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的身份。我從諾德奈途經漢諾威到達日內瓦湖畔的維爾涅夫的自家人那裡，同國王曾做過幾次會談。其中有一次談話是在王宮一層國王寢室與王后寢室之間的辦公室裡進行的。國王希望我們會談的事不要聲張出去，卻請我五點鐘去赴宴。他沒有重提我是否願意當他的大臣這個問題，他僅僅要求，我作為熟悉邦聯議會事務的專家，能夠就如何利用邦聯的決議來修正1848年憲法” 的問題向他做一報告。我陳述了自己的意見以後，他要求我把它寫出來，而且要馬上就寫。在國王不耐煩地坐在桌旁等著的情況下，我扼要地寫就了行動計劃綱要。這確非一件易事，因為文具長期未用而很不稱手：墨水既稠，筆尖又壞，紙很粗糙，且無吸墨紙，我寫的政治備忘錄長達四頁，墨點斑斑，看起來不像按公文規格要求謄清的檔案。國王只是簽了名，而這一簽名在他接見我用的這間房子裡為保密起見他也幾乎不願意寫。可是秘密自然沒有保住，因為事情一直拖到六點鐘，而被邀於五點參加宴會的賓客對宴會推遲的原因是不會推測不出的。當國王身後的座鐘敲響時，他跳了起來，一句話也不說，雖然眼力不好，卻以驚人的速度安全地穿過陳設傢俱的房間，闖進隔壁的寢室或更衣室去了。剩下了我一個人，不知如何是好，又不知道官中房屋的配置情況，只記得國王說過，三個門中有一個通往患麻疹而臥床的王後的寢室。我認定不會有人來引我之後，便推開第三個門走出來，正好遇見一位侍從，他不認識我，我出現在宮中這個地方使他又怕又驚，不過當我聽懂了他提出疑問的口音，用英語加以回答，並吩附引我去參加國王的宴會時，他便放了心。 我不記得是在當天晚上還是在次日晚上，國王又一次長時間召見我，而且沒有旁人在場。召見時，我詫異的是，眼力不好的 -7965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國王竟受到如此的怠慢。寬大房間的全部照明裝置是一架兩個插頭的燭臺和兩根蠟燭，上面還罩著一個沉重的金屬製成的燈罩。 由於蠟燭點完，一個燈罩落在地板上發出一聲敲鑼似的聲音，可是沒有人應聲而來，甚至隔壁室內也沒有人，於是君主不得不親自指給我鈴在什麼地方。更使我奇怪的是：國王受到的冷落還表現在，我們面前的桌子上堆滿了亂七八糟的公文和私人信件，只要國王輕輕一動，就會有幾件掉在地上，於是我就必須俯身拾起來。使人同樣驚奇的是，眼力不好的君主和一個像我這樣的外邦外交官會談幾小時竟沒有任何一位大臣知道。 提到我當時在漢諾威的停留，我又回憶起一件我至今尚不明白的事。當時，從柏林派了一位領事施皮格爾塔爾去協助在漢諾威就當時的關稅問題進行談判的普魯士全權代表。當我向我的友人馮•舍勒大臣談到他是一位普魯士的官員時，他笑著表示驚訝說：“從他的行跡來看，我認為這個人是一名奧地利的代理人。” 我用密碼電報向馮•曼託伊費爾大臣報告了這一情況，並建議： 由於這位施皮格爾塔爾將於近日赴柏林，在邊境海關檢查時要仔細檢查他的行李並沒收他的檔案。我期待以後幾天將會讀到或聽到這件事的訊息，這種期待沒有實現。10月最後幾天我在柏林和波茨坦逗留時，馮•格爾拉赫將軍對我說道：“曼託伊費爾有時有些十分奇怪的念頭，如不久前他曾要求邀請施皮格爾塔爾領事參加國王的宴會，甚至用列為內閣問題以實現自己的要求。”當我對他講了我在漢諾威的見聞時，他對自己的想法做出了難以名狀的表達。 - 80-
第五章週報黨。克里木戰爭 66 （一） 對於德國的事情，人們在反對王權的各集團中將微弱的希望寄託在類似科堡公爵’的具有槓桿作用的力量上，寄託在英國甚至法國的援助上，但是首先寄託在德國人民的自由主義的同情上。這些希望的實際有效活動僅僅限於宮廷反對派的狹小圈子裡，即限於為了自己及本派的目的而竭力爭取普魯士親王的貝特曼•霍爾維克集團。這個集團完全得不到人民的支援，也很少得到當時被稱作“哥達”派’的民族自由派的支援。我從來就不認為這些先生是熱心德意志民族事業的人，恰恰相反。有影響的今天（1891年）還健在的威廉皇帝任職多年的副官卡爾•馮•德爾•哥爾茨伯爵，總是為他的兄弟及其友人敞開通道，而他本人原來是一位文雅豁達的近衛軍官，地道的普魯士人和官延侍從， 他對於普魯士以外的德國事務的興趣，全然決定於他在官中地位的需要。他喜歡享樂，愛騎馬打獵，長得漂亮，頗能討女人歡心，在宮廷中舉止適宜：政治對他說來並不特別重要，只有在宮廷中需要政治的時候，政治對他才有意義。沒有人比他更好地懂得，在反對曼託伊費爾的鬥爭中要使親王成為同盟者，辦法就是 - 8」-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提起奧爾繆茨協定’。他使這根損傷親王的感情的刺保持有效，無論是在旅行還是在家裡總是有很好的機會的。 後來按貝特曼•霍爾維克名字命名的黨，正確地說是一個集團，原先是以羅伯特•馮•德爾•哥爾茨伯爵為靠山的，這是一 67 個具有超群才千和活動能力的人。馮•曼託伊費爾先生很笨拙， 對這位奮發能幹的人待遇不好，因此緣故而失去地位的伯爵成了這個最初作為宮廷黨派、後來作攝政內閣‘出現在舞臺上的集團的總管。這個黨派開始在報刊上，特別是透過它創辦的《普魯士週報》’，以及透過同在政界和宮延人士的個人聯絡來發生作用。“財政籌措”，用交易所的話來說，是以貝特曼•霍爾維克和菲爾斯滕貝格 •施坦海姆伯爵和阿爾貝特•普爾塔勒斯的鉅額財產為依靠的，而政治任務—它的當前目的是推翻曼託伊費爾—則由靈敏的哥爾茨伯爵和普爾塔勒斯伯爵來處理。他們兩個人都能寫優雅漂亮的法文，而馮•曼託伊費爾先生在撰寫外交檔案時則主要依靠來自柏林法國僑民區的他的那些官員的平庸的手筆。普爾塔勒斯伯爵在職務上為首相所不滿，因受到國王的鼓勵而成為曼託伊費爾的對手。 毫無疑問，哥爾茨如果不能當曼託伊費爾的直接繼承人，畢竟想遲早當一名大臣。在這方面，他比哈里•馮•阿爾寧更有資格，因為他的虛榮心較少，愛國心較多，性格較為堅毅，當然， 他更容易激憤，由於他內在的能量，這成為他的實際活動中的一個負數。我曾先幫助他被任命出使彼得堡和後出使巴黎，我又將哈里•馮•阿爾寧從他擔任的不重要職位上迅速地提升起來，這並非沒有遭到內閣的反對，可是，我這兩位在外交方面最精明強乾的同事，卻使我經歷了像夏米素°詩歌中伊格蘭諾在安塞爾莫身 - 82 -
第五章週報黨。克里木戰爭上經歷的那樣的事情。 魯道夫 •馮•奧爾斯瓦爾德也謹慎地參與了這個黨派，他於 1854年6月到法蘭克福來訪問我並告訴我，他認為最近幾年之內他從事的活動都已失敗，願意脫身不幹，如果他能得到駐巴西公使的職位，他希望不再為內政操心了。雖然我曾建議曼託伊費爾為了自己的利益予以同意，以便用這種體面的方式使這個聰敏、 細緻、經驗豐富和受人尊敬的人，普魯士親王的友人採取中立態度，但是他和馮•格爾拉赫將軍對奧爾斯瓦爾德的不信任和反感十分強烈，以致內閣拒絕任命他。曼託伊費爾和格爾拉赫相互之間一般說來雖然不太一致，但是在反對貝特曼•霍爾維克黨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奧爾斯瓦爾德留在國內，成為反曼託伊費爾分子和親王之間的聯絡的主要承擔者之一。 羅伯特•哥爾茨伯爵自青年時代起就是我的朋友，曾在法蘭克福爭取我參加那個黨派。我拒絕了，因為要求我合作推翻曼託伊費爾，我的理由是，我當時的狀況是受到曼託伊費爾的完全信任才獲得了法蘭克福的職位，所以我認為利用我對國王的地位去推翻曼託伊費爾是不正當的，只要曼託伊費爾並沒有逼得我非和他決裂不可；即或到了這一地步，我也要事先公開向他表示挑戰並說明原因。哥爾茨伯爵當時正準備結婚，他告訴我說，他當前的要求是雅典的公使職位。他辛酸地補充說：“應該給我一個職位，而且要一個好的；對此我不必憂慮。” 導致奧爾繆茨政策的罪責，事實上應負更多責任的與其說是普魯士的談判代表，還不如說至少是直到談判代表與施瓦爾岑堡侯爵會見時對普魯士政策的愚蠢領導，而對這一政策的尖銳批評及其後果的描述，正是馮•哥爾茨攻擊曼託伊費爾和取得普魯士 - 83 - 68
69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親王同情的第一個武器。在普魯士親王那種士兵的情感中，奧爾繆茨協定是一塊創傷，只是軍人的紀律和對國王的忠誠才使他對這方面所感受到的屈辱和痛苦加以控制。雖然他對他的俄國親戚懷有深情厚意，其最終表現就是與亞歷山大二世的親密友誼，但他還是保留著尼古拉皇帝”使普魯士忍受的屈辱的感覺，他反對曼託伊費爾的政策和奧地利的影響越使他靠近早先他較為生疏的普魯士的德意志使命，這種受屈辱的感覺也就變得越強烈。 1853年夏天，看來哥爾茨正在接近於自己的目的，雖然不是把曼託伊費爾排擠出去，但是他快要當上大臣了。格爾拉赫將軍於7月6日寫信給我說： 我聽曼託伊賽爾說，哥爾茨已經向曼託伊費爾宣告，只有國王周圍的人事發生變動，這就是說，首先要撤我的職， 他才能夠進入內閣。此外，我認為，我甚至可以說，我知道曼託伊費爾願意哥爾茨進入外交部當顧問，以便在那裡對付勒•科克①那樣的另一些人（不如說為對付格爾拉赫及其在宮中的友人）形成對立平衡。現在，謝天謝地，這件事由於哥爾茨抵制而化為泡影。我推測，有一項計劃正在醞釀之中 （是否全部指定參與的人意識到還是沒有意識到，整個意識到還是一半意識到，我姑且不管），就是準備在普魯士親王的庇護下組成一個內閣，在解除馮•勞麥、威斯特華倫、博德爾施文格的職務之後，任命曼託伊費爾當首相，拉登貝格負責宗教事務，哥爾茨負責外交，於是內閣就會在議會中形成多 ①勒•科克—普魯士外交部的樞密顧間。——德文字注 - 84-
第五章週報黨。克里木戰爭數派，我看這並不很困難。那時，可憐的國王就會夾在議會多數派和他的繼承人之間，動彈不得。威斯特華倫、勞麥是僅有的有所作為的人，他們所造就的一切重又喪失，更不用說其他的後果了。曼託伊費爾作為兩次在11月°走運的人， 而現在他也是不可或缺的人。 力圖對國王的決策施加影響的各派之間的對立加劇了，在克裡木戰爭°期間貝特曼•霍爾維克集團對曼託伊費爾的攻擊也重又恢復起來。首相反對與奧地利決裂，反對如導向波希米亞戰場”那樣的政策，在我國和奧地利友好關係的關鍵時刻，表現得最為強烈。在施瓦爾岑堡侯爵時期，在此後的克里木成爭和利用普魯士來推行奧地利的東方政策”的時期，我們與奧地利的關係使人回想起列波累洛與唐璜”的關係。在克里木戰爭時期，除了奧地利，其餘德意志各邦都努力要求普魯士在法蘭克福代表他們的利益免遭奧地利和西方強國的暴力侵犯。在法蘭克福我作為普魯士政策的執行者不由得感到羞憤交加，因為我看到，對於奧地利以並不總是有禮貌的方式提出的過分的要求我們總是犧牲自己的政策和獨立的觀點，步步退讓。在自卑感的重壓之下，我們懼怕法國，屈服於英國，於是只好乘上奧地利的拖船苟且偷安。對於我的這些印象，國王並非沒有同感，但是他不傾向於透過一項有氣魄的政策來擺脫這種處境。 1854年3月28日英國和法國對俄國宣戰後，我們和奧地利於 4月20日訂立了攻守同盟”，普魯士有義務無論如何於三十六天之內集結十萬人（三分之一在東普魯士，其餘三分之二在波茲南或布勒斯勞），如果情況需要時，還要將軍隊擴充套件到二十萬人。對 - 8570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上述一切都和奧地利達成了協議。 5月5日，曼託伊費爾給我寫了下面一封流露出憤懣的信①： 馮•格爾拉赫將軍剛才通知我，國王陛下為在邦聯討論奧普同盟問題已命令閣下到這裡來，而且將軍先生也就此事已給閣下寫過信。遵照我事前一無所知的陛下命令，謹請閣下立即前來這裡。考慮到邦聯議會即將進行的討論，您在這裡的停留將不會長。 在討論4月20日條約時我向國王建議，要利用這一機會把我們和普魯政策從這種從屬性的、在我看來是不足取的狀況中解脫出來，並且要採取會使我們在德意志諸邦中獲得同情和取得領導權的立場，因為這些邦國希望和我們一起並透過我們保持獨立的中立地位。我認為這是切實可行的，只要奧地利要求調派軍隊，我們表示欣然同意就行。不過提供的六萬六千人或更多的軍隊不應配置在利薩，而應在上西里西亞，以便我們的軍隊可以同樣輕易地越過俄國邊界或奧地利邊界；特別是如果我們不必太拘謹的話，可以人不知鬼不覺地把人數增加到超過十萬。如果有二十萬人的軍隊可供調遣，在這種時候陛下就可以主宰整個歐洲的局勢，決定媾和條件，並在德國獲得與普魯士完全相稱的地位。 法國正忙於解決克里木問題，無力威脅我國的西部邊界。奧地利可以呼叫的力量都部署在東加里西亞，在那裡軍隊由於疾病造成的死亡要比戰場上的傷亡更為慘重。這支軍隊被根據報紙所 ① 根據原文發表，原文載本書第2 卷附錄第170頁。—德文字社 - 86-
第五章週報黨。克里木戰爭說至少數量為二十萬人的俄國軍隊死死地牽制在波蘭。俄國軍隊假如向克里木進軍，就會決定那裡的局勢，不過，奧地利邊界上的軍事安排看來不允許它這樣做。那時候已經有一些外交家把在奧地利庇護下恢復波蘭國家列入自己的綱領。這兩支軍隊互相對峙，這樣普魯就可以透過支援其中的一方而使其佔上風。英國對我國海岸可能進行封鎖的危害，不會比幾年以前我們遭到丹麥不止一次的同樣全面的封鎖所造成的危害更大，而且如果我們和德國能獲得獨立，解除奧地利•法國同盟的壓迫和威脅以及對位於兩國之間的中等邦國的暴力侵犯，那麼我們就會得到補償。克裡木戰爭期間，符騰堡的年邁國王威廉在斯圖加特一次親密的爐邊談話中告訴我：“我們這些南德意志邦國不能同時既和奧地利又和法國交惡，我們距離斯特拉斯堡太近，這是法國出擊的大門， 而在柏林對我們的援助到達之前，我們可能已被從西面來的人所佔領。符騰堡會遭到襲擊，而且我如果真心誠意地轉入普魯士陣營，那麼我那遭受敵人壓迫的臣民的呼救聲也會把我召喚回去的；符騰堡的襯衫比邦聯的外套更貼我的身””。這位年邁的謹慎的君主一席話中流露的不無根據的失望心情，邦聯中其他各邦或多或少的憤懣情感只有達姆施塔特除外，因為馮•達爾維克• 克霍恩先生牢牢地依靠法國，這些情緒都是可以改變的，只要普魯士在上西里西亞的堅決態度證明，如果我們果斷地利用他們岌岌可危的被剝奪一空的處境，則奧地利和法國當時都不能夠對我們進行強有力的反抗。 我向國王陳述了我對局勢和所能採取的種種措施，我這種具有說服力的意見使他不無感觸。他和悅地微笑著用柏林方言說：“親愛的，這一切都很美妙，但是要我付的代價太高了。能來 - 87 - 71
72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取這種暴力行動的，只能是像拿破崙那樣的人，我可不行。” （二在班貝格“舉行會議的德意志中等邦國”猶豫不決地加人4月 20日條約，布奧爾伯爵製造戰爭狀態的努力由於俄國軍隊撤離瓦拉幾亞和摩爾達維亞”而化為泡影，他揹著普魯士向西方大國”提議並於12月2日與之簽訂的同盟，維也納會議的四項條款”，以及直到 1856年3月30日巴黎和約”的事態進一步發展過程—這些事情，濟貝爾都已根據檔案資料予以描述過。我對這些問題的正式態度也在《邦聯議會中的普魯士》一書中加以闡明瞭。關於內閣中所發生的一切，關於在不同階段決定著國王行動的種種設想和勢力，我都從馮•格爾拉赫將軍那裡有所聽聞，下面我抄錄一些比較有意思的段落。從1855年秋天起，我們就為這種信函制定了一種類似密碼的東西，用我們熟悉的村莊名稱代表國家，用莎士比亞作品中的主人公代表人物，這不無幽默之感吧。 柏林，1854年4月24日弗拉•狄阿沃洛（曼託伊費爾）和（炮兵總監）“海斯簽訂了一項協議，對這種協議我只能稱之為敗仗。我的軍事上的所有估計，您那些斷然指出如果沒有我們奧地利就不敢同西方（即西方強國）簽訂一定的協議的信件，都無補於事。 人由於害怕而變得膽小起來，所以我不能不同意弗•狄•的見解：奧地利可能因為恐懼而冒險跳到西方一邊去，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 88-
第五章週報黨。克里木戰爭但是無論如何，這個協議是一個既成事實，現在必須像在打過一場敗仗之後那樣，集合四散的力量，以便再次與敵人對壘。必須指出，協議中的一切都是以雙方的一致同意為依據。然而正因為如此，當前的和十分惡劣的後果是：只要我們作出我們認為是正確的解釋，就有人指責我們口是心非、背信棄義。首先我們對此不應該予以理睬，隨即要在發生爭執之前就對此有所預料，並且在維也納和法蘭克福要趕快拿出我們對條約的解釋。因為目前的情況是，強有力的、勇敢的外交大臣的手腳尚未受到束縛。我們在彼得堡獨立自主地採取了一切必要措施，因而能保持前後一貫並始終達到一致，透過這一方式有助於相互關係和條約中所缺乏的一切東西。對佈德貝格和胡•馮•明（斯特）①伯爵我已盡力加以撫慰；尼布林在這方面十分活躍和熱心，舉止總是很靈巧和卓越。可是修補窟窿是無濟於事的，歸根到底總是件費力不討好的工作。包括我們的君主在內的人的本性就是這樣：如果他和一個僕人 -起打中了一頭牡山羊，甚至一頭牝鹿，他就會把這個僕人看成是最親近的，而對那些明白事理的忠實朋友卻十分怠慢。眼下我的處境就是這樣，不值得羨••• 無憂官，1854年7月1日 …•情況再次混亂到了可怕的程度，不過又一次成為這樣：如果一切順利，還可能有一個好的結局⋯⋯如果我們不能夠儘可能長久地控制住奧地利“，那麼我們就要承擔嚴重 ① 普魯士駐俄國官廷的武官。—德文字注 - 8973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的罪責：使成為萊茵聯邦的開端和把法國的勢力一直帶到柏林大門口的三位一體“復活。現在班貝格分子“試圖在俄國的庇護下作為三位-體組織起來，他們十分明白，改換一個庇護者是容易的事，尤其如此的是，假如英國不趕快睜開眼晴，看不到戰爭以及同法國結盟是糊塗透頂，那麼整個曲子的尾聲就會是法俄同盟⋯•• 無憂官，1854年7月22日 ⋯•••對於德意志外交來說，既然現在如此廣泛地以普魯士為出發點，於是就展現出了輝煌的用武之地；因為，令人遺憾的是，普羅克施為他的皇帝大吹軍號，看來不是沒有道理的。 維也納的訊息毫不特殊，儘管我不否認，到最後時刻布奧爾和皇帝會分道揚鑣……現在可能犯的最大錯誤就是不利用巴伐利亞、符騰堡、薩克森和漢諾威的我還不完全理解的反對法國的激情，任其消失。只要奧地利的立場一明朗，就是說，只要它明確地對西方強國表示好感，我們就應當和德意志諸邦開展最活躍的談判，應當締結一個各邦君主同盟，不過這種同盟完全不同於弗里德里希二世“時所締結的同盟，並且要更為現固⋯⋯• 夏洛滕堡，1854年8月9日 ••⋯弗（拉）•狄（阿沃洛）直到現在十分理智，不過正如您所知道的，不可以信賴。我認為，您應該向兩方面為走上正確道路發揮作用。首先，您把正確的政策儘量向您的朋友普（羅克施）解釋清楚，並使他理解，現在激勵奧地利同俄國作戰的任何藉口都已消失，然後，您應該向德意志各 - 90-
第五章週報黨。克里木戰爭邦指出他們應走之路⋯特別不幸的是，（弗里德里希• 威廉 74 國王）在慕尼黑的逗留又刺激起某些地方的德意志崇拜狂。 幻想建立一支以他為首的德意志後備軍，這真是一種昏亂思想，對政治會產生不良影響。路易十四曾說過：“朕即國家。”陛下則更有理由說：“朕即德國。” 路．馮．格下面是內閣顧問尼布林給我的信件，它進一步說明了官中的情緒。 普特布斯，1854年8月22日 …⋯我確實沒有忽視一些善良的意圖，即使這些意圖我認為用的不是（正確的）地方，執行的也不正確，我甚至也不否認維護自己利益的權利，哪怕這種利益是同我必定認為是正確的東西背道而馳的。但是我要求真實和真誠，觖乏這些品質就會使我絕望。我並不譴責我們的政策鋏乏對外的真實性，但是這種政策應受譴責的是對待我們自己的不真實。 如果我們維護了這方面的真正動機，而不是故作姿態，說什麼我們政策中的某些條款始終是根據政策本身正確的基本思想產生的，那麼我們的處境就會大不相同，就能抑制許多事情。我們在英法艦隊來到達達尼爾海峽”後繼續參加維也納會議，現在最終在彼得堡支援西方強國和奧地利提出的要求，這一切的真實原因就是一種幼稚的恐懼，怕“被從 concert europeen（歐洲音樂會）”中趕出來”，怕“失掉作為強國 - 91-
75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的地位”。這是些可以想到的最為愚蠢的見解：在兩個強國同第三國進行戰爭的時候，奢談歐洲音樂會就無異於一塊毫無生氣的死鐵；我們具有強國地位確乎不是由於倫敦、巴黎和維也納的善意，而是應當歸功於我們的利劍。除此之外，各處都流露出一種反對俄國的情感，我完全理解，而且也有同感，但是現在要想不給自己造成麻煩，就不能縱容這種情感。 一個人如果對自己都不真實，他就不會光明磊落。我們生活和行事雖然還並不似維也納那樣昏聵，在那裡人們像個貪睡的醉漢，一舉一動彷彿他們已經對俄國宣了戰似的。可是人們怎麼（能夠）①D在保持中立、充當和平調解人的同時，又推薦類似海上強國提出的建議”呢，這是我這簡單的頭腦無法理解的。 下面的摘錄又是引自馮•格爾拉赫的書信。 無憂官，1854年10月13日 ……我讀過全部材料並盡力進行比較和衡量之後，覺得十分可能的是，奧地利會得到不少於所要求的三分之二的票數”。漢諾威在演假戲，不倫瑞克親西方強國，圖林根人也一樣，巴伐利亞兩者兼備，國王陛下則像一根蘆莘那樣搖擺不定。甚至關於博伊斯特也正在流傳著各種可疑的訊息。加之維也納看來已決定進行戰爭。很明顯，武裝起來進行等待這種立場是不能持久的，從財政上說是不行的，而且返回比 ① 括弧申的文字為原稿所沒有的。—德文字注 - 92-
第五章週報覺。克里木戰爭前進更加危險。事實上返回也不容易，我也看不出皇帝的這種決心從何而來。初看起來，奧地利似乎要比普魯士更加容易（接受）①西方強國的革命計劃，例如復興波蘭，毫無顧忌地對待俄國，等等，可是從另一方面看，不容懷疑的是， 法國和英國既可以在匈牙利，又可以在義大利”給奧地利， 而不是給我們製造困難。皇帝被他的警察所控制——這意味著什麼，我最近幾年才明白—皇帝聽信謊言，竟以為似乎俄國在唆使科蘇特等等。他也就因此而心安理得了。警察作不到的事情由教皇權力至上論“和反對正統教會及反對信奉新教的普魯士的勇氣完成了。因此現在已經有人在談論奧地利大公“治下的波蘭王國⋯⋯從這一切中應該得到什麼結論？結論是必須常備不懈，以防變生不測，甚至必須準備對與奧地利結成同盟的西方強國進行戰爭，結論是不能信賴德意志各邦君主，等等。但願上帝保佑，我們不被視為軟弱，但是老實說，我並不特別信賴我們的命運的操縱者。所以我們必須緊密團結起來。1850年拉多維茨曾積極地把我們引導到的境地，也正是如今布奧爾消極地從彼處造成的境地•. （無憂官）1854年11月15日 ……至於奧地利，透過最近的談判我終於弄清楚了那裡 ① 括弧中的文字為原稿所沒有的。—德文字注 * 格爾拉赫指的可能是歐姆和漢特格，以及由富於想像和被高價收買的奧地利人陶芳瑙從倫敦發出的關於德國流亡者有危險圖謀的報告。國王必定對這一報道的可靠性有所懷疑，他透過自己的內閣直接委託本生公使向英國警察局詢問，警察局回覆說，在倫教的德國流亡者正在為衣食而奔波，沒有工夫思考謀刺。 - 9376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的政策”。一個人到了我這種年紀，他的思慮是遲鈍的。奧地利的政策（這是說基本上）不是教皇權力至上論性質的， 雖然正如陛下所斷定，他們在必要時還需要教皇權力至上論；奧地利也沒有在東方的宏偉的征服計劃，雖然它也曾乘機在那裡有所收穫；他們也不想要德意志皇冠。這一切都高不可攀，只不過有時當作達到目的的小手段加以利用而已。 奧地利的政策是一種膽小怕事的政策，根據就在於：義大利和匈牙利的形勢內外交困，本國的財政處於困境，法制遭到破壞，畏懼波拿巴，擔心俄國報復，甚至也怕普魯士，懷疑普魯士居心叵測，其實何人曾有過這種想法；所有這一切都成了對這種政策的虛偽的辯護理由。美延多爾夫說：“我的內兄布（奧爾）是個政治上的膽小鬼。他害怕一切戰爭，但是害怕同法國的戰爭更甚於害怕同俄國的戰爭。”這個判斷是完全正確的，正是這種恐懼規定了奧地利⋯⋯ 我認為，如果考慮到處境孤立總是危險的，而國內的形勢特點又說明如果使其尖銳化也很危險，因為不論弗（拉）•狄（阿沃洛）還是“⋯⋯都不可靠，那麼在我看來，只要有可能就追隨奧地利倒是個聰明辦法。但是與法國結成任何聯盟的做法都會使這一可能性化為烏有。這種聯盥，我們不論從道德上、從財政上還是從軍事上都不能忍受。對我們來說，這就會是死亡，我們就會喪失我們藉以生存的1813—1815年的榮譽“ °，我們就將會把堡壘讓給有理由不相信我們的同盟者，我們還得養活他們。波拿巴這位七百萬人的當選人”，就會很快找到一位具有像他自己那種法律稱號的波蘭國王，人們還可以這位國王易如反掌地想得到 - 94-
第五章週報黨。克里木戰爭多少選民就能得到多少選民。 波茨坦，1855年1月4日 ……我相信，如果您在此地，我們是會一致的，即使不是在原則上，那也會在實踐方面取得一致，因為我信奉聖經中的話，人們不可作惡，惡不會變成善，作惡者應墮地獄”。向波拿巴、向自由主義討好就是作惡，而且依我看來在現成條件下也不明智。您忘記了（一種凡是離開這裡片刻的人都要犯的過失）那些起決定作用的人士。您怎麼可以和一個完全沒有原則、不可信賴、不由自主地被引入歧途的大臣，和一個至少可以說是不可捉摸的奇特君主玩弄那種迂迴的手腕呢？請您考慮，弗（拉）•狄（阿沃洛）基本上是一個波拿巴分子3，請您想一想他在政變時的所作所為，以及對克韋爾檔案的庇護。如果您還想知道點新東西，那麼我可以告訴您，現在他在致威爾特爾（那時駐彼得堡公使）的信中竟胡說什麼誰如果想利用俄國，就得參加12月2日條約”，以便在會談中享有發言權⋯⋯ 如果維也納的會談有一種可能指望獲得成功的轉機，那麼別人就會接近我們，就不會忽視我們的三十萬軍隊。但是現在這已經不可能了，因為我們總是心懷兩意”，而且有時竟至心懷三意，結果弄得誰也不信任我們，誰也不害怕我們了。 我殿切地希望，您能到這裡來，哪怕逗留幾天也好，以便商定我們的方針。我憑個人的經驗知道，有人只要稍長時間不在這裡，便會多麼迅速地墮入五里霧中。正是由於我們的環境具有個人的性質，所以書信是很難將這種環境說清楚 - 9577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的，特別是如果還有些無原則的、不可靠的傢伙從中搗鬼的話。每當陛下與弗（拉）•狄（阿沃洛）私下密談時，我總會感到悽愴不悅；因為如果國王在上帝和自己的良心面前確信他的事業，那麼他不僅對我、而且對許多人都要比對弗•狄更為開誠佈公。可是那種密計的作風只能一方面造成軟弱和欺詐，另一方面造成罕見的奴顏婢膝這樣一些習俗，這種情況通常只能為世界帶來嚴重的不幸。 78 柏林，1855年1月23日 ……使我感到特別沮喪的是，波拿巴主義的廣泛流傳， 以及人們以冷漠和輕率的態度來看待即將來臨的最大危險。 此公“意欲何為，這難道如此難以識破？……而這裡的情況又是如何呢？國王是不會做錯事的。國王我就不去說了。 弗•狄是個完全的波拿巴分子⋯倫敦的本生和烏澤多姆不是普魯士人。巴黎的哈茨費爾特娶了一個信奉波拿巴主義的老婆，真使他洗心革面了，連他的妹夫也認為，老的波拿巴“和今天的波拿巴相比，只能算作一頭驢子。這種情況將來會如何呢？能否因為國王有這麼一批臣僕而譴責國王呢？ 更不用說那些非正式的顧問了⋯⋯ 曼託伊費爾對待積極而進取的反奧地利政策的可以期望的贊許還不如國王。在兩個人單獨地討論這個問題時，我當時的上司給我的印象是，我對布奧爾•普羅克施政策中對待我們那種輕藐和有害的態度表示了我作為普魯士人的憤怒。對此，他似乎是贊同的。但是，一旦形勢要求採取行動時，一旦必須根據反奧地利 - 96-
第五章週報黨。克里木戰爭的方針採取有效的外交步驟或者哪怕是隻要求保持與俄國的關係而對這個迄今一直友好的鄰居不採取直接敵對的行動時，問題就尖銳化了，通常導致國王與首相之間的內閣危機。國王有時威脅說要用我或用阿爾文斯累本伯爵來取代首相。有一次，1854年冬天，竟然用貝特曼•霍爾維克集團的阿爾貝特•普爾塔勒斯伯爵來威脅他，雖然這位伯爵的外交政策觀點與我的觀點直接對立， 與阿爾文斯累本伯爵的觀點也格格不入。 危機總是以國王同大臣重新合作而告終。在大臣職位的三個候選人中，阿爾文斯累本伯爵近乎公開宣稱，在這個君王手下不再謀求任何官職。國王想派我到埃爾克斯勒本”去找他。我勸阻不要這樣做，因為不久以前阿爾文斯累本在法蘭克福已經再次對我怨恨地重複過上述宣告。後來我們又見面時，他的不滿已經消除，表示願意同意陛下的提議，還希望在這種情況下我和他一起進入內閣。不過，國王卻再未和我談起阿爾文斯累本，大概是因為在我訪問巴黎（1855年8月）之後宮裡（特別是王后陛下）對我有些冷淡的緣故。普爾塔勒斯伯爵由於富於家財，使國王覺得“不馴服〞44。國王的看法是，貧困和依靠薪俸生活的大臣們會比較聽話。我自己在這位君王治下則儘可能地避免負責的職位，並盡力使他和曼託伊費爾和解，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我才到曼託伊費爾的莊園（德蘭斯多夫）去拜訪他”。 （三） ^' 在這種形勢下，週報黨“（人們也這麼稱呼他們）耍了一套雙重戲法。我記得，這些大人先生們當時交換過大量的備忘錄， -9779
80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有時還向我介紹其內容，希望將我拉向他們一邊。備忘錄中提出了作為歐洲先鋒戰士的普魯士應該追求的目標，這就是：肢解俄國，把包括彼得堡在內的東海沿海地區的各省”劃歸普魯士和瑞典，肢解波蘭共和國在其版圖最廣大時的全部疆域，剩餘部分瓜分給大俄羅斯和小俄羅斯，儘管在波蘭共和國版圖最大時小俄羅斯的大部分地區曾經屬於波蘭。為了給這樣一種綱領進行辯護，被偏愛地援引的是馮•哈克斯特豪森•阿本堡男爵®的理論（《關於俄國內部狀況、人民生活、特別是農村機構的研究》），因為他的著作指出，這三個地區連同其互為補充的產品就必然保證一億俄國人—如果他們保持聯合—一在歐洲享有優勢的地位。 根據這一理論，得出了培植同英國結成天然同盟的必要性的結論，同時還隱約指出，如果普魯士用自己的軍隊幫助英國反對俄國，那麼英國就會鼓勵當時被稱作“哥達政策”4的普魯士政策。可以有把握地預言的、由威廉國王后來用軍隊在戰場上爭得的德國狀況的形成必須有這樣一些助力：在所謂的英國國民輿論的協助之下，時而同對國王和普魯士親王進行多餘的教訓的阿爾貝特親王結盟，時而同帕麥斯頓勳爵結盟，此人在1851年11月同一個城郊激進代表團談話時稱英國是爭取自由的一切人民的明智助手”，後來又使人寫傳單抨擊阿爾貝特親王是一切要求解放者的最危險的敵人。一個問題是，帕麥斯頓或者其他某位英國大臣是否願意和哥達派的自由主義、和普魯士官廷裡的反對黨齊心協力地把歐洲推入一場力量懸殊的搏鬥中去，並且把英國的利益作為犧牲奉獻在德國統一的祭壇上。另一個問題是，在沒有其他大陸國家支援的情況下，僅僅憑藉以科堡精神為指南的普魯士政策，英國能否這樣做——對於諸如此類的問題沒有人感到有必要 - 98-
第五章週報黨。克里木戰爭去加以深思熟慮，而認最沒有必要的人就是這類實驗的擁護者。當時官廷內暗中親西方強國的政策像一座搖搖欲墜的大廈， 其一切裂縫皆被花言巧語和為了黨派利益而贊同一切愚蠢的打算所掩蓋。玩弄這種幼稚的烏托邦遊戲的無疑是貝特曼•霍爾維克黨內那些裝扮成政治家的聰明才子們。他們認為，在未來的歐洲，有可能把六千萬大俄羅斯人看作是廢物”。他們認為，似乎可以隨意虐待這一民族，而不致因此就會把他們變成普魯士的任何未來敵人的可靠同盟軍和不致迫使普魯士在任何對法戰爭中要在後方防備波蘭，因為如果不瓦解普魯士的現狀，在普魯士各省、在波茲南、甚至在西里西亞，就不可能找到使波蘭滿意的解決辦法。當時，這些政治家不僅自認聰明，而且自由派的報刊也這樣稱頌他們。 在普魯士週報的成就中，我仍記得的有一份備忘錄，據稱這是尼古拉皇帝時期彼得堡外交部為指示王位繼承人而制定的，在該備忘錄中，把體現在來歷不明的、大概於 1810年①在巴黎產生的彼得大帝遺囑”中的俄國政策要點應用於當前，並且使人看來俄國正忙於從事反對世界各國的顛覆活動，以便謀求世界霸權。後來有人告訴我，交給外國報界，亦即英國報界的這部精心推敲之作，是由康斯坦丁•弗蘭茨提供的。 當哥爾茨和他的那些柏林志同道合者相當巧妙地幹著他們的事情的時候（上面提到的文章可以作為佐證），駐倫敦公使本生卻掉以輕心，於1854年4月向曼託伊費爾寄出了一份冗長的備忘錄，要求復興波蘭，把奧地利版圖擴大到克里木，提埃內斯特一 ① 準確地說是1812年，大概是拿破崙第一所策動。—德文字注 -99-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系”的人為薩克森國王，等等；備忘錄中還建議普魯士協同實現這項綱領。同時本生還向柏林報告說，如果普魯士願意向西方強國靠攏，英國政府將同意由普魯士取得易北河各公國“，他還在倫敦表示，普魯士政府在獲得所指出的報酬的條件下，是會同意這樣做的。本生髮表這兩項宣告並未得到任何人的授權。所以，雖然國王對本生很寵愛，但當他得知此事時，他也覺得事情做得太過分。於是便透過曼託伊費爾命令他長期休假，然後轉為退職。在本生家族出版的本生傳記中，他的備忘錄刪去了幾處最令人不快的地方，不過刪節處沒有標出而已，而那些導致休假的正式信件則被複述得帶有偏祖色彩。在1882年才在報刊上公佈的阿爾貝特親王致馮•施托克馬爾男爵的信中，“本生的垮臺”是用俄國的陰謀來解釋的，並對國王的所作所為也做了輕蔑的評價。此信促成了備忘錄全文的公佈，並且對事實真相做了雖然是謹慎的，但卻是證據確鑿的說明。（《德意志評論》，1882年，第152頁。） 沒有人把宰割俄國的計劃告知普魯士親王。究竟怎樣才使這位在1848年之前還僅僅是在尊重和服從兄長的限度內對國王的自由主義政策和民族政策表示疑慮的親王轉變為贊成反對俄國，又是如何才使他對政府政策採取相當積極的反對態度，這個問題我是從他在一次危機期間同我的談話中才得出真相的；在危機期間，國王召我前往柏林，要我支援他反對曼託伊費爾。我到達柏林後，立即受命去見親王，親王此時則因受周圍人士的影響而處於情緒激動狀態中，他希望我去勸說國王反俄國親西方列強。他對我說：“在這裡您可以看到兩個互相鬥爭的流派，一個以曼託伊費爾為代表，另一個對俄國抱友好態度的以格爾拉赫和駐彼得堡的明斯特伯爵為代表。您才來這裡，是位新人，國王召見您，是 - 100-
第五章週報黨。克里木戰爭讓您當個仲裁人。因此您的意見會起決定性作用，我懇求您，請您在談話時不僅要考慮到歐洲局勢的要求，也要考慮到對俄國友誼的真正利益的要求。俄國招致整個歐洲與自己為敵，最終要被戰勝的。”—“全部華麗的軍隊”，—在俄國於塞瓦斯托波爾城下的戰鬥失利之後常有人這樣說—“我們所有在那裡犧牲的朋友”，—他列舉了幾個名字——“如果我們以正確的方式介人並迫使俄國簽訂和約的話，如今還會活在人間。”“他又指出，結局一定是，我們的老朋友和老盟友俄國將被消滅，或者被嚴重削弱。天意賦予我們的任務就是強行恢復和平，即使違背朋友的意願也要挽救朋友。 哥爾茨、阿爾貝特•普爾塔勒斯和烏澤多姆差不多是以親玉可以接受的方式，根據他們旨在推翻曼託伊費爾的政策，使普魯士擔任反俄的角色，在這裡親王妃對俄國的反感幫助了他們。 為了使親王擺脫這種思路，我向他說明，我們絕對沒有自身的理由同俄國作戰，在東方問題上我們也沒有任何利益能為對俄戰爭或者即使只是犧牲與俄國的長期友好關係作出辯解，恰恰相反，任何獲勝的反俄戰爭在作為鄰國的我們參與之下，都不僅會因為我們沒有正當的作戰理由而引起俄國的長時期的復仇感情， 而且同時也會在我們面前提出十分棘手的任務，這就是要以普魯土勉強可以忍受的方式來解決波蘭問題。既然我們的切身利益不是要求而是反對與俄國決裂，那麼如果我們沒有受到挑釁就去進攻我們迄今的朋友和永久的鄰居，那就是因為懼怕法國或者是為了向英國和奧地利獻殷勤了。我們將會扮演在英國的保護下有義務為英國進行歷次戰爭的印度的陪臣諸侯的角色，或扮演出發參與1812年戰爭”的約克團的角色—當時我們對法國的恐懼雖然 - 10182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情有可原，卻強使我們變成了它的俯首帖耳的盟友。 我的話刺傷了親王，他憤怒得紅著臉打斷了我的話說：“這裡根本談不到什麼陪臣和恐懼。”不過他並未中斷談話。誰如果得到他的信任和賞識，誰對他說話就可以肝膽相照，措辭激烈也無妨。我明白，我未能動搖親王在家族、英國和貝特曼•霍爾維克的影響下所形成的堅定信念。貝特曼• 霍爾維克黨對他的影響， 我或許可能加以克服；但對於親王妃的影響，我則無能為力。 在克里木戰爭期間，如果我的記憶是正確的，正是這一戰爭之故，長期盜竊電報的行徑才為世人所知。幾年以前，一個窮困潦倒的警察密探①施展了他的狡猾伎倆：在布勒松伯爵擔任法國駐柏林公使期間，一天黑夜他遊過施普累河，潛人在莫阿位元的伯爵別墅，抄錄了他的檔案。現在他又受到曼託伊費爾大臣的指派，要透過一些被收買的僕役把資料夾弄到手，資料夾裡面放著收到的電報以及國王、格爾拉赫和尼布林之間有關電報的往來書信，並且要將檔案的內容作成複製本。他得到了曼託伊費爾的普魯士式吝嗇的報酬後，便找尋機會進一步設法出售他費力弄到的東西，他透過另一個密探哈森克魯格的介紹，先在法國公使穆斯蒂埃、後在其他人那裡找到了這種機會。 在這個密探的主顧之中，也有瞥察總監”馮•辛凱爾迪。有一天，他拿著一封信的抄本來見馮•格爾拉赫將軍，在這封信裡將軍曾向某人，可能是尼布林寫道：“現在國王和一批顯貴正在施托爾岑費爾斯，去到那裡的有某某、某某、其中有辛凱爾迪。聖經上說：屍之所在，群鷹集焉”，現在可以說：鷹之所在，腐戶集鐵辛（Techen）。 —德文字注 - 102-
第五章週報黨。克里木戰爭焉。”辛凱爾迪請將軍解釋一下含義，當將軍問他如何得到這封信時，他回答道：“這封信花了我三十塔勒爾。”格爾拉赫說：“真太浪費啦！給我三十塔勒爾，我可以給您寫十封這樣的信！” （囧） 我對於普魯士參加巴黎和平談判所發表的正式意見，可以用我給格爾拉赫的下列信件加以補充。 法蘭克福，1856年2月11日我一直希望，我們會採取比較堅定的立場，直到他們決定邀請我們參加會議，即使得不到邀請，我們也不要從這一立場上後退。依我之見，這是促使他們邀請我們參加的唯一辦法。可是根據我昨天得到的指示，我們準備立即多少帶有保留地同意那種規定我們和邦聯”有義務支援初步協議的措辭。如果西方強國和奧地利只在初步協議草案上籤了字之後才從我們那裡達到了這個目的，那麼在會議上為什麼還要為我們操心呢？人們更願意趁我們不在場的時候，根據需要和意願利用我們和邦聯中的其他中等邦國在邦聯中所表示的附著力，並且深信，只要提出要求，我們無不屈從。對這夥人，我們真是太善良了。我不應該批評國王陛下和我的主管人員的決定，因為決定已經透過（2月12日）；可是我總是身不由己地會對此進行批評。在接到表示退卻訊號的這一指示後，我有一天一夜不斷髮作嘔吐，而且一刻也沒有停止過低燒。我發現只有回憶起1848年春天我才處於類似的身心狀 - 103 -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況；我對形勢越是清楚，就越難找到可以樹立我的普魯士人榮譽感的東西。在八天以前，我以為一切都已確定不移了， 我自己還曾請求曼託伊費爾讓奧地利在我們可以接受的兩項建議中加以選擇，卻做夢也沒有想到布奧爾伯爵會把兩者都否定掉，甚至還要規定我們對他的建議應該如何作復。我曾經希望，不管我們的回答最後如何，在我們保證參加會議以前，我們決不能任人擺佈。然而我們眼下的處境又如何呢？ 奧地利在兩年之內四次玩弄把戲，要我們退出我們的全部陣地，我們稍作抗拒之後就讓出一半或差不多一半。現在涉及的已是普魯士還可勉強立足的最後一平方英尺陣地了。奧地利因為取得成就而趾高氣揚，現在不僅要求我們（我們還自稱是強國並要求二元政體的平等權利）把這最後剩餘的獨立地位也為它犧牲掉，甚至還指令我們應該使用什麼樣的詞旬來放棄權利，而且粗暴地以小時計來催逼我們，拒絕給予我們任何可以當作治療創傷的補償。在普魯士和德國應當釋出的宣告中，我們不敢堅決要求做一點修改。普福爾滕正在與奧地利商談事務，因為他認為，事先就可以指望普魯士同意，只要巴伐利亞說了話，那對普魯士來說就是已決事件。 最近兩年，至少是在開始時，我們曾在類似的情況下向德意志各個官廷提出一項普魯士的綱領，但是在我們同奧地利達成協議以前，它們之中沒一個作出決定。現在巴伐利亞正在和維也納達成協議，而我們則同達姆施塔特和奧爾登堡湊成了雜亂的一夥。這樣一來，人家那時向我們索取什麼，我們便得交出最後的東西。而他們一旦把邦聯議會決議連同普魯士的表決票裝入了口袋，那麼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到布奧爾怎 - 104
第五章週報黨。克里木戰爭樣地聳聳肩膀表示惋惜說，沒有辦法克服西方強國反對我們參加會議的抵抗。根據我的理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不能指望得到俄國的支援，因為當我們為了得到一張參加會議的入場券而必須犧牲我們政策的最後一點殘餘時所必然感到的不滿情緒，正中俄國人的下懷。除此之外，俄國人顯然擔心我們作為“調解者”會去支援他們的敵人的政策，這種擔心勝過指望我們在會議上給他們什麼支援。布隆諾夫雖然在外交上老奸巨猾，但我和他的談話以及我見到的彼得堡信件，毫無疑問都證實了這一點。 我們爭取參加會議的唯一手段，現在和將來都是保留我們關於奧地利提案的宣告。如果人家已經把邦聯議會決議連帶我們都裝在口袋裡，那麼人家何必還在會議上同普魯士爭吵呢？如果我們不在那裡，奧地利當然懂得如何解釋決議。 從奧地利政府報刊和菜希貝克的舉動便可以看出，奧地利現在已經把奧地利•巴伐利亞草案中微不足道的保留嚴格限制在第五款’裡了。對交戰國將要提出的特別條件，我們和邦聯都可以進行自由判斷，但對奧地利提出的條件則不行，至於對四點條款的解釋，則有一種假定：認為普魯士和德國早已同意了作為代表它們的保護國奧地利的觀點。這一假定得到了證實，因為我們以前因此而要求的保留條款已被巴伐利亞和奧地利否決了，於是我們只好罷休。 我們一定要把這一整套計劃打亂，在我們認為時機到來 * “根據歐洲的利益，參戰列強保留屬於它們的權利，可以提出四點條款之外的特別條件。” - 10585
86 思考與回憶（第一卷） 之前，我們就決不表態。只要他們還需要我們並爭取我們， 我們就採取這一態度。這裡未必有人會採用多數票表決的辦法來壓我們，就連薩克森和巴伐利亞採取的立場也只是因為“假定”我們同意了奧地利的提案；他們已經習慣於我們終究會讓步這種常例，所以他們作出這種推測。但是如果我們有勇氣堅持自己的意見，別人就會認為在解決德國政治問題時需要費心等待普魯士的宣告。如果我們堅持要求推遲作出決議，並把這個想法向德國各官廷說明，那麼現在就會有相當多數的邦國站在我們這一邊，即使薩克森和巴伐利亞可能完全投靠布奧爾也罷，不過後來事情並非如此。 如果我們對此不願意冒險，我們就必須準備讓撒丁和土耳其在巴黎就邦聯透過的兩點提案自主地討論保護德國利益問題，在此期間是奧地利在代替我們處理一切。我們甚至還不配充當奧地利的頭等跟班，因為布奧爾伯爵在為德國執行假定的全權使命時寧可聽取普福爾滕和博伊斯特的意見，而不理睬他個人所痛恨的曼託伊費爾，一旦他爭取到薩克森和巴伐利亞，那麼他在邦聯議會決議之後就將比決議之前更少地顧及普魯士的反對了。 但願這種可能出現的情況不再出現，我們寧願以歐洲大國的身份直接同法國和英國談判我們參加會議的問題，而不是像一個未成年的人那樣要在奧地利的監護下才能做這種事，也不是為了在會議上僅僅成為布奧爾箭匣中的一支箭， 難道我們不該這樣做嗎？… • 馮•俾 - 106-