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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蔽的秩序:拆解歷史弈局

第 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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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容易糊弄的冤大頭。 錢能糊弄皇上連連得手,就有點不知天高地厚。他開始打交阯(即越南)和雲南少數民族的主意。這在任何朝代都是一個危險而敏感的領域,事關邊疆的穩定,動靜很大, 壹上也是夏大頭 1 《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三“御史阿內侍”作“郭瑞”,《明史》卷三百四作 “郭陽“。 49

2參見《明史》卷182. 王恕列傳。 50 第二編潛規期:皇帝與官吏明憲宗行樂用錢能的主子朱見深。這位皇帝身材粗壯,說話有些結巴,三十多歲時迷上了春藥和房中術, 而且外族又不在你的治下,出了問題就不容易壓住。果然, 錢能派出的親信惹出了麻煩。朝廷擔心了,就派著名的清官,右都御史(監察部常務副部長)王恕去雲南調查。王恕為人剛正清嚴,數年後國內將傳開兩句民謠:“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兩京指首都北京和留都南京,每一京設有吏、戶、禮、兵、刑、工六個大部,這是明朝全套高幹班子。可見王恕聲望之隆。 王恕很快就查清了錢能的問題,向皇上奏了一本。其中最有分量的幾句話是:“當年在越南問題上,就因為鎮守太監選錯了人,以致一方陷落。今日之事比當年還要嚴重。 為了安定邊疆,陛下還吝惜一個錢能麼?”王恕的這筆利害關係賬替皇上算得很透徹,錢能害怕了。他立刻託自己在皇上身邊的太監哥們兒活動,將王恕召回。王恕很快被調任南京監察部當領導,錢能之圍立解,一點事也沒有了。 不僅沒事,錢能還繼續走運,先回北京跟皇上說了些王恕的壞話,攛掇皇上派了他一個苦差事。錢能自己則當上了南京守備,鎮守南京軍區。以職務而論,南京守備比鎮守太監更顯赫。南京是大城市,又是留都,生活條件比雲南強多了。大名鼎鼎的太監鄭和,當年下西洋回來,也就當了個南京守備。?

這個故事就好比家奴糊弄財主。家奴天天偷吃主人的雞鴨豬狗,主人還給他加工資發獎金。家奴把主人的田地宅院偷偷賣了,主人還提拔他當管家。有人路見不平,揭發了家奴,主人不但不懲罰家奴,反而打了揭發者一巴掌。 這樣的主人,不是冤大頭又是什麼? 以上說的皇上是成化皇上朱見深。這位皇上身材粗壯, 說話有些結巴,反應也有些遲鈍,但是心眼並不壞。奈何在去世前的十多年裡,三十多歲的皇上迷上了春藥和房中術,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受到一個善於影響他的貴妃及其親信太監汪直的控制。輔佐這位皇上的大臣也不得力,當時京城內外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說,可見那幾位總理副總理和政府部長尸位素餐、混事糊弄的德行。 這樣的皇上不說也罷。 成化皇上的兒子弘治皇上,則是一個極其難得的好皇上。他身材瘦弱,據說長著明亮的眼睛和稀疏飄逸的鬍鬚。 這位年輕人滿懷儒家的理想主義精神,對人生意義之類的問題感興趣,而且努力按照聖人的教導嚴格要求自己。可惜17歲即位,35歲就去世,只當了18年皇上。在這樣一位好皇帝的治下,錢能的命運又將如何呢? 1487年9月17日,弘治皇上登基。第二年年底,戶部員外郎(財政部副司長)周時從上疏,請求依法懲辦先朝遺奸汪直錢能等輩,同時考核兩京和各地的鎮守太監。面對共同威脅,宦官集團迅速反擊。他們仔細研究周時從的奏書,挑出了一個書寫格式方面的錯誤。本來,在提到皇上、祖宗、社稷、宗社之類尊貴詞的時候,一定要另起一行,越出格外,頂著天書寫。而周時從奏中的宗社就沒有越格。這不是蔑視宗社嗎?於是將周時從逮捕,交司法部門處治。錢能又平安無事了。3 錢能最終也沒出什麼事。《明史》上說完他的經歷,最後交代了一句“久之卒。”似乎得了善終。《萬曆野獲編》說泰上也是冤大頭 3爹見《明通鑑》紀36.弘治元年十一月甲中。 51

他在弘治末年老死京師,弘治的兒子正德皇上登基,又賜葬最勝寺,哀榮也不算差了。不是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麼?不是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麼?錢能怎麼就一漏再漏, 作惡多端仍有善報呢?沈德符說,這使人們懷疑,究竟還有沒有天道。 當時的人們顯然不肯接受這種現實,就編了一個故事, 說錢能的養子錢寧負責掌管他的鑰匙,為了得到他的遺產, 在他生病的時候下了毒藥,把錢能毒死了。沈德符說,如果是這樣,錢能也就不算漏網了。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個故事編得顯然不合情理。除了錢寧這麼一個養子,錢能在中國再不認得別的親戚,遺產不給他又給誰?連鑰匙都掌握在手裡了,又無須親自端屎端尿,何必給一個垂死的老人下毒呢?順便交代一句,錢寧確實不是好鳥。後來他當了正德皇上的乾兒子,皇上賜他姓朱,他的名片上就寫著:“皇庶子朱寧”。朱寧掌管特務機構,在政界的實際地位排在最前邊的三五位裡,比養父還有出息。 二錢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矇混過關,並不是什麼個別例外。即使勵精圖治的弘治皇帝,也經常被人糊弄得一塌糊塗。 弘治十七年(1504年)6月的一天,弘治皇上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當時皇上34歲,已經登基17年。劉大夏年近七十,進士出身,但工農兵和財政監察都管過,中央地方都幹過,可謂閱歷豐富。皇上召見劉大夏,是了追問一句話。 起初,皇上任命劉大夏當兵部尚書,劉大夏說身體不好,推辭了多次。但皇上堅持讓他幹,劉大夏只得上任。見 52 第二銷潛視開:泉帝與盲東到劉大夏,皇上誠懇地問道:“朕好幾次任用你,你好幾次以病推脫,這到底是什麼?”劉大夏回答得也很誠懇,說:“臣老了,而且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經到了民窮財盡的地步,萬一出了亂子,兵部就要負起責任。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決問題,所以推辭。”皇上聽了,默然無語。 劉大夏對形勢的判斷,使皇上深感震動。現在,皇上特地將劉大夏召劉大夏像皇帝身邊的好乾部, 到便殿,追問道:“你以前說過一句話,說天下民窮財盡。可是祖宗開國以來,征斂有常,怎麼會到今天這種地步呢?” 劉大夏說:“問題就在於征斂無常。譬如廣西每年取木材,廣東每年取香藥,都是數以萬計的銀子。這類小事尚且如此,其侖就可想而知了。” 皇上又問軍隊的狀況,劉大夏說:“和老百姓一樣窮。” 皇上又想不通了,說:“軍隊駐紮每月發口糧。出征還發出征補貼,為什麼會窮呢?” 劉大夏說:“那些將領們剋扣軍糧的比例超過一半,又怎麼會不窮呢?" 皇上嘆息道:“朕當皇帝已經很久了,竟不知道天下軍窮民困,我憑什麼為人之主呀!”於是下詔嚴禁。‘不過,從後來的情況看,仍舊是禁不住。 現在我們知道在位十七年的皇上究竟被糊弄到什麼程度了:原來他眼中的世界只是祖宗常法和正式規定構成的世界。的確,按照正式規定行事,軍民都不該這麼窮。問囊上也是冤大頭 4 參見《明通鑑》紀40.弘治十七年六月。 53

題在於,他治下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見不得人的潛規則支配執行的。錢能敲詐並走運的個案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大規模民困軍窮的現實也表明,這種規則已經通行天下。而皇上對這類聖人不講書上不寫的潛規則幾乎全然不知。他可真天真呀。 我得宣告一句:在皇上身邊工作的幹部,大多數還是好的或比較好的。著名的清官王恕當了一段吏部尚書,選拔推薦了一大批劉大夏這樣正直能幹的人,史書上說:“一時正人充佈列位。”這在明朝要算相當難得的一段好時光。 那麼,皇上怎麼會被糊弄到不了解基本狀況的程度呢?他身邊的好乾部對情況又瞭解多少? 也是在弘治十七年,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東陽奉命去山東曲阜祭孔。一路上他看到了許多出乎意料的現象,感慨良多。回到北京後,李東陽給皇上寫了份彙報,描述了親眼見到的形勢,分析幾條原因。李東陽是當時的大筆桿子,這份上疏又寫得直言不諱,一時廣為傳誦。 李東陽的上疏大意如下: “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趕上大早。天津一路,夏麥已經枯死,秋禾也沒有種上。挽舟拉縴的人沒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鋤的農民面有菜色。盜賊猖獗,青州一帶的治安問題尤其嚴重。從南方來的人說,江南、浙東的路上滿是流民逃戶,納稅人戶減少,軍隊兵員空虛,倉庫裡的糧食儲備不夠十天吃的,官員的工資拖欠了好幾年。東南是富裕之地,承擔著稅賦的大頭,一年之飢就到了這種地步。北方人懶,一向沒有積蓄,今年秋天再歉收,怎麼承受得了? 恐怕會有難以預測的事變發生。 臣如果不是親自經過這些地方,儘管在政府部門工作已久,每天還接觸檔案彙報和各種材料,仍然不能瞭解詳細情況,更何況陛下高居九重之上了。 臣在路上作了一些調查,大家都說現在吃閒飯的太多, 54 第二s潛嫫關:業帝與官更政府開支沒有章法,差役頻繁,稅費重疊。北京城裡大興士木,奉命施工計程車兵被榨得力盡錢光。到了部隊演習操練的時候,寧死也不肯去。而那些權勢人家,豪門巨族,土地已經多得跨越郡縣了,還在那裡不斷請求皇上的賞賜。 親王到自己的封地去,供養竟要二三十萬兩銀子。那些遊手好閒之徒,託名為皇親國戚的僕從,經常在渡口關卡都市的市場上徵收商稅。國家建都於北方,糧食等供應依賴東南,現在商人都被嚇跑了,這絕對不是小問題。更有那些織造內官,放縱眾小人搜刮敲詐,運河沿線負責政府稅收的官吏也被嚇跑了。小商販和貧窮百姓被攪得騷動不安, 這些都是臣親眼看見的。 平民百姓的情況,郡縣不夠了解。郡縣的情況,朝廷不夠了解。朝廷的情況,皇帝也不夠了解。開始於一點寬容和隱瞞,結果就是完全的矇蔽。寬容和隱瞞在開端處很小,矇蔽的結果則禍害很深。 臣在山東的時候,聽說陛下因為天災異常,要求大家直言無諱地反映情況。然而,儘管聖旨頻頻下發,下邊上的章疏也充分反映了情況,一旦事情涉及到內廷和貴戚的利益,幹什麼事都被掣肘,成年累月地拖延,最後都被阻止了,放棄了。我恐怕今天的這些話,還要變成空話。請皇上把從前的建議找出來,仔細研究選擇,決斷實行。” 皇上看了,稱讚了一回,又感嘆了一回,批轉給了有關方面。 在上述事件、情景和當事人分析的基礎上,我們也可以做一個總結了。 李東陽說了:“老百姓的情況,郡縣不夠了解。郡縣的情況,朝廷不夠了解。朝廷的情況,皇帝也不夠了解。”這大意是不錯的。不過,按照他的說法,老百姓和皇帝之間只隔了兩道資訊關卡,即郡縣和朝廷。實際上,在充分展開的情況下,老百姓和皇帝之間隔著七道資訊關卡。直接盡上也景冤大頭 55

接觸老百姓的是衙役,這是第一關。衙役要向書吏彙報,這是第二關。書吏再向州縣官員彙報,這是第三關。州縣官員向府一級的官員彙報,這是第四關。府級向省級官員彙報,這是第五關。各省向中央各部彙報,這是第六關。中央各部向內閣(皇上的秘書班子)彙報,這是第七關。資訊到達終點站皇上面前的時候,已經是第八站了。這還沒有算府、省、中央各部的科、處、局和秘書們。即使在最理想的狀態下,也不能指望資訊經過這許多層的傳遞仍不失真。 更何況,資訊在經過各道關卡的時候,必定要經過加工。在無數資訊之中,注意了什麼,沒注意什麼,選擇什麼,忽略什麼,說多說少,說真說假,強調哪些方面,隱瞞哪些方面,什麼是主流,什麼是支流,說得清楚,說不清楚,這都是各級官吏每天面對的選擇。 在權力大小方面,皇上處於優勢,官僚處於劣勢。但是在資訊方面,官吏集團卻處於絕對優勢。封鎖和扭曲資訊是他們在官場謀生的戰略武器。你皇上聖明,執法如山, 可是我們這裡一切正常,甚至形勢大好,你權力大又能怎麼樣?我們報喜不報憂。我們看著領導的臉色說話。說領導愛聽的話。我們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難道有誰能天真地指望錢能向皇上彙報,說我最近成功地完成了兩次敲詐勒索麼?如果幹壞事的收益很高,隱瞞壞事又很容易; 如果做好事代價很高,而編一條好訊息卻容易,我們最後一定就會看到一幅現代民謠所描繪的圖景:“村騙鄉,鄉騙縣,一級一級往上騙⋯⋯” 當然還有監察官員,包括御史、給事中和錢能那樣的宦官。這是一個控制了資訊通道的權勢集團,他們的職責是直接向皇上反映真實情況。反映真實情況難免觸犯各級行政官員的利益,於是他們很可能被收買所包圍,收買不了則可能遭到反擊。一般說來,收買的結局對雙方都是有 56 第二蝻潛親則:蟲青與富吏利的,對抗於雙方都是有風險的。這方面的計算和權衡正是“關係學”的核心內容。官場關係學問題說來話長,以後再細說。反正,最後的結果是合乎邏輯的,這就是監察系統中說真話的人趨於減少。到了最嚴重的時期,譬如《萬曆野狹編•補遺》說到的嘉靖末年,上邊的恩寵和下邊的賄賂互相促進,上下彼此矇騙,作者競說,他沒聽說過向皇上揭發貪官汙吏之類的事情。貪贓枉法者無人揭發,這就意味著監察系統的全面失靈,皇上整個瞎了。 最終擺到皇上面前的,已經是嚴重扭曲的情況。在這種小眼篩子裡漏出的一點問題,擺到皇上面前之後,也未必能得到斷然處理。皇上的親戚和親信將拖延和減弱皇上的懲辦決定。這也難為普通的皇上們。就連毛洋東主席那樣的雄才大略,他的秘書田家英還說他“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還有江青在旁邊搗亂。我們怎麼好苛求那些在皇宮裡長大的年輕人呢? 總之,都說皇上如何威嚴了得,而我們看到的分明是一個塊頭很大卻又聾又瞎的人。他不瞭解情況,被人家糊弄得像個傻冒,好不容易逮住一個侵犯了他家的根基的人, 想狠狠揍他一頓,左右又有親信拉手扯腿,說他認錯了人。 說不定這人還真是他的親戚。皇上本來就夠孤獨無助了, 就算有點懷疑自己的親信,總不能連他們一併收拾了吧? 在明朝276年的歷史上,弘治皇帝恰好走在半途。他的處境並非他個人所獨有,他只是一個長期持續的過程中的一環。這是一場持續了一代又一代,無休無止,看不見盡頭的君臣博弈,是一場一個人對付百人千人的車輪大戰。 別的朝代不說,在明朝,從開國皇帝朱元璋征討殺伐開始, 皇上也是冤大頭 57

5 劉辰《國初事蹟》,轉引自吳晗《朱元璋傳》 P108. P196 6 《明史》卷24,莊烈帝 58 期二鋪電春與官更到亡國皇帝崇禎上吊結束,我們到處都能看到這局下不完的棋。 朱元璋平定中國之前,中國的形勢很像是一場四國演義。朱元璋先吞了西邊的一個,又惦記著吞東邊的張士誠。 他派人打聽,聽說張士誠住在深宮裡養尊處優,懶得管事, 就發了一通感慨。 朱元璋說:“我諸事無不經心,法不輕恕,尚且有人瞞我。張九四(土誠)終歲不出門,不理政事,豈不著人瞞!” 平定中國之後,朱元璋建立特務網,監督官員,努力維持著處罰貪官汙吏的機率和力度。不斷地發現,不斷地處罰,不斷地屠殺。但是這局棋似乎總也沒個了結。朱元璋說:“我想清除貪官汙吏,奈何早上殺了晚上又有犯的。 今後犯贓的,不分輕重都殺了!” 在這段話裡,我聽出了焦躁和疲憊。這種不耐煩的感覺將直接影響對局者的戰鬥意志。一旦鬆懈下去,失敗就要降臨了。 朱元璋是個責任感很強,很有本事的人,也是吃苦耐勞的意志堅強的人。他都不能取得徹底勝利,他的那些在深宮裡長大的後代能超過祖宗麼? 兩個世紀之後,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兵臨北京。 25日午夜剛過,崇禎皇上來到景山的一棵樹下,他要把自己吊死在這棵樹上。崇禎在自己的衣襟上寫了遺書,但他最終怨恨的似乎並不是李自成,而是不斷糊弄他的官僚集團。他寫道:“我自己有不足,德行不夠,惹來了上天的怪罪。但這一切,都是由於諸臣誤我。我死了沒臉見祖宗,自己摘掉皇冠,以頭髮遮住臉,任憑你們這些賊分裂我的屍體,不要傷害一個百姓。”。 崇禎的怨恨自有道理。他在位十七年,受到了無數慘不忍睹的矇騙糊弄,直到他上吊前的幾個月,他的首輔(宰相)周延儒還狠狠地糊弄了他一回,把一次根本就沒打起來的戰役吹成大捷,然後大受獎賞。這場根本就不存在的大捷是周延儒親自指揮的,就發生在離北京不過幾十里地的通縣,在皇上的眼皮底下。 一般而論,皇上和官吏集團的是這樣過招的:皇上說, 你們都要按照我規定的辦,聽話者升官,不聽話者嚴懲。官員們也表態說,臣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實際上,必定有人利用一些小機會,試探性地違法亂紀一下。結果如何呢?一般來說,什麼事都沒有。皇上並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仙,威脅中的雷霆之怒並未降臨。於是這位佔了便宜的官吏受到了鼓勵,尋找機會再來一次。背叛一次,沒有反應;再背叛一次,還沒有反應。即使你本人沒有進行這類試探,也會看到其他人的試探結果。你會得出一個結論: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用不了多久,人家便認清了皇上的真面目。原來皇上是個冤大頭。你糊弄了他,佔了他的便宜,撈了他一把,他照樣給你發工資,照樣給你印把子,照樣提拔你升官。 皇上的這種冤大頭特徵,對官場有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皇上是官場主任,是領導班子的班長,是官場上種種正式規則的法定維護者。正式規則軟懶散,潛規則就要支配官場,而以收更多的費、幹更少的活兒為基本特徵的潛規則,勢必造就大批的貪官汙吏,造就大批的錢能,同時降低清官的比重。當然反過來也可以說,如果皇上明察秋毫,天道報應不爽,勢必造就大批清官,甚至能把貪官汙吏改造成好人。 譬如錢能,大家都知道他滿肚子壞水。後來他當了南京守備,類似軍區總監軍。不幸的是,他的對頭,“兩京十一部,惟有一王恕”的那個王恕,也去南京當了兵部尚書 (國防部長),正好管著錢能。王恕的才幹足夠對付錢能,鬥爭的弦兒想必也繃得很緊。在王恕的威懾之下,錢能表現得極其謹慎,他甚至很佩服王恕,對人說:“王公,天人也。 麥上也是寬大頭 59

我老實恭敬地給他幹活就是了。”’由此看來,錢能天良未泯,知道善惡是非,只是缺乏管束,讓冤大頭慣壞了。如果皇上不是冤大頭,錢能未必不是一個“治世之能臣”。 最後還得做兩點修正。 第一,說皇上是個冤大頭,只是泛泛而論。朱元璋殺官如麻,為了一個開空白申報單問題(史稱空印案),竟然不問青紅皂白,殺掉了數百個在“空白介紹信”上蓋章的官員。如此過激的反應,不僅不是冤大頭,連“睚眥必報” 的形容也顯得太弱了。不過,明朝十六個皇帝,像朱元璋這樣睚眥必報的也就一個半。放寬標準可以算兩個半,百分之十幾而已。所以,我們說皇上是個冤大頭,準確性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第二,我們說皇上是冤大頭,是把皇上當成天道的代理人來說的。他作為個人可能非常貪婪非常苛刻,斤斤計較,甚至帶頭糊弄天道。對這樣甘願當敗家子的皇上,我們也就不好說他是冤大頭了。天道才是冤大頭呢。 7 同注2. 60 第二鱅潮規則:蠱帝與實更當貪官的理由 《明史》上記載了皇帝和監察官員之間的一個你攻我守的故事。 崇禎元年(1628年),朱由檢剛剛當皇帝。當時他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一心想把國家治理好。朱由檢經常召見群臣討論國事,發出了“文官不愛錢”的號召。“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這是宋朝傳下來的一句名言,國民黨垮臺前也被提起過。據說,如此就可以保證天下太平。 戶科給事中韓一良對這種號召頗不以然,就給皇上寫了份上疏,問道:如今何處不是用錢之地?哪位官員不是愛錢之人?本來就是靠錢弄到的官位,怎麼能不花錢償還呢?人們常說,縣太爺是行賄的首領,給事中是納賄的大王。現在人們都責備郡守縣令們不廉潔,但這些地方官又怎麼能夠廉潔?有數的那點薪水,上司要打點,來往的客人要招待,晉級考核、上京朝覲的費用,總要數千兩銀子。這銀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也不會從地裡冒出來,想要郡守縣令們廉潔,辦得到麼?我這兩個月,辭卻了別人送我的書帕五百兩銀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餘的可以推想了。伏請陛下嚴邪基思加懲處,逮捕處治那些做得過分崇禎墨跡筆跡專家認為崇禎的字型表明他胸狹窄而剛係自用,偏頗而急功近利.見識不足.經歷太淺當貪書的理由 61

62 1 國際市場上的白銀價格波幅很寬.低可以到每盎司5美元,高可以到每盎司50美元,這裡以每盎司8美元計算。1盎司內28克多一點。 明朝的 1兩,大約相當於現在的 37克多一點。 銀子的購買力,在明朝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的波動很大有1兩銀子買7石大米的時候,也有1石大米賣1 兩6錢銀子的時候。素禎年間的米價普遍較高, 整個明代平均起來. 每石粳米似乎在07兩上薡二蟈唐與克的傢伙。 戶科給事中是個很小的官,大概相當於現在的股級或副科級。但是位置很顯要,類似總統辦公室裡專門盯著財政部挑毛病的秘書,下邊很有一些巴結的人。韓一良所說的“書帕”,大概類似現在中央機關的人出差回京,寫了考察紀行之類的東西自費出版,下邊的人巴結的印刷費。那 500兩銀子,按照如今國際市場上貴金屬的常規價格,大概相當於43000多元人民幣。如果按銀子在當時對糧食的購買力估算,大概有現在的20萬元人民幣'。那時的正縣級幹部,每月工資大概相當於現在的一千多塊錢人民幣, 四萬或二十萬都要算驚人的大數目。 崇禎讀了韓一良的上疏,大喜,立刻召見群臣,讓韓一良當眾念他寫的這篇東西。讀罷,崇禎拿著韓一良的上疏給閣臣們看,說:一良忠誠耿直,可以當僉都御史。金都御史大致相當於監察部的部長助理,低於副部級,高於正司局級。韓一良有望一步登天。 這時,吏部尚書王永光請求皇帝,讓韓一良點出具體人來,究竟誰做得過分,誰送他銀子。韓一良哼哼唧唧的, 顯出一副不願意告發別人的樣子。於是崇禎讓他密奏。等了五天,韓一良誰也沒有告發,只舉了兩件舊事為例,話裡話外還刺了王永光幾句。 崇禎再次把韓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來。年輕的皇上手持韓一良的上疏來回念,聲音朗朗。唸到“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這兩句,不禁掩卷而嘆。崇禎又追問韓一良:五百兩銀子是誰送你的?韓一良固守防線,就是不肯點名。崇禎堅持要他回答,他就扯舊事。崇禎讓韓一良點出人名,本來是想如他所請的那樣嚴加懲處,而韓一良最後竟推說風聞有人要送,惹得皇上老大不高興,拉著臉對大學士劉鴻訓說:都御史(監察部部長)的烏紗帽難道可以輕授嗎?崇禎訓斥韓一良前後矛盾,撤了他的職。

(參見《明史》卷258,毛羽健列傳附韓一良) 韓一良寧可叫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職,斷送了當大臣的前程,甚至頂著皇帝發怒將他治罪的風險,硬是不肯告發那些向他送禮行賄的人,他背後必定有強大的支撐力量。 這是一種什麼力量?難道只是怕得罪人?給事中就好像現在的檢察官,檢舉起訴和得罪人乃是他的本職工作,也是他獲得聲望的源泉。怕得罪人這種解釋的力度不夠。 細讀韓一良的上疏,我們會發現一個矛盾。韓一良通篇都在證明愛錢有理,證明官員們不可能不愛錢,也不得不愛錢。韓一良說得對,明朝官員的正式薪俸確實不夠花。 而他開出藥方,卻是嚴懲謀求俸祿外收入者。這恐怕就不那麼對症下藥。 明朝官員的正式工資是歷史上最低的。省級的最高領導,每年的名義工資是576石大米,折成現在的人民幣,月工資大概是11780元。正司局級每年的名義工資是192石大米,月薪大概相當於3930元人民幣。七品知縣,每年的名義工資是90石大米,合月薪1840元人民幣。韓一良這位股級或副科級幹部,每年的名義工資是66石大米,摺合人民幣月薪1350元(參見《明史》卷七十二:職官志)。 我反覆強調“名義工資”這個詞,是因官員們實際從朝廷領到的工資並沒有這麼多。那時候發的是實物工資, 官員領回家的有大米,有布匹,有胡椒和蘇木,還有銀子和鈔票。不管領什麼,一切都要折成大米。於是這個折算率就成了大問題。《典故紀聞》第十五卷曾經詳細描述成化十六年(1481年)戶部(財政部)是如何將布折成大米的。 朝廷硬把市價三四錢銀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三十石大米。 而三十石大米在市場上值多少錢?至少值二十兩銀子!假如按照這種折算率,完全以布匹當工資,縣太爺每年只能領三匹粗布,在市場上只能換一兩銀子,買不下兩石(將近200公斤)大米。這就是說,朝延幾十倍上百倍地剋扣當食害的理由 2 明朝的1石,大約相當於現在1.073石.即107公升。我不知道俸祿米— 般是稻穀還是加工好的大米,不知道是粳米還是糙米,還不清楚應該用現在大米的收購價. 批發價還是零售價京官領到的俸祿經常是加工好的大米,當時叫做白糧,根據加工好的白米每石160斤,明朝的一斤為590克的說法,一石白米為94.4公斤.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北京每公斤粳米的零售價在2.6 元人民幣左右,本文的計算就是根據這些一概從優的假設 63

64 3 實際上,當時每月只發給1石大米,每年發12 石.這叫本色。上上下下都是這麼點。其餘部分要折銀、折鈔、折布發放,這叫折色。按照常規,這位正七品的縣太爺每年實際領到手的是 12石大米,27.49兩銀子,360 貫鈔(參見萬曆 《明會典》卷39)。這360 貫鈔.名義上頂了36石大米(十貫鈔折俸一石),但是較起真來,由於鈔法不行,貨幣嚴重貶值,這筆錢在市場上未必能買到4石大米。這樣計算起來,明朝知縣每個月的工資只有 1130 元人民幣。按照明朝的規矩,官越大,折色所佔的比重越大,吃虧越多。 第二蝙潛規則:皇帝與官吏鈔賽行通明大了官員的工資。至於明朝那貶值數百倍,強迫官員接受的紙幣,就更不用提了。 T. 總之,明朝的縣太爺每個月實際領到的薪俸,其實際價值不過 1130元人民幣。 請設身處地替縣太爺們想一想。那時候沒有計劃生育,每家的人口至少有五六個, 大明寶鈔中國的紙幣歷史悠久,但朝延一開印就按捺不住。大明寶鈔在十餘年間就跌到了面值的16%,誰都不願意要了,只好讓銀子當象。 多的十來個。那時候也沒有婦女解放運動,沒有雙職工,平均起來一家六七口人全指望這位縣太爺每個月1130塊錢的工資,人均170多塊錢的生活費, 這位縣太爺的日子並不比如今的下崗工人寬裕多少。更準確地說,這位縣太爺與如今最貧窮的農民階級生活在同一水平線上。在我寫這篇文章的前一年,1997年,中國農民的人均年收人是2090多元。 還有一點很要命的地方,就是沒有社會福利。公費醫療不必說了,在成化十五年(1480年)之前,竟連退休金也不給。成化十五年戶部尚書楊鼎退休,皇帝特地加恩,每個月仍給米二石。這兩石大米,價值不過500元人民幣,就算是開了大臣退休給米的先例。戶部尚書相當於現在的財政部部長,退休金才給500元,其他人可想而知(參見《典故紀聞》第十五卷)。、 如果看看當時著名清官的生活和家庭財產,可能會對明朝官員的實際收人產生更悲觀的估計。 海瑞是一個肯定不貪汙不受賄,也不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的清官。這位清官在浙江淳安當知縣的時候,窮得要靠自己種菜自給,當然更捨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親過生日,海瑞買了二斤肉,這條訊息居然傳到了總督胡宗憲耳朵裡。第二天,總督釋出新聞說:“昨天聽說海縣長給老母過生日,買了兩斤肉!”(參見《明史》卷226,海瑞列傳) 海瑞最後當到了吏部侍郎,這個官相當於現在的人事部副部長。這位副部長去世之後,連喪葬費都湊不齊。監察部的部長助理王用汲去看,只見布衣陋室,葛幃(用葛藤的皮織的布,比麻布差)還是破的,感動得直流眼淚,便湊錢為他下葬。當時有一個叫朱良的人去海瑞家看,回來寫了一首詩,其中有四句可以作為海瑞真窮的旁證:“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根。說與旁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 這就是辛勤節儉了一生的清廉正直的官員應得的下場麼? 海瑞是明朝晚期嘉靖和萬曆年間的清官。比他再早一百年,在明朝中期的成化年間,有個叫秦紘的清官。秦紘為人剛毅,勇於除害,從來不為自己顧慮什麼。士大夫不管認識不認識,都稱其為偉人。正因為他清廉,堅持原則, 份外之物一文不取,便鬧得妻子兒女“菜羹麥飯常不飽”, 家裡人跟著他餓肚子。 成化十三年,秦紘巡撫山西,發現鎮國將軍奇澗有問題,便向皇帝揭發檢舉。奇澗的父親慶成王兒子上奏辯護,同時誣陷秦紘。皇帝當然更重視親王的意見,就將秦紘逮捕,下獄審查。結果什麼罪也沒審出來。宦官尚享奉命去抄家,抄出來的只有幾件破衣裳。宦官報告了皇帝,皇當貪實的理由 65

帝嘆道:他竟然能窮到這種地步?於是下令放人(參見《明史》列傳六十六)。 這二位清官的家境,大概足以證明正式工資不夠花了。 請留意,比起普通官員來,清官們還少了一項大開銷: 他們不行賄送禮,不巴結上司,不拉關係走後門。韓一良說的那數幹兩銀子的費用—打點上司、招待往來的客人、 晉級考核和上京朝覲等,就算是兩千兩銀子,即20萬至80 萬人民幣的花銷,大都可以免掉了。譬如海瑞上京朝覲,不過用了48兩銀子。由於他們真窮,真沒有什麼把柄,也真敢翻臉不認人地揭發檢舉,而且名聲又大,免掉也就免掉了,一般人也不冒險敲詐他們。但是腰桿子沒那麼硬的小官,不僅會被敲詐,還會被勒索—當真用繩子勒起來索。 為了證明這類開支是剛性的,決非可有可無,我再講一個故事。 海瑞在淳安當知縣的時候,總督胡宗憲的公子路過淳安,驛吏招待得不夠意思。驛吏相當於現在的縣招待所所長兼郵電局局長,而總督是省部級的大幹部。我猜想,這也不能驛吏不識抬舉,肯定是被海瑞逼的。海瑞到了淳安,銳意改革,整頓幹部作風,禁止亂收費,把下邊的小官收拾得戰戰兢兢,想好好招待也未必拿得出像樣的東西來。胡公子受到冷落便生了氣,叫人把驛吏捆了,頭朝下吊了起來——這就是節省開支的下場。 海瑞接到報告,說:過去胡總督有過指示,要求自己的人外出不許鋪張招待。今天這位胡公子行李如此多,必定是假冒的。於是將胡公子扣押,從他的行囊裡搜出了數幹兩銀子,一併沒收人庫。這數幹兩銀子,也像前邊一樣算作二千兩吧,根據貴金屬價格和購買力平價的不同演算法, 其價值在20萬至80萬人民幣之間。公子出行一趟,收入如此之多,想必胃口大開,期望值也被培養得很堅挺,到了窮餿餿的淳安,諸事都不順心,理所當然要發發脾氣。不 66 第二縫譽規刻:嘉衡與官吏幸的是,他碰上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海青天。海瑞扣押了胡公子,沒收了他的銀子,再派人報告胡總督,說有人冒充他的公子,請示如何發落。弄得胡宗憲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不過,此事供說笑則可,供效法則不可。試想, 天下有幾個海瑞?如果不是海瑞在後邊豁出命頂著,那位驛吏會有怎樣的下場?痛定思痛,他又該如何總結經驗教訓? 驛吏屬於貨吏階層,比入流的有品級的正式“幹部” 低,相當於“幹部職工”中的職工。這些人更窮一些,平均工資大約只有幹部的十分之一,大概每個月一石米,價值不過250元人民幣。但在人數上,職工自然比干部多得多。 比吏的級別更低,人數更多的,是背吏領導下的衙役。這是一些不能“轉正”的勤雜人員。譬如鐘鼓夫,臂如三班衙役,即現在的武警、法警和刑警。明朝的地方政府使用勤雜人員,最初都靠徵發當地老百姓無償服役。既然是無償服役,衙役就不算政府的工作人員,政府也不發工資,只給一點伙食補貼,叫做工食銀。這些錢,用清朝人傅維麟的話說,“每日不過三二分,僅供夫婦一餐之用。” 他問道:一天不吃兩頓飯就會餓得慌,這數十萬人肯空著肚子瘦骨伶仃地站在公堂之側,為國家效勞麼?(參見《皇清經世文編》卷二十四) 無論哪朝哪代,人的一生必定要做平一個等式:一生總收入等於一生總開支。節餘的是遺產,虧損的為債務。官員們要努力把這個等式做平,最好還要做出節餘來恩澤子孫。而明朝規定的工資註定了他們很難做平。韓一良說了, 工資就那麼一點。我們也算了,縣太爺的月薪是1130元人民幣。這樣一年也不足1.4萬,十年不吃不喝也攢不夠14 萬。而孝敬上司、送往迎來拉關係和考滿朝覲這三項,就要花費20萬至80萬。韓一良沒有說這筆鉅款是幾年的開當貪富的理由 67

銷。孝敬上司和送往迎來是年年不斷的,外地官員上京朝覲是三年一次,考滿則需要九年的時間。即使按照最有利於開銷者的標準估計,九年花二十萬,這個大窟窿需要縣太爺全家十四五年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才能填平。我還沒有計算養老和防病所必須的積蓄。 相差如此懸的人生不等式,怎能做得平?勉強去做, 當然不能保證相對體面的生活,不能讓老婆孩子不數叨, 不能留下像樣的遺產,弄不好還有頭朝下被領導吊起來的危險。另外,在開支方面還有一個比較的問題。人總會留意自己的相對地位的,都有“不比別人差”的好勝心。而縣太爺每年的那些收人,並不比自耕農強出多少。手握重權的社會精英們,能心甘情願地與自耕農比肩麼? 考慮到上述的收支平衡問題,崇禎向韓一良追問五百兩銀子的來歷,便顯得很不通情理。這位在深宮裡長大的皇上畢競年輕。在邏輯上,他首先要做的不是處罰送銀子的官員,而是計算整個生命週期的賬目,把顯然做不平的預算擺平,然後再號召文官不愛錢。當然,明末財政危機, 官吏的人數又多到了養活不起的地步,要求大幅度增加工資,純粹是痴人說夢。但這屬於另外一個問題。並不能因此說,造成官員收支的巨大缺口是合理的政策。這種政策就好比牧人養狗,每天只給碩大的牧羊犬喝兩碗稀粥。用這種不給吃飽飯的辦法養狗,早晚要把牧羊犬養成野狗, 養成披著狗皮的狼。 現在似乎可以理解支撐韓一良對抗皇上的力量了。這是現實和理性的力量。整個官吏集團已經把俸祿外的收入列入了每年每日的生活預算,列入了十年八年甚至整個生命週期的預算,沒有俸祿外收入的生活和晉升是不可想象的。韓一良沒有力量與現實的規矩對抗,他也沒有打算對抗,並不情願當這樣的清官。作為最高層的監察官員,韓一良公開向皇上說明,朝廷的正式規矩是無法遵行的。他 68 第二搗灣規則:業帝與富更也把灰色收入視為理所當然,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這是一個明確訊號:在皇上身邊的心腹眼中,俸祿外收入已經在事實上獲得了合法地位。以不同的名目,按不同的數量收授財物,已經成為未必明說但又真正管用的潛規則。這就意味著清官從上到下全面消失。與此同時,正式的俸祿制度則成了名存實亡的制度。這套正式制度也確實不配有更好的命運,它就像善於將老百姓逼上梁山一樣善於逼官為盜。 總之,從經濟方面考慮,清官是很難當的。那時的正式制度懲罰清官,淘汰清官。硬要當清官的人,在經濟上必定是一個失敗者。當然,這裡算的都是經濟賬,沒有重視道德操守。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團自始至終賣力揮舞的一面大旗,它翻滾得如此奪目,根本就不容你不重視。我完全承認,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剛直不阿可以為證。 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見和盛名也可以為證。 當貪官的理由 69

正義的邊界總要老一、世道變了萬曆十二年冬(1584年),蟄居十四年的海瑞奉召出山,承擔了為帝國監督和考察官員的重任。這年海瑞七十二歲,其頑梗剛峻卻一如既往。他沒有按照慣例推辭謙讓一番,而是立刻上路。海瑞把自己在垂死之年赴任比喻為 “尸諫”,這等陰沉剛烈的意象恐怕也只有他才想得出來。 正如眾人預料的那樣,海瑞很快就向皇上提出了爆炸性建議。他說,陛下勵精圖治,為什麼不能大見成效?因為處罰貪官汙吏的刑法太輕。海瑞搬出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立法:貪贓枉法八十貫論絞。他還提到朱元璋將貪官剝皮填草,作成人皮口袋掛在公堂上懲戒後任的辦法。海瑞認為,如今就應該用這種辦法懲辦貪官汙吏。此論一出,輿論大譁。 貪贓枉法八十貫論絞意味著什麼?這條法律是洪武三十年(1397年)頒佈實行的,當時一貫等於一兩銀子的大明寶鈔已經貶值到票面價值的20%之下。即使以票面價值估算,如果按照對糧食的購買力折成人民幣,八十貫往寬裡說也不過兩三萬元。貪贓枉法兩三萬元就要判處死刑嗎?還要剝皮填草? 《明史》上說,海瑞規切時政,話都講得很剴切,惟獨勸皇帝“虐刑”這一點,“時論以為非”。 “虐刑”是一個令人疑惑的批評。朱元璋主持制訂的 1見《明史》海瑞列傳.另見《海瑞集》附錄 70 第二蛐潛堤則:皇帝與官吏

《大明律》乃是堂堂正正的國法,認真執法怎麼可以叫“虐刑”?想當年,朱元璋採用更加嚴苛的貪贓枉法六十兩銀子處死的標準,殺貪官如秋風掃落葉,贏得了生前和身後的廣泛讚譽,即使有批評者,也不過指責一些超標的濫殺, 並沒把法律看作“虐”法。然而,一百八十年之後,“時論” 卻有了這個意思。世道真是變了。 二、今日的這界也在動讀《較量——中國反貪歷程》一書時?,我忽然冒出一個疑問:假如劉青山和張子善活在今天,他們會被槍斃嗎? 1952年2月,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和天津專區專員張子善因嚴重貪汙而被處決,史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貪第一大案。據中共河北省委關於開除這二位貪官黨籍的決議介, 紹,劉張二位共貪汙揮霍三億多元舊幣。’舊幣的三億元等於新幣三萬元,按照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計算,1951年的一元新幣大體相當於2000年的七元人民幣。這就是說,按照今天的標準,這二位大貪官平均每人貪汙了十萬元左右。 公審劉青山、張於善 2《較量一一中國反貪歷程》. 王傑和劉振華主編,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年第1版。 3 同上,第388頁。 正文的邊界總要老 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