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 富可敵國世界上超過一半的鈀，如果這個產品開採量不足會產生全球性後果。 麥肯齊在接下來的數年裡每年都回保娜伊河，他把俄羅斯官員請到捕魚營地，追問有關礦產及其前景的資訊。他研究了鈀金屬的市場結構，發現這種金屬有三個主要用途：牙科，對此的需求基本穩定；汽車的催化式排氣淨化器， 因為對環境的監管，這個行業對此的需求在增長；還有就是手機，一個看上去還有些前景的新市場。除了諾里爾斯克，鈀的其他主要供應地是在非洲，而非洲也面臨基礎設施的挑戰。掌握了這些情況，麥肯齊的結論是，對鈀的需求增長將超過其不穩定的供給。他自己買了一些這種金屬，並將訊息告訴了朱利安· 羅伯遜。到1994 年，老虎基金買了價值400 億美元的鈀，一個年輕的老虎基金的商品專家德懷特· 安德森（Dwight Anderson）被派去那裡調查。 安德森是羅伯遜僱用的精力充沛的年輕人中的一個，在這個任務中，強烈的冒險慾望發揮了作用。他飛往莫斯科——當時西方的投機性交易者正在將它變成一個快節奏的城市，然後登上前蘇聯民用航空總局的一架古舊的飛機飛往西伯利亞。當他在11 月一個陰冷的日子抵達籠罩在昏暗光線裡的諾里爾斯克時， 他看到了散落在機場的失事飛機的殘骸，顯然有些零件被取下來，以保證另外的飛行正常飛行。安德森咬緊牙關，儘量不去想他回去時的飛行安全。但是， 當他第二天參觀了諾里爾斯克的礦後，他被它良好的運作情況震驚了。 安德森見到過許多礦，但是這次的不同。這根本不像在阿巴拉契亞山 （Appalachian）的煤礦，下去的時候都弓著身子；它也不像美國西部的露天礦， 或是南部非洲的很深的礦井。 西伯利亞的採礦方法是真正的前蘇聯風格：你可以開著卡車進到底下，在讓人暈頭轉向的巨大的洞裡穿行。發掘的規模超過了任何必要的採礦規模，但這種過剩是一件好事。如果一個隧道或運輸系統出了問題，還會有很多其他辦法將礦石運出去；如果一個機械鑽頭壞了， 手邊就有兩個廢棄不用的，它們可以提供一些零件，就像機場被遺棄的飛機一樣。 諾里爾斯克的龐大規模使它得以持續執行，安德森很快得出結論，那個說生產要崩潰的故事被故意誇大了——當地官員知道崩潰的傳言會推高鈀的價格， 由於他們都能從礦產銷售中得到好處，他們抓住每一個機會向來訪的外國人說
163 |第9章| 索羅斯的雙重人格生產即將崩潰。 但是，安德森可以看到別的什麼可能崩潰。在俄羅斯與各方人士建立聯系的過程中，他確定俄羅斯人賣出的鈀比開採的多：他們從前蘇聯廢棄的軍事裝備中找出這種金屬，然後出售。這種行為遲早無法持續，安德森估計大約在 2000 年，就再也沒有武器被拆除，鈀的價格就會直線上升。因此，基於安德森的調查，老虎基金堅守鈀的頭寸，儘管背後的原因已經變了。這個頭寸在接下來的三年都是虧損，但隨後，我們將會看到，事情開始變得有意思起來。 老虎基金在西伯利亞的嘗試是一個更大的動作的一部分。20 世紀90 年代初，世界經濟中封閉國家的大門對西方資本敞開，對沖基金抓住了這個機會。 1990 年以前，西方人是不能進入科拉半島的，無論是捕魚或察看礦產；同樣，在1990 年以前，東亞和東歐國家只允許很小規模的外資進入其股票和債券市場，規模小得在任何情況下都抓不住什麼機會。但1990 年後，當索普· 麥肯齊率領他的第一批垂釣者來到西伯利亞，新興市場開始進入繁榮時期。發展中國家的債券發行量在一年內從400 億美元左右上升到1 000 億美元，而且這種迅猛的增長勢頭在那個年代剩餘的時間裡一直持續。 傳統的資產管理公司只是逐步開始投資於周邊的經濟體，但對沖基金出手迅速。到20 世紀90 年代初，他們買了大量像秘魯這些國家的債券，並得到了豐厚的利潤。1992 年，索羅斯和德魯肯米勒推出了一隻名為量子新興增長 （Quantum Emerging Growth）的新基金，以利用這一新領域的優勢。第二年，路易斯· 培根的摩爾資本也依此設立了一個專門投資新興市場的工具。 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來看，這個新秩序有很多好的地方。對沖基金在別人不願意的情況下願意提供資金；一旦對沖基金開了這個頭，其他西方資產管理公司最終也會跟著來；而且因為外國人總的來說對選擇給哪些公司提供資金比較老練，他們的出現常常會提高經濟的資產質量以及數量。 但是，對沖基金在全球的蔓延也帶來了風險。對沖基金可以提供資金給新興經濟體，使它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加快幾年，但它們也可以抽出資金，打擊其
164 富可敵國經濟增長。就像英國政府在1992 年以及格林斯潘兩年後的發現一樣，深入、迅速增長的資本市場可能會對貨幣和利率不利，打破一個經濟體的政治家能主宰其國家命運的幻想。如果在富裕國家都是這樣，在脆弱的新興經濟體裡就更沒錯。 截至1994 年底，墨西哥在一次全面的貨幣危機中屈服。而事實證明，墨西哥的問題只是一個大得多的事件的預演—— 一個很大程度上是由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策劃的大事件。 在英鎊交易之後的幾年裡，斯坦利· 德魯肯米勒給量子基金帶來了更多的利潤。 1993 年，在債券市場的黃金時期，量子基金上漲了63%；第二年， 儘管債券市場崩潰，它仍然取得了4% 的收益；1995 年又回到了快速增長時期，回報率達到39%。 但這些年裡，德魯肯米勒與索羅斯就他們的對沖基金的規模問題開始了長期爭論。英鎊交易表明，大規模可能是壓倒政府的武器，但它也表明量子基金過於龐大。 索羅斯和德魯肯米勒曾認為，由於其基金的規模，他們應該出售價值150 億美元的英鎊，但他們只能夠出售100 億美元；這就是說， 如果他們的基金規模小三分之一，他們就會以實際出售的數量——100 億美元為目標，由此產生的基於資金規模的收益率就要高出三分之一。 對於德魯肯米勒來說，傑出的業績數字是主要目標：他的收入和這個數字息息相關，他的自我形象也全在於此。另一方面，對索羅斯來說，他的考慮不一樣。 公司規模和回報率的大小對他的自我形象同樣重要：擁有一個全球性的公司使他成為全球性的玩家，這可以提升他的著作和慈善事業的形象。索羅斯以唯一有自己的外交政策的個人而出名，他陶醉於連著名的政治家都爭先恐後地要去他的辦公室的事實。 有一天，索羅斯的一名員工聽到老闆告訴德魯肯米勒說亨利· 基辛格要來。 “你想和他說話麼？”索羅斯問德魯肯米勒。 “他知道什麼訊息不？”德魯肯米勒反問，用一種對此很不屑的語氣。
165 |第9章| 索羅斯的雙重人格 “噢，是的，”索羅斯回答說，他找到了一個吹噓他的政治關係， 又好像不畏懼基辛格權力的機會，“我不喜歡他，但是他確實知道一些事。” 索羅斯和德魯肯米勒達成了關於他們的對沖基金規模的協議。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將繼續集聚資產，但這些資產不會流入量子基金。到1996 年，剛剛超過5 億美元的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新增了另外三隻基金：量子新興增長基金、 類星體基金（Quasar，由外部對沖基金經理投資）以及配額基金（Quata，由一名神秘的駐守倫敦的宏觀交易員尼古拉斯· 羅迪提（Nick Roditi）管理）。要運行這些新公司，索羅斯聘請了新的人才，包括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家阿米尼奧· 弗拉加（Arminio Fraga）。他們兩人在1993 年初次見面時，巴西人弗拉加剛剛辭掉巴西中央銀行行長的工作，幾天之內，索羅斯就邀請他成為自己的合夥人。 “斯坦利，我聘請了這個傢伙。”他輕描淡寫地告訴德魯肯米勒。 德魯肯米勒看著弗拉加——這個瘦小的、禮貌的、有學術風度的人，這是他考慮“如果我不能選擇和誰一起搭檔，那麼我該怎麼管理這隻基金”這個問題的時刻之一，但他沒有洩露這種想法。 “行，”他說，“讓我們看看他能帶來什麼好處。” 在索羅斯公司的未來4 年裡，弗拉加對對沖基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向傳統的投資者回避的新興經濟體提供融資。他買了像巴西和委內瑞拉之類的拉美大國的債券；他涉足了摩洛哥貸款之類的另類投資；他買了巴西公用事業的股票，那些股票以國際標準來看便宜得不可思議。然後，1996 年底，弗拉加參加了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二把手——斯坦利· 費希爾（Stanley Fischer）組織的一次會議。會議氣氛總體很樂觀：墨西哥的貨幣已經走出了危機，新興市場蓬勃發展。不過還是有人問費希爾：“你認為誰是下一個墨西哥？” “我不知道是不是還有下一個墨西哥，”費希爾回答，“但我確實看到在亞洲的一些不平衡，研究它們可能會很有意思。” 弗拉加後來回憶說，這一評論“讓我心裡燃起了一些希望”。幾個星期之後， 弗拉加看到了一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聯儲合寫的文章，題目是《雙重危機》 （The Twin Crises），文章十分詳細地闡釋了貨幣崩潰和銀行體系的崩潰是如何相互影響的。回想起費希爾的那個評論，弗拉加去找德魯肯米勒。
166 富可敵國 “你介意我去亞洲看看是怎麼回事嗎？”弗拉加問他。 “沒問題，”他回答，“去吧。” 19 97 年1 月，弗拉加到了泰國。在拜訪了當地官員、公司高管和經濟學家後，他很快就發現這個國家正符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聯儲合寫的文章裡所說的“雙重危機”的模式。 泰國的出口受到中國——低成本競爭對手的打擊，更糟糕的是泰國的貨幣與強勢美元為主的一攬子貨幣掛鉤，這更加削弱了它在世界市場中的競爭力。因此，泰國有著鉅額貿易赤字，但它拒絕對此進行調整：這個國家沒有放棄與美元的聯絡，以允許貨幣貶值來恢復競爭力， 而是讓消費多於其生產的產品，用外國人的錢來付這個差額。這樣的安排讓這個國家有很大的風險。如果外國人不想再借款給泰國，這個國家就不得不出口足以彌補其進口費用以及償還外債的量，而為了促進出口減少進口，泰銖將不得不下降——急劇下降。 弗拉加在泰國實情調查期間，外國人資助泰國的意願已經越來越弱了。 1996 年，泰國的一家大銀行倒閉，讓人對貸款給這個國家是否明智產生了懷疑。 泰國中央銀行降低了利率，以防止給更多的銀行帶來麻煩，但是這又減少了外國債權人借款的回報，從而給了他們另一個去做別的投資的理由。脆弱的銀行和對外國資本的依賴正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聯儲的那篇文章所描述的一樣加在了一起，對弗拉加來說，很明顯這種相互影響可能變成惡性迴圈。如果外國資金撤出使得泰銖貶值，銀行將從搖搖欲墜變成直接崩潰。外國對泰國的貸款大部分是用美元計價，這些錢流入房地產和其他一些專案，而產生的收入是以泰銖計價的。如果美元對泰銖上漲，這些債務就不可能還得起。 其導火索出現在弗拉加去視察泰國銀行的時候。弗拉加連同索羅斯的亞洲股市研究專家大衛· 科維茨（David Kowitz）以及在中國香港工作的經濟學家羅德尼· 瓊斯（Rodney Jones）一起，獲許會見中央銀行二級官員。借鑑他作為巴西中央銀行行長的經驗，弗拉加提供了一些關於泰國所面臨的困境的想法：一方面，政府決心保護貨幣匯率，這得維持高利率以吸引到資金；另一方面，泰國有貿易赤字和不穩定的銀行系統，這使得貨幣貶值和較低的利率具有吸引力。
167 |第9章| 索羅斯的雙重人格弗拉加的巴西背景使他不溫不火，似乎更像是一個和善的新興市場的人，而不是華爾街危險的掠奪者。因此，這位官員看著弗拉加，給了他一個一看就很誠實直白的回答。他簡單地說，直到現在，泰國已接受任何被證明可以保持其匯率在指定範圍內的利率。但現在重點可能要轉變了。鑑於銀行的麻煩越來越多， 降低利率可能比保持匯率水平更加重要。 其實，這位官員提供了一個賺大錢的機會。他承認，泰國的貨幣掛鉤是不可持續的，這意味著做空泰銖是顯而易見的事情。弗拉加和他的同事幾乎可以想象一個裝滿了錢的手提箱，從接縫中就有錢掉出來，但為了拿到這筆錢，他們得假裝沒有注意到。如果他們的東道主意識到了他的這個評論的影響力，他可能會搶回手提箱：中央銀行可能上調利率，提高借款做空泰銖的成本，或者可能會採取一些行政手段打擊外國投機者。弗拉加一向禮貌、內斂，對那個泰國官員和氣地點點頭，讓討論繼續下去。過了一會兒，大衛· 科維茨不動聲色地將談話引了回去。 “對不起，這個我沒有理解，”他謙虛地說，“您能不能重複一下您幾分鐘前說的話，以確保我的理解是正確的？” 該官員重申了他的言論，索羅斯的這幾個人得到了他們想要的。 泰國中央銀行的副行長告訴他們，他知道計劃破產了：他已經承認並重申了自己的無能為力。無論官方宣告怎麼保證泰國將堅持盯住匯率， 泰銖的貶值只是個時間問題了。 在韓國逗留之後，弗拉加回到紐約，並報告給德魯肯米勒。他聽了弗拉加的故事，迅速批准了交易，在1 月下旬的數天之內，索羅斯的團隊賣空了價值約為20 億美元的泰銖。這種賣出既是對危機的預測，也是可能引發危機的導火索：為了抵禦來自德魯肯米勒和弗拉加對泰銖的壓力，政府出售了其越來越少的外匯儲備的一大部分，並將利率提高了3 個百分點，鑑於泰國銀行已經搖搖欲墜，這個加息幅度是難以為繼的。但這個加息來得太晚，嚇不走掠奪者了。索羅斯的小組已經借了6 個月期的泰銖貸款，並將貸款鎖定在政府加息前的低利率，他們的頭寸萬無一失，德魯肯米勒和弗拉加可以等到7 月底那件不可避免的事情發生。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乃至幾年中，關於對沖基金是否加速了亞洲金融危機產
168 富可敵國生了激烈的爭論。我們之後會說到這個問題，但目前，一個相反的觀點很突出： 為什麼德魯肯米勒和弗拉加不做得更徹底一些，迫使泰國貨幣貶值？早在1992 年，索羅斯小組出售了價值100 億美元的英鎊，約為公司資本的2.5 倍。但投資在泰銖上的20 億美元只是他們資本的五分之一，這只是德魯肯米勒有能力出售的一小部分而已。透過重新利用他之前用的槓桿效應，德魯肯米勒可以另外賣出230 億美元左右的泰銖，迅速增加索羅斯基金的回報，並消耗掉泰國中央銀行持有的外匯儲備的絕大部分，這會使它的儲備枯竭，泰國將很可能在幾天內投降，快速、巨大的利潤對德魯肯米勒來說顯然唾手可得。但他為什麼不抓住呢？ 按照普遍的想法，索羅斯的團隊是極其殘忍的。但事實是，它對積極投機新興市場的胃口有限。 索羅斯本人對投機就很矛盾——他喜歡說市場像破碎機一樣擺動，毀壞經濟，而不是像鐘擺一樣擺動。德魯肯米勒更清楚他的目的， 但他的重點並非泰國：他接受弗拉加和他的小組的意見，而缺乏當完全掌控一筆交易時所擁有的強烈的堅定信念。索羅斯基金公司基層有複雜的情緒：駐中國香港的經濟學家羅德尼· 瓊斯對在發展中國家投機的道德準則問題提出過質疑：如果貨幣崩潰，數以百萬計的無辜的人將被迫陷入極度貧困。早在1992 年，索羅斯就曾敦促德魯肯米勒 “全力以赴”。但是1997 年在泰國，索羅斯小組的一些成員感覺放不開手腳。 在泰國的討論之後，瓊斯決定以自己的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在泰銖崩潰後出版的一本書中，索羅斯也給他的做法做了一個同樣的辯護。這個辯護歸結為一個簡單的想法：如果投機起到預警的作用，而不是起到打擊的作用的話， 是會讓貧窮社會受益的。 投機起到的好的作用是提醒各國政府變革的需要，就泰國的情況來說，就是泰銖必須貶值。這種訊號對普通人來說可以避免苦難，因為政府對貶值拖得越久，最終的貨幣崩潰就會越殘酷，那時外匯儲備會耗盡，當危機出現時，資本大量外逃所帶來的衝擊就沒有了任何緩衝的餘地。投機有其潛在的正確性，但它只是從某種程度上論證了投機。
169 |第9章| 索羅斯的雙重人格對泰銖的全力攻擊觸發了一場危機，而不是督促政府去避免一次危機。 在德魯肯米勒首次出售泰銖之後的幾個星期，泰國的行為揭示了瓊斯和索羅斯理論的一個缺陷。只有在政府能足夠明智地做出回應時，投機所產生的預警才會有所幫助。但是，德魯肯米勒的空頭頭寸沒有促使泰國理智地早點貶值， 而是無視，這種無視的代價是慘重的：政府用光了其外匯儲備，以一旦泰銖貶值就肯定虧本的匯率從德魯肯米勒那裡買進泰銖。與此同時，泰國的經濟繼續疲軟。 當羅德尼· 瓊斯在4 月的最後幾天再次訪問時，這個國家明顯已經近乎停滯： 瓊斯遠遠看到曼谷有100 臺起重機，但幾乎沒有一臺在工作；過度擴充套件的房地產公司已停止償還貸款；泰國90 家金融公司據說有87 家破產。泰國在20 世紀70 年代末曾經歷過金融危機，但瓊斯看到這一次更嚴重的危機有多恐怖。之前，貸款總量是國內生產總值的40%， 而現在，由於資本流動的全球化，這個比率是140%，這會使銀行破產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更嚴重。瓊斯推斷，唯一的一線希望就是當局還仍然有一點時間，他們應該理智地將貨幣貶值，而不是等著被迫貶值。 結果表明，瓊斯在泰國的出現加速了這次危機，這也正是他擔心的。泰國媒體將他的來訪傳播了出去，外國對沖基金就在周圍的訊息嚇壞了緊張不安的本地投資者。泰國金融家和公司開始拋售泰銖購買美元，迫使中央銀行再次進行干預，保持貨幣水平。5 月11 日的那個週日晚上，泰國總理差瓦立· 永猜裕出現在電視上並聲稱要支援泰銖，然後又畫蛇添足地加上一句：他不能承諾能做到這一點。這次講話加劇了這場危機。正如英國的情況一樣，明明知道計劃已經破產，卻還是繼續捍衛英鎊，因此泰國的領導缺乏勇氣接受其站不住腳的理由。而且，正和英國的情況一樣，索羅斯小組的反應是可以預測的。 差瓦立的電視講話三天後，德魯肯米勒將對泰銖的賭注從20 億美元增加到35 億美元。新的頭寸仍然只佔索羅斯基金資本的三分之一，如果德魯肯米勒積極利用槓桿效應的話，這只是能出售的一小部分。但是現在德魯肯米勒不再是遊戲的唯一參與者，泰國投資者在搞垮泰銖，其他對沖基金也跟著。每天和德魯肯米勒通話幾次的保羅· 都鐸· 瓊斯很快開始下注，和他關係密切的集團裡的其他宏觀基金也是。繼德魯肯米勒之後最大的玩家可能就是老虎基金的朱利安· 羅伯遜，它建了一個後來達到20 億美元的泰銖空頭頭寸。
170 富可敵國就在德魯肯米勒補倉的那一天，泰國中央銀行被迫使用了至少60 億美元的儲備以維持泰銖的水平。在接下來的一週內，猛烈的攻擊一直在持續。但泰國政府仍拒絕接受貶值，給弗拉加指明道路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斯坦利· 費希爾的訪問也未能說服泰國政府接受這個不可避免的事實。泰國政府沒有屈從於市場，而是進行反擊。 這是德魯肯米勒沒有全力以赴的第二個原因。金融交易商必須要應付市場風險，但同時他們也面臨著政治風險。5 月15 日，德魯肯米勒提高賭注的第二天，泰國當局禁止所有銀行貸款泰銖給別的國家的人。這使得賣空的人處於困境：他們再也不能借入泰銖來出售，除非他們以懲罰性的利率得到離岸貸款。 老虎基金靠一些短期泰銖借款完成了他的一些頭寸，並認為它可以在貸款到期時滾動還債，而現在它被迫以高得多的利率繼續借款： 在6 月初利率為1% 的時候，老虎基金為保持頭寸的費用每天就達到 1 000 萬美元。 由於中央銀行的積極干預，對外國人貸款的取締成功扭轉了泰銖的下跌： 在德魯肯米勒第二輪攻擊的三個星期後，泰國貨幣對美元匯率上漲了10%，對衝基金的賬面虧損可能達到5 億美元。該地區的英文報紙興高采烈地報道說對衝基金輸了這場“泰銖之戰”，總理呼籲中央銀行承諾給其工作人員開個慶功會——據說泰國中央銀行直指索羅斯。據一家報紙的報道，他的基金蒙受的損失高達40 億美元。 面對這一衝擊，德魯肯米勒將他的空頭頭寸從35 億美元減到30 億美元。 如果他利用槓桿效應，最大限度地售出泰銖的話，他可能已經讓泰銖貶值了， 但是需要容忍的似乎不止是政治體制。然而，儘管德魯肯米勒不想冒險，但他也不會退出，他知道泰國人比他們公開承認的更接近崩潰。 中央銀行的立場表面上看起來強硬：即使在6 月下旬，中央銀行還宣稱儲備超過300 億美元。但是，它實際上透過遠期市場的頭寸消耗了大量儲備，這並沒有顯示在其資產負債表上，這種辦法愚弄了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視察者和泰國政府本身的成員在內的幾乎所有不知內情的人。但是，透過不停地給那些執行了政府在遠期市場賣單的銀行打電話，瓊斯拼湊出來其實際儲備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減少。僅
171 |第9章| 索羅斯的雙重人格 5 月份一個月，泰國中央銀行就用了約值210 億美元的儲備，佔到它整個資金的三分之二，這個比例讓人震驚。 瓊斯對這一調查結果並不怎麼高興。他在投機的道德上的理由受到了打擊： 泰國的領導人對投機者的反應遠遠不是迅速進行調整政策，而是堅持自己的立場，讓他們的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高利率和對泰國貨幣的不確定性夾擊使金融體系瀕於崩潰。銀行對其他銀行的貸款收取過高的利率，不知道這其中哪些能倖存下來，錢不再在經濟中流轉。6 月25 日，瓊斯在一份題為《通貨緊縮經濟學：凱恩斯要對泰國怎麼說》的備忘錄中表現了他的苦悶。瓊斯說，一個寧願選擇超高利率也不將貨幣貶值的國家是“純粹的精神失常”，他援引了凱恩斯對古羅馬時代的這種愚蠢的思考。 公元274 年，奧裡利安皇帝（Aurelian）因狂熱地保護貨幣制度而引起通貨緊縮，並導致了叛亂，隨後的戰鬥導致了7 000 名戰士死亡， 無疑還有更多的平民。 瓊斯的痛苦無法拯救泰國人民。限制貸款泰銖給外國人的效果和堵淋浴噴頭上的一個洞的效果差不多：它只是加快了資本透過其他出口流出的速度。搞煩做空者會使借款給泰國企業的外國人要求償還貸款，企業為了履行義務，就得拋售泰銖。此外，打擊做空者只是使借入泰銖成本變高，但絕不是不可能。 如果你確信貨幣即將崩潰，從離岸市場以高利率短期借入也值得。隨著越多的資本逃離泰國，崩潰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根據至少來自一個人的敘述，7 月1 日的那個星期二，朱利安· 羅伯遜的老虎基金開始大量賣出泰銖，將其空頭頭寸增加至10 億美元，直到泰國中央銀行終於耗盡儲備，再也不可能找到這種貨幣的買家，泰國最終被逼入絕境。羅伯遜在此的作用和德魯肯米勒在英鎊危機中起的作用差不多。 在世界的另一邊，曼谷時間大約早上4：30 左右，泰國中央銀行官員承認他們沒有更多的資本用以捍衛貨幣了。經過幾個月的抵抗，泰銖的聯絡匯率制崩潰了：在接下來的三個月裡，泰銖對美元下降了32%。 索羅斯基金從這次貶值中賺了大約7.5 億美元，朱利安· 羅伯遜可能賺了3 億美元。與此同時，泰國的生產量銳減，與頂峰時相比下降了17%，大量企業破產，工人失業，使數百萬人陷入貧困。
172 富可敵國一個不可思議的巧合是，1997 年7 月1 日是英國交出對中國香港的控制權的日子，也是一種新帝國主義在東南亞留下印記的日子。 在貨幣貶值後，對沖基金不可避免地受到譴責。有一些譴責比較公平，因為索羅斯的團隊確實主導了1 月的銷售，迫使政府提高利率，打擊了疲軟的經濟。 就老虎基金在最後一天所起的作用來說，還有一點是公平的——但當時幾乎沒有人知道這個。但是，從更大意義上來說，這些譴責都沒抓住要點。 危機的根源可以追溯至1995 年和1996 年，當時泰國面對中國的崛起拒絕逐步貶值，投機者只是迫使其做出了一個最終不可避免的調整。此外，儘管索羅斯和老虎基金都是危機導火索的一部分，他們並不完全是批判家想象的那種壞人，特別是德魯肯米勒拒絕最大限度地利用槓桿效應，正是擔心出現政治風波，在6 月份事情進入最後階段時， 他實際上還減少了他的頭寸。 結果表明，德魯肯米勒的警告一語成讖。在泰國的危及蔓延到整個東亞和其他地區的時候，事實證明，對沖基金作為超級掠奪者的印象越來越不正確。 19 97 年9 月下旬，索羅斯飛往中國香港，參加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年會，對他的接待儀式反映了他的雙重性。投機家索羅斯不出所料地受到譴責：之前稱他為“罪魁禍首”和“白痴”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 穆罕默德呼籲對“不必要的、無益的、不道德的”貨幣交易予以禁止。 但是，作為政治家和慈善家的索羅斯在會議上被大家交口稱讚。 他在一個擠滿了人的禮堂就如何穩定世界經濟發表了演講，被新聞界視為名人，這不僅是因為他批判投機的激烈性不亞於任何人， 他斷言：“我相信，開放社會的主要敵人已不再是共產主義，而是資本主義的威脅。這種放任自由、認為市場應任其自由發展的觀念仍然是非常有影響力的，我認為這是一種危險的想法。”儘管他自己有著資本家的財富，但他仍然這樣說。 到20 世紀90 年代末，索羅斯已經很確定到底他的哪個人格應占主導地位。 他想成為一名思想家、政治家以及一位偉大的公眾人物，他不想成為一個新帝國主義者和小幣種的殺手。無可避免地，這個偏好可能使他在投資時戴上有色
173 |第9章| 索羅斯的雙重人格眼鏡的風險是存在的： 在一次與大衛· 科維茨和羅德尼· 瓊斯在中國香港會議時的討論中，索羅斯信心滿滿地宣佈做空亞洲貨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雖然馬哈蒂爾對市場的激烈態度引發了該地區新的拋售。他的副手對老闆的樂觀預測表示懷疑，但索羅斯沒有心情聽。儘管他不會細緻入微地過問基金的決定，只是讓德魯肯米勒和團隊做決定，但他的樂觀傾向對基金的影響仍是明顯的。 這個傾向首先在印度尼西亞表現出來。在去香港開會之前，索羅斯的團隊購買了價值約3 億美元的印尼盾，認為在泰國的風暴肯定殃及了池魚。印尼政府沒有死守不可持續的盯住匯率，而是讓其貨幣在8 月下跌了11%，現在反彈可能即將到來。根據10 月份阿米尼奧· 弗拉加和羅德尼· 瓊斯對印尼的訪問， 索羅斯基金將在印尼盾上的賭注增加至大約10 億美元。 並非所有的對沖基金都認為這是明智之舉。也對印尼盾下注的朱利安· 羅伯遜的老虎基金在10 月底賣出了他的頭寸。但是，索羅斯團隊遵循了技術專家的一致看法，他們認為印尼盾下跌會被證明只是暫時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們相信印尼將渡過難關，並於11 月2 日宣佈給印尼330 億美元的信用額度，旨在給中央銀行用以加強對其貨幣信心的外匯儲備。第二天，印尼盾強勁上漲，索羅斯的頭寸顯示出小小的盈利。 直到此時，索羅斯在中國香港開會時的樂觀情緒才有了些不可靠的依據。 然而，到11 月中旬，索羅斯團隊及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盟友正開始失去依靠。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330 億美元的信貸額度要用兩個關鍵承諾作為交換：第一，印尼將關閉16 家徇私舞弊的銀行；第二，採用負責任的貨幣政策。但是病中的蘇哈托總統的親信決心挫敗這一計劃：徇私舞弊的銀行屬於其親信，所以不可能關閉；而且其親信正對中央銀行要求貸款，這使得貨幣供應量增加，摧毀了對印尼盾的信心。到11 月底， 貨幣直線下跌，12 月初事情變得更糟。傳聞蘇哈托重病，權力真空的前景使這個國家感到恐慌。到12 月15 日，印尼盾與11 月初的高點相比下跌了44%，這筆交易使索羅斯損失了4 億美元。 奇怪的是，索羅斯團隊堅守貨幣投資。在10 年前華爾街崩潰之後，索羅斯
174 富可敵國儘快拋掉他的頭寸，防止繼續虧損，但這次索羅斯團隊似乎束手無策，儘管很明顯印尼已經變成了一場災難。12 月10 日，羅德尼· 瓊斯從印度尼西亞銀行得到機密資料，證實該行正在發行大量貨幣給蘇哈托的親信。瓊斯發了一個簡訊給索羅斯在紐約的總部，闡述了濫發貨幣的細節，但是，基金仍然堅守印尼盾的頭寸。 大約在同一時間，印尼財政部長馬爾伊· 穆罕默德（Mar’ie Muhammad）被政府派出，安撫外國投資者。穆罕默德曾花費數年時間建立起一個受人尊敬的技術專家的聲譽，現在他的任務是為印製鈔票給蘇哈托家族的不夠格的朋友進行辯護。在紐約停留時，穆罕默德在廣場酒店會見索羅斯和他的副手，儘管他表面上是在談論印尼的發展前景，但他心不在焉。索羅斯、弗拉加和德魯肯米勒一個接一個地提問，但穆罕默德拒絕和他們對視，含混不清地說出一系列避重就輕的答案。 “噢，我的天哪，”德魯肯米勒大步回到辦公室時說，“我真不敢相信我們在做多。” “我不相信那傢伙說的任何一句話，”他繼續說，“我甚至不相信他從印尼來。” 這幾個人穿過曼哈頓中城，透過哥倫布環（Columbus Circle）回到索羅斯辦事處。他們知道他們套在一個很糟糕的投資中了，但是印尼盾的買家那麼少， 連怎麼丟擲頭寸都不知道。在考察了一些退出辦法後，大衛· 科維茨建議用印尼盾購買像鐵之類的實物商品，最後可以用它們進行交換。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想法。”索羅斯用他那濃厚的中歐口音莊重地說。但沒有人實施科維茨的建議——尤其是在無法足夠快地印刷鈔票的印尼政府發行塑膠紀念幣作為法定貨幣的時候。索羅斯團隊從印尼盾下跌直到跌至谷底，最終大約虧損8 億美元，從泰銖交易中獲取的利潤被全部耗盡。 印度尼西亞的失敗破壞了索羅斯基金作為殘酷的超級大鱷的形象，但同時也因為錯過的一個非常好的機會而變得更加複雜。 19 97 年11 月中旬，羅德尼· 瓊斯訪問了韓國。在拜訪一家本地銀行時，他發現董事會的會議室以銀行為泰國公司進行融資的勝利通知
175 |第9章| 索羅斯的雙重人格作為裝飾。瓊斯知道這些公司，也知道它們已經破產了。他詢問這家銀行有多少泰國借款人已經還不上款，最後他得知總共超過50 個。當他到其他辦公室各處看了之後，瓊斯意識到，這只是冰山一角。 泰國的崩潰使韓國的金融公司損失慘重，使他們缺少從來沒有可能收回的美元。經過更多的尋找，瓊斯發覺韓國中央銀行急於透過從自己的外匯儲備呼叫美元借給韓國貸款者來掩飾這種困境。這一發現導致了令人意外的發現：就像五個月前的泰國中央銀行一樣，韓國中央銀行在說謊；據官方統計，該國的外匯資本有570 億美元。但是如果扣除承諾給受損失的銀行的數目或在遠期市場上的花費，實際資料只接近200 億美元。 瓊斯在韓國發現的和泰國的那滿滿一手提箱錢無異。在他訪問的前兩週， 韓元對美元下跌了4%，股市已經走弱。但是，沒有人想到中央銀行已經用掉了三分之二的儲備，或者說韓國已經處在一個弗拉加曾在泰國預計的那種全面的銀行兼貨幣的雙重危機。就在一個月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完成了對韓國經濟狀況的年度評估，並得出結論說該國不會受該地區其他地方的動盪的影響。但在11 月17 日發給索羅斯總部的備忘錄中，瓊斯解釋了為什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絕對錯誤的。他警告說：韓國處於“危機後期”。被大家普遍認可的韓國企業美元債務的官方資料比實際負債低估了高達600 億美元，而且這些債務大部分將在數週內到期。一個災難性的崩潰即將來臨。 在接下來的那個月，事實證明瓊斯的備忘錄具有先見之明。在抵達紐約9 天之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頂尖亞洲通飛往韓國漢城執行緊急任務。在被帶到中央銀行會議室的過程中，他發現其儲備以每天1 億美元的速度下降，現在已經下降到了90 億美元。正如瓊斯所說，大部分的韓國借款人持有的美元債務期限都較短，因此，錢會以很快就能將儲備耗盡的速度流出這個國家。 12 月3 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佈給予韓國匆匆籌集的550 億美元的貸款，這創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紀錄，但由於私人部門的美元債務規模是這個的兩倍多，這筆借款還是不夠。截至12 月底，韓元與瓊斯11 月17 日寫備忘錄時的水平相比已經下跌60%。 然而，瓊斯無比正確的預測並未給索羅斯帶來多少利潤。儘管瓊斯在11 月
176 富可敵國 17 日的備忘錄中措詞強硬，而且第二天還有個後續訊息，但索羅斯團隊還是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做空韓元，重複在泰國的成果。其原因不得而知。在瓊斯寫備忘錄時，高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官員認為韓國將擺脫麻煩，這可能說服索羅斯團隊專注於其他工作。但是，也很難說索羅斯的雙重人格沒有導致這次錯失良機的嫌疑：老闆想成為一名政治家，而不是一個國家的破壞者。如果他捲到韓國裡面，那麼他不能作為洪水猛獸，而是作為救星而出現。 在1998 年1 月的頭幾天裡，索羅斯前往韓國——他是作為該國新當選還未就任的總統金大中的客人前往的——有攝像人員在機場等候。這個舉足輕重的人物與金大中在家裡吃飯，並親切地稱他為“節目主持人”。他訪問了頂級企業家、策劃從韓國一家破產的內衣生產商手中接管一個主題公園的邁克爾· 傑克遜 （Michael Jackson）共進早餐。在對當地媒體發表講話時，索羅斯大方地表明韓國應該怎麼做。他批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出讓這個國家承載更多債務的建議， 要求“激進的工業和金融部門的重組”，包括對會計實踐的整理和對管理人員解僱工人靈活性的整頓。他說，如果韓國完成了這些事情，他的量子基金願意投資大量資金，其他西方國家的投資者也將會蜂擁而至。索羅斯的宣告使投資者湧入韓國股市，韓國綜合指數在他訪問之後的10 天內上漲了25%。 索羅斯到韓國的使命對他自己的財富沒有什麼好處。他不僅錯過了在韓元下跌時做空的機會，而且他的基金在下一年10 月之前都沒有從韓國的反彈獲得好處。但是，韓國之行給了他不同的回報。他此次訪問的新聞報道不可避免地強調了與中國香港那次氛圍的比較：回想9 月份，一位亞洲領導人譴責他是罪魁禍首和白痴，而現在另一位亞洲領導人給他貴賓式的待遇。在被問及馬哈蒂爾與金大中的明顯差異時，索羅斯笑了笑。 “其中一個人肯定是錯誤的。”他回答。 索羅斯的雙重性格之間的鬥爭在俄羅斯最為嚴重。早在1987 年前蘇聯解體之前，索羅斯就在莫斯科成立了他的開放社會研究所分部。在 20 世紀90 年代，他的慈善事業支援教育改革，印刷不包括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課本，以及給予科學家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贈款。索羅斯慈善董事會的匈牙利歷史學家伊斯特凡· 雷夫（Istvan Rev）認為索羅斯是被拿破崙迷戀的東西吸引到
177 |第9章| 索羅斯的雙重人格俄羅斯來的：“它的遼闊，它的歷史挑戰，它的落後，它永遠不能實現的承諾。” 索羅斯不願意自己的慈善事業被看做是他獲取經濟利益的特洛伊木馬，他以不參與俄羅斯的投資作為信條，儘管他允許德魯肯米勒和團隊建立頭寸。但在 1997 年春天，他受不了了，他在俄羅斯參與了一個數額驚人的賭博，這和他在印尼和韓國所犯的錯誤一模一樣。 索羅斯並非唯一一個上了俄羅斯當的西方金融家。截至1996 年底，總統鮑里斯· 葉利欽給他的經濟改革方案重新注入活力時，對沖基金經理飛到莫斯科， 來到莫斯科大劇院，並在著名的新聖母修道院的花園散步。外國資金大量湧入。 組合證券投資從1996 年的89 億美元增加至1997 年的456 億美元，相當於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的10%。俄羅斯股票指數在那年前九個月幾乎增長了兩倍，使它成為許多熱門的新興市場中最熱門的一個。可以肯定，這種極度的幸福存在風險：產權和法治在俄羅斯是模糊的概念。但是，從證券投資者的角度來看， 俄羅斯似乎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只要改革者在葉利欽的政府中佔了上風。如果改革者失敗了，外國人可以拋售掉他們的股票和債券然後退出。 作為市場的產物，索羅斯理解退出策略的重要性。但在1997 年，他押了9.8 億美元在一項幾乎完全沒有流動性的風險投資上。沒有與德魯肯米勒和他的同事商量，索羅斯加入了一個財團投標俄羅斯零亂的、國有電信公司Svyazinvest 25% 的股權。這是一項在長期可能獲得回報的投資：每100 人有19 條電話線， 美國每100 人有58 條電話線相比，不可否認，俄羅斯電信行業是有潛力的。但是， 在一家國營企業上約10 億美元的股份在俄羅斯政治出問題的時候可不是能輕易拋掉的，它承擔了那種對大多數外國人來說似乎不可思議的風險。不過，即使在組合證券投資進入俄羅斯的狂潮中，進入該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卻很少。 如果在Svyazinvest 公司的賭注表面上看起來似乎魯莽，但考慮到索羅斯對俄羅斯的瞭解，它就顯得更瘋狂了。1997 年6 月，Svyazinvest 的拍賣結束前不久，索羅斯接到俄羅斯政府緊急融資的秘密請求。葉利欽總統曾鄭重承諾7 月1 日前補償積壓未付的國家工資和養老金，他需要一個臨時貸款，以便在最後期限前兌現承諾。索羅斯瞞著市場和監察俄羅斯的惡劣債務狀況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給政府數億美元。如果他不這樣做，葉利欽脆弱的統治地位可能會崩潰， 未得到報酬的工人可能要鬧事。
178 富可敵國從作為慈善家和政治家的索羅斯的角度來看，秘密貸款導致了一些問題。 索羅斯即使在他敦促俄羅斯成為國際貨幣體系中可信賴的一員時仍瞞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過從作為投資者的索羅斯的角度來看，秘密貸款顯得更為怪異。 索羅斯即將下注10 億美元在一個難以退出的投資上，而其依據就是俄羅斯正將走出谷底，趨於穩定。但是這種由秘密貸款表現出來的鋌而走險正說明穩定是脆弱的。在英鎊以及在泰銖交易的勝利中，索羅斯團隊曾利用對政府的財政和政治弱點的洞察力來發起有利可圖的攻擊，而1997 年在俄羅斯，索羅斯對這些弱點有資訊優勢，但他投資時顯得他從來就沒有考慮過這些。 索羅斯這樣的表現是因為他的救世主的複雜情緒。在他作為慈善家的時候， 他曾試圖將俄羅斯從罪惡中救贖出來。現在他說服自己，如果他拿自己的財富去俄羅斯冒險，他可以更徹底地救贖這個國家，正如他自己所說： 我有意選擇使自己置於危險之中，成為一個無私的幫助者，這好得有點令人難以置信。它使我覺得自己神聖，毫無爭議，懲惡行善。 我已說過我的救世主式的幻想，我不會感到不好意思……我可以看到人們無法理解我是個什麼樣的人，尤其是在俄羅斯……對我來說，作為一個關心文化和政治價值的強盜資本家比作為一個開放社會的價值虛無的智者更可信，我可以作為俄羅斯嶄露頭角的強盜資本家的榜樣。 作為一個投資者引發爭議，我就不再高高在上，而是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索羅斯的希望是Svyazinvest 電信公司的私有化能成為俄羅斯的一個轉折點。直到1997 年，俄羅斯的國有資產一直以很低的價格被轉給該國的寡頭，而外國投資者被排除在外，但這次允許外國人參與，而拍賣會是出價最高者獲勝。 從一定程度上來說，索羅斯是正確的：當1997 年7 月投標開始時，他資助的財團確實以出價最高勝出。但也不難發現他的參與是獲勝的必要條件，更何況這次勝利代價不菲。在拍賣上輸了的寡頭們擁有報紙和電視臺，他們很快釋出了一系列關於獲勝方的詆譭性的說法。這種詆譭持續了幾個星期，迫使三名政府官員辭職，也分散了葉利欽政府在改革議程上的注意力。Svyazinvest 事件根本沒有幫助俄羅斯變成一種更純粹的資本主義，而是讓這個國家陷入了混亂。 與此同時，亞洲的衝擊波開始抵達。借錢給泰國、印尼和韓國的銀行都開
179 |第9章| 索羅斯的雙重人格始出現虧損，被迫撤出俄羅斯的一些貸款。 俄羅斯金融家可以看到Svyazinvest 之爭意味著經濟改革的結束， 因此他們也開始爭先恐後地將資金轉出這個國家。亞洲經濟崩潰壓低了石油價格，而石油是俄羅斯的主要出口產品。由於出口收入減少和資本外逃的雙重打擊，俄羅斯面臨著極困難的處境。為了吸引投資者， 政府被迫提供更高的債券利率。到1998 年4 月，儘管其短期內降低了購買者的風險，短期盧布債券年利率還是達到了25%。5 月，這些所謂的“政府短期國債”（GKO）的收益率達到了70%，簡直讓人難以置信。 Svyazinvest 拍賣之後的混亂表明，索羅斯的缺乏流動性的10 億美元賭注是不理智的。但是，從短期政府債券獲利70% 的可能性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 很快紐約一半的對沖基金都對此垂涎欲滴，收益率為兩位數的三個月債券在那個年代肯定是划算的買賣。俄羅斯的財政狀況顯示出了一些風險，但從短期來說這似乎是可以接受的。理由是西方國家不會讓像俄羅斯這樣的核大國違約而陷入混亂，如果事態進一步惡化，美國將迫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增加對這個國家的支援。 6 月，高盛承銷了12.5 億美元的俄羅斯債券的發行，這次發行如此受歡迎，以至於在一個小時內就賣光了。每個在曼哈頓的宏觀投資者， 從索羅斯到老虎基金，以及其他，都想進行俄羅斯的投資。 但是，俄羅斯當時最奇異的事情不是關於政府短期國債，而是關於鈀。 自從懷特· 安德森1994 年第一次到西伯利亞後，他就繼續建立老虎基金的鈀的頭寸。他學會了摸清俄羅斯的鈀市場：每年議會和政府的出口公司都會對應該出售多少金屬爭論不休，然後中央銀行、財政部和諾里爾斯克的官員會就誰出售多少爭論不休。安德森透過長期飯局建立了與主要銷售官員的關係，只要有機會就購買這種金屬。然後在1998 年夏天，他看到了打破這種模式的機會，俄羅斯國家的財政絕境也改變了鈀的遊戲規則。 安德森去找他的俄羅斯朋友商量，給出了一個折中的方案。他表示願意購買由中央銀行和財政部持有的所有非黃金貴金屬——鈀、銠和銀。
180 富可敵國安德森的大膽計劃需要精密的組織工作。有些金屬必須由裝甲列車從西伯利亞運到莫斯科，然後整個貨物將空運到瑞士，放在老虎基金名下的銀行金庫內。老虎基金一旦將金屬拿到手，將支付40 億美元，這個數額將緩解俄羅斯預算的直接壓力。它再將庫存逐步在市場出售，與俄羅斯政府分享利潤。據安德森估計，莫斯科的最終收入將在80 億美元左右。 安德森7 月飛抵莫斯科，和中央銀行的一位高階官員會面，環境似乎有利於達成一項協議：政府短期國債收益率已經從5 月份的60% 上升到了大約 120%，安德森和對方相處得不錯。總統葉利欽顯然已經知道這筆交易，而且批準了。返回老虎基金在公園大道的辦公室幾天後，安德森覺得這個一生中難得的交易已經十拿九穩了：索羅斯和拿破崙可能會對俄羅斯無限的傳奇色彩垂涎三尺，但安德森即將表明，紐約的一個對沖基金就可以買下該國的財富。然後， 一條訊息從莫斯科傳到曼哈頓——必須要有佣金。 安德森看著這個要求，謹慎回應。他說，老虎基金對交易支付佣金沒有問題，畢竟，他們一直都對股票經紀人支付佣金，但是老虎基金不能同意俄羅斯提出的方案細節。俄方希望為這筆金屬交易簽訂兩份合同：一份公開的，其中不提及佣金這回事；一份秘密的，規定了應該如何支付給一家在塞普勒斯的銀行。俄羅斯議會和公眾看到的只是公開的那份，所以沒人會問誰將得到這筆佣金。 安德森說，他對此有異議：“只能是一份合同。” 莫斯科那邊沉默了一段時間，然後回應說：“好，理解，那把佣金存入直布羅陀的銀行怎麼樣？” 安德森不得不解釋一下，這不是將款付到塞普勒斯、直布羅陀還是其他什麼安全的地方的問題，而是它必須披露，而且必須只有一份合同。老虎基金的律師和俄羅斯的律師看的合同必須是一樣的，而且必須經得起公眾的審查，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俄羅斯。 訊息在紐約和莫斯科之間進行了幾個回合，直到最後發現該協議顯然是不可能達成的。對於俄羅斯方面來說，不私底下拿佣金就沒有任何理由出售，而安德森沒有辦法挽回這筆交易。
181 |第9章| 索羅斯的雙重人格到 7 月下旬鈀的談判破裂的時候，俄羅斯的危機呈現出新的緊張局勢。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7 月13 日宣佈了一大筆貸款，但只是暫時地使市場平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宣佈後的那周，第二批由高盛承銷的債券發行， 旨在籌集高達64 億美元的資金，但只吸引了44 億美元的買家。俄羅斯債券市場大跌，很快股票市場也大跌：甚至突然風險追求型的對沖基金也對給俄羅斯融資持謹慎態度，到8 月初，政府短期國債收益率為50%。由於沒有多少選擇， 俄羅斯重新開始與他們的老朋友索羅斯秘密談判。 葉利欽的經濟小組給了索羅斯一個提案。國家將再次拍賣Svyazinvest 公司股份的25%，同時第一次拍賣的獲勝者將立即提供給政府一筆過渡貸款，正如索羅斯一年前做的那樣。但是，這一次索羅斯還沒有準備好合作：1997 年夏天， 他曾提供了數億美元給俄羅斯，但現在得要數十億美元才能幫這個國家渡過危機。 8 月7 日的那個星期五，索羅斯打電話給葉利欽的高階經濟官員阿納託利· 丘拜斯（Anatoly Chubais）和葉戈爾· 蓋達爾（Yegor Gaidar），讓他們現實一點。 外國投資者和俄羅斯的投資者已經厭倦了購買俄羅斯國債，在這些鉅額的政府短期國債到期時要滾動還債是不可能的，要想渡過這個危機，俄羅斯需要數十億美元，而不是幾百萬美元。 聽了索羅斯的話，蓋達爾給出了他對俄羅斯資金需要的估計數：大約是 70 億美元。索羅斯反駁說蓋達爾仍然低估了問題：他估計得要100 億美元。索羅斯認為，Svyazinvest 的財團可以解決5 億美元，其餘的都得來自西方銀行和政府。 索羅斯接下來打電話給美國財政部精通國際經濟的戴維· 利普頓（David Lipton）。索羅斯敦促美國財政部促成過渡貸款，用其三年前在墨西哥救市時同樣的信用額度。利普頓反駁說國會沒有人支援這種救援：俄羅斯在7 月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已經給過它最後機會了。8 月10 日的那個星期一， 索羅斯再次簡單地和利普頓談了一下。他給美國財政部的二把手勞倫斯· 薩默斯打電話，週五和財政部長羅伯特· 魯賓談了話。為了刺激財政部，索羅斯力勸有影響力的共和黨人、參議員米契· 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給魯賓打電話， 並提出對共和黨予以支援，作為拯救俄羅斯的最後努力。在這通電話外交的過
182 富可敵國程中，索羅斯超越了他在韓國所扮演的角色，當時他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樣， 列出可以吸引私人資本的經濟政策，而現在，他渴望促成一次全面的政府救援。 索羅斯的雙重人格帶來麻煩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政界朋友不知道如何闡釋他的觀點：索羅斯說的是會對世界有好處，還是對他的投資組合有好處？因為感覺到他的私下談話沒有獲得多少人的支援，索羅斯8 月13 日在《金融時報》 長篇大論地公開了他關於俄羅斯的計劃，現在輪到投資者覺得拿不準了。 作為吸引新的西方融資的一攬子方案的一部分，俄羅斯應該透過將貨幣貶值15% ~ 25%，來減輕以盧布計價的政府短期國債的負擔。 這是一個明智的政策措施，但對市場中的每個人來說，這聽起來都像是索羅斯在做空盧布，基於索羅斯正準備重複1992 英鎊交易的合理假設，投資人爭先恐後地退出。索羅斯的信發表的第二天，政府短期債券收益率達到172%。8 月17 日的那個星期一，面對市場勢不可擋的衝擊，俄羅斯將盧布貶值，仍無法償還對外國人所欠的債務。 ① 當然，真相是索羅斯沒有做空盧布。他看到了貶值的必然性，甚至加速了這一刻的到來。他沒有因為知道政治家們不會採取任何措施挽救而拼命賣出這種貨幣，而是試圖使政治家有所改變。事實上，索羅斯基金不但沒有做空盧布， 反而是擁有大量盧布——除了10 億美元的Svyazinvest 的持有以外，還擁有各種俄羅斯的債券和股票。因為違約和貶值，量子及其姊妹基金虧損了資本的15%， 也就是10 億~20 億美元。 對於將量子基金的業績作為畢業事業的斯坦利· 德魯肯米勒來說，這是一個痛苦的時刻。對於任何知道損失規模和方式的人來說，索羅斯是個超級大鱷根本是無稽之談，但是，索羅斯本人從一個完全不同的層面來解讀這次失敗。回顧起這段經歷，他寫道：“我對於自己幫助俄羅斯走向開放社會的努力並不後悔。 儘管沒有成功，但至少我努力了。” 索羅斯像一個救贖罪犯的救世主，從奧林匹斯山走下來，他遭受了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痛苦。 ① 索羅斯回憶說：“我打電話給勞倫斯· 薩默斯說，‘如果他們貶值，你就給他們一個過渡性貸款， 他們能收拾好殘局’。而勞倫斯說：‘你是唯一一個主張我們介入的人，別人都告訴我們別管，不要插手。’那是我在《金融時報》寫文章公開倡導我的計劃的時候，而別人指責我挑起崩潰。” ——作者注多年來，在香港的中國銀行的建築風格一直是莊嚴、穩重，它想要展示舊式金融的堅不可摧。後來，美籍華裔人士貝聿銘對其進行了改頭換面，1990 年，它以高聳、大膽、使人眼花繚亂的形象出現，像一位香港金融區T 臺上苗條的、踩著細高跟鞋的萬眾仰慕的女神。建築師解釋說，他的稜柱狀結構的靈感來自竹子，其用鋁片分割槽的玻璃面越到頂端越窄。但這種對比可能比貝聿銘設想的更突出。透過現代槓桿效應創造的奇蹟，金融機構確實像竹子一樣增長迅速，從世界快速增長的債券市場吸引資金，再重新返回去。但同樣也因為槓桿作用，新的金融建築都薄壁中空，一個意外的橫向衝擊就可能將它們顛覆。 對於任何知道中銀大廈的人來說，1997 年9 月的慶祝地點具有諷刺意味。 一家自信的新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貝聿銘建築風格所象徵的新金融工程的典範——選擇在低矮的舊樓中的藝術畫廊舉行宴會。南面和西面的印尼和泰國正在與貨幣危機做鬥爭，而馬來西亞總理下榻於不遠處的套房，正準備開展反投機者活動。但是，長期資本管理公司似乎並未受到當地風暴的影響， 它的一小組經濟學家在前一年獲取了21 億美元的驚人利潤，其妙方似乎不受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運作良好。 ① 基金裡有名望的重要人物都出現在宴會嘉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