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認知的侷限性下，只有切身利害才能真正緩和脆弱性。近3 700 年前，《漢謨拉比法典》就提供了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該解決方案在近代卻越來越多地遭到拋棄，因為我們染上了新事物狂熱症，擯棄了對古代簡單解決方案的欣賞。現在，我們需要了解一下這一解決方案為何可以歷久彌新。
現代化的最嚴重問題在於，脆弱性和反脆弱性從一方向另一方的惡意轉移，也就是說， 只有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卻（不知不覺地）受害。隨著倫理與法律的逐漸割裂，這種情況日益嚴重。其實這種情況以前就存在，但在當今尤為嚴重——現代化將其很好地掩藏了起來。 這當然是一種代理問題。 代理問題當然是一種不對稱性。 我們正面臨著一種根本性的變化。想想比較古老的社會，也就是那些倖存下來的社會。 我們和他們之間的主要區別就是英雄感的消失；尊重（以及權力）逐漸遠離了那些為他人揹負風險的人。因為英雄主義與代理問題正好完全相反，它是指有人選擇為他人承擔對自己不利的狀況（冒生命危險，或傷害自己，或者在較溫和的情況下吃一點兒虧）。而我們目前的情況剛好相反：權力似乎轉移到諸如銀行家、企業高管（不是創業者）和政治家手上，這些人從社會中竊取了免費選擇權。 英雄主義並不只關乎暴亂和戰爭。讓我們來看一個與代理問題相反的例子：孩提時候， 我就對一位老奶奶從車輪下捨身救下一個孩子的故事印象深刻。我覺得沒有比為了拯救他人而獻身更光榮的事情了。 換句話說，這就是所謂的犧牲。“犧牲”這個詞與神聖一詞相關，這是屬於聖潔的境界， 區別於世俗的世界。
在傳統社會中，一個人所能獲得的尊敬與他（或她，人們對女人在這方面的期待更大或大得多）的價值取決於其願意為他人而承受損失的多少。最英勇無畏的人將在社會中佔據最高層級：騎士、將軍、指揮官。即使是黑手黨頭目也承認，這樣的層級結構使他們最容易受到競爭對手的重擊和政府的嚴懲。這同樣適用於聖人，他們放棄和貢獻了他們的生命以造福他人，比如幫助弱者、貧困者和無依無靠的人。 表23–1 中列出了另一個三元結構：一類人不付任何成本，但能從其他人身上獲益；一類人既不從別人那裡受益，也不傷害他人；最後一類人則願意為了別人而受到傷害、做出犧牲。 表 23–1 倫理與基本不對稱性沒有切身利害的人 （保留有利因素，將不利因素轉嫁給他人，以他人的利益為代價獲得隱性選擇權） 有切身利害的人 （自己承擔損失，自己承擔風險） 為了他人的利益而投入成本， 或者心口合一的人（替別人或者為了普世價值而承擔損失） 官僚市民聖人，騎士，勇士，戰士信口雌黃只做不說要麼不說，說則一言九鼎諮詢師、詭辯家商人，正業人士先知、哲學家（前現代意義上的） 企業手工業者藝術家、某些手工業者公司高管（虛有其表） 創業家創業家/創新者理論家、資料收集者、觀察性研究實驗室和現場實驗自行其是的科學家集權制政府城邦制政府自治市政府編輯作家偉大的作家做“分析”和預測的記者投機者願意冒險去努力揭發（強大的機制或公司的）騙局的記者政治家活動家反叛者、異議者、革命者銀行家交易員 （他們不會參與庸俗的商業） 脆弱推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博士胖子託尼尼羅·圖利普風險販賣者納稅人（並不情願在遊戲中投入靈魂，但他們是受害者） 讓我跟隨自己的心緒，從最右邊的第三列開始講，也就是討論英雄和勇士。事實上，社會的強韌性，甚至反脆弱性，都有賴於這些人：我們之所以今天還能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就是因為某些人在某個階段為我們承擔了風險。但是，勇氣和英雄主義並不等於盲目的冒險， 也絕不等同於魯莽。我們知道，確實有些人因為無視風險、低估失敗的機率而表現出一種偽勇敢。我們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這些偽勇敢的人在真正的風險面前會表現得異常懦弱或者過度反應；這和勇敢恰好相反。對斯多葛學派的人來說，審慎是勇氣（戰勝自己衝動的勇氣） 的固有要素，普布里亞斯·塞勒斯有一句格言——當然，除了他還能有誰呢——“審慎被視為普遍意義上的勇氣”。 英雄主義隨著文明而進化，從黷武時代發展到現在。最初，在古典主義時期之前，荷馬式的英雄主要需具備搏殺的勇氣，因為當時的一切都需要依靠搏鬥來爭取。在古典主義時期之後，對偉大的古斯巴達國王阿格西勞斯來說，真正的幸福是在戰爭中犧牲，很少或者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與之相比。但是對於阿格西勞斯來說，勇氣已經從純粹的武術競技演變成更宏大的東西。我們常常在忘我的行為中看到勇氣，比如一個人準備為了他人和集體的利益犧牲自己，這是利他主義的一種表現。 最後，誕生了一種新形式的勇氣，即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式勇氣，這已經成為最高形式的榮譽，也是現代人對勇氣的定義：勇敢地站起來支援一個想法，並在激動的狀態中享受死亡，只因為獲得了為真相而死的權力或站起來維護自己價值觀的權力。在歷史上，沒有人比為維護自己的觀點而公開提出反對意見，乃至付出自己生命的兩位思想家更有威望了— —這兩位思想家都來自地中海東部；一個是希臘人，另一個是閃米特人。 當我們聽到幸福是根據經濟或其他微不足道的物質條件來定義時，應該停下來思考一下。 你可以想象，每次聽到有人宣揚與英雄主義毫無關係的“中產階層價值觀”時，我就覺得極其厭煩。得益於全球化和網際網路，這個所謂的“中產階層價值觀”已經傳遞到了英國航空能夠輕鬆抵達的任何一個地區，原本被高貴的階層所深惡痛絕的東西如今卻被大肆推崇：為銀行或菸草公司“賣力工作”；勤奮地閱讀報紙；服從大多數（但不是所有）的交通規則；被某種企業結構束縛；一味聽從老闆的意見（因為工作記錄都由人力資源部門儲存）；遵守法律；依賴股市投資；去熱帶地區度假；住在郊區（以抵押貸款購房），養著一條非常漂亮的狗，星期六的晚上品酒消遣。取得一些成功的人便能躋身年度億萬富翁排行榜，期待在他們的化肥銷售遭到來自中國的競爭對手的挑戰之前，能在榜上多逗留一段時間。他們將被稱為英雄——而不是幸運兒。此外，如果說成功是隨機獲得的，那麼有意識的英雄主義行為就不是隨機的。自稱“合乎道德的”的中產階層可能會為菸草公司工作——多虧他們高明的詭辯，這樣做也能自稱道德。 每當我在華盛頓區，離星巴克咖啡館或購物商場幾步之遙的地方看到一個坐在電腦後面的書呆子，入迷地玩著電腦遊戲，模擬摧毀一個遙遠地方的一整座營區，隨後又跑到健身房去“鍛鍊”（並將自己的文化與騎士或武士文化相提並論），我就更為人類的未來憂心忡忡。 技術助長了怯懦……這些都是相互關聯的：社會之所以變得脆弱，是因為存在一些沒有骨氣的政治家、一些害怕民意的逃避者，以及只會編故事的記者，這些人導致了爆炸性赤字和代理問題的進一步複雜化，只因為他們希望粉飾短期內的業績。 這裡我還要提出一個免責宣告。表23–1並不意味著，那些心口合一的人必然是正確的， 或者說為捍衛自己的觀念而死就一定意味著這個人是有利於我們其他人的：許多懷著救世情懷的空想主義者也造成了相當多的傷害。此外，悲壯的死亡也並非必不可少：很多人堅持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與邪惡作鬥爭，但這並沒有讓他們看上去像英雄；他們甚至更多地感受到社會的忘恩負義——而更親善媒體的偽英雄，卻在社會上受到熱捧，殊不知，這類人是不可能流芳百世的。 有的人只能被稱為半個人，不是說他沒有觀點，而是說他不敢為之冒險。 偉大的史學家保羅·海恩在最近的研究中表明，有人說古代的角鬥士是被迫成為角鬥士的，這簡直是一個天大的迷思。其實，他們大多數是自願成為角鬥士的，目的是獲得成為英雄的機會，他們願意冒著生命危險去贏得一場戰鬥，即使失敗，也要在世人面前，彰顯自己是如何榮耀地死去的，毫無畏懼——當一個角鬥士戰敗時，觀看的人群將決定他是否應該被饒恕，或被對手置於死地。而觀眾們並不喜歡非自願者，因為他們沒有將靈魂投入決鬥。 關於勇氣，我學到的最寶貴的一課，是來自我的父親——孩提時期，我就非常欽佩我父親的學問，但並未對他過分崇拜，因為學問本身並不能使你成為一個真正的男子漢。我的父親有著強大的自尊心，他要求別人尊重他。黎巴嫩戰爭期間，他曾經受過一個在道口盤查的民兵的侮辱。他拒絕服從對方的指令，民兵對他不敬的態度使他非常生氣。當父親開車離開後，一名槍手對著他的背部開了一槍。在他的餘生中，這顆子彈就一直留在他的胸部，所以每次他進入機場候機樓，他都必須攜帶X 光片。這為我設定了非常高的門檻：除非努力進取，否則尊嚴將一文不值；除非你願意為它付出代價。 我從這種古老的文化中學到的就是氣度的概念（亞里士多德倫理學中的一個術語），一種莊嚴感，這後來被基督教中叫作“謙遜”的價值觀所取代。在羅馬語中沒有對應的詞；在阿拉伯語中，它被稱為不妄自菲薄。如果你勇於承擔風險，有尊嚴地面對自己的命運，那麼你做什麼都不會貶低自己所做的事情；如果你不承擔風險，那麼你做什麼都不會使自己偉大。 如果你承擔風險，那麼，那些不承擔風險的人帶給你的侮辱只不過如同牲畜的吠叫：你不可能因為狗朝著你狂吠而感覺受到了侮辱。 漢謨拉比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錶23–1 中的各項元素，並將（不利與有利因素之間）基礎的不對稱性融入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倫理。只有商學院教授和類似的一些脆弱推手才會割裂強韌性和增長，而我們絕不會將脆弱性和道德分開討論。 有些人擁有了選擇權或者可選擇性，卻是以犧牲他人的利益為代價，而後者還不自知。 轉嫁脆弱性造成的影響變得越來越激烈，因為現代化使越來越多的人出現在了最左欄 ——成為反英雄式人物。許多職業和工作（大多伴隨著現代化而誕生）受到影響，變得更具反脆弱性，但是以讓我們陷入脆弱性為代價——比如享有終身職位的政府僱員、學術研究人員和記者（不戳破神話的那種）、醫療機構、大型醫藥公司，等等。現在，我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像往常一樣，我們總是能從古人身上借鑑經驗。 《漢謨拉比法典》距今已有3800 年的歷史了，卻認識到有必要重建脆弱性的對稱性， 其中有一段話是這麼寫的： 如果一個建築師建造了一所房子，房子倒塌了，並導致屋主死亡，那麼造房子的建築師應被處死。如果導致屋主的兒子死亡，那麼建築師的兒子應該償命。如果造成屋主的奴隸死亡，那麼建築師應該賠償屋主一個同等價值的奴隸。 看起來，3800 年前的法律比我們今天的法律還要先進。這個法典的整體思想是，建築師對房屋的情況要比安全檢查人員瞭解得更多，尤其是在地基存在看不見的問題方面—— 所以，最佳的風險管理規則就是讓建築師自己控制風險，因為，如果房子在建好後倒塌，那麼地基是隱藏風險的最佳地點。漢謨拉比和他的顧問們非常瞭解小機率風險的特徵。 很明顯，該法典的目的不是進行回溯性懲罰，而是從一開始就設定反誘因，防止一個人在履行其職責的過程中傷害到別人，從而挽救他人的生命。 當涉及小機率的極端事件，也就是“黑天鵝”事件時，這些不對稱性尤為嚴重，因為這些事件非常容易被誤解，而它們的風險也是最容易隱藏的。 胖子託尼有兩個啟發法。 第一，千萬不要登上沒有飛行員的飛機。 第二，確保飛機上還有一個副駕駛。 第一個啟發法解決的是獎勵和懲罰之間的不對稱性，或個體之間脆弱性的轉移。拉爾夫·納德有一條簡單的準則：對戰爭投贊成票的人需至少有一個後代（子輩或孫輩）參加戰鬥。羅馬人要求工程師必須在他們建造的橋下待上一段時間——這一要求真應該應用到當今的金融工程師身上。英國的做法更進一步，甚至要求工程師的家人與工程師一起在建成後的橋樑下待一段時間。 對我來說，每一個決策者都應該“在遊戲中投注”，如果依賴他的資訊或意見的人可能受到傷害的話（不要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即促成入侵伊拉克惡行的人自己卻毫髮無損）。此外，任何進行預測或經濟分析的人都應該拿出東西作為賭注，因為別人的利益有賴於這些預測的準確性（再說一遍，應該責成預測的人承擔風險；因為對我們來說，這比其他任何形式的人造汙染都更有害）。 我們可以從胖子託尼的啟發法中推匯出大量的啟發法，尤其是如何減輕預測系統的弱點。 只要預測者在遊戲中沒有投注，即不涉及其切身利益，那麼對他人來說就是危險的，就像沒有工程師睡在現場的核電站。 第二條啟發法是說我們需要建立冗餘、安全邊際，避免最佳化，以減輕甚至消除我們的風險敏感度中的不對稱性。 本章的其餘部分將介紹一些綜合徵，當然，還有一些古老的補救辦法。 空談者的免費選擇權第一卷結尾稱，我們需要把創業者和風險承擔者置於金字塔的頂端，而不管他們“失敗” 與否，除非他們在承擔個人風險時還將他人置於風險之中；學者、空談者和政客則都應該被置於金字塔的底端。但問題是，現在社會做的事正好相反，賦予空談者免費的選擇權。 對尼羅來說，胖子託尼從湧向逃生出口的愚蠢的人身上牟利，相當不妥。從他人的不幸中受益——不管這些人是多麼可憎——絕非高尚的生活態度。但是，託尼承擔了一定的風險，而且一旦結果不利也會招致傷害。胖子託尼沒有代理問題，這使得他這樣做合情合理。 因為如果情況相反則將帶來更糟糕的問題：有些人只會空談、預言、糾結於理論。 事實上，投機性的冒險不僅應該被容許，還應該是強制性的。不承擔風險就不要發表意見，當然，沒有人在承擔風險時不期望有回報。如果胖子託尼有自己的意見，那麼出於道德上的原因，他就需要承擔相應的風險。正如他們在森赫斯特所說的，如果你有自己的看法， 你就必須這樣做。否則，你就不會持有真正的意見。如果你看到某個人並不為自己的觀點承擔任何風險，那麼請將他歸入一個特殊階層，也許得比普通公民還低一層。評論家的地位也應低於普通公民。畢竟，普通公民至少還得面對發表觀點所帶來的不利因素。 所以，與知識分子和評論員這種高高在上、高枕無憂的社會群體的整體觀念相反，我在這裡要說的是，如果你只是信口雌黃，言行不一，不承擔受到損失的風險，不在遊戲中下注， 不拿自己的任何利益冒險，那麼就是極不道德的。如果你表達你的意見可能傷害到別人（依賴於這些意見的人），但你自己卻不承擔任何責任。這公平嗎？ 但是，這是資訊時代。轉嫁脆弱性的影響可能貫穿整個歷史，只是如今由於現代化帶來的相互依賴性的增強，這種影響變得更為嚴重了。如今的知識分子遠比以前更為強大和危險。 所謂的“知識世界”會導致知識和行動的分離（同一個人不是既懂得知識又知道行動），並導致社會的脆弱性。怎麼會這樣呢？ 在過去，負起責任的人才享有特權——除了少數一些知識分子，他們服務於封建領主， 或在某些情況下，為國家效力。如果你想成為一個封建領主，那麼遇到事情你就是第一個赴死的。想要打仗，那你得先上戰場。讓我們不要忘記美國《憲法》所說的：總統即是三軍總司令。愷撒、亞歷山大、漢尼拔都親自上戰場——據李維所說，後者總是第一個衝入戰區， 最後一個撤出。喬治·華盛頓也親自上戰場，不像羅納德·里根和小布什，他們只會一邊玩遊戲，一邊謀劃如何威脅他人的生命。即使是拿破崙也要親自承擔風險，他現身戰場的威懾力相當於增派一支25000 人的軍隊。丘吉爾也表現出令人讚歎的戰鬥勇氣。他們全身心地投入，為各自的信仰而戰；你所處的位置決定了你必須冒的風險。 請注意，在傳統社會，那些承擔風險的人即使失敗了，也比那些無須面對風險的人的地位更高。 預測系統這種極端愚蠢的事物再度讓我情緒激動。比起啟蒙運動時期之前，我們可能有更多的社會正義，但也出現了比以往更多的可選擇性的轉移——一種明顯的退步。請允許我解釋一下。這種偽知識必然會轉向空談。學者、顧問和記者的話在涉及預測時，可能只是空話而已，不能兌現，也沒有確鑿證據。文字總有這樣的特性，不是最正確，卻是最迷人的 ——或者說，那些能拿出最冠冕堂皇的說辭的人才會獲勝。 我們在前面提到，雖然政治哲學家雷蒙·阿隆的預測能力不凡，他說的話聽起來卻索然無味，而那些錯誤百出的預言家卻活得很精彩。阿隆的生活平淡無奇：儘管他有先知般的洞見，但他生活得像一個稅務會計師，而他的敵人，比方說，讓–保羅·薩特卻過著奢華的生活， 儘管每次預測幾乎都會出錯，甚至還以一種極其懦弱的方式容忍了德軍的佔領。懦弱的薩特看上去風度翩翩、令人著迷，而且他的書一直流傳至今（請不要稱他為伏爾泰學派，他根本不是伏爾泰學派的一員）。 在達沃斯，我一看到脆弱推手記者托馬斯·弗裡德曼就深感厭惡，正是他那篇頗有影響力的報紙專欄文章煽動引發了伊拉克戰爭，而他並未因此付出任何代價。真正讓我感覺不舒服的原因可能不僅是因為我看見了一個我認為非常邪惡和有害的人，我只是因自己看到了錯誤卻無能為力而感到難過，這是一種生理反應。以巴力神的名義，這是有罪的，有罪是我無法容忍的。古地中海道德觀中還有一個核心要素：對普布里亞斯·塞勒斯來說，不阻止犯罪的人便是幫兇。（我在序言中也說過我自己的一個類似觀點，在此我需要重複一下：如果你看到欺詐現象卻隱瞞不報，那麼你也是一個騙子。） 托馬斯·弗裡德曼對2003 年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戰爭負有一定責任，但是他不僅沒有因此受到懲罰，還繼續為《紐約時報》寫專欄，混淆無辜者的視聽。托馬斯·弗裡德曼得到並保留了有利因素，卻讓別人遭受了不利因素。一個有論點的作家可以比連環殺人犯傷害的人更多。我用他來舉例，是因為這個問題從本質上說是他在一個複雜系統內推廣了對醫源性損傷的誤解。他提出了“地球是平的”這一理念，卻沒意識到，全球化帶來了脆弱性，導致了更多的極端事件，而且需要大量的冗餘來確保有效的執行。入侵伊拉克也犯了同樣的錯誤： 在這樣一個複雜的系統裡，結果的可預測性是非常低的，所以從認識論上說，入侵伊拉克是極不負責任的做法。 大自然和我們祖先的系統都是建立在懲罰措施之上的：任何人都沒有永恆的免費選擇權。 許多事情會有明顯效應的社會也是一樣。如果有人蒙著眼睛駕駛校車，因而發生意外，他要麼就以古老的方式退出基因庫，或者，出於某種原因，他並未在事故中受到傷害，那麼他將受到足夠的懲罰，並被禁止開車載人。但問題是，記者托馬斯·弗裡德曼仍然在開車。對社會造成傷害的輿論製造者並未受到懲罰，這是一種非常糟糕的教訓。2008 年的危機之後， 奧巴馬政府充斥著蒙著眼睛開車的人，造成醫源性損傷的人還得到了升遷。 事後預測言語很危險：事後預測者總是在事情發生後對其進行解釋——因為他們的工作就是空談——讓自己看上去總是比預測者聰明。 由於事後扭曲，有些人當然沒事先看到事件來臨，卻記得他們想過那件事產生的影響， 而且會設法說服自己，是他們預測到了這些事件，隨後還要說服別人相信這一點。每個事件發生後，事後預測者的人數總是多於真正的預測者。比如人們每次洗澡時都會產生一個想法， 但沒有得出合乎邏輯的結論，鑑於很多人都會洗很多次澡，比如每天兩次（如果還包括健身後或與情婦交歡後洗澡的話），那麼他們將會擁有一個巨大的想法庫。他們不會記得他們過去在無數次沐浴中產生的想法，要麼是噪聲，要麼與觀察到的現狀相矛盾——但由於人類渴望自我一致性，他們將保留曾經想過的、與他們認知的現狀相符的那些要素。 所以，那些驕傲、誇誇其談的輿論製造者將最終贏得辯論，因為他們是寫文章的人，而由於閱讀他們寫的文章而陷入麻煩的愚蠢的人，以後還會再次閱讀這些文章以尋求未來的指導，然後再次惹上麻煩。
過去是流動性的，充斥著選擇偏見和不斷修正的記憶。愚蠢的人有一個核心特徵，那就是他們永遠不會知道，他們之所以容易上當是因為他們的思維侷限。（即便如此，人們還是震驚於以下事實：即便勉強算是預測到2007~2008 年脆弱性危機的預測者，也比隨機預測到這次危機的人少得多）。 不對稱性（事後預測者的反脆弱性）：事後預測者可以採用過濾式選擇法來挑選他們的意見為人接受的例子，並將失誤的預測拋入歷史的垃圾堆。這是一個免費選擇權——對他們來說是這樣；我們卻必須為它付出代價。 由於脆弱推手有選擇權，所以他們個人具有反脆弱性，波動通常對他們有利：波動性越強，他們越顯得聰明。 但是，一個人究竟是不是愚蠢的人，只要看看實際記錄和行動就知道了。行動是對稱性的，不允許過濾式選擇，因此消除了免費選擇權。當你看到某人行動的實際歷史記錄，而不是他在事件發生後發表的想法，事情就一目瞭然了。選擇權消失了。現實消除了不確定性、 不精確性、模糊性，以及讓我們顯得更聰明的心理偏見。錯誤的代價是昂貴的，它不再是免費的，但是做對則能帶來實際的回報。當然，我們還可以做其他測試來評估生活的組成部分： 透過人們自己的投資來判斷其決策。你會發現，很多人聲稱已經預測到了金融體系的崩潰， 但其投資組合中卻不乏金融公司。事實上，他們無須像胖子託尼和尼羅那樣需要從事件中“獲利”，以顯示他們不是愚蠢的人，他們只要避免不受這些事件的傷害，就已足夠。 我希望預測者每犯一次預測錯誤，就在身上留下一條明顯的疤痕，而不是將錯誤帶來的成本分攤給整個社會。 你不能只是坐在那裡抱怨世界。你需要主動迎接挑戰，戰勝困難。託尼堅持要尼羅定期看看實際的戰利品（比如銀行賬單），這是很正確的。這些獲利，正如我們所說的，與財務價值沒什麼關係，也與購買力無關，只是象徵性的價值。我們在第9 章中看到，愷撒不惜代價地將成為戰俘的高盧叛亂領導人韋森蓋托里克斯帶到羅馬遊行。無形的勝利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講得口沫橫飛的人出頭了。縱觀歷史，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只說不做的人越來越多， 併發揮著更大的作用。這是現代主義和分工的產物。 記得我說過，美國的實力在於承擔風險並庇護冒險者（正確的冒險，比如高失敗率的泰勒斯式冒險，具有長期可選擇性的冒險）。但是很抱歉，我們正在不斷遠離這個模式。 斯蒂格利茨綜合徵有一件事比托馬斯·弗裡德曼的問題更為嚴重，這個人的話是某個行動的導火索，但他自己對此卻完全不負責任。 我稱這種現象為“斯蒂格利茨綜合徵”，名稱來自一位所謂的“睿智的”學術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下面，我們來分析一下這種現象。 還記得第19 章中的脆弱性檢測，以及我對房利美最終厄運的固執己見嗎？幸運的是， 我為我的觀點在這場遊戲中下注了，雖然遭到了詆譭。2008 年，毫無疑問，房利美破產了， 我再說一遍，這導致美國納稅人損失了數千億美元——整體來看，帶有相似風險的金融體系遭受了重創。整個銀行系統也面臨類似的風險。 但是，大約在同一時期，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與他的兩名同事——奧斯澤格兄弟（彼得·奧斯澤格和喬納森·奧斯澤格），也在觀察房利美。他們在一份報告中評估說：“根據歷史經驗， 對政府來說，政府支援企業債券的潛在債務違約風險實際為零。”[38]據說，他們還進行了情境模擬，但沒有看到明顯問題。他們還表示，違約機率被認為“小到難以檢測出來”。正是這樣的觀點，對我來說，也只有這樣的觀點（知識分子的傲慢加上自認為了解罕見事件的錯覺）造成了經濟中罕見事件風險的積累。這正是我努力對抗的“黑天鵝”問題，是我們都應該規避的福島問題。 但更經典的是，2010 年，斯蒂格利茨以“我早就告訴過你們”的姿態寫了一本書，書中聲稱，他已經“預測”到了2007~2008 年爆發的經濟危機。 看看社會賦予斯蒂格利茨及其同事們的這種異常的反脆弱性。事實證明，斯蒂格利茨不僅不是危機的預測者（以我的標準來看），反而是導致這些事件、導致小機率風險不斷累積的部分原因所在。但他竟然絲毫沒有覺察到這一點！一個學者從不記得他自己的意見，因為他無須對此承擔任何風險。 從本質上說，當人們擁有這種能讓他們在期刊上發表論文，卻降低了人們的風險意識的奇怪技能時，他們便變得十分危險。因此，造成問題的經濟學家可以在危機後進行事後風險預測，繼而扮演理論家，對事件的來龍去脈進行分析。難怪我們會有更大的危機。 我的核心觀點是：如果斯蒂格利茨像商人一樣，讓自己的切身利益與自己的預測掛鉤， 那麼他將血本無歸、一無所有。或者，如果他在大自然中，那麼他的基因會因此滅絕—— 對機率產生這種誤解的人終將從我們的基因庫中被淘汰。讓我覺得噁心的是，政府卻還僱用了他的一個合著者。 我其實並不情願用斯蒂格利茨的名字來命名這種綜合徵，因為我覺得他已經是最聰明的經濟學家了，就理論化的知識來看，他已經非常優秀了，只是他對系統的脆弱性沒有認識。 而且斯蒂格利茨代表了經濟界對小機率事件有害且錯誤的理解。這是一種嚴重的疾病，它解釋了為什麼經濟學家會將我們帶入萬劫不復之地。 斯蒂格利茨綜合徵對應於一種過濾式選擇，這是最糟糕的，因為一個人犯了過錯卻不知道他在做什麼。在這種情況下，這個人不僅不能識別危險，還會促使危險的發生，事後他還要讓自己以及其他人相信相反的事情，即他預測到了危險，並警告人們要防範風險。這相當於將卓越的分析能力、無視脆弱性、選擇性記憶，以及缺乏切身利益集於一身。 斯蒂格利茨綜合徵=（可能出發點是善意的）脆弱推手+事後過濾式選擇我們還可以看到，其他一些因為缺乏懲戒而帶來的教訓。但斯蒂格利茨綜合徵是最嚴重的一種純紙上談兵式的學者綜合徵（除非他們心口合一）。比如，許多學者在一篇論文中提出一種觀點，在另一篇論文中又提出另一種觀點，而並沒有因為在第一篇論文中的錯誤觀點而遭受懲罰，好像他的論點只需貫穿於一篇論文，而無須在不同的論文間保持一致。當然， 這無可厚非，因為人總是要發展的，會推翻早年的一些想法，但如果是這樣，早先的這些“成果”就應該停止傳播，代之以新的觀點，就像用新的修訂版書籍取代之前的一版書籍一樣。 但是現在，懲罰的缺失使得他們獲得了反脆弱性，而社會卻為他們的錯誤付出了代價。此外， 我不懷疑斯蒂格利茨的誠意，或者說不盡如人意的誠意：我相信他真的認為他預測到了金融危機，所以讓我重述一遍這個問題：人們擁有懲罰豁免權帶來的問題是，他們能以過濾式選擇的方式從他們過去許多自相矛盾的言論中挑選一種，最終說服自己，相信自己才智過人， 所以能夠成為世界達沃斯經濟論壇上大放厥詞的嘉賓。 我們都知道庸醫和蛇油推銷者會帶來醫源性損傷，但此類人多少有些自知之明，被捉住後大多老實認罪。可是，這個世界上還有一種更為惡劣的醫源性損傷是由專家造成的，他們依仗自己備受推崇的地位在事後聲稱，他們早就對傷害發出過警告。由於這些人並不知道是他們自己造成了醫源性損傷，因此他們還用醫源性損傷來醫治醫源性損傷。然後，局面便一發不可收拾。 最後，我看到，解決倫理問題的方案其實正是解決斯蒂格利茨綜合徵的良策，這個方案就是： 不要詢問任何人的意見、預測或建議。只要問他們的投資組合中有什麼或者沒有什麼就行。
此外，我們現在知道，許多無辜的退休人員就是因為一些無能的評級機構而受到傷害的 ——無能似乎還不足以形容這些機構。相當多的次級抵押貸款都是被“AAA”評級粉飾過的有毒垃圾。要知道，AAA 級意味著安全性接近於政府債券。無辜的人們就這樣被誤導著將自己的儲蓄投入進來——此外，監管者還要強迫投資經理使用評級機構的評估。但是， 評級機構卻受到了保護：它們釋出評級就像媒體一樣高調，卻絲毫不負有媒體揭露欺詐行為的那種崇高使命。他們受益於保護言論自由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是美國人根深蒂固的習慣，對此我毫無異議。我只是想卑微地建議：人們可以說任何他們想說的話，但是他們的投資組合得與之相符。而且，當然，監管機構不應該充當脆弱推手，認可他們的預測方法——因此認可他們的垃圾科學。 心理學家捷爾德·蓋格瑞澤有一條簡單的啟發法。不要問醫生你該做什麼；而是問醫生， 如果他處於你的情況下，他會做什麼。你會很驚訝地看到其中的差異。 頻率的問題，或如何辯論才會失利回想一下，胖子託尼只希望“大賺一筆”，而非“證明自己正確”，其中的要點是有統計區別的。讓我們暫時重新回到泰勒斯和亞里士多德的區別上，看一下觀點的演變。頻率，即一個人有多少次是正確的，其實在現實世界中無關緊要，但這一點只有實踐者而非空談者才能明白。從表面上來看，正確的頻率確實非常重要，但這隻關乎表面問題，通常說來，脆弱性帶來的有利因素很少（有時沒有），而反脆弱性幾乎不會帶來任何不利因素。也就是說， 在脆弱性的情況下，一個人撿了芝麻，卻丟了西瓜；而在反脆弱性的情況下則是丟了芝麻， 得到了西瓜。因此，在反脆弱性的情況下，你可能在很長時間內反覆失敗，但不會遭到很大的損失，只要碰巧做對一次就可以大賺；而在脆弱性的情況下，一次損失就可能讓人一蹶不振。 因此，如果你投注賭金融機構的投資組合會虧損，那麼，你在2008 年的毀滅性災難到來之前，可能會損失一些小錢，就像尼羅和託尼一樣。（請再次注意，站到脆弱性的對立面會使你更具反脆弱性。）你錯了許多年，只對了一兩次，但你損失很小，獲利卻很大，所以你會比反其道而行之的人成功得多（實際上，那種方式只會讓他們破產）。你會像泰勒斯那樣賺很多錢，因為賭脆弱性的崩潰會給你帶來反脆弱性。但是，僅僅是口頭上“預測”到了事件發生的人，往往會被記者認為“錯了很多年”、“大多數時間都是錯誤的”等。 如果我們數一下輿論製造者的“正確”和“錯誤”，我們會發現，正誤比例並不重要， 因為我們需要看最終結果。鑑於我們不可能馬上看到結果，因此我們現在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 讓我們再以創業家為例。創業家常常是錯的，會犯很多錯誤。但他們是凸性的。所以， 重要的是成功後能帶來什麼回報。 讓我重新梳理一遍。現實世界中的決策，也就是放手去做，屬於泰勒斯式做法；而用言詞去作預測，則是亞里士多德式做法。正如我們在第12 章中討論的，決策的一面帶來的後果遠大於另一面——儘管我們沒有證據表明某人是恐怖分子，但是我們還是要檢視他們是否攜帶了武器；我們不認為水是有毒的，但我們還是要避免貿然去喝不明來源的水；對狹隘地採納亞里士多德邏輯的人來說，這樣的行為看上去非常荒謬。用託尼的話來說：愚蠢的人總是力圖證明自己正確，而聰明人則力圖賺錢，或者： 愚蠢的人總是力圖贏得辯論，而聰明人則尋求獲利。 再換句話說：辯論失利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錯誤的理由，正確的決定從更廣的範圍來看，比如在大自然中，意見和預測根本無關緊要；生存才是最重要的。 讓我們來看一個進化論的觀點。這似乎是一個最不起眼的、有利於由個體實幹家（亞當·斯密所說的“冒險者”，而非中央計劃者和官僚機器）驅動的自由企業和社會的論點了。 我們看到，官僚（不論是在政府還是大公司中）往往置身於這樣一種獎懲系統中，它基於敘述、言論、他人意見，以及工作評估和同行稽核，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營銷。這是亞里士多德式的做法。然而，生物界是靠生存，而不是意見和“我曾預言”、“我曾告訴過你”等發展的。 進化不喜歡“證實謬誤”這種社會特有的通病。 經濟界也應該如此，但是經濟機構攪亂了一切，讓愚蠢的人也有機會發展壯大——它們透過紓困和中央集權阻止了進化。需要注意的是，從長遠來看，社會和經濟往往會以意外、 突變和跳躍這些惡劣的方式完成進化。 我們前面提到卡爾·波普的進化認識論觀點；由於不是一個決策者，因此他誤以為思想必須依靠相互競爭來實現進化，錯誤較少的思想則在任何時代都能存活下來。他忽略了一點， 那就是存活下來的不是思想，而是有著正確思想的人，或者建立了正確啟發法的社會；不管觀點對錯，引導人們做了正確事情的人或團體才能倖存。卡爾·波普忽略了泰勒斯效應，事實上，沒有害處的錯誤想法也能生存。建立了錯誤的啟發法，但是在犯錯時傷害很小的人也將生存。即使是“不理智”的行為，如果無害，也可能是好的行為。 讓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一個錯誤的觀念是怎樣有助於生存的。在你看來，下面哪種做法比較危險：把一隻熊誤認為是一塊石頭，還是把一塊石頭誤認為是一隻熊？人類不太會犯第一個錯誤，我們的直覺會讓我們對發生機率最小的危害做出過度反應，並對某一類錯誤的形態信以為真——那些看到可能像熊而做出過度反應的人都具有生存優勢，而那些犯相反的錯誤的人則將被基因庫淘汰。
我們的使命就是，讓我們不要信口雌黃。 古人和斯蒂格利茨綜合徵讓我們來看看古人是如何很好地理解斯蒂格利茨綜合徵，以及相關綜合徵的。事實上， 他們有相當複雜的機制來應對代理問題，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隱藏在集體背後的迴圈效應）。 之前，我曾提到羅馬人會要求工程師在他們自己修建的橋樑下待一段時間。照此看來，他們很可能會讓斯蒂格利茨和歐爾薩格睡在房利美這座橋樑之下，並退出基因庫（這樣他們就不會再傷害我們了）。 羅馬人針對今天很少有人想到的情況，甚至有著更強有力的啟發法，有效地解決了博弈論問題。羅馬士兵們都被迫簽訂了戰鬥誓言，承諾在兵敗的情況下接受懲罰——這是軍人和軍隊之間闡明瞭有利和不利因素的協議。 假設你我在叢林中遭遇了一頭小豹子或其他野生動物。透過聯手抗擊，我們可能會戰勝它——但是，我們每個人單獨作戰一定是無法取勝的。現在，如果你選擇逃跑，那麼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跑得比我快，你無須跑得比動物更快。因此，對那個跑得最快的人來說，最優選擇就是逃跑，而跑得最快的人是最懦弱的，另一個人則成為動物的美餐。 羅馬人透過稱作“十選一”的方法來打消士兵做懦夫，並傷害到他人的動機。如果一個軍團兵敗，而且被懷疑是懦弱造成的，那麼10%計程車兵和指揮官就會被處死，通常是由隨機抽籤決定的。“十選一”的方法就是10 個人中處死一個，該詞在現代語言中已經沒有這個意思了。“十選一”（或者類似的數）是一個神奇的數字：處死的人超過10%會削弱軍隊的力量；而處死的人太少，則無法消除懦弱的現象。 這個機制一定對懦弱行為起到了很好的威懾作用，因為我們並不常看到這一處罰的執行。
英國人也用過一個類似的機制。海軍上將約翰·拜恩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因為他被發現未能“盡最大努力”在1757 年梅諾卡島之戰後防止梅諾卡落入法國人之手。 燒燬船隻，背水一戰利用一個人內心的代理問題，可以超越對稱性：不給戰士任何選擇，看看他們能夠有多大的反脆弱性。 公元711 年4 月29 日，指揮官塔裡克率領一小支阿拉伯軍隊從摩洛哥穿越直布羅陀海峽進入西班牙。登陸後，塔裡克放火燒掉了船隻。然後，他發表了著名的演說，在我的學生時代，每一小學生都會背這篇演說，意思如下：“你的身後是海，你的面前是敵人。你們知道敵我懸殊之大。你所能依靠的就只有手中的劍和心中的勇氣。” 塔裡克和他的軍隊就這樣控制了西班牙。類似的故事貫穿著整個歷史，從800 年後征服墨西哥的科爾特斯到800 年前錫拉庫薩的統治者阿加索克利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 科爾特斯是向南進發的，路線正好與塔裡克的方向相反，他是登陸非洲與迦太基人作戰的。 所以，千萬不要把你的敵人逼到死路上。 詩可以殺死你問一個通曉多國語言，包括阿拉伯語的人，誰是世界上最傑出的詩人——不管哪種語言——我想他很有可能認為這個人是生活在大約1000 年前的阿姆塔納比；他的詩作對讀者 （聽者）而言簡直有一種催眠的效果，只有普希金在俄語讀者中的魅力能與之相媲美。問題是阿姆塔納比很清楚這一點，他的名字的字面意思就是“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先知”，這或許是他過於自我膨脹的體現。要了解他有多麼高調，我們不妨讀讀他的一首詩，說的是他的詩歌是如此強大,“即使盲人也可以閱讀”、“聾人也可以聽到”。但話又說回來，阿姆塔納比是真正的行動者，是難得一遇的、全情投入的、願為詩歌獻身的詩人。 就在剛才那首自負的詩中，阿姆塔納比透過對語言魔力的精彩展現宣稱，自己不僅是一位光芒四射、家喻戶曉的偉大詩人（這一點我認為他說得沒錯）——他懂得“馬、晚上、 沙漠、筆、書”，而且他的勇氣甚至贏得了獅子的尊重，除此之外，他還始終踐行言行一致的原則。 可以說，詩歌讓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因為阿姆塔納比在他的一首詩中詆譭了一個沙漠部落（當然，這是他的典型性格），而遭到追殺，並在他旅行的途中找到了他。阿姆塔納比寡不敵眾，他做了理性選擇，趕緊逃跑，這本沒有什麼可恥的，但是他的同伴開始在他的身後吟誦起“馬、晚上……”。結果，阿姆塔納比轉過身來，對抗追殺他的部落族人，從容赴死。就這樣，1000 年以後，我們仍記得阿姆塔納比是為了避免因逃跑而辱沒自己名譽從容赴死的詩人，當我們背誦他的詩時，我們知道他踐行了自己的諾言。 我在童年時期特別崇拜法國冒險家和作家安德烈·馬爾羅。他的著作中充滿了他自己的冒險經歷：馬爾羅沒畢業就輟學了，但他博覽群書，20 多歲時就遠赴亞洲探險。西班牙內戰期間，他成為一名活躍的飛行員，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又成為法國地下抵抗組織的活躍成員之一。他後來變得有點兒喜歡言過其實，總是誇大他與某位偉人或政治家會面的事。他簡直無法忍受一個知識分子當作家的想法。他與海明威不同，後者塑造的都是虛擬人物，而他寫的都是真事。而且他從來不願意談論瑣碎的事。馬爾羅的傳記作家寫道，當其他作家在討論版權和版稅時，他總是會將話題轉移至神學（據稱，他說21 世紀要麼是宗教興盛的世紀， 要麼是宗教絕跡的世紀）。馬爾羅去世的日子，是我最悲傷的時刻。
絕緣問題我們的系統並不激勵研究人員成為馬爾羅。據稱，偉大的懷疑論者休謨會將令他懷疑或感到焦慮的事情鎖進哲學的櫃子裡，然後去愛丁堡與朋友聚會（雖然他對聚會的態度是非常……愛丁堡式的）。哲學家邁爾斯·布恩耶特將這個問題命名為“絕緣問題”，尤其是針對某些在一個領域感到懷疑，在另一個領域卻不懷疑的人。他舉了一個哲學家的例子，此人對時間的真實性感到很疑惑，但是他還是申請了科研經費，在次年的休假期間研究時間的哲學問題，而毫不懷疑次年終將到來的現實。對布恩耶特來說，哲學家“能將他普通的一階判斷與他的哲學思維隔離開來”。對不起，布恩耶特教授；我同意，哲學是唯一不需要與現實連線起來的領域（還有一個臨近領域，純數學）。不過如果是這樣的話，不如把它當作一種室內遊戲，給它重新取個名字…… 同樣，捷爾德·蓋格瑞澤公佈了哈里·馬科維茨的一個更為嚴重的絕緣問題。後者開創了所謂的“投資組合選擇”法，並因此獲得瑞典中央銀行獎（被稱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就像默頓和斯蒂格利茨等其他脆弱推手一樣。我有一段時間稱它為騙人的噱頭，因為它除了學術認可外不具備任何效用，只會招致災難。當然，脆弱推手馬科維茨教授並未將他的方法應用於自己的投資組合，他不得不依賴更成熟的（更易於實施的）計程車司機所用的方法，與曼德布羅特和我提議的方法更接近。 我相信，迫使研究人員儘可能嚥下自己所釀的苦酒可以解決一個嚴重的問題。讓我們用以下這個簡單的啟發法——聲稱自己的想法可用於現實世界的科研人員，是否確實將他的想法應用到了日常生活中？如果是這樣，那就不要小瞧他。如果不是，那就不要理他。（如果這個人做的是純數學或神學研究，或教詩歌的，那就沒有問題，但如果他從事的是實用性研究，那就要警惕了）。 這讓我們不得不提到第10 章中與塞內加形成鮮明對比的特里法特式虛假行為，也就是實幹者相對於空談者。記得嗎？當有人讓特里法特把他的方法應用於現實生活中時，他說： “這回可是來真格的！”我當時還說過，風險需要你用行動而不能用空談去解決。 同樣的，當我遇到一個研究幸福學的學者，我也應用了這種方法來評估他，即忽略他寫了什麼，而關注他做了什麼。他的觀點是，賺錢超過50 000 美元的人再多賺一點兒也不會給他帶來任何幸福感——他賺的錢是大學教授的兩倍，因此從他的邏輯推斷，他不用再拼命多賺錢了。而根據他釋出在“引用頻率很高的論文” 中的那些“實驗”，他的論點表面看上去也非常可信——雖然我對“幸福”的概念，以及對現代社會“尋求幸福”的那種世俗的詮釋並不特別感興趣。所以，我像一個白痴一樣相信了他的話。但大約一年以後，我聽說他馬不停蹄地到處演講賺錢。這對我來說，是比他的論文被引用成千上萬次更充分的證據。 香檳式社會主義這是絕緣問題的另一個典型案例。有時一個人的“言論”與其生活的隔離是顯而易見的： 一些人希望其他人過某種生活，但是自己卻並不喜歡這種生活。 千萬不要聽信一個從來不放棄自己財富或者從不踐行他希望別人追求的生活方式的“左翼”人士。法國人所說的“魚子醬式左派”，或者是被盎格魯–撒克遜人稱為香檳式社會主義者的人就是那些崇尚社會主義，有時甚至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或一些倡導節儉的政治制度， 但卻公開過著奢靡生活的人。他們往往靠繼承下來的豐厚財產過活，從沒有意識到這其中的矛盾之處——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正是他們希望別人避免的。這與追逐女色的教皇，比如約翰十二世或波吉亞沒什麼區別。真正的矛盾有時會達到荒誕不經的地步，比如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就任社會黨第一書記時，其就職典禮被弄得簡直像法國君主盛大的加冕儀式。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的死對頭——保守黨的戴高樂將軍，卻過著一種舊式的簡樸生活，連襪子都是他的妻子幫他縫補的。 我親眼看到過更糟糕的情況。我以前遇到過一個客戶，一個似乎很有社會使命感的富裕人士，他試圖說服我為一位提倡提高稅收的選舉候選人捐款。出於道德考慮，被我拒絕了。 但我認為那個人堪稱英雄，因為如果那位候選人勝出，那麼他自己稅賦的增加額也將相當可觀。但是一年後，我發現該客戶因為捲入一宗巨大的逃稅案而接受調查。原來他只是希望其他人能繳付更多的稅款。 過去幾年裡，我與活動家拉爾夫·納德建立了友誼，並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與上文所說的截然不同的特質。除了他表現出驚人的個人勇氣和對詆譭完全漠視外，他還堪稱言行一致的典範。就像聖人一樣心口合一，可以說他是一個凡世的聖人。 心口合一有一類人擺脫了官僚–記者式的“談論”：他們不僅說到做到，還心口合一。 想想看先知們。預言是對信念的承諾，僅此而已。先知不是第一個產生某個想法的人， 他是第一個相信這個想法的人，而且始終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