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為什麼以及何時你會考慮，不求活得更久預期壽命和凸性每當你質疑醫療領域的某些方面，或者無條件的技術“進步”，總有人馬上詭辯道：“我們可比前幾代人活的時間更長。”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人還提出一些更愚蠢的論點，認為主張迴歸自然就意味著回到“茹毛飲血”、壽命極短的時代，卻沒有意識到這相當於說，吃新鮮食品而非罐裝食品即意味著擯棄文明、法治和人文主義。因此，有關預期壽命的論點有很多微妙的差別。 人類預期壽命的增加是因為許多因素的結合：衛生、青黴素、犯罪率的降低，以及挽救生命的手術的出現，當然，也歸功於一些醫學執業者對危重病患生命的拯救。我們活的時間更長，這是由於那些患了致命疾病、病情嚴重的患者能從醫藥和治療中受益，因為此時的醫源性損傷非常低。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屬於凸性效應的情況。所以，如果因為醫療能幫助我們活得更長，我們就推斷說所有的醫療護理都能使我們的壽命更長，那是嚴重的錯誤。 此外，考慮到“進步”的淨效果，我們需要從醫療帶來的收益中扣除文明病帶來的成本 （原始社會沒有心血管疾病、癌症、齲齒、經濟理論、酒吧音樂和其他現代疾病）；肺癌治療的進步需要與吸菸的效果相抵消。從研究論文中我們可以估計，醫療實踐也許確實使人類的平均壽命延長了幾年，但是，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決於病情的嚴重性（癌症醫生的預先干預肯定對可治癒的癌症病患帶來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私人醫生的干預卻明顯帶來了副作用）。我們需要考慮到醫源性損傷（也可以說醫療）在很多情況下（即凹性效應的情況，這種情況我們很容易看到）減少了預期壽命的遺憾事實。我們還收集到了一些醫院罷工期間的資料，在罷工期間醫院只做幾臺手術（為最危急的患者），其他可推遲的手術則一律被推遲。 我們發現，在這些情況下，患者的預期壽命延長了，或者至少沒有縮短，當然這取決於你站在辯論的哪一方。此外，更重要的是，許多能被推遲的手術後來在醫院恢復正常工作後都被取消了——這些證據足以說明大自然的工作被一些醫生“抹黑”了。 另一個受隨機性愚弄導致的錯誤是，直到20 世紀之前，人類出生時的預期壽命都只有 30 歲，所以我們就認為，那時候的人只能活30 年。要知道，壽命的分佈是極不平衡的， 許多人在出生和童年時期就夭折了。有條件的預期壽命其實是很長的——只要想想，古代人往往都是死於外傷就知道了。也許，法律的執行對人類壽命延長的貢獻比醫生還大—— 可以說，壽命的增長與其說源於科學的進步，還不如說源於社會的進步。 作為一個案例研究，讓我們來看看乳房X 光檢查。現已證明，讓超過40 歲的婦女每年做一次乳房X 光檢查，並不能增加其預期剩餘壽命（這已經是最好的情況了，這種檢查甚至導致了她們壽命的縮短）。雖然接受過乳房X 光檢查的女性中，乳腺癌導致的死亡率下降了，但其他原因造成的死亡率顯著增加。我們可以從中發現簡單可測的醫源性損傷。醫生只要看到腫瘤，就不可避免地想要做些會帶來傷害的事情，如手術、放療、化療，或同時進行， 也就是說，醫生會進行比腫瘤更有害的干預。心生恐慌的醫生和病人很容易跨越一個平衡點： 對不致命的腫瘤進行治療會縮短病人的生命，因為化療是有害的。我們對癌症的恐懼已經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但回顧一下邏輯鏈，我們可以看到一種錯誤的邏輯，被稱為“肯定後件” 謬誤，即“以果證因”。如果所有那些因癌症早逝的人得的都是惡性腫瘤，那也並不意味著所有惡性腫瘤都能導致人死亡。同樣的，聰明的人也不會根據“所有克里特人都是騙子”的條件來推斷說，所有騙子都是克里特人，或根據所有銀行家都很腐敗的條件推斷出，所有腐敗的人都是銀行家。只有在極端情況下，大自然才會允許我們打破這種邏輯，做出“肯定前件”的決策，以幫助我們生存，過度反應可以讓我們的祖先在他們的生存環境中受益。 對類似乳房X 光檢查問題的誤解引發了政治家的過度反應（這是我主張透過下放重要的決策權，以使社會免受立法者的愚蠢影響的另一個原因）。希拉里·克林頓就是這樣一名不開化的政治家，她竟然聲稱，批評乳房X 光檢查的實用性無異於殺害婦女。 我們可以將乳房X 光檢查的問題推廣到無條件的實驗室測試中，以發現偏離正常的值， 並採取措施“治癒”它們。 減法使你的壽命增長現在，在仔細檢視了我的朋友斯佩諾斯·馬克瑞戴克斯的資料後，我做出以下推測。斯佩諾斯是一位統計學家和決策科學家，我們在前幾章介紹過他，他是第一個發現統計預測方法具有缺陷的人。我們估計，削減一定金額的醫療開支（將削減範圍限於並非急需治療的外科手術和治療上）有助於延長大多數富裕國家，尤其是美國人的壽命。為什麼呢？讓我們進行一個簡單的基本凸性分析，簡單地考察有條件的醫源性損傷：對輕度患者進行治療的錯誤會將他們置於凹性狀況。現在看起來，好像我們非常清楚該如何去做。只要將最嚴重的病情設為醫療干預的門檻即可，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醫源性損傷的影響是非常小的。我們甚至應該提高這方面的開支，而減少非急需手術的支出，可能會使情況變得更好。 換句話說，我們應該向後推理，即從醫源性損傷出發來考慮選用何種治療方法，而不是背道而馳。只要有可能，就用人類的反脆弱性來替代醫生。但是，在其他情況下，則不要抗拒積極的治療。 讓我們來看看否定法的另一種應用：花更少的錢但活得更長，是一種減法策略。我們看到，醫源性損傷源自干預偏見；肯定法，或者想要“做些什麼”的傾向，導致了我們上述的所有問題。在此還是讓我們應用否定法：消除某些東西可能是非常有效的行動（在實證上也更嚴格）。 為什麼呢？消除一些沒有經過進化歷練的事物，有助於降低“黑天鵝”這種極端事件的發生機率，同時使人類有機會得到改進。如果人們能夠改進，我們可以相當確信，它將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看不見的副作用。 因此，在醫學領域應用否定法會帶來許多隱性收益，比如，勸人不要吸菸似乎是過去 60 年中最大的醫學貢獻。德呂恩·布奇在《醫藥的真相》一書中寫道：“吸菸的害處大致相當於戰後發展起來的每一種醫學干預所帶來的益處的總和……戒菸帶來的好處大於治癒每一種可能的癌症所帶來的利益。” 像往常一樣，古人也有智慧之言。正如昆圖斯·恩紐斯寫道：“好，主要是因為缺乏壞的緣故。” 同樣的，幸福最好用否定的概念來闡釋；非線性在此也適用。現代的幸福研究人員（他們通常看起來很不幸福）往往都是心理學家轉行成為經濟學家（或反過來），當他們給我們講幸福學時，就好像我們知道幸福是什麼，知道它是否是我們應該追求的東西。而且他們講這些時，並不使用非線性和凸性效應。事實上，他們應該教我們瞭解什麼是不幸福（我這麼推測是因為那些講授幸福學的人看上去並不幸福，而那些教授不幸福的人看上去卻很幸福）； 我們對不幸福瞭解得更多；“追求幸福”並不等於“避免不幸福”。我們每個人肯定都知道， 是哪些原因讓我們不快樂（例如，出版社的編輯、通勤、異味、疼痛、在等候室裡看到的某本雜誌等），也知道我們應該如何去做。 讓我們探究一下古老的智慧。普羅提諾寫道：“有時候缺乏營養會讓機體恢復。”古代人很相信潔淨身體的必要性（潔淨的一種方式就是，往往造成傷害但也經常有益的放血）。薩勒諾醫學院的養生法則是：愉悅的心情、充足的休息，以及適當缺乏營養。 有一則關於蓬波尼烏斯·阿提庫斯的故事，他是西塞羅的親戚和書信的收信人，這則故事似乎是杜撰的，但還是很有趣。蓬波尼烏斯由於身患絕症而非常痛苦，他試圖透過絕食結束自己的生命和痛苦，最後卻痊癒了。根據蒙田的記錄，蓬波尼烏斯恢復了健康。儘管我知道這個故事可能是杜撰的，但我還是要用它舉例，原因很簡單，從科學的角度來看，延長人類壽命的唯一方式就是限制卡路里攝入量，我們在實驗室動物身上似乎已經證實了這一方式對疾病治療和壽命延長的效用。但是，正如我們將在下一節中所見，這種限制並不必是永久性的，只要我們偶然節食（當然有點兒痛苦）即可。 我們知道，在許多情況下我們可以透過為糖尿病患者制定非常嚴格的飢餓式療法，來刺激他們的肌體系統，從而治癒糖尿病——事實上，我們很久以前就經由啟發法推匯出了這一治療機制，因為西伯利亞早就有使用飢餓療法的機構和療養院了。此外，有資料表明，英國40%的癌症透過否定法就可以消除（只要想想阻止人們吸菸的益處就知道了）。 還有人證明，很多人從摒棄祖先的生存環境中不存在的飲食中受益：比如糖和其他以不自然的形式存在的碳水化合物，小麥製品（患有腹腔疾病的人尤其不適合吃，但實際上幾乎所有人都不能適應這一人類食譜中的新成員），牛奶和其他奶製品（非北歐血統的人沒有乳糖耐受性），蘇打水（包括無糖型和普通型），葡萄酒（亞洲血統的人在歷史上不太接觸葡萄酒），維生素藥片，食品新增劑，家庭醫生，頭痛藥和其他止痛藥。對止痛藥的依賴鼓勵人們不再使用試錯法來尋找頭痛的根源，原因可能是缺乏睡眠、頸脖肌肉僵硬，或者壓力過大。 止痛藥縱容人們以削足適履的方式毀滅自己。但實際上要解決這些問題並不難，我們只要扔掉醫生給你開的藥物，或者最好是遠離醫生，正如老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所說的那樣：“把所有藥物都倒進大海對人類會更好，只是魚類要遭殃了。”我的父親是一位腫瘤科醫生（他也做了些人類學研究），他就是根據這樣的信條把我撫養長大的（雖然在實踐上沒有完全遵從，但他經常把這些話掛在嘴邊）。 而我呢，我抵制任何在古地中海地區找不到的水果（我這裡只代表“我”自己的立場， 以顯示我並未將我的觀點狹隘地推廣到其他人身上）。我拒絕任何沒有古希臘或希伯來文名稱的水果，如芒果、木瓜，甚至橘子。橘子在後中世紀相當於糖果，它們在古地中海地區並不存在。很顯然，葡萄牙人在果阿邦或其他地方發現了甜柑橘樹，便開始培育出越來越甜的果子，就像現代的糖果公司那樣。即使對於在商店看到的蘋果，我們也得留心：原本蘋果不是很甜的，是水果公司培育出了這麼甜的蘋果——記憶中，我童年時代黎凡特地區的蘋果都帶點酸澀的味道，脆脆的，而且比美國各大商店中有光澤的、據說能夠讓你遠離醫生的蘋果小得多。 至於飲料，我的原則是不喝少於1000 年曆史的飲料——因為人體對古老飲料的適應性已經過測試。我只喝酒、水和咖啡，不喝軟飲料。也許最可能帶有欺騙性的有毒飲料就是我們讓可憐無辜的人們在早餐桌上喝的橙汁了，但同時我們卻透過營銷手段說服他們這是“健康的”。（除了因為早年我們祖先吃的水果沒有那麼甜，還因為他們從來不會在攝取碳水化合物的同時攝入大量的纖維。吃一個橘子或蘋果，在生物學上與喝橘子汁或蘋果汁並不等效）。 從這個例子我得出一個規律，被稱為“健康”食品的東西一般都不健康，就像“社交”網路阻礙了人類的正常社交，“知識”經濟也往往是無知的一樣。 我還想補充一點，根據我自己的經驗，在消除了一些惱人的刺激物後，我的健康狀況實現了一次飛躍：這些刺激來自出版社編輯，早報（只要提到諸如托馬斯·弗裡德曼、保羅·克魯格曼等脆弱推手，就會讓我心頭湧上一股無名之火），老闆，通勤，空調（不過供暖裝置不在此列），電視，紀錄片製片人發來的電子郵件，經濟預測，股市訊息，健身房的“力量訓練”器械，等等。
金錢的醫源性損傷我們追求財富的方式完全將反脆弱性拒於千里之外，只要看看吃著火腿加乳酪的法式麵包的建築工人要比享用米其林三星級餐廳套餐的商人看上去更快樂，你就會明白了。努力工作之後，食物似乎美味得多。羅馬人有一個奇怪的財富觀：任何有“軟化”或“鎮靜”功能的東西都被視為不良事物。說羅馬人頹廢，是有點兒誇張，歷史總是喜歡誇張的故事；其實羅馬人不喜歡舒適的生活，因為了解它的副作用。閃米特人也一樣，他們分裂為城市居民和沙漠部落，城市居民對他們的文化源頭始終抱有揮之不去的懷舊情感；而沙漠文化則充滿了詩意、騎士精神、冥想、粗獷的故事、簡樸，以及對城市舒適生活的抗拒，因為後者往往與身體和道德的墮落、流言蜚語和頹廢的精神相關。城裡人重返沙漠以求心靈的淨化，就像基督在朱迪亞沙漠苦熬40 日，或聖馬克在埃及沙漠中開啟了禁慾主義的傳統。曾經有段時間， 在黎凡特地區流行修道生活，也許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敘利亞北部的一根圓柱上坐了 40 年的聖西蒙。阿拉伯人也保留了這個傳統，捨棄財物，前往寂靜、貧瘠、空曠的地方。 當然，還有強制禁食，這個稍後再談。 需要注意的是，醫源性損傷是富裕和複雜，而非貧困和單純造成的結果，而且是知識不完全的產物，而非完全無知帶來的惡果。因此，這種拋棄所有走進沙漠的想法，是一種相當有效的否定法式減法策略。很少有人認為，錢也有它自己的醫源性損傷，某些人失去財富只會讓他們的生活更簡單，以健康壓力因子的形式令其受益匪淺。所以說，只要做得正確，生活貧困一點兒也並非完全沒有益處。我們需要現代文明中的很多元素，比如法律制度和急診室手術。但想一想，我們如何從減法的視角，透過否定法來變得強韌、變得更好：不要防曬霜、不要墨鏡（如果你的眼睛是棕色的話）、不要空調、不要橘子汁（它們只是水而已）、不要光滑的地面、不要軟飲料、不要複雜的藥丸、不要嘈雜的音樂、不要電梯、不要榨汁機、 不要……我還是打住吧。
我的朋友阿特·德·凡尼極力實踐古人的生活風格，如今70 多歲了，身體依然很健朗（遠比年輕30 歲的人更健康），看看他的照片，再看看那些梨狀體形的億萬富翁——魯珀特·默多克、沃倫·巴菲特，或其他同年齡段的人士，我總是禁不住冒出一些想法。如果真正的財富是高枕無憂、問心無愧、相互感恩、遠離嫉妒、胃口良好、肌肉強健、精力充沛、經常開懷大笑、從不獨自用餐、無須健康課程、適當的體力勞動（或有些愛好）、良好的排便、不用開會、偶爾來點兒驚喜，那麼這些主要是靠做減法（消除了醫源性損傷）做到的。 宗教和天真的干預主義宗教有它的無形目的，超越缺乏想象力的科學主義和科學至上的認同——事實上，宗教的目的之一就是保護我們免受科學主義的傷害。我們看到，許多（墳墓）的銘文中記述了人們在求醫未成、求神成功了之後，為他們崇拜的神建造噴泉甚至廟宇的故事。事實上，我們很少看到宗教在約束干預偏見及其醫源性損傷方面給我們帶來的積極意義：在很多情況下 （病情輕微），任何使你遠離醫生、選擇無為策略（因此給予大自然發揮作用的機會）的事情都是有益的。所以，在病情輕微的情況下去教會（或阿波羅神廟）肯定是有幫助的，這裡的病情輕微是指沒有重大創傷，只是有些小恙，不是在車禍中受傷，因為在這些情況下（也就是說負凸性效應的情況），醫源性損傷的風險要高於治療帶來的利益。我們在廟宇中看到很多諸如“阿波羅救了我，我的醫生試圖殺了我”之類的銘文，通常都表明病人希望將自己的財富捐贈給寺廟。 在我看來，在人性深處，我們知道什麼時候需要尋求宗教的安慰，什麼時候需要回到科學思維上來。[36]
如果今天是星期三，那麼我必須吃素有時候，研討會的主辦單位為了準備晚餐，會提前寄給我一張表格，詢問我的飲食要求。 有些甚至要提前半年確認。過去，我的回答一般是，我拒絕食用貓、狗、鼠和人類（特別是經濟學家）。今天，隨著我個人的進化，我真的需要弄清楚那天是星期幾，從而決定我當天是應該吃素，還是可以吃大牛排。怎麼決定呢？只要看看希臘東正教的日曆就行了，它會顯示哪些天需要禁食。這會讓一般的會議組織者感到迷惑，不知道應該將我分到“原始陣營” 還是“素食陣營”（“原始陣營”的人們都是肉食動物，他們認為古代狩獵–採集者的飲食結構多肉、多動物脂肪，所以他們也要效法；而素食者則不吃動物製品，甚至不吃黃油）。我們在下文中將進一步闡述，除偶然情況外，為什麼上述兩種分類都犯了天真的理性主義錯誤 （除了宗教或精神方面的原因）。 我相信宗教的啟發法，並盲目地接受其所有規則（作為一名希臘東正教教徒，我偶爾也會禁食一次，因為這實際上也是遊戲的一部分）。宗教的作用之一就是馴服過於豐盛的生活所帶來的醫源性損傷——禁食會讓你放下你飯來張口的權利意識。但還有更微妙的地方。 凸性效應和隨機營養回想一下，我們在討論肺部呼吸器時提到的詹森不等式的實踐影響：不規律在某些領域是有其益處的；規律性有時也有其危害。在詹森不等式適用的地方，不規律反而可能是一劑良藥。 也許我們最需要的是隨機性地少吃幾餐，或至少避免穩定的飲食。我們可以在兩個地方發現忽視非線性的錯誤，一是在攝取食物的成分方面，二是在食物攝取的頻率方面。 攝取食物的成分方面的問題如下所述。人類被認為是雜食性動物，與非雜食性哺乳類動物，如牛、大象（食草動物）和獅子（吃獵物，一般吃食草獵物）不同。但是，這種雜食效能力的發展是為了適應多元化的、充滿意外和無序的環境，以及不同的食品供應來源—— 而非雜食效能力則是為了適應非常穩定的棲息地環境，這裡沒有突變，也沒有更復雜環境下提供的更多出路。所以，功能的多樣化一定是為了應對環境的多樣性與結構的多樣性。 請注意人體構造的微妙之處：牛和其他食草動物在食物攝取上的隨機性比獅子要小得多； 它們穩定地進食，但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來代謝所有這些營養成分，因此它們每天要花費好幾個小時吃東西。更不要說站在那裡吃草是多麼無聊了。而獅子則不同，它需要依靠更多的運氣，它的捕食成功率並不高，只有不到20%，但是一旦捕食到獵物，它便能快速而容易地攝入它的獵物透過艱苦和枯燥的進食工作所積累的進食所有營養成分。因此，我們可以從環境的隨機結構中總結出以下原則：當我們吃素時，我們就需要穩定地攝取食物；當我們吃肉時，我們可以更隨機地進食。因此，從統計上說，我們也應該隨機消耗蛋白質。 所以，如果你認為我們需要“均衡”的營養組合，同時馬上假定我們每餐都需要這樣的均衡，而不是連續幾餐才取得均衡，那麼你的想法是錯誤的。假設我們需要一定量的營養， 比如說一定量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質和脂肪，那麼，每餐都攝取這些營養，比如經典牛排、 沙拉和新鮮的水果，與在連續的幾餐中分別攝入這些營養的效果存在很大區別。 為什麼呢？因為匱乏會形成一種壓力源——我們都知道系統先遭受壓力後又得到充分恢復，會產生什麼結果。這裡我們又看到了凸性效應的作用：在一天之內3 次攝入蛋白質， 每次劑量相當於平時的一日劑量，接下來兩天則不攝取任何蛋白質，這種進食方法在生物上的效用絕不等價於每日“穩定”攝取適量的蛋白質，如果我們的代謝反應是非線性的話。事實上，這樣做應該有一定的好處——至少我們的生理構造是適應這種方式的。 我推測，事實上，不僅僅是推測：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我有非線性的影響和大自然的邏輯做後盾，還有實證證據的支援），我們對食物的攝入和成分的隨機性是有反脆弱性的—
—至少在某個範圍內，或者某些天內是這樣的。 對凸性偏見的一個公然否定，就是所謂的克里特島（地中海）飲食理論，這類飲食引發美國開明階層開始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遠離牛排和土豆，而青睞烤魚搭配沙拉和羊乳酪。 但是這個理論公然不顧凸性偏見，說法如下：有人看到克里特人大多很長壽，於是對他們的飲食進行了歸類，然後推斷——這可真夠幼稚的——他們更長壽是得益於他們吃的食物種類不同。可能這是真的，但發揮了主導作用的二階效應（食物攝取的多樣性）卻被機械的研究人員忽略了。事實上，人們過了很久才注意到，希臘東正教要求每年有多達200 天的禁食（根據當地文化的嚴苛程度而定），而且都是艱苦的齋戒。 是的，艱苦的齋戒，就像我現在所感受到的那樣。我寫這些文字時正值東正教四旬期， 在這40 天內，我們幾乎不可以吃任何動物製品和甜食，一些非常虔誠的教徒甚至連橄欖油也不碰。禁食有幾個層級，我一般以中等嚴格的層級為準，這段時間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 這也是禁食的目的。我剛在黎巴內北部地區度過了漫長的週末，這裡是我們家祖輩生活的村莊，位於希臘東正教教區一個被稱為庫拉河谷的地方。這裡傳統的“素齋”可謂登峰造極， 具有極大的想象空間：黎凡特的羔羊肉餅是用植物和豆子取代肉類做成，肉丸是用未發酵的棕色小丸子在扁豆湯內做成。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禁止吃魚，但大多數時候，貝殼類食物還是允許食用的，可能因為它不被認為是奢侈品。日常飲食中某些營養元素的缺乏，在日後可以大量地補回來。我會在我能夠吃魚的日子裡，補償我這些天因少吃魚而缺少的被研究人員 （目前）稱為蛋白質的東西，當然我也會在復活節狼吞虎嚥地吃羊肉，隨後再大量食用高脂紅肉。現在，我就非常渴望在胖子託尼經常光顧的餐廳吃上一塊牛排，而且毫無疑問要超大份的。 這就是禁食的壓力所帶來的反脆弱性，它使我們所渴望的食物品嚐起來更美味，也能在我們的肌體系統內產生更多的快感。禁食後進食的感覺與吃喝過量的感覺完全相反。[37]
如何吃掉自己我很好奇，為什麼人們認同鍛鍊的壓力對身體有益，但卻無法推此及彼地認識到，一定的食物匱乏也會有相同的效果。在我寫這本書時，科學家們正在探索偶爾不吃部分或全部食物所帶來的影響。不管如何，有證據顯示，我們在約束的壓力下只會變得更加體力充沛和健康。 我們可以看一下生物學研究，不是為了從理性主義的角度進行總結或使用，而是為了驗證人類對飢餓的反應：人體機制會因食物匱乏而被啟用。我們曾對一群人做過實驗，顯示出飢餓——或者說某類食物匱乏——會對人類產生積極的作用。研究人員可以透過細胞自噬機制對此進行理性化解釋，當外部資源匱乏時，你的細胞開始自噬，或者分解蛋白質，重新合成氨基酸，為構建其他細胞提供原料。一些研究人員（目前）認為，自噬帶來的“吸塵器” 效應就是長壽的關鍵——但我對大自然的想法與他們無關：我將在下文進一步表明，偶爾的飢餓會給健康帶來益處，但僅此而已。 我們對飢餓的反應，也就是我們的反脆弱性，被低估了。我們一直在告訴人們，吃一頓豐盛的早餐才足以支援他們應對一整天的操勞。這對無視實證的現代營養學家來說可不是新理論了——比如在司湯達的不朽小說《紅與黑》中，我就看到了這樣一段對話，主人公於連被告知“今天的活兒很重，要幹到很晚，所以，讓我們好好吃這第一頓午餐來增強體力吧” （當時法語中將早餐稱為“第一頓午餐”）。首先，將穀物和其他類似食材作為早餐主食的想法正逐漸被證明有害於人類健康，我不知道為什麼過了這麼長的時間才有人意識到，這種非自然的想法需要進行測試；其次，測試表明，這種方式是有害的，或者吃早餐並不能帶來什麼好處，除非你在吃早餐前已經辛苦工作過。
讓我們記住，我們最早可不是從送餐員手上獲取食物的，在大自然中，我們必須費些力氣才能弄到吃的。獅子要靠狩獵才有食物，它們可不是為了取樂而去狩獵的。因此，在人們還沒有辛苦工作之前就供應食物，無異迷惑了他們的身體訊號系統。我們有充分的證據表明， 間歇性（只能間歇性）地剝奪食物可以對許多肌體功能產生有益的影響——比如瓦爾特·隆戈注意到，集中營的囚犯們在食物限制的第一階段反而很少生病，進一步限食才導致他們的崩潰。瓦爾特·隆戈做了實驗後發現，老鼠在飢餓的初始階段能承受高劑量的化療，沒有出現明顯的副作用。科學家們也常常說，飢餓會導致基因對一種被稱為蛋白質的基因進行編碼， 從而帶來延年益壽等功效。人類的反脆弱性往往會在飢餓的壓力下透過某些基因的升級來顯現。 再次重申，宗教的齋戒儀式比你從表面上看到的更有深度。實際上，這些齋戒儀式是將非線性帶入我們的飲食中，從而與生物的特性相匹配。 剝奪步行天真的理性主義還有另一個危害來源。正如長久以來，人們都在試圖縮短自己的睡眠， 因為它在世俗的邏輯裡似乎毫無作用；很多人認為步行也是無用的，所以他們更願意使用機械運輸（汽車和腳踏車等），並在健身房裡進行鍛鍊。而當他們步行時，他們卻要做那種臭名昭著的“快步行走”運動，有時還要在胳膊上負重。他們並沒有意識到，出於一些他們尚不清楚的原因，以沒有壓力的速度輕鬆地行走是很有益的——或者，我推測，對人類是必要的，就像睡眠一樣必要，可是到了現代化的某個時點，由於無法合理化，所以人們試著將它縮減。現在，且不論輕鬆步行是否與睡眠一樣必要，但因為在汽車出現之前，我的祖先們在大多數時間裡都是步行（以及睡覺）的，因此我決定在一些醫學雜誌也開始接受這些想法並提出醫學雜誌推薦者們所稱的“證據”之前，按古人的邏輯行事。 我想永生我聽到的都是如何活得更長久、更富有，當然，還有擁有更多的電子產品。自古以來， 人們相信降臨到我們身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死亡，我們並不是這麼認為的第一代人。但對於古人來說，最壞的結果不是死亡，而是死得不光彩，甚至只是平庸地死去。對一個典型的英雄來說，在養老院的床上奄奄一息，只有一個粗魯的護士照顧你和一堆管子從你的鼻孔插進、 拉出，顯然不是什麼有吸引力的終極生活目標。 當然了，我們也有一種現代化的錯覺，即我們應該儘可能長地活下去。這樣的想法，好像我們每個人都是終極產品。“我”作為一個個體的存在可以追溯到啟蒙運動時期。但是， 這個概念是脆弱的。 在此之前，我們是現在的群體和未來子孫的一部分。現在和未來的群體都會利用個體的脆弱性來強化自身。人們勇於犧牲、尋求殉道、為集體獻身，並因這樣的做法而感到自豪； 他們的努力是為了造福子孫後代。 可悲的是，當我寫這些文字時，我們的經濟體系卻導致子孫後代不得不揹負沉重的公共政府債務，以及資源的枯竭和環境的災害，只是為了滿足安全分析師和銀行機構的要求（再一次看到，我們無法將脆弱性與道德問題分開）。 正如我在第4 章中所述，雖然基因是具有反脆弱性的，因為它本身就是資訊，但基因的載體卻是脆弱的，而且需要維持這種脆弱性，以使基因變得更強。我們活著就是為了產生資訊或改善資訊。尼采說過一個拉丁雙關語——子女和書籍，這兩類資訊都是可以世世代代流傳的。
剛才，我還在讀約翰·格雷的精彩著作《不朽委員會》，書中談到了在後宗教時代，嘗試利用科學來實現永生的故事。我對篤信人類永生潛力的“少見”的思想家，如雷·庫日韋爾所做的努力深感厭惡——就像任何一個古人一樣。請注意，如果我要找到一個“反我”，即地球上與我的想法和生活風格截然相反的人，那麼非雷·庫日韋爾莫屬了，他不只是患上了新事物狂熱症。我建議從人們的飲食（生活）中剔除令人不快的元素，而他卻致力於加入這些元素，比如一天要吃200 粒藥丸。除此之外，這些嘗試永生的努力還激起了我深深的道德方面的反感。 這種襲上心頭的深深厭惡，與我看到一個82 歲的闊老頭身邊環繞著一群20 來歲的“辣妹”情婦（通常是俄羅斯人或烏克蘭人）時的感覺是一樣的。我在地球上不是為了永生，不是為了苟活。在第4 章我們說過，系統的反脆弱性來自其組成部分的死亡——而我只是被稱為人類的這個更大體系的一部分。我來到這個世界是為了最後能夠為集體利益，為了繁衍後代（為他們今後的生活做好準備，併為他們提供生活的給養），或最終為了書籍而像英雄那樣死去——說到底，我的資訊，也就是我的基因或我的反脆弱性，才是應該尋求永生的東西，而不是我。 最後，我會釋然地說再見，在聖塞格魯斯墓地（馬爾薩爾基斯）舉辦一個體面的葬禮， 就像法國人說的，騰出空間給其他人吧。 [36]我試圖避免討論宗教的心靈慰藉效應；我討論的是非線性，與非線性的論點無關。 [37]過度豐盛帶來的主要疾病常見於食慾不振（生物學家目前稱為受體鈍化）；塞內加說過：“對一個生病的人來說，蜂蜜的口味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