人，應是德意志人。” 我們懷著愛戴之情向王座靠近， 仍然信任和充滿信心， 這時國王向我們表明人們怎樣報答忠誠的人， 他再也不聽我們這些普魯士人的呼聲。 紐帶鬆了， 我們的祖國在忍受痛苦！ 自從他擯斥他的忠實臣民以來， 我們的心碎了，他的支柱裂了。 當暴風雨在他高貴的頭上呼嘯之時， 正是愚民憤怒地向他詛咒和責難之日， 他們現時在我們勝利的戰場上大肆破壞， 正是軍隊的英勇保護您國王。 他們挺立而不顫抖， 為他們的主人、為他們的國王而流血犧牲， 他們的死是甜蜜的，他們的榮譽是純潔的。 -35 -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在您的英勇的忠誠的戰士倒下的地方， 神聖的祖國，審視這種醜行吧， 人們看到愚民的卑鄙的大批屠殺， 手挽手地圍住了那個國王。 那時他們重新發誓啊！愛戴和忠誠。 虛偽是他們的暫言。 而他們的自由是藉口， 我們幸運的是他們不願再做普魯士人。 黑紅金三色旗在陽光下閃爍， 受到褻瀆的黑鷹低頭憂傷， 在這裡結束了，索倫家族，您的光榮的歷史， 在這裡倒下了一個國王，但不是在戰鬥中。 我們不再願意看到已經隕落的星辰。 您這裡所做的，君王，您將悔恨不已， 沒有人會像普魯士人那樣忠誠。 這時他失聲痛哭了起來。他像這樣的痛哭我還只見過一次， 那是在尼科爾斯堡我反對繼續戰爭”的時候。 直至我去法蘭克福任職以前，我受到他的夫人、即親王妃的恩寵，有時命我到巴貝爾斯貝格去聆聽他的政治觀點和願望，敘述完之後她總要說：“我很高興聽到你的意見。”雖然我並不能闡述己見。未來的皇帝弗里德里希當時才十八九歲，但顯得更為年 - 36-
第二章 1848年輕，在這種場合總要向我表示他的政治上的同情感，即當晚上我登車告辭時，他在幽暗中和我友好地緊緊握手致意，似乎他不便在白天公開地表示自己的觀點。 （三） 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統治的最後二十年裡，統一德意志的願望僅僅是以德國大學生協會的活動及其在法律上被鎮壓的外在形式表現出來。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德意志民族情感，或像他自己所寫的，“條頓” 28民族情感，比他父親更熱烈殷場，但由於他的中世紀式的修飾和在實際活動中不願做出明確果斷的結論，所以這種情感受到了壓制。因此他失去了1848年的有利時機，而且這還不是他失去的唯一時機。在包括維也納革命”在內的南德各邦的革命和3月18日事件之間的一段時期內，顯而易見，在包括奧地利在內的所有德意志邦國中，普魯士是唯一保持穩固的邦國，所以德意志各邦君主都準備到柏林並以超過如今所實現的走向統一的條件尋求庇護。甚至巴伐利亞的驕傲自信也動搖了。如果按照普魯士和奧地利政府3月10日的宣告，於3月20 日在德累斯頓召開德意志各邦君主大會的話，那麼從與會各邦國官廷的情緒來看，可以期待他們會像1789年8月4日”0法國人那樣成為在祖國的祭壇上的自願的犧牲。這種見解符合實際形勢。 為了制止革命浪潮，併為未來的立法和秩序向其他德意志邦國提供當時各王朝可以接受的保證，軍國主義的普魯士是未受損傷和足夠強大的。 • 3月18日事件證明，暴力干涉甚至對於只有使用暴力方可達 -37 - 30
31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到的目的也是多麼有害。不過，直到3月19日早晨還沒有造成任何損失。起義已被鎮壓。起義的領袖（其中有我在大學時代就已熟悉的陪審員魯道夫•施拉姆）都逃到德紹去了。他們認為軍隊撤退的最初訊息是警察設的圈套，等到看了報紙以後才返回柏林。我認為，倘若果斷而巧妙地利用這一勝利（這是當時歐洲的一個政府戰勝起義而取得的唯一勝利），那麼實現德意志的統一就會比我參加政府後最終實現的更為充分。是不是這樣更有利、更持久，我姑置不論。 如果國王在三月份斷然鎮壓了柏林暴動，並不讓其死灰復燃，那麼，在奧地利崩潰之後，我們在建立一個新的鞏固的德意志國家的時候就不會遭到從尼古拉皇帝那裡來的阻難”。他的同情最初與其說在維也納方面，不如說在柏林方面，即使弗裡德里希四世個人並未享有這種同情，而且由於他和尼古拉皇帝的氣質不同，不可能享有這種同情。 3月21日國王在大學生協會的彩旗下沿著街道巡行”，對於補償內政外交方面的損失最為無濟於事。形勢由此而倒轉過來： 以致國王已經不再是他的軍隊的首領，而是街壘戰士、桀驁不馴的群眾的首領了。幾天以前，德意志各邦君主由於受到這些群眾的威脅，在國王那裡尋求保護。由於這次不光彩的巡行，把計劃中的君主大會從德累斯頓遷往波茨坦當作三月事件的唯一結果這種想法就失去了任何可靠性。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處於不稱職的、或許是背信棄義的顧問的壓力下，受到女人的眼淚的逼迫，願意透過命令軍隊放棄業已贏得的勝利，軟弱地結束已經獲得勝利的柏林流血事件，他的這種軟弱給我國政策的進一步發展首先帶來了錯過時機的危害。 - 38-
第二章1848年如果國王能夠保持並利用他的軍隊的勝利，那麼這個進步是否會持久，則是另外一個問題。確實此後國王的情緒不會像我在第二次聯合省議會期間所見到的那樣抑鬱，而會是由於勝利而精神振奮、言辭流利，就像他在1840年忠誠宣誓、1842年在科隆和其他場合”所展現的那樣。我不想揣測，斷然地鎮壓了叛亂（叛亂在除俄國以外的大陸上僅僅沒有戰勝他一個人）這種意識會對於國王的態度、對於面對奧地利和各邦君主的中世紀帝國回憶的浪漫主義精神、以及對於以前和以後國內君主們如此強烈的自主意識會產生什麼影響。巷戰中取得的成就會是另一種性質，其效果比以後在戰場上所取得的成就要小。我們像到達上帝所許之地之前的猶太人一樣，還必須經過1848年至1866年“內部鬥爭的沙漠中的迷津，這對我們的未來或許更有好處。我們的在1848年崩潰的鄰國依靠巴黎、維也納和其他地方的授助而重新奮起和振興後， 對我們來說1866 年和1870年的戰爭”畢竟是很難避免的。如果遵循1848年3月勝利的較短和較迅速的途徑，歷史事件對德國人的影響是否會同今天一樣，這是令人懷疑的，而今天的印象是：各王朝、並且正是以往那些特別具有分立傾向的王比各個黨派對待帝國更為友好。 我是在不順利的情勢下第一次訪問無憂官的。306月初，在魯道夫•康普豪森首相辭職①的前幾天，我正在波茨坦，一個宮廷使者到旅館訪我，通知我說國王希望同我談話。我抱著投石黨” 式的反對情緒說，我很抱歉，不能執行陛下的命令，因為我正準備回家去，我的妻子的健康狀況需要特別照顧，如果我在外邊耽 ① 魯道夫•康普豪森於1848年6月20日辭職。—一徳文字注 - 39 - 32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擱的時間超過了約定的時間，會使她焦躁不安。過一會兒，國王的待從武官愛德溫 •馮•曼託伊費爾來了，以邀請赴宴的形式重復這個要求，還說國王撥給我一名使者供使用，讓他去通知我的妻子。我別無他法，只得前往無憂宮。如果我的記憶不錯，餐桌上的人很少，除了男女陪客外，只有康普豪森和我。宴會後，國王帶我到涼臺上去，親切地問：“您近來好嗎？”我懷著從三月事件以來就一直懷有的激憤情緒回答：“不好。”國王接著說：“我想您的情緒是好的。”接著，我在幾項其內容已記不清的指令的印象下說：“情緒原來很好，可是自從王家的官廳在利用王家的印章的情況下把革命接種到我們身上以後，情緒便變壞了，缺乏對於國王的支援的信賴。”這時王后從樹叢後面走出來說：“您怎麼能夠和國王這樣說話呢？”“不用管我，伊麗莎，”國王回答說，“我要和他談完。”然後他又對我說：“您究竟責備我什麼呢？”“撤離柏林。”“我並不願意這樣做。”國王回答道。王后離得不遠，還能聽見，便補充道：“這完全不是國王的過錯，他當時三天沒有睡覺。”我說：“一位國王必須會睡覺。”國王對這句粗暴的話並不激動，說：“人要是從市政廳來，就變得越來越聰明，即使我承認自己的行動蠢得像‘驢子’，又會得到什麼好處？責備不是扶起傾覆了的王位的方法，我需要的是支援和有效的忠誠，而不是批評。”他說這些話和其他相類似的話時所顯示的善意征服了我。 我來的時候懷著投石黨人的情緒，如果這種人被毫不客氣地趕出門去倒是理所當然的，可是我走時卻完全被解除了武裝，被說服了。 我建議，他是一國之主，有權力恢復各處受到威脅的秩序。 他說他必須謹慎從事，以免在形式上越出法律的軌道。如果他想 - 40 -
第二章1848年要同被當時某些人稱為“短工議會”的柏林議會”鬧翻，那麼他為此必須在形式上使法律站在他這一邊，不然他的事情就會基礎不牢，整個君主政體就不僅會受到內部運動的威脅，而且也會受到外來的威脅。他這時想到的可能是德國在內部發生起義的情況下同法國的戰爭。對我來說更為可能的是，在他希望我為他效勞的時刻，他正不願意向我顯露出他擔心損害他的普魯士的德意志前景。我回答道，正規法律及其界限在目前情況下是極為模糊的， 而且不會受到敵人（如果他們一旦取得政權）的尊重，就像3月 18 日那樣。我對形勢的觀察，更多地是著眼於戰爭和自衛，而不是法律上的論據。可是同時國王堅持說，如果他偏離了法制基礎，他的地位就會變得軟弱，而我的印象仍然是，最初他是把恢覆在普魯士的秩序的可能性從屬於由拉多維茨向他灌輸的、如人們當時所說的黑、紅、金三色旗”思想之下的。 從這第一次談話之後進行的多次談話中，我還記得國王下面的幾句話：“我想實施反對國民議會的各種傾向的鬥爭，但是正如目前的情況那樣，儘管我對自己的公正合理深信不疑，可是其他人，歸根結蒂，廣大民眾是否也是這樣，我就沒有把握了。為了使我能有把握，國民議會必須更多地違反公理，並且是在不僅我容易瞭解的、而且是所有人都容易瞭解的、我有權利用暴力保衛我自己這樣一些問題上違反公理。” 我無法使國王承認我的信念：國王對自己的權力的懷疑是沒有根據的，問題僅僅在於當他想保衛自己反對議會的不能容忍的侵犯時，是否相信自己有理。我的信念的正確性很快就得到了證實：面對著大大小小的暴動，任何一項軍事部署都是毫不猶豫和熱心地完成的，而且是在一開始就把遵守軍紀同鎮壓已發生的武 - 41-
34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裝反抗聯絡在一起的情況下完成的。同時，議會因其活動被認為危害國家而被解散，在部隊中並沒有引起對於服從軍事命令的疑問。甚至在襲擊軍械庫“以及類似事件之後大批軍隊開進柏林一事，不僅會被士兵，而且也會被大多數居民理解為無可置疑的王權發揮了值得感激的職能，即使少數處理這事的人不這樣理解， 即令市民衛隊企圖進行反抗，那也只會在軍隊中加強正義的戰鬥激憤。我很難想像，國王在夏天竟然懷疑他的物質力量能否制止柏林的革命，我的揣測寧可是，國王有他內心的考慮：在某種形勢之下，柏林議會和同議會及其法律根基的和平相處能否直接或間接地加以利用，無論是透過和法蘭克福議會“聯合的方式，還是反對法蘭克福議會，還是在其他方面對德國問題施加壓力，他又考慮，與普魯士國民代表制度的公開破裂是否可能使德國的前景受到危害。在德意志彩旗下游行一事，我當然認為不應歸於國王的這種意向，當時他在肉體上和精神上都已極為疲憊，對於向他提出的強硬要求不能進行反抗。 我在出人無憂官期間，結識了在政治問題上也得到國王信任的人士，而且在內閣中時時遇到他們。其中特別應提出的是列奧波德•馮 •格爾拉赫將軍和馮•勞赫將軍，後來還有樞密顧問尼布林。 勞赫比較講求實際，格爾拉赫的缺點是常常透過巧妙的格言來決定急迫的事件，他是一個性格高尚、富於活力的人，可是沒有他弟弟路德維希•馮•格爾拉赫議長那種狂熱勁頭，在日常生活中他是謙遜和無能的，像個孩子，在政治上他是勇敢而有遠見的，但是肉體上的惰性妨礙了他。我記得當著兩兄弟——議長和將軍的面，我不得已用以下的方式說明我的對於他們不切實際所 - 42-
第二章1848年作的責備：“如果我們三人在這裡看到窗外街上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那麼議長先生會藉機發表一通關於我們缺乏信仰和我們的機構不完善等等的機智的想法；而將軍呢，就會準確地說出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怎麼辦才能幫上忙，可是仍然坐著不動，只有我才會到街上去或叫人來幫忙。”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官廷黨”中， 將軍是位最有影響的政治家，他風格高尚和無私，是國王的一位忠臣，但是在精神上或許像在肉體上一樣由於體重過度而不能把自己的正確設想及時付諸實現。在國王對他不公正或不賞識的那些日子，晚禱時在將軍房裡大概可以聽到一首古老的教會歌曲： 不要相信君主， 他們像搖籃一樣搖擺不定。 今天還為你祈禱祝福， 明天就把你釘在十字架上。 但是，在這種基督徒式的發洩不滿情緒的情況下，他對於困王的忠誠並沒有絲毫減弱。即使是在他認為國王已誤人歧途的情況下他也是全心全意擁護國王的，就像他最後幾乎是心甘情願地為此而死去，這是因為他在刺骨寒風中，不戴帽子，手裡捧著盔甲，跟隨在國王的靈柩後面走著。這種老僕人對於主子的靈柩在禮儀上的最後的忠誠表示，損壞了他本來已經虛弱的健康，他回家後得了頭部丹毒症，幾天後便死去了①。他的結局使我想起古代日耳曼君主的侍從，他們情願和主人一同死去。 ①1861年1月10日。一—德文字注 - 4335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從1848年起勞赫對國王具有同格爾拉赫一樣的影響，也許還要更大些。他很有才幹，具有健康的人類理智，勇敢正直，雖然沒有受過學校教育，卻具有普魯士將軍最為良好的志向，他多次作為駐彼得堡武官而從事外交活動。有一次勞赫帶著內閣首相勃蘭登堡伯爵的口頭委託從柏林來到無憂宮，請求國王對一項重大問題作出決斷。當國王難以作出決斷從而不能作出決定時，勞赫最終從衣袋中掏出表來，看了一眼表面的時針說：“現在離我乘的火車開車還有二十分鐘，陛下反正必須下令，我對勃蘭登堡伯爵說‘是’還是‘否’，或者我應該向他傳達，說陛下既不說‘是’， 也不說‘否’。”這幾句話是用氣憤的，由於軍事紀律而壓低了的聲調說出來的，表現了不滿情緒，這種情緒表現在明快果斷又被毫無裨益的冗長討論弄得疲倦不堪的將軍身上，是可以理解的。國王說：“哪，由我而言就說‘是’吧。”於是勞赫立即告辭，儘快穿過城市奔往火車站。國王沉默佇立了一會兒，彷彿在掂量著違心的決定會發生什麼後果似的，然後轉向格爾拉赫和我說：“這個勞赫！連德國話都說不好，可是他比我們大傢俱有更多的健全的理智。”他走出房間時還向格爾拉赫說：“他確實越來越比您聰明。”國王說的是否有理，我且不論：格爾拉赫比較機敏，勞赫比較實際。 （四） 事態的發展沒有為德國的事業提供利用柏林議會的機會，而對議會的侵犯反倒與日俱增。因此，為了使議會成員擺脫威嚇的壓力，也可能是為了解散它，把議會會址遷移到另外一個城市的 36 想法成熟了。於是在建立能夠實施這一措施的內閣的時候，便增 - 4④-
第二章 1848年加了困難。從議會開幕時候起，一般說來國王就不容易物色到大臣，特別是那些能夠順從地贊同他那多變的觀點、同時又具備無所畏懼的堅定效能保證在決定性時刻不致失去作用的大臣。我還記得春天時的多次不成功的嘗試：格奧爾格•馮•芬克對我的試探答覆說，他是一個“紅土”人“，可以批評和反對，而不適宜於做大臣的角色。貝克拉特只有在極右派無條件地服從他，並且保證國王支援他的條件下才同意組閣。在國民議會中有影響的人， 都不願意毀掉自己的前途，即在未來、在恢復秩序以後成為和保留為立憲的議會制的大臣。此外我在已經被物色為商業大臣的哈爾科特處聽到這種意見，恢復秩序必須透過由官吏和軍人組成的專家內閣來完成，要在忠於憲法的大臣能夠接事之前；此後人們做了準備。 不願意擔任大臣職務的心情，由於覺得這個職務會危及個人安全這種想法而加強，因為已經發生過保守黨議員在街上遭到毆打的事件。按照街道居民的習慣和極左派議員們對他們的影響， 假如政府試圖對民主黨的進迫予以反擊並把它轉到安定的道路上來，就必然會遇到更大的騷亂。 勃蘭登堡伯爵對於這些憂慮採取無所謂的態度，表示準備出任首相，這樣問題就在於必須為他物色一些合適的同僚。在呈給國王的名單中也有我的名字，正如格爾拉赫告訴我的，國王對此曾在頁邊空白處寫道：“只有在刺刀不受限制地實行統治時方可使用”。'在波茨坦，勃蘭登堡伯爵親自告訴我說：“我接受了這件 * 格爾拉赫的話比維茲圖姆•馮•埃克施塔德伯爵所依據的材料更為可信，他在《柏林和維也納》一書（第247頁）邊註上是這樣寫的：“極端反動分子，有血腥味，以後使用。” - 45-
37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事，可是我不怎麼讀報紙，對國家政治問題不熟悉，除了拿腦袋冒險外什麼也不會。我需要一個‘牽象人’44，一個我可以信賴而且告訴我我能夠做什麼的人。我著手工作，像一個在黑暗中行走的孩子一樣。我誰也不熟悉，只熟悉奧托•曼託伊費爾（內政部首腦），這個人具有基本的修養，同時得到我個人的信任，可是他還猶疑不決。如果他願意，明天我就到議會里去，如果他不願意，那麼我們必須等待和另外找人。請您去柏林說服曼託伊費爾吧。”在我從九點鐘一直勸說他到午夜，並答應通知他在波茨坦的夫人，還向他談到了為保護大臣的人身安全而在劇院”及其附近所採取的各種措施之後，這件事才辦成功。 11月9日清晨被任命為軍政大臣的馮•施特羅塔將軍來見我，勃蘭登堡命他拜訪我是為了讓我對他講清局勢。我儘可能地做到這一點，並問道：“您準備好了嗎？”他反問：“規定穿什麼服裝？”“便服。”我回答。他說：“我沒有便服。” 我安排了一個僕人伺候他，很幸運他在規定好的時刻之前在一家服裝店買到了一套服裝。為了保衛大臣們的安全，採取了各種各樣的安全措施。 首先在劇院裡除安排了人數眾多的警察部隊以外，還安排了近衛獵兵營的大約三十名最佳射手。如果大臣們受到暴力威脅，他們就按照約定的訊號，出現在大廳和走廊上，以其百發百中的精確射擊來保衛大臣。可以設想，槍聲一響，在場的人會迅速離開大廳。在劇院各視窗以及憲兵廣場各建築物上也都作了相應的布置，目的在於保衛從劇院撤出的大臣們免遭有可能發生的敵對性的襲擊。人們估計，只要從不同方向來的槍聲一響，在那裡可能聚集的較大人群也會散開。 馮•曼託伊費爾先生還提請注意處於狹窄的夏洛特街的去劇 -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