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大夫弱得多，短暫得多，與中央對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對國君來說，這是一個比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穩定的制度。 但是新的問題也隨之產生了：官吏與其治下民眾的利害關係更加短暫脆弱，就好像牧人受僱放牧別人的羊群一樣， 官吏代理集團比分封的貴族集團更不關心百姓的死活。 帝國制度下的農戶是以一盤散沙的狀態存在的。豪門大族和各種民間組織都受到帝國警覺的限制。農民生活在裡甲制度的嚴格控制之下，他們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壓榨的收益很微薄，卻面臨著殺雞嚇猴的巨大風險。在這種個體反抗風險遠大於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只要能湊合活下後記：中國通史的一種濮漲 423
424 12 在理論上，官吏纂團對代理人利益的追求將在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的那一點止步。如果邊際成本由上級監督和民眾反抗共同構成，那麼，在宮吏平均分攤到的監督力度逐步下降的現實趨勢中真正能夠阻止官吏藥團優犯腳步的，只有民眾的反抗。由於個別性反抗的勝算極低，迫使優犯止步的那一點只能是大規模造反，而這一點恰恰是社會秩序的崩潰點。這是民眾權利不散官吏權力的專制制度的衰亡常規。 豫畫的鐵序 —拆解歷史弈局去，退縮忍讓通常是農戶的最佳生存策略。此外，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水平高，與外界交易的次數少、數量小，忍一忍也不是很要緊。因此小農對公正穩定的社會秩序的要求並不苛刻，也不願意為此付出較高的代價。 小農經濟對貪官汙吏的耐受性很強，對帝國官僚制度的適應能力很高，直接結果便是支援了帝國的統治方式 —就好像耐粗飼的家畜品種支援了粗放的牧養方式一樣， 小農經濟也支援帝國粗放遲鈍的管理，並且間接抑制對帝國統治方式的耐受性較弱的工商集團的發育。另外，小農經濟對貪官汙吏的承受能力又孕育了導致帝國崩潰的隱患。 由於貪官汙吏的敲詐勒索比較容易得逞，這個集團的收入水平較高，這就激勵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貪官汙吏的行列， 激勵壓榨程度逐步升級，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機出現， 引發大規模的暴烈反抗。 小農經濟的分散自給特性決定了農民階級以兩種形態交替存在：和平生產時期的一盤散沙狀態與造反時期的集團狀態。這兩種狀態對統治集團的利害影響在能力和方向上大不相同，因而在相同的幾大社會集團的構成格局中， 產生了兩種大不相同的社會秩序。對造反集團狀態的敬畏決定了統治集團對儒家規定的正式秩序的敬重，對一盤散沙狀態的輕視又導致了魚肉百姓的潛規則的盛行。王朝建立初期，農民造反集團的餘威尚存，儒家正式秩序實現的程度偏高。承平日久，潛規則在軟弱可欺的零散小農計程車壤上成長髮育，儒家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漸破壞。 顯然，上述失衡過程是一個勢所必然的趨勢，帝國的歷史越長，這個趨勢就表現得越分明1。在這個過程的未端，則是迴圈出現的帝國崩潰和隨之而來的無政府狀態， 以及逐鹿中原的軍閥混戰。而在爭奪天下的混戰中，最終獲得競爭優勢的體系，又勢必屬於駕輕就熟，無須冒險試驗的帝國制度。這是戰爭效率最高，社會認同最廣的制度。
於是，帝困制度再一次出現在新一輪王朝迴圈的開端。 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上，帝國制度對自身弱點的修補一直沒有停止。漢朝有削藩，有獨尊儒術，隋唐發明了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宋朝完善了抑制軍閥藩鎮的代理軍官制度；明朝發明了代替相權的內閣制度和提高皇帝個人監控能力的廠衛制度；清朝的皇位傳賢原則又建立了激勵皇子進行素質競爭的新機制。此外還有不斷改進但成效不佳的宦官控制制度、後戚控制制度等等。儘管帝國制度在各方面都有完善和發展，但在最根本的關係上，在農業生產者與暴力賦斂集團的關係方面，一直不能出現有效的權力制衡。因為最有制衡慾望的受害者，始終是毫無權力的平民百姓。 作為帝國制度基礎的農耕技術和小農經濟，是比採集和狩獵更能充分利用自然資源的生產方式。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上，帝國農業的生產方式也經歷了許多進步，出現了新的作物品種、新的栽培技術、新的生產工具、新的地租形式、更精密的土地產權制度等等。不過，這種生產方式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終究有自己的極限。 在帝國承平日久，人口增加之時，農業依賴的土地資源便日漸緊張，帝國各階層對土地資源的爭奪也日趨激烈。 資源競爭導致了嚴重的兩極分化，一方面是在競爭中獲勝的官僚地主和平民地主獲得大量土地，另一方面，在競爭中失敗的大量人口論為佃戶、僱農、奴僕、流民、乞丐、蛋民1、土匪或盜賊，他們造反的機會成本很低，帝國崩潰的風險也因此加大了。 對生產資料的激烈競爭，一方面破壞了帝國賴以生存的小農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又把大量人口逼人了在生存競爭中佔據優勢地位的官吏集團，加劇了帝國官吏集團膨脹和腐敗的原有趨勢。這又像火上澆油一樣製造出更多的流民和造反者，迫使帝國透過更過分的搜刮聚集力量進行 13 蛋民：以船為家，生活在水上的居民。通常被視為賤民，被看作陸地生存競爭的失敗者。海盜和水匪中多有蛋民出身者。 看記：中屬酒史的一種談法 425
鎮壓，因而更大幅度地偏離儒家對基本秩序的規定，直到每次搜刮所激起的反叛暴力超過新聚集的帝國鎮壓能力。 於是秩序崩潰，天下大亂，生產性活動大面積停止，人民在戰亂和饑荒中大批死亡，土地荒蕪，人口銳減，自然資源相對寬裕。此時劫掠的利益低於維護秩序並從事生產的利益，生產開始恢復，各暴力集團小範圍的割據局面形成， 各暴力集團相互攻殺吞併，最後建立新的帝國。 帝國無法吸納自身創造的過剩人口，便以這種方式解決人口過剩問題。帝國在安排皇族迅速膨脹的人口時都顯得束手無策。這是儒家視野之外的問題，是儒家認知框架無力分析也未曾認真看待的更深層次的危機。帝國秩序的破壞與人口壓力增加的同步交織確實容易攪亂對這個問題的分析。但是，帝國對儒家秩序的週期性偏離與復位，畢竟有別於農業文明基礎上的人口與土地均衡關係的破壞與重建，儘管這兩種失衡共同以王朝更替和治亂迴圈為常規的自我校正機制。 帝國制度輪迴十餘次而基本結構不改，根本的原因， 是不能形成衝出農業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決人口與資源關係的長期性問題，也不能形成構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會力量，從而解決統治集團落的週期性問題。小農經濟的基礎不變，誘導或脅迫帝國制度發生根本變遷的利害格局就不能形成，王朝迴圈就不會終止。 3.官營工商業與民營工商業歐洲形成了衝出農業文明的力量。那裡的工商業吸納了大量人口，工業的發展又為農業提供了化肥農藥等新投人的生產要素，從而提高了農業產出水平；發達的商業也保證了外來的食品供應，支撐著工商業分工的深化和繁菜。 如此分工與專業化互動促進又相互支援，逐步改變了經濟 426 雞熹的胅序一—拆解歷史弈廚結構和勞動力結構。這種新的文明體系及其市場色彩濃厚的激勵機制，改造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育意願，最後達到了人口增長率和生產方式的承受能力的基本平衡。 上述過程未能在帝國兩千多年的輪迴中展開。 在中國歷史上，工商業的形成和發展與官府的關係極其密切。在早期階段，較大規模的工商業分工本身就產生於暴力賦斂集團及其支配的行政權力的需求和指令，這就是周朝的“工商食官”14。官營工商業以暴力強制為基礎， 壟斷山林池澤和礦產資源，直接佔用和支配人力物力，從事工業生產和內外交易活動，滿足統治集團對武器、祭祀用品、交通工具和衣食住用等生活用品的需要。 帝國的官營工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製造出了精美的祭祀用品、戰車、兵器、航船、宏偉的建築、精巧的手工藝品，以及相應的複雜的分工協作體系。帝國的代理官員是這套生產體系的直接管理者。但是，無論官營工商業如何發達，它終究是帝國的附庸，是小農經濟的剩餘產品所支撐的政治軍事組織的附庸。它沒有自身的生命和發展動力。 官營工業生產體系還面臨著一道難以突破的邊界：在自身的分工與專業化的發展中，分工越細，體系越複雜，代理鏈越長，管理成本就越高，分工帶來的利益也就越低。當管理成本高過分工所帶來的收益的時候，分工發展的程序就會終止。 與官營工業不同，民營工業在市場體系中的分工和發展，是一種利益主體不斷生成的過程。官營工商業只有一個行政頭腦，分工好比是肢體的分化和延長，存在著資訊不通、指揮失靈和尾大不掉的風險。而民營工業在肢體過長時就會自然斷裂，生成新的利益主體。只要分工帶來的收益大於交易成本“，分工和發展的程序就會無止境地持續下去，永遠不存在管理效率和行政需要的限制邊界。專業化 14《國語．晉語》~公食貢大夫食色，士食田.庶入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 1.5 交易成本，大體可以看作人與人打交道的成本。張五常教授在《新帕爾格函夫經濟學大辭典》約翰• 伊特韋爾等編.1992.經濟科學出版社）“經濟組織與交易成本“條目中寫 “在最廣泛的意義上. 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於沒有產權.沒有交易、沒有任何一種經濟組織的魯賓遜•克魯素 （Pcbinson Cnusoe）經濟中的成本。交易成本的定義這麼寬廣很有必要.因為各種型別的成本經常無法區分。這樣定義，交易成本就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資訊成本、談判成本.擬定和實施契約的成本.界定和控制產權的成本.監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結構變化的成本。簡言之，包括一切不直接發生在物質生產過程中的成本。顯然.這些成本的確很重要.把它們稱為“交易成本，可能引起誤解.因為它們甚至在像共產主義國來那樣的經濟裡，也會赫然聳現。 從定義上看，一個組織總要求有人去組織它。 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所有不是由市場看不見的手指導的生產和交換活動，都是有組織的活動。 這樣，任何需要經理、主任、監餐者、鷺理者，買施者、律師、法官、代理人，或甚至中間人的活動安排，都意味著組織的存在。這些職業在會濱遜經濟中，是不存在的，給他們的工作支付的工資，就是交易成本。 當把交易成本定義力一切在克魯索經濟中沒有的成本，組織被同樣廣義地定義為任何要求有看得見的手服務的活動安排時，就出現一個推論：所有的組織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反之亦然。這就是為什麼過去 20年間，經濟學家總是竭力用變化的交易成本來解釋各種組織結構形式的原因。 後記：中國通史的一種濱注 427
428 16 關於專業分工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以及專業分工的演進與交易費用的關係問題，見楊小凱：《微觀經濟學的新發展》.《現代經濟學前沿專題》第二集.第249 頁.商務印書館1993年 12月第1版。 像𧃸的軟序 —拆鮮歷史弈局分工導致的專業知識積累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是沒有止境的，這種提高又進一步提高了對交易成本的支付能力16，這個自發演化過程持續下去，便有可能創造出一個資源利用效率更高、力量更強大的新文明。 帝國制度下的民營工商業也在緩慢發展，統治集團對民間工商業集團的看法和態度也漸趨緩和。但是民間工商業的生存和發展總要受到許多外部限制。帝國的權力太大了，有利可圖的領域一定會被它霸佔和壟斷，可是行政管理的效率逐層遞減特性又註定了它經營不善。經營不善的惡果又要以成本攤派和無償徵調的方式轉嫁給民營工商業集團，轉嫁給大大小小的工匠、商人和企業主。於是，透過壟斷和攤派這兩種方式，官營工商業既侵佔了民營工商業的發展空間，又削弱了他們的發展能力。 為了發展和自衛，民營工商業集團一直在收買和巴結帝國官員甚至皇帝本人，他們被迫在政治領域投入巨大的資金和精力，以行賄送禮、捐錢買官和培養子弟參加科舉的方式，為本人和後代爭取社會地位和政治保護。帝國前期曾以死刑遏制工商業者進入官場的企圖，後期在財政壓力下放寬了政策，但帝國對民營工商業的正式保護並未超出牧人對羊群——地位低於農民的二等羊群—的保護， 目的仍是獲得儘可能多的羊肉羊皮。至於民營工商業者對帝國個別官員的成功拉攏，就好像平民地主對官員的拉攏一樣，作用和影響都是暫時和區域性的，不足以動搖暴力賦斂集團的統治地位和整體決策。 在這種環境中生存的民營工商業，並不能發展為賦稅的主要承擔者，他們的盛衰對帝國便不那麼重要。不僅如此。民間工商業者的牟利動機，他們收買官員的行為，在官方意識形態看來還是對仁義道德和帝國秩序的破壞性力量。在和平環境中，他們要求的發展和擴張條件很難得到帝國官員的支援配合，在帝國的危機時期，民間工商業的少數倖存者，通常是一次又一次勸捐勸賑甚至無償剝奪的物件，被當作緩解帝國財政危機的稻草而拉入泥潭。 作為獨大的暴力一財政實體，大一統帝國可以自己說了算，根據自身的利益和偏好調整與其他社會集團的關係， 並由此決定這些社會集團的生存發展條件。歐洲眾多的統治者也希望自己說了算，但是缺乏這麼做的實力。在危機時期，中國的大一統帝國只管加稅，並不用出讓自己的任何權力，而歐洲那些互相征戰的國君卻要拿出壟斷權甚至徵稅權與納稅人做交易，把自己的權力讓給納稅人選舉出來的議會，以此換取他們對加稅的支援。 歐洲存在著類似戰國時期的暴力-財政實體林立的競爭環境，這雖然導致了市場的割裂和戰爭的損耗，導致了相對中華文明及其帝國盛世的落後，但也降低了暴力賦斂集團為所欲為的能力，同時還為資本抽逃提供了去處。歐洲統治者的額外索取不能超過資本抽逃的費用，超出的部分，不得不以權力交換，否則就要破壞自身的財政基礎和政治穩定。退一步說，即使資本的存量部分抽逃困難，資本的增量部分也會望而卻步，這就意味著自身財政基礎逐漸被競爭對手超過，長此以往便有被淘汰吞併的危險。相比之下，中國的大一統帝國都不怕資本飛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間資本根本沒有討價還價不成時退出的空間， 只能被帝國按住腦袋萎縮在角落裡。長此以往，當中國的農業型財政基礎被遠方的工商型財政基礎超過之後，生產能力和加害能力全面落後的大一統帝國，早晚要被版圖小得多、暴力和生產力水平卻高得多的新型競爭者打敗。 在歐洲的封建割據環境裡，民間工商業集團可以向相對弱小的暴力賦斂集團購買城市自治權”，還可以憑藉自身的財力組織武裝或聘請僱傭軍維護自治權18。在英格蘭或以荷蘭省著稱的尼德蘭北部等相對獨立的政治實體中， 區域性強大的資本力量甚至有機會獲取“主義”的地位。而 17 十二世紀初，法國東北部的琅城以重金從主教高德理手裡買下自治權。主教花完了錢後背約，要收回自治權。 於是市民向國王路易六世行賄400裡佛爾尋求支援。主教則用700 裡佛爾行賄.於是國王支援主教，取消了自治特許證。1112年市民發動起義，殺了主教。醫王聯合封建領主出兵鎮壓，市民則堅持鬥爭。十六年後，琅城市民再度獲得自治特許。 此後，路易七世為了獲得支援，主動發放了25 個良治特許證。其子剛力二世發放了41個I 城，43 個新城的特許證。 歐洲城市的力量與國王的力量比較接近。 1302年布魯日市民起義反抗重稅.殺了3000 法國人，腓力四世出兵鎮壓。在7月11日的庫爾特累戰役中，國王方面有6000騎士和200大貴族陣亡，戰場上留下 4000 雙金馬刺.號稱 “金馬刺之役”。壹此挫折.腓力四世被迫放湃對包括布春日在內的佛蘭德爾地區的吞併。 對比中國，皇帝鎮壓叛亂時動輒調遣百萬大軍，不到全國力竭絕不輕言放棄。死傷萬八幹人根本不億一提。 18 17 世紀30年代. 僅德園就有軍事承包人300 餘，可以提供相當高水平的虛傭軍服務。此外，歐洲的堡壘戰術非常普及，這種戰法對財力的要求大於對兵力的要求，這些因素都有利於拉近暴力統治者與平民的距離.平民可以找到許多用財力對抗暴力的途徑。 後記：中國通史的一種濱法 429
430 19 以大憲章誕生前夕的英國為例：1205年、英國國王約翰與教皇英諾森三世因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選之爭發生衝實。1208年.英諾森給英格蘭和威爾士下了一道禁令，停止那裡的一切宗教儀式，而且六年不予恢復。1209年約翰本人被革出教門。 約翰本人和一般世俗社會對這一事態似乎都不放在心上，由於約翰對這一禁令的反應是沒收教會的財產，這事倒的確有助於緩解他的財政困難。但是 1212年一次諸侯密謀和菲利普橫瀍海峽的計劃都使約翰認識到. 被革出教門的國王特 ．別容易招致叛亂和入侵。因而他決定與教會和解以便騰出手來對付更為危險的敵人。 1213年5月他同意以英格蘭為教皇的采邑，因而完全贏得英諾森的涼解並確保在未來的戰鬥中支援他。（參風肯尼思•O.•摩根主編 《牛津英國通史》P143 商務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專𧃸的秩序 —拆解厲史容局國王和封建領主𨚫不得不在衝突中瞻前顧後，擔心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在如此複雜的格局中，資本有機會宣揚自已的意識形態，也有機會取得區域性突破，建立一套資本控制暴力的體制，從而為資本的執行和積累提供更適宜的政治條件：穩定公正的司法，適度的稅收，對貿易和財產的保護，比較清廉的政府。總之，儘可能低的交易費用。這種制度又促進更專業更高效的分工體系的演進，形成強大的工業文明，在世界範圍內為自己開闢發展空間。 所謂資本主義制度，就是這樣一個資本控制了暴力和勸說力的制度。這種制度有可能在歐洲產生，卻很難在中國產生。比起中國來，農業文明時期的歐洲缺乏大一統的暴力組織和官僚代理制度，那些小型暴力一財政實體在封建制度中星羅棋佈，整個歐洲四分五裂，戰爭頻繁。即使最強大的國家，也難以像中國那樣動輒調集百萬大軍捍衛帝國的秩序。同時，歐洲的暴力財政一實體又缺乏與意識形態組織的成功整合，獨立的教會削弱了國王的權威”，國王的權威又削弱了教會的勢力。最後，歐洲還缺乏相對隔絕的單一文明和單一民族的地理區域，難以像中國那樣建立並維持一個綜合適應性極佳的大一統帝國制度。然而， 正是由於這些缺陷，由於暴力和勸說控制體系中薄弱環節的存在，歐洲的亂世之失才給它帶來了意外之得。 中國的資本並不缺乏控制政府制訂法令的願望，但是缺乏實現願望的實力。在大一統的帝國制度下，儘管有蘇州和景德鎮那樣的工商業高度發達的城市，資本的利益仍是帝國治下的一個區域性的集團利益，其興衰不過是帝國財政中—筆不難替代的數字。這樣一個對帝國財政貢獻有限的、在以農為本的社會里專營“末技”的、無力影響天下興亡卻要受天下興亡拖累的區域性集團的利益，距離“主義” 的地位實在太遙遠了。至於蘇州城市“民變”那樣的區域性暴亂，地方性武力便足以鎮壓，毫無動搖帝國秩序的可能。
由此看來，發育完善、控制有力、整合良好、力量強大的帝國制度，又給中國帶來了意外之失。 所謂意外得失，指的是在這樣—-個被儒家和天主教輕視的“末技”牟利集團背後，竟然隱藏著一種全新的足以改變世介面貌的強大力量，一種自發地在競爭中分工發育的文明體系。十九世紀中葉，在歐洲千百個主權國的競爭環境中脫穎而出的勝利者，在比春秋戰國更豐富多彩的環境中經過數十代人的試錯淘汰脫穎而出的資本主義制度， 在開闢自身發展空間的征途中闖入了清帝國的家門，為了合法銷售毒品而對稱雄兩千餘年的帝國制度大打出手。清帝國此時正處於傳統王朝迴圈的尾聲，人口膨脹，流民遍地，財政危機，官場臃腫，軍隊腐敗，管理效率低下，因而一觸即潰，既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 帝國的戰敗標誌著一個歷史性的轉折：暴力賦斂集團直接控制下的暴力，敵不過福利生產集團控制下的暴力。 暴力賦斂集團支配一切的社會形態，在生存競爭中喪失了最拿手的優勢。 新思想與士階層 1、意識形態性的執政集團分封制之外計程車階層形成於春秋，昌盛於戰國，定型於漢唐。就好像經理階層依附資產階級一樣，士階層依附國君。 帝國制度一統天下之後，士階層面對著皇家壟斷的人才需求，他們討價還價的地位大大下降。在諸多競爭性的學說體系中，董仲舒說服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儒家描繪的秩序為立國藍本，儒家把這種秩序中最神聖最尊貴的地位後記：中開酒史的一種謗注 431
賦予皇權，並獻上臣民的忠誠和儒生的效力。 儒家集團是一個意識形態性的執政黨團，根據對孔孟之道的掌握程度，這個集團被不同級別的選拔和考試劃分為不同的等級，並授予相應的官職教職和特權地位。作為意識形態性的執政團體，儒家集團具有兩重性：既是儒家道統的傳承者，又是皇家法統的僱員。 作為法統的僱員，儒生出身的官員可能真心信奉儒家道統，更可能把它當作升官發財的手段。作為道統的傳承者，儒家集團努力控制皇權，爭取帝王的師友地位，甚至暗藏著對堯舜傳賢禪讓制度的幻想。不過，在控制皇權的現實競爭中，儒生集團並不比宦官集團、軍人集團或後戚集團成功。儒家集團缺乏歐洲天主教會那樣的嚴密組織， 其政治對手也不像歐洲那樣四分五裂，因而，儒家集團難以擺脫對皇權的依附狀態。 2．解釋變局的努力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列強打破了帝國的隔絕狀態，中國被拉進了一個廣闊而陌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競爭環境。 這相當於一次災難性的環境突變，帝國制度對新環境的適應發生危機。面對這種新局面，儒家意識形態必須拿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和對策。 魏源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對策，帝國延續官營工業的傳統，在三四十年間建立了數十家以軍火工業為中心的企業，但官營工商業照舊經營不善，甲午戰爭的失敗更凸顯了帝國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弊端。康有用儒家的概念體系重新解釋帝國的歷史和處境，企圖透過君主立憲的根本性變法趕超歐美。但是戊戌變法的失敗表明， 康有對國內各大利益集團的看法過於簡單疏闊。 中國思想領域群雄競起，士大夫集團在各地組織了數 432 隱藍的秩序 —拆解歷史雜後以百計的學會，在失去了傳統指導的陌生環境中尋找行路指南。三民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源於西方的學說紛紛登場，給出各自對歷史和現實的解釋，爭取各自的信徒。三民主義開出了 “驅逐韃虜、建立民國”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藥方，將漢民族各階層的不滿集中於滿清帝國的上層統治集團，瓦解了其所剩無幾的威懾力和凝聚力， 造成了“王綱解紐”之勢。 滿清帝國很快就倒臺了，民國的旗號很容易就掛上了，然而帝國專制制度的小農基礎和官僚代理體制、帝國的種種新舊問題，幾乎原封不動地保留在民國的旗號之下。中國進入了專制帝國崩潰後軍閥混戰逐鹿中原的傳統局面。 中國需要更深刻地理解自身和周圍的世界，需要一個對歷史和現狀的透徹解釋。這時候，俄國十月革命引發了人們對體系龐大、邏輯嚴謹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關注。 3.被選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部分，是以《資本論》為代表的對歐洲資本主義來龍去脈的歷史與邏輯的分析性呈現。那是商品經濟的邏輯展開，是剩餘價值的產生髮展及其導致的危機與革命的圖景。 中國的弱小資本被軍閥、官僚、地主和農民擠在社會的邊緣地帶，與馬克思重筆描繪的核心圖景相去頗遠。在馬克思關注的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生產的組織者為自己選擇和僱傭守夜人，資產階級控制了合法暴力，使之服服帖帖地為自己選擇的秩序服務。但在帝國秩序中，暴力賦斂集團的最高代表宣稱自己擁有天下，本身就成各種生產要素名義上的終極所有者。暴力集團確立了最有利於自身的經濟關係和政治體制，篩選並改造了這套體系辯行記：中口通史的一種談注 433
護的意識形態。正統馬克思主義對生產力的決定作用的強調，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論斷，甚至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概念劃分，在解釋帝國兩千餘年的停滯和治亂迴圈時頗為勉強。 不過，儘管中國和歐洲存在著巨大差異，馬克思主義宏大銳利的眼光，特別是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仍然幫助中國共產黨的建立者找到了一套關於自身使命的邏輯嚴密的說法。中國社會矛盾重重，戰亂不斷，階級鬥爭的學說一定比和平寬容的自由主義更富於解釋力。更重要的是，在馬列主義描繪的世界歷史圖景中，蘊涵了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而這種利益分配方式，特別能滿足中國社會的各種期待。 中國一直是所知文明環境的中心和頂峰，這種歷史地位的急劇失落，造成了民族心理的巨大張力——恢復傳統地位和民族榮耀的強烈渴望。按照列寧主義理論，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薄弱的環節，一個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可以首先奪取政權，領先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這種理論隱藏著一種重排民族座次的分配關係：落後可以轉化為優勢， 中國可以獲得極其重要的世界歷史地位。這正是民族心理張力所期待的地位。 按照馬列主義理論，無產階級將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種理論隱藏著更富於誘惑力的利益分配方案：首先，一個特殊的意識形態集團，在關於自己的理論中獲得了最崇高的中心位置，他們將掌握國家權力，支配一切，最後還要名垂青史。其次，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階級將擺脫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他們獲得的是整個世界。 最後，所有人類成員，最終都會在共產黨人的事業中受益，人類將進人物質極大豐富，每個人都能自由發展的理想世界。 434 隒藍的襖序 -一拆解歷史弈上述利益分配方案，潛伏在歷史發展規律的客觀而科學的表述之下。中國的讀書人很熟悉這種路數。儒家的天道中就潛伏著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馬列主義在重新解釋世界和歷史的同時也重新進行利益分配，而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便取決於利益的分配。 後記：中團通史的一種濱法 435
附錄一自序：關於“潛規則” 和這本書 “潛規則”是我杜撰的詞。我還想到過一些別的詞，例如灰色規則、內部章程、非正式制度等等，但總覺得不如 “潛規則”貼切。這個詞並不是憑空杜撰出來的，它來源於我的一段生活經歷。 1983年，我在《中國農民報》（現在叫《農民日報》） 當編輯記者，經常閱讀群眾來信。有一封來信說，河南省開封地區的農業生產資料部門的領導人大量批條子，把國家按計劃分配供應的平價化肥批給了自己的私人關係。他們的“關係”又將平價化肥高價轉賣，轉手之間，關係就生出了暴利。其實這就是後來人們見怪不的利用雙軌制牟利問題，當然違反國家的正式規定，只是禁止不住。政府強行壓低化肥的市場價格，憑空製造出一大塊利益， 這利益名義上屬於農民，實際上卻掌握在官員手裡，官員們便依照自身的利害關係計算將這塊利益分了。當時我剛從大學畢業不到一年，不懂這些道理，見到這等壞事，立刻像堂吉訶德見了風車一樣亢奮起來，在想象中編織出大量的醜惡交易，編排出自己追根尋源、智鬥邪惡、除暴安良的英雄故事。我急不可耐地邀了兩位同事下去調查。 436 豫薇的秩序一--- 製坊史弈局使我驚訝的是，那些我以為應該掩藏起來的類似賊贓的條子，居然都儲存完好，就像機關衙門裡的公文件案，內部人似乎也沒有見不得人的擔心——你想看嗎？請吧，這有一大摞呢。而且，哪一層可以批出多少“條子肥”， 每一層中誰有權力批多少條子，圈子之外的哪個領導的條子有效，哪個領導的條子不靈，這一切都是有規矩的。這些顯然不符合明文規定的事情，內部人竟安之若素，視為理所當然。在採訪將近結束的時候，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中國社會在正式規定的各種制度之外，在種種明文規定的背後，實際存在著一個不成文的又獲得廣泛認可的規矩，一種可以稱為內部章程的東西。恰恰是這種東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規定，支配著現實生活的執行。 “恰恰是⋯⋯而不是⋯•⋯•”這種句式可能比較偏激，但這麼說至少有區域性的事實作為依據。在政府的正式規定中， 供應給農民的幾乎都是平價化肥，它與農民平價交售的棉花和小麥掛著鉤，所以也叫掛鉤肥。而我們採訪小組調查了將近一個月，竟然沒有見到一位承認買到平價化肥的普通農民。從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級資源控制者都會開出條子， 從平價肥當中切出一塊給自己的什麼人。這就好像一條嚴重滲漏的管道，還沒有到達百姓廚房，管道里的水就被截留乾淨，廚房的水龍頭竟擰不出一點一滴。那麼，滋潤這個社會的究竟是什麼？是正式管道還是推著水車叫賣的水販子？這不是很明白麼？ 後來，我們把這次追蹤報道出來了，當時的影響也不算小，商業部和中紀委還專門發了通知，重申正式制度。幾個月後，商業部和中紀委派聯合調查小組去開封調查處理此事，當我作為小組成員跟著下去調查的時候，我再次驚訝地發現，條子仍然在批，與我們報道之前毫無區別。這就是說，當地政府和農業生產資料供應部門的上級領導， 附豪~ 437
並沒有把我們報道的現象當問題。他們明明知道了也不去管—原來他們不管並不是因為不知道。官方理論中的領導顯然不應該這樣，這又是一種潛規則。 長話短說。我跟蹤此事達數年之久，明白了一個道理：這不是我最初想象的道德善惡問題，我面對的是大多數人處於一種利害格局中的尋常或者叫正常的行為， 它基於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趨利避害的現實計算。不觸動這種格局，報道或調查通報乃至撤職處分，說好聽點也不過是揚湯止沸，在我的個人經驗中，由於揚湯的勺子太小太少，連止沸也辦不到。後來，真正解決這個問題的，是化肥供應增加，政府退出，市場放開，現在化肥供求起伏波動，時常過剩，市場的供求規則取代了官場潛規則。 化肥分配規則的演變和我的認識過程至此告一段落。 但我隱隱約約地感到，潛規則在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追究下去一定會有許多很有意思的發現。 五年前我脫離了官方單位，可以比較自由地支配時間了，便重新揀起了這個念頭，不久就開始讀明史。我在上大學的時候讀過《史記》，就好像看小說一樣，遇到沒故事的“表”和“志”便跳過去。當記者後啃過《漢書》 和《後漢書》，完全被亂七八糟的人名和事件淹沒了，感覺昏昏欲睡。我還趕時髦讀過《資治通鑑》，讀到後漢時就痛苦不堪，半途而廢了。出乎意料的是，心裡存了個“潛規則”的念頭，再讀起歷史來居然津津有味，滿目混沌忽然眉目清楚，我也一發而不可收拾。於是就跟朋友鼓吹讀史心得，又被朋友攛掇著寫下了這些文章，隨寫隨發，漸漸也有了一本小書的篇幅。我明白，不同動物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樣的，透過不同眼鏡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樣的。這些文章描繪的就是我戴上潛規則的眼鏡後看到的中國官場及其傳統。 438 臁蠆的秧序一拆解歷史弈局這些隨筆大體都在講“淘汰清官”，解釋清官為何難以像公開宣稱的那樣得志得勢，為何經常遭遇被淘汰的命運， 以至青天大老爺竟成為我們民族夢的一部分。“淘汰清官” 只是我能排列出來的官場潛規則之一，其下層有許多小一號的潛規則的支撐。“淘汰清官”的上下左右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潛規則，那是我以後要繼續寫的。回頭看去，現有的這十一篇隨筆，可以整理出如下結構： 講官吏與老百姓的關係：《身懷利器》、《老百姓是個冤大頭》、《第二等公平》。 講官吏與上級領導包括皇上的關係：《當貪官的理由》、 《惡政是一面篩子》、《皇上也是冤大頭》。 講官場內部的關係：《擺平違規者》、《論資排輩也是好東西》。 把幾種關係混在一起講：《新官墮落定律》、《晏氏轉型》。 總結：《崇禎死彎》。 目錄就是按照這個結構排的。 本書還附了幾篇潛規則之外的文章。潛規則在明朝的一個近義詞是“陋規”，寫多了這種東西，人也容易顯得 “陋”，滿腦袋利害計算，算的還都是陳年老賬，全不知今夕何夕，更不知道精神和理想為何物。我不想給讀者留下這種印象，希望本書和作者的模樣豐滿一些，便加了幾篇雜七雜八的文章，其中還談到雷鋒和人格理想。談人格理想的文章寫得比較早，如果現在動筆，用馮友蘭先生“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標準衡量，自以為還能高明一些，關於造化和迷信的那兩篇文章可以提供一點佐證。 2000年1月18日射景439
《血酬定津》自序一、關於這本書在上本書裡，我描述了造就潛規則的力量，那是一種低成本傷害能力，在官吏手裡就是合法傷害權。後來，我繼續追尋這種能力的蹤跡，追究隱藏在各種規則深處的規則。在追究過程中，我看到了一些前人未曾命名的事物，草擬了一些名稱，如灰牢、白員、隱身份、劉瑾潛流等等，並寫了專門的介紹文章。在這輪追究的最後階段，我碰到了更深層的規則，決定規則的規則。 本書最後完成的幾篇文章，提出了血酬和元規則等概念，這些概念代表了我力所能及的深度。所謂血酬，即流血拼命所得的酬報，體現著生命與生存資源的交換關係。 從晚清到民國，吃這碗飯的人比產業工人多得多。血酬的價值，取決於所拼搶的東西，這就是“血酬定律”。這個道理很淺顯，卻可以推出許多驚人的結論。如果再引入一些因素，一層一層地推論下去，還可以解釋書中的其他概念， 成為貫穿全書的基本邏輯。因此，我把“血酬定律”當作書名。 “元規則”這個概念比“血酬定律”提出得更晚，也更加深入。這個概念觸及了生命、生存資源和資源分配規則三者之間的關係。文中的原話是：“所有規則的設立，說到底，都遵循一條根本規則：暴力最強者說了算。這是一條元規則，決定規則的規則。”如此簡略地點到，只能算探針的一刺。不過，一針刺出，我感到了心臟的抽縮。全身隨之扭動變形。以前所寫的文章頓時有了不同的意義，原先 440 嫌𧃸的狹序 —一拆解歷史弈廚想定的本書結構也改變了。 從生存競爭的角度看來，那些有生命的個體或團體， 投入自己或他人的性命，動用各種策略，爭奪生存資源。競爭造就了資源分配的規則體系，在體系中的真實位置又註定了個體或團體的性質。依據這種看法，本書的文章可以分為五類。 第一類：官，合法暴力的代理集團。他們對生存資源的佔有，這個集團的性質和擴張策略。這類文章有三篇：1、 劉瑾潛流，2、縣官的隱身份，3、灰牢考略。 第二類：民，農工商生產集團。他們對環境的適應，生存策略和結果。這類文章有四篇：1、庶民用暗器，2、出售英雄，3、硬夥企業，4、洋旗的價值。 第三類：“賊”，仰仗暴力謀生的非法團體。包括三篇文章：1、地霸發跡的歷程，2、我認出了一個小物種，3、白員的勝局。 第四類：文化夢想中的暴力：金庸給我們編了什麼夢。 第五類：綜合。暴力競爭的計算邏輯—生命與生存資源的換算，條件的改變導致結果的改變，暴力對規則的決定作用。這類文章有三篇：1、匪變：血酬定律及其推想， 2、命價考略，3、正式規則與潛規則切換的秘密。 本書目錄就是按照上述方式編排的，但是把相對枯燥的綜合類提到了前邊，以便讀者一上來就可以俯瞰全域性。 所謂全域性，其實也是“打哪兒指哪兒”。這些文章的寫作各有初衷，前後相距三年多，結構是後來追認和拼湊的，難免有牽強之處，聊勝於胡亂堆放而已。 與《潛規則》比起來，我覺得本書又深人了一層，開掘的範圍也有所擴充套件。但本書的開掘又有不夠系統完整的感覺，好似描繪全豹身上的斑斑點點。這都是功力不足又急躁冒進的緣故。我對中國歷史全貌滿心好奇，按捺不住地做過各種想象，三年前還根據管窺到的斑點拼湊出一幅 1 <The Reason of Rules： Constitutiona! Political Economy>. Geoffrey Brennan and James M. Buchanan,2002年4月下載於The Library of Economics and Liberty. 兩址為： http:/www econlib.org/. 原書為英文，中文書名是我暫擬的。 附最一 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