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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對結果可能性的權衡意識到可能性的大小,也都知道在商討解決方案時,原告只能得到索賠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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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談是受最下面一行中那個四重模式引導的。原告的情況屬於左側的型別,贏得一大筆錢的機率很小。無意義訴訟的索賠就像是買一張會中大獎的彩票一樣。過分看重成功的較小機率在這種情況下是很自然的,原告也會在商談中變得厚顏無恥或咄咄逼人。對於被告來說,起訴是件很煩人的事,但結果不好的風險很小。有些損失雖大, 但機率較小,過分看重這樣的損失會導致風險規避,而且選擇用合適的索賠解決這個案子就像是買了份保險,以防判決對自己不利。現在換一個角度:原告願意賭一次,而被告想要保險之策。作出無意義訴訟的原告很可能會接受一個比這個案件應該付出的錢更多的解決方法。 這些透過四重模式來描述的決策並非不合理。你可以在每種情況下都體會一下原告和被告的心情,這些心情會使得他們採取或挑戰或順從的立場。然而,從長遠角度來看,期望值的偏差代價可能會很大。試想一個大型組織,比如紐約市,它每年要處理200起“無意義”案件,每個案件都有5%的可能花掉這個城市的100萬美元。 再假設:對於每個案件,這個城市都能用10美元解決。這個城市認為有兩種政策能用於所有的案件,即自己解決或法庭上見。(為了方便起見,我在此忽略了訴訟費。) • 如果這個城市同意受理200起訴訟案件,就會輸掉10起,總計損失達 1000萬美元。 2000萬美元。 •如果這個城市處理每個案件都要花10萬美元,那麼總共的損失就會高達若要對相似的決策從長計議的話,你就可以看到,支付額外費用以避免不大可能出現的大筆損失代價就太高昂了。相似的分析適用於四重模式中的任何一欄:從長遠來看,期望值的系統偏差的代價還是很高的—這個原則適用於風險規避和冒險之舉。一貫看重不大可能會出現的結果—這也是直覺性決策制定的一個特徵—最終會導致不好的結果出現。 293

思考,快與優 TRUSTANPSL FAST ANDSLOW 示例——四重模式 “他試圖用庭外和解的手段來解決這個無意義的訴訟案件,以避免損失, 然而卻不大可能。這是過分看重校小可能性的結果。既然會面對很多相似的問題,他最好還是不要放棄。” “我們從不在最後一秒才享受自己的假期,我們願意為了確定性而付出努力。” “只要有可能不賺不賠,損失就不會減少。這就是損失中的冒險。” “他們知道瓦斯爆炸的可能性很小,但他們想要消除這種可能性。這是可能性效應,而且他們想要的是再無後患。” 跽驅 294

第30章被過分關注的罕見事件在以色列巴士遭遇自殺式炸彈襲擊相對頻繁的那段期間,我去了那裡幾趟。當然,如果按絕對值計算的話,這樣的襲擊是相當罕見的。2001年12月至2004年9月, 以色列總共發生了23起炸彈襲擊事件,造成236人死亡。而在這期間,以色列境內每天乘巴士的人大約有130萬。對於每一位乘客來說,遭遇襲擊的機率是極小的,但人們並不這樣認為,大家都儘量不乘巴士,而不得不乘巴士的人則會焦慮地掃視鄰座乘客的行李或其寬鬆的衣服,害怕裡面藏有炸彈。 我在以色列開的都是租來的車,很少乘巴士,但即便如此,也受到了炸彈襲擊的影響,這著實令我懊惱。在等紅燈時,我不願停在巴士旁,綠燈一亮,我會用比平時更快的速度將車開離。為此,我感到很慚愧,因為我比其他人更清楚遇襲的機率其實很小。遇襲的風險真的可以被忽略掉,但其對我行為的影響使這個極小的機率有了極大的決策權重。實際上,與把車停在巴士旁(而遭遇爆炸事件的機率)相比, 我更有可能在車禍中受傷。但並不是出於對活命的理性考慮我才躲避巴士,而是當時的體驗驅使我這樣做:在巴士旁邊停車使我聯想到了炸彈,而且這些想法令我很不愉快。我躲避巴士是因為我想要思考別的事。

FAST ANT SLOW 我的經歷說明了恐怖主義是如何產生影響的,也解釋了為什麼人們這麼害怕恐怖主義:因為它降低了效用層疊。極其生動的死亡或爆炸畫面的影響因媒體的關注以及人們的頻繁交談而不斷加強,在身處具體的情境時,尤其如此,例如看見了一輛巴士時。此類情緒一觸即發、身不由己且無法控制,會使人們本能地想要保護自己。 系統2可能“知道”發生危險的機率很小,但即使知道也無法消除人們內心的不安和躲避危險的衝動。我們無法停止系統1的執行。情緒的緊張程度不僅和機率不相符, 對機率的估測也不夠敏感。假設有兩座城市都被警告有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出沒,其中一座城市的居民被告知有兩名襲擊者準備襲擊該城市,而另一個城市的居民被告知只有一名襲擊者。後一座城市的風險降低了一半,但那裡的人們會感到更安全嗎? 紐約市有很多商店都賣彩票,生意也不錯。其實,中彩票大獎的心理與對恐怖主義事件抱持的心理是類似的。能贏大獎必然令人激動,整個社群也會為之興奮,而且人們在工作場合和家裡聊到此事時,會更興奮。買彩票之後會有一種愉快的幻想, 就像躲避巴士之後恐懼會減輕一樣。這兩個例子的實際發生機率其實都非常小,人們更在意的是可能性。人們對前景理論的最初構想包括這樣的觀點:“罕見事件不是被忽視就是被過度重視。”不過,這個說法並沒有詳細說明在什麼情況下事件會被忽視,什麼情況下會被過度重視,也沒有從心理學上對此作出解釋。對決策制定過程中情感和生動性作用的最新研究影響了我對決策權重的看法。過高權衡不太可能的結果是系統1的特點,我們對此已經很熟悉了。情感和生動性會影響順暢性、可得性以及對機率的判斷—一因此也就解釋了人們為什麼過分關注那些沒有被自己忽略掉的罕見事件。 你認為一支三流球隊獲得 NBA總冠軍的可能性有多大? 你認為下一屆美國總統是第三黨派候選人的機率有多大? 如果下一屆美國總統是第三黨派候選人,你會得到1000美元;如果不是的話,你將一分錢也得不到。你準備下多大的賭注? 這兩個問題雖不同,但明顯有關聯。第一題要求你評估罕見事件的機率,第二題 296

第30章被過分關注的罕見事件想讓你透過下賭注來權衡第一題那件事的決策權重。 人們是怎樣作出判斷,怎樣確定決策權重的呢?讓我們先來看兩個簡化的回答, 然後再對答案進行證實。以下就是這兩個十分簡單的答案: •人們高估了罕見事件的機率。 •人們在做決策時過高權衡了罕見事件。 儘管過高估計和過高權衡是兩個不同的現象,卻有著同樣的心理機制,即集中注意力、證實性偏差以及認知放鬆。 明確的描述激發了系統1的聯想機制。當你想到第三黨派候選人勝出的可能性不大時,你的聯想機制會像平時那樣在驗證性模式下工作,會有選擇地提取使表述正確的資訊、事例以及畫面。這個過程有偏見存在,但並不是在幻想下進行的。你尋找的是符合現實條件制約的可能情況,你不會天真地想象是“西方的仙女”任命了一位第三黨派的總統。你對機率的判斷最終總是由認知放鬆或順暢性決定的,因此你的腦海中總會出現貌似正確的情形。 你並不總是關注要求你作出評估的事件。如果目標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很大,你就會關注這個事件的其他可能性。請思考下面這個例子: 在你們當地醫院裡出生的新生兒在了天內就出院的機率有多大? 你現在要估測嬰兒出院回家的機率,但你肯定會關注造成嬰兒不能在正常期間出院的事件。我們的大腦有個有用的機能,它會不由自主地去關注奇譯、不同或是不尋常的事。你很快就會意識到,在美國(不是所有國家都設有同樣的標準),嬰兒於分娩後的兩三天出院是很正常的。所以,你將注意力轉移到反常的情況上去了。罕見事件成了焦點,這些事件很可能喚起可得性啟發模式:你的判斷可能由你所製造的許多醫療問題的發生場景以及想起這些問題時的感受決定。因為你處於確定性模式下,你對醫療問題出現頻率的估計很有可能會非常高。 當某件事的其他可能不太明確的時候,罕見事件的機率就很容易被高估。我常愛引用的一個例子是心理學家克雷格 •福克斯(Craig Fox)的一項研究。開始這項研究的時候,他還是阿莫斯的學生。福克斯召集了一些職業籃球賽的球迷並引出了 297

思考,快與慢甜A2G 幾個關於NBA季後賽冠軍的判斷與決策。他特別要求受試者分別估計參與季後賽的 8支籃球隊取得最後勝利的機率。因此,每支球隊的勝利都成了焦點事件。 你肯定可以猜到發生了什麼,但福克斯所觀察到的影響程度可能會令你感到驚訝。假設某個球迷被要求去估計芝加哥公牛隊贏得聯賽的機率。此時焦點事件已經確定,但其他情況——其他7支球隊中的某支球隊贏得比賽—往往會被忽略。球迷在肯定性模式下的記憶和想象都在努力構建公牛隊勝利的情況。還是這個受試者,在被問到湖人隊的勝算時,相同的選擇性啟用又會偏向支援湖人隊。這8支美國最好的職業籃球球隊都很優秀,所以設想其中一支相對較弱的球隊成為冠軍也是有可能的。 結果是:把相繼對這8支球隊進行判斷的機率相加,得到了240%!這樣的結果當然是荒謬的,因為這8支球隊的勝算相加結果應該是100%。當裁判被問到冠軍是出自西部聯盟還是東部聯盟時,這種荒謬就不存在了。因為在這個問題中,焦點事件及其他情況同樣詳細,他們判斷的機率相加就是100%。 在評估決策權重時,福克斯請了球迷對聯賽結果下注。他們對每個賭局都標明瞭金額(金額大小與賭局的風險大小相匹配)。贏得賭局的人可獲得160美元。而這8 支球隊的現金標價總額為287美元。也就是說,如果某個受試者對8支球隊都下了注, 他肯定會損失127美元!受試者肯定知道聯賽有8支球隊,對8支球隊都下注的平均回報不可能超過160美元,儘管如此,他們還是過高地估計了結果的可能性。球迷不僅高估了他們所關注的事件的可能性,還更願意對它們下注。 這些發現對規劃謬誤以及其他樂觀主義的表現形式作出了新的闡述。當某個人努力預測某個方案的結果時,就可以切實且輕鬆地成功執行某項方案。相反,失敗的可能性則會被忽略,因為事情出問題的情況錯綜複雜。對自己職業前景進行評估的那些企業家與投資者很容易高估自己的機會,也喜歡過高權衡自己的估值。 畫面感越強,決策權重越大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前景理論與效用理論的不同體現在機率與決策權重的關係上。在效用理論中,機率與決策權重是相同的。對已經確定的事情的決策權重是 100,某件事有90%的機率,說明人們對這件事的決策權重是90,是機率為10%的事 298

第30章被過分關注的罕見事件件的決策權重的9倍。在前景理論中,各種機率對決策權重的影響較小。我早前提到的一項實驗發現,機率為90%的事件的決策權重是71.2:機率為10%的事件的決策權重是18.6。兩個機率的比率是9,但其決策權重的比率只有3.83,這說明在那個苑圍內人們對機率的敏感度不夠。在這兩個理論中,決策權重只依賴於機率,與結果無關。兩種理論都認為,機率為90%的事件的決策權重與贏得100美元、收到一束玫瑰花或是遭到一次電擊的權重相同。這個理論預測後來被證實是錯誤的。 芝加哥大學的心理學家們發表了一篇文章——《錢、吻與電擊:對待風險的情感心理》,他們發現,人們評估風險時,如果(假想的)結果與情感相關(“碰見了你最愛的明星並親了他一下”或“遭受了一次疼痛但沒有危險的電擊”),這種評估對機率的敏感度要低於有關金錢得失的結果。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發現。透過生理檢測(比如心跳)的手段,其他研究者發現,對將要遭受的電擊的恐懼與遭到電擊的機率從本質上說是毫不相關的。僅僅是電擊的可能性便會讓人心生恐懼。芝加哥的這個團隊提出“滿溢意象”(affect-laden imagery)完全蓋過了對可能性的回應。10 年後,普林斯頓大學一個心理學家團隊對這個結論發起了挑戰。 普林斯頓的這個團隊說,他們已經觀察到人們對與情感相關的結果的出現機率的敏感度很低,這種情況很正常。賭錢屬於例外情況。賭錢時,人們對機率的敏感度相對較高,因為他們有確切的預期值。 下面兩個賭局的吸引力與多少現金的吸引力是等價的? A.有84%的機率贏得59美元。 B. 有84%的機率贏得一來裝在玻璃瓶裡的玫瑰花。 你注意到了什麼?其中顯著的不同在於A問題比B問題更為簡單。你不用停下來去估算這個賭金的預期值,就能很快知道其價值在50美元左右(事實上其價值為 49.56美元),在你尋找一個具有同樣吸引力的現金等價物時,這個大概的估算已足以提供一個有幫助的錨定。問題B卻不存在這樣的錨定,因此也就更難回答。調查物件還對兩個賭局的等價現金進行了評估,認為同時贏得兩個賭局中的等價現金的機率為21%。不出所料,高機率的賭博與低機率的賭博之間的不同在於,進行高機率賭博的人更可能是為了金錢,而不會是了玫瑰。 299

思考,快與慢 THANSNA NID SIINV 普林斯頓團隊認為,對機率不敏感並非因為情緒原因。為了支援這個觀點,他們比較了人們花錢避開風險的意願: 利用某個週末粉刷某人的三居室公寓的機率為21%(或84%)。 打掃使用了一週的一座公寓廁所中的三個小隔間的機率為21%(或84%)。 第二個結果肯定比第一個更能引發情感,但這兩個結果的決策權重並無不同。顯然,情感強烈程度不會影響機率。 另一個實驗產生了一個驚人的結果。在這個實驗中,受試者得到了獎品的明確價格以及文字描述資訊。例如: 有84%的機率可以贏得一東裝在玻璃花瓶裡的玫瑰花,價值59美元。 有21%的機率可以贏得一東裝在玻璃花瓶裡的玫瑰花,價值59美元。 對這些賭注預期的貨幣價值進行評估很簡單,但增加一個具體的貨幣價值並不會改變其結果:即使在那樣的情況下,評估依然對機率不敏感。想到獎品是玫瑰花的人不會將獎品資訊作為評估風險的錨定。正如科學家有時說的那樣,這是一個令人驚喜的發現,它想告訴我們一些事情。那麼,現在這個實驗想要告訴我們什麼呢? 我認為,這種說法體現了結果的豐富性和生動性,無論結果是否會激發情感,它都會降低機率在評估不確定的前景時本應起到的作用。這個假設提出了一種預測(我對這一預測信心滿滿):若對貨幣形式的結果附上毫不關聯但卻非常生動的細節描述, 同樣也會影響估算結果。比較一下你對下面這些結果的現金等價物的估值: 有21%(或84%)的機率在下個週一收到59美元。 有21%(或84%)的機率在下個週一上午收到一個內含59美元的藍色大信封。 新的假設為,在第二個案例中,對機率的敏感度會更低,因為與“一筆錢”這個抽象的概念相比,藍色信封能喚起更為豐富的想象。你在腦中構建這個事件時,即使知道贏的機率很小,但獎品的生動畫面仍然會浮現出來。認知放鬆同樣也對確定性效應產生了影響:當你腦海中閃現關於某個事件生動的畫面時,這個事件不發生的可能性所帶來的影響同樣也很生動,因此就會被過度權衡。增強的可能性效應與 300

第30章被過分關注的罕見事件增強的確定性效應相結合以後,決策權重很難在21%的機率和84%的機率之間發生改變。 對風險的表述方式不同,所做決策可能截然相反順暢性、生動性以及想象的輕鬆程度等因素會影響決策權重,這個觀點已得到許多其他觀察實驗的支援。一個著名的實驗要求受試者從兩個罐子中選一個,從裡面拿球,若拿到紅球,則有獎勵: A罐中有10個球,其中有1個是紅色的。 B罐中有100個球,其中有8個是紅色的。 你會選哪個罐子呢?因為選A罐的勝算是10%,選B罐是8%,所以作出正確選擇應該不難,但實際並非如此:大約有30%~40%的學生選擇了紅球數量較多的那個罐子,而不是勝算率高的那一個。希莫•愛潑斯坦(Seymour Epstein)說,這個結果說明的是系統1(他稱為經驗系統)表面的運作特點。 正如你可能想到的那樣,人們在這種情況下作出的愚意選擇已經引起眾多研究者的關注。他們對這種偏見也有不同的命名,而我使用的是保羅•斯洛維克的命名“分母忽視”。如果你將注意力集中在能使你勝利的球上,就不會去關注那些不能使你贏的球。生動的畫面也是產生分母忽視的原因,至少我有過這樣的經歷。當我想到小罐子時,我看到的是一個小紅球在一片白色的背景中;當我想到大罐子時,我看到的是8個紅球在一堆白球當中,這樣的畫面增強了我對勝利的信心。能使我勝利的生動畫面增強了我對那個事件的決策權重,增強了可能性效應。當然,對確定性效應來說也是同樣原理。如果我有90%的機率贏得獎品,那麼相較於10個球中有一種“不能制勝”的情況而言,100個球中那10個“不能制勝”的球更會突出輸的可能性。 分母忽視這個觀點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不同的風險表達方式所造成的效果會有這麼大的不同。如果你看到“能使兒童免受某種疾病侵襲的疫苗有0.001%的風險將導致終身癱瘓”這樣的說法時,就會覺得這個風險看似很小。現在,請考慮用另外的方式描述這一風險:“在10萬名接種疫苗的兒童中,有一個將會終身癱瘓。”第二種說 301

THINKING 法使你產生了一些第一個說法不會引起的想法:它喚起了某個兒童因接種疫苗而終身癱瘓的畫面;而另外99 999名安全接種疫苗的兒童則被完全忽視了。正如分母忽視原則預測的那樣,與抽象術語相比,例如“風險”或是“機率”(多大可能),用相對頻率(有多少)來描述會使小機率事件得到更大的權重。我們已經知道系統1更善於處理獨立事件,而不是整個範疇的事件。 頻率格式(frequency format)的影響很大。在一項研究中,看到 “每10000個人中有1 286人因某種疾病而死亡”的人比看到 “某種疾病導致24.14%的人口死亡” 的人更有可能認為此疾病的危害性很大。儘管患第一種疾病的風險只是第二種的一半,但第一種卻看似比第二種更危險!在一個更為直接的分母忽視的例子中,某種疾病會“使100人中的24.4人死亡”,與之相比,“每10000人中有1286人因某種疾病而死亡”這種說法聽上去更危險。若要求受試者對這兩種表述作一個直接的對比 (系統2肯定會參與到這個任務當中),這種效果肯定會削弱或是消除。然而,生活就像是受試者的組間實驗,你一次只能看到一種表述。系統2只有在格外活躍的情況下才會對你看到的那個說法有另外的表述,才會發現這些說法能引發不同的回應。 有經驗的法庭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也不能避免因對風險的不同表述而帶來的影響。在一個實驗中,有關專業人員需評估讓一位精神病患者出院的安全性。這個精神病患者叫瓊斯,有暴力傾向。他們收到的資訊包括某位專家對風險的評估,但同樣的統計資料是用兩種方式表述出來的: 評估那些與瓊斯類似的病人,專家發現他們在出院後最初的幾個月裡對他人使用暴力的機率是10%。 在100個類似瓊斯的病人中,大約有10個人在出院後的前幾個月裡對他人使用暴力。 看到第一種描述的專業人員讓病人出院的機率幾乎是看到第二種描述的專業人員的2倍(機率分別為41%和21%)。對相同的可能性,更加生動的描述產生了更高的決策權重。 不同的表述使人們做出不同的決策,使他們對該怎麼做生成不同的意見。斯洛維克與他的同事引用了某篇文章的一段話:“—年之中,全美有接近1000起謀殺事件 302

第30章被過分關注的罕見事件是由沒有服用藥物的嚴重精神病患者製造的。”有一種表達同一事實的說法是“每年每2.73億美國人中,有1000人是被精神病患者殺死的”。另外一種說法是,“每年,(我們)被這樣(患有精神病)的人殺死的機率接近0.00036%”。還有一種說法是:“每年死於嚴重精神病患者之手的美國人有1000人,比自殺人數的1/30還少,是因喉癌而死亡的人數的1/4左右。”斯洛維克指出,“這些說法使得他們的動機很明顯,他們想要透過強調精神病患者的暴力來造成大眾恐慌,進而使有關部門增加心理衛生服務業的資金注人”。 如果一名優秀的律師想要引起法官對DNA證據的懷疑,他不會說,“DNA不匹配的機率是0.1%”,反而會說“1000起死刑案件中就有一起案件的DNA會出現不匹配”,這樣更有可能使法官產生懷疑。聽到這個陳述的陪審團會想到坐在他們對面審判室裡的人可能會因為錯誤的DNA證據而被誤判。當然,檢察官會更偏愛抽象框架, 希望陪審團的大腦中充滿小數點。 罕見事件又為何會被人忽視? 有證據支援下面這個假設:主要注意力和顯著性會導致人們過高評估罕見事件的發生機率,也會過高權衡低機率的結果。單純提及某個事件,透過對其進行生動性以及特有的機率描述模式就會增強其顯著性。當然也有例外情況,即人們對某一事件的關注並沒有提高它的出現機率:那些含有一個荒謬的論調使你想起它就覺得不可能發生的事件,或是因不能想象結果會怎樣而使你認為它根本不會發生的事件都屬於此類事件。對顯著事件的過高估計或過度權衡這種偏見不是絕對的規則,但其影響卻很普遍,也是根深蒂固的。近年來,對“根據經驗作出選擇”這一課題的研究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興趣,其遵循的原則與前景理論中分析的“根據描述作出選擇” 的研究原則不同。在一個典型實驗中,受試者面前有兩個按鈕。按下按鈕有可能會得到金錢獎賞,也有可能什麼都得不到。結果是根據前景理論隨機出現的(例如,“有 5%的機率贏得12美元”或“有95%的機率贏得1美元”)。這個過程是真正隨機的, 所以不能保證某位受試者所見的樣本完全符合統計設定。這兩個按鈕的預期值幾乎是相當的,其中一個比另一個風險更大、更多變(例如,一個按鈕的結果可能是有5% 303

思考,快與慢 THINKING FAST AND SI.G% 的機率得到10美元,另一個按鈕則是有50%的機率得到1美元)。透過為受試者提供多次按按鈕的機會,使她可以觀察到一次又一次按按鈕後的結果,這樣她就能夠憑經驗作出選擇。透過描述性文字作選擇可透過給受試者提供關於每個按鈕的預期風險的文字描述(例如“5%的機率贏得12美元”),並讓她選擇其中一個來實現。根據前景理論可知,透過描述性文字作選擇會產生可能性效應—低機率結果的可能性被過高權衡。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憑經驗作選擇不會出現過高權衡的情況,而較低權衡的情況刧較為普遍。 憑經驗作選擇的實驗情景旨在代表許多情境,在這些情境中,我們會接觸到來源相同結果各不相同的許多情況。一間較普通的餐廳會偶爾做出一道超級美味或很難吃的菜。你的朋友通常很好相處,但有時也會變得喜怒無常、咄咄逼人。加州容易發生地震,但實際卻很少發生。許多實驗的結果表明,當我們做類似於選擇餐廳或是固定好水壺以應對地震這樣的決策時,罕見事件不會被過高權衡。 現在仍然沒有能夠闡釋憑經驗選擇的方法,但無論在實驗中還是在現實世界裡, 大家都普遍認同一點,即對罕見事件的決策權重較低有一個絕對主要的原因:許多受試者從未經歷過罕見事件!大多數加州的市民從未體驗過大地震,2007年時也沒有銀行家切身經歷過大規模的金融危機。拉爾夫 •赫特維希(Ralph Hertwig)和伊多•伊雷夫(Ido Erev)注意到“根據它們的主觀可能性,罕見事件的機率(例如房貸泡沫破滅)受到的影響比它們應得的影響更小”。他們指出,公眾對長期威脅的回應很冷淡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這些關於忽略的例子很重要,也很好解釋,但當人們真正經歷罕見事件時,低權重的情況也會出現。假設你有一個複雜的問題,與你同樓層的兩個同事可能會回答這個問題。你認識他們倆很多年了,也有很多機會觀察或是在接觸中瞭解他們的個性。阿黛爾做事持之以恆,也樂於助人,儘管有時也幫倒忙,佈菜恩並不特別友好, 和阿黛爾一樣愛幫助人,但有時候又表現得過於熱情。你會找誰幫忙? 考慮關於這個決定兩個可能的觀點: •你在兩種風險中作出選擇。阿黛爾更可靠;對佈菜恩的期望更可能會導致一個稍遜一籌的結果,產生好的結果的機率較小。罕見事件可能會因為可能性 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